2010年9月27日星期一

开放式威权政权:在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里生存和兴盛之道

核心提示当前的国际体系特别有利于威权国家的一种亚型,即开放式威权政权的生存和相对成功


原文:Op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作者:Naazneen H. Barma, Ely Ratner, and Regine A. Spector
来源:Georgetown大学民主与公民社会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所办的《民主与社会》(Democracy &Society)2009年春季刊
翻译:@Freeman7777
校对:@jiangge09、@hsinwang

对于项目的描述

西方的传统之见和学术看法认为,威权政权在其自身内就已经埋下使其走向不可避免的毁灭的种子,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威权政权在适当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变成民主国家。经验上来讲, 过去三十年来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以及近年来东欧和欧亚大陆国家政权更迭的浪潮激化了这些想法,并鼓舞产生了一批庞大和杰出的民主转型研究文献。 1 学者们已经揭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孕育的转型肇因,产生了各式各样强调国内社会经济危机以及开发和利用了这些开端的精英和大众层面行为者的策略性行为的解释。

然而,几十年来,一系列现代威权国家已经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与此同时却限制了政治自由,这也是一个实证上的事实。 2 许多观察家以现代化理论的目的论为基础,并且以诸如南韩和台湾的发展历程作为例子,指出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将不出所料地导致民主转型;唯一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转型多快才会到来。在本项目中,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相反看法,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之交的背景下,一种具有特定特征的威权政权的亚型——我们称之为“开放式威权政权”(“open authoritarian regimes”)——似乎在无限期地延续统治。这些政权透过各种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版本给他们的国民带来了经济成功,并且擅长于以使它们能从全球连接中受益的方式接入到国际体系里,同时却保留了对国内权力的控制。正是由于它们对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保持开放姿态,才使其威权模式得以维持。 3

在本项目中,我们将这种新类型的政权概念化,解释了它们成功背后的机制,并为这种观点的可信性证明提供了实证性证据。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开放式威权政权已经能够能够在民主化缺位的情况下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因为它们融入国际体系的特定方式在使它们在取得成功的同时能够避免国内政治改革的压力 。 4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宣称今日的开放式威权政权将永远不会民主化,而是要去凸显当前导致它们实现特殊的非民主均衡(non-democratic equilibrium)的全球性背景。这么做,我们不是要去关注这些政权所面临的潜在隐患,而是强调对这些威权政权仍然保有权力的原因和机制的理解。 5

通过清楚说明开放式威权政权以什么样的方式利用它们与国际体系的纽带作为一种强化它们在国内统治的手段,我们在文中声称,当前的国际体系特别有利于威权国家的一种亚型(即开放式威权政权)的生存和相对成功。它们能够享受整合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保持了相对封闭或非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体系。此外,通过促使其国际态势改变,开放式威权政权已经提高了精确应对学者假设会导致其下台的各类国内压力以及矛盾的能力。

我们的逻辑有两方面。首先,我们认为,成功的开放式威权政权越来越依靠其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来决定其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选择性的互连方式。这些政权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和降低贫困的记录已经使经历了整合到全球经济的考验。然而,从控制了石油供应的中亚和波斯湾的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 ,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亚洲制造业强国,都一直在事关如何精确连接方面谨慎以对,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护其竞争力的源泉。这些国家已经经由新重商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积累了物质财富,并在近期开始推动一种互补性的标准外交政策议程,强调不干涉内政并诉诸于全球体系里的不平等的认知。简而言之,开放式威权政权已经变得特别适应于获得国际连接的收益,同时回避自由主义的国际社会通常所要求的附加条款以及自由主义改革的代价。

其次,我们提出开放式威权政权越来越擅长透过一种社会政治跨越(sociopolitical leapfrogging)的策略去进行国内控制。跨越的概念往往一直被应用于各类技术;例如,发展中国家可以经由跳跃到手机技术向本国国民提供电话覆盖,从而绕开临时且昂贵的陆上线路。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制度性跨越的概念来理解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何赶上那些更为先进的、更为发达的国家。他检视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所采取的资本积累的策略,并发现后来才进入到工业化舞台的国家既能对先前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所采用的战略进行模仿又能进行创新。 6 以这种精神,对于开放式政权既模仿又在其基础上改善得更为成功的政策而言,我们认为开放式政权善于进行政策跨越,绕过那些较低效或失败的社会、经济和国内政治政策。开放式威权政府有时观察到了民主国家偶然性的政策试验,就从中精心挑选了最有前途的那些政策,并以一种渐进和可控的方式把它们应用到了本国。它们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军事方面,和民主国家一样也连接到了国际体系里,因而它们国家的精英越来越能够如民主国家的精英那般调适自身去应对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

