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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6日星期一

外交政策:世界上最牛的囚犯们

原文: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Prisoners - By Joshua E. Keating | Foreign Policy
译文:外交政策:世界上最牛的囚犯们


这五个人,即使他们身陷囹圄,也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作者:BY JOSHUA E. KEATING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0日
译者:Fuge、@xiaomi2020
校对:@xiaomi2020


黄光裕

国家:中国

入狱时间:2008

影响力:在中国,白手起家、再沦为阶下囚的传奇里,黄光裕大概要算“终极版”了吧!41岁的黄是个高中辍学生,起初在市场的小摊上卖收音机,后来成立了国美电器——中国最大的公司之一,而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地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

作为打击企业腐败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拿黄光裕来杀鸡儆猴,以“行贿罪”和“内幕交易罪”对他起诉并判刑14年。看起来一切都结束了。

黄在2009年正式从国美董事会主席的位置退下,但是在和美国的私募基金公司——贝恩资本(Bain Capital),该基金拥有国美10%的股权——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斗争中,黄还在继续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在2009年8月,黄大量买入股票,使自己保留公司1/3的 股份。接着在今年5月,其他一些股东和黄联合起来,通过投票把贝恩资本的代表逐出了国美的董事会。但是一个月后,贝恩资本的代表又恢复原职。最近,黄控制的一家控股公司召开了一个股东大会,要求国美取消先前做出的决议。

现在国美又向黄发起了另外一桩内幕交易的诉讼,与此同时,黄还受到来自香港最高财政监管部门的起诉。当然,当局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把黄在监狱里再关上几十年, 但是如果去年的事显示出了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想让这位大亨远离他一手创建的公司,光有监狱还不够。


米哈伊尔 · 霍多尔科夫 
MIKHAIL KHODORKOVSKY

关押地点:俄罗斯


入狱时间:2003

影响力:米哈伊尔 · 霍多尔科夫,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异议者是一名在囚的石油大亨。这一事实是霍多尔科夫最有力的政治演讲,比这个国家指控他的罪名还要言之有物。这名前尤先科CEO成为了总理普京最持久和最尖锐的国内批评者。

霍多尔科夫于2003年因偷税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支持者坚称他不断扩大的政治影响力危及到了前总统普京才是他入狱的真正原因。被捕之后,霍多尔科夫被关进了一座西伯利亚的监狱,也辗转过好几个莫斯科的拘留所,但他仍然利用各种机会攻击克里姆林宫的掌权人,接受记者采访,为西方报纸撰写专栏,甚至在他的腐败审判中质问当权的官员。

霍多尔科夫对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商业改革计划也完全不留情面,后者正努力打造支持商业的改革形象。霍多尔科夫对梅德韦杰夫的改革努力毫无信心,表示若俄罗斯的国家司法体系没有根本改变,“对俄罗斯来说传统的毁灭场景将会重演——那将是自下而上的、血淋淋的。”

霍多尔科夫本应于2011年10月被释放,正好是下届政府总统大选前的5个月。但目前他又面临着新的指控,目前看来,只要普京——这位据说曾亲自贬低过他的领导人——仍然大权在握的话,这位“亿万富翁政治异议者”就还是不会轻易获得自由。

奥马尔 ·阿布达尔·拉曼 OMAR ABDEL-RAHMAN

关押地点:美国

入狱时间: 1993

影响力:拉曼,80年代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头目, 1990年移民到了美国,在2005年因参与策划911事件而被判有罪,刑期为终身监禁。尽管目前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特纳(Butner)联邦监狱服刑,但这位“盲人酋长”据信仍然与在埃及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祈祷团保持联系。伊斯兰祈祷团被指策划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活动,其中包括了1997年的卢克索惨案。伊斯兰祈祷团声称拉曼仍然是他们的领导人,其它一些军事组织也深受拉曼影响, 表示若不释放拉曼,他们会策划更多的恐怖袭击活动。



2005年,拉曼的律师莱恩·斯图尔特(Lynne Stewart)及其助手和阿拉伯语翻译被控帮助拉曼与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联系。在这些报道中,拉曼曾经就可以易如反掌地在牢里与组织成员开会而大开玩笑。

在90年代中期,拉曼曾利用他的案子攻击西方政府,并呼吁恐怖组织武力袭击美国。那些支持建立关塔那摩监狱的人曾以拉曼的案子为例,说明为什么需要在封闭的军事法庭审判恐怖主义分子。于此同时,拉曼的家人正在四处寻求帮助,使这位上了年纪的,身体状况不佳的“酋长”能够被转移关押到卡塔尔的监狱去。

马万·巴赫迪 MARWAN BARGHOUTI

关押地点:以色列

入狱时间:2002


影响力:巴赫迪 15岁时加入巴勒斯坦“法塔赫运动”(Fatah Movement)并逐渐成为“青年禁卫军”的重要人物。在权力人物阿拉法特(Yasir Arafat)

和现总统穆罕默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流亡之后,法塔赫逐渐赢得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大权。1996年巴赫迪被选为巴勒斯坦议员,在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中因无辜杀害4名以色列和1名希腊僧人而被判有罪。他之前就曾几次差点被捕,但因以色列当局插手,他被认为是军事力量阿克萨烈士旅的领导人而作罢。

尽管深陷大牢,巴赫迪还是被当做是呼吁改革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经常被认为可能成为未来的巴勒斯坦总统。在监狱里,巴赫迪使用手机在2003年协助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谈判单边停火协议。2007年, 他的著作又成了建立巴勒斯坦团结政府的工具。去年,他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一席之地。

许多巴勒斯坦人和一些以色列人都认为巴赫迪是可以联合哈马斯和法塔赫这两大权力组织,并最终启动新的和平谈判的可信赖的人选, 但目前,以色列当局并没有释放巴赫迪的计划,他还在服他的五次终身监禁的刑期。

昂山素姬 AUNG SAN SUU KYI

关押地点:缅甸

入狱时间:1990


影响力:昂山素姬被认为是在纳尔逊·曼德拉从罗本岛监狱释放后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被关押政治人物。在过去20年里,昂山素姬尽管从未在在公共场合露面并且从未发表过任何公开演说,但她仍然是这个国家政界的重要人物。

昂山素姬在1988年赢得了缅甸政府的总统选举,却被该国握有军权的军阀推翻,且被软禁。 失踪两年后,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过去20年的14年里,她因各类指控而一直被软禁家中。去年一美国人试图通过从附近小湖游泳到她家与她见面, 此事最终反被军方利用,又延长了她的刑期。

尽管昂山素姬长时间被禁止西方当局和民主人士接触,但近些年她却接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来访者,其中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科特·坎布尔(Kurt Campbell)和联合国大使易卜拉欣·甘巴里(Ibrahim Gambari)。正是因为昂山素姬在缅甸政坛的身份和道德象征地位,才使她仍能相对舒服地在家生活,还能与一些重要的国际访客见面。众所周知,缅甸军政府曾残酷对待政治异议者,甚至处决过佛门弟子。

昂山素姬最近向当权者发出过几项提议,其中包括为缅甸争取取消国际制裁。尽管如此,她仍然被禁止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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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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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信贷:中国的灰色收入 (摘要+PDF)

瑞士信贷:中国的灰色收入

说明:瑞士信贷资助了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小鲁教授对中国的灰色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进行的二次研究,发现被隐瞒的收入有将近RMB10万亿。报告全文可以在这里下载。

报告摘要如下:

被隐瞒的收入有将近RMB10万亿,或GDP的30%。王小鲁教授基于一种创造性的抽样技术,聚焦于收入和消费模式的关联性,在中国19个省采集了超过4,000个样本,王教授估计2008年中国城市家庭的用于消费的收入应为RMB32,154,比官方数据高出了90%。全部的灰色收入总计有9.3万亿,占GDP的30%,63%的灰色收入集中于顶层10%的城市家庭。

中国消费者的市场潜力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大。大部分的投资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收入数据被低估了,但是准确的数据只能靠猜测。王教授揭露出来的灰色收入的规模令人吃惊,足以让投资者们理解中国政府最近强力推行更快的工资增长和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背后的逻辑,这些措施都都有助于促进整体消费的增长。

高价商品将是最大的“赢家”。虽然中国政府想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减少灰色收入的规模,但我们认为,在切近的未来,这些都不大可能发生大的改变。中国的房地产、欧洲的奢侈品、高端零售和澳门博彩业可能是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最大的受益者。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宝马、佳乐喜,恒隆地产、蒙牛、斯沃琪和万科会受益最多。


10%的中国顶层家庭占据了60%以上的灰色收入

10万亿的“灰色收入”占GDP的30%
最穷的人“入不敷出”,最富的人60%的钱没有地方花
对比2005年和2008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灰色收入在向仅次于顶层的20%阶层蔓延

除瑞士信贷发布的报告外,王小鲁教授自己也在博客上公开了《中国的灰色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二次研究的报告》全文。我们合并到了这份PDF文件中,可点击这里下载或在线阅读全文。

这份报告的11张配图在译图上可以看到,欢迎在遵循cc2.5的原则下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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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精华杂志版——经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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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独裁复兴的迷思(摘要+PDF)


独裁复兴的迷思
——为何自由主义的民主终将获胜

The Myth of the Autocratic Revival


作者: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发表时间:2009年1/2月刊
译者:@Ytblf
校对:@Freeman7777

作者简介

丹尼尔·多德尼(Daniel Deudney)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约束权力:从城邦到地球村时代的共和安全理论》一书的作者。

G·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Albert G Milbank教授、韩国庆熙大学硕座教授(Global Eminence Scholar at Kyung Hee University)以及《凯旋之后:制度、战略克制以及重大战争后的秩序重建》一书的作者。

本文提要

中国和俄罗斯之类的独裁体制并非自由主义的民主的一种可持久替代模式。事实上,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推进比以往更加有力。

后冷战自由主义获胜20年后的今天,美国外交政策正在经受一种朝向旧式的反自由主义的愿景回归的挑战。根据这种愿景,世界并未普遍走向自由主义的民主以及 “历史的终结”。相反,整个世界两极化为不同的阵营,并进入了一个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和危险的独裁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之间充满敌对竞争的时代。与20世纪轰然倒下的那些独裁国家不同,今天的独裁国家据称不仅与资本主义的成功相契合,而且代表着与西方相抗衡的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登场亮相被认为预示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冲突,并且正在严重破坏全球合作前景。

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支持这种涌现出来的新观点。民主转型已经出现停止甚至倒退。在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在应对国内挑战的同时,主导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断上涨的油价赋权给了许多独裁政权。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Putin)政府在民主成果方面出现倒退,且变得日益独裁。同时,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在经历了后冷战时代短暂蜜月期后开始恶化,中国和西方在台湾、人权以及石油获取等方面存在分歧。另外,像委内瑞拉和伊朗这样力量相对较为弱小的独裁国家也正在制造区域性的不稳定。甚至有迹象表明这些独裁国家通过像“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这样的新生联盟,在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方面正在打造共同事业。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重新陷于冷战时期的瘫痪状态。以此观之,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前景黯淡。

独裁体制复兴的新预言家从他们的论点中得出了重要的外交政策启示。这种新观点的最强有力代表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坚信,美国及其他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应该抛弃那种对全球融合及合作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它们应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设想建立一种正式的“民主国家联盟”,这样可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复兴的独裁国家所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对抗和冲突。遏制而非接触,军事对抗而非军备控制,力量均势 (balance of power)而非协同一致(concert of power)——所有这些,根据那些理论家的观点,理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准则。

幸运的是,这种关于独裁复兴的新式得到普遍认同的看法与冷战末期关于“历史终结”的宣告一样,充其量只是特定年代危言耸听的报章头条。那种认为独裁国家已经重新焕发活力并且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替代路径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重要的是,独裁复兴论者所主张的政策不太可能成功,并且即便这些政策有所成效,也只会是反面作用——驱使独裁国家远离自由主义体系,进而使这种预言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虽然今天的独裁国家也许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胜任,在容纳资本主义方面也更加老练灵活,但他们毕竟从根本上仍然受制于其根深蒂固的先天不足,长远来看这种不足决定了其寿命有限。最终来讲,独裁国家将会朝向自由主义迈进。独裁政体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成功并非对自由主义愿景的否定;独裁国家近来所取得的成功源于它们对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融入,且它们对这种融入仍然有深深的依赖。并且,日益增强的不可抗拒的全球互信使所有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动机更加强烈、迫切,而与国家政权类型无关。

