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8日星期日

MIT技术评论:中国的互联网悖论

原文:MIT Tech Review: China's Internet Paradox
译文:MIT技术评论:中国的互联网悖论


作者:David Talbot
发表时间:2010年4月15日
来源:MIT Tech Review  2010年5/6月刊
译者:异议
校对:@Freeman7777; @xiaomi2020

中国的网络,是否也会像其整体经济一样,轻松地将高速增长与政府压制相结合起来?

原文配图:中国式聊天:一位女孩在上海的网吧里用QQ.com在线聊天,QQ是中国最流行的网站之一。图片贡献:Justin Guariglia

3月23日,谷歌将搜索业务从中国大陆撤出后的第二天,一位网名为小米的女士从她在上海的公寓中起床,在她的卧室兼办公室里坐好,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与互联网审查斗智的活动。她领导着一个分布在全世界的志愿翻译者团体。他们将西方新闻和学术领域中,被中国互联网所禁止的和尚未有中文版的报道与著作翻译成中文。在当天,利用在谷歌文件(Google Docs)社区的共享帐号,她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完成了一系列的翻译,所涉及的范围从《纽约时报》对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最新采访,到七年前发表在《民主杂志》上的,对中共政体前景进行分析的文章《威权主义韧性的局限》

当小米点下“发帖”键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揭示了政府控制的局限性:这些文字被发到一个博客上,以及谷歌文件的一个公共页面上。其链接被广播给近4,000名她在推特上的追随者(她的推特账号是@xiaomi2020),以及1,170名通过谷歌Buzz关注她的人,还有她在其他5个中国微博上的粉丝。尽管对于没有翻墙软件的中国人而言,Blogspot和推特被封了,但在中国国内的任何人仍然都还可以打开谷歌文件的页面——至少目前还可以。(去年政府确曾封了谷歌文件一段时间,但最终由于公司和大学的抗议而作罢。)一旦发布之后,小米的译文往往被上万次地转贴到博客和论坛式讨论网站上。在那里,它们能够存活的时间长短不一,最终通常都会被托管服务商撤下来。因为这些服务商被要求进行自我审查。其读者总数会比转帖数量又高出几个量级,因为每个帖子都可能会被许多人读到,其中一些人还把它们复制到群发电子邮件中传播阅读。

小米采取了一些方法来保持她的匿名性,避免与当局打交道。(这类交道常常以警察找当事人到当地警察局“喝茶”开始——这是对审讯活动的一种委婉说法。这种行为旨在让人们知道他们是被监视 的,最终可能会导致当事人被投入监狱。)她使用Gmail(它是在中国境外保存和加密的),也使用一些技术手段,使她的IP地址显示为来自美国(其地址变更频繁,以防止被封)。当她要和别人通话时,她使用加密的互联网语音服务Skype — 那是她在美国安装的一个版本,而不是Skype在中国推出的有可能被监听的版本。

在处于审查之下的中国互联网上,她在这些工具的帮助下取得的成果,并不是言论自由和抗议行为的唯一案例。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运动 — 它们往往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就传遍论坛和博客 — 成功地向中国政府施压,使其释放被关押的人、对丑闻展开调查(如绑架男孩后强迫他们成为“黑砖窑奴工”的事件)、以及将腐败的政府官员收监。“互联网带给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30年[经济]增长、城市化、出口和外国投资的影响总和,”中国问题专家黄亚生说道。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中国可能仍然还没实现言论自由,但它的言论自由度比以前提高了,因为互联网已经为中国公民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而这种交流包括对政府的批评。

原文配图:网络效应:中国的互联网有3.84亿用户——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多。图片贡献:Justin Guariglia

