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

中国如何学习苏联——白思鼎专访

译文:中国如何学习苏联——白思鼎专访 

作者:The China Beat 和 Thomas Bernstein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5日
译者:xiaolin

校对:xiaolin


China Learns cover
这本书主要涉及的是中苏互动最频繁的1950年代前半段时间内的历史吗?

很自然,本书突出了1950年代早期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苏联的影响在1949年后中苏关系的各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其中许多章节都从早期阶段的情况开始,但随后考察的是,随着毛领导下的中国日益走向革命激进主义,从而导致两国间不断升级的疏远与敌意,苏联模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章节表明,中国人学到的教训是苏联模式不再是一个模范榜样,而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或者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反面教材。但是有些章节也表明,即使是在苏联模式遭到批判的时候,这个模式依然对中国人的实践产生影响。例如,毛批评苏联对农民的剥削,称之为“涸泽而渔”。但在常被视为与苏联模式决裂的大跃进期间,对中国农村资源的攫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毛抱怨道:“现在我们患了同样的毛病”。同样类似的情况是,斯大林把重工业提高到首要地位,毛在1956年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做法太过分。然而,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对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达到了史所未见的程度。本书的一位中国作者认为,在改革之前,中国一直遵循着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虽然其形式是高度扭曲的。

能否为读者描述一下本书主题的范围及其主要论点?

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到中苏关系、意识形态、军事以及经济——这些话题过去曾在学术文献中得到讨论,但是,这些讨论的局限性在于通常它们没有参考当代中国学者的文献或研究发现。本书中的四位作者来自中国。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章节处理的是苏联对中国社会、科学、教育以及电影和文学的影响,过去对这些话题的关注程度不够。

本书的论点之一是,我们所想象的苏联“模式”,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中国领导人之间常常就何谓苏联模式产生不同意见,可供他们选择的可能性有三种。第一种是1921年至1928年间较为温和的“新经济政策”,这是斯大林曾经支持的。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死前曾经建议中国领导人采取这种政策,即放慢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直到条件成熟。毛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但实际上他却搁置了这些建议。毛不顾包括张闻天和刘少奇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反对,推行他所主张的快速向社会主义的改造,结果,这个过程在1956年就完成了,而不是1960年代中期。这样,毛实际采取的是斯大林主义的第二种模式,即以一种多少类似于斯大林在1930年代早期的“从上至下的革命”方式将社会主义发展激进化。

第三种选择是效仿1930年代后期以及二战之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式的斯大林主义。在这种模式下,向上的社会流动和中产阶级价值观逐渐凸显出来。毛在大跃进期间对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激烈批评,针对的目标就是这后面一点:忽略群众路线,强调官僚等级,以及对物质激励的依赖。

但正如本书的某些章节所表明的,早在1950年代前半期,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就已经被广为宣传了。例如,1952年,一个中国的农民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访问结束后代表团成员报告了不同的激励手段,以及集体农庄家庭繁荣而快乐的生活。

与此类似,中国也效仿了苏联的做法,给劳动英模奖励公寓和行政职务。人们对那些穿着时髦服装的妇女也表示赞赏。当然,随着中国向左倾的发展,这些来自苏联的做法后来都被否定了。

有几位作者强调了中国效仿的苏联模式中几个值得称道的方面。一个例子就是性别平等。妇女应该同样从事家庭外的生产活动,参与政治,学习技能,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对妇女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改革时期有人甚至怀念该模式中的这一部分,因为改革时代对妇女的职业歧视又卷土重来了。

另一个关于该模式的积极方面是对苏联模式中工业计划和建设的效仿,当时苏联援建中国100多个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本书作者之一孔寒冰描述了当时这些企业投入生产时激动人心的情景:
这些成就……感动了中国人民。因为这些成就,中国改变了穷弱的形象……这些成就也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苏联模式的理论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式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全党、全国以及全体人民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培育这种马克思主义,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第161页)。
但这是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作者指出,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弱化”了这种模式,以纠正该模式中不可否认的缺陷。然而,中国人却
把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划上等号,他们相信这个模式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体现和社会主义的真理。篡改(这个模式)……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一种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第162页)。
紧随这种不可置疑的信念而来的,是对苏联放弃“真理”的极度失望,这成为中苏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要素。