独裁国家的韧性并非要求我们抛弃“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或从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撤退,相反它要求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加固。如果像新保守派所建议的那样,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仅仅以遏制、军备竞赛以及建立排他性政治同盟作为应对独裁复兴的政策选择,结果很可能是进一步鼓励并强化这些国家的“非自由主义的倾向”。相反,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危机——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以及疾病——将会提升独裁国家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期许。同时,西方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新崛起的国家——无论它们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并将他们整合进国际治理体系。考虑到现代化与自由化之间强有力的逻辑联系,独裁国家面临着强烈动机去开展自由化。自由主义路径的包容度越高、吸引力越强,当前世界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对政治改革道路的选择就会更加迅速、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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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3日星期五

外交事务:独裁复兴的迷思(全文)

原文:The Myth of the Autocratic Revival

独裁复兴的迷思
——为何自由主义的
民主终将获胜 


来源:《外交事务》2009年1-2月刊
作者:Daniel Deudney ,G. John Ikenberry
译者:@Ytblf
校对:
@Freeman7777 

摘要:中国和俄罗斯之类的独裁体制并非自由主义的民主的一种可持久替代模式。事实上,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推进比以往更加有力。

丹尼尔.多德尼(Daniel Deudney)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约束权力:从城邦到地球村时代的共和安全理论》一书的作者。

G.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Albert G. Milbank教授、韩国庆熙大学硕座教授(Global Eminence Scholar at Kyung Hee University)以及《凯旋之后:制度、战略克制以及重大战争后的秩序重建》一书的作者。


后冷战自由主义获胜20年后的今天,美国外交政策正在经受一种朝向旧式的反自由主义的愿景回归的挑战。根据这种愿景,世界并未普遍走向自由主义的民主以及“历史的终结”。相反,整个世界两极化为不同的阵营,并进入了一个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和危险的独裁国家——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之间充满敌对竞争的时代。与20世纪轰然倒下的那些独裁国家不同,今天的独裁国家据称不仅与资本主义的成功相契合,而且代表着与西方相抗衡的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登场亮相被认为预示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冲突,并且正在严重破坏全球合作前景。

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支持这种涌现出来的新观点。民主转型已经出现停止甚至倒退。在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在应对国内挑战的同时,主导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断上涨的油价赋权给了许多独裁政权。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在民主成果方面出现倒退,且变得日益独裁。同时,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在经历了后冷战时代短暂蜜月期后开始恶化,中国和西方在台湾、人权以及石油获取等方面存在分歧。另外,像委内瑞拉和伊朗这样力量相对较为弱小的独裁国家也正在制造区域性的不稳定。甚至有迹象表明这些独裁国家通过像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这样的新生联盟,在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方面正在打造共同事业。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重新陷于冷战时期的瘫痪状态。以此观之, 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前景黯淡。

 独裁体制复兴的新预言家从他们的论点中得出了重要的外交政策启示。这种新观点的最强有力代表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坚信,美国及其他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应该抛弃那种对全球融合及合作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它们应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设想建立一种正式的“民主国家联盟”,这样可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复兴的独裁国家所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对抗和冲突。遏制而非接触,军事对抗而非军备控制,力量均势(balance of power) 而非协同一致
(concert of power)——所有这些,根据那些理论家的观点,理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准则。

幸运的是,这种关于独裁复兴的新式得到普遍认同的看法与冷战末期关于“历史终结”的宣告一样,充其量只是特定年代危言耸听的报章头条。那种认为独裁国家已经重新焕发活力并且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替代路径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重要的是,独裁复兴论者所主张的政策不太可能成功,并且即便这些政策有所成效,也只会是反面作用——驱使独裁国家远离自由主义体系,进而使这种预言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虽然今天的独裁国家也许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胜任,在容纳资本主义方面也更加老练灵活, 但他们毕竟从根本上仍然受制于其根深蒂固的先天不足,长远来看这种不足决定了其寿命有限。 最终来讲,独裁国家将会朝向自由主义迈进。独裁政体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成功并非对自由主义愿景的否定;独裁国家近来所取得的成功源于它们对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融入,且它们对这种融入仍然有深深的依赖。并且,日益增强的不可抗拒的全球互信使所有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动机更加强烈、迫切,而与国家政权类型无关。

独裁国家的韧性并非要求我们抛弃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或从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撤退
,相反它要求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加固。如果像新保守派所建议的那样,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仅仅以遏制、军备竞赛以及建立排他性政治同盟作为应对独裁复兴的政策选择,结果很可能是进一步鼓励并强化这些国家的非自由主义的倾向(illiberal tendencies)。相反,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危机——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以及疾病——将会提升独裁国家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期许。同时,西方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新崛起的国家——无论它们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并将他们整合进国际治理体系。考虑到现代化与自由化之间强有力的逻辑联系,独裁国家面临着强烈动机去开展自由化。自由主义路径的包容度越高、吸引力越强,当前世界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对政治改革道路的选择就会更加迅速、更加便捷。


对大论战的回顾


近期关于独裁复兴的预言标志着自由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发展前景大论战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场论战始于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的论题是:是否存在着多重现代性,抑或只有一条进步之路,进而如果后者正确,那么这条道路是什么。关于哪种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在工业革命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最为可行,主要理论家——尤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最为著名——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在这些伟大的论战中,在“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问题上各方争论不休,没有定见。经常受到忽视的是,迟至1940年代威权主义道路不仅在纳粹德国这样的国家得到了具体实践,并且被一些社会理论家极力鼓吹为现代工业社会最佳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当美国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在1941年宣称“资本主义不会持续太久”时,这在当时绝非一种令人讶异的看法。即便轴心国最终失败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确实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可替代路径”这一理论问题却依然贯穿冷战始终。

二十年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突然崩溃似乎以自由主义一方获胜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场论战。西方国家创造财富、增强国力的能力似乎证明自由主义的民主代表着维持现代化的唯一路径;有且只有一种成功模式,那就是由西方倡导并践行的(自由民主制)。正是在这一时刻,关于历史终结的武断宣言才看起来如此令人信服。各个国家和民族加入持续扩张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普遍热情使自由前景更加可信。

这场论战并非仅仅关注国家内部应该选择哪种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它还涉及应选择哪种国际政治秩序的问题。正如纳粹设想了全新的“欧洲秩序”以及苏联设计了一套国家间经济政治秩序那样,自由主义的西方也有它的构想。从1940年代末期开始,为了应对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充分发挥二战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带头建立了一整套国际规则和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布雷德森林体系、联合国以及多种安全合作机制。美国的绝对支配地位加上这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使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赢得了比过去更多的在场权;
它们还提供了一个其他国家可以参与并加入的架构,这个架构可以使那些国家按照一种自由主义的方向重新定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独裁可行性的新主张被提了出来。专制中国引人瞩目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以及国力日盛的俄罗斯对俄帝制中央集权的重申,再次开启了这场大论战。这些国家的发展使许多观察家得出结论:有多种路径通往资本主义现代性,并且威权主义能够与资本主义和睦相处。历史学家甘特(Azar Gat)在民主杂志的文章(民主杂志2007年7/8月刊:《威权大国的归来》)中论证道,中国和俄罗斯标志着“一种经济上大获成功的威权资本主义强权的回归”以及“可能代表着一种通往现代性的可行的替代路径”。而这意味着,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经济自由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在宪政主义和与自由主义的民主相关的政治自由化之间同样没有必然联系。在围绕工业现代性所开展的长达两个世纪的论战中,独裁复兴论代表了一种比“历史终结论”立场更为开阔的视野,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它认同这一观点: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可行的经济体制。罗伯特.卡根承认“长远来看,日益增长的繁荣很可能产生政治自由主义”,但同时他又坚信这种长远性“可能过于久远而不会有任何战略性或地缘政治性意义”。

同时,这种所谓的专制独裁复兴引发了对早期专制独裁国家失败原因的重新评估。
例如,甘特声称早期威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是偶然因素的产物,而非因为工业资本主义和封闭式威权政治体制之间的深刻摩擦。他论证道,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二者均系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源于领土面积和工业基础方面的不足,而非一些更加实质性的缺陷。相反,美英的胜利并非源于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所具有的优势,而是由于他们在领土、人口以及经济产量方面占据优势。简言之,在自由主义叙事中,这些早期威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局被不恰当地归因于国家模式的内在缺陷,而非随机性的历史情势。

然而,二战中轴心国和盟国不同的战争表现受到二者截然不同政治体制的深刻影响,但上述历史修正主义对这种影响方式并不认可。首先,希特勒德国、斯大林俄国以及东条英机日本在制定宏伟战争计划过程中,在对手评估以及战争动员方面充满了巨大失误。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及对美宣战不仅注定了其帝国的垮台,而且是其独特世界观的公开宣告,这种世界观经由封闭的独裁统治被强加给整个帝国体制。其次,威权、极权国家的战争动员方式充满随意性,往往效率非常低下——再一次反映出决策问责制的缺位。虽然其战略目标异常宏伟、野心勃勃,但直到战争后期德国才将其工业经济充分动员起来,因为希特勒担心这样会激发公众不满;日本帝国的陆军和海军不仅缺乏沟通以及战略上的协同一致,其工业生产体系也四分五裂、相互冲突。最后,虽然局部摩擦不断,但美英联盟之间的协调配合程度远远高于名存实亡的轴心国。简言之,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在二战中不同的战争表现根本上是由各自政治体制的特征所决定的,盟国的政治体制使其占有绝对优势。


虚弱无力的复兴

今天,威权政治体制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共处呢?独裁复兴论者声称,在诸如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大国,威权政治体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并非短暂的过渡阶段,而是对融政治民主和资本主义为一体的西方模式的永久替代。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与自启蒙运动以来直至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叙事所作出的预测相比,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前景要黯淡得多。独裁复兴学说坚信,国家间深刻的政治排斥将贯穿当前持续推进的资本主义扩张始终,进而粉碎国际政治向普适性的自由主义的和平演进的希望。然而,这种观点有几个致命弱点。

独裁可行性观点的支持者坚信中国和俄罗斯政治自由化的缺位否定了自由主义愿景,但他们的论证过程却经不起推敲。振奋人心的冷战终结以及紧随其后突飞猛进的政治经济变革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时不可避免的失望又为独裁复兴的夸张言论大开方便之门。在美国政治舞台,克林顿时代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利弊辩论与这样的主张相伴随:中国向国际资本主义的开放不久将结出政治自由化的果实。然而,这些对快速政治开放的期待在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政治自由化相结合的理论中却找不到任何根据(这些理论并未主张政治后果的即时性,并且承认转型过程的崎岖性和滞后性)。同时,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独裁体制的短期延续有着令人信服的解释,认为独裁的延续与它们作为多民族国家饱受分裂和国外列强入侵之苦的历史经历有关。这些阻滞自由化的外部和历史因素将会长期存在,但是西方强国的接触和包容将会使这些因素逐步得到改善。

与独裁复兴的观点相反,事实上在威权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独裁国家,这些矛盾普遍存在,并且对这些矛盾的解决很可能导向政治自由化。资本主义与政治民主结合的方式有很多,但以下三种方式最为重要。其一,富裕度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催生了对政治参与和问责制的要求。这种关联性背后的基本逻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会孕育一个社会经济阶层——大体来说,即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需求会对封闭式的政治决策提出挑战。其二,在资本主义财产体制与法治之间存在关联性。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属于私人财产,经济交易以合同的方式存在。资本主义的正常运作需要司法系统及法治来确保合同的履行及商业纠纷的裁断。经济领域自主权的行使及其所需的制度规则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内在制约,并且随着时间的演进,会产生更大的政治权利诉求。其三,资本主义所驱动的经济发展会导致利益的多元化。现代工业社会以高度的复杂化及活动和职业的日趋专业化为标志,由此产生多元政体而非民粹政体。社会经济利益日益多样化会产生多党之间竞争性选举的要求。

以此来审视中国的经验,我们会发现独裁复兴方面的两个重要缺陷。第一,中国推进可持续政治自由化的基础正慢慢接近一个关键点。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中国整体上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口只是非常有限地尝到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浮现,并且有足够迹象表明这个阶级在政治制度的可问责方面正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持续深入,社会的互相依赖日益复杂,由此产生了新的利益攸关方,当其利益受到侵害时,会激起对政治问责制的诉求。例如,在正持续发酵的毒奶粉丑闻中,日益明显的一点是:中国食品生产和销售体系的现代化已经超越了传统问责形式,这种错位正在给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压力。

