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是时候把中国从美国友好国家名单中剔除了
作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Adam Segal
作者介绍：易明﹙Elizabeth Economy﹚，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部门主管；Adam Segal，与研究中国的资深研究员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杂志杂志2010年5月24日文
编译：叶淑贞
补充翻译：@Freeman7777
校对：@Ytblf
导言：对于虚幻的“G-2”的追求已经浪费了大家太长的时间。
“没有G-2”。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五月十一日终于在布鲁金斯学﹙Brookings Institution）对备受吹捧的——即便是误导性的——“G2”说法敲响了丧钟。“G-2”这一想法认为中国和美国会绑在一起去解决世界的各类问题。
“G-2”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主任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所首先引入的一个想法，作为一种促进双边协作的机制来主要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但是，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这些华盛顿政坛老手的支持下，这一机制转变成了战略议题的协商。这个想法得到了白宫和国务院的共鸣，这两个机构都对中美联合努力去解决金融危机以及致力于解决气候变迁问题抱有很高的希望。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访问北京时所讲的那样，“我们合作的机会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那种希望是短命的。在欧巴马行政当局的第一年期间，由于有着不相称的利益、价值观和能力，华盛顿终于发现很难与北京合作一起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坐下来谈，且它与印度、巴西和南非一起耍花招破坏哥本哈根协议，这明白显示：想与中国建立特别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美国在今年一月份同意对台湾销售武器及欧巴马总统会晤达赖喇嘛，都触及到了敏感议题，也使双方退回到互相怀疑的原点。
尽管现在我们在美中关系不是什么上有了更为现实主义的评估，但我们仍然对美中关系究竟是什么样或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讲应该变成怎么样缺乏一种积极的政策制定。二零一零年五月底，美方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及财政部长盖特纳（Tim Geithner）与中共方面的副总理王岐山及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展开“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简称为S&ED）。这是每年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高层对话。然而，今年的对话也无望在制定大的合作框架方面取得进展。事实上，它将使问题更为复杂。
事实上，在会议的前置作业阶段，美国官员已经会谈议题作了全盘的规划。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已经罗列出至少二十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要在北京与中方讨论。财政部策划了包括贸易和投资障碍、平衡增长 、财政改革，以及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架构的涵盖范围广阔的议程。同时，一些白宫官员提及了具体目标，例如人民币币值重估；其他人主张将目标放在致力于涵盖面更广的战略议题框架的发展上；还有人说他们希望通过把像自制率要求这样富有争议性的议题放在议程里，以便让中国最高层官员在那些往往在官僚作风中消失于无形的议题上做出决策来。
这些全都是值得讨论的目标以及有价值的结果，但类似对话平淡无奇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利用相同的时间和努力，可以做出成果更大的事情来。以往这类对话只在实现具体目标上获得了有限的成功。的确，上次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成果是双方经由以前的对话达成了生态伙伴关系的协议，以及双方在汽车标准和发展智能电网方面的合作。事实上，数十年以来，美国在能源和环境议题的讨论方面，都是只能达到这种小规模的合作成果。为了上述几个狭隘的目标，实在不用劳师动众派出十二个美国内阁成员和相关机构首脑横渡太平洋。
让我们实际一点：美国在核心战略利益上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类会谈以外的事情。例如，在哥本哈根，中国在两个关系到其气候变迁协议立场的核心议题上改变了其姿态：建立自愿性的减排目标，以及转而支持提供国际资金援助。然而这些转变，是对发展中世界关切所做出的回应，而不是对美国压力的回应。同样，北京撤销拟议中的政府采购战略中最具争议部分——将大部分中国市场封闭而不像外国技术开放——的明确意愿来自全球的广泛抗议，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反对。最近中国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决定，主要是因为俄国已经支持了美国的决定，中国没有政治资本继续反对。
美国已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精力去创造这场包罗万象的双边对话。欧巴马行政当局很可能还会继续每年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把对话的议题向所有方面迈进，并会努力找出问题所在。如果议题并不是事关紧要的并且我们的决策人士有着无限的时间和耐心，这是无妨的。但是，这不切实际。
雷默（译注：Joshua Cooper Ramo，“北京共识”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是基辛格协会（Kissinger Associates，一家战略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曾任《时代》杂志的助理执行主编。他在《时代》杂志的文章建议了第二个选择：解散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取而代之的是：双方围绕真正具有战略利益的议题建立照菜单点菜似的对话模式，双方可以任意建立和解散那种类型的对话。这将使得原本绑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上的数百人力，能够转而处理其他的紧迫问题，同时消除华盛顿在高层对话中一贯以来几乎不可避免的患得患失。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意味着机构延续性和双方对话人员关系上的损失，这两项都是双边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危机时期。
另一派的看法是，最好继续维持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但缩减规模。让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与他们的中国对手在涉及双方关系的广泛战略问题方面继续进行讨论，但是其他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国内。具体议题的讨论，应该由各自代表依照自己的时间表完成：联合商务和贸易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将继续处理在创新方面的协商，以及执行相关的工业政策；而能源部、环境保护局（EP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可以继续做好能源和气候变迁方面的工作。
降低层级后的对话更近于美中关系的真实状态。如果双方的价值观、利益和能力有着汇合点的话，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合作可能性的象征。这样的对话一方面能帮助双方体认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也同时能让双方了解到：只靠华盛顿与北京对话，所能达成的成果十分有限。美中关系的胶着点，其实也代表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关系现状。例如，欧盟与日本发现，与中国协商贸易、气候变迁、网路冲突和达赖喇嘛等议题都十分困难。因此，将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世界其他地区培养盟友，美国将发现可能会获得更多进展。我们不应该为G-2流任何眼泪。G2退出历史舞台使我们能够将眼光移向他方，从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取得真正进展。