中国压制互联网言论的努力在不断加强。但之所以需要加强,部分原因是,网上有这么多内容让政府感到担心 — 或许有些多得难以应付了。中国的互联网,像它的整个经济一样,在规模和复杂度方面都呈现出爆炸性。中国现在的互联网用户达到惊人的3.84亿人 —  几乎是全世界总用户的四分之一。还有7.5亿移动电话用户,他们当中许多人使用手机上网。网络的迅速增长,再加上使用者们卓越的创造力和勇气,对中国网络造成的影响,至少与政府的压制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强大。“我们低估了中国互联网的活力,”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说。他是博客宣传团体“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的创办人之一。“我们听说那里有审查,就想像它的每一页上都是红色的背景加上中宣部的文字。其实网上交流还可以是极为重要和有趣的, 而我们严重地低估了它。这是当今最大的互联网,比美国的还大。为什么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我们把‘审查’想象为‘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人为造假’,其实‘审查’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复杂。’”

原文配图:图片贡献:Justin Guariglia

越来越高的防火墙

中国政府运行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国性互联网过滤系统。虽然通常被称为“防火长城”  (GFW),但它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多种策略的混合。互联网接入商(ISP)级别的过滤器被用来封杀西方网站(包括 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ger、以及《卫报》网站),还能阻止网址中包含违禁词的网站。那个日益增长的违禁词清单,列出了禁止使用的与政治敏感话题有关的关键字。政府在2009年中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之前,和十·一60周年国庆之前。当局甚至在乌鲁木齐地区切断了整个网络,以封锁对那里发生的暴力抗议活动的报道。那些抗议是由在粤打工的维裔劳工被杀引起的。还有,政府在很短时间里,要求所有出售的电脑都预装可以过滤色情内容的绿坝软件。(当国内外的人们发现该过滤软件还封锁政治言论——并且该软件本身有安全缺陷——之后,他们的愤怒使得官员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推迟安装。)谷歌表示它受到黑客针对人权活动分子Gmail帐户的攻击,由此促成该公司在3月决定停止审查搜索结果,并关闭其在中国大陆的网站。

为了避开封锁,有些人使用了诸如无界(Ultrareach),动态网( Dynaweb),和Tor之类的工具软件,通过境外代理服务器访问被封网站。但是,政府的审查也已经封杀了越来越多的此类代理。而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互联网用户也懒得去访问任何西方网站。在过去十年里,流行的西方Web 2.0网站在中国已经被拷贝,而这些山寨网站已变得非常受欢迎。比如Facebook的替代品“豆瓣”,其用户一般都是匿名的,喜欢对电影和书籍进行评论,而不是对个人化新闻进行论。YouTube的中国替代品是"优酷",它自然对国内话题有所侧重。中国的论坛网站则含有大量的时事辩论。这类网站以QQ为首,它是中国第二大网站,在世界排名第十。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互联网过滤和监视领域的著名学者哈尔·罗伯茨 (Hal Roberts)指出,中国互联网的流量,95%访问的是国内网站。他说,“象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因为对反映亚美尼亚人种族屠杀的视频不满而封杀了 YouTube网站。中国虽然也封杀了YouTube,但还是提供了内容受到审查的优酷。他们说优酷更好,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中文网站, 由中国人自己运营。”

原文配图: 95%的流量访问的是中国站点,这些站点都是日益成熟的审查机器的审查对象。图片贡献:Justin Guariglia

 中国政府之所以允许这些网站蓬勃发展,仅仅因为它们都答应自我审查。但被封杀的话题没有明确界定,而且审查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在中国,人人都知道存在着潜规则,”上海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和风投家毛向辉说。他在2002年的时候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博主之一 。批评政权、促进民主、倡导人权或西藏独立等话题,往往会被封杀;对某些特定的事件和丑闻的讨论也会被封杀,比如 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以及2008年四川地震的丑闻(在地震中许多劣质校舍的倒塌造成了5,000多名儿童死亡。)中国政府越来越经常地通过罚款或关闭网站——甚至将为首者关入监狱——等手段,让当地的网络公司遵循这些潜规则。几年前,政府官员会“在一天或数小时之后打电话给你,让你删除一些文章。”上海的一位计算机程序员霍炬说。他开了个科技方面的博客,在国内被封。“过去中国政府并不关闭网站或公司。但在2009年,许多网站被关闭了。他们还删除文章,并试图控制舆论导向。”与此同时,政府奖励那些听话的人。中国互联网研究专家、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资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的麦康瑞 (Rebecca MacKinnon)曾写过她去年11月参加的一次中国政府活动。在那次活动中,来自20家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高管,由于为“和谐、健康的网络发展”进行自我审查,而被授予2009年中国互联网自律奖。“中国可以使用非技术性的、利用线下的方式进行控制,”罗伯茨说。“说到底,派政府特务政府部门里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到人们家里登门造访,比过滤网络更加有效。”

