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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4日星期三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的中期角逐:加速备战2012(系列第三篇:军队领导人)(摘要+PDF)






China’s Midterm Jockeying: Gearing Up for 2012 (Part 3: Military Leaders) | Brookings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领导层的中期角逐:加速备战2012
(系列第三篇:军队领导人)






作者:李成
研究主任
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
布鲁金斯学会

原文来源: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中国领导观察》
 (www.chinaleadershipmonitor.org)

发表时间:2010年6月28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订:李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层和将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中国观察家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尽管过去的20年中,政治领导层对军队的控制未受到过严重挑战,但多种因素都将在未来的数年中有助于军方影响和权力的增长,例如文职官员集体领导层的失效,社会紧张局势和公共抗议的加剧,以及中国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的大国情结。2012年即将到来的政治接班预计将涉及文职和军队领导层的大规模更替。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57名现任最高级将领的深入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重要问题:谁最有可能成为党的十八大上军队最高领导层的候选人?中国军队中这些崛起的新星其群体特征是什么?对中国最高级官员的职业背景和政治网络的分析能否揭示军方和文职精英之间新的互动,以及摆在他们面前的可能的挑战?*

任何对中国领导层即将到来的更替的系统分析,都不能不深入考察军队高层精英的现状和可能的变化。1 与其他的威权政体一样,中国的文职领导人必须拥有军方的支持(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层)才能达到权力的顶峰。当然,这并不是说军队精英是“国王的制造者”。恰恰相反,今天的中国没有军方强人,解放军的领导人没有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后邓时代达成了一个坚定的共识,军队总体上应当专注于保卫国家,而国内政治则留给文官们去处理。但是,军队在中国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群体。人民解放军需要促进自身的机构利益以保证中国军方作为集体和个人都在中国的政治中发挥影响力,因此军队将领往往承担巨大的政治比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更替中更是如此。

同样重要的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日趋显要。例如,200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17届中央委员会共有371名成员,军队领导层的成员占据了其中65个席位(18%)。2 从而军方精英在这个决策群体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这足以让我们密切关注他们的各种特征和政治角色。而且,由于2012年的下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军队领导人将会大量更替,尤其是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共18大可能对于中国政治具有广泛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精确地分析军队领导层的内部动态。

表1列出中央军事委员会现任的10名军人委员,该委员会是中国军方事务最终的决策机构。根据下届中共中央委员会预计强制退休的出生年限(1944年),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预测7名委员将会退休,其中包括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1942年生)和徐才厚上将(1943年生)以及国防部长梁光烈(1940年生)。可能会留任的3名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上将(1949年生)、吴胜利海军上将(1945年生)和许其亮上将(1950年生),是接替他们的领先候选者。

表1
现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他们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的职业前景

姓名
现任职务
出生年份
到2012年时年龄
党的十八大之后可能的变化
郭伯雄
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1942
70
退休
徐才厚
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1943
69
退休
梁光烈
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国务委员
1940
72
退休
陈炳德
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1941
71
退休
李继耐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1942
70
退休
廖锡龙
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
1940
72
退休
常万全
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
1949
63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靖志远
中央军委委员、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1944
68
退休
吴胜利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
1945
67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许其亮
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
1950
62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新晋者将会填补下届中央军委的空缺,他们将同时担任军队中所有最重要的职务,包括人民解放军四总部的首长职位(总参谋长、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以及三个主要军种的司令员职位(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部队)。此外,一群更年轻的人民解放军军官将进入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担任略低一级的军队高级领导职位,他们绝大多数是在50多岁或者45-50岁。即将到来的党的十八大上,人民解放军代表的变化将有可能是20年来中国军队领导层最大规模的更替。

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外事务中的重要性

将要到来的军队变化将发生于中国的艰难时刻。中国不仅正在经历领导层政治和社会经济的重大改变,而且也面临着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艰巨挑战。对以下3个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揭示军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首先,文职官员对中国军队的领导目前仍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承担。除了胡锦涛之外,没有其他文官在中央军委中任职。很多人预期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的文职副主席,这是习近平在2012年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关键一步,但这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尽管习近平可能确实会在今年秋天获得中央军委副主席职位,并在2012年接替胡的党的总书记位置,但他仍可能被视为一个软弱的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他缺乏非凡的领导力,缺少权力的坚实基础,没有重大的成就。习是即将上位的第五代领导层中唯一拥有军队经历的文职领导人(他曾在1979年-1982年担任前国防部长耿彪的个人秘书),但这不足以获得军队领导层的真正信任。同时,其他崛起的文职领导人在军队事务上拥有军队信任的人则更微不足道。

其次,整个国家的政治压力正在升级。这归因于很多因素,包括严重的贫富分化、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对环境恶化的焦虑、公共健康危机、各种社会不公的令人瞩目的案例、近期民族冲突的升级,以及中国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痛苦地寻求自己的全球角色的迷惑。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为执政的共产党的政治联盟,由于近期各种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他们对政府日益持批评态度。3 近期征收城市房产税的政策动议一旦被采纳,肯定会进一步激怒这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中产阶级的成员也痛恨官员的腐败和国家对重要产业的垄断。此外,通常被认为是城市二等或三等公民的农民工的抗议,以及城市工人的罢工,将在未来的几年中更为频繁的、更大规模地发生。人民武装警察是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下的一支特殊的准军事化力量,近年来常常在各种危机中被召来维持稳定。由于人民解放军很长时间没有对外作战,镇压国内骚乱和参与自然灾害营救似乎已成为其最重要的任务。这反过来也增加了军队在国内事务中的声望和影响力。

