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亚洲周刊 反高铁究竟反什么
作者:林沛理
2010-01-24期
反高铁的潜意识要反的不仅是地产商,也是要重塑香港价值,避免大陆化趋势。
香港特区政府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创造大量就业、志在与高速发展的大陆经济进一步融合的基建工程,会变成一个动员「八十后」年轻人上街、凝聚各界反政府力量的「鼓吹性议题」(galvanizing issue)。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越来越清晰可闻的反对声音,亲政府的智库和行政会议成员,以至特首曾荫权本人,一味只懂得诉诸香港人的经济理性,反映了他们对转型中的香港社会以及它的深层次矛盾,简直全无头绪。可以断言,这种执政者(governors)对被其管治人民(the governed)的一无所知,肯定会令本土由年轻人领导的对抗式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变得更加激进。
在一个贫富悬殊、经济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以及极少数人拥有压倒性不公平优势(overwhelming unfair advantage)的社会,政府迟早会被人民从奢谈整体利益的道德高地上拉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整体利益作为推行某种政策的理据,其假设是水涨必定令(所有)船高(a rising tide raises all boats)。可是,经验告诉香港人,水涨固然可以让某些人乘风破浪、驰骋万里,但另一些人却可能在当中没顶。去年香港的楼价平均升幅高达三成,有楼的人自然笑逐顏开,但本来已经买不起楼的人却益发绝望。耗资接近七百亿港元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一旦上马,在施工期间与落成之后,无疑会为香港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按照现时的权力架构,这些利益的分配、工程成本的支付,以至工程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和补偿的安排,又是否符合公平与合乎比例 (proportionality)的原则?
长久以来,香港的土地和房地产政策向地产商的利益严重倾斜,楼宇建筑和买卖的法例更彷彿专为地产商牟取暴利而设。
可是,市民对此一直逆来顺受,没有人为抗议楼价不断攀升而包围立法会。这是因为地产商早已紧紧扼住香港经济的咽喉,而太多香港市民透过置业和楼宇按揭成为楼价攀升的受惠者,社会似乎没有大规模反地产商和反楼价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反高铁运动的重要性在於它所发挥的示范作用:反高铁阵营的核心分子不过数千,已经令政府穷于应付;试想香港过百万的无壳蜗牛一旦组织起来,将会导致甚么社会和政治后果。
事实上,反地产商和反楼价的集体意志 (collective will)在社会早已存在,它的行使只需要一个有效的工具,而大多数是无楼一族的八十后世代,大有当这个工具的条件。这是曾荫权出任特首以来最严重的潜伏管治危机,如果他以为只要立法会通过高铁拨款,事情就会过去,我想告诉他:「You ain't see nothing yet」(好戏还在后头)。
反高铁不是一场经济利益的爭夺战,所关乎的也不只是社会公义的问题。在一个集体潜意识,但也深具象征意义和浪漫色彩的层面,反高铁的活跃分子发动的,是一场一方面要保卫香港身份;另方面要重塑香港价值的两面战(two-pronged war)。
九七后香港以令人胆战心惊的速度向大陆靠拢和归属,香港仍然保有它的法治与自由,但随着它对大陆经济近乎病态性的倚赖,两地的文化差异正在不断缩小,而香港独特的文化身份也变得岌岌可危。作为一个象征,没有甚么比将香港与深圳和广州串联成一个紧凑整体的高铁,更有力、更戏剧性地把香港「只是另一个大陆城市」的身份彰显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反高铁人士的心目中或潜意识里,反高铁要反的不仅是高铁,也是无止境、不加思索的香港大陆化趋势。由於这个趋势已经无可挽回,反高铁的行动也似乎只能够像保卫皇后码头一样,是一个美丽、苍凉但最终改变不了现实的手势。
反高铁人士的逻辑和分析,以及他们用的一套语言和所采取的策略,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但他们至少在一件关键的事情上是对的:广深港高铁的兴建不只是一个基建问题,也是一个关乎香港与香港人是甚么的问题;立法会拨款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务问题,因为政府的重大决策必然有其道德含义与社会后果。这是值得每一个香港人深思的。
作者简介:林沛理,文化杂誌《瞄》(Muse)主编,《信报》及《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书是《破谬.思维》(天窗出版)。联系作者:perrylam@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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