第二,在自由主义愿景中,作为社会经济转型一部分的政治开放何时开启,在时机选择上并没有定论。资本主义创造了走向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条件,但实际的政治改革何时触发却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如果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的民主发展历程能提供任何借鉴的话,那就是:转型过程会持续数十年之久,并经常被不可预见的循环往复所打断。例如,德国很早就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其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也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混乱后才姗姗来迟。即使没有战争,中国政治变迁之路也不可能是直线的或迅速的。

独裁复兴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非自由主义的政府的经典控诉本质上是完全正确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对于独裁等级制度来说,机能不全和功能紊乱是根深蒂固、与生俱来的。首先是腐败问题。政府官员滥用职权扩大自身权力的趋势存在于每个政治体制中,但在独裁政体中这种趋势更加难以控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独裁政权纯粹是掠夺性的,税款也完全由国家支配。结果商业财富长期以来没有安全保障。资本主义最早在英国、荷兰和威尼斯这些地方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经由新生的宪政制衡,这些地方以多种方式对政府权力进行了限制。在独裁政体和资本主义的新型混合体中,政府官员持续与资本主义企业打交道,他们面临着以权谋私的巨大诱惑。虽然定期开展反腐倡廉教育,间或有少数官员被起诉,但由于缺乏国家权力制衡制度,抑制腐败困难重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最近对“法律虚无主义”的痛斥很可能不了了之——只要俄罗斯一党独裁没有改变。

其次,独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不平等引发的深刻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是推动政治变迁的重要力量。不平等具有历史特殊性。前现代的独裁国家都是等级森严的掠夺型体制,统治阶级依靠对庞大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阶级分化和经济不平等变成了根本性的政治难题,并且引发了长期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的解决完全仰仗下列因素:普选式民主的实现、积极回应工人阶级利益诉求的政党的崛起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当代专制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不平等表明其政治发展进程严重滞后。数目庞大的失地农民、底层农民工以及低收入工人很可能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支主要力量。

第三,由于问责制乏力及信息流动不充分,专制等级体制不得不努力克服自身运作方面的局限性。经由强制性的政治控制,其自上而下的封闭系统窒息并扭曲了源自外部的信息。封闭政治体制易于导致政策失误,而这种失误又源于信息的失真。关于暴政、专制及独裁的历史记载均证实了这一点。当代独裁资本主义国家比其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先辈们展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但是与生俱来的缺陷——即审查制度以及在政策选择方面公共辩论的缺乏,仍然使它们深受困扰。决策过程的封闭性及其在公共福利和政治合法性方面产生的严重后果,在2003年中国SARS爆发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即便面对SARS这种不具有任何政治意涵的新型传染病,中国官场仍固守一贯以来保密的、不容任何质疑的决策倾向,使这一原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问题转变成一起国际公共健康危机。

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整体情况的审视,并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在资本主义和独裁体制之间出现了某种稳定的均势,以至于二者的结合可以上升为现代性的一种新模式。与数十年前的状况相比,这些国家在消除积累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和政治沉疴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并且以世界历史变革的标准观之,他们已经踏上并正在向与自由主义现代化叙事相一致的方向前进。中国和俄罗斯均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但他们的自由和民主程度要比以前高很多——并且持续推进自由主义的民主的许多关键基础性条件正在形成。固然,对俄罗斯来说,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缓冲作用延缓了政治自由化进程;能源的高价出口为恶政提供了经济支撑。但是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原因是其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困境——主要是人口过剩、环境恶化及能源短缺。独裁政体根深蒂固的内在缺陷阻碍了现代发展进程的全面完成,而这种发展是其国民所孜孜追求的。腐败、不公以及问责制缺位等等问题将持续推进中国、俄罗斯以及世界其他独裁国家的政治变迁。

与此同时,美国应该时常牢记: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的首选模式上存在变种,美国模式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最佳及最充分的实现形式。特别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与里根时代反政府意识形态以及主张国家管制最小化的“华盛顿共识”等同起来的倾向,对自由主义模式灵活多变的特性来说是不公的,同时也是对其一贯以来重要运作方式的一种误解——在这种方式看来,适当的、人为的国家干预对其成功是必不可少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之所以能繁荣发展,是因为在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时,其有能力实现创造性转变——并且其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等问题所进行的进一步调整很可能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平衡。随着世界自由和民主程度的日益提升,即便对美国这样最为成功的自由国家来说,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向其同伴们学习。


国际范围内的独裁国家

独裁复兴论者不仅断定存在一种替代性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且构想了一幅全新的国际敌对图景。根据卡根的论证,21世纪看起来将与19世纪非常相似。大国敌对以及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分裂将同时出现。根据这种观点,大国之间超越政体类型的敌对状态将成为世界政治一个日益显著的特点。新兴强国——以中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为主——将会极力提升其国际地位,并确立各自的区域性霸权。随着国力的增强,它们会扩大各自国家利益的范围,进而走上相互冲突的道路。由于所认定的势力范围相互重叠,这些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竞争将会不断加剧。在东亚,中国的崛起将会损害日本的利益;中国和印度将会在东南亚的领导权上展开争夺;俄罗斯重建帝国势力范围的努力将会引发与中国、欧洲的冲突。

根据卡根的观点,多种因素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日益出现的大国冲突。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历史上相互之间的征伐,上述新兴大国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衰落;这种历史经历使得这些国家有着很强的愤懑情绪。欧洲的掠夺以及1930和1940年代日本的入侵,使中国从东亚中央王国的盟主地位跌入“百年屈辱”,此种经历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国的抱负并塑造了中国的自我认知。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在东欧、乌克兰以及中亚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支配地位瞬间瓦解——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俄罗斯的悲情叙事。促使即将到来的所谓强权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另一个因素是,人类面临着十九世纪式的发展前景,那就是对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日益趋紧的全球石油供应以及欲壑难填的能源需求上升预示着未来强权之间将展开残酷的重商主义竞争。

这些因素的结合使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分歧变得日益危险。如果世界各国均是民主国家,竞争依然会存在,但一个被“民主—独裁鸿沟”所撕裂的世界其冲突将会更加严重。甚至有迹象表明在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由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贫弱独裁国家组成——中正在出现一种“国际独裁者”。大体说来,独裁复兴论者描绘了一幅以日益加剧的冲突竞争为标志的国际图像,这一图像与主张加强交流合作的“历史终结”蓝图截然不同。

这种令人沮丧的观点基于对当前发展阶段的夸大,并忽视了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和力量。事实上,与独裁复兴论者的描述相反,当前国际图景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国际机构日趋严密,并分享了互相依赖所导致的问题。当前的国际体系总体架构与十九世纪截然不同。与以往的国际秩序相比,当代以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一套集约束和机遇为一体的互动机制,设立了合作解决危机的强制性义务,以降低剧烈冲突的可能性。

那些认为21世纪将步19世纪后尘的论者并没有认识到,将战争作为解决纠纷及强权扩张的一种手段,很大程度上已不合时宜。至关重要的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强国间的战争从日常国际政治形态转变为一种国家自杀行为。随着大国纷纷拥有核武器,并有足够的手段迅速扩张其威慑力量,诉诸战争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可能招致巨大损失的前景使强国之间慢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谨慎和克制,有效避免了修正论主义努力(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此外,轻武器的扩散以及几乎无所不在的民族主义极大地限制了强国征服和占有反抗族群领土的能力(正如阿尔及利亚、越南、阿富汗以及当前的伊朗所显示的那样)。与十九世纪帝国扩张时期不同,现在的国家不能再将其巨大的国力优势转化为有效的领土控制;它们顶多可以期待维持某种松散的支配关系,而这要求其相应地承担某种义务。同样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是,当代贸易、投资以及跨国生产网络的繁密程度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代价。以中国入侵台湾这个看似最可能发生的国内战争为例,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角度观之,战争都将给中国共产党政权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暴力经济成本的变化意味着当前的国际体系比专制复兴论者所承认的要远远有利于实现和平。

同时,独裁复兴论忽视了当前国际体系另外一些关键性特征。在十九世纪,当时的新崛起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在那里,他们有理由期待自己日益增强的国力会带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并进而使自身获得利益。但是在21世纪,要扭转地缘政治格局将异常困难。仅仅对中美的经济总量和国力进行对比并不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并不是孤立的,它同时是欧洲和东亚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
( liberal capitalist states)联盟的首领,这个联盟的综合实力远在中国甚或独裁国家同盟之上。而且,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的潜在修正主义独裁国家已成为当前一整套全球性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中俄是永久会员并享有否决权)——的实质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这些机构构成了当前的国际关系格局现状。其他许多全球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用一种特殊的组织规则,允许新兴国家仅仅通过购买(特别提款权)的方式增强自己的声音。新兴国家走向现代性的路径并非外在于当前国际格局现状,也并非与之相抵触,而是内在于并通过灵活的、包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达至。

独裁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的事实对其国际利益本质上具有深远的含义,这些利益最终指向未来的整合与共处。这些政权的国内生存能力取决于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极端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今天的独裁国家可能是非自由主义的,但他们从根本上依赖一套自由主义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为了加入WTO,中国进行了重要的内部变革,而俄罗斯当前也在试图这样做,对此我们不感到惊奇。独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意味着,保持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符合其根本利益。(诚然,这些独裁国家的确对双边贸易和投资协议非常追捧,尤其是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但这并未消除他们对WTO秩序的基本依赖,及其所承担的义务。)对中国来说,由于广泛依赖工业出口,WTO可以在防止进口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方面发挥关键性预防作用。考虑到独裁国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该体系如此符合其利益,他们不可能成为一种替代性全球或地区经济秩序的拥护者,更罔论成为意图严重损害当前既有秩序的破坏分子。

对资本主义独裁国家而言,历史修正主义行为的前景被不断扩张的跨国社交网络所进一步削弱。不仅仅这些国家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其人民——尤其是向上流动的、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也日益融入世界社区。独裁资本主义国家公民正在大量地、数量日增地参与到不断蔓延的跨国教育、商业以及娱乐网络中。随着个人对这些网络的价值观和定位的接触,单纯的“我们—你们”的分界益发难以产生并维持。正如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论证的那样,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设定实现了国际外交规则和实践的内部化,中国统治精英也被社会化了。中国远没有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上制造事端,相反它像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那样,一直在众多历史遗留边界纠纷上寻求解决办法。这些社会和外交方面的进程和发展表明,存在着向正常化运作行进的强烈趋势。

最后,源于工业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全球问题正在浮现,这些问题将会产生超越政权类型的国际共同利益。独裁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与民主的欧洲、印度、日本及美国一样,这表明他们在应对诸如伊朗和俄罗斯这样的石油出口独裁国家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这些国家在稳定油价和确保供应方面的共同利益,为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该组织是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建立的能源消费联盟。全球变暖以及气候变化作为重大问题日益突出,这也预示着超越“独裁—民主”鸿沟进行结盟及合作共事的可能性。像美国一样,中国不仅是导致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可能是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土壤荒漠化和海平面上升的一个主要受害者。快速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意味着,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中国越来越有必要引进用于环境治理的先进技术及创新性手段。资源稀缺及环境恶化带来了全球威胁,没有国家能够独立应对,而这会进一步推动政治整合及合作组织的建立。

将19世纪和21世纪相类比的观点源于对新时代实际情况的严重误读。战争效用的下降、国际交往的加深、国际机构的涌现以及日益出现的资源和环境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以“独裁—民主”敌对状态及独裁修正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冲突和动荡。事实上,21世纪的时代条件将指引我们走向国际整合及协作价值的复兴。


自由主义的民主方案

独裁复兴的预言者为美国及其他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提供了一种外交政策建议,该建议围绕这样一个假设展开:大国之间的敌对及“独裁—民主”分野将在未来数十年内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主张一种对抗的、遏制的及排他的外交政策,并且建议自由主义国家减少对全球合作及机构建设的支持。这种外交政策一旦得以实施,那将是一剂倒退的药方,并将冒自我实现预言的风险。相反,新时代的潜在现实——以及世界各国面临的激励——进一步强化了对某种焕然一新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计划的需求。一种新的增进共识、解决难题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在肯定自由主义的民主方案的成功记录及其持续适用性的同时,必须将新崛起国家的具体情况及其敏感度纳入考虑范围。