第三,近年来,围绕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军方精英在公开讨论中的作用日益活跃。最近,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公开评论的事务包括美国近期对台军售,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争议各岛的主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利益”,以及朝鲜半岛由于南韩沉船事件引发的紧张局势等。这似乎表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家们已经成功地扩展了其受众面,他们似乎比外交体制内的那些官员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公众敏感的民族主义紧张情绪。4 2010年的畅销书《中国梦》由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撰写,该书鲜明地提出中国应当追寻一个新的“军事崛起”发展战略,以获得和保持全球的领导位置,从而能够和美国匹敌。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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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关于这一观察的更多讨论,见李成和Lynn White:“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57–786; 李成,“The New Military Elite: Generational Profile and Contradictory Trends,” 载David M.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主编:Swimming in a New Sea: Civil-Military Issues in Today’s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pp. 48–73; Yü Yü-lin,“The Role of the PLA in Mainland China’s Power Transition,” Issues and Studies 21, no. 12 (December 1985): 79–83; William Whitson, “The Field Army in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37 (January/March 1969); William Parish, “Factions in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6 (October/December 1973): 667–99; and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 李成和Scott W. Harold, “China’s New Military Elite.” China Security 3, no. 4 (Autumn 2007):65.

3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更多讨论,参见李成主编: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forthcoming)

4 Art Pine, “Off the Charts?” Congress Daily, June 14, 2010. Also see http://www.nationaljournal.com/congressdaily.

5 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定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外交政策:是时候把中国从美国友好国家名单中剔除了

译文:是时候把中国从美国友好国家名单中剔除了

作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Adam Segal
作者介绍:易明﹙Elizabeth Economy﹚,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部门主管;Adam Segal,与研究中国的资深研究员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杂志杂志2010年5月24日文
编译:叶淑贞
补充翻译:@Freeman7777
校对:@Ytblf

导言:对于虚幻的“G-2”的追求已经浪费了大家太长的时间。


“没有G-2”。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五月十一日终于在布鲁金斯学﹙Brookings Institution)对备受吹捧的——即便是误导性的——“G2”说法敲响了丧钟。“G-2”这一想法认为中国和美国会绑在一起去解决世界的各类问题。

“G-2”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主任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所首先引入的一个想法,作为一种促进双边协作的机制来主要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但是,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这些华盛顿政坛老手的支持下,这一机制转变成了战略议题的协商。这个想法得到了白宫和国务院的共鸣,这两个机构都对中美联合努力去解决金融危机以及致力于解决气候变迁问题抱有很高的希望。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访问北京时所讲的那样,“我们合作的机会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那种希望是短命的。在欧巴马行政当局的第一年期间,由于有着不相称的利益、价值观和能力,华盛顿终于发现很难与北京合作一起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坐下来谈,且它与印度、巴西和南非一起耍花招破坏哥本哈根协议,这明白显示:想与中国建立特别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美国在今年一月份同意对台湾销售武器及欧巴马总统会晤达赖喇嘛,都触及到了敏感议题,也使双方退回到互相怀疑的原点。

尽管现在我们在美中关系不是什么上有了更为现实主义的评估,但我们仍然对美中关系究竟是什么样或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讲应该变成怎么样缺乏一种积极的政策制定。二零一零年五月底,美方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及财政部长盖特纳(Tim Geithner)与中共方面的副总理王岐山及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展开“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简称为S&ED)。这是每年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高层对话。然而,今年的对话也无望在制定大的合作框架方面取得进展。事实上,它将使问题更为复杂。

事实上,在会议的前置作业阶段,美国官员已经会谈议题作了全盘的规划。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已经罗列出至少二十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要在北京与中方讨论。财政部策划了包括贸易和投资障碍、平衡增长 、财政改革,以及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架构的涵盖范围广阔的议程。同时,一些白宫官员提及了具体目标,例如人民币币值重估;其他人主张将目标放在致力于涵盖面更广的战略议题框架的发展上;还有人说他们希望通过把像自制率要求这样富有争议性的议题放在议程里,以便让中国最高层官员在那些往往在官僚作风中消失于无形的议题上做出决策来。

这些全都是值得讨论的目标以及有价值的结果,但类似对话平淡无奇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利用相同的时间和努力,可以做出成果更大的事情来。以往这类对话只在实现具体目标上获得了有限的成功。的确,上次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成果是双方经由以前的对话达成了生态伙伴关系的协议,以及双方在汽车标准和发展智能电网方面的合作。事实上,数十年以来,美国在能源和环境议题的讨论方面,都是只能达到这种小规模的合作成果。为了上述几个狭隘的目标,实在不用劳师动众派出十二个美国内阁成员和相关机构首脑横渡太平洋。

