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4日星期日

党代表谁?从“三个革命阶级”到“三个代表”

原文:Who Does the Party Represent?: From “Three Revolutionary Classes”to “Three Represents”
译文:党代表谁?:从“三个革命阶级”到“三个代表”

作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
来源:《胡锦涛统治下的中国:机遇、危险以及困境》第三章
China Under Hu Jintao: Opportunities, Dangers, and Dilemmas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 Vol. 2, Chapter 3

译者:kestry, @hsinwang1982, @jiangge09, @Freeman7777
校对:@Freeman7777, @jiangge09


中国共产党(CCP)的继续存在将许多观察家置于尴尬的境地。有些人期望中共重蹈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的覆辙,它们在1989年间迅速相继崩溃,就在中共领导人决定镇压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及该国其他地区民众要求变革的请愿的数月之后。许多人指出了列宁主义的政党主导与市场经济的不相容,并预测政治改革最终必将赶上经济改革的脚步。近年来,在经济私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特别是大规模裁员、欠薪,高税费,以及腐败猖獗,引发了不时的抗议活动,使人们对该国的稳定性和中共是否有能力维持统治提出了疑问。中共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党的声望,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协调,还是正确政策的贯彻落实,都是十分严峻的。


尽管细节或有不同,这些基本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共。是依靠民众支持还是依赖政治技巧?这个问题向来是50年代初直至现在中共内部忧虑及内斗的根源 。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该党一直在思考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满足经济体制开放的要求。早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工人不满,干部腐败,中央无法监督及强制地方落实政策的问题已经就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正如本章要说的,尽管有这些挑战,但是,中共仍拥有许多政治和现实的优势,使之能够生存下去。


列出中共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不协调令人忧心,特别是当实用主义几乎身几乎已经成为一项意识形态教条后。但中共,至少其某些领导人仍然认为,党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继续统治和进行经济、政治及机构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问题会决定政治生存甚至个人的福祉,中国公民和外部观察家审慎关注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公式化的宣传。由于放弃了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最高目标以及实际上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已理所当然地逐渐减弱。它不再引导政策,但仍是领导人决定做什么的首要理由。虽然如此,该党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宣传思想创新,强调他们的改革议程与其传统目标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多么的一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此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使得党内基本矛盾暴露了出来。正如这里要说的,尽管大多数党员坚持认为调适对党的生存必须的,但一小部分顽固派断言这种变化正在削弱党并侵蚀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发现它面临着众多为引起重视相互竞争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的性质,其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一方面,该党对经济性的要求一直是宽容的。作为一种整合其自身与有助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个人和团体的手段,它已经为各行业,特别是工业和商业组织建立了协会。除了这些制度性的纽带,它还推行一种发展新成员加入该党的吸纳策略。不再只是农民、工人和士兵“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中共现在宣称代表三个关键利益:“先进生产力”(主要是日益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商人、自由职业者及高科技专家),先进文化的推广(如反对“封建”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中共对党和社会新关系的描述,被称作“三个代表”,最初由江泽民在2000年春季提出,之后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活动得以传播。作为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之一,“三个代表”的口号被明确载入党章修正案。作为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此次党的代表大会还解除了曾于1989年开始实施的禁止吸收民营企业主入党的禁令。这两个转变,受到左派和右派的同时批评,一些人认为,他们背叛了党的传统,削弱了党的团结,其他人则认为他们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不过,它们反映了中共使自己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共继续镇压另外一些它认为威胁其执政党地位的有关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较之毛泽东时期,当前的政治氛围更显宽松,受到的强迫也较少,但对于反抗中共的威权统治、挑战对个人及政治自由的限制的政治活动家来说,中共的手段仍然是相当强硬的。1


总之,中共的调适战略反映了 Jowitt 所描述的列宁主义政权“纳入”的阶段。2 在不放弃对合法的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该党一直试图更具包容性,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集团,减少对其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拥抱现代主义范式,同时继续在口头上标榜其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它不是对中国社会所有群体以及目标都开放的。中共继续排斥和镇压对其权威构成挑战及寻求根本的政治变革的人士。


这是中共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其优点值得更深入的了解和赞赏。虽然强迫和压制仍是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一部分,但它仅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中共放弃了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企图,而且,随着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化,它也放弃了允许它这样做的工具。3 作为替代,它采用了更灵活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宽容,但在其他方面仍然高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适应变化的努力,事实上,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进行机构改革时常常面临的困境:现在的变革将导致复兴还是进一步的恶化?


