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1日星期二

《国家》埃及的互联网运动可以输出吗?

核心提示:根据莫罗佐夫的理论,埃及抗议者对社交网络的有效运用,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在其它地方复制,因为这场连线起义是在一个"以19世纪般的威权主义方式运转的国家"之内越演愈烈的。而在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改革者必须要同一个已把互联网武装称对己有利的升级版威权国家进行战斗,这是莫罗佐夫的新书《网络幻觉》的一个核心警告。

原文:Can Egypt's Internet Movement Be Exported?
作者:Ari Melber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8日
出处:《The Nation》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koneybjy、@Freeman7777

作者简介:阿里・梅尔伯(Ari Melber)是《民族》的网络运动记者,他的报道范围涵盖政治,法律,公共政策和新媒体等。

著名的对数字起义的力量持怀疑态度的耶夫根・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说,"当硅谷设法为削弱穆巴拉克做点贡献的时候,华盛顿官方却对埃及出现政体变更没有任何兴趣。"

正如现在全世界所看到的,聚集在开罗、具有韧性的抗议者们使用在加州Palo Alto市打造的社交网络来不断播报他们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也经常是在那些社交网络上组织起来的。但是莫罗佐夫,这位已经和开罗的民主活动人士会过面的作家兼鼓动者,正如他在《民族》的一次访谈中所解释的那样,对从埃及事件中获得错误的教训发出了警告。

他说,就大多数独裁者如何对抗网络起义方面而言,埃及政局的转变并没有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理解。因为在最开始,埃及并没有真正地打击网络。

莫罗佐夫有这么一个观点,"除了殴打博主,埃及一直都没有试图控制互联网。"穆巴拉克对互联网的镇压行动缓慢、笨拙,而且适得其反。在起义进行两天后,穆巴拉克关闭了互联网。但是这个动作太晚了,已经不能打断虚拟网络在街头成为现实网络的势头,而且这个极端措施也暴露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恐慌。同样,在活动人士方面,谷歌高管瓦埃勒・戈尼姆创建的脸书主页的追随人数达到30万后,当局对他的绑架显示出其对社交媒体的不了解。从众多人中选择戈尼姆作为他们的目标,确保了一个大型网络社区(不仅在国内,还在国外)在这个著名案件之后随即形成(现在有超过86万人支持他建立的阿拉伯脸书小组,还有8.5万人加入了这个小组的英文版页面)。而很多其他的独裁者要比穆巴拉克精明得多。

从伊朗到中国,威权政府已经通过积极的在线过滤,审查和其它暴力行为,对它们的镇压系统进行了现代化。中国对个人内容进行过滤,清除网络上关于抗议的报道,而伊朗则屏蔽了包括脸书,《赫芬顿邮报》,以及像Live Journal这样的博客平台内在的整个网站。就在这周,由埃及榜样扩散开来的一波抗议浪潮发生之后,伊朗对反对派的网站和移动电话服务进行了进一步打击。

根据莫罗佐夫的理论,埃及抗议者对社交网络的有效运用,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在其它地方复制,因为这场连线起义(wired uprising)是在一个"以19世纪般的威权主义方式运转的国家"之内越演愈烈的。而在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改革者必须要同一个已把互联网武装称对己有利的升级版威权国家进行战斗,这是莫罗佐夫的新书《网络幻觉》的一个核心警告。这部有条不紊的大部头是对"互联网自由"的怀疑性攻击。在埃及革命之后,这本书引起了独裁者及其对立者双方的外交官和运动组织者的注意。

莫罗佐夫批评"互联网中心主义"("Internet-centrism")——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可见的技术策略上,而不是晦涩的深层原因的倾向——以及发布那些你听过的关于网络改革政治或压制性政权的任何好听的陈词滥调。他警告说,社交网络不仅能帮助异见人士对抗独裁政府,同样也能帮助独裁政府追踪并逮捕异议人士。美国国务院不仅只是在利用技术公司的智慧向世人告知其外交政策,它也有被削弱的危险,因为这些公司建立了一个由代码,而不是由电缆组成的平行外交模式。莫罗佐夫尖刻地说,美国谈论着在中东对少数网络活动人士的新培训计划,但是如果美国停止对在同一地区的少数独裁者进行的培训和援助,那么它就可以为自由做得更多。

透明、易用的在线组织工具增强了活动人士发布、分享抗议信息的能力,但是它们也能被独裁政府用来追踪,打击那些参与了这些活动的人士。2009年伊朗抗议活动的照片在网络上即时流传,把主要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伊朗的骚乱上。但是数月之后,伊朗警察使用38张特写照片让伊朗人指认了几十名自己的同胞。这些活动人士随即被捕,而这正基于他们自己的草根宣传活动。因而,通过把市民告密者----一种传统的威权统治工具,与最新的"众包"方面的做法结合起来,伊朗政府把抗议者手机里普通的照片变成了另一种恐吓的来源。