让我们实际一点:美国在核心战略利益上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类会谈以外的事情。例如,在哥本哈根,中国在两个关系到其气候变迁协议立场的核心议题上改变了其姿态:建立自愿性的减排目标,以及转而支持提供国际资金援助。然而这些转变,是对发展中世界关切所做出的回应,而不是对美国压力的回应。同样,北京撤销拟议中的政府采购战略中最具争议部分——将大部分中国市场封闭而不像外国技术开放——的明确意愿来自全球的广泛抗议,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反对。最近中国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决定,主要是因为俄国已经支持了美国的决定,中国没有政治资本继续反对。

美国已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精力去创造这场包罗万象的双边对话。欧巴马行政当局很可能还会继续每年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把对话的议题向所有方面迈进,并会努力找出问题所在。如果议题并不是事关紧要的并且我们的决策人士有着无限的时间和耐心,这是无妨的。但是,这不切实际。

雷默(译注:Joshua Cooper Ramo,“北京共识”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是基辛格协会(Kissinger Associates,一家战略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曾任《时代》杂志的助理执行主编。他在《时代》杂志的文章建议了第二个选择:解散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取而代之的是:双方围绕真正具有战略利益的议题建立照菜单点菜似的对话模式,双方可以任意建立和解散那种类型的对话。这将使得原本绑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上的数百人力,能够转而处理其他的紧迫问题,同时消除华盛顿在高层对话中一贯以来几乎不可避免的患得患失。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意味着机构延续性和双方对话人员关系上的损失,这两项都是双边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危机时期。

另一派的看法是,最好继续维持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但缩减规模。让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与他们的中国对手在涉及双方关系的广泛战略问题方面继续进行讨论,但是其他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国内。具体议题的讨论,应该由各自代表依照自己的时间表完成:联合商务和贸易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将继续处理在创新方面的协商,以及执行相关的工业政策;而能源部、环境保护局(EP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可以继续做好能源和气候变迁方面的工作。

降低层级后的对话更近于美中关系的真实状态。如果双方的价值观、利益和能力有着汇合点的话,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合作可能性的象征。这样的对话一方面能帮助双方体认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也同时能让双方了解到:只靠华盛顿与北京对话,所能达成的成果十分有限。美中关系的胶着点,其实也代表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关系现状。例如,欧盟与日本发现,与中国协商贸易、气候变迁、网路冲突和达赖喇嘛等议题都十分困难。因此,将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世界其他地区培养盟友,美国将发现可能会获得更多进展。我们不应该为G-2流任何眼泪。G2退出历史舞台使我们能够将眼光移向他方,从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取得真正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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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Freeman7777”的个人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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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3日星期二

China Beat博客:“成为毛泽东之前的毛”吕贝卡·卡尔谈新书

原文:“Mao in Transition to Becoming Mao”: Rebecca Karl on Her Forthcoming Book
译文:China Beat博客:吕贝卡·卡尔(Rebecca Karl)谈她的新书:“在成为毛泽东之前的毛”


作者:Jeffrey Wasserstrom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3日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Shen Wei 、@xiaomi2020


Karl Mao cover前不久,我对吕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做了一次问答访谈,话题是她即将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现在离出版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决定做一个简短的跟进,而她也再一次很配合地回到了一些问题:


下文中的JW是杰弗瑞·瓦斯托姆(Jeffrey Wasserstrom)的缩写,RK是吕贝卡·卡尔的缩写。


JW: 我在亚马逊网站上看到了你的新书的封面和一些样章。准确的上市时间是什么时候?

RK: 杜克大学出版社在七月底给我寄来了样书;这意味着新书最迟在八月中旬就可以购买了。

JW: 关于书的封面如何贴合或反映了书中的争论,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书中展示的毛的形象和其它最近出版的同类书中的毛的形象有何不同?

RK: 我特别要求设计师不要用红色的封面,也不要用一张能让每个人联想到毛在自己权力巅峰时期的照片(最庸俗的毛的形象)。而这些都是大多数写毛的书喜欢采用的主题。我想用一张还未成为毛的时候的毛泽东照片。这是因为本书最重要的讨论就是毛不是天生成为那个毛泽东的,他是如何变成那个在历史中的毛泽东——他与中国政府、世界局势的相互作用,还有他和他的同志们所面临的挑战。为了展现这个历史过程,我去上海文革博物馆买了一张1938年毛在沉思的木刻印刷品。它描绘的是一个平和安静的毛,但是在我看来,它也描绘了一点毛对前方障碍的思考。我把这个交给了出版社,作为我最想要的封面。事实证明,我对美术设计一窍不通:用这个图片做书的封面完全不行。作为书的封面,这个作品让人觉得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海瑟·汉斯雷(Heather Hensley),我的封面设计师,尽了她最大的努力来帮我改善,但是最终她还是没办法用这一作品。然而,她发现了一张抗日战争(在美国被称作二战太平洋战争)时期毛在延安(193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基地)开会,看起来很年轻的照片。这是毛和中国转变的时期,所以这个照片很适合来展现书中的激烈的争论。低沉但是强有力的颜色设计是汉斯雷的主意,我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它一反毛的庸常手势,并赋予了这些手势活力;而且它唤起了对老照片(它确实是张老照片!)的回忆。

JW: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个有点离题的问题。对于最近在《中国日报》关于毛作为一个成功的经理人或者说企业家的故事引起了一些喧哗,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和我们的读者分享的想法?