中国的用户也进行自我过滤。有着3,500万注册用户的天涯论坛(Tianya.cn)就实施了一种维基式的自我审查 。帖子由一批“版主”(其他成员推选出来的普通用户)管理。如果有足够多的抱怨,版主会被解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据中国律师和互联网研究者、现任伯克曼中心研究员董皓(Donnie Dong)表示,这种方式很容易被接受。他说,“事实是,中国的局势已经让中国的互联网结构变得与众不同了” 。他称之为“Cinternet”;小米等人则称之 为“中国局域网 ”(Chinternet)。董说,无论哪种方式,“法律,包括法规和‘潜规则’[译注:原文直译为‘活生生的法律’,这里采用的是意译],正在制定和修改着[原来的]准则。”

抗议活动在网上疯传

原文配图:但是公民们已经建起了活跃的web2.0网络,并以此来清除腐败,让被收监的博主被释放,还触发了对黑砖窑奴工调查。图片贡献:Justin Guariglia

但这种‘潜规则’ 既没有能限制住网络普及的全面扩张,也没有能消灭触及审查底限的网上行动,尤其是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中文的搜索引擎百度,就提供了非常受欢迎的论坛——虽然政治性话题都被删掉了。去年夏天的一天,一位匿名人士在百度的《魔兽世界》游戏论坛上贴了一句话, 此后它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流行语: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个无厘头的神秘句子,在第一天就受到700万次点击和30万条评论。人们围绕着它构想出幽默的对话,画了漫画显示这句话被奥巴马或萨达姆·侯赛因说出来,或被中国军官摆出中共标准像的姿势说出来。

然后,这个噱头突然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在原帖最初出现的时间不久之后,一位著名的博客作者郭宝锋被拘留了。起因是他指控政府涉嫌隐瞒在福州市马尾区发生的,对25岁女子严晓玲的野蛮强奸案。严晓玲后来因为伤势过重而死。在入狱前,郭设法发出了一两条简短的帖子[译注:郭当时发出的是英文推语,详见下面的相关阅读]。其中一个帖子说:“我被马尾警方逮捕了,请求援救。”即使在管制严格的中国,也没有法律禁止呼吁人们回到他们母亲的家里。于是博客作者们开始呼吁人们给马尾警方寄明信片,上面写上:郭宝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类似的消息出现在各个论坛网站。几天后,郭被释放。他后来把重获自由归功于互联网产生的“明信片运动”。在郭案中对Web 2.0的使用“既令人振奋,也揭示了中国当前的网上社会行动中的一些普遍特征,”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和中国互联网学者杨国斌说道。“与1989年的学生运动时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不同,现在的活动家们通过非常有创意的手段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要求释放某个人,处理腐败案或环境污染。这大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时候,中文网站只需汇集起公民的愤怒,就可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在2007年,河南省的地方报纸报道了一起绑架案:有的男孩被绑走,卖到砖窑做奴工。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引起当局的关注,直到某位女子在一个地方性网络论坛上发表了关于此事的一封信。根据杨国斌对此案的分析,该信被转贴到天涯,从此迅速传开。它在那里得到58万的点击量,在其他论坛上也有许多点击。众人的关注促使中央政府展开调查,并对两人提起公诉。在南京,出于对高房价的愤怒,当地的博客传播出这样的事实:前政府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开凯迪拉克车去上班,还戴着昂贵的手表。这个曝光导致了对周的调查,发现他接受了贿赂,最终他被判11年徒刑。

即使是律师们和法官们,也正在试图突破限制。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和互联网研究者張善喻(Anne Cheung)说,她和她的同事发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对现政权的批评。一位名叫许志永的律师,经常在博客上记述那些进京上访却被关进秘密监狱的公民们的遭遇。有些政府官员被点名批评。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曾经是“一个敏感领域,”张善喻说,“但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当局可以容忍这一点。”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有勇气大声说话,那么你就或许可以通过互联网和Web 2.0得到一些东西,”她补充道。

互联网共识?