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有一个起点,那就是承认新崛起大国及独裁国家历史上承继的脆弱性及宿怨。独裁政府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解决了民族分裂主义及领土分离问题,这些问题是当前许多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从长期的国家耻辱和外国入侵中走出来,其国家领土的有效性取决于对诸如满洲、台湾、西藏以及新疆等边远地区的成功管控,这些地区的当地族群难以驾驭,并正在寻求独立或自治。类似地,俄罗斯——冷战末期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纷纷离去使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支配着幅员辽阔的领土,其偏远地区同样居住着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民族。对中俄而言,民族主义以及一个奉行铁腕统治的集权国家是应对离心势力的富有诱惑力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当前两国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只要中俄仍然将民主开放及自由主义国际体系规则视为对其领土完整的威胁,他们适应或进一步融入这种体系的意愿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及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应该去进一步加剧这些宿怨及脆弱性,而应该对其进行安抚和改善。

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还应该去努力整合而非排斥新崛起的独裁强国。“关上民主世界大门”以及排斥非民主国家的提议——采取诸如将俄罗斯逐出G-8之类的措施(G-8是先进工业国集团)——必将恶化国际关系并强化独裁统治。相反,美国及其他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应该增强独裁国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利益比重,以此来对他们进行整合,使其融入该体系。像“民主国家协同一致”之类的提议,其目标应该设定为进一步深化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强化全球性机构,而非与非民主国家相对抗。美国及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应该在解决全球资源和环境问题方面起带头作用,并牵头制定有利于吸纳非民主国家全程参与的应对危机全球框架。民主国家应该致力于务实性地解决现实中的共同问题,而非专注于意识形态分歧。在共同利益而非政权类型基础上寻求合作,将更有效地避免原本就不太可能发生的反自由主义独裁集团的形成。

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继续立基于这样一种概括性的假设:走向现代性的路径最终来讲只有一条——这条路径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是自由主义的。这种自由主义愿景承认由于历史经验及国家区别,(世界各国存在着)诸多差异性。但独裁资本主义并非一种替代性模式;它仅仅是自由主义路径上的一个小驿站。国家多久能走完这条路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并非自由主义国家所能掌控。但一项积极适应21世纪机遇和挑战的外交政策将会推动这一进程。自由主义国家不应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但他们依然能够确信:历史在自己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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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2日星期四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采用其他手段的政治?

原文: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译文: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采用其他手段的政治?


作者:Amy E. Gadsden
发表时间:2010年7月
译者:吴万伟
校对:@freeman7777

作者简介:

Amy E. Gadsden,宾州大学法学院国际项目副院长和执行主任。从2006年到2008年,她担任专门在全世界推广民主的非盈利组织“国际共和学会”(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中国部驻院主任。从2001年到2003年,她是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中国特别顾问。

绪论:1995年的中国改革景观

15年前,对中国的发展项目感兴趣的国际援助机构开始着手工作,基本可以预测的是,他们会参加一系列的会议。这些组织的代表团来到北京与大使馆官 员、中国各部官员和一群曾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在诸如企业法律改革和农村发展等发展领域从事过开拓性工作的中外专家会谈。

代表团从一个乏味的接待室转到另一个乏味的接待室,喝了无数杯的茶,目标往往是从经过挑选得到批准的政府机构或者思想库名单中获得实施项目的合作 伙伴。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政府资助的思想库就是这些早期合作项目的伙伴。如果该援助机构特别幸运,可能和获得国务院、全国人大、内政部的授权与外国人就法 律改革和发展进行合作的办公室达成协议。

这些合作机会是经过认真挑选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与中层官僚接触的机会,这些人愿意在体制内工作以影响高层的政策和法律变革。“内部改革”是个时髦的词,常常被用来描述当时法治和政治改革工程的策略性实用主义途径。

实际上这种体制内合作伙伴关系是可取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尤其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工人被镇压后,中国已没有可以充当发展和改革项目的合作伙伴的非政府组织。改革并不来自体制外。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2008年5月四川地震令国际社会(以及中国政府内部的许多人)认识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在地震后的几个星期内,公民团体联合起来为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和资金。报道说有学校发起的慈善捐款倡议,有行业协会购买医疗设备和帐篷,也有汽车俱乐部向受灾地区运送救援物资。

中国内政部估计在地震后的几个月内,超过三百万志愿者帮助从事健康、卫生、医疗援助、分发食品、安全保卫等工作。四川省灾后评估报告显示263个 非政府组织、63家基金会提供了支持。虽然新兴公民社会的议论最早是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但2008年的地震才推动中国政府正式意识到公民社会如 何在后改革时代扎下根来。这些团体的反应如此迅速和威力巨大,报道地震破坏的记者突出显示了这些公民社会的努力是这可怕悲剧的一抹亮色。正如加拿大《环球 邮报》(the Globe and Mail)指出的,地震 “是一个历史时刻,在皇帝和独裁者统治了很多年的这个国家出现了基础广泛的公民社会的最初迹象”,这将被人们所纪念。[1]

早在地震前10年,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就已经开始注意到非政府组织立界,给它们确定的范围是开展重要的社会和法律问题的工作。1998年,清华大学创建了研究中国非政府组织作用的研究中心。第二年,召开了两次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学术会议。[2]

包括中国慈善基金会和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在内的属于政府的慈善和社会组织的联合体,在1998年创立了中国非盈利组织(NPO)网络,为国家某些 地区的地方非盈利机构的发展提供研究和支持。中国非盈利组织网络在云南举行了第一次关于非政府组织及其运作的培训项目。云南被设计为非盈利工作的特区。 2001年,中国的公民社会领域不是很繁荣,但已经显示了作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就影响国家不同区域的议题进行协商的重要部门的潜力。[3]

自中国非政府组织首次出现在视野范围内的10多年里,在数量和多样性上都出现了很大发展。[4] 环境保护、妇女议题、民工问题等是这些组织的先驱性工作。最近一些年,这些领域的组织不仅数量增加,而且有其他利益团体的加入,如同性恋权利团体、少数民 族发展组织、专门从事监督和提高透明度的“看门狗”组织。

本文将探索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演变、结构、以及工作方式。它将考察政府和共产党对“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的出现所做出的反应。用一些例子说明某些团体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议题协商中所做的工作。最后,本文将考察尤其是被看作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 积木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否增加中国政治上实行自由化的可能性。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根源


中国官方对“社会组织”数量的统计数据显示,总共有425,000个注册的组织,其中包括235,000社会团体、180,000“公民非盈利机 构”、和1780个基金会。这些数字在威权的、共产主义国家似乎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当你认识到里面还包括艺术团体、汽车俱乐部、退休协会、和其他许多社会 团体和俱乐部后就明白了。旨在推动人权保护、社会正义、或者在公民积极分子精神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要少得多,或许只有1000个。[5] 这些组织面临注册的挑战,有时候登记为“非盈利企业”,有时候根本不注册。上文提到的官方统计数字不包括在这个“灰色”登记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集中在维护 权利问题上的少数非政府组织是本文讨论的中心。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对来说非常迅速。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建立起很多与政府有特快联系渠道的研究所和政策中心。这些团体如法律文化研究所 或者亚太研究所与中国各部、政府机关、以及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思想库有联系。它们更多集中在专题性的或司法议题上如破产改革、农村政策等,较少关注社 会内部的社区或利益团体 。因此,项目课题是旨在影响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所考虑的法律和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其首要功能是为希望获得这种信息的政府部门收集国际上的、比较性的的专 业知识,但没有资源或者门道把外国专家带进国内法律和政策的讨论中来。

1990年代中期,一些曾经参与法律和政策讨论的学者开始在大学创立研究中心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除了进行法律和政策倡议方面的研究外,这些研究 中心还建立热线联系,鼓励普通市民打电话索要信息。偶尔,中心还试图宣传媒体上的案例或提供法律援助。结果,它们开始建立起与普通中国国民的直接联系,这 些人受到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后果影响如关心商品安全的消费者或居住在受污染的水源附近的居民。

2000年代初期,曾经在大学的研究中心工作过的新一代积极分子开始创建更加独立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和前辈不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机构单位(如 大学或者准政府思想库)。在汉语里,它们开始自称“以社区为中心”的组织。一些胆子更大的机构自称非政府组织,常常使用英文中的NGO。

今天的基于社区的非政府组织(community-based NGOs)仍然集中在议题和宣传上,但其领袖和雇员的观点是基于社区的或根本就是利益团体的视角。今天的非政府组织领袖不再通过学术界或政府来建立自己的 中心。因此,和1990年代不同,这些非政府组织不在“体制内”。中国官方和他们自己都把他们看作体制外的东西。这些组织不是政府支持的机构,其领袖求助 于社区和利益团体的支持和认可。

中国基于社区的非政府组织

人们可能认为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心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第一代,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中心是第二代,今天的基于社区非政府组织是第三代。它们自认为更 加草根、更加独立,组织领袖来自所在社区,办公室位于改造的居民区或者偏僻的商业地产。比如,一个为民工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室就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 街一座普通的三层楼旅馆的地下室。他们筹集资金很困难,主要依靠国际捐助者如福特基金会和香港乐施会(Oxfam)的捐款,以及所在社区的少量捐助。该组 织主要依靠志愿者工作。预防艾滋病团体就动用志愿者每天晚上传播预防知识,保障性生活安全,而民工团体求助于本地劳工宣传他们为工人提供的服务。

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具有的所有潜在重要意义来讲,最引人注目但却分析最少的特征是它们的领导者 。在中国的封闭政治制度下,渴望成为社区领袖的有志青年更可能创建一个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寻找一条通过党和政府的渠道走上为民服务的道路。而且,即使他们想 追求在政府内工作的机会,今天的社区领袖往往来自没有现成的进入政治体制入场权的社区。在中国常见的现象是创建民工团体的民工,开办同性恋权利中心的同性 恋者,或者鼓吹艾滋病治疗的农民HIV感染者。在青海农村,一个藏族非政府组织领袖离开政府,因为他觉得建立一个集中在社区和法律发展的非政府组织能更好 地帮助藏民社区的发展。

在中国创建和经营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充满风险、相对贫困的事业,但仍然吸引了有才华的人到这个行业里来,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成为社区领袖的机会。如 果中国政治体制是开放的,会吸引一些非政府组织领袖(甚至很多)要么作为官员候选人要么作为公务员进入到体制中去。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工作已经成为公民从 政的方法。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已经变成“采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政治”。

虽然这样说,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领袖却避免用明显的政治术语认定自己的身份或工作。他们加强扩大服务范围的活动、提高觉悟、提供法律服务等,而不 是监督、鼓吹政策、维护人权等活动。比如,民工非政府组织强调他们发挥的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作用,提供服务帮助民工启动劳动赔偿程序。他们尽可能地 避免造成任何形式的“组织”工人的嫌疑。类似的,与全国妇联地方支部合作的妇女团体开发项目来增加女性的政治参与和鼓励性别敏感性。他们认识到独立地针对 竞选地方官员的妇女可能给组织和这个农村妇女带来危险。

多数非政府组织领袖否认他们代表了某种“反对派”。实际上,他们希望有更多与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对话和合作的渠道。作为“外来者一代”,他们渴望 得到政府的信任,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合作伙伴。在他们的公共话语中,他们不失时机地指出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迫切需要的社会服务和化解社会紧张关系在建设 “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认识到艾滋病非政府组织能够比政府官僚更有效地接近HIV病毒感染者和风险人群。但这种承 认很少见,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显示了政府对公民社会发展的根深蒂固的焦虑情绪。

大部分基于社区的非政府组织用非常谨慎的术语描述他们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关系。他们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受到骚扰、威胁甚至关闭。2001年, 民工权利活动人士和律师周立太代表受到伤害和虐待的工人维权的工作进入城市官员的视野范围后,他的深圳办公室遭到关闭。2002年,中国最著名的艾滋病非 政府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艾滋病积极分子万延海因被控泄露国家秘密而遭拘留,当局指控的所谓国家机密就是那些卖血大幅度增加中国中部农民感染HIV的比例的丑 闻。[6]环保人士吴立红2005年曾因揭露严重危害太湖水质的官商勾结受到全国人大的称赞,2007年他因为敲诈勒索指控而被捕。[7] 2009年7月,北京当局发现“公盟”的法律研究中心在经营上违法,将其关闭,并以涉嫌双重注册和逃税的罪名拘留了领袖许志永。这种经常性的骚扰说明,即 使经过了非政府组织10年的发展和共存,中国当局仍然随时可以关闭这些机构,虽然他们在国内做了很多积极工作,为该国人权纪录上的少数亮点积累了相当多的 善意。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未来

虽然有这些变化无常的和令人担忧的镇压,但非政府组织仍然在中国坚持下来了。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即大概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 代中后期一直被定义为转型期,从体制内的从属于政府各部和大学的研究中心到体制外的,由仅仅依靠非政府组织工作获得专业身份和收入的活动人士领导的基于社 区的组织。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特征是什么呢?

