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难以捉摸的奥巴马主义

核心提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记录可以用三点来总结：一，他抓住了强有力的政治中间派，对民主党而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二，他出色应对了一系列复杂的战术挑战，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三，不足之处是，尽管 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力量所不能及之处，但他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力量做得到什么。

原文：The Elusive Obama Doctrine

发表：2012年8月22日

作者：Leslie H. Gelb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撇开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满份子以及信仰的捍卫者不说，在我看来，在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纪录问题上，可以公平地阐明三点。
首先，他抓住了强有力的政治中间派。对任何民主党人来说，这都是相当的壮举。他这样做主要是通过避免卷入大的、代价高昂的麻烦。他帮助自己的方法还包括采取一些受欢迎的强硬言辞和行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通常不会将这些言论和行动与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右翼极端分子以其不屈不挠的强硬立场，实际上让出了中间地带，从而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一切让奥巴马得以用策略战胜共和党人并获得中间派支持。这样，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执政初期的哈里·杜鲁门以来，民主党第一次真正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成为首要政党。
这十足地是政治上的漂亮的一手，可能会扭转共和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长期以来的选举优势。
其次，奥巴马在应对各种复杂的战术挑战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他显著地改善了从乔治·W·布什那里接手时的（美国）国际地位，总体上提高了美国的声誉。具体来说，他对美国从伊拉克的撤退处理得当，并制订了一项新的、有针对性的和高效的军事战略来对付恐怖分子。不可避免的是，专家们会在奥巴马在这项或那项工作方面是否本可以做得更多或更小问题上展开争论。但就整体而言，他干练地引导美国处理了在历届政府执政期间往往恶化了的各种问题。即使在奥巴马失误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并不少见——他也大多规避了代价高昂的错误，唯一的例外就是阿富汗问题。他避免这种大的错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所凭借的是对美国力量的局限性的清晰认识。
第三，虽然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力量所不能及之处，但他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力量做得到什么，尤其是当这种力量包裹在出色的战略之下的时候。因此，他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制订策略，并了解它与权力之间的博弈。他应该在这方面遭到责备，即使责备他的大多数人通常都拿不出自己的可行策略——那些神奇地酝酿出富有想象力的陷阱和机会、制定出可实现的目标、专注于权力的运用的策略。迄今为止，奥巴马的阿富汗战略看来只不过是各项战术的一张杂乱列表。在战略上更为令人悲哀的是，他还没有把经济的复苏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确定为国家安全讨论的核心——这些问题必须成为核心——如果想要在二十一世纪制订一项有效的国家安全政策的话。可以肯定的是，他偶尔地也谈到这种需要，但在他的手中，它似乎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后娘的孩子，而不是国际力量和成功的策略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没有战略，也没有经济复苏来推动这种战略，所以奥巴马既没有实现持久的战略突破，也没有为其未来奠定基础。
那些认为外交政策的挑战可以有轻松的解决途径的人们根本不了解外交政策。我一直试着留心其中的巨大困难、各种变化政策观点的合理性，以及在各种事件中，我对大大小小的事物的观点发生的改变。我也注意到，在总统选举之前的几个月，会出现各种奇特的事情。
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中，奥巴马的政治中间立场使他避开了共和党人的有关自由主义弱点的指责，而这种指责曾一直让民主党人处于守势。他和他的团队还采用了很多现实派用语，比如"利益"和"实力"等，这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对他的信任。坚持中间立场使奥巴马得以左右逢源，阻挡攻击或赢得支持。但有时，这种政治利益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自相矛盾的行动让国内和国外的观众都感到困惑。对于不幸的自由派，奥巴马经常像共和党人一样轻轻地将他们推开。
