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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4日星期四

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的终结?

原文:Foreign Policy: The End of Diplomacy?
译文: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的终结?

作者:AARON DAVID MILLER
日期:2010年02月03日
译者:twitter:@foodpizza
校对:@xiaomi2020

曾经,美国在国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已今非昔比。

图:MANDEL NGAN/AFP/Getty Images

曾几何时,美国在外交上做了很多成功和重要的事情。

但是看起来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世界在变得复杂;美国也衰落了许多;而且美国政府正在把自己变成一个运转失灵的跛足的官僚机构,它也更难找到立足点。

强有效的美国外交可能正在走向不可挽回的终结,而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奥巴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在伟人闪光之前是没有伟人的暗淡岁月,”丘吉尔在英格兰曾写到,“过去曾有精彩的伟人。”以过去的理想化猜想来对今天做出评判是危险的。让我们回眸过去的六十年,你会禁不住猜想美国最好的外交政策是否就在其中。

美国从来没有控制过全世界(不过左、右派和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相信这个假象),但是确实有几个时期(1945-1950,1970年代初,1988-1991),那时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实力是让人惊叹的。

这些年当然是出现了一些灾难和相当多的政府功能的失效,其中有越南战争和对CIA的失控。但是美国也有一些辉煌的成就:马歇尔计划、北约、有效的阿拉伯—以色列外交、与俄国关系的缓和、对中国的开放、加速并治理了冷战的终结及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都是作为有力的角色出现。

然而,在过去的16年里,在比尔·克林顿和小布什管理下,美国的外交政策陷于停滞。当面对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战争选择以及麻烦的地区冲突时,常规的外交策略已经不能适用或是不那么成功了。那种国务卿来来回回穿梭,预先化解危机或是促进他们达成协议、坚持不懈地促进中东和平,通过精彩的秘密外交来获得戏剧性突破的景象看起来已成前尘往事。

奥巴马政府希望能做这种事。而且它在管理与俄国和欧洲的重要关系上做的相当不错,尽管与中国仍有龃龉。但是说实话,这些都是小问题。总统的问题不是来自于大的方面,而是小的细节上。

在热点问题如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也门和索马里,这些问题是四方军事、五方国家的国家建设问题,也许其中一个是外交问题。美国不大可能说通那些腐败丛生、不能有效控制它们自己的恐怖活动的国家或者与把自己的安全和政策放在首位的反美组织达成协议。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外交政策还能在理论上发挥作用的地区——克什米尔、阿拉伯-以色列的和平进程——美国也被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敌对所阻,在同盟之间(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印度)玩内部政治也不大有效。而且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当现任美国总统比他的前任们更努力的去解决伊朗的问题时,却只能看到任何外交上的希望都在被德黑兰政权碾碎。

更有甚至,小国的力量正在与衰落的大国并驾齐驱。你不必是个衰败学人(我就不是)就能看出来美国的势力已一落千丈。忘记经济危机吧,那只让世界上的多数人在猜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强权国家。美国正在进行的两场战争,其胜利标准已经不是是否能赢,而是什么时候能撤军了。

无论是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伊朗的制裁,把德黑兰打入地狱;还是让朝鲜遵守国际规则,让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合作;还是推动巴基斯坦长期地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世界已经习惯了无需惧怕和承担任何后果地对美国说不。这对一个强权国家来说真是糟糕。

最终,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国家如何管理它自身。一个新的官僚的流程图不能取代技术和运气,更强的美国力量,或者创造出在国外成功的真实机会。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框架,要成功真是难于登天。

美国已经背弃了一个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模式:外交上强势的总统授权给强势的国务卿,让她可以实时地召集次长级使节,并与总统在战略上密切合作。

取而代之的是,奥巴马政府让使节们有能力聚焦白宫,但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策略。这个国家的最高外交官(国务卿)看起来去了各个地方,但是没有在任何地方将问题是为己任,并找到解决一些最麻烦的挑战的方法,而这本应该是国务卿的职责。

现在断言还为时尚早,奥巴马政府也许会迎来好运当头。也许伊朗政权会倒台或者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会做一些于他们自己有益的事。但接下来的几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之途更可能颠簸曲折。浮现于脑海的景象不会很美:美国像某种现代的格利弗(译者注:格利弗是在童话中曾经旅行到了小人国的主人公。这里指笨手笨脚的巨人。)一样被众多的外国小国所羁绊,且因无力管理好国内的自身机构而步履蹒跚。

2010年2月3日星期三

经济学人:对台军售事件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原文:The Economist:What to make of the latest row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over Taiwan?