本章将按下列次序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对允许中共持久地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因素进行讨论。其次介绍该党与社会之关系的发展演变。此处着眼于发展党员方面的变化,这反映了中共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其敷设与特定社会阶层新的制度性联系的努力。从这一点出发,本章看起来会更贴近作为中共战略思考及其政策指导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最后,简要讨论政治稳定的含义,一个中国领导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仍在掌权?


中共能够其中国执政党的地位首要原因是其垄断了合法政治组织的控制权,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禁止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竞争性组织形成,该党严格执行了这项禁令。其最生动的体现是中共在1989年拒绝承认学生和工人自治联合会,并一再打压渴望自治的工会,中国民主党,以及精神和宗教群体,如法轮功,家庭教会。由于无法在国内成立异议组织,大大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成功挑战的可能性。4


然而,中共的生存并不仅仅是政治高压的结果。它拥有允许其继续保留权力的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中共在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尽管此后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取代了党的其他大多数目标。然而,它仍然有残留的影响。相反,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大多是由苏联压加的,因此在其治下的许多人眼中缺乏合法性,中共则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从而掌握了权力。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5 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除了源自本土这一剩余价值以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似乎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下述观念中获益:党是阻止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捍卫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的成员,都摆脱不了突出的与深层的恐惧。政治抗议和政权更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动荡和不确定性。中共可以用追求稳定的文化偏好抹黑那些试图挑战其垄断权力的人。这也是中共在社会层面激发民族主义情怀的原因:在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其他共产主义目标后,它从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开始转而激发民族主义渴望。

中共还受益于能带来支持力的物质资源。如它高效的恩庇机制。中共仍然垄断着一些重要职位,不仅政界,商界和学界也是如此。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行,中共控制的企业管理职位虽较以往有所减少,但总量仍是可观的。党员仍能够较容易地获得经商和投资机会以及出国旅游许可等重要资源。这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一方面让某些人分享到了甜头,另一方面也为中共带来了极少关注集体福祉的腐败和自私形象。

由于认识到了党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以及党员身份对实现诸多职业目标的帮助,日益增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纷纷要求加入中共。这也许让人惊讶,因为这类精英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学业和商业上的成功的。尽管有些人出于坚持原则以及担心党员身份会限制自身选择而不愿加入中共,但出于现实原因,其他人仍愿意加入中共,这是因为党员身份能够带来特权,尤其是对担任行政职务而言6 最近,将具有更高的学术或商业能力的人吸纳为党的干部的做法为专业和商业人士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人不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但中共却认识到了他们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中共对外宣传,申请入党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寻求得到录用的人的履历都说明了党具有可持续的活力。尽管这可能是出于自利型的误读,党员人数的持续增加是毫无疑问的——从1982年近4000万增加到了2005年的近7000万。

简而言之,由于垄断了政治权力,中共仍在执政,它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政党,它能为自己的成员带来切实的好处,也成功地从社会上现代化的部门吸纳了新成员。在本节后我们将看到,中共一直都在转变其自身组织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以调适其自身来面对它发起的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而中共的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正决于这种转型是否成功。



党和人民


进入后毛泽东时期以来,为了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共抛弃了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政策和群众运动。基础工作重心的转变使中共的组织以及中共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同等的变化。与毛泽东时代在党员录用和分配工作中强调动员技巧和政治可靠度不同,新的经济现代化取向重视党员尤其是干部的实际能力和专业知识。为了给更年轻的技术官僚让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被清离职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也很快退休。7

