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民粹威权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中国的领导层、政治与政策”研讨会
作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
作者介绍：狄忠蒲（Bruce J. Dickson,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
原文发表时间：2005-11-02
译文发表时间：2010-03-06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jiangge09
校订：@Freeman7777，@jiangge09
在传统认识里，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总是在紧与乱之间摇摆。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为一大堆他们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所困扰。他们面对着城市与农村中不断增长的民众抗议。腐败问题看起来是难以摆脱的，并且中国共产党（CCP）既缺乏手段也缺乏意愿去打击腐败的官场，尽管20多年来他们始终强调防治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面对着网络上不断增加的大众民族主义与批评性言论，中共开始试图限制言论自由并对批评性观点进行控制。没有迹象表明中共准备开始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它决心依靠对眼前问题的暂时解决来继续保持权力。
尽管传统认识对于中国政治形势有着这样的认定，中共还是比其所经常获得的名声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与更多的韧性。大多数观察家看待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式主要是看它是不是正在变得更加民主，但是民主化并不是衡量政治发展的唯一标准。如果认识到更多的民主并不是中国领导人的近期目标，我们也许就能发现中国的国内环境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峻或脆弱。中共正在追求一个旨在更有效地增强政府执政能力的全方位的政治改革，即便不是民主方式的。它综合使用各类手段来获得民众支持，解决地方性抗议活动，以及将经济改革的受益者纳入政治体系中。同时，它也会反过来对挑战其权威与在政治权力及组织上垄断地位的那类努力实施强力镇压。结果让人惊奇的是，公众舆论却表现出满足：尽管有许多人对他们的近况不满，但他们对未来都持乐观态度。这样的状况是无法带来迫在眉睫的革命的。中国的领导人虽然面对着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但这些问题大多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并且缺乏一种突发的意外事件来对现任政权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目标的统一
在胡温体制下，中共将通过科学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个相对繁荣与和谐的社会放在优先地位。尽管这些惯用话语有些含糊不清，但它们依然显示出中共当前的首要目标。与江泽民时代注重使经济不受管制的增长不同，目前的领导层同时也关心发展中的分配问题、日益显著的环境恶化、日益蔓延的腐败问题，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
这一政策重心的转移似乎并没有引起那种在过去的中国精英政治中经常会出现的高层冲突。同时也没有明显的个人、集团或派系呼吁放弃改革开放政策并回到中央计划及隔绝于世界经济的体制中。目前的领导层看起来容许了江泽民时代的高速增长政策的继续实施，但同时又以对内地省份经济发展的承诺对其加以平衡，该方针始于江泽民执政末期并在现任领导人治下得到了加速实施；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而直到最近才变为突出政治问题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得到了降低；为了应对环境恶化带来的长期成本与公众抗议带来的短期成本（这在最近几个月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更具“绿色”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很有可能得到实施。使经济发展带来的好
处惠及国内更广大阶层与人口的努力得到了有效宣传，但还没有带来激动人心的结果。
中共依然着眼于通过提高执政能力来回避许多观察家所寻求的某类政治改革（如民主化）。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这个党近十几年来着手实施的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并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某些情况下，维稳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处理不安定因素上，如同上文所提到的。而在其他情况下，维稳努力主要集中在应对批评性意见的表达方面，这些意见不只包含政治上要求民主的异议，还包含对中共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的批评，此外，一次新的意识形态学习运动也在试图使党员“保持清醒认识”，尽管有抱怨说这样的举措在当代中国已经格格不入了。
这并不意味着胡锦涛对党、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是稳固的，也不意味着他能够不受挑战地控制政策制定过程与人事安排。尽管他在巩固权威与凝聚支持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这一工作还没有完成。有人认为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了，他可能会实施某些政治自由化措施而大出其支持者与批评者的意料之外，但几乎没有证据能支持这样的预测。尽管如此，同样也没有证据显示如果胡锦涛意外失足而没有连任总书记后，其继任者不会实施一项完全不同的政策议程。中共的高层领导者们在如何恰当应对他们所面对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方面看起来似乎十分团结。
新的政治制度
中共并没有因是执政党就得意忘形。为了使其自身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共创立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来建立政治参与的渠道并在政府与社会间架设起一道桥梁。这些新制度当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村民选举制度。发端于1980年代并贯穿1990年代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村民选举制度，为一些地区提供了免去不称职或贪腐的领导而换上当地更受欢迎的领导人的机会。尽管这些选举对规定如何提名与选举的选举法的遵守程度如何还不清楚，并有上级政府大量干预的报告，但据报道，经过成功选举的村庄有更加稳定的政治氛围并能够更顺利地实施一些甚至不受欢迎的政策，如计划生育和税费征收。在乡镇一级1、城市街道以及某些地方党委职务上举行选举的实验也已经展开，这些原来都在党管干部的体制下为共产党所单独掌控。在其侵犯到党的权威前，这一进程能走多远——以及中共愿意让其走多远，将是中国政治体系进一步演变的重要指标。
