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真的来临了吗？

核心提示：阿拉伯世界在这段时期里的变化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界限分明。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我们会看到多个循环——持续起伏的斗争会塑造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政治格局。

来源：《外交政策》，2011年5月22日， http://goo.gl/AmiP4

作者：Larry Diamond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作者简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是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弗里曼・斯普吉利（Freeman Spogli） 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民主杂志》的共同编辑之一。】

今年一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二月份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倒台似乎融解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冬天。看起来腐朽不堪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正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很快这就和1989年形成了类比，那是另一个政治空间——东欧的解冻期，那里的独裁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而现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类似的民主转型浪潮的可能性终于有了可能，尤其当你考虑到以前的转型都是在某个地区性的范围内发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都在1970年代中期实现了民主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在此之后不久实现了民主化；韩国和台湾很快在1986年的菲律宾政治开放后步其后尘；接着1990年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也出现了改革的浪潮。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民主化“第三波”中的一部分。三月，许多学者和活动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第四波”开始了。

但是，两个月之后，一股“倒春寒”似乎又席卷了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这可能会是持续性的。当然，以前的地区性民主化浪潮肯定也曾遭遇专制体制的强硬派、反对势力和引向歧途的民族主义势力。但是，多数的阿拉伯政治转机和其他地区的相比，收紧得更快也更猛——除了前苏联，在那儿大部分的新兴民主政体都快速地回到了独裁。

如果说突尼斯还可以作为谨慎乐观的基础的话，那么埃及的情况就已经很令人担忧。埃及的高级军官阵营当前控制着政府，并不想协助进行一场真正的民主转型。他们试图通过在当地制造状况来诋毁民主，让埃及人（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乞求强人回归。统治官员们对堆积如山的宗教和党派纷争（还有大量爆发足以令人紧张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军队努力地逮捕成千上万的解放广场的和平示威者，并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在军事法庭上对他们进行审判。（四月份，一名被拘押者、博主Miakel Nabil被判入狱三年，因为他“侮辱军队领导”。）但同时它却宣称对不安全感的蔓延无能为力。许多埃及人认为这是军方有意为之，想要在民主落地生根之前就削弱它。

预定于9月份的议会选举不大可能有所帮助：新的政治势力没有机会能及时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党，以及构建出进行竞选活动的机构。穆斯林兄弟会最初说只打算参选议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现在则宣布其目标是获得半数席位，还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自由正义党）。如果选举制度仍然保持多数获胜的原则，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会赢得所参选席位中的大多数（可能达到议会总席位的40%），其他席位则会由地方势力代言人和前任穆巴拉克的民族民主党的中坚分子瓜分。

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巴林的逊尼少数派君主政体选择镇压和平抗议，逮捕和折磨那些有可能与其达成未来权力分享协议的人。有伊朗的积极支持和美国、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的莫名允许，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发动了一场缓慢的屠杀，这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在也门，政府已经瘫痪，食品价格在飙升，国家正在放任自流。也门的总统萨利赫看到了穆巴拉克的下场，于是玩起了拖时间的游戏，但是他的合法性无可挽回地流逝了，而他也缺乏阿萨德那样的发动镇压的能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该地区的国家都被这股显而易见的寒流笼罩，一些国家仍然可以躲在避风港。约旦和摩洛哥还没有陷入危机，但可能很快会陷入。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和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的、能把看似稳固的独裁政权推翻的条件——对腐败、事业、社会不公、封闭的政治体系高居不下的挫折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目前还没有面临大规模抗议，因而处于可以发动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进程的位置：修正选举法、遏制腐败、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但是，少有证据显示他具备通过这一途径将国家带入现代化的远见或政治自信。

摩洛哥的国王默罕默德六世在国内仍受到尊重，在国际上则被认为是改革者。但是他甚至比阿卜杜拉更为虚弱、有气无力。他不愿意制止围绕着君主政体的既得利益群体，也不愿意放弃该国高度集中的财富和商业所有权。相反，他的卫队、皇家的小圈子和商业寡头们反对要求信任和改革的呼吁，进一步将国王孤立起来，激化了在表面的平静下正在聚集的政治风暴。

目前，这两个君主政体正在走上老路：成立委员会来研究政治改革而不是真正迈向政治变革。这个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正如前约旦官员最近向我私下里评论的那样：“每个人都希望国王在统治方式上能出现真正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没有发生，这个体制就会深陷危机。国王不能一直只空谈改革，而不行动。”