从苏联盲目引入观念的一个例子是农业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后天特性可遗传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大量提高农业产量是可能的,因此对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都有吸引力。但是中国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遗传学家斥之为一派胡言。随后思想改造的压力迫使部分人臣服于这种观点,其他人则保持沉默,还有人则至少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依然对此加以抵制。1956年,李森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中国,百花齐放政策保证了那些敢于公开反对李森科主义的遗传学家能够得到来自高层的支持,这使得毛在批评对苏联的盲目照搬时,嘲笑李森科的追随者们不得不翻个跟头。

在有关教育的章节中,同样涉及到盲目接受的问题。其中题为“扁担打三下”(Three Blows of the Shoulder Pole)的章节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人民大学的学生,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质疑他们的苏联老师,他们都会受到处罚。这种盲目情绪随着斯大林的死消失了,中国学生和教师变得更加自信敢言。本书还有一章对中苏学术交流的“影响-反应”的解释路径提出了质疑,指出在双方的交流磋商中,中国人始终有自己的声音。这样的观点多少类似于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把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西方文明的被动接收者。

在文学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中国亿万学生的必读书。该书讲述的是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他为了革命事业放弃了与美丽但却属于资产阶级的冬妮娅之间的爱情。学校里组织了关于保尔的做法是否“正确”的“讨论”,那些认为保尔的做法是错误的人,则需要接受持久的“帮助”。在文革期间,这本书没有再次印刷,但也没有被禁。一些读了这本书的青少年颠覆了官方的观点,开始倾慕冬妮娅的美丽和端庄。今天依然有人在读这本书。

苏联垮台以及中国从中学到的教训,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苏联的突然解体,以及共产党在1991年的垮台,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事件。从那之后,中国将不得不与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打交道,这一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人在苏-中-美三角关系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观念。在1989年的关系修复时期,两国相互承认对方为“社会主义国家”。突然间社会主义却从这个社会主义的摇篮中消失了,正是这样一个摇篮从十月革命以来对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被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中国人迫切需要研究这一事件的原因,以及评估中国该采取何种行动来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的命运。本书中的一章,作者是北大的关贵海教授,他描述了中国各类学术机构已经做过的和将要做的卷帙浩繁的研究项目。(作者指出,如果你研究的是此类问题,那么你会很容易获得研究金费。)中国学者发现了许多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特别是苏联政权没能适应新的形势,没能紧握在他们看来已被戈尔巴乔夫放弃的“帝国之剑”(imperial sword)。至于主要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观意志,还是制度原因,学者则有不同的观点。但从政策目的看,苏联垮台所传递的信息是简单而明确的:决不能允许出现会导致政权更替的政治自由化。直到今天,这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维持权力的战略基石。

你是如何对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这一话题产生兴趣的?

我一直就对比较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社会和政治过程感兴趣。这种对比并不会排除对影响关系的考察,但是它主要将各国发展看作是彼此独立的过程。起初,我对两国农业集体化过程(1928年至1932年和1952年至1956年)的差异产生兴趣。我想了解的是,在确保农民的顺从方面,为何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比他们的苏联先行者更加成功。后来,我做了一些关于大跃进饥荒(1959年至1961年)的研究,我把它与斯大林治下苏联农民在1932年至1933年所遭受的饥荒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中国的共产政权在农村制造恐怖灾难方面,与苏联政权不相上下。但这项研究没怎么关注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本书的另一位编者李华钰,激发了我对学习和影响问题的兴趣。我是她论文的指导教师之一,她的论文主题是“毛泽东和中国经济的斯大林化,1948-1953”,该著已于2006年出版2007年,她和我一起组织了一个关于中国如何学习苏联的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台湾、欧洲以及美国的学者。本书就是那次会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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