成长:最近的历史显示小型草根组织的数量继续增长。来自艾滋病领域的例子帮助预测增长率。2007年,当HIV/AIDS非政府组织组织起来选举 作为全球基金会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CCM))的中国公民社会代表时,123个非政府组织注册投票。2009年举行第二次选举时,280个组织注册投票。 即使这些选举对投票组织资格进行严格的限制,从事全球基金会相关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还是增加了两倍以上。

协作 :单单数量增加不一定导致中国公民社会的强大。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把影响力从社区扩展到城市、省级、国家级、甚至国际层次上。这种扩 张或许要求非政府组织提高工作效率。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一直受到压制,因为政府担心这样的合作会激发政治敏感性以及在非政府组织内部的竞争。比如,长期 以来人们相信在不同省份从事类似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不能从事联合项目,担心这样的努力像反政府的联合行动。但最近一些年,非政府组织已经共同分享“最佳做 法”或静悄悄地但却非常成功地讨论了相互的目标。

有两个更明显的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例子。首先,当环保活动人士吴立红在2007年被捕时,12个非政府组织向当局写公开信,要求吴得到公平审判。这次协作受到了官方的挑战,公开信发表后不久就被负责互联网事务的部门要求从组织网站上删除。

第二,作为上文提到的全球基金会国家合作机制选举的一部分,HIV/AIDS 非政府组织组成了非政府组织工作委员会,由全国各地的代表组成,以改善公民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流,针对全球基金会政策采取集体行动。国家容忍这种发展,但是 在最初的两年,HIV/AIDS 非政府组织在协同工作方面困难重重。非政府组织内部权力斗争相当激烈,艾滋病积极分子急于相互指责对方违法乱纪或其他恶劣行为,削弱了他们鼓动和联合行动 的能力。(观察中国的HIV/AIDS 非政府组织在超越社区层次的影响力的斗争使人们瞥见中国民主的赤字)。

国际化: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小心翼翼地采取措施发挥全国性作用时,在国际领域获得更多听众(或许更容易些)。2006年,中国的两个非政府组织参加 了联合国有关中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上的国家报告书的听证会。中国官方的公民社会报告书是由中国妇联提交,但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被允许参与听证会,参加了一些补充性讨论,就政府在保护妇女权益 的努力方面的官方报告提出问题。

参加“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女性的大会”的一名妇女承认,中国非政府组织如果在国际舞台而不是国内舞台上更成熟的话可能更成功。她的理由是在国际层 次上,它们可以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参与非特别针对中国的运动 。这将给它们提供向更有经验的同行学习的机会,帮助说服政府它们并不反华。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阻止非政府组织的国内活动,这些团体将聪明地考虑更加国际化的 战略使其能够继续发展并获得合法性。

民主化: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中国的“民主习惯”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非政府组织的增长反映了公民政治领域(civil-political sphere)变得越来多样化。人们正在辨识自身的利益,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到房屋权利到民族和少数族群议题,组建能代表其利益的团体。单单谈论“工作场 所的歧视”或者“HIV/AIDS传播”就好像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女性或静脉注射吸毒者无关已经不够了。和20年前不同,这些人现在拥有替他们说话的组织。

国家的反应

利益团体的出现不可能被一党制国家所忽略。在2007年,作为思想库和中国共产党的培训中心的中央党校开始讨论党如何代表多样化中国的多元的和有 时候处于竞争性的利益。答案是微妙的,即使对中共来说也是如此。中共曾经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加灵活。党如何协调雇主和雇员、业主和租户、污染者和依靠自然资 源的人的紧张关系?因为非政府组织变得越来越基于社区,越来越与利益集团挂钩,政党会把它们看作联系草根的伙伴还是对手呢?非政府组织希望成为伙伴,但记 录显示政党的默认模式是把它们看作煽动者甚至是削弱对党忠诚的对手。

即使党把基于社区的非政府组织视为伙伴,也不大可能把它们视为平等的伙伴。党和个体律师的关系提供了让我们看到党对公民社会的反应的一些启发。 2006年,司法部颁布规定,要求接手“群体性的案件”(类似于集体诉讼案件)或“敏感”案件的个体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或者司法体系的其他机关汇报其活动。 当消极监督被证明不足后,就开始在律师事务所设立党支部。到了2009年,党已经在一万四千个私人律师事务所建立了一万一千多个党支部。目标是在100% 的国内律师事务所建立党支部。将来党考虑在全国的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中建立党支部并非不可思议。[8]

结论:当今中国的改革景观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其他发展如经济私有化、法治话语、当今处于停顿但得到很多分析的基层选举改革同时进行,所有这些结合起来显示中国正在进行 某种形式的政治自由化。但是,共产党持续处于主宰地位、权力的随意性滥用、挑战国家政策的活动人士和异议者被逮捕、以及缺乏普遍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 教信仰自由对即将到来的民主化极为不利。

最近的事件显示,从前政府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模糊立场正在朝着更加积极的遏制政策转变。中国官员警惕地发现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在2003年和 2004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的把领导人赶下台的颜色革命中发挥的作用。2005年,有传言说国家安全部正在调查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以及它们在 中国的合作伙伴,制订“好”和“坏”非政府组织的名单。调查给外国非政府组织的中国伙伴造成很大压力,迫使它们推迟行动。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屈服于压力的 伙伴更多是政府资助的思想库,使得外国非政府组织集中更多资源发展与以社区为基础的草根性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对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并没有显示松弛的迹象。2010年3月,国家对外交流管理局(从俄国政府的剧本中撕下一页,亦即模仿 俄国政府的做法)颁发了新的管理规定,目标在于增加对接受外国非政府组织或团体资助的草根组织的审查。该规定要求非政府组织提供海外资助者注册地位的额外 信息以及描述捐款目的的捐赠协议授权书。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汇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非政府组织担忧的是新规定旨在使得非政府组织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 更可怕的是,此规定被随意性地用来关闭失宠的非政府组织。

政府严厉对待公民社会的证据持续增加。新的对外交流规定颁布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切断了它与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纽带,该中心从属于该大学的法 学院已经15年了。早在一年前当中心主任(郭建梅)接受上级指示要进行更多研究回避热线按钮的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它就已经知晓大学在考虑是否终结这种 从属关系。在该中心不愿意从这些重要的案件中退出变得非常清晰后,北京大学迅速采取行动,不可挽回地将其关闭。中心主任已经准备好与大学不可避免的冲突, 创建了公共利益的律师事务所,除了妇女外,还代表民工、残疾人、老人办案。在解释该中心的关闭和新律师事务所的创立的公开声明中,中心主任表达了继续奋斗 的决心:“该中心的关闭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

“困难,只是怯懦者的挡箭牌,而对有着坚定信念的前行者来说,困难是另一种动力,是春前的一场雪,雪总是要化的,而满山的红绿一定会随着春风无可 阻挡地绽放!”[9] 展望未来,中心主任写到“别了,北大!不别的是我们对公平和正义永远的追求,对中国法治坚定不移的信念。” 。[10] 该中心主任表现出的坚韧和投入是中国许多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共同特点。正如中国同性恋权利活动人士曾经对一群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说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什 么都缺,就是不缺热情”。[11]

中国的永久难题是该乐观还是悲观看待问题。即使在2009年和2010年的事件显示当局对非政府组织的镇压或正如一个非政府组织领袖说的反对独立 社会力量的“战争”之时,人们对中国将允许公民社会成长的希望持续存在。2010年1月,财政部宣布创立五千万人民币(大约七百万美元)的法律援助基金, 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法律援助。在推动非政府组织法律和权利的另一举措中,实验性环境法院给予非政府组织代表公众到法院起诉的合法地位。到现在为止,只有从属 于中国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到法院起诉,两个案件都达成庭外和解。但是,承认公民社会在为公众说话的角色的这个转变是中国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更切题的是, 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制订检验这种开放的策略来看看它们是否能用它进行环保法案的诉讼。

在过去的20年中,公民社会不断发展,成为对改革的有意义工作的主要依靠。像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东西一样,中国最近历史的这些发展有先例可循。关于 19世纪末期出现的公民社会萌芽,中国历史学家写了很多东西。在这个时间,快速都市化和公共基金的缩减合起来使得城市的商人和文化精英在公民发展中扮演了 新角色。他们指出,这种重要新现象的证据是商会建造的道路、桥梁、码头的增加,私人邻里团体和企业协会对河流管理工程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建立社区消防队、路 灯、轮渡公司、寺庙、学校等文化机构等公共服务中发挥的作用。历史学家罗威廉(William Rowe)曾得出结论说“曾经有段时期,在清朝后半期,社区要求的集体服务范围迅速超过了国家组织的增长,激发了官府之外的公共空间来填充这个空白。” [12]

帝国官员,就像现代的共产党干部对私有团体提供曾经属于政府的服务并不完全惊慌失措。作为对现实的妥协,他们复兴了“官督民办”的说法(政府监督 下的人民管理)来描述国家和社会的这种新型关系。[13] 试图融合非政府组织的中共官员或许创造一个类似的口号清楚说明国家对这些组织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的越来越模糊的政策?

虽然有压制和收紧控制的举措,但除非进行一次重大的打击否则像妇女法律服务中心的主任显示的那样,中国公民社会不会被吓住。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增加,并且即便在官方机构使用登记和税收政策加紧控制时非政府组织也在想方设法生存下去。

今天,寻求在中国工作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发展机构对影响中国社会、塑造民族未来的议题往往有不同于1990年代中期的前辈遭遇的会见。不是坐在政 府部门接待室舒适的沙发椅子里,他们现在不知不觉来到拥挤的办公室的折叠椅子上,旁边有农民和民工在进出,会见者还要抱歉地离开几分钟去接热线电话。

1990年代,推动中国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力量存在于政府官僚机构内部,主要集中在立法和政策变动上。今天,这个力量在公民社会内部,他们从利益团 体和争取变革的社区的经验中吸取营养,这些变革曾经推动中国获得全球经济前列的地位,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公民社会组织在过去 10年发展迅速,但它们的发展出现在没有更广泛政治改革的情况下,所以常常与维持统治权的党的利益产生紧张关系。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否能 与其他改革联合起来让均势朝向中国的政治自由化倾斜。更简单地说,潜伏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在没有实质性政治改革的背景下继续发展 吗?乐观主义者或许指出中国虽然缺乏重要的银行改革,经济发展仍在持续的事实作为答案的线索。1980年和199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 的事。但悲观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看到的是中共在掌控权力方面所表现出的韧性和使用天鹅绒手套,必要时甚至使用铁拳吓退政治竞争者的意愿。预测哪个结果 可能性更大是傻瓜的差事。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如果今天访问中国,他会注意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抓住了政治议题,却不是政治行为者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不成熟,国家的政治限制人为地阻碍了它们的发展。但有一点是清楚无疑的: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上,中国还没有站稳,其政治体制必 须继续变化以适应经济、社会和跨界发展的需要。公民社会团体想成为该变化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否会发挥作用,党是否允许它们发挥充满活力的政治参与者的作用 仍然有待观察。

注释:

1. Geoffrey York, "'Shock of Consciousness' Sweeps Autocratic China in Wake of Temblor," Globe and Mail (Canada), May 17, 2008. ?

2. Jude Howell and Jenny Pearce, Civil Society & Development: A Critical Explorati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135.

3. 2001年,笔者为在中国进行法律改革和农村管理项目的总部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项目评估。笔者建议该组织在其公文包中添加公民社会发展,这样的项目 “将通过支持在位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纽带处工作的这些组织补充该组织最初的研究中国改革的自上而下途径和自下而上途径。过去20年的改革是意义重大的,但 这些组织仍然很难独立于政府开展工作。今天,个别本地组织在政治和社会空间内争取存在空间。在中国,党国权力仍然是绝对的,如果愿意的话,但公民社会的增 长提供了监督当局的最好机会,同时并不威胁社会稳定或者经济发展。”(Amy E. Gadsden, private memorandum, n.d.)

