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的校园杀戮和社会绝望感

原文:China’s School Killings and Social Despair - Room for Debate Blog - NYTimes.com
译文: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的校园杀戮和社会绝望感

发表时间:2010年5月13日
译者:@xiaomi2020
校对:@Freeman7777


China's 
schoolchildren
图:五月十三日,辽宁省沈阳市,一名保安在疏导孩子们走出学校 摄影:Mark 欧洲图片社
过去的两个月中,中国当局一直都在处理一系列针对乡村小学的恶性袭击事件。他们已经钳制新闻报导,说这是因为担心模仿式犯罪的增加,并呼吁加强校园安全。但是五月十二日,在陕西省又有一名男子闯进村小学,杀害了7名儿童和2名成人。这是三月以来第五起袭击,都是持小刀、切肉刀或其他工具的中年男子所为。在这些袭击中17人被杀,近100人受伤。

有些评论人士说这些袭击是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极端压力所带来的症状,是政府没能认识到的潜在危害。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这些袭击是否有更广泛的背景呢? 
  • 斯坦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
  • 范芝芬(C. Cindy F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副主任;
  • 杨国斌,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亚洲及中东文化系的副教授

这些袭击的政治意义

Xueguang Zhou
 周雪光是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 (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他目前在北京的一个“斯坦福在北京”交换项目中任教。 

这些校园袭击案的详情尚需梳理——无论这些校园袭击案是独立发生的,还是模仿犯罪;无论它们是由患有精神疾病者发动的,还是基于一些恶意动机而发生。有一件点很明确:这些案件反映了今日中国社会中广泛且快速兴起的社会焦虑感、挫败感和紧张态势。
这些案件给政府与各种社会群体之间脆弱的信任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在某一层面上,这样的紧张关系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在社会转型的规模还是在速度上,都是其悠久历史上所罕见的。

大规模且在很多情况下被迫的城市化是通过城市和乡村均在进行的移民、征地和居民搬迁实现的。需要警惕的社会不公现象正在成为赤裸裸的现实,每个人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都有体验。特别是大城市高涨的房价,许多年中都增长了3倍或4倍,这让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的街头漫步,你可以看到那些有着保安、电子出入卡以及人行道养护良好的高墙深院里的居住区,高墙把富裕人士与城市其他地带的喧嚣以及普罗大众区隔开来了。

但是一名新的大学毕业生,即使在大城市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在目前高涨的房价之下,在他或她的一生当中也很难期望有自己的家。这与改革初期年代的情况相比已经相距甚远,那时改革的政策,尤其是将土地归还给农民,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给大部分人带来了好处。

传统的基于家庭的社会支持以及邻里互助的社会结构在社会错置(social dislocation) 、社会封闭和某些群体的边缘化加强的情况下已经无法应对。

绝望和怨恨的情绪正在加深。社会学家用“失范” (anomie) 来形容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断裂。校园袭童案从这种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中爆发。

在另一层面上,真正让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理这类矛盾的。它想方设法地想要“捂住”社会乱象的各种症状,而不是“孕育”能够化解它们发生的机制。中国的官僚机器 — 常常追求效率(译注:原文是不是错了?貌似这里应该是效率低下)、冷漠、刻板和无情 — 由它们新造成的社会怨恨与它们解决到的数量不相上下。

中国的转型要看这些紧张关系以及冲突如何被化解。类似于校园袭童案这样的事件在中国这样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中有着深远的政治含义。这些行为,虽然是孤立的、偶发的,但往往拥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各种社会群体之间脆弱的信任关系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一则中国格言中,人民被比喻为“水”,统治者则是“舟”,曰: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中国的领导者对这种动态了然于胸,正在出台一系列的社会福利项目——最低生活标准的安全保障网、资助老年人和医疗保护——这些都旨在覆盖更广阔的人群以及弱势群体。

但是如果缺乏鼓励发展地方上问题解决能力的新机制,那么这些公共项目在化解社会紧张态势上将多有效就仍有待观察。

一个两极化的社会 

Cindy Fan
范芝芬(C. Cindy Fan)是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科学副主任和地理学教授。她曾写过《变化中的中国》(China on the Move)和一系列的文章。