译文:经济学人:对台军售事件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发表时间:2010年02月02日
译者:twitter:@foodpizza
很难说此次这中美之间是一场危机亦或仅仅如以往一样还是一场商业秀。几乎紧跟在美国抛出对台湾的六十亿美元军售计划之后,中国就做出了回应。他们召唤了美国驻华大使来谴责这件干预中国“内政”的事情(北京政府强调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并且威胁要中止双方的军事合作,以及要制裁那些出售给台湾军火的公司。
上述的种种情况使得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显得非常糟糕。从全球变暖问题,到解决经济危机,再到防止朝鲜和伊朗的核扩散,两个超级大国的合作对世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为什么它们都想要损害这种关系呢?
这个问题的原因已经有好几种理论来解释。一种是中国生机勃勃的经济状况让它不惧怕与美国产生冲突,特别当触及到中国的核心问题,比如对台湾和西藏的主权问题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定时向台湾出售军火是针对中国的惩罚的一部分——为了报复十一月欧巴马总统来华访问时的不公正待遇、十二月在哥本哈根拖了美国的后腿以及在联合国制裁伊朗上的勉强态度。当然了,没有一种理论把另一种排除在外而且它们是部分正确的。但是第三种可能是这种“危机”没看上去那么严重。
美国这是在承担1979年出台的《台湾关系法》规定的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来保卫台湾岛的义务。美国和中国都知道美国一定会在某时提出军售计划而中国会像往常一样激烈反对。军售计划中包括了一些尖端武器,例如黑鹰直升机和鱼叉导弹,但是并没有包括台湾人最渴望得到的F-16战斗机。关于(出售的)时机,一位资深管理官员说:“这是那些永远等不到正确的时候的议题之一。”在去年总统抱有良好意愿的访问前后宣布出售计划确实是不明智的。
如果美国按预期而宣布军售计划,中国也会以愤慨回应。对美国的谴责和军事合作的取消也如中国先前的反应一样。这次的一个新戏码是中国会制裁那些涉及到此次军售的军火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大多数与中国仅有少量或完全没有关系,除了波音公司,它在中国有巨大的销售额。但也正如这个原因,中国不会实施这个特别的制裁。

如果对台湾军售的争执能平稳度过,美国官方会称赞他们今天在欧巴马总统第一年任期内培养出的更“成熟”的与中国的关系。但是还有很多考验摆在眼前。一些是象征性的问题,比如欧巴马总统将与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此次见面是美国为了防止欧巴马访华变味而推迟到今年的。其他的问题则更加有实质性,比如中国不情愿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回应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世界会因为中美关系可能的失和而颤抖,但是两国因为台湾军售而失和则几无可能。

2010年1月23日星期六

外交协会:不确定的海地中的不确定的美国

原文:Commentary: America’s Uncertain Presence in Haiti’s Uncertain Future 
译文:不确定的海地中的不确定的美国

撰文:Max Boot
发表时间: 2010年1月18日 - 9:10 AM
翻译:Dean



美国外交协会,马克斯·布特(Max Boot)预见伴随着一战略调整,美国人将会大量涉足海地事务。

美国纽约时报怀疑美国将在这次海地地震后扮演什么角色。很难想象美国人大量涉及海地事务后,海地的前景。这是个令人难过的事实。但同时,也很难预见何种战略性的预计能够证明美国的加速参与。

这么说可能是过时的,1915-1934年这段时间是海地的黄金岁月,这些年里海地远离暴力和动乱。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海地。他们并不直接管理海地,但他们为海地那些拥有美国支持的精英们提供支持,使他们有能力为海地提供前所未有的稳定和自由。