中共在工作重心和成员方面转变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拥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比例从1984年的17.8%上升到2002年的52.5%。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由1982年的55.5%增加到了2002年的98.6%。在县以及县以上层级,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也从1981年的16.4%增加到2001年的87.9%8

中共转变形态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于:曾经是中共主要成分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工人如今已成了党内少数群体,这是对中共意义最大的转型。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比重从199463%跌至2003年的44%。这种下跌不仅是相对数量的,也是绝对数量的——在短短10年中从将近3400万跌至不足3000万。新录用的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数量无法抵消现有农民、工人党员退休和死亡的数量。中共不再优先关注曾为之进行革命的从属阶级,转而接触在自己发起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技术、专业、商业精英。由此,中共重新塑造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反映它当前的工作重心。

在后毛泽东时代一开始便宣布阶级斗争的终结,中共此举暗示着它与社会的关系将会更加和谐。与已为人熟知的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强制手段不同,中共使用了一种双面调适策略:创造新的制度来连接国家与社会、吸纳新精英入党。9 在中共看来,社会不再是试图推翻自己的阶级敌人活动的场所,而是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才能和抱负的源头。尽管仍在打压自己眼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敌视政权的人,中共却试图与同自己有着共同经济目标的人进行合作。

中共新的纳入政策的第一个要素是创造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新制度。自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商会、专业协会、体育与兴趣俱乐部等新社会组织。新组织的频频涌现使一些观察家开始思考中国公民社会的潜在力量。然而,这些新组织基本上不具有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自主性。相反,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更适合从国家法团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成立须经国家的许可,并由此得到所在领域(至少在其所属地区)的垄断代表权;甚至许多这类组织的领导层中都有党和政府的官员。这种统合主义的策略并不是旨在抛弃党的控制而是通过更有弹性的手段来加强它。随着中共在中国公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逐渐下降,上述组织以更间接的控制手段取代了毛泽东时代直接而带有强制性的控制手段。

中共调适策略的第二个要素是吸纳新的社会精英,尤其是专业、技术精英和私营企业主。考虑到中共专注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该策略是合适的。上文已提到了中共吸纳具有高教育背景的成员的成功之处。尽管中共自19898月起拒绝私营企业主入党,但地方官员总是千方百计绕过这一禁区。某些情况下,为了在技术上回避“私营企业主”这一称呼,他们称这类人为个体、集体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此外,还有的地方官员直接将禁令抛在一边,声称将受惠于党的政策的人排斥在党外是不公平的。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由于推动经济增长是考核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他们纷纷与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主合作。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重从1994年的13%提高到了2003年的超过30%。然而,并不是所有“红色资本家”都被吸纳入党。很多中共党员,尤其是党政官员,在入党不久后就开始经商。如果没有这一禁令,愿意加入中共的私营企业主无疑会更多。当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宣布解除这一禁令后,被中共吸纳的私营企业主有望增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泽民的提议再次激起了共产主义政党吸收资本家入党之正当性的争论。地方官员对此持观望态度,甚至有些私营企业主还表示不愿意加入中共。10 在中共十六大正式解除禁令之后,人们预计重新吸收并宣传允许企业家入党的努力会很快出现,但(直到2004年底)这一切并没有发生。11 红色资本家的数量虽然在持续增加,但这并不是因为私营企业家在不断入党。相反,这种增加主要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这些新的所有者都是国有企业曾经的经理人,而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早已是党员了。尽管共产党开始表现出接纳他们的意愿,但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共的兴趣却在急速减弱,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有逸闻证据显示,一些企业家不愿意加入一个越来越以腐败著称的政党,而其他企业家则通过其它方式被吸纳,即便没有党员身份也会被委以政府职务。同时,尽管有了新的政策,还是有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反对接纳企业家入党。