推荐阅读：
“G-2”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主任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所首先引入的一个想法，作为一种促进双边协作的机制来主要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但是，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这些华盛顿政坛老手的支持下，这一机制转变成了战略议题的协商。这个想法得到了白宫和国务院的共鸣，这两个机构都对中美联合努力去解决金融危机以及致力于解决气候变迁问题抱有很高的希望。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访问北京时所讲的那样，“我们合作的机会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那种希望是短命的。在欧巴马行政当局的第一年期间，由于有着不相称的利益、价值观和能力，华盛顿终于发现很难与北京合作一起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坐下来谈，且它与印度、巴西和南非一起耍花招破坏哥本哈根协议，这明白显示：想与中国建立特别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美国在今年一月份同意对台湾销售武器及欧巴马总统会晤达赖喇嘛，都触及到了敏感议题，也使双方退回到互相怀疑的原点。
尽管现在我们在美中关系不是什么上有了更为现实主义的评估，但我们仍然对美中关系究竟是什么样或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讲应该变成怎么样缺乏一种积极的政策制定。二零一零年五月底，美方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及财政部长盖特纳（Tim Geithner）与中共方面的副总理王岐山及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展开“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简称为S&ED）。这是每年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高层对话。然而，今年的对话也无望在制定大的合作框架方面取得进展。事实上，它将使问题更为复杂。
事实上，在会议的前置作业阶段，美国官员已经会谈议题作了全盘的规划。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已经罗列出至少二十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要在北京与中方讨论。财政部策划了包括贸易和投资障碍、平衡增长 、财政改革，以及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架构的涵盖范围广阔的议程。同时，一些白宫官员提及了具体目标，例如人民币币值重估；其他人主张将目标放在致力于涵盖面更广的战略议题框架的发展上；还有人说他们希望通过把像自制率要求这样富有争议性的议题放在议程里，以便让中国最高层官员在那些往往在官僚作风中消失于无形的议题上做出决策来。
这些全都是值得讨论的目标以及有价值的结果，但类似对话平淡无奇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利用相同的时间和努力，可以做出成果更大的事情来。以往这类对话只在实现具体目标上获得了有限的成功。的确，上次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成果是双方经由以前的对话达成了生态伙伴关系的协议，以及双方在汽车标准和发展智能电网方面的合作。事实上，数十年以来，美国在能源和环境议题的讨论方面，都是只能达到这种小规模的合作成果。为了上述几个狭隘的目标，实在不用劳师动众派出十二个美国内阁成员和相关机构首脑横渡太平洋。
让我们实际一点：美国在核心战略利益上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类会谈以外的事情。例如，在哥本哈根，中国在两个关系到其气候变迁协议立场的核心议题上改变了其姿态：建立自愿性的减排目标，以及转而支持提供国际资金援助。然而这些转变，是对发展中世界关切所做出的回应，而不是对美国压力的回应。同样，北京撤销拟议中的政府采购战略中最具争议部分——将大部分中国市场封闭而不像外国技术开放——的明确意愿来自全球的广泛抗议，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反对。最近中国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决定，主要是因为俄国已经支持了美国的决定，中国没有政治资本继续反对。
美国已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精力去创造这场包罗万象的双边对话。欧巴马行政当局很可能还会继续每年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把对话的议题向所有方面迈进，并会努力找出问题所在。如果议题并不是事关紧要的并且我们的决策人士有着无限的时间和耐心，这是无妨的。但是，这不切实际。
雷默（译注：Joshua Cooper Ramo，“北京共识”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是基辛格协会（Kissinger Associates，一家战略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曾任《时代》杂志的助理执行主编。他在《时代》杂志的文章建议了第二个选择：解散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取而代之的是：双方围绕真正具有战略利益的议题建立照菜单点菜似的对话模式，双方可以任意建立和解散那种类型的对话。这将使得原本绑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上的数百人力，能够转而处理其他的紧迫问题，同时消除华盛顿在高层对话中一贯以来几乎不可避免的患得患失。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意味着机构延续性和双方对话人员关系上的损失，这两项都是双边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危机时期。
另一派的看法是，最好继续维持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但缩减规模。让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与他们的中国对手在涉及双方关系的广泛战略问题方面继续进行讨论，但是其他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国内。具体议题的讨论，应该由各自代表依照自己的时间表完成：联合商务和贸易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将继续处理在创新方面的协商，以及执行相关的工业政策；而能源部、环境保护局（EP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可以继续做好能源和气候变迁方面的工作。
降低层级后的对话更近于美中关系的真实状态。如果双方的价值观、利益和能力有着汇合点的话，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合作可能性的象征。这样的对话一方面能帮助双方体认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也同时能让双方了解到：只靠华盛顿与北京对话，所能达成的成果十分有限。美中关系的胶着点，其实也代表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关系现状。例如，欧盟与日本发现，与中国协商贸易、气候变迁、网路冲突和达赖喇嘛等议题都十分困难。因此，将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世界其他地区培养盟友，美国将发现可能会获得更多进展。我们不应该为G-2流任何眼泪。G2退出历史舞台使我们能够将眼光移向他方，从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取得真正进展。
推荐阅读：
译者的“译者频道—深度分析”专题
译者“@Freeman7777”的个人专辑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看中国”索引。
博文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