但是美国当时并不是抱着利他主义的心态而进驻海地。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种恐惧。美国担心如果他们不加以干涉,德国或者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因此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基地对巴拿马和一些美国重点堤防的国家形成威慑。自从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政府对此失去了兴趣,并从海地撤军。也正因为缺乏美国的参与,才使海地出现了一系列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最臭名昭著的父子:Papa Doc Baby和 Doc Duvalier

1994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 美国的干预的理由已不太具有战略性,虽然也有对如果对于海地该地区局势不稳定,大量海地船民将大量涌入美国的忧虑, 但主要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行动。这种干预包括使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Jean-Bertrand Aristide) 重新掌权.结果,他是一个极其的无能而残暴的统治者,布什政府于1996年帮助他离开。之后,海地的领导人是Rene Preval,在他在位期间,但他的权利有限,海地一直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动乱的国家。

海地的稳定来自于“Minustah” ,这个词听起来与“部长”在美国南部的口音里非常相似,但事实上,这是“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法语的缩写。这是一个由巴西领导的军事和警察任务特派团打击海地臭名昭著的非法团伙,从而使当地政府能够管理。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自1994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在震后的洗劫和恶意破坏事件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巴西和其他国家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他们无法像北约军队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给海地带来和平。

我们单独实行维和任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考虑到美国人已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承担了义务.但是为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提供帮助,并在大的框架下和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一起合作,加强这样的国际组织是有意义的.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方式,使海地这类无法实行自我的国家接受国际组织的托管。哎,直到某种机制被创造出来,看来海地会继续处在没有法制和悲剧中,从18世纪法国奴隶制开始, 这就是海地的历史特色.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2001-200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Lorne W. Craner:美国在中国的人权事务上所做的努力




Speech by Lorne W. Craner

2006年4月10日

傅尔曼大学理查德·莱利中心(Richard Riley Center at Furman University)


演讲人简介:
洛恩·惠特尼·克拉纳(Lorne Whitney Craner),在科林·鲍威尔任国务卿期间担任了三年(2001-2004)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之后于2004年再度成为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主席。在他作为助理国务卿所取得的成就之中,克拉纳先生使布什政府注重中亚人权的政策变得清晰起来并且开始实施第一个去促进中国民主的美国政府项目。克拉纳先生获得了国务院的最高荣誉,他于2004年的时候获得了杰出服务奖(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克拉纳先生所加入的国际共和研究所,该研究所在美国以外开展项目去促进民主,自由市场以及法治,在1993的时候作为负责项目的副主席。他从1995起直到他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一直都担任该研究所主席的职务。在他加入国际共和研究所之前,克拉纳先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亚洲事务主任一职(1989-1992),曾当过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外交政策顾问(1986-1989)。克拉纳先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的成员,并且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美国和平研究所主席顾问委员会(Chairman's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以及一个非赢利支持全世界开放媒体的组织——Internews Network的董事会成员。

克拉纳先生获得了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国家安全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从瑞德学院(Reed College)获得了艺术专业的学士学位。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今晚要求在此向你们发表演讲,我真的是深感荣耀,我是一个终身的共和党人,但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无关党派的,在这项事业中我与我们的民主党朋友们在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里紧密合作。我尊重理查德·莱利(Richard Riley)作为州长和教育部长所做出的服务。《基督教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说许多美国视莱利先生为“本世纪在教育领域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David Broder,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称其为“公共生活中最令人满意的、最受人尊敬的人士”,他所做的事情在政治事务中不是小的功绩。莱利研究所(Riley Institute)继承了他的遗产并且做了大量从推动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到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之间的任何事情。教育对于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想要增强民主来讲都是起码之物,不管是在蒙古或墨西哥还是在马里或是在美国。所以谢谢莱利研究所的各位同仁所做的一切。