过去二十年来的这种统合主义(corporatism)和吸纳的策略已经削弱了党传统上对于党建问题的重视。中共从“三个革命阶级”(农民、工人、士兵)中新吸纳的成员人数在不断下降,其在城市与农村的党组织也在不断萎缩。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称其半数的农村地方组织已经停止活动。据估计大约有250万党员加入了外来打工者的“流动人口”中,这进一步削弱了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在1998年的约120万家私营企业中,建有党支部的企业不到1%,而其员工中有党员的企业也只占14%12 简而言之,在约有全国70%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地区,共产党的存在正在萎缩,同时,共产党在私人部门中也几乎不存在,而这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共产党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新兴的专业型、技术型与创业型精英身上时,也就顾不上它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是否会削弱了。

然而,如同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共产党工作的转移,尤其是在入党优先权方面,遭到了党内反对抛弃传统做法者的抗议。尽管党内一些人认识到调适对党的生存与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是必要的,但其他人则害怕将这种多元的——以及非无产阶级的——利益主体纳入党内会破坏党的团结,并最终导致党的瓦解。



党代表谁?

由于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中共调整了其与社会的关系。在过去,中共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种说法在其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时看上去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了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中共通过上文提到的所谓“三个代表”的口号,重新定义了它与社会的关系。江泽民在2000年春天对南方主要经济城市的视察期间放出了他的这一口号。 他在视察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访问了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并对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调查。他在浙江会见了几位私营企业家,据报道,他们中有人表示希望能够入党,尽管由于党的政策他们被禁止这样做。这次经历给“三个代表”口号的提出以极大的启示,因为江泽民认识到如果私营企业中不存在党组织,共产党就无法代表私人部门中近1亿3千万的工人。13 由于他在20002月首次提出这个口号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江泽民5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重新强调并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并通过媒体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广泛报道。


由于邓小平在1978年已经将知识分子归为劳动阶级,江泽民并没有再次改变无产阶级的定义。取而代之,他提出纳入党内的新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劳动阶级是一致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本质上是意欲在不放弃现有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性。中共将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示替换为“两个先锋队”的理论:它同时代表劳动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官员及军队中的相关人员)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企业家、专业人士及高科技专家。尽管这种巧妙的手法使得党的宣传写手很是忙上了几年,但其对三个代表口号及其含义的谨慎分析还是强调了意识形态需要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差异。

江泽民普及三个代表口号的努力受到了党在吸纳企业家入党方面禁令的阻碍。19898月制定这一禁令是由于担心那些支持天安门示威者的企业家(以四通公司创立者万润南为代表),以及企业家出现在党内会改变党的阶级性。找到意识形态上的依据来支持这一禁令是很容易的。中共吉林省委委员林炎志就曾对反对吸纳企业家入党的理由进行过一次简要概括:

如果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会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破坏全党团结和统一的政治思想基础,突破党在阶级先进性上可以容忍的底线。... 多元的政党必定分裂。...党的名称、党章、党纲都要改变。...所以,我们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对于共产党员成为私营企业主的,不能再当党员。14

尽管吸收企业家入党的禁令有着很好的意识形态理由,但它与党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及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越来越来不合拍。如果共产党很大程度将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它就没有理由将那些创造了增长并遵循党的政策的人排除在外。同样,传统的阶级区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施被打破了,工人在国有、集体与私人部门间变换工作,而曾经的农民、知识分子与党政官员有机会“下海”,开创他们自己的生意。人民日报撰文称,新的社会阶层“来自于农民、知识分子、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党和政府机关的干部、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归国留学人员。”15 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很明显不符合党的长期利益。

将企业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士吸纳入党不仅有利于共产党获得更多渠道的支持,还先占有了反对派的一个潜在来源。据报道,江泽民在20011月承认共产党正在考虑解除对企业家入党的禁令,这也许能够阻止他们与支持民主的政治活动家结盟
16 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指出,如果党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他们就会寻求在现行政治体制外将自己组织起来。纳入政策意欲——至少在部分上——阻止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并保持政治稳定与党的领导。