3月23日,42岁的郑民生在1所小学校门前,就在那天早上校门开启前十分钟,用一把12英尺的刀刺死了8名学童,伤了另外5名。据目击者所说,郑说“人们把我变成了一个疯子。如果我活不下去,我也不让其他人 活下去。”
这些案件事件是否道出了我们之前并不了解的中国社会的某些情况?我表示怀疑。
从那之后的八周内,四起类似的袭击的在全国不同地方发生。有一些是模仿性犯罪,观察者观察人士着重强调了精神病、压力和以及对一个快速两极化的社会的愤怒导致了这些暴力犯罪——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受害者们都是无辜的、易受伤害的儿童。

详情道出了更多的线索。郑在2009年6月从医院辞职之前当了18年的外科医生。在美国,一名普通的医生可以买一栋房子,过着舒适的生活。郑,却和他80岁的老母亲以及他兄弟家的3人住在一起,晚上就睡在起居室里。郑的月收入少于2000元(US$294),比中国的贵族幼儿园的学费还要少,这种收入水平几乎买不起一间公寓。

中国的医生整体上来说收入不高。在195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计划经济时代,药品是政府掌控,作为这一制度的遗产,今天大部分的医疗机构都是公立的。虽然郑可以养活自己,他微薄的薪水使得他在婚姻市场里是一个弱势的竞争者。据他邻居所说,郑谈过很多女人,但没有一人愿意嫁给他,因为他既没有钱,也无法为自己购买一间公寓。在中国,自己拥有或至少租一个住所的能力仍然是结婚的前提条件。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郑越过了界——他被判处死刑并于4月底的时候被处决了。除了都是由中年男子独立作案这一共同点外,另外4名攻击者的情况则各不相同

这些事件是否告诉了我们之前并不了解的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呢?我表示怀疑。我们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城市里人口密度很高,如果不按社会习俗生活(比如说,一直独身、离过婚)就会承受压力,男人要追求成功的压力尤其地高,而精神疾病(和其他许多身体疾病)都被视为一种耻辱。

但是我们还知道普通的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了,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变得更为自信,更多的接触到了世界,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们寿命更长。在这种情况下,帮助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边缘化的、脆弱的人现在必须以更高的优先级来加以对待,不仅对政府来说是如此,对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

无辜者之死

Guobin Yang
杨国斌是伯纳德学院亚洲和中东文化系的副教授,他曾写过《中国的互联网力量:网络公民行动》一书。


这些密集的校园袭击 (不到两个月内发生了五起)看起来可以用模仿犯罪的理论加以解释。另有人怀疑嫌犯们患有精神病。还有人指出这是在一个受控制的社会里缺乏安全阀导致的结 果。
这些袭击揭示了社区中深层的危机,而社区一直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来源。
每个[凶手]的动机可能不同,但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却有着共同之处。这些袭击仅仅是一个越来越忧郁以及抗争性社会最爆炸性的和最残酷的表现。这里是另外一些表现:
— 不断增加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有8,700起,2005年有87,000起),大部分是针对政府当局的;

— 越来越多的针对政府当局的暴力袭击,如焚烧警车和政府大楼

— 绝望的个人用自焚来抗议强制拆迁和缺乏寻求公正的司法管道;

每天在网络论坛和博客上曝光的泛滥的政府官员的腐败

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对当局、法律和政府的批评是主线。政府当局不但距离法律和公正的管理者这一角色甚远,而且已经变成了不满与绝望的源头和攻击目标。当公民们没有合法的途径寻求正义,那么暴力就被视作一个选项。

这些暴力行为有着更深的有着其他极为令人不安的因素。袭击者的目标是他们自己的社区里最为无辜的、最被珍视的成员。社区往往起到了危机时刻(比如在战时)缓冲带的作用。但这些袭击者却转向自己的社区动手,这些攻击者揭露了那些社区里所存在的深层危机,而社区长期以来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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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 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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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ments:

匿名 说...

中国的官僚机器 — 常常追求效率(译注:原文是不是错了?貌似这里应该是效率低下)、冷漠、刻板和无情 — 由它们新造成的社会怨恨与它们解决到的数量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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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僚机器 — 常常追求效率. 这个是没错的,虽然官僚本身是没效率,但是他们追求GDP,拆迁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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