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9日星期一

华盛顿邮报:为什么Google应该留在中国?

译文:华盛顿邮报:为什么Google应该留在中国?

作者:黄亚生 Yasheng Huang
发表时间:2010年3月28日
译者:xiaolin, Yu Lei  

校对:xiaolin, Yu Lei         

在最近一次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Google的联合创办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揭示了为何该公司决定要关闭在中国的搜索引擎。他解释道,问题是中国使他想起他出生时所在的那个国家,即前苏联。布林称赞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他说:“在政策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关于言论审查,对异议人士的监控方面,我看到的是同样的极权主义特征,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但对布林的解释,中国至少有两个人不会同意。 一位是南京市前市政官员周久耕,他恐怕只能在牢房里了解谷歌之争了。周去年被判入狱11年,因为人们发现他带着一块价值2.5万美元的手表,这远远超出了他作为公务员应有的收入。接下来的政府调查发现,周久耕接受了将近20万美元的贿赂。周被解雇,遭到公诉,并被判入狱(政府调查同时发现他的手表是假的,但这是另一回事。)

第二个人是年轻女子邓玉娇。2009年5月,她断然拒绝了当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的性要求,并在此人试图强奸她时,将他刺死。她随后被捕,结果引发了来自线上和线下的大规模抗议 ,中国网民和人权组织呼吁当局释放她。在大众反应的鼓舞下,甚至连传统媒体都参与了进来。最终,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公众压力,撤销了对邓玉娇的全部指控,并逮捕和撤职了两名事发时在场的政府人员。

如果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网络社区,周和邓现在所处的地方恐怕应该颠倒过来——周会继续他的腐败行径,而邓则会在监狱里郁郁寡欢。但互联网给了中国一个增加透明度、问责和公共表达的手段,其影响力远比数十年10%的经济增长、外国投资和城市化更加强大。布林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保留着许多前苏联列宁主义的特征,但他的错误在于,他把政府试图强化这些特征的努力与其实际的结果相混淆了。

作为Google的联合创办人,布林于1979年来到美国,当时他才6岁。在采访中,他抱怨中国在最近几年里不断强化网络审查。的确,根据位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说法,中国政府有一份包含了数百个被禁搜索词——如果不是数千个的话——的敏感词单,而且会定期增加新的词汇。

但我们应该对前景抱有希望。相对中国互联网上可用的全部信息而言,被禁词汇的数量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不管这些敏感词数量增长的速度如何快。根据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互联网上的数字信息的增长量已经超过了40%。如今有超过900万个以“.cn”结尾的注册域名,而在Google进入中国的2006年这个数字只有110万。中国目前有超过3亿互联网用户,超过7亿手机用户,其中许多人通过手机上网。那种试图对如此巨大规模的网络施加密不透风和持久控制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1930年和2010年对汽车时速的限制——比如说35英里每小时。显然,如此限速,在2010年必然导致更多的违规;毕竟,如今汽车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车速也更快。但更多的违规是否意味着当局正在强化交通管制呢?显然不是。这意味着他们试图控制的技术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与今日中国的互联网状况是类似的。政府试图用它那一套陈旧的信息控制理念来管制这种不断变化和捉摸不定的技术。不是言论审查本身增强了,而是如今需要审查的信息量极大地增加了。 

布林把中国政府对Google提出的不断增加的信息过滤要求,看作是强化言论审查的证据。但这只是解释这些数据的一种方式。另一种同样可行的解释是,那些被认为需要审查的信息内容成倍地增加了,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设法填补这段常常使之感到绝望的鸿沟。

任何在中国上过网的人,都会证实那里的网络社区是世界上最富变化、最有活力的网络社区之一。不管是何种议题,网上都有激烈的辩论和遍布意识形态光谱的各种观点。毛主义者、哈耶克主义者(Hayekians)以及儒家分子,唇枪舌剑,相互攻击,热情澎湃。严肃知识分子撰写的博客,吸引了大量读者,这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观念市场规模巨大。上个月,中国总理温家宝上网与网民互动,回答网民的提问,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其中有些问题是很尖锐的。(温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回答,激发了一位中国的博客作者在网上贴出了温此前关于控制房价所说的各种言论——并将这些言论与不断飙升的房价数据并列对比 。)

是的,在Google搜索“1989 天安门镇压”,只会显示“由于当地的法律法规限制而没有搜索结果”。但我觉得,面对今日中国网上对政府政策和官员的尖锐批评,即使那些1989年的示威者们也会感到敬佩。西方观察家关注的总是类似天安门抗议或者人权异见分子的处境这样富有戏剧性的议题 。他们忘记了诸如高房价和河流污染这样的面包与黄油式的议题,如今正是这些问题,像20年前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样,激发着公民的斗志。  

无论布林担忧什么,中国不同于苏联。 由于有了 互联网,中国人已经获得了言论自由——质疑和批评政府的能力——的技术手段,虽然这种自由尚未得到全面的法律保障。的确存在对这种自由的限制,而且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限制实在太多,让人不堪忍受。 ,但我们应该承认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取得了真正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同时在过去10年间,也就是互联网真正进入中国的10年里,中国的言论自由有了进步。是的,审查制度无疑触犯了道德的敏感性,但有了严禁搜索条目的列表,我们至少知道限制在哪儿,也能学着去适应,去测试,甚至是回避这些条目。

Google在中国恪守“不做恶”的崇高信条的努力,不仅要从其动机来评判,也要看其行为的后果。 关闭在中国的搜索引擎,这不利于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 透明度,以及政府问责制。从很多方面来说,民主是一场技术革命 :没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技术领导者,中国的互联网空间将变得缺乏创新,失去动力与生机。

在中国Google的位置远落后于百度,这并没有减少该公司的重要性。Google的存在迫使百度在满足政府审查以及保留用户之间维持艰难的平衡,这就是竞争的力量。而Goolge的离开将使百度成为实质上的垄断者, 正如布林从他与微软打交道的经历中体会到的,垄断者不会重视消费者的福利。因此输家将是中国的网民——那些以布林喜欢的方式来 促进 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关键人物。

2006年, Google评估 是否要进入中国时,它 得出的结论是, 一个更有活力的互联网将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我担心历史将证明Google在2006年作出的决定有先见之明,而2010年的退出则是错误的。

顺便说一下,全世界如何知道哪些搜索条目是被中国政府禁止的? 正是中国的网民 发布了清单。 除了他们,还会是谁呢? 

黄亚生是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与商业教授,以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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