最终,江泽民在200171日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公开提出了解除对企业家的禁令。在回顾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时,他指出了私营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中外企业雇佣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他评论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尽管宣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依然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江泽民也指出共产党需要将“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17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以及他提出的将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入党的建议。在这一运动中,有几个主题成功地将“三个代表”与党的传统联系了起来。第一,党的阶级属性并不是由其成员出身的经济阶层单独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工人并不是占党员的大多数,还有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以及学生。然而他们都宣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共产党宣称同时代表无产阶级与最广大人民,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根据三段论法,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工人和农民,如果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也就代表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党能够保持它的无产阶级属性,即便它从其他社会阶层中吸纳了新成员。这些非无产阶级据称也会持有无产阶级的观点。但如果其他阶级想代表他们自己或其职业的利益时会如何?党员身份被认为会改变这些利益:


党就像一个大熔炉,能熔化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上来。今天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只要坚持思想上建党的原则,要求每一个党员从思想上入党,就一定能保持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和党组织的先进性。18

“三个代表”承认了目前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但是用来证明口号的理由却只是合法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三个代表”宣传运动的第三个主题是党宣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新意。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坚称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然而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先例,因为它忽略了接下来65年党的那些历史,也忽略了做出那个决议的历史背景:那是在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共产党诉求于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声称中共总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但媒体还是强调了有必要在现任干部中开展广泛的教育以及培训并且要在这种主张基础上去挑选新干部。很显然,这个党的传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清楚的。19

评论家也仔细区分了江泽民号召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的说法与由赫鲁晓夫首先所提倡但在当时遭到中共痛斥的一个概念——全民党(party of the whole people)的差别所在。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并不是各阶层所有人民都应该入党,只有那些达到了党员标准真正优秀的分子才符合党员资格。中共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集中论述过这一点。在《嘹望》杂志中,他认为:

党把社会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并不等于这些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具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原以为党的纲领而奋斗,是这些优秀分子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入党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党和所谓的“全民党”毫无关系。20

在一本面向党员干部的刊物《中共党政干部论坛》中,他认为“由于党员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党的性质,我们不能只是开放党的大门而欢迎所有人加入……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并不等同于说任何私营企业主都可以入党。”21 党掌握的其他媒体也不断重复这个警告。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我们允许新社会阶层中有价值的人入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以一种没有原则的方式敞开党的大门。我们仍然不应让党的标准下降使那些达不到党员资格要求的人入党 ”22 《求是》杂志则建议“严格防止那些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混入党内,防止以经济实力强弱、为社会捐助财物多少、个人名气大小等作为衡量吸收新党员标准的错误做法”。23 完全不同于支持党的纲领以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那种更为抽象的说法所带有的模糊性,这些明确的标准毫无疑问将更容易被许多地方党委应用到从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党员方面来。

虽然人民日报称“三个代表”的口号已加入了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神殿中,但并不是党内所有人都如此倾心于这个口号。24 《战略与管理》批评了“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因为利益集团需要去制约和平衡以避免“许多灾难和困难”。25 党的正统左派利用了一系列的公开信去回击江所提出的同意企业家入党的建议。他们不只是在挑战承认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上的适宜性,也在非难江泽民的个人领导风格。他们指责江泽民在没有获得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做出这一公开提议违反了党的纪律。他们甚至把江比作是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李登辉(Lee Teng-hui)式的人物,这两位人士在中国被广泛批评为是背叛了他们所属政党利益的政治领袖。26 江泽民回应这些攻击的做法则是命令《真理的追求》和《中流》停止发行。然而抵制江泽民提议的作为却没有终止。鉴于这个议题所带来的经久辩论以及所造成的强烈情感,对于红色资本家政治影响力的批判以及消极抵制吸收企业家入党的新政策的做法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200112月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长篇报告,则以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批评了“三个代表”。据报道,这份报告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要求下提交出来的,李被广泛的认为对于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这份报告指出为了促进党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共选择向新的社会阶层倾斜,特别是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倾斜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却是工人和农民在党的社会基础上面地位削弱了。《战略与管理》杂志针对这份报告的一则评论集中在改革二十年所造成的两极化和腐败现象,认为两极化和腐败现象假如没有得到纠正的话会导致中共的合法性危机。此外,该评论还指控私营企业家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断言“虽然新的资本阶层正在崛起成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以及加强其地位它却还在进一步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吸收这些人进中共只会进一步削弱原本已经腐败的政治体制。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还描述了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人员,这三个阶层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阶层,占到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相比之下,作为“三个代表”口号受益者的私营企业家、技术专家,则居于金字塔的顶端附近。据报道,这一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有助于放缓吸收那些新的社会阶层进入到党内来。

