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5日
译者：苏吴男爵
校对：@lmpprk hai freetran
面对世袭的户籍制度，无法享受城市里的服务 ，父母们进退维谷。
胡忠平（音）梦想有天他年轻的儿子们能够考上大学，跳出他打零工过活的命运。这个夙愿貌似日渐破灭。现在，他要定居下来好送他们上学。
中国儿童有权接受义务教育，但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由于户籍制度把中国的公民划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并规定了两者相应的权利，数千万像胡忠平一样的农民工们成为了最易受侵害的一群。
尽管胡忠平已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依然无法与他的邻居一样享受使用健康设施、教育设施和其他社会服务的权利。并且由于户口代代相传，他的子女们也同他一样。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上公立学校”胡忠平说，“家长总归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户籍制度为上个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设计，其内在矛盾随着中国的逐年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伤痛。目前有大约1.4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在城市的平均收入超过在农村的平均收入3倍以上。农民工为中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动力，却未获得报偿。一旦他们为人父、为人母，就要面临苦涩的选择。
5700万儿童留守在农村老家，父母们希望他们能由亲戚关心、抚养。另有1900万儿童逗留城市——在城里他们实际上是二等公民。相较于同龄人，这两个儿童群体的学业表现都较差，并且存在更多的行为问题。
目前，胡忠平8岁大的双胞胎孩子，晓南（音）和晓北（音），在家人蜗居的单间公寓里学习，由16岁就辍学的母亲指导。
“如果你是从外地来的，要靠关系才能把小孩送进公立学校，打通那些关系要花太多钱”胡忠平说，“我们付不起。”
公立学校得不到拨给农民工子女的款项，因而时常声称名额已满。来自“农民工之友”这个团体的张志全（音）说，另一些公立学校收取每学期6000人民币（590英镑）的非法“赞助费”。这个数额比胡忠平同期的全部收入还多。
因为欠缺符合要求的文件，许多家庭无法符合资格。拾荒者和街头小贩无法提供劳动合同。
这导致超过300万在北京的儿童——其他城市则更多——求助于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往往要价每学期600人民币。数周前，胡忠平的双胞胎儿子也曾是其中一员。然而，他们就读的学校正面临拆迁。作为城市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同样面临拆迁的共有30所私立学校，多达10000名北京儿童将受此影响。
朝阳区教育部门——多数受影响的学校坐落此地——已经表示要帮助所有的学生，提高附近小学的容纳量，帮助通过审核的拆迁私立小学找到新的校址。
但是，数百名小学生已被其父母送回乡下。包括晓南和晓北在内的其他人尚未找到新的容身之所。活动家们担心其中的一些会彻底辍学。一个总部位于香港、争取工人权利的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引用研究成果表示大约有6%的农民工子女从未上过学。
这场拆迁突出显示了权宜而不稳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生态。最糟糕的情况下，孩子们可能在低教学质量、利益驱动的教育机构里完成学业，仅学到如何握笔写字。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要依靠像马瑞刚（音）那样的人，他是另一所在拆迁名单上的小学的校长。农民工出身的他在朋友们请求帮忙教育子女后创办了蓝天小学。
那是一所几乎没什么教学设施、但老师们敬业的朴素学校。当马瑞刚把头探进教室时，学生们正在对着课本大声朗读。“要是这些孩子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大街上的话，中国会变成什么样的国家？”他边问边向自己的学生点头示意。
“因为学生们是和家长一起来北京的，他们的家长支持着北京的发展，所以他们的教育是一件大事。这不仅是学生的家庭的大事，更是政府和国家的大事。”
官方没有漠视此问题。朝阳区政府向蓝天小学捐赠了教学设备，并且允诺了一笔补偿金使其能在附近的另一个地方重新运营。
“缺乏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有效贯彻农村的政策，而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仍然面临由来已久的户口歧视。”
“唯一的长久之计是大范围、系统性的社会福利系统改革，并废止户籍制度。”
无人期望这些会马上到来，但是要求变革的声音正在出现。13家报纸最近罕见地发表了一篇呼吁大规模改革的共同社论。——尽管他们被宣传部门迅速压制，各网站上的共同社论亦被其和谐。
政府已经允诺将进行改革，但是害怕剧烈的变化会导致农民工涌进城市，给公共设施和住房造成难以消化的压力，而这可能造成不稳定。
户籍政策还有助于官方追踪个人。并且扩建城市设施需要大量的额外投资。另有人警告说农民工会过早地转让土地承包权，这让他们在城市生活太艰苦的时候没有了退路。
但是很多人说政府的现行计划——允许农村居民将户口迁入较小的城市——对数千万穿越国土来到超大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们无济于事。
他们的子女一代将会在远大的抱负和渺茫的前景中长大。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卫报”、“译者苏吴男爵”索引。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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