我看了今天的活动安排,我在今晚的演讲将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不再是政府官员了,我并不愿强迫你们留下来听我讲话。然而,作为一个还在大学时就一直在研究中国的人士,我确实想把你们的注意力从晚餐上拉到我的讲话上面,我将会谈谈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的状况。我于1981年时首次探访中国,那是自行车仍是标准交通工具的时代,在那时根本就看不到摩天大楼,那是满眼所见仍然全是毛式服装的时代。近十二年以来除了最近这三年(2001—2004年期间调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我一直都在领导着国际共和研究所,我们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在这段时期。




当国际共和研究所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发展项目的时候,为了在中国工作,我拜访了许多不同的专家谈论这种计划对于像国际共和研究所这样的组织来说是否可行,我们还询问了在全球范围是什么做法推动了人权、法治以及民主。那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之后的一段时期,对于以一种透明的、集体合作的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去推动民主的计划有着压倒性的质疑之声。然而,在与那些曾经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人士商量了之后,激励了我们换一种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在一系列讨论上向国际共和研究所倾吐心声,他们感到他们那种以革命的方式去推行政治改革的努力已经遭遇到了挫折,也许值得去思考其他的方式。他们则会继续在中国以外提出进行政治改革的倡议,但他们鼓励国际共和研究所到中国内部去支持系统性的改革并且敦促我们去观察草根选举以及司法改革,以之作为推进更大的自由化、透明度以及问责性的路径。



我们在中国所做的最早期的项目是划时代的。你在当时可以数出许多国际组织——美国的或外国的,在中国的法律以及改革这些议题上工作。许多我们的人权同伴以及民主团体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内部工作的想法是一种疯狂的念头。接下来你所遇见的问题就是,你无法在一个公开或甚至是私人场合提及“人权”这一术语。中国内外没有人谈及建立“法治”(“rule of law”),并且即便是“法制”(“rule by law”)这一术语都还没有进入到中国的政治语言中去。我们支持了民政部致力于发展选举指南并且在民主选举的原则这一事务上训练了数千村级、镇级的官员。我们与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Finance and Economic Committe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合作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在立法起草过程中增强其能力并且打破了国务院对于法律起草的垄断。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执行新法律上我们扩大范围培训了法官以及律师并且向遭受冤屈的人士提供司法救助。


这些着眼于法律以及草根民主的联合项目现在是相当的令人熟悉了,并且现在确实有许多其他组织正在做着各种相类似的工作,包括我们在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的表兄弟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欧盟、联合国发展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以及大量其他的国家级援助机构以及发展部门。自从国际共和研究所深入中国内部工作以来中国的形势也已经大为改变了,“法治”、“人权”这样的术语这些时日以来被用在了中国政府用在了修辞方面即便法律的执行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并没有在实效上有本质变化。中国的政治版图(political landscape)既在更为细微的方面也在更为显著的方面发生了变动,我将在稍后讨论那方面的内容。


然而首先,我想要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回忆我会在十年前做出的对中国可能会发生变化的预言。如果在1996年的时候有人问我,“你认为国际共和研究所在未来的十年里会在中国做些什么”,我很可能会这样回答他:


第一,我会认为我们会在村级选举到镇级选举的工作中取得进步。直到1990年代末期的时候,扩大选举范围至镇一级的压力一直都在增加。1998年的时候,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行了首次直选产生乡长的试验。选举本身被宣布为是非法的,但是结果被允许成立,范围更广的乡镇选举改革可能被允许的期望升高了。当然,实情并非如此,扩大到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在步云试验之后就停了下来。关于扩大直接选举到镇一级的讨论作为“建设一个新农村”的部分政策而重新引起了关注。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中国扩大直接选举的现实已经在现在证明了没有达到1990年代中期所预想的那种效果。



如果我在1996年被问到我们会在2006年的时候做些什么的话,我会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具有监督性质的全国人大。然而,立法层面的改革也没按照1990年代中期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当乔石在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务期间,曾大胆的发出了要求“法治”的呼吁,全国人大在1995年以及1996年的一系列投票中(在那些投票中对政府议案的同意率并没有以前那么高)谨慎的迈出了第一步以履行其法定的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这导致有多篇文章高调的去谈论立法改革,把它作为能促进中国自由化的一条有希望的道路来看待,在1995年的立法会议上,《华盛顿邮报》谈到立法机构正在逐渐的增加独立性,《经济学人》则说它不再是一个它过去一直所扮演的唯命是丛的观众了。在李鹏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全国人大的独立性飞速的在逐步削弱。而各代表团仍然利用一年一度的会议去相互表达对于政府工作以及指示的不快,全国人大并没有作为开放辩论或代议制政府的基石而兴起。