多年来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们都在说，这一地区的多个压制性政权（不仅仅是为数千名王子们捞油水的沙特王朝）要么是寻求民主改革，要么就内部一直腐败下去，直至被推翻。最终，今年避免了革命的那些政权也面临这相同的选择。那些重新加强的专制体制只能苟延残喘。理论和政治实践都告诉我们，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而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独裁者们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即使现在不被推翻，在未来的数年中也在劫难逃。但是，如果约旦和摩洛哥的君主体制能够把自己残存的政治合法性用于进行民主改革，它们仍有可能幸存。这就是说，即使阿拉伯之春乍暖还寒，最终它还是会带来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是民主是否是最终结果，则部分取决于这些事件会如何演变，以及这些政权和国际角色与反对力量的互动。

除了在这一地区不时爆发的短暂战争时期之外，美国还从来没有面临过更迫在眉睫的一系列机会和挑战：民主发展的可能前景，和非常实际的伊斯兰掌权、政治混乱和人道灾难等风险同时并存。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国家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情况上大相径庭，美国找不到一种包治百病的 “万灵战略”。但是有几条基本原则应当在所有地方都适用。总体上来说，以及在许多特定案例上，奥巴马政府必须明确地、持续地谴责所有对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这些言辞应当与后果联系起来，以加强它们的可信度。例如，在利比亚，美国发现了并冻结了对暴力镇压应负责的高官的海外资产。另外，禁止了他们及其亲属赴美，并让欧洲也如法炮制。在过去的几天中，奥巴马政府采取了行动，冻结阿萨德和其他高层叙利亚官员的个人资产。在极端情况下——利比亚是其中一种，现在叙利亚正在成为另一种——美国可以对联合国安理会施压，将一些人送上反人类的国际法庭。

当阿拉伯政府对和平示威者采用武力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应当停止向他们提供武器。西方国家一直都在向这些政权，比如说也门的萨利赫，销售（或赠送）镇压工具，包括：催泪弹、炮弹、狙击步枪、近距离攻击性武器、火箭炮和坦克。虽然萨利赫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对抗恐怖分子的有价值的资源，现在他已成为了负担。这种交易的告终让美国对巴林（另一位受赠者）和也门的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想要以武力骚扰或随意逮捕和平的民主示威者，至少他们不能用美国的枪炮来干这个。

现在迫切需要以调停来打破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僵局，找到办法让本地区剩下的独裁者逐步交出权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意识到联合国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中应起到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派遣有经验和有能力的联合国官员参与也门和其他地方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这些外交官可以协助提出抗议者能接受的政治妥协方案。美国应当鼓励联合国的这些冲突调停努力，弥合对立政治派别之间的不同势力，帮助政府扫清通往可信赖的政治选举的道路。因为联合国更为中立，它的国际角色最适合进行调停，也可以召集专家进行机构设计，为起草宪法提供技术支持。

美国的外交家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们可以打通资金和实际支持的通道，为不同的角色提供会面和讨论分歧的机会。他们也应该为人权、公民社会和民主进程而呼吁。这种道义上的表达和实际的支持在其他国家，比如智利、菲律宾、波兰和南非的转型中都起到重大的作用，虽然阿拉伯世界有着独特的敏感性，但是持续进行的反抗运动对美国的大使来说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与其他民主政体的代表一起向阿拉伯的独裁者施压，支持阿拉伯的民主人士。

美国应当帮助阿拉伯的民主人士进行培训和资助，让他们得以保存实力，同时督促他们互相合作。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对公民组织提供更多的拨款。当然会有对资金方面的需求，但是，如果美国给它们太多的钱，会使得它们被人认为是“美国爪牙”从而失去信用，或被腐败吞噬。援助应当有多样化的来源，提供核心的（而不是基于项目的）资金给有着可靠的推进民主变革历史的组织，还必须被仔细监督，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

最后，考虑到埃及对整个阿拉伯地区有着巨大的地理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在针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变革的宏大战略中，与埃及的互动将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援助和积极监督政治局势的变化，美国必须对埃及军方发出明确信号，美国不会支持对民主进程的故意破坏，回到专制体制对美埃的双边关系来说会有严重的后果，包括影响美国未来军事援助的流向。美国不能让埃及军方玩巴基斯坦军方的“两面派”游戏，否则埃及就会在两个层面上变成又一个巴基斯坦：军方在民主的假面下统治国家；以及军方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会儿是我们的朋友，一会儿又和我们的敌人——埃及内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和外部的哈马斯——搅到一起。

阿拉伯世界的这段时期的变化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界限分明。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不会仅仅是持久的暖阳或寒风，我们会看到多个循环——持续的起伏斗争，塑造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政治格局。这对美国的利益影响重大。[美国]从未如此地急迫地需要稳定的原则、清晰的理解和长期的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