4. 本文没有讨论但值得单独提到的是中国的政府运行的非政府组织或者(GONGOs)如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作为“群众团体”,这些组织是共产党管理结构的 一部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人民共和国初期。它们不是独立的,虽然机构一直延伸到基层,但离基层越近,它们的功能就越像政府机构。它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选择 “公民社会组织”的标签,尤其是在国际领域,因为这地位带来的利益。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汇报自己在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女性的大会”的义务时, 全国妇联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作为公民社会组织参加的。

5. 中国非政府组织辩论自己工作的政治或政治化的本质。任何一个具体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比如,艾滋病非政府组织开展提供服务的活动 如推广干净针头,但同时批评对吸食毒品的严厉惩罚,这使得它们陷入与社会的冲突中,如针对吸毒的社会和法律态度以及有关刑法体系的辩论等。

6. 2010年5月,因为担心起组织可能被关闭,自己可能再次被拘留,万延海离开中国赴美。

7. 吴立红在2010年服满刑期后被释放。他在接受《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宣称在监狱受到折磨和虐待,释放后继续受到监视。

8. 公民社会组织登记要求旨在提供这方面的监督。非政府组织必须具有官方的资助机构。许多非政府组织登记为非盈利商业企业,要么避免资助组织的干预,要么因为它们找不到愿意承担资助者责任的官方机构。

9. 郭建梅2010年4月与作者的电邮。

10. Ibid.

11. 2007年12月华盛顿特区的闭门会议。.

12.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6. 历史学家已经辩论从这种“官僚外领域”产生的观点和机构能够公平地比作西方传统中的类似机构。罗威廉本人进一步指出人们不能从清末或民国初期任何“公共领 域”的出现得出有关当代中国的民主前景的结论。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19, no. 2 (1993): 139-57.

13. Ibid., 185.

关于托克维尔论中国项目:

本文受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托克维尔论中国项目的委托而作。该项目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盖瑞·舒密特(Gary J. Schmitt)和常驻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的指导下,考察了旨在提供更大洞察力和增强对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的了解的话题和议题。欲知详情,请参阅:www.aei.org/tocqueville.


相关阅读:

石文安博士在“中国的领导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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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泡沫之母——什么催生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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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Mother of All Bubbles|The Burning Platform
译文:博客(The Burning Platform):泡沫之母


作者:JimQ
发表时间:2010年8月8日
译者:Andy (@adianch2010)
校对:Fuge、@xiaomi2020

译注:凯西研究(the Casey Research)是一家位于美国凤凰城的投资咨询公司,本文是对该公司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报告的简评。

关键词:巴德·康拉德(Bud Conrad), 凯西报告(Casey Research),中国,房地产泡沫,刺激计划

在最新一期的凯西报告(The Casey Report)中,巴德·康拉德(Bud Conrad)在分析亚洲的真相方面做了一件杰出的工作。日本是一个在人口结构上正在滴滴作响的定时炸弹。中国政府创造了所有泡沫之母,当她破灭之时,全世界都将被震动。中国的奇迹事实上不是奇迹,只是一个以债务融资吹起来的泡沫。听起来有点耳熟?

我从巴德的文章中挑选了4张图表,图表尽可能清楚地描绘了现状。下面的图表显示,与日本在1980年代晚期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当前中国的泡沫相比,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减速墩。美国还要下降20%-30%。对于那些希望房地产复苏的人,我得指出,日本的房地产市场跌了20年,仍未复原。我很想知道,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是否会在2025年发起一个广告宣传运动,告诉我们那时才是最佳买入时机。

让我们看看中国的住房价格。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飙升了60%。现在有6,500万套空置的住房。(译注:关于6,500万套空置房的数据来源存疑,这个数据近期在国内引起不少争议。 )问题不再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否存在,而是泡沫什么时候将会破灭。泡沫们总是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破灭!!!


北京及其周边的土地价格在过去的这几年中已经攀升了9倍。幻觉不再是美国人的专利。下面两个图应该放在字典中“泡沫”一词的旁边。对于任何过去两年中在中国买房的人来说,最终的结局必定是眼泪。





  (*译注:数据来源可参见此三人的相关论文,在这里:http://www.nber.org/papers/w16189)

阿伦·格林斯潘先生可以作证,泡沫只有在货币政策和/或财政政策极度宽松的时候才会形成。泡沫之王(译注:指格林斯潘)在2000年代早期用他1%的利率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推波助澜。中国人必定有成百上千个保罗·克鲁格曼的弟子在管理着他们的经济官僚体系,永远不会有足够多的刺激计划来满足一个克鲁格曼派。中国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保持GDP10%的增长速度。增长率减缓到5%将会在上亿从乡村来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中引发社会骚乱。下面这张图显示,当你控制了印钞机和发放贷款的银行,你就可以做刺激“工作”了。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印了钞票,但银行把他们的钱囤积起来,没有发放贷款。





中国政府印了钞票,并且指示银行向购物中心、公寓住房、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发放贷款。一般的市民们买的公寓多达5套。每个王、张和黄都知道房地产只会上涨。他们585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被用于修建整座整座仍旧空置的城市。220万平方英尺的华南购物中心拥有2100家店铺,几乎完全是空置的。中国人将 “无头桥”(bridges to nowhere)的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20个月中,中国的M2增长了47%,反映出中国当局高企的政府开支。当你把3.5万亿美元交给开发商的时候,他们当然会发展。当一名有权处死你的政府官员告诉银行家们去放款,他们会顺从地放款。中国政府可以将真相隐藏一段时间,但中国的刺激计划和不当地投资于写字楼、公寓、商场和城市所引起的坏账最终将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历史性地崩溃。这将导致股票市场崩盘,经济增长急剧放缓。


所有泡沫之母将会破灭。只是个时间问题。基于历史经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正在寻找它的那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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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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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新的性革命【内有“同性恋”话题,不喜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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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new sexual revolution
译文:卫报:新的性革命 
作者:Polly Vernon
发表时间:2010年7月4日
译者:Gro?e Fuge
校对:异议  @xiaomi2020(订阅译者)

Grindr是一款帮助男同志通过卫星定位系统(GPS)及时定位的免费手机应用程序。它已经改变了全世界70万男人的性生活。但是它能用在直男市场吗?它是否将意味着一夫一妻制的终结?

有没有听说过Grindr?如果你听说过,我猜你是个男同,或者是个有些直但是对男同多少有点好奇的男人;或者你是某个男同的朋友。如果你没听说过,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吧。

Grindr(发“格林达”音)是一款免费下载的iPhone应用程序。它承诺将帮助你“从你的附近免费为你找到男同、双性恋、对男同好奇的男人”!Grindr利用GPS技术可以让你发现在你周边还有谁也在使用它。它以网格排布的形式向你展示那些男人是谁,长得怎么样;它可以告诉你和他们之间的距离(用英尺,甚至用更让人颤抖的零点几英尺为单位);如果他们接受你的邀请的话,你还可以通过和他们“聊天”。但是Grindr的根本思想是,如果不用在网络空间做一件真实空间就能做到的事。如果你可以和人面对面聊天,那就不必在网络里聊天了。

图:Grindr是一款帮助男同互相定位的手机软件
使用Grindr是一种让人沉醉的体验。我第一次接触它是在伦敦东部的一个酒吧的天台,我的朋友J和W向我介绍的。J在他的iPhone上安装了这个应用程序。当我看到网格形式排布的相片(以地理上的邻近性排序——离你最近的Grindr用户在你屏幕左上角)在屏幕上各自立即打开的时候,内心一阵激动。所有的男人都在冲我而来——哦,不是我,但是仍然……它事实上是一个关于性的应用程序,充满了性,颓废,不管你是谁,你的性别和性倾向,都瞬间把你卷入肉欲的的波涛之中,。这让我想起第一次在Google的搜索框里输入单词的时候,第一次从iTunes下载音乐的时候——我知道我邂逅了一种将在深层次改变生活的科技。

我滚动观看着各种提供男同的网格中,偷偷地试着把相片里的图像和酒吧里我周围真实的男人进行匹配。“你知道什么最搞笑吗?”J说。“Grindr带给你最好的夜晚是那些你呆在家里不外出的夜晚”。他坏笑着说。

Grindr在重新配置人际关系。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和性相关的应用程序,利用它寻找性伴侣如同叫外卖或网上购物一样简便,(我的朋友凯文把它称作“同性恋港湾”,因为这个他变得很开心,他说我可以使用他的真名。其他人都要求匿名)差不多的东西。Grindr在09年3月25日面世;现在有来自162个国家多达70万人(而且用户还在不断增加)在使用它并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如果J,W,凯文和其他我采访过的男同具有代表意义的话。“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享受过那么多的性爱!”R欣喜地告诉我。“过去8个月通过Grindr获到的性爱和我出柜20年来享受的性爱一样多,或者更多。”Grindr会越来越壮大,创造更多的性爱机会。每天有两千人下载这一应用程序,不到一个月前,一个适用于黑莓手机的版本也发布了——这将使得Grindr的影响力扩大至原来的三倍。

但是Grindr比预想得还要重要得多。它标志着我们所有人——男同,直男——交往的方式将出现重大转变。基于不同的立场,有些人认为这是创举(解放,增强社会交往,甚至是寂寞和无聊的终结);也可能是潜在的灾难(预示着一夫一妻制的结束,为性沉溺推波助澜)。不管最终结局是什么,Grindr的意义重大。

应该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同性恋时代”。男同和直男之间的间隔正日益减小。同性恋文化和异性恋文化越来越相互交错。比如Grindr应用最大的增长是在09年6月,在非常火爆的电视节目《疯狂汽车秀》的一个访谈中,男同偶像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把Grindr告诉了杰雷米·克拉克森之后,那可不是一个同性恋节目。

所以即使它没打算开发一个给直男们使用的版本,Grindr也已经作用很大了。但是Grindr正在开发一个直男版本。Grindr有可能将在2010年底推出异性恋人群可使用的版本。

图:Grindr的创始人Joel Simkhai
Grindr的创始人乔尔·西姆海(Joel Simkhai)说,“最迟也就是那时候”。他33岁,结实,帅得很清爽,美国口音,风度翩翩并且有着商人的精明头脑。我和他在伦敦一家别致的酒店碰面。他现在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基地,查看繁荣的英国市场;通常他住在洛杉矶。“英国是在美国之后Grindr拥有第二多用户的国家,”他告诉我。“伦敦是继纽约和洛杉矶之后第三大用户城市。你们爱我们。”西姆海出生在特拉维夫,三岁的时候,他和父母搬到了纽约(“纽约州,不是纽约市”)。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出柜了,“差不多就是美国在线(AOL)开始起步的时候。可以说,我是跟网络热潮同时诞生的———我指的是同性恋身份的正式诞生。网络帮了我很大忙,使我可以跟‘同道者’相聚———虽然他们往往在遥远的怀俄明或者别的地方,但在网络的帮助下,我仍然幸运地遇到了一些并不古怪的同性恋者。”但是西姆海说,在少年的时候作为一个男同,他还是感到了孤立。他开始问自己“那个问题”。我想每个男同从意识自己的性取向时,就会开始问那个问题。当你在某个地方,你会问:“现在,在这里,谁也是男同?谁是?”你会四处看,你会不断地想。因为出柜是一个孤独的过程”。

现在还是吗?

“还是!非常强烈!每个问自己那个问题的男同也会想:‘如果我有一种途径来知道的话,难道不是很好吗?一种可以让我知道谁是的方法。’他们从Grindr里看到了它的实现”。

差不多20年后,西姆海获得了国际关系和经济专业的学位,并在金融行业工作了几年,苹果公司发布了它的2代iPhone。“那感觉跟别人用大银盘给我端来了Grindr。一代iPhone没有GPS,而且里面只有大约8个应用程序。而且它们全都是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序——你不能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那个时候的iPhone真不是什么伟大的产品。但是在二代iPhone的通知里,他们说:“二代iPhone拥有GPS,而且你可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我心想:“啊!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样的应用程序!””

那个时候他对自己想要Grindr做什么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吗?Grindr将如何工作,外观如何,它将配备什么样的功能?

“哈!不。我的想法就是使用GPS,看看谁在我周围。就那么简单。”

在08年8月,西姆海和一位在丹麦的应用程序开发员莫腾·贝克·迪特莱森(Morten Bek Ditlevesen)联系。“跟我一样,他对GPS充满激情。他是直男;但是他喜欢这个主意;他有全职工作,但是他说:“是的,我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嗜好来做。”他没要多少报酬。

西姆海带来另一位朋友,“斯科特·勒瓦伦(Scott Lewallen),一个在品牌策划,市场营销和设计方面的专家”,参与到项目中来。三个人一共耗时6个月、花了5000美元,做出了Grindr.

关于名字: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哪里?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Grindr来自grinder(研磨机)。我们喜欢咖啡机的概念,它把各种东西混合在一起……而且也含有“guy finder”的意思。我们想要一种有男子汉气概但没有打上骄傲的烙印。不是关于……”一种政治化的男同观念吗?

