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子曰：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中国所言“和平崛起”意味着什么？
作者：Gary J. Schmitt
原文发布时间：2006年旗帜周刊5月1日
译文发表时间：2010年2月28日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本文是2006年发表在《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上的旧文，作者Gary J. Schmitt博士现在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长驻研究员、战略研究主任，曾担任过里根第二任总统任期时的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执行主任，今年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一书。本文是2006年发表在《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上的旧文，作者Gary J. Schmitt博士现在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长驻研究员、战略研究主任，曾担任过里根第二任总统任期时的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执行主任一职，今年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一书，之前还编辑、出版过《Of Men and Materiel: The Crisis in Military Resources 》(AEI Press, 2007), 《Silent Warfar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Brassey’s, 2002), 《U.S. Intelligence at the Crossroads: Agendas for Reform》这些著作。
中国人很擅长口号：以前曾有过“四个现代化”，“三个代表”，“一国两制”，而到了最近，又出现了“三个超越”，“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以及“和平崛起”的说法。但他们这些说法并没有跳出美语的范畴（中文的这些口号所要表达的涵义可以在美语中找到对应的语汇），他们与来自麦迪逊大道的标语服务于同样的基本目的。北京的例子稍有不同的是，（它所想要推销的）产品不是牙膏、汽车或者人寿保险，而是共产党的政策。
（口号）通常所针对的对象是中国的党的干部、政府官员以及十多亿的公民，但倒不一定都是这种情况。三年以来，与胡锦涛、温家宝继承了政府的最高领导职务相关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缓解日益加剧的国际对于其日益增长的、以“中国和平崛起”为口号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以及军事力量上的关注。最近中国的宣传工作者把口号“中国和平崛起”（China's Peaceful Rise）修改为“中国和平发展”（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这样的做法是担心即便“崛起”这样的用语也可能吓唬到美国人以及在亚洲的中国的邻国们。
但不管怎样,重点是中国面临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国内发展计划,并且无法同时承受成为一个与美国相抗争的强权（great power）。因此，中国外交政策是想以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以及各种亚洲的区域论坛的成员身份，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软实力（soft power）和多边合作上。北京不一定愿意配合美国以及它的盟国，但它会尽可能避免以直接竞争的方式与美国作对抗。争议因此就产生了。
催生“和平崛起”口号的智囊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一家中国智库)的郑必坚主席、他是原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重要的是,他还在90年代中期的六年时间中担任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一职。在多数讲话中,他仍然是胡主席以及他的副手们的高级顾问。事实上,当郑于2003年年末在一个区域经济论坛上首次使用这个词汇数周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在东盟首脑会议以及随后在哈佛大学、美国访问时就引述了这个词汇。
一如所料,郑以及和平崛起的说法在焦点集中至美中关系时又被公开抛了出来。当胡锦涛主席去年秋天首次排定到美国访问——但却不得不被取消,因为白宫忙于之后产生的卡催那飓风灾情——郑在9月至10月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最为全面的介绍此一论点的文章。然后,当布什总统在今年秋天对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的一天之后,郑发表了一篇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最最显眼位置的文章，否认中国有任何意图想要成为一个类似前苏联模式的扩张型的强权。到了现在,他在胡即将对美国进行访问前的一个星期中,已经再次透露了所谓的“三项超越”以作为对和平崛起/发展理论的附加物。中心性的“超越”认为中国会克服过去“所出现的传统强权崛起模式”。
毫无疑问郑是一个能清楚表白想法、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他的种种作为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想要取悦美国和西方的耳朵。与我的同事一道,我在近期访问北京的时候有过机会拜会过他。
象大多数先前的资深政策顾问以及宣传干部那样，郑能言善道，但这种作为的效果却并不理想。他的核心论点是,中国可以并将打破历史的约束,并找到一个全新的方式成为一个崛起的强权。中国将不会像帝国主义的日本和德国那样；在成长为一个超级强权的时候它也不会步前苏联的后尘；它甚至会避免（传统强权在上升为强权的过程中所会经历到的）帝国主义时期并且也不会学习十九世纪末期被贴上炫耀国力标签的美国兴起模式。中国的崛起,据郑的讲法,不会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取代与现有霸主争破头的做法是,中国将使它的崛起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双赢”结果,将会在海内外促进彼此的经济繁荣。