RK: 在我写这本书的序言的时候,我正第一次在NYU开始教授关于毛的课程,我发现自己的教室里挤满了商科的本科生。他们过来是想学习下“游击战市场战略”,导师告诉他们这个战略来源于毛的游击战理论。我告诉他们,在我这里他们学不到任何市场营销的知识,不过他们可以学到不少中国和毛本人的历史。试图把毛应用在管理课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在我看来是很滑稽的——但是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状。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离题,而是正好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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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ist management classes increasingly popular

《玉瓦相杂》黎安友对张戎著《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评论(英文。 P.S. 是否有人找到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版?如果有,请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翻;)

译者频道—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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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解放西藏,从中国,也从西方

原文:Free Tibet from China – and the West, too
译文:解放西藏,从中国,也从西方


西藏会得到自由,一旦它摆脱了中国的威权主义统治和西方恩赐的怜悯

来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作者:布伦丹·奥尼尔(Brendan O'Neill)
时间:2010年7月29日,伦敦
译者:David Peng
校对:Andy Cheng (@adianch2010)

在西方这里,我们经常听到“自由西藏!”的游行口号,特别是来自学生和呷着拿铁的自由派,对他们来说西藏已经成为一个个性界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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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美国或者西欧任何一个时髦的 、政治化的校园,你至少会看到一名学生身穿“自由西藏”的T恤,戴着传统的藏族手镯,也许肩上还背着一只藏族牧民做的布袋。

我最近刚从 “香格里拉”(有些人这么称呼)回来,我可以证实,西藏需要被解放两次以上。第一次是从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威权统治之下,他们否定藏人的基本自由,如言论自由和抗议的权利。第二次是从西方“自由西藏”的游说团体自身,他们肤浅地团结起来,试图维持一个前现代、落后的西藏,仅仅是为了取悦于那些有生态意识的西方人。

困在岩石与硬地之间

现代西藏正困在岩石和硬地之间,考虑到当地高山峻岭,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一边是岩石一样的威权政府,另一边是西方恩赐的怜悯,象一片硬地,一位顶尖藏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对待藏人,就像对待“人权运动的小海豹”。

当您第一次来到西藏,您会对藏人看起来享有的宗教自由留下深刻印象。英国自由西藏活动人士一直批评中国当局正在寻求“消灭藏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在听过这些之后,我发现自己惊喜而欣慰,实际上,藏人能够进行他们的日常宗教活动,大部分都不会受到干扰。

我的导游,两名汉族官员和一名藏族官员,带我到拉萨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地方——大昭寺。我们观察身穿藏族传统服饰的老妇人转动着经轮,年轻男孩在佛陀前磕长头,额头碰得青肿,身穿绛红色僧袍的僧尼给睁大眼睛的西方游客讲述简明藏传佛教历史。

我被交给一个微笑着,激动的僧人,他用不太标准的英语向我解释寺庙的历史和奥秘之处,带给我一个迷人的寺庙之旅。

尽管我手中的官方指南热衷于炫耀藏人拜佛的基本权利,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被剥夺其他重要自由的事实。

例如,不允许张贴14世达赖喇嘛的照片,也不允许说什么赞扬他的话,他目前流亡在印度北部。本月初,一名叫仁青桑珠(Rinchen Samdrup)的藏族环保主义者因为在网站上张贴“亲达赖喇嘛的文章”被判五年监禁。

藏人没有充分的自由


藏人可能会被允许祈祷,顶礼膜拜自己心中的意旨——但事实上,禁止他们为达赖喇嘛祈祷,或者供奉他的画像,这说明藏人没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他们也被剥夺了政治自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未经国家批准,他们无权创办报纸或杂志,他们不享有抗议的权利,这一关键权利,允许人们自由表达他们的忧虑和期望,并追究他们的统治者的责任。

2008年3月,一群僧尼举行了一场小游行,以纪念1959年失败的西藏起义。当地警察试图制止他们,结果在拉萨激起了一场大乱,数以千计的藏族人暴动起来,袭击他们所认为的享有特权的汉族移民的财产。对西藏的中国统治者而言,即使是由穿长袍的宗教人士的和平抗议也是对国家的冒犯,必须被镇压。

所以,是的,西藏需要摆脱共产党官员的铁腕统治,他们不尊重人民群众的发言权和抗议权,藏人应该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

从西方的摇旗呐喊解放出来

然而,西藏也需要从西方的摇旗呐喊之下解放出来。

自由西藏游说团的问题是,它基于一切错误的理由憎恶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不是因为中国的威权主义统治和剥脱西藏民主权利,而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热情,以及中国鲁莽地试图把这片显然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变成二十一世纪的繁华宇宙的一部分。

当代嬉皮士式的自由西藏运动较少关心把藏人从威权政府治下解放出来,他们更关心把西藏自身——大地、蓝天、雪山——从烟雾弥漫,气味刺鼻的中国工业化之下解放出来。

因此, 英国的自由西藏运动反对西藏的所谓“大型基建项目”,包括中国建造的青藏铁路,这意味着北京乘客可以乘火车一路到达西藏首府。它说,这样的项目会“加大对西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的压力。”