通过采取中间立场，奥巴马得到了中间派倾向的比尔·克林顿的支持，在1996年的选举中，克林顿显然是共和党难以捉摸的对手。然而，克林顿的左右通吃一般得自于在国际问题上的小心谨慎，而不是贸然采取中间立场。奥巴马采取中间立场。必须要说明的是，在克林顿和奥巴马当政之时，共和党的衰落要归因于他们自己彻头彻尾的鹰派言论。911事件暂时增强了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的鹰派，但很快又衰落下去。
奥巴马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他和他的新民主党人避免陷入地狱般的境地，因为他们远比布什更了解美国实力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武力的缺陷上。是的，冷战后美国拥有军事优势。布什和新保守派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却得出错误的结论，即，发挥这一优势的方式就是以武力相威胁和发动战争。奥巴马和他的手下把握住了现实，即美国的优势能够取胜的方面包括针对非超级大国的常规战争（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对其政权实施斩首行动（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塔利班在喀布尔）以及类似于突击队的行动。但与布什不同的是，奥巴马等人认识到，传统的军事优势不能安抚各国，或解决内战和严重的国内冲突。除了阿富汗这个显著的例外情况，新民主党人尊重这一现实。
就职之后，奥巴马在政治上自助的方式是迅速抛弃他竞选期间的自由派的外交政策纲领。到他的第一年结束时，他已经悄悄地放弃了在全球变暖和关塔那摩问题上的承诺。前者被证明在短期内代价过大；后者则已经成为自由派的天真的象征。他让保守派批评者闭嘴的方式，是通过对巴以和谈采取比较怀疑的论调，而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则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的进一步防范措施是在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上使自己的立场更为强硬，而对俄罗斯则强调他支持人权的姿态。
奥巴马随后通过得到大事宣传、节节胜利的反恐战争，使共和党的剩余子弹偏转方向。他一度在反恐方面独占鳌头，因为他在面对相当大的风险情况下，于2011年5月下令击毙乌萨马·本·拉丹。他继续强化此种手段，于2011年9月消灭了另一个怪物安瓦尔·奥拉基。他没有派遣部队去打无休止的陆地战争，而是用特别行动队和无人驾驶飞机打击恐怖分子。不管你对他的政府泄露胜利消息的倾向或拥有一份"杀人名单"的伦理问题怎么看，在执政的四年里，奥巴马将战火烧到敌人营垒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共和党的政治武库中的弹药所剩无几。老大党落到只能抱怨奥巴马放弃布什的促进民主的议程，延缓消灭埃及和利比亚的独裁者，没有采取"行动"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赶下台，以及从总体上放弃阿拉伯之春。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奥巴马几乎没有做出回应。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一定会嫉妒的。
但是，奥巴马肯定知道，历史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因而必须取得真正的成就。他要知道，在某些时候甚至昏昏欲睡的报界也会问："牛肉在哪里？"
牛肉的缺乏让我们认识到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漏洞——缺乏真正的战略思想。虽然总统在大多数国内问题上的政治回旋余地受到限制，但他却可以相对自由地处理外交政策，尤其是他证明他可以相当出色地处理问题之后。可以肯定的是，对保守派对他在国外的行为的攻击，他保持了关注和回应。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把外交政策列为自己的地盘，上演高度集中的独角戏。这种过分集中的代价是，他甚至越俎代庖本应是内阁官员职责的政策细节，从而未能自己留出时间来构思和制定长期战略。制订战略需要时间和经验，这两者奥巴马都没有。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障碍，就是他个人的偏好和个性。他生性不善于运筹帷幄。战略要求，战略家必须在长期内坚持将赌注押上并承担风险，不管发生什么事。战略要求减少灵活性，放弃一些选项以遵循某一方针，不被细节拖累。这些特点也违背了奥巴马的转向灵活和保持开放选择的个性。战略要求握紧你的枪，尽管有些不舒服，以面对要求灵活调整的压力。
战略还涉及确切地搞清楚如何准确地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即使美国经济下滑、国际事务发生变迁，但依然存在的一个恒定因素是，世界各国仍然承认华盛顿是不可缺少的领袖。美国从未有过对别国发号施令的权力，二战结束后和冷战结束时都没有。但现在与美国的全球统治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相比，其他国家都更有权力走自己的路，并对华盛顿说不。美国可能是唯一能够担任领导的国家，但由于相对实力的弱化，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良好的战略。