我过去会谈到的第三个领域就是司法改革以及遵守人权这两大块上的事务。例如,我们可能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做出预测,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会废除劳教制度(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或正式批准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但这些目标也没能实现,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时断时续的与中国举行人权对话。但当我成为助理国务卿的时候,我经常感觉中国人肯定一直在认为我没有与克林顿时期的前任谈起过他们曾请求中国做过些什么。(认为这位新上任的助理国务卿不识时务,所提要求与过去相比太过分)



我确实与他们谈过,我知道,至少开始时就知道,我们在与中国进行的人权对话中一直重复于同样的谈话要点清单之中,换句话说就是一直在同样的议题上提出同样的请求。在我上任的第一年里,我有一种沮丧的感觉我们一直都在除了像晋美桑波(Jigme Sangpo)、阿旺桑珠(Ngawang Sangdrol)以及徐文立这些重要政治犯的释放其余没什么好展示的许多议题上转来转去、翻来覆去。正如我的老朋友康原(John Kamm)所说的那样,不照顾好你的人民你就不可能拥有人权,并且我们不能低估这类政治犯的重要程度——自他们被释放以后其他一些人也在过去或会在未来得到释放,譬如热比娅(Rebiya Kadeer)女士。但是也很重要的是把这些人投入监狱的结构改变了,当我在这些方面提出新的议题时,只在老的或新的议题上获得了有限的结果,我们暂时性的中断了对话。


所以如果我们回顾我们可能在十年前所会做出的预言,无论是扩大选举范围,加强立法机构的作用,或废除劳教制度,并且把那样的预言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事实放在一起作对比,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人权以及政治改革的形势并没有改变。然而我确信聚在这间屋子中的专家们会同意我如下的看法,即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动,那就需要我们去更深入的去发掘、去理解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中国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年复一年,我们继续想要通过观察(中国)政府或领导层是否已经(或还没有)采取措施去改善人权以及扩大改革来试着做一个评估报告。年复一年,我们往往发现,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专员(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近期对中国进行的一次访问,间接有征兆显示达赖喇嘛可能会被允许到位于中国境内的佛教圣地去访问,或是宪法修正案的增加条款,承认国家有“尊重和保障”中国公民的人权的义务,然而总的来讲,我们总结认为言论在中国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宗教仍然是无法自由的进行信奉,媒体仍然受到审查,法院仍然不是独立的,犯人的权利没有被完全保护,工人不能自由的结社,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虽然是对中国现状的一个准确的评估,但却不是一个完整的评估,因为它没能观察到中国在对待人权以及自由问题上正在做出的变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当涉及到民主与人权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像我们在过去所期待的那样变动的那么多。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十年里中国人民在意识上的改变很难以量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测度,但是依我之见这样的改变是深刻的改变。在一个相对来讲不长的时期里,数以百计,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数以千计的人们已经涌现出来去推动政府在公民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去接受更大的大众参与,并且遵守法治原则。我们已经在公民社会的扩张上看到了最为戏剧化的改变,我们看到了法律界去推动敏感议题的行动,看到了包括网志作者(webloggers)在内的一些媒体机构以小声但却大胆的声音,想要在民主以及人权议题上挑战当局。



公民社会组织也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长——根据一些统计资料显示,有着153,000个登记注册的组织,并且我们可以认定有好几千这样的组织的是没有登记注册的,这些组织正在做些什么呢?从环境检测到倡导妇女权利,到帮助被剥削的工人讨回工钱以及赔偿金,到在发展以及文化保留等议题上与少数民族团体合作,与那些接受、容忍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人合作。有些团体想要根据法律监督选举的执行并且有团体正在利用策略性的诉讼去提高某些特殊权利这类的议题。甚至有一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团体对中国今年的人权状况提交了一份报告,该团体试图在由中国政府提交的全面颂扬积极面的人权报告以及由美国提交的中国人权报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关注事项,但这份报告无法在当前加入一些如何去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建议。