虽然经济现代化仍未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可能正在改变共产党。阶级的分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使得党改变了它所吸收的成员以及它所声称代表的对象。这种现象不大等同于多元主义(pluralism),多元主义是以具有充分自主性的团体和反对党派之间的竞争为特征的,这是一种中共仍不愿意去进行的发展。中共将继续保持其政治垄断地位,只是试图变得更具包容性,因此也更具有代表性而已。但认为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想法可能会暴露在更大的批评和嘲讽中。中共继续以传统观点认为社会利益、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而不是像西方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即一个社会是由多样化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的利益所组成的。中国的改革时代揭示了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而不只是社会阶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之间的竞争而已,还存在着各地区,各民族,两性,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之间的竞争。这些利益并不必然是不相容的,但他们通常渴望,甚至要求,能在国家面前形成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组织,不希望授予这种责任给一个先锋队政党。

在中国近期发生的趋势里,尤其是经济改革方面,吸纳私营企业家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肇因。因此,他们在党内的存在不大可能导致党或政治体制出现更为普遍的戏剧性的变动,而只是会加强当前的政策方向。他们是党的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不可能推动变革。此外,对于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以前所做的研究发现他们钟意于继续自由化,但对于民主化却没有什么热情。28 这也暗示他们在党内的存在并不一定构成挑战。

此外,中共党内在社会阶层和政策偏好方面更大的差异化并不一定导致分裂。相反,它可能会经由合法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今后的多元化创造基础。29 此外,党内合法参与的可能性增大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稳定的前景。达尔(Robert A. Dahl)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都提到了在更广泛地扩展政治参与到社会上的其他群体之前增加精英圈内的政治参与的益处。30 如果这种看法对于中国来讲是成立的,那么政治稳定的前景,乃至从名义上仍是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的一种平顺转型都将得到加强。与此同时,政权延续的前景将由于政治精英不断分化而变得黯淡。正如亨廷顿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到过的,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地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31 这才是对于中共来讲改革的困境之所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它需要对进行调适,但这样的调适也创造出了对党掌握权力来讲新的挑战和风险。


结论

中共对其与社会的关系也好、其对于调适的态度也罢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相反,仰赖于社会部门以及它与党的现代化战略融为一体的做法,党已经努力建立起了与社会多面性的关系。正如Stepan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追求结合了包容性和排他性的政策,这无疑就是中共一直采取的做法。32

这些多层面关系的优点和逻辑也一直是造成党内持续争论的一个来源。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关系对于维护党的统治权利right to rule和推动其经济计划来讲是必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它们是对于党的传统和党存在之理由(raison d’être)的背叛。批评者声称党的包容性政策不是支持了党的合法性,反而将削弱党的权威,因为那种政策放弃了其传统的支持基础并且准许了那些可能会进一步使党偏离其原来使命以及稀释其组织凝聚力的新成员的加入

中共在调适方面所做努力的内在风险在于党所做转变可能削弱而不是增强党的统治权利。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出现的发展,组织和人事的变化是必要的,但这可能与有效治理和保留一党制国家的需要是违背的。然而,那些中共试图争取的经济和专业精英们似乎并没有一个一致的政治议程并且他们是更愿意嵌入到国家中而不是寻求免于国家介入的自主性。吸收他们到中共党内最起码在短期内很可能具有料想到的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公民社会的涌现和强化将并不带来一个类似东欧那样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反而是一系列关注于经济而不是政治议题的采取合作态度的社会集团。这可能使那些视公民社会为一种固有的民主化力量的人士感到沮丧。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和党员身份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对于党所声称的先锋队地位以及对于政治组织的垄断性提出了一种挑战。党所采取的创造统合主义联系以及吸纳新精英的策略对于其作出成功的调适来讲可能是必要的,但对于其长期性生存来讲却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