这种战略上的考虑处于行使权力的核心。奥巴马并没有一项总体战略，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W·布什的所作所为也没有：通过帮助苏维埃领导人拆散其帝国，终结冷战而无需一场热战。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的作为也是如此：通过夸大美国独一无二的外交实力来隐藏越南战争的负面影响；在巴以之间寻求和平；开启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以之作为对抗莫斯科的杠杆，并让莫斯科与北京敌对。在他们当中最好的，是杜鲁门总统创立了两组实践美国经济实力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北约等等。面对苏联在欧洲的军事优势和中国在亚洲的军事优势，这一实力对杜鲁门而言非常关键，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机构，并且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超强的军事科技，华盛顿实施了卓有成效的遏制与威慑政策。
对于缺乏战略的总统，困难在于说服他们真的缺乏战略并且确实需要战略。乔治·W·布什似乎相信军事上的决断构成一种战略。比尔·克林顿将国际战略降低到国内政策的层次。奥巴马似乎认为，常识和灵活性构成一项战略。其结果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常常对奥巴马正在寻求什么以及如何寻求迷惑不解。这并不是说这些领导人有自己的战略，而是如果他们相信奥巴马有一项合理的战略的话，他们赞同奥巴马的可能性会大得多。
要理解这一差距，了解一下奥巴马对世界事务的观点的演变，会很有帮助。他宣誓就职时，华盛顿与世界的关系，说得好听一点，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最初，奥巴马试图对大家都采取积极和谅解的态度。他表示愿意与伊朗和朝鲜举行会谈，他还对中国和俄罗斯做出了和解的姿态。在2009年6月在开罗发表的讲话中，他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伸出友谊之手。他没有再走几英里到以色列去，从而强调了这种愿望。他与布什不同，表现出征询欧洲人的意见、欣赏他们的观点的意愿，并且重申美国决心从伊拉克提前撤军，欧洲人对于表示欢迎。但由于无所建树，美国经济也每况愈下，这些举措止步不前，国外所寄予的厚望也开始变暗。下面是我对这些重大问题所作观察的一个快速回顾。
奥巴马对美国实力有限性理解得最为彻底的地方，非伊拉克莫属。布什签署的协定是到2011年底撤出全部美国军队。除了新保守派，所有人都清楚，伊拉克人对此不会动摇。奥巴马撤出了部队。共和党人想攻击但是无处着力。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滞留伊拉克会让美国士兵继续承受风险，却对伊拉克的各种问题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不管公众对美国生命和财产代价是何感觉，它终于得到了解脱。而且在海湾地区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布什摧毁伊拉克确实是战略大错，让伊朗成为该地区唯一的大国。
在阿富汗，奥巴马采取相反的举措，屈服于升级战争的压力。他很快因伤亡、成本、阿富汗的腐败和低效而陷入困境，巴基斯坦人阳奉阴违地为塔利班等提供安全场所。只是在二次竞选运动临近的时候，奥巴马才提出一个有限作战的战略并且逐步撤军。但2014年作战力量撤退后，将驻留多少部队，驻留多久，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奥巴马可能只是在选举年中试图虚张声势地撤军。可能他仍然对自己老一套的"危险-胜利"的阿富汗言辞抱有信心。或者他可能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奥巴马对"核坏小子"——伊朗和朝鲜——的政策较为混杂。经历过初期的调和后，奥巴马对伊朗的政策大部分时候趋于强硬，很显然会讨美国和以色列政界的喜欢。而这是对错掺半。在正的一面，他令大多数主要国家实施强制经济制裁，并且增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不过单就压力而言，不管如何强制，都不曾、将来也不足以解决伊朗的问题。除非以合理的方式结成团队，否则制裁不会起作用。如果美国的目标是共同清除伊朗的核项目，战争的风险将会很高。如果目标是将其限制于能源的利用、让德黑兰发展和隐藏核武器级的原料变得非常困难，外交将存在机会。
到目前为止，德黑兰想解除所有的制裁，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底线。美国领导的一方坚持逐步渐进的道路，对伊朗生产20%浓缩铀——离武器级只有一步之遥——的要求不作让步。双方都不愿意让步，11月份之前什么都不会解决。对于已经具有核武器能力的朝鲜也是相同的立场。奥巴马试图谈判，但和前任一样，他最终放弃了。然而对所有来自平壤的威胁，其领导层似乎对威慑有所忌惮，这也可以从北京避免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得到支持。
在我看来，比朝鲜或者伊朗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一度的盟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已经破坏了不扩散的限制，将核秘密泄露给世界各地的危险分子。它的国内政治不稳定，却拥有100多件核武器（并且还在增长），在使用核武器或将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的可能性方面，它应当排在朝鲜和伊朗的前面。
奥巴马对中国、俄罗斯、印度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起伏，但没有危机。在这里，对总统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关系处理的好不好。一开始，奥巴马面临着难以置信的环境，中国领导人喜欢他的前任，前任没有招致中国人通常认为美国人诡计多端的怀疑。奥巴马没有从容的时间去赢得他们的尊重。对于他们，奥巴马有时太过强硬，有时太过软弱，有时候两者兼有。他们当然不喜欢奥巴马团队将政策和资源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洲这个中国领地。在中国看来，它带有一种新的遏制政策的意味，带有拒绝让北京过好日子的意味。