（原注1：尽管一些地区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选举的实验，但其他地区也在进行取消乡镇一级政府，将其职能并入国家行政部门的实验。这一变化可能会使选举制度由农村地区向上级区域扩展陷入悬而不决的境地。）
随着经济的快速私有化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商业和贸易协会。其中一些协会是由国家创立起来的，但它们并不只是旧式的“传动带”式组织。这些官方的商业协会对党来讲是一种试图监测和控制私营部门的手段，但它们也为商人们在商业相关事务方面寻求官方支持与干预提供了机会。它们既代表国家又代表企业，起到了共生性的作用。此外，中国公司正联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协会，在技术标准，产权保护，以及类似的共同利益上去游说政府。他们通常都不会提及范围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议题，但他们的活动和成功可以为其他群体创造公共空间。举例来说，置业者，教师，退休人员和其他群体有着自己的组织，以促进和追求其集体利益。他们并不一定有着政治方面的导向，但即使是非政治性的成就，也可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这些新的专业组织和公民组织并非完全基于人们工作或居住的地方，或是他们来自于什么社区或什么部族才成立起来的。因为它们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和经历的成员，同时也因为个人可以属于多个团体，他们可能创造出某种社会网络的类型，而这种社会网络的类型不仅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序的社会，还创造了一个向其政府期待更多以及寻求更多的社会。
中共还提供了国家-社会互动方面的另一种制度，那就是各个层级的信访体系。他们表面上是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渠道来向政府上访，以纠正不满和不公，但这一渠道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虽然提交给信访办公室的案件数量迅速增加，但成功解决的案件数目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于建嵘，他是一位杰出的研究中国农村事务的学者，甚至一直提出要废除信访办公室因为它们是如此的没有效率。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据报道已经下令地方官员去强行限制试图利用这个体制来上访的公民，特别是那些诉诸省级以及中央政府层级的上访民众。该体制被使用的越来越多，与当人民无法得到他们应有的救济时所获得的沮丧相结合，向国家提出了潜在的挑战。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当参与的程度压倒了可行的制度，不稳定可能会增加。如果国家不能降低向上渗透的呼吁，或是提高其回应这些呼吁的能力，取而代之的将是在官方渠道以外会升高这种呼吁。这已经可以在民众抗议呈散布现象中看到这一情势。
对于大众抗议的回应
民众抗议已成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特点。虽然充分，准确和可靠的报告获得不到，但很显然，抗议活动的规模和频率都在不断增加。这一令人忧虑的趋势既反映了在地方社区和社会团体中间有着越来越多的不满又反映了解决这些不满的现有政治制度的越来越无效。此外，地方抗议的方式也显示了示威者之间越来越多的权利意识以及对于政策过程的执行面的强调。抗议者要求更好，更公平的执行政策，而不是质疑政策本身是否恰当。这可能是策略性的行为，抗议者知道对国家制定政策的权威进行挑战是不能被接受的，并会引起武力镇压；或是它也可能意味着对于现行制度的大致支持，然而当官员并没有恰当执行以及实施公共政策时还是会引发愤怒和沮丧。结果是抗议者在规模以及频率上的不断增加并没有成为对政权来讲迫在眉睫的威胁，即使它们的确威胁到了地方上的稳定。
国家选择了以胡萝卜加大棒混合使用的做法来回应这些抗议。一方面，他们作出有形的让步，通常是去对被视为合理、合法的那些抗议所要求的做金钱方面的让步。另一方面，他们惩罚了据称是领袖的少数抗议者以之作为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警告大家抗议依然是有风险的事情，尤其对那些组织和提出抗议要求的人来讲。尽管有着可怕的后果，但抗议浪潮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吸纳新的社会群体
正如中共使用了奖惩相结合的方式去处理抗议，它也使用了类似的策略去吸纳新的经济和社会精英进入政治体制，而排除那些有着更明确政治目标的人。 “三个代表”的口号，由江泽民首先提出，在2002年被庄严地放到了党章中，为承认“先进生产力”（即，企业家，科技专家，专业人士，以及其他新的城市精英）进入到共产党提供了正当性。农民，工人和士兵是共产党传统的社会基础，中共现在声称除他们之外也代表这些新群体，并欢迎他们加入到党内来。企业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村长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越来越频繁地被任命为人大、政府甚至党委里面的高阶职位。中共党内的许多人仍然在批判这一趋势，担心这种势头背叛了党的传统并且还关注于对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合流的民众蔑视现象。但是包容新的城市精英是中共承诺改革的结果，并且无疑将加强这一承诺。这一趋势是否将合法参与保持在现有体制内抑或它将为更广泛的民主化创造压力——这种压力将削弱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其都将是对中共的调试成功与否的最终检验。
同时，中共仍然排除那些对现状构成了直接挑战的人。中国民主党，努力想要去创立一个反对党，但被当局封杀了，其领导人被判处了长期监禁。那些要从国家寻求真正的自治，包括工会，基督教教会，FLG修炼者，以及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倡导者，通常因为他们的努力而遭到惩罚。国家监控互联网聊天室，BBS论坛，电子邮件，并根据一些即便只是即时信息去铲除网路上的颠覆性内容。近几个月来，国家已加强努力，以限制访问互联网以及网路上的理念交流去阻碍异议。据说它也下令媒体结束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报道，以便更好地控制时事报道。