这听起来是不错,但郑的说法有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就是台湾问题。无从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立场是——因为台湾在文化上是中国化的,因此,它也必须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无论台湾人民的感受是怎样——这种立场在过去显示为令人深感忧虑的民族主义。正如一位同事所提到的那样,如果中国真的要被视为创造了一种全新模式的正在崛起的强权,它应采取行动停止类似像崛起时的德国那样的坚称讲德语的阿尔萨斯（Alsace）和苏台德（Sudetenland）都是大德意志的一部分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所围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中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就其上升的实力和世界地位而言,任何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西方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把其和平宣言信以为真。直到中国开放它的政治制度,使其决策过程既对其本国公民又对全世界都变得更加透明,那么其他国家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采取对冲策略（hedge，双重下注）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情况。民主的印度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但没有人在华盛顿或是在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首都着手制定政策规划会议迟疑着说是否要对其实施围堵策略,或更糟的视其为潜在的军事冲突。
郑的反应有些是可预见的,但尽管如此，关于台湾问题,他却暴露了其真实意图，他指出,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会轰炸台湾驻守在外岛的军队的中国了。他说, 北京当局是,乐于接受“一国两制”以解决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但温馨和光明并未持久多少时间。在他几分钟的谈话内,他也明确表示,除非台湾接受统一,军事力量当然要起作用。就像美国内战期间的林肯,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能够接受这个反叛的省份无限期仍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之外。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主的问题，郑则忽略了一个更为开放的体制可能使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意图更为具有信心这样的建议。他径直说道了当前标准中国官方的口吻，说对于中国将要走的发展路线中国要寻找它自己的道路。过去,人们往往会从中国“思想家”处获得一些承认,说,是的，三、四十年后,中国将做好实施民主制度的准备,但今天却没有一个哪怕只是幌子的国家前进方向公开的树立起来。相反,中国将试图制定某种“务实”的专制政体,心有旁骛的调整现行制度以作为保持人民满意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却又能保持党的执政地位。中国领导人是否可以长期推迟面对这个挑战是一个大家都在猜测的问题。但郑的声明却意味着我们将不会看到北京的领导层很快就会采取其他强权（他们都是民主国家，只有俄罗斯是个例外）所遵照的全球行为准则。
事实上,对于他们所自豪的、中国新发现到的实力即将浮出水面这一问题，在与中国官员和学者讨论时，只花费了几分钟的讨论时间。郑也许想宣称,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后现代”现象,但混杂在新近富裕的中国人中的高度的民族主义以及雄心壮志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忽视了过往强权兴起过程中的历史，那我们将是非常愚蠢的。
此外,在没有一个开放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假设郑所进行的想要说服世界说中国的崛起将会是良性的这样的游说活动的意义都不会超出游说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范畴（人们只会视其为一种游说活动，而不会在内心中真的信以为真）。在即将跨入20世纪的时候,德国的领导人认为与英国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暂时缺乏要成为一个强权所必须拥有的扩军准备,尤其是其海军力量,它必须“小心操作,就像是毛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所要做的那样。”同样,在九十年代初,当中国开始每年以两位数的（军费开支）速度扩军时,当时的总理邓小平提出了“24字战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
当然, 想要用其他某些中国政府所声明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政策方向是非常容易的。但这种模糊说法仅仅重申了这样的关键事实,即直到我们能够做出准确揣摩为止,我们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头脑当中正在想些什么,北京可以预期到美国及其盟国将会制定应急方案以应对（中国）那不太温和的崛起。在此之前,郑及其同侪期望他们应该被认可为是心口一致的,这和精明的消费者理应得到如同麦迪逊大道标语上写着的承诺: 货物出门概不退换，其实是一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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