但是,《网络幻觉》中最激烈的政策争论,不是关于镇压的创新或者对新潮的网络行动的怀疑(见格拉德韦尔),而在于反传统而又热烈地呼吁美国政府对它高度重视的技术部门(现在困在几场民主起义的地缘政治之中)的乐观看法进行重新评估。

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在国务院堆积起来:奥巴马政府带领着技术代表团在中东鼓吹创新;一个美国外交官吹嘘,在伊朗抗议期间,他成功说服推特重新安排它的网站维护,这暗示着一个原本中立的平台朝向民族主义低腰,而希拉里则在鼓吹网络外交家们练习"21世纪的治国术"("21st Century Statecraft")。莫罗佐夫说,这些网络外交家们是一个不需要国务院监督的附属团队。本周,希拉里在此议程上加大力度,发表了主题为"互联网的对与错:互联网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重要讲话,在演讲中,她鼓吹社交媒体平台,把叙利亚和伊朗称作网络压迫者,但却没有提及美国的同盟沙特的网络审查。

莫罗佐夫警告说,这个方式是一种技术幼稚病,美国也许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埃及的事情之后,外国政府也许会对我们的技术进步心生疑虑,把其视作一种想要对所在国家进行政体变更的软性手段。同时,美国的技术公司仍然更为关注自由市场,而非使人民获得自由。因此当别的国家想要打击的时候,就会对技术毫不手软。

莫罗佐夫说,"对脸书来说,进入中国比拯救埃及或突尼斯重要得多。"他认为,去期待一家"由风险投资家"运营的公司去推动"自由和人权"非常奇怪。

把脸书公司和脸书平台区分清楚十分重要,尤其是对活动人士和决策者来说。

埃及人使用脸书这个平台,是因为脸书是一个十分流行的展示自己对示威支持的方式——脸书在埃及的用户比中东地区其它国家都要多。埃及人并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支持起义或他们集会的权利才去使用它。恰恰相反。作为一家公司,脸书的规则和结构实际上对埃及的组织者们造成了阻碍。而且脸书公司的政策对(政治)改革也没有兴趣。

脸书公司在埃及抗议的第七天发布的一个言辞温和的声明中强调,"埃及的混乱是埃及人民和埃及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后,比这番言论更为糟糕并且遭近期媒体报道忽视的是,脸书在12月关闭了一个最大的埃及抗议组织。据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吉利安・约克(Jillian York)说,这个组织的管理员使用假名来躲避政府的报复,而这违反了脸书的规则。其中一位匿名管理员最终被证明是一名谷歌的高管戈尼姆,他随后遭到绑架。当时,这个组织的支持者抗议脸书,并让这个组织重新恢复;很快,他们回到组织里,开始对更大的对手发起抗议。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针对脸书公司的战斗。跟谷歌相反,脸书拒绝在《全球网络倡议》(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一个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标准,致力于阻止威权政府网络审查,保护个人隐私的协定——上签名(这两个目标都会减少通过在封闭的社会开展业务和把用户信息货币化得到的利润)。当然,让脸书要求西方用户使用他们的真实身份,同时在用户冒着失去生命危险对抗警察国家时对他们提供某些保护,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家公司通常都是拒绝。

而这些是很重要的权衡,尤其是在私人持有公司的假公开论坛在国际起义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情况下。近来,众多西方媒体评论集中到这个时髦的问题上:埃及的起义是否是一场数字起义,仿佛分配人和技术在其中的分量成了当务之急。但是,对改革者和政府来说,他们的核心政策问题更接近莫罗佐夫的关注点,尽管他的著作更像是一个反乌托邦警告,而不是一份白皮书。毕竟,压迫性的政权同被它们压迫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称的冲突,威权统治者试图为自身议程使创新产生折射的做法毫不奇怪。相反,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打败歌利亚的时候,一些抗议者在他们的压迫者赶上来之前,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漏洞。

最终,人们可以指出许多引发埃及起义的因素。最大的因素明显是"线下的"、真实世界的情况。但是,也不要怀疑,另一个因素就是公民可能使用监控工具来对付国家的威胁:6月的时候,烈士哈立德・萨义德被埃及警察从网吧里揪出来,毒打致死。遭虐杀的原因则是他拥有警察腐败的录像。

有人在停尸间里用手机拍到了萨义德面目全非的照片,这些非法照片迅速地在网上疯传,监督萨义德的尸体成了一个引爆起义的因素。之后就是脸书这个催化剂:首先,戈尼姆帮助成立了著名的脸书团结小组作为对那些照片的还击。接着其它组织也作出响应,帮助散布街头的抗议活动。在这些例子中,触发物都是一个网络——是威胁使用网络的人,还是任其壮大去动员更多的人[造成了区别]。埃及式的起义是否会在其它地方成功要取决于,至少部分取决于美国公司如何管理这些网络,以及他们对世界各国政府的压力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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