我们不难下结论,自由西藏活动人士们的动机是,希望将西藏保存在时间文化扭曲中,在我们迅速现代化的世界中维护一个永久性的,未被破坏的天堂。正如已故的牛津大学人类学家格雷厄姆·E·克拉克(Graham E. Clarke)说过:“在西方,传统的西藏几乎是一个极乐之地,并成为我们所有在工业文明中丧失的精神符号。”

只是因为一些西方活动分子不喜欢西藏被推动走向现代化,所以藏人应该过着艰苦、陈旧的生活。这个主意让许多藏人生气。

一个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的藏人告诉我:“那些住得最舒服的人,总希望西藏仍然停滞在中世纪。”在拉萨,我看到许多热衷于现代化象征的藏族青少年:他们喝啤酒,聚会,在耐克商店购物,骑摩托车(但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

我和一些藏人谈话——有时公开地在市场或酒吧,有时在寺庙的角落里低声交谈——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不想受到北京的控制,也不想屈尊于西方人。我相信一旦藏族人脱离了来自双方的这些压力,西藏的事情会有所改善。

布伦丹·奥尼尔,伦敦新闻业者,是在线出版物SPIKED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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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个人专辑—David Peng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看中国”、“译者个人专辑—David Peng”。

今日美国:剽窃之风让美国学院关闭在中国的项目

原文:Plagiarism epidemic shuts down U.S. program in China - USATODAY.com
译文:今日美国:剽窃之风让美国学院关闭在中国的项目


作者:Elizabeth Redden, Inside Higher Ed
发表时间:2010年7月30日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xiaomi2020

大学因为财务原因而终止海外学术项目算不上是什么罕事。但是位于新泽西的圣塔利学院(Centenary College)关掉了亚洲的M.B.A.项目却是因为要遏制剽窃之风的蔓延。这个项目现在在北京,上海和台湾已经招收了400名学生。

“我们学院非常关心参加了这个项目的中国学生的利益。但是必须要指出,它的审查揭示出大范围剽窃的证据,还有其他问题。通常这种剽窃猖狂的程度可以导致学生们立即从该学院被开除。” 圣塔利分管战略发展的副校长德布拉·阿尔巴内塞(Debra Albanese)在一项声明中说。“尽管如此,为了给学生们尽可能公平的机会,校方采取的是温和的解决办法,没有开除任何一位剽窃的学生。学生们可以选择,是正式结束高等教育,学费会返还,还是参加综合考试,得到学位。”

学生们要在7月30号之前作出选择。根据圣塔利学院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的回复是选择退款。校方负责人除了书面声明外不愿作更多评论,也不回答其他具体问题,如会不会进入司法程序或者远距离办学是否会有预防措施,或是这种已被发现的学术不端的本质是什么等等。

但是一些专家表示,整个事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圣塔利学院对剽窃问题如此重视以致直接关掉了整个项目。“对许多的美国学校或者在中国的外国学校,联合办学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设计综合学院的院长凯瑟琳·莫曼(Kathryn Mohrman)说,她也是科罗拉多大学的校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分校的执行主管。“你不能太吹毛求疵了,否则你将失去这些项目带来的滚滚财源。”

莫曼补充道,“我敢肯定地说,圣塔利不是唯一遇到剽窃问题的学校。”

在中国,学术造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从本科以上,剽窃问题都是顽疾。越来越多的评论家们开始猜测中国在剽窃和研究造假方面如此臭名昭著,这是否会妨害中国大学的进步。最近就有一系列新闻报道讨论这一影响,美国(CBS新闻:“学术造假猖獗,中国前景受损”),英国(经济学人:“抄袭的成功”),国有新闻媒体(中国日报:“学术腐败危害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内部观察Inside Higher Ed's World View博客上,一篇新发表的文章探讨的也是这个话题。)

上周出版的《中国日报》刊登了这样的观点,“剽窃的责任在于个人”,文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剽窃者,但是文章同时也承认,在这一问题上,各个高校负有严格制定标准的责任。“不幸的是,为了得到快速的成功,诚实被被扔到了九霄云外。”文章的作者本林周昂(Ben Lim Chiow Ang)写道。“教授和学生一样,都想走捷径,公然地部分或者全部抄袭其他作者的文章。诚信成了逝去时代的美德。”

他继续说道,“我觉得是让所有学术圈里的相关人士回到过去、重起炉灶的时候了,学术诚信这一正确的价值观必须植根于我们的大学文化中。”

圣塔利学院在中国的M.B.A.项目的终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才是在偏远的和外国校区强调学术诚信的最好方法。在那些地方流行的学术规范可能跟美国或者其它西方大学大相径庭。但是欺骗在某些方面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越是把教育体验看成是纯粹的工具,那么从职业的角度来说,它就越来越走向尽头。接着它成了以走捷径获得的东西。因为从学生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学习不过是为了证书而已,”,锡拉丘兹(Syracuse)大学的学术诚信主管格里·帕佛拉(Gary Pavela)说。圣塔利学院的项目是众多美国大学分校设立的各种项目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些项目从本质上来说通常就是职前培训,并且迎合那些认为只要入学就能看到的模糊的职业优势的学生们。