“是的!而且非常有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强调男同的意味。我是男同;我是一个自豪的男同。它不是说我们有什么问题,对吧?但是Grindr不是关注男同权益的,或者其它的什么。它是用来寻找同道的。作为同一类人中的一个。社交。让你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对世界宣告:‘我们在这儿,我们是同性恋者。’”

Grindr在09年的春天发布。在开始的几个月,增长很稳定但是速度不快。接着斯蒂芬·弗莱在杰雷米·克拉克森的《疯狂汽车》节目向他介绍了Grindr,接下来一周就有4万人下载了它。太棒了!

西姆海充满激情地谈着他的创造。他为Grindr建设了一个漂亮的界面。他四处鼓吹Grindr的国际化和统一的方面,让Grindr听起来就像是男同们的联合国一样。“在这里,我们离家8000英里,在伦敦我们有50000个用户。怎么?什么?我十年没到这里来了——当飞机降落在西斯罗机场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开启Grindr!悉尼,墨尔本,新加坡,东京!东京是我们的第四大城市,用户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而我从未去过日本!我也不会说日语!”

他指出Grindr是一种在线约会的响应,在线约会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同时也制造了许多麻烦。“经常有错过联系机会和反复扯皮的现象”,还有“哦,事实上,这周我在纽约,你在洛杉矶……”在线约会真是让人沮丧!非常费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Grindr是立竿见影,即时生效,没有来来回回,不用通过花几周的时间来建立希望,最后到你第一次真实约会的时候,你却感觉“见光死”了。你在Grindr上看见某个人的照片,你立即和他见面,你可以知道你们相互之间是否吸引:“Grindr重新引入了‘爱情化学反应’的概念”。而且它是真实的。它不是第二人生。它不是一个虚拟世界。它是一个工具。它让现实生活成为可能,它不取代现实生活。”

我说,而且它导致了真实的性爱,这可不是所谓的虚拟现实。

西姆海停顿了一会儿。

“呃……从我的观点来看……它不是性爱。这是性的前奏。它只是在性爱之前的部分。我是这么看Grindr的。我们想变得性感。我们觉得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基础。但是Grindr是性感而不是性爱。”

也许,西姆海很在意美国媒体中的保守成分。关于“新的男同寻性伴插件”带来危险的社论总是不时出现。西姆海想要明确一点:Grindr不是只关注让人得到性爱。“我一直碰到那样的男人,他们对我说:“我知道Grindr是为了找性伴,但是……”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他们遇到真爱。但是。但是。有很多惊喜”西姆海说他对Grindr最大的希望是它能够帮助那些年轻的男同度过出柜这一关。

西姆海的热情以及Grindr在性之外产生的影响都让我动容。我理解,时至今日,同性恋人要出柜仍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也知道地理上的接近,可以作为可以看见和被接受的群体的一部分有多么重要。我采访西姆海14天后发生了大卫·劳斯(David Laws,译注:英国财政部官员,同性恋者)的故事;这是引人注目却又让人哀伤的证明,男同在公开性取向的过程中仍然遇到很多问题。

还有个男人D告诉我,Grindr完全就是为了性爱。“互联网是用来约会的;Grindr是用来找性爱的。”“好吧,有时候互联网也是为了找性爱的,但是Grindr:完全是性爱。”我问周围的人,他们告诉我非常多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以性关系结束。“有时候你并不真的喜欢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做爱的责任?“是的。不过也还好。”

我开始有了由此派生的Grindr文化的主意。许多男同把Grindr当成度过一个美满夜晚的途径。“过去我在伦敦西区朋友家里吃过饭,然后步行回到地铁站;现在我打开Grindr,看看会出现什么。一个人上线并开始和我聊:‘你离我很近啊!’我回复:‘是的……’他说:‘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你过来看看我们把’于是……我就过去了。”

其它人把它当做劳累一天之后缓解压力的一瓶红酒。Kevin住在一个大车站附近:“这样我可以找到很多人聊。在某个地方度过令人发闷的一周,周日晚上他们离开车站,可能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他们打开Grindr——猜猜谁最先被显示出来?”

Grindr把同性恋社会原本彼此隔离的圈子联系到一起。我30多和40多的男同朋友告诉我,和年轻的男同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的事情:“那些有点古怪,是的,有时候不是非常舒服,如果你想想它,”一个人说。“你得确定哪些人对你来说是太年轻了,要设定一个界限。但是——你一直坦诚你是谁;你不能发布别人的照片。如果你撒谎,你将会被发现,很明显,撒谎会让别人嗤之以鼻。在Grindr上不能撒谎。”

从另一方面来说,欺骗却是司空见惯的。

“在Grindr上你总能看见有人说:‘哦,我已有男友,只想找人聊聊!” 男同生活时尚杂志《态度》的主编马修陶德说。“哦,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你想跟人聊天?为什么要到Grindr上来?想聊天可以找你妈妈呀!”

一位在长期恋爱关系里的男同告诉我,他知道Grindr,但是他选择不去尝试它。“它会改变一切。我当然很有兴趣!但是最后我还是不想上Grindr,我也不想自己的男朋友F上。”

“在Grindr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有恋爱关系,”P说。“而且我认为1/4的人是直男。他们不是对男同好奇,不是双性恋,就是直男。”“直男们都喜欢聊天!”D说。“他们对可以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是那样容易,可以把性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感到好奇……但是到真的要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又什么都不做。”

不是每个男同都倾心Grindr。《态度》杂志的马修陶德有保留意见。“一年前,一个朋友拿着他的iPhone向我展示Grindr:‘你能相信吗?’我翻了翻白眼,心想:‘真是什么都敌不过性。’发现一种新技术——我们总是把它带到性上去。”陶德使用Grindr(“我试了一下,就退出了”),他从杂志读者的反馈中知道他们大量使用Grindr。“我觉得人们之间能够方便联系是好事。尤其是年轻人。知道周围有男同,能够互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我觉得Grindr是一个成人世界。商业化的同性恋世界———G rindr是其中一部分———是非常成人的、充满着性的世界。我担心这些年轻人出柜后,来到这个男同世界,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性。这里没有真正的恋爱关系的概念。”

其他人更直接地谴责Grindr。“Grindr让人上瘾,”一个男人通过邮件写道——他是我一个亲密朋友的前男友。“Grindr和Gaydar【英国最大的男同约会网站】……很多的男同都有上瘾的情况。这样写我觉得是废话,但事实如此。我们喝酒,嗑药,我们用性来克服我们心中感到的羞耻。然后我们觉得更糟糕,因为我们知道不应该为自己是男同而惭愧,我们应该感到骄傲——于是我们更加变本加厉地吸毒和性交。像 Grindr和Gaydar之类的东西鼓励这种性,那种强迫症式的、让你越来越异化的性,而这意味着你也会异化那些跟你有性接触的人,对他们产生不好的影响。”他让我跟G联系,当年他在治疗性沉溺时遇到的一个人。“我曾经几周几周地沉溺于性中,不能自拔,”G在邮件中写道。“下载色情片,上G rindr,跟那些我从来不知其真实姓名的人见面,然后发生性关系,然后再下载更多的色情片……”

“自尊被降到很低,”陶德说。“在男同人群里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很多——多年的压制和羞耻之后,这样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还有什么比有人和你发生性行为更有用?”

Grindr在异性恋市场上可以成功吗?我认为,在男人和女人对待性的问题,对性的期望上有一个不能否认的鸿沟。是的,女人也能够偶尔出轨。我们可以搞一夜情。我们可以进行没有感情的性爱。FitFinder——让本科生用户在他们大学专用网站上发布对他们见过的,喜欢的人的描述的网址——从今年早春的时候开始变得异常流行(在校方禁止这个网站之前)。这意味着定位约会网站在异性恋中也大有发展空间。但是我不知道Grindr是否能够适应男女交往的复杂性。性别政治、权力游戏、利益较量,还有大多数男人所具有的无聊但真实的“性征服”欲望……

我问了几个直女——有些是单身,有些不是——她们是否对类似Grindr那样的东西感兴趣;她们说她们只会去设想那样的东西是怎么运作的,但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会亲自使用。我调查的直男们则表示,如果有女士以这样的方式推销自己,他们绝对会轻视她,但所有人都表示他们在手机上下载了最新版本的Grindr,“只是想看看它是如何运行的。”

如果有哪个人可以做出一个直男版的Grindr并把它卖出去,那这个人必是西姆海无疑。他诚恳地承认“我是男同,而且我知道男同是怎么想的……事实上,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怎么像一个男人一样思考问题。我不是女人。我不知道怎么像女人一样思考问题。”他还说,他收到来自女人的对于直男版Grindr的需求比来自直男对于Grindr的需求的还多。“多很多。可能是因为直女通常是男同的朋友,所以她们知道Grindr这个东西……但是我认为这和她们是女人也有关系,我确实这么认为。”另外:“我们将重新设计Grindr;我们会给它取一个不同的名字,针对一个不同的市场。我们必须这么做。同性恋者的地盘意识很强。男同们想把Grindr作为自己的圈子,他们说:‘如果你们非得弄出一个直男版的Grindr,你们给它换个名字。Grindr是我们的。’”

我仍然有些怀疑,但是西姆海说:“这个想法:‘谁在我身边?现在谁在这个房间?还有谁是跟我一样的?——不是男同才有的想法。’还有这个:‘我想要更充实的人生。丰富的人生!’这也不是男同才有的想法。孤独、寂寞、格格不入的感觉亦非同性恋者的专利。”当然,西姆海是对的。在我跟乔尔·西姆海道别的时候,我在想:不管直男版Grindr给我们带来什么——即使是开启了性爱的潘多拉魔盒,它永远都给男女交往的方式提供警示,永久改变男人和女人交往的方式,把我们置于一个全新的情感和性的世界,让我们感到惶惶不安,还是让直男版Grindr到来吧。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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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讨论: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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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Debate: Disasters
译文:《中国日报》讨论:环境灾难


发表时间:2010-08-09 07:55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订阅译者)

一系列的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企业们对这些污染事件负有主要责任。两位学者将告诉我们怎样才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易明(Elizabeth Economy)

本文作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分会的高级研究员和主任。外交关系委员会是美国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组织,智库和出版机构。

拯救环境需要真正的努力

最近中国遭遇了一系列环境灾难。因为位于福建上杭的紫金山铜矿的污水池发生渗漏,毒水流入汀江,紫金矿业正饱受批评。在辽宁大连的近海地区,因为一条油管的爆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是它的上市子公司)正艰难地清理油污。这两起事件中,水生物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待确定。目前,中石油油管爆炸的原因和它是否负有责任尚不清楚,但是在紫金矿业的事故中,这些已是明白无误的。

政府官员已经发现紫金矿业非法向汀江排放废水,并拘留了几位公司成员。早些时间的报导显示的紫金矿业可能要支付至少500万元(73万8千美元)的罚金和赔款。

紫金矿业这件事的真正悲剧是:它不是个案。在中国,工厂非法排放废水很常见。企业走捷径而牺牲了环境,当地社区的健康、农民和渔民的生活都受到持续的威胁。

据环保部周生贤(音)说,在中国,25%的饮用水源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去年,依托水利部的中国地质调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90%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中国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水污染,因为2/3的城市面临着缺水问题,在沿海地区,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造成地陷,马路开裂和村庄被迫迁移。

中国环保方面的官员非常清楚这一挑战。环保部的副部长吴晓青(音)在去年底说:“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一个威胁到国民健康的最关键的环境问题”。收到这一警告的官员们正在努力寻找控制问题的办法。

在2008年,政府修改了《水污染防治法》,提高了对疏于治理的公司和个人的处罚水平,同时也给省级官员规定了要达到的反污染的目标,比如减少化学需氧量。一些中国的城市也提高水价,以鼓励节约和循环用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初步措施,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

有效的环境保护要靠当地环保部门的官员、非政府组织、媒体、大众、最好还要有企业的共同参与,这些企业有避免环境被破坏的动力。这些要素中国已经都有了,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获得了做正确的事的完全授权。只要有一些小的革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各地环保局经常人手不够,而且工作人员的薪水也不高。据周生贤说,全国660多座城市,只有25%能够做到每个月检测一次水质,查看其中的污染物。

加强其工作能力的一个办法是:把各地环保局划归环保部(MEP)管理,而不归地方政府管理。此举将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培训和标准建设,或许也可以减少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造成差不多一半的环保资金被用于它途。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府环保预算要持续增加。目前,国家环保预算仅占GDP的1.3%,对于肩上的重任,这点钱可谓杯水车薪。