奥巴马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去找出与中国的区别，只要他能够满足三类重要群体的要求：1）中国的邻居，他们谦虚地指望着美国保护他们避免北京威胁的肥皂泡；2）人道主义者，他们相信战略关注应当服从于民主化和人权；3）保守派，他们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所有这些都代表着美国关注的正当性。
奥巴马试图一定程度上安抚北京，将"转向"更多地描述为一种"再平衡"。因此，即使奥巴马将美国军力转向亚洲，他正确地努力将竞争的主要舞台从安全转向经济。他大胆地、正确地扩展了泛太平洋合作伙伴计划，超越自由贸易而进入更为激进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事务。然而，与此同时，他试图在南中国海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安抚中国的邻居们。这些邻居们什么都要，要美国保护，但不要过头以免激怒北京而给中国贸易和投资带来风险。换句话说，他们想让美国而不是自己来碰这个烫手山芋。
与中国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和旧苏联的关系。l冷战的政治之中没有经济的维度。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经济是中心。相互之间都是主要的贸易国和投资国，中国还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尽管共同的经济利益并不当然保证和平，但必然有所助益。要点在于：亚洲和其他地方的事项将会对中国有利，除非美国的经济得到复苏，奥巴马没有对美国人充分强调这一要点。
布什时期，美国与莫斯科的关系处于最低点，从那以后美俄关系只有上升，别无他途。奥巴马按下"重启"按钮，开启了新的关系。有时这带来了良好感觉，也有时紧张情绪在增加。对美国干预其他国家，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莫斯科尤其感到不安。俄罗斯对美国在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叙利亚的干预忧心忡忡。不过莫斯科与华盛顿在阿富汗后勤、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以及反恐问题上总体还是合作的。
"重启"按钮有得有失，美俄关系还没有上升到奥巴马想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它仍值得尝试，尤其是在弗拉迪米尔·普京再次就任总统之时。要让它发挥作用，美国领导人必须预备着与俄罗斯领导人一起登上山顶。他们是那样看待自己的，华盛顿应当以那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寻求俄罗斯的外交合作付出的代价不大。美国领导人不能忽视人权和民主问题，但现在，他们需要缓和言辞，让莫斯科的权力与美国一道应对艰苦的世界事务。
与印度可能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未开花结果。如果开花结果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也尚未明朗。与那些东方邻居一样，印度想让中国受到美国的牵制，以舒展自己的筋骨。同时，新德里正在考虑何时、多大程度上投靠华盛顿。并且，是印度将作出决定。现在，华盛顿致力于打造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不言而喻是针对中国的）很大程度上不要求回报。华盛顿无偿让印度巡视军事核设施。新德里的回报却相当吝啬。在去年的一宗大交易中，印度突然摒弃美国的喷气式战斗机，转而选择购买俄罗斯和法国的战机。印度仍在合计，并且新德里和华盛顿都在试探他们能够走得多远而不至于让中国人感到疏远。
奥巴马的人道主义干预和民主促进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每一个总统都有这样的烦恼，必须在价值观和实际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最戏剧性的问题是利比亚和叙利亚。奥巴马在利比亚行动迅速，帮助美国的盟友粉碎了一个独裁者。那是一个精明的决策。华盛顿无法忽视曾与美国在当代两场大型战争中并肩作战的盟友的请求。然而热心的干预者们并没有哪怕是模糊的概念：他们是在帮助未来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还是可能的民主人士。一个可喜的征兆是，利比亚人在7月份的选举中拒绝了该地区选举伊斯兰分子的趋势，但没有绝对的保证让人放心。现在，奥巴马的团队可以欣喜于除掉了一个阿拉伯独裁者，证明美国推行的民主理念。
到现在为止，叙利亚的情况并非如此。与在利比亚不同，奥巴马非常小心可能的陷阱，这是正确的，即使新保守派一如既往地敲击着他们的战鼓。同样与在利比亚时阿拉伯联盟鼓励干预不同的是，奥巴马一直避免使用武力对抗阿萨德政权。由于后续可能而来的指责，没有人想让军队来打头阵。希望在于莫斯科——阿萨德的支持者——可能取消对其盟友的支持，从而让其他人避免介入进去。
围绕叙利亚有一个很大的战略问题。它会有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走向民主吗？它会成为一个与基地组织绑在一起的逊尼派国家吗？伊朗在未来会不会失去叙利亚这个盟友、从而让德黑兰撤离其中东前哨？那些叙利亚边境上的力量正在往最差的方向发力。
华盛顿帮助阿拉伯人走向更自由生活的那一天也许会来临，但现在为时尚早，阿拉伯之春的啸叫中有希望，也有危险。