“我认为教育公司需要增加一些快乐学习的理念成分。学习本身有着让人兴奋的,吸引人的一面,学生们马上就会觉得切身相关,而不是为了在将来找到工作而不得不拿到的入场券。这是一个教学问题。”帕佛拉说。他还补充道,导师和学生个人之间的信任对防止作弊和剽窃十分重要。“在我看来,这些远程项目有风险。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越大,失信的可能就越大。”

“信任是一项基本的人性要素,”帕佛拉说。“我们在小群体里高度合作。当我们扩大这一群体,群体成员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重塑信任。”

在美国大学的分校以及海外教学机构出现的剽窃问题代表着在一个长期问题上出现的一种新观点。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术不端行为长期以来都是教授和外国学生顾问都很关心的问题。在许多学院里,关于教授学术规范的迎新活动已经成了惯例。在学术实践中的文化差异,比如说引文的使用,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差别。事实上,在一些国家,不标注消息来源而使用引文被认为是对饱学之士的尊重。分享常识一类的概念——因此也不标注出处——即使在单一的文化背景下也会让人愤怒,更别提那些跨文化背景下的分享了。

“你所处的哪一种情况:在美国的教室里坐着一些国际学生,还是说你在某大学分校,里面坐满了当地的学生。如果你引入一个新的学术规范来说明你会如何处理作弊,以及你对作弊和剽窃的定义的话。你不仅要把说出来,写下来,你还得不止一次地向你的学生说明,”一位2005年从锡拉丘兹大学国际服务中心退休的国际高等教育顾问说迈克·史密斯(Michael Smithee)这么说。史密斯和他人合写了由国际教育者联合会(NAFSA)出版的《美国教室文化》一书。

“你得不断重复你如何处理作弊以及什么是作弊。要记住,每次都要说。这样到课程结束的时候,学生们都听烦了。如果他们听烦了的话,也许他们多少就懂点你的意思了。”史密斯说。

圣塔利学院这一事件的最后一个的教训可能是:学院风气也很重要。“有时候,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生;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老师。我喜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因为文化的差异才让剽窃这样普遍。”克莱姆森(Clemson)大学的学术诚信国际中心的主管泰迪·费舍曼(Teddi Fishman)这么说。

尽管她没有具体地讲圣塔利学院的事情,费舍曼说,“总体来说,如果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那它就不仅仅是学生或者老师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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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日星期一

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摘要+PDF)


原文: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the 1980s–1990s
译文: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

本文也有PDF格式版本,可以到这里下载,或在这里在线阅读。

作者:Teresa Wright
文章来源:2002年《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2月刊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摘 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民主党还是展示了一些新颖的特征。年龄,学历,职业状况以及中国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先前的抗议经历表明了参加反对运动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了,减少了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依赖。此外,中国民主党所采取的通讯方式证实了新推出的技术,如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新政党最终将会获得成功吗?有人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中国民主党的一个榜样,然而中国民主党(CDP)与台湾民主进步党(DPP)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还是超过了彼此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性。不过,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中国民主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异议的新特征可能预示了对于一党统治将形成更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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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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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the 1980s–1990s
译文: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

作者:Teresa Wright
文章来源:2002年《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2月刊

摘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民主党还是展示了一些新颖的特征。年龄,学历,职业状况以及中国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先前的抗议经历表明了参加反对运动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了,减少了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依赖。此外,中国民主党所采取的通讯方式证实了新推出的技术,如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新政党最终将会获得成功吗?有人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中国民主党的一个榜样,然而中国民主党(CDP)与台湾民主进步党(DPP)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还是超过了彼此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性。不过,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中国民主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异议的新特征可能预示了对于一党统治将形成更有力的挑战。


2010年8月1日星期日

大西洋电讯: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如此看重中国南海的岛屿?

原文:Why Hillary Clinton Cares So Much about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 The Atlantic Wire
译文:大西洋电讯: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如此看重中国南海的岛屿?



作者:Max Fisher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3日 9:04am
译者:Dafu Lv
校对:Große Fuge、@xiaomi2020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美国置于一场复杂的国际争端之中,该争端涉及南中国海上的一串岛屿。中国和附近的亚洲国家长期以来对谁控制着这串战略地位重要的岛屿的宣称各不相同。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南亚联盟会议上,克林顿发表了演讲。她说和平解决这一争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如此重要?将要发生什么?以下是主要记者和专家的观点。

  • 中国咄咄逼人的计划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就和东南亚国家争执这一水域分布着的两百个小岛,岩礁和滩涂的控制权问题。”《纽约时报》的Mark Lander说,“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的海上野心不断膨胀。中国长久以来一直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岛屿,因为那儿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中国警告美国官员,它不会容忍外国干涉南中国东南海岸水域,中国认为这是涉及主权的‘核心利益’”。

  • “克林顿并未偏袒领土争端各方,而中国仍为‘克林顿的施压’而火冒三丈” 美联社的Cara Anna写道:“美国不支持任何国家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可她的讲话还是激怒了中国。中国一直坚持自己在南中国海域的主权,并坚持与其它宣称拥有主权者进行直接沟通,而非国际干预。”