这些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个体活动人士所做的工作是突破性的、令人振奋的。如果你在10年前问我是否能够有把握认为在中国会出现由中国专家所写的中国人权报告时,我当时很可能会回答你那样的情形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坦率来讲,十年前的中国,在有满屋子专家的氛围里,一说到“人权”这一名词时就迎来了一个尴尬的沉默时刻,之后他们则会快速的尝试去变更主题。这种反差是如何变得有可能发生的呢?这是个很难去回答的问题,但看起来好象是经由中国政府在一些我前面所谈及的同样的结构性议题上所做让步而出现了的小范围的开放空间所导致的,而中国人民则正在把他们自己挤到那样的空间中。给村民有限的,但却是持续的实践民主的能力已经产生出了一种信条即那些权利应该得到尊重。给他们有限的在关于商业的议题上进入法院的机会已经导致了一种期盼产生,即对于仲裁范围更广的争端一个中立的体制应该是可行的。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承认了表明上的国家有“尊重和保障”中国公民人权的义务,这也已经对中国有才华的、勇敢的活动人士开启了去推动国家去实现其承诺的大门。换句话来说,有限的政府让步正导致公民期待以及行动。


这是事实,最为明显的现象体现在了司法改革的领域里。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看到是个体,而不是政府在推动变动。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陈光诚的案子,他是一位盲人,是一位自学成才、掌握法律知识的维权活动人士,他以村民的名义起诉了一个案子,在这个案子中村民感到政府在执行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让他们遭受到了错误的对待,陈光诚现在被软禁在家中,他的妻子也已经被囚禁起来了。然而,他努力让政府遵守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举动是一股更大的驱动中国司法改革力量中的一股。



简单来说,法律界越来越多的在同一时间以一个个案的方式去推动法治。就在上个月,无论是在广东省太石村败选的候选人还是爱滋病活动人士胡佳都宣布他们会对地方当局进行起诉,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赔偿。在太石村的案子中,败选的候选人冯秋盛已经聚集了一批律师想要对选举胜选人追究其选举舞弊的责任。另一方面,胡佳正在对北京市公安局进行起诉,因为他被非法囚禁了41天。这些案子很可能到不了法院,但事实上,这些个体想要通过司法系统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且与10年前的情势作对比的话,会有律师会使这样的案子成立起来。


新闻界已经加入到了推动变动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以及法律践行者的行列中来了。政府和党对媒体实施了非常严密的控制。然而,每时每刻,我们都瞥见中国的第四权(fourth estate)对其充当了党的喉舌这一角色深感不安。中国政府在今年一月关闭了《冰点周刊》,它是中国青年报的每周出版一次的副刊,这在中国新闻界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新闻界的许多人士发出了勇敢的声音,公开批评中国所实行的新闻审查制度。冰点栏目的编辑在他们被调职之后发表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中说道:“人民需要什么?是新闻自由,是由宪法所授予给他们的言论自由;让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其间的大环境的信息是有价值的,调查和暴露不公,支持社会上易受伤害的团体反对那些强势团体,并且要确保人民能生存下去的话需要各种深刻的反省。”



围绕冰点事件的战火目前已经平息,过去一直有(将来也会有)更多的新闻界推动中国言论自由的界限以及宣传官员对其进行打击的事例出现。但是我再一次要说明的是,在10年前的话是难以预测到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来自大陆媒体机构的力量去争取自由的事例的。


我上面所描述到的是来自公民社会、法律界以及媒体的一小部分活动人士的情况。尽管在数量上还很少,但这些个体所发生的呐喊之声得到了中国国内很多人士的认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进程。