对于埃及，可以说的实在太多，可以做的却微乎其微。它体现了美国关于从独裁——很少或没有民主传统和机制基础的——走向民主的所有梦想和噩梦。当然，恐惧在于对华盛顿相对友好的独裁者被新的独裁者取代，新的对其民众更为严酷的、不被华盛顿认可的独裁者。侯赛尼·穆巴拉克确实是一个腐败的独裁者，要争论美国应当让他掌权和/或推动他走向民主，是说不清楚的。他曾经看上去将千秋万代、根深蒂固，但当塔里尔（广场）时刻来临的时候，独裁者在一眨眼间烟消云散。
奥巴马现在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是腐败的、非民主的埃及军方，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更负责，一个是人民的选择：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可能比较温和，但一旦掌权可能走向极端。如果穆斯林兄弟会脱去克拉克·肯特（译注：美国电影《超人》中超人在现实中用的姓名）的装扮，变成伊斯兰主义超人，埃及人、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将为此付出地狱般的代价。
如果奥巴马选择立即放弃穆巴拉克，站在抗议者一边，情况不会更好。抗议者没有实力，没有政治组织，这从选举时的糟糕表现可以看出来。事实上，除了利比亚以外，阿拉伯世界的自由派都没有做好准备与伊斯兰主义者竞争权力。缺少显而易见的、有活力的盟友，奥巴马别无选择，只能与大多数党派保持距离，他也惯常如此。他对阿拉伯之春中不为人所知的流派极为小心，对此他值得赞赏。但未来还需要有计划，通过一项美国主导的经济援助计划来增强阿拉伯世界中温和改革派的力量可以徐缓图之。
在处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的问题上，奥巴马并没有取得高分。事实上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敦促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推动他的人民让步。他任由以色列总理本贾明·内塔尼亚胡诋毁谈判进程。在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内他尼亚胡面对奥巴马大谈1967年边界和平协定的罪恶，而美国总统就坐在那里。经过修改的"67边界"得到内塔尼亚胡的多名前任支持，一直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对于和平的立场所在。随着11月（大选）的临近，美国澄清这个问题要等到2013年。但到那时，华盛顿必须准备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直接谈判，支持条件是需要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可，以及一项阿拉伯的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计划。
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奥巴马忽视了的机会，非洲代表着日益增长的威胁，他对此毫无办法。巴西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墨西哥经济正蒸蒸日上。即使美国自己面临困难，还有其他国际的优先考虑，但白宫对南半球的关注时间仍显得惊人的少。政府努力通过与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贸易协定，只不过是因为在国会中它有共和党的支持。在2012年的卡特赫纳峰会上，奥巴马因为未能推动古巴禁运或者毒品问题而受到抨击。在那个地区出现的最有趣的美国人是被发现与妓女狂欢的秘密特工人员。
在非洲，一些国家的民主得到了加强，但很多国家现在面临腐败、国内屠杀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严重威胁。美国人和其他人看上去有兴趣，但（非洲）对其他大陆来说缺乏直接的意义，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的的光亮将很少能照进非洲。
即使现在都时髦往亚洲跑，但欧洲仍然是美国的重要经济、外交和安全伙伴。亚洲永远无法取代它，但奥巴马似乎不那么看。
我们的欧洲朋友已坠入经济窘境，华盛顿无法提供什么帮助。但欧洲自己应对的程度令人不安。东欧领导人对奥巴马显然没有考虑他们对"俄国熊"的感情甚为不快。而奥巴马在处理该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问题时并没有激发人们的信心。
当奥巴马政府宣布倾向于亚洲的战略转移时，它显然对全欧洲在同一时刻的巨大（安全）需求缺乏敏感性。解释和辩白从华盛顿传出，但伤害已经造成。不奇怪，欧洲人一开始对奥巴马的赞誉大都烟消云散，那些赞誉是因为人们希望他在国际事务比布什更为着调。
若论在世界上的哪个战区，奥巴马的缺乏战略眼光产生了最为严重的后果，则非阿富汗莫属。白宫十分频繁地改变它在阿富汗的目标，以致很难弄清，美国现在为何而战。一开始是打败基地组织，为911事件复仇。随后目标变成了打败塔利班，因为塔利班可能让恐怖分子重返该国。后来，在阿富汗盛行的说法是支持巴基斯坦的温和派，保护巴基斯坦核设施。最后一个目标无异于幻觉。从来都不清楚的是，阿富汗的旷野中取得的成果——不管有多么积极——如何能够拯救一个混乱、腐败、拥有1900万多民族人口的国家，而在那里军方和宗教是唯一现实的政治力量。尽管没有现实的目标给其行动寻找支撑，但奥巴马增加了军事力量，从他接手时的接近3万人到现在翻了3倍。他授权军队镇压叛乱、建设国家，这一授权可以任意延伸。最后到现在，他将到2014年撤出所有作战部队，放弃其广泛镇压战略，转向更为合理的、有目标的反恐之路。总之，他还没有决定2014年后驻留军队的规模，这个规模可能高达3万人，可以无限轮转。
政府官员说，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撤出"几乎"所有美国军队，同时使阿富汗更安全。他们打算采取三项步骤实现这些目标：探索与塔利班进行谈判；改进喀布尔和阿富汗安全力量的表现；引导阿富汗的邻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政府在这里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列表，而不是一项战略。