原文配图
图片贡献: Tommy McCall

迅速成长的中国互联网,中央政府的限制;只要这类限制不对业务造成额外负担,网络公司以及公众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类限制的同谋;政府经过算计之后,允许某些异议存在:所有这一切加起来,也许可以算作一种互联网版本的“北京共识”——这个词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用来形容以中国的成功为范例榜样的另类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具有掌控异议的悠久传统。张善喻认为,一方面是政府对网站的控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网络的成长、网络创造性和活跃的网络行动,这两种趋势将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互相擎制。朝开放互联网前进的过程“很可能是渐进的,而不是沿着既定方向线性发展,”她说。“我觉得这与中式风格一致 ——时松时紧。你真的无法预测。”

为了打破僵局,拆除网上长城,一些活动人士和国会议员主张西方应该在两个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一个是纯技术性的:提供更多的代理服务器。这些位于其它国家中的中性互联网地址,可以让在中国的用户访问完全开放的互联网。但是,这样做的费用昂贵——何况大多数中国人只访问国内网站,而这些网站采取自我审查,而不是在网络层被屏蔽 。第二个策略是通过深度参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西方公司施压。这些公司包括提供路由器的公司、提供过滤软件的公司(这些技术是用来在其他国家过滤色情内容和其他内容的)、以及生产中国消费者所购买的个人电脑的公司。由企业、学术机构和人权团体在2008年成立的联盟“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GNI),正致力于制定一个自愿遵守的企业行为守则,以支持言论自由和人权。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微软,谷歌,和雅虎已经加入(雅虎是在给了中国当局有关两位活动家李智和师涛的资料,导致他们被判刑之后加入的)。“最好是在你陷入雅虎案那样的境地之前就加入GNI……而不是等到他们在国会里对你大吼,称你为道德侏儒之后再行动,”GNI的发起人之一麦康瑞说。但正如麦康瑞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办法仍然有限。唯一能够被中国人大规模使用的反审查技术,必将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朱克曼补充说,善意的西方人至少要做到熟悉中国的网上规范和习俗,那就已经很好了。“在我们了解了中国用户喜欢什么和希望使用什么之前,我们将很难明白,应该如何成功地设计出绕过审查的措施,”他指出。

这就是象小米这样的活动人士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有些人会奇怪我们是谁、以及为什么在要这样做,“她通过安全的Skype网上电话对我说。她解释说,她的动机,与1989年时一样。当年正是这样的动机,将身为本科生的她吸引到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中。她回忆起那个类似伍德斯托克式的经历:大家露宿广场,一起唱歌,[有人]堕入爱河。她是在89年5月28日离开的——一个星期之后,中国的坦克和士兵粉碎了那场运动——她来到美国的学校获得了MBA学位,并作为软件顾问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做得很好。我们抓住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机会。不过,还有梦想尚未实现。我们怀着这些梦想已有超过20年之久,但事情却仍在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变得更好。”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认为,当年天安门的示威者们,可能从没想到会看到象如今在网上这样对政策和官员的批评。“当我们衡量中国的进步时,不应该从街头的抗议,以及对这种抗议是否有新闻报道来判断,而是应该从中国公民在政策讨论中的参与程度来判断,”黄说。“按后者的标准,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这主要是互联网的功劳。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而且今后还将让它变得更好。”中国的互联网,像其整体的社会和经济一样,可能会逐步地,断断续续地走向更大的自由。由于像小米这样的活动人士会变得越来越有创造性 — 也由于网上长城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的互联网还会继续成长。尽管小米与网上长城打交道有着第一手的经验,而且不如黄亚生那么乐观,她也认为,这堵墙“终将倒塌。”

David Talbot是《技术评论》的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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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互联网与政治”、“零星其他”、“译者异议”索引。

2 comments:

匿名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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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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