这些趋势表明了中共对待政治活动上的变化。不是在自由化（放）和紧缩（收）之间做周期性的摆动，中共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将对其支持的个人吸纳到政治过程里来的更为细致的策略，但排除了被它认为是对其形成了威胁的那些理念和个人。威胁和可接受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楚的，那些选择去探索这一边界的人经常遭受到了相应的后果。包容性的和排他性的政策都在这一阶段受到了强调。
新的民粹主义走向
到了江泽民时代末期，中共采取了一项带有很强精英主义色彩的战略，其将目标锁定在改革的受益者群体上，而忽略了那些还未享用到经济现代化果实的人们的困境。随着不平等程度与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针对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间紧密关系的民怨也在日益增长。在新的胡温体制下，中共淡化了“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关于城市精英的）而开始强调第三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对中国贫困阶层的承诺同时具有象征性与实质性。温家宝总理经常性地慰问矿工、SARS与艾滋病患者，以及天灾人祸的受难者，甚至因在公开场合流泪而获得了有同情心的声誉。除此之外，政府也致力于通过减负与转移支付来提高农村收入。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促成外出打工的劳动力返乡，造成了一些城市劳动力的短缺，给工资水平及劳动条件带来了上调的压力。
在这种民粹主义的转向背后有以下几点动机。第一，胡温的主要政治生涯都在中国最贫困的一些省份度过。他们并不像江泽民的阵营那样，其政治生涯在大都市上海度过，因而能够对一些地区为何在发展方面持续落后有着更深入的理解。第二，作为其政权继承战略的一部分，他们需要使自己有别于江泽民。在中国政治的大传统下，他们并没有抛弃三个代表的口号，但是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三，江泽民的精英主义战略造成了不平等与失望情绪的不断增长，这潜在威胁到了民众对中共政策重点的支持。这项对改革战略走向的轻微调整将使在高速增长年代丧失的平衡得到重建。以上三条原因已经足够充分地显示了为何这一新的民粹主义走向同时具有政治上与实际上的好处。
对公众舆论的关注
中国领导人对公众舆论——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关注不断增长，这一点看起来不言而喻。但这种说法在更多情况下只是断言而没有经过证实。在每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故事背后，都显示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公众舆论通常都是漠视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崛起就极好地说明了公众舆论在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尽管领导者无法忽视公众舆论，但他们并不是没有力量来形塑它。即便加入WTO的协议在中国国内极不受欢迎，朱镕基甚至因批准与美国达成的条款而受到个人攻击，但中国最终还是以对条款极小的修改加入了WTO。中国大使馆被炸及美国EP-3监视飞机与中国战斗机相撞事件带来的反美情绪，也没有被允许破坏到中美关系。最近爆发的反日情绪却出人意料地引发了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及针对日本商店与工厂的暴力袭击。政府很明显涉入了这些有计划的抗议活动，但其扮演的角色是在动员起民众后，对这些活动进行限制与疏导。一旦政府呼吁结束公开示威活动，这些有计划的游行便立刻被取消了。政府已经明显关注到了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的影响也愈发显现，但是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依然不够清楚。
公众支持以及国家合法性
相对于通常所描述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急性冲突，零星报道和调查研究都透露出对于现行政治制度和改革议程的民众支持程度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对于国家快速崛起以及越来越繁荣有着巨大的自豪感。即便那些不满意他们当前现状的人也都对未来感到乐观。对于国家总体上致力于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有着广泛的支持，即便是在那些正在经受转型痛苦的人中间。
以一种类似的方式，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信条，认为民主是不适合中国的，至少在当前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是不适合的。这当然是中共的论点，但这种声称并没有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挑战。尽管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挑战，但是他们要求快速和立即民主化的呼吁不仅遭受到了现政权的反对还遭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反对。这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挥之不去的反农村的偏见 ，只要大多数中国人是生活在农村，城市居民就不太可能支持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没有面临着强大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由于缺乏既合意又可行的替代性政治制度，现状看起来还能够再维持一段时间。
中国的领导人并不满足于现状的稳定，本文的其余部分解释了他们正在积极寻求获得对其统治合法性更为坚实的基础。诚然，它的合法性源自经济持续增长，但也依赖于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中共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去正当化其统治。中共可以利用的（甚至挑起）对未来的，对民族自豪感的乐观感，以及对于混乱的恐惧，来打击要求其改变的压力。相比要求民主化，呼吁更好的治理更有可能与公众产生共鸣。
注释：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lizabeth Economy,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rew Nathan and Bruce Gilley, China's New Rulers: The Secret Files, 2d 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3).
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Dali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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