  • 在太平洋上建立地区合作 《华尔街日报》的Jay Solomon解释了美国的计划:“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机制来解决一些亚洲国家对南中国海拥有权的争端,”他写道:“美国,作为环太平洋国家和贸易大国,对于南海的领海纷争越来越担忧。这一领海纷争引起了广泛的忧虑: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军队会想要控制整个亚洲海域。”

  • 中国长期以来的海军扩张 Robert Kaplan在《外交事务》中写了中国新一代的、21世纪的海军的发展目标是用其海军力量将影响力扩展到东亚之外:“中国将主要通过海军将硬实力延伸到海外……中国是一个拥有着9,000英里海岸线和许多优质天然海港的国家,它将同时成为陆地大国和海洋大国……中国实力扩张范围从富有矿产和碳氢化合物的中亚到太平洋的主要航道。

  • 美国——越南关系升温 美国在线的Jonathan Adams在报道克林顿南亚之行的文章中写道:“曾不共戴天的两国关系正在升温。由中国在南中国海域的扩张主义所推动,同时也因渴望扩大贸易和投资,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更好了。不过克林顿也对越南的人权问题引起关注,这也是美国和越南——这个独裁的、共产党控制的、压制异议的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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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报:世界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引擎:印度

原文:Meet the world's next growth engine
译文:国家邮报:世界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引擎


忘记中国吧,来看看世界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引擎——印度



作者:Tim Shufelt 金融邮报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8日 周三
译者:XB
校对:@xiaomi2020

A contract laborer works in Vishakapatnam, India. By 2020, India will add 110 million people to its working ranks.图:在印度维沙卡帕特南工作的一名合同工。 到2020年,印度的劳动力大军将增加1.1亿人。摄影:彭博社:Prashanth Vishwanathan

当发达国家正在为“婴儿潮”一代中的大部分人进入退休年龄而头疼的时候,印度却正在迎来劳动力大军的爆炸。

在印度,人口保证将在未来几年里将劳动力数量推向高峰,这将是印度获得经济增长的一次重大机遇。

而对这个国家的决策者而言,挑战也同样巨大。世界上其他国家需要为印度的持续扩张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潜力不可估量,并且势不可挡,”前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约瑟夫.卡伦(Joseph Caron)说,“这些一定会发生,而且将改变我们。”

相比之下,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口中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顶峰并会逐渐下降。

据说,中国会“未富先老”。

同样的趋势也在困扰着其他的主要新兴市场,更不用说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人口问题。相反,印度拥有年轻的一代。据高盛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20年,印度将净增1.1亿劳动队伍,无疑将是世界劳动力增幅之最。

印度的人口红利比东亚诸国来得晚了20年,印度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更为平稳的下降都是造成这种延迟的因素。尽管姗姗来迟,印度现在已经打算收获人口红利了,而前景令人着迷。

该报告还说,在未来20年中,仅人口因素每年就能够贡献4%的经济增长。在去年印度GDP为1.2万亿美元的基础上,4%的增长在相当于第一年就增加了500亿美元,之后每年复合计算。并且这个国家将经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所有好处,包括更多的储蓄、更高的生产力和更旺盛的投资。

但是要将潜力变成现实,印度的决策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伦敦的《资本经济》的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凯文.格莱斯(Kevin Grice)说,“所面临的挑战都是重量级的。”

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创造就业机会以吸纳新的劳动力。报告显示:最大的挑战在于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去。报告认为在未来10年,仅工业就有大约4000万个岗位缺口。

从许多方面看,印度都到了成为全球性经济强国的一个关键阶段。

格莱斯说“通常情况下,国家都是从农业起步,然后进入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而印度从一定程度上说,跳过了中间的阶段。”

目前,印度的农业占了57%的劳动力,而制造业只占了19%的劳动力。

提高生产力和城市化是保持增长的前提,要做到这些,工业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决策者想保证工人有足够的技能胜任新的工作,教育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加拿大亚洲和平太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卡伦先生说“当务之急是教育,人口红利只是硬币的一面,如果人民的教育程度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那么这也可以演变为一场灾难。”而且印度需要继续高盛报告所称的“狂热”地扩张基础设施。

伦敦RBC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新兴市场小组的组长菲尔·朗廷(Phil Langham)说,“在印度,基础设施是相当大的瓶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期待改善的到来,但是由于那里盛行官僚主义,行动迟缓。”

朗廷说,“对于那些愿意看好印度经济增长的人来说,着眼于建设活动是他们的一个投资机会”。并且,经济增长会带动国内需求激增,他说,“着眼于消费和金融领域是有道理的。”

作者邮件:tshufelt@nationalp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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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美专家:中国的漏油事故比官方报道的严重的多

原文:US expert: China oil spill far bigger than stated
译文:华盛顿邮报:美专家:中国的漏油事故比官方报道的严重的多