我们把开放式的威权政权概念化为由于具有连接国际体系的特性,被策略性地置于对自身国际公共品的消费进行套利的国内政治体制。开放式威权政权从自由主义的世界拿到了一套成功的政策和理念,这些政策和理念已经透过民主国家的制衡被审核过了,而同一时间则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享有搭便车待遇。它们也已经处在创造具有替代性的治理模式以维持政权的最前沿。最为明显来讲,这些措施包括了:一个可持续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模式,许多人现在都承认其为“北京共识”,一种越来越专断的外交政策立场,该立场使国家主义和共有权利(communal rights)压倒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概念获得了优待;一系列旨在保护它们自身防止选举革命威胁的国内政策。 7 身怀二心的(Janus-faced)开放式威权国家通过结合社会政治跨越以及选择性互连方式,继续带来,并在必要时对其独一无二的国家—社会契约进行修改,使其自身的生存变得可能。 8 简而言之,作为一种面对世界其他地方采取双重态度的结果,开放式威权政权越来越能维持其自身:接入到国际经济去获得接入性的战利品,并阻绝了许多学者迄今仍假设会通过民主转型导致它们垮台的许多国际压力。

理论启示

开放式威权主义的概念在至少三个重要方面挑战了政治科学里的主要范式(paradigms)。首先,我们反对全球化和相互关联性的进程必然是均质化的。在一个正变平的世界里,经济一体化将导致政治和社会的规范化(normalization),这一观念在美国政治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在这里表达的见解认为,开放式威权政权正是利用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利用选择性的互连以及社会政治的跨越式策略——去保持其非民主的、非西方的倾向。我们认为,更多关注应该放到国际体系里开放式威权政权所偏好的连接的扩散上并要去检视那种连接内容和后果的变化。

其次,我们完全跳出了认为所有国家最终都会演变为民主国家目的论式的观念。这种支配性的规范性倾向体现在转型文献,以及政治科学家概念化“受到停滞的”转型或民主“倒退”的习惯里。在本项目里,我们假设非民主可以在一种稳定均衡状态中存在下去。本项目的挑战是要凸显透过什么机制国际环境可以支持那种均衡。

第三,我们的研究说明了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各国能够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与经济现代化(即便在政治上也许还有差距)。批评者不可避免将认为,从民主国家借鉴和调适而来的制度将最终发挥自由化的倾向,而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所做的连接也将在某一天改变这些政权。在界定开放式威权政权当前所处的均衡状态方面,我们相信已把举证责任转移给了另外一方。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启示

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感情上面临的极度痛苦的选择”(“gut-wrenching choices”)。我们论点的依据是,鉴于开放式威权政权当前所身处的国际环境,这些政权似乎是特别可持续的。由于我们包括在“开放式威权政权”标题下的许多国家——诸如中国、俄罗斯以及新加坡——正在国际政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大量严峻的问题。下面我们列出了三种相互联系的困境。

首先,美国需要去正式确定或澄清其在主权和国际干涉问题上的立场吗?美国在这个议题上面的虚伪是举世公认的。一方面,美国拒绝加入会划定其外交政策灵活性的国际条约(如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组织(如国际刑事法院)另一方面,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或当美国体认到自由主义的规范受到严重侵犯的时候,美国政府一直强烈捍卫其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权利。鉴于受到开放式威权政权公开拥护,造成了以绝对主权和不干涉政策为内涵的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兴起,这种虚伪变得更加明显和更加有害了。通过削弱多边倡议,它既破坏了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凝聚力,又提供给主张绝对主权观念的国家以动力去拒绝自由主义国家聚集在一起所进行的干涉。为了重新振兴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美国应怎样重新考虑自己对于主权的信条,是使用武力还是进行自由主义干涉?

其次,美国是否会继续在人权和个人自由的等级制中享有政治权利的特权?开放式独裁政权的经济成就,是其可持续性的关键——这些经济成就为它们自身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并为使潜在挑战者得到满意和笼络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发展中世界的各种政权,通过公开强调经济发展的首要性,已经减少了政治改革的呼声。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实现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自由派越来越难以争辩说,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是必要的,甚至是兼容的共生物。例如,美国愿意通过诸如宣称政治权利比经济发展与减少贫困的方式来拒绝这种对人权的重新定义吗?

最后,美国应该视政权类型为国际政治的明显特征吗?这种策略已经被提倡过了——以一个民主国家同盟的形式——是由一些自由派干涉主义的思想家提出来的,体现在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里, 9 更为近期的话则体现在参议员麦凯恩的总统竞选过程。他们的逻辑是,民主政体往往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意愿,因此将更加有效地管理全球性问题。把将会鼓舞一个反平衡联盟涌现的明显危险置于一边。本项目提出的论点则提醒,强大的非民主政权也许会令人吃惊地持续下去。从长远来说,如果全球政治中的主要参与者仍然是威权性质的,排除非民主政权,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还可以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那些问题——如气候变迁 ,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吗?可持续的开放式威权政权的概念如何重塑了我们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接触还是寻求孤立非民主国家的思考方式?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但是,它们理应在强大和可持续的开放式威权政权崛起的背景里进行严肃的考量。

作者简介:Naazneen H. Barma, Ely Ratner, 和 Regine A. Spector 都是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新时代外交政策项目的研究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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