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今日世界》 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污染的全部代价

核心提示：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人物的支持。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

原文：China's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full costs of pollution

发表：英国《今日世界》杂志6月

作者：Isabel Hilton， "中外对话"网站总编辑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时值2006年初，我与一小群中国知名的环保活动人士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这家酒店舒适的安乐椅有点过于宽大，让我们之间时而几近耳语的低声交谈变得不是那么方便。

当时中国公民环保运动的历史还很短。那天一起谈话的人有男有女，他们都经过了早年与中国强大的大坝建设者抗争的历练：当时这些企业计划向西发展，在云南省和四川省内未遭破坏的河流上修建大坝。这些早期的领导者中有很多人当时是记者，他们组团走访大坝坝址，并且利用他们在媒体界的影响力来挑战大水电利益集团和激发公众的抵制情绪，希望借此劝服政府三思而行。

当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谁也不清楚政府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那天他们忧心忡忡。一些活动人士受到了威胁，有迹象表明政府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这些活动人士清楚地知道，他们不能指望获得官方的保护。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不是容忍期的结束，或者仅仅是暂时的退步。

他们解释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发生的挑战重大经济利益的环保抵制活动，另一方面关注国外最近爆发的"颜色革命"浪潮。2004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推翻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政权；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帮助维克托·尤先科的反对派上台掌权；第二年，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街头爆发了"郁金香革命"。

尽管这些都不是与环境相关的抗议活动，但很多集权政府相信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这一系列公民抗议背后煽风点火。西方非政府组织当时也在支持中国刚诞生不久的环保主义。这已经足以让中国执政党断定事情有可能朝着不可挽回的局面发展。那天我邀请来进行讨论的客人完全有道理感到不安：阻挠一个大型经济工程是一件事；而被贴上参加变相的颠覆活动的标签则是一桩级别完全不同的大麻烦。

2007年，中国政府公布了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报告中出现了一张胡锦涛主席在参加一场官方植树造林活动时植树的照片。这张照片让人回想起毛泽东站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者中的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位于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是中国灾难性的"大跃进"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是许多失败的工程之一——中国政府曾保证说这些工程将解决中国不断加深的水危机。在建成几年后，十三陵水库被废弃了。

胡锦涛种下的这棵象征性的树木或许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但北京林业大学最近得出一项结论：在这些大加宣传的植树活动中，有85%的树木随后会死去。在2006年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招致官方报复：这种补救性的运动只是缓解深远的环境危机的姿态而已。它们并非意在摆脱与之相矛盾的、但却更为重要的迅速发展的任务。在官方看来，中国可以先发展，后治理。

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以极为严厉的措辞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环境现状："空气和水资源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5%，这还不包括人民的健康代价，人们深受环境污染之害：仅北京一地，70%至80%的癌症死亡病例与环境有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的一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时，略微含蓄地谈及了中国环境问题，他强调中国需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确保实时的环境保护，并从主要依靠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些要求被称为"指导性、战略性和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恰恰表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

当时聚在酒店大堂互相交流的那群环保活动人士全都平安度过了那一年政府对其活动不予支持的严寒期，从而继续成长为一场日益成熟的环保运动的领军人物。随后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始和结束，期间该计划提出的有关控制污染和能源效率的环保目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差距不大。去年公布的"十二五"计划用更大胆的语言提出了更具战略性的前景。6年过后，潘岳当时提出的超前观点已经逐步成为主流思想。

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人物的支持。而根据"十二五"计划，环保部能够可以更容易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十二五"计划既提出了中国要主导被认为代表未来的先进清洁技术的战略目标，同时也认识到，要从中国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危机中走出来，就必须对孰轻孰重做出重要的调整。

而中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每个到过中国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肉眼可以看到的空气和水污染是最明显的问题；肉眼看不到的污染则最具危险性——例如，中国20%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另一个威胁到中国持续繁荣的问题同样棘手，那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水危机，成本越来越高的工程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上次酒店大堂讨论后的6年里，中国的公民社会行动已经在许多方向取得了发展，从居民自测空气污染程度，到有组织地抵制化工厂选址，以及要求数据的透明——当局已经迫于这一要求，对公众开放了主要污染物统计数据的查阅。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首开先河，使用公开数据来找出跨国公司供应链中持续存在的污染企业，并协助大型企业清除污染。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马军因为在环保方面的贡献刚刚获得了戈德曼环境奖。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据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损失1000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8%。正如潘岳警告的那样，他们也承认污染是酿成一系列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罪魁祸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癌症村的集中出现。他们还承认，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将继续成为不断上升的民怨的焦点。

要把这种认识落实成针对势力巨大的经济和工业利益集团的有效行动仍是一个挑战。在没有其他政策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不愿意执行这样的政策，这一挑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对污染者实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减少对公民社会运动的压制和放宽对媒体的审查无疑会有所帮助。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政府有采取这些措施的热情，但至少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态要让中国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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