作者: CARA ANNA 美联社
发表时间:2010年7月30日 周五 12:07 PM
译者:XB
校对:@xiaomi2020


In this photo taken on Sunday, July 25, 2010, a worker cleans up the oil at the Nantuo Fishing Harbor after the oil spill in Dalian in northeast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 An American oil spill expert says China's worst-known oil spill is far larger than the government has reported. China's government has said 1,500 tons of oil spilled after an explosion two weeks ago near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Dalian. But Rick Steiner estimates that 60,000 to 90,000 tons spilled into the Yellow Sea. He says the spill is at least as large as the 1989 Exxon Valdez oil disaster in Alaska. (AP Photo)

In this photo taken on Sunday, July 25, 2010, workers load the oil barrels during a clean up operation at the Nantuo Fishing Harbor after the oil spill in Dalian in northeast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 An American oil spill expert says China's worst-known oil spill is far larger than the government has reported. China's government has said 1,500 tons of oil spilled after an explosion two weeks ago near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Dalian. But Rick Steiner estimates that 60,000 to 90,000 tons spilled into the Yellow Sea. He says the spill is at least as large as the 1989 Exxon Valdez oil disaster in Alaska.(AP Photo)
图片故事:这两张照片摄于2010年7月25日星期日,中国东北辽宁省大连市石油泄漏后,一名工人正在南陀(Nantuo)渔港清理油污。一名美国石油泄漏专家表示 中国已知最严重的石油泄漏远比政府报告的情况要严重的多。中国政府声称,两周前,在北部城市大连爆炸事故后有1,500吨石油泄漏。但是里克.施泰纳 (Rick Steiner)估计有60,000到90,000吨石油漏入黄海。他表示这次石油泄漏至少相当于1989年阿拉斯加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石油灾难。(摄影:美联社)

北京—星期五,一名美国专家表示,中国已知最大规模的石油泄漏要比政府报告的要严重几十倍,比20年前著名的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Valdez)石油泄漏还要严重,部分石油是被故意倾入,以避免进一步的灾难。

中国政府声称,两周前,在靠近东北部城市大连的一次输油管道爆炸后,1500吨(461,790加仑)石油发生了泄漏,在中国最重要石油储备基地之一附近引起100英尺(30米)高、持续数小时的熊熊大火。致使公共活动在漏油的几天里完全停止。公开的灾难预计在漏油事故发生后的几天内就停止了。

但是前阿拉斯加大学海洋保育保护专家瑞克·施泰纳(Rick Steiner)估计实际有60,000吨(184.7万加仑)到90,000吨(277.7万加仑)石油泄入黄海。

他告诉美联社,“这次泄露规模庞大,至少相当于阿拉斯加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灾难的官方估计”。他还补充道,受漏油影响的海岸地区有可能超过400平方英里(1,000平方公里)。

这份还很粗糙的评估有可能让中国政府想把最近的环境灾难对付过去的努力变得不那么容易:国家媒体本周报道,大连市市长已经宣布“石油泄漏的清理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漏油事件至少已经造成一名清理工人在有粘性的原油中淹死,成千上万的大连市民使用一切手段,包括用手和筷子从大海中收集有粘乎乎的原油。

施泰纳,曾为1989年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的石油泄漏工作。他以环保组织《中国绿色和平组织》顾问的身份参观石油泄漏地区后,披露了对此次中国漏油的评估。

施泰纳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惯于对石油泄漏轻描淡写,但是这里发生的严重偏差非同寻常。”

一位大连宣传部门的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他并不知道施泰纳的评估,不发表任何评论。

“我认为,在数据披露方面,我们应该听市政府的,”这名官员说,他透露自己姓李。

政府曾表示,在油轮卸货完毕之后,工人们继续注入石油脱硫剂,之后就发生7月16日的管道爆炸。

据施泰纳称,现场的消防队员之后告诉中国绿色和平组织,工人们将部分油罐中的石油倾入这一地区以防止附近的装有化学物质二甲苯的罐子也发生爆炸。

该石油码头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该公司在产量上是亚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

施泰纳表示,他的评估来源于被破坏的油罐的储量是约90,000吨石油(277万加仑)这一事实,而据说这些油罐刚刚被油轮装满。

他告诉美联社记者,“他们已经收集的石油已经超过了官方估计的漏油量。”

他赞赏临时的清理工作:“没什么技术手段,但是卓有成效。”1

但是他表示,成千上万的清理工人可能面临健康问题,在被告知要帮助清油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装备,然后就置身于原油之中。

另外,他还说,今年的贝类收成已经被一扫而空,导致数千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并且,作为大连旅游业上的一颗明珠,数英里的海滩仍然布满油污。

施泰纳和中国绿色和平组织警告说,他们的估计由于缺乏有关漏油的信息而有可能将漏油程度低估了50%,星期五,他们表达了这方面的困惑,“信息透明度”成为他们的首要要求。

施泰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截止到现在,石油可能已经扩散到北朝鲜。据我们了解,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美联社研究员Yu Bing对本文有贡献。

notes


1 译注:据Twitter消息透露:@aizong: 大连人投诉:我是大连人,清污工作是百姓自愿的,原因是政府收清污油300元每桶,所以有的人甚至现买船去捞油,但是政府为什么不提醒百姓这个对身体是有 危害的呢?老百姓就该命贱么?也是,养殖场每平米才赔偿40元,让人拿什么吃饭买我们如此贵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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