其次,环保行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监督者 ——独立的角色,促使政府和企业诚信运作的独立机构。许多国家依靠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体公民来行使这一功能。中国也有蓬勃发展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对环保问题感兴趣的媒体。但是在筹措资金,扩大活动和自由运行等方面,政府法规却经常给他们制造各种困难。这些监督者需要独立行动,同时也需要法律的保护才能让他们尽职尽责。

最后,在中国的环保工作中,环保活动缺少法律体系的支持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更多的环保律师和训练有素的法官,非政府组织代表一群受害者进行集体诉讼的可能和一个更加独立的司法系统——比如,把司法系统从政府中剥离——将会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更加坚固的环保体系。

拯救环境没有“一招灵”式的捷径。环境灾难每时每刻都在世界各地发生。只要看一眼距离美国海岸不远的墨西哥湾发生的BP公司漏油事件,你就能目睹近数十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环境灾难。

然而在中国,紫金矿业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一种常态。中国老百姓应该从这些造成灾难的企业中得到更多理应得到的赔偿。

苏扬(音)

本文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约束企业应引入公众力量

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难,从福建的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到河北冀东水泥污染事件,到辽宁大连的漏油事故,再到江苏南京的丙烯管爆炸事件。还有,最近在吉林省,十年来最大的洪水把1,000多桶有毒的化工品冲进了松花江,迫使当地政府暂停供应饮用水。这些冲进江中的化工产品结果给好几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据媒体报导,所有的这些环境灾难,要么是故意造成的,要么是大企业的疏忽造成的。几乎所有对最近发生的环境灾难负责的企业,要么知情,要么不知情,都要对使用了有毒化学品造成最近的灾难负责,它们都是由当地政府“罩着”,与环保部门对抗。

2009年的《中国环境状况》这一报告说当年共有171件“突发环境事故”,包括因为生产安全、交通事故和企业排污造成的污染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通常会造成大范围的环境污染,比如这次大连的漏油事件,以及2005年吉林化工产爆炸事故,这些事故造成了大连湾和松花江的严重污染。

我们尤其应该对两种潜在危险提高警惕。第一个就是处在居民区或者邻近水源的大工厂。因为化工或者高污染企业靠近居民区或者水源的话,一旦发生未曾预料到的环境事故,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应对。这意味着,就像南京的爆炸事件或者吉林的化工品泄露那样,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污染或者有毒化学物质的泄露都会给社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沉重一击。

第二个潜在的危险是缺乏适当监管的企业的持续污染,河北冀东水泥和福建紫金矿业都是这样的例子。对污染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他们得以照做不误,给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包括污染水源。比如,紫金矿业已经连续10年向汀江里排污,当地政府对它的行为视而不见。

要防止企业对环境造成更进一步的破坏,政府应当重新调整工业结构,并对工业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

一些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投资,很少注意重化工业的潜在危险。这就导致了一些化工企业设立在居民区附近或环境敏感地带。

国务院发表的重新构建和振兴石化工业的计划强调了“优化工业布局”。但是大型企业都是各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企业对环保问题根本不管不顾。

紫金矿业长期以来向汀江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每次有人来检测汀江的水污染情况,紫金矿业就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掩盖事实,或者宣称只是小问题。

这种行为不仅限于紫金矿业一家。这类企业总能找到借口来掩盖他们的缺点,比如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

一些地方政府宁可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要当地环保部门和环保机构“动真格的”,去对抗更高的当权者简直是痴人说梦。

要确保有良好的环境,光有环保机构的垂直监督是不够的。没有公众的参与,环保不可能有成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型组织的发展远远不够,而且各地政府和官员的政绩依然通过经济增长量来考核。充满争议的厦门PX项目最终下马显示出,公众对此类事件必要的(也是强有力的)的参与是何等重要。因为当地民众毫不畏缩地反对化工厂的建设才最终导致化工厂另换新址。

一些企业和当地政府合谋造成的污染最近引起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最终制止了他们的非法行为。

一份跟踪中国重金属污染和信息技术产业之间联系的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对这类污染的监管很松懈,一些国际品牌的中国供应商仍在向珠江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水。这份报告对公众监视企业的排放废水的行为很有帮助。

提高公众的参与,理性的工业布局和合理的计划可以帮助拆除居民区里的“定时炸弹”,也能加强环境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强调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中国日报》08/09/2010第九版)

相关阅读: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中国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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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0日星期二

国家地理:中国海域绿藻泛滥,死亡之域悄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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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National Geophraphic: Algae Blankets China Beaches; Dead Zone Brewing?
译文:国家地理:中国海域绿藻泛滥,死亡之域悄然成型


发表时间:2010年7月30日
译者:@xiaomi2020 (订阅译者)

本文参考了“译言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说明:本文有11张配图,这里只选了三张,其他可以在“译图”上查看。
7月初,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山东省青岛市,在海藻遍地的海岸边玩耍的孩童
绿潮

 在消夏旅游胜地青岛,当地政府与市民都感觉夏季漫长难熬,因为要不断清理被冲上岸的大片的绿藻。去年6月,藻华,或叫“绿潮”,覆盖了青岛170平方英里(440平方公里)的南海岸。

国家海洋与大气治理署(NOAA)的海洋生物学家史蒂夫.莫顿(Steve Morton)说, 覆盖青岛海滩的水藻属于一种叫做“浒苔”的海洋浮游生物。全世界的水域中都有水藻,条件成熟便会大规模爆发,形成所谓的大面积藻华(macro-algal blooms)。

 形成如此大规模的藻华,需要温暖的海水温度,而且水中要富含磷与氮气。氮气存在于氮肥中,随着水流被带入大海。虽然海藻本身并没有毒,但大面积的海藻蔓延会造成海水缺氧,形成“死亡之域”,海滩上也会留下难闻的气味。

海滩除藻

过去的三年中,中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法规,并关闭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厂,中国的空气与水质污染情况在稳步减轻。(相关报道:“报道称,中国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2007])

但仍存在的严重的问题是,农田中的化肥被不断带流入大海。NOAA的莫顿说:“中国要养活众多的人口,所以大量地施肥。”

海藻泛滥

中国藻华泛滥早已“臭名远扬”。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一场帆船赛差点因为藻华而取消。“中国政府派了数千人清理海藻,” NOAA的莫顿说,“场面极其壮观。”

NOAA的另外一位研究科学家家韦恩·里塔克(Wayne Litaker)表示,藻华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病”,是在人类学会生成药效强劲的人工化肥并大量使用后才出现的。

“19世纪人类只有自然化肥可以使用,例如动物粪便,”里塔克说,也就是鸟类、鼠类和海豹的排泄物。既然有了人工肥料,“土地的化学物质就多了很多。”

海藻绿毯

莫顿解释说,厚厚的浒苔海藻潮将仅有的那么一点照进深海的阳光挡住,深海生物的世界成为完全的黑暗。死亡后的海藻被真菌与细菌分解,吸收氧气,造成海水缺氧,形成大片的死亡之域。

绿潮是微生物分解者们的盛宴,数月之内就会出现成片的死亡之域。

除藻之军

据有关新闻报道,为抗击绿潮,中国政府不得不招募数千人,并派遣出超过60艘船的舰队。
MOAA的莫顿说, 绿藻被冲上岸边,随着腐烂分解,会释放甲烷与硫磺,致使海滩臭气熏天,比臭鸡蛋还臭。

污染催生的“怪物”

6月25日,在上海以南的中国东部省份浙江的竹洞湖,一位当地村民金极松(音)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半透明物体。

这是竹洞湖“怪物”的特写镜头。据美联社报道,该物体在阳光的照射下会融化
上虞水产品科技中心的科学家魏祥泰(音)说,这个黏糊糊的东西是水质受到污染的产物——大量厌氧细菌覆盖在产生孢子的结构体上。[相关阅读:浙江上虞竹洞湖惊现“水怪”]

MOAA的莫顿说, 从被污染的水中受益的不只有细菌与海藻:最近在美国罗得岛纳拉干塞特湾爆发绿潮,当地居民抱怨蜗牛横行,这些蜗牛专以藻类为食。

绿泥

NOAA的莫顿指出,此次绿潮的始作俑者很有可能是微胞藻类。

微胞藻类遍布全球。例如,在2003年,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拍摄的伊利湖卫星照片中出现一个“绿点”,后来被证实是微胞藻绿潮爆发。

莫顿说,这次中国的藻华比美国以往出现过的都要严重, “很有可能”从外太空也能看到。
莫顿说,虽然这些海藻没有毒,但游泳的人应尽量避免靠近。
“只要看到水变了颜色,就最好不要下去游泳了。”

从绿潮到生物燃料

莫顿说“这个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找对合适的[海藻]种类,在合适的条件下生长,从中提炼足够的类脂,以此榨油,就开发了出一种商业产品。”类脂是脂类分子的总称,例如动物脂肪与蜡类,它们不溶于水。

莫顿还指出,虽然此次造成中国藻华泛滥的某些浮游生物种类可能被用于生物燃料开发,但大部分公司都用自己的转基因藻。

“油彩”巢湖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指出,尽管绿潮爆发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生,但中国尤为严重。

“在美国我们还从没遇到过如此严重的绿藻,”莫顿说,“中国的绿潮状况是最让人震惊的。任何时候要做课题,我们都来中国拍照片。”

6月19日,绿潮遍布的巢湖上,两位渔民在划船。看上去不禁让人想起印象派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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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北京说“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强国地位”

原文:Forbes.com - Magazine Article
Beijing: U.S. Must Recognize China As Great Power
北京: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强国地位


作者:章家敦(Gordon G. Chang)
发表时间:2010年8月6日, 11:35 AM ET
译者:Gro?e Fuge
校对:Andy (@adianch2010)  (订阅译者)

上周,《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准备好中国作为大国登场了吗?》的评论。而在此之前,中国始终否认自己是一个大国,它更喜欢把自己看做新兴世界的一部分。

北京谦逊的态度与邓小平“待时而动”,“保持低姿态”和“韬光养晦”的意见保持一致。当中国的领导人遵循邓小平的睿智策略的时候,其它国家则表达了他们想先接受国际体制,并成为这个体制中建设性成员的愿望。中国总是在官方通告中强调它作为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角色。

《人民日报》最近的评论没把邓小平的话记在心里,这传递了一种信号:北京的想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反,北京有一种特权感。资深亚洲观察家秦家骢(Frank Ching)把这篇共产党党报的评论看作“一个引人注目的挑战”。

尽管评论的论调清楚,主旨鲜明。但是从这篇评论的语言来看,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比如,那篇评论中写道:“今年以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华盛顿在美韩军演和南海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由得让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准备好中国作为大国登场了吗?”

《人民日报》的评论表明,华府迎合北京对军演的要求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华府不仅没能安抚北京,相反,他们触发了另一个宣传炸弹的开关,这一次,北京声称,这次军演就是美国拒绝接受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很不幸,中国的领导人要求华府给出更多顺从的表示。
幸好华府不打算再这样陪中国人玩了。本周四,五角大楼发言人Geoff Morrell说,未来某个时候,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前往黄海参加与南韩举行的联合军演。

如果中美之间真的有冲突,五角大楼不可能把一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放进黄海狭窄的水域里。为什么?因为把一支如此重要的力量暴露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没有任何意义。欧巴马政府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往那片水域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向北京发出一个信息。

是一条什么信息呢?尽管美国的官员从来没有公开地这样讲,他们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你们明白,我们已经受够了你们无休止的要求,现在我们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了。小心点。”

许多分析家对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感到惊奇。中国一直奉行灵活,精巧且很有耐心的策略。国防大学的Marvin Ott甚至曾把中国的外交政策称作“优美之物”。不管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是优美,北京 已经极为有效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中国跟所有的独裁国家一样,都忍不住要越界。到上周,通过发表充满敌意的声明,北京所得颇丰。只是通过几句话,中国就公开地向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威胁,不让其派遣一条航母到黄海。黄海周边的国家都注意到美国居然退缩了。尤其是南韩,它私下里对华府在最后一刻把演习地点改到日本海的做法表示非常不满。

可是北京仍不满足于其丰厚的所得。它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这也许是一根把骆驼压趴下的稻草,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做的这些事已经把五角大楼惹毛了。等到美国把乔治华盛顿号开进黄海的时候,中国人,还有该地区的其它国家将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就把它看作是对北京的公开羞辱吧。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评论之后,对一支出现在黄海的美国舰队,再也不能做其它解释了。

章家敦是《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他为《福布斯》撰写每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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