一项战略从一个基本判断开始，即长期在阿富汗保持大量驻军不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但却符合阿富汗邻国的利益。因此，华盛顿的战略必须以它们为对象。正是这些国家必定会对美国撤军后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是他们必须面对跨越阿富汗边境流动的毒品、难民和伊斯兰极端分子，而不是美国。至于美国对阿富汗作为恐怖分子的全球总部的担忧，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恐怖分子在全球活动，当然在中东比在阿富汗多得多。
因此，首要的任务是说服阿富汗的邻国们，美国正在撤出其全部军事力量，这会很快，美国将不再承担主要职责。必须说服这些国家，尽管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无政府的甚至更糟的国家，但他们不能。否则，邻国们将会只是逍遥地坐在那里观望。阿富汗各方包括塔利班在内必须明白，美国人不在时他们必须与这些邻国打交道。也必须让邻国们明白，他们必须承受负担或者忍受后果。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华盛顿可以轻易地走开，指望着这些国家自己去领悟。美国仍将扮演领导角色，将这个新的联盟组织起来。
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华盛顿必须说服主要国家，使之认识到，美国的力量正被用来解决常见的问题。美国未来的力量必须建立在相互不可缺少的基础上：美国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因为只有它才能启发联盟，以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大多数国家都知道这一点）；其他国家是完成任务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伙伴。其他国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行动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符合它们的利益，没有美国的领导，它们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推进。
这一华盛顿领导下的相互不可缺少性原则，必须成为战略的智慧核心，但使之保持运转的将是经济学。出色的战略是二十一世纪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必不可少的还包括钱、更多的钱、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竞争力和熟练工人，以及能够最好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的经济体。美国经济是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实力的基础，当然也是美国的对外经济实力的基础。经济现在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通货，是王国的新贵珍币。当然，在某些方面，只有武力和传统外交手段是适当的。但在今天的大多数国际交易中，人们所关注的是经济货物的去与留。
奥巴马经常谈论美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性。然而，他并没有把这一点放在他的国家安全议程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他做得还不够的原因。说"我们的国家必须这样做"是不够的。他必须说明如何才能做到，并激发人们对失败的担忧——说明经济活力的每况愈下会如何破坏美国的实力，损害美国的利益。他还没有确立这种紧迫感。
艾森豪威尔知道在这方面如何施展魔力。当苏联人进行威胁时，他把问题与美国经济相联系。莫斯科增加军费开支了吗？艾克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启动一项大规模的公路建设项目，以使美军能够更容易地穿越在全国建立的纵横交错的交通网。莫斯科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吗？他坚持要求国会大大增加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的开支，以"赶上"苏联。
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经济的停滞不前和衰败，因为我们的贸易和就业机会被更具有竞争力的和创新型的国家抢走。奥巴马必须找到扭转下降趋势的方法——恢复科研、制造技术和物理基础设施。他必须让美国人明白，没有这样的复兴，我们就不能保持美国在技术或军事上的领先优势。
奥巴马恰恰说出了这些想法。他于2009年12月在西点军校说："我最感兴趣建设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但他才刚刚开始让美国经济和美国的安全绑在同一架马车上。这应该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有飘扬的国旗和一项政治战略来使美国人团结一致。这是伟大领袖应当建立的那种功业。
Leslie H. Gelb为外交关系学会名誉主席，曾担任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官员、《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也是《国家利益》杂志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