注释:

1 经济和政治要求之间的的区别来源于 童燕齐(Yanqi Tong) 和 Gordon White,Jude Howell,及尚晓援 (Shang Xiaoyuan )所做的对文明社会不同的动态及部门的类似区分。参见童燕齐,“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Comparative Politics,26, no. 3 (April 1994): 333–353;以及 Gordon White 等的作品: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Kenneth Jowitt, “Inclusion,,” in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88–120.


3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23, no. 2 (April 1994): 297–323.


4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2d. e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Andrew G. Walder,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no. 3 (June 1995): 309–328; Bruce J. Dickson and Maria Rost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no. 1 (February 2000): 87–112; and Andrew G. Walder, Bobai Li, and Donald J.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no. 2 (April 2000): 191–209.

7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新华社,2002年6月12日。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June 13, 2002.


9 以下分析是基于我(译注:本文作者)的那本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 Henry Chu, “Chinese Capitalists Cool to Party Invite,”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 2002.


11 尽管中共解除了对企业家入党的禁令,但其依然限制他们出现在高层领导岗位上。只有一位私营企业家——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中共十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但他的名字是出现在按得票数排列的名单最后。他从全国大会的代表中获得的有限支持及其他私营企业主的落选,反映了中共党内对红色资本家的矛盾心理。


12 人民日报,2000年9月12日


13 游德海:《“三个代表”提出的经过及发表的背景》,2000年9月发表于《学习与实践》杂志(武汉)18-20页,作者是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校长。同见新华社2000年2月25日文章,in FBIS, February 29, 2000


14 林炎志《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2001年6月20日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杂志,translated in FBIS, July14, 2001。作者时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本文最初发表于《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5期。


15 人民日报,2001年9月17日,in FBIS, September 17, 2001.


16 日本国际共同社,2001年1月15日

17 江泽民的讲话由新华社于2001年7月1日发布。见FBIS, July 1, 2001. 同见 John Pomfret, “China Allows Its Capitalists to Join Party: Communists

Recogniz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Washington Post, July 2, 2001, and Craig S. Smith, “China’s Leader Urges Opening Communist Party to Capitalists,”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01.

18 茅献鹏“为什么说吸收社会其他方面优秀分子入党不会影响党的先进性?” 2001年8月15日发表于《解放军报》 quoted in FBIS, August 15, 2001.


19 请看《求是》2001年6月1日和《人民日报》2001年12月2日的例子, in FBIS, December 3, 2001.

20 王长江 “把全社会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 2001 年8月13日发表于《嘹望》,quoted in FBIS, August 22, 2001.

21 王长江 提出党同时成为‘两个先锋队’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成为‘全民党’ 2002年1月6日发表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quoted in FBIS,February 4, 2002 (emphasis added).

22 《人民日报》, 2001年9月17日, quoted in FBIS, September 17, 2001.

23 宋海庆 “怎样理解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 2001年11月 16日发表于《求是杂 志》quoted in FBIS, November 29, 2001.the ones used by many local committees in recruiting from the new
social strata.

24 《人民日报》,2001年11月8日 in FBIS, November 8, 2001.

25 《战略与管理,2002年4月30日, in FBIS, June 7, 2002.

26 一封以邓力群署名的信件,由FBIS翻译, August 2,2001.

27 《战略与管理》,2002年4月30日, in FBIS, June 7, 2002.

28 See, for example, David Wank,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 January1995): 55–71, and Margaret Pearson, “China’s Emerging Business Class: Democracy’s Harbinger?” Current History 97, no. 620 (September 1998): 268–272. For technocrats, see Hong Yung Lee, “China’s New Bureaucracy,”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ed. Arthur Lewis Rosenbaum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

29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competing interests during the reform era, see Lucian Pye,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esp. 55–57.

30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31 Samuel P.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ed.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20.

32 Alfred C.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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