就像我开始这次谈话时所提到的那样,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许多人怀疑类似于国际共和研究所这样的组织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是否有意义。中国政府这些年以来在民主与人权议题上的记录已经在一些边缘地带上得到了改善,但总体来讲的话与十年前相比改善得很少,这涉及到了该国政府保护人权以及促进自由的意愿。明显与十年前不同的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以及法治的渴望程度的不断增长。这就是驱动公民社会、律师行动、记者以及网志作者坦率直言增长的原因所在了。



我最后要提的重点是,自1989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去回应国际上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我们已经在联合国以及多边机构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抬高对那些问题的关注,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但光有这些举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办法与承诺改革的人士合作并且我认为那样的人士就是中国人民自身。

我很自豪自己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里担任了助理国务卿一职。我与国务卿以及国会一起合作开启了美国政府第一项得自美国参议院支持的项目,那个项目在继续的扩大。如果我们只看中国政府在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表现,我们很可能会失望。如果我们找到方法去支持一般公民以他们的努力去对抗不公以及使体制按照它自己的法律与原则去运作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成功。


现在我经常被问及我是如何看待美国是否可能“输出民主”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我们无法做到;我们的民主是一种罕见版本的民主,与我们母国英国的民主不同。而英国的民主与仅与它们隔着一个海峡的法国的民主体制又有所不同。假如我们试着去输出我们的民主,没有人会去接受它;那种民主只对我们美国适用。但是我的确相信有一种普世的、对于自由,对于免于压制的自由的饥渴存在。一次又一次的显示,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促进自由的时候的所作所为会有所差别,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也有这样的饥渴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与欧盟以及其他各地的拥有着不同形式的民主国家一起紧密协调去帮助中国的那些想要看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加入到自1975年以来几十个变得更为民主的国家的行列中去的人士。



今天我站在这里,根本无法预知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自由化的道路。但是当我回顾十年多以来在这些议题上所进行的工作时,我可以说那样的变动正在发生。在变动的方式上处于一个演变的状态,我们不可能在过去预见到,我们也无法预见到它的未来。然而在变动的方式上处于一个演变的状态却也在人权、法治、自由中国的未来方面给了我希望。



谢谢!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传统基金会:公众外交2.0:当美国政府遇到“新媒体”

 2009-12-17

原文:Public Diplomacy 2.0: Where the U.S. Government Meets "New Media"
译文:公众外交2.0:当美国政府遇到“新媒体”

撰文:Helle C. Dale
发表日期:2009年12月8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传统基金会 No.2346

摘要:Facebook(花名册)和推特能改变世界吗?这些有趣的新鲜的社交网络站点能否促进民主,让美国价值更好地在全世界被理解?潜力肯定是有的——就象那些在伊朗的选举后抗议活动中无价的推特消息更新中可以看到的一样。美国政府正在拥抱Web 2.0,想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策略接触到全世界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群——可称之为公共外交2.0。虽然潜在的发展毋庸置疑,潜在的危险也是如此。公众外交专家Helle Dale解释最近的网络外交的进展,战略,优势和风险。

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和的沟通专家在探索以“社交媒体”的潜力来赢得国外的人心,特别是今天的理念争锋所在,穆斯林社会。美国的敌人们已经在用低成本的联络工具,可以在计算机键盘或手机按键上联络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上百万人。公共事务博主Matt Armstrong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大众信息和精准导向的媒体时代,从政治候选人到恐怖分子必须立刻并持续地和受众群互动,这才能成为重要和有竞争力的人物。忽略社会媒体的用处等同于在全球的影响力竞争的持久战役中放弃高地。”

毫无疑问在联邦政府和新媒体之间需要战略思维、培训和关键分析,才能合理行动。美国政府比较古板,经常在使用技术创新方面远远落在私人领域的后面,新的社会媒体是尖端的、灵巧的、多变的和在个人层面上互动的。“只为了用web2.0工具而用web2.0工具是没有道理的。”Sheila Campbell,联邦网络管理委员会的联席主席在二月份告诉《国家周刊》说。也就是说,许多联邦机构还有待展现他们制造视频或网站的能力来吸引和保持公众的兴趣。

在缺乏全国性的沟通战略,也缺乏衡量各种沟通手段的平台的能力的时候,新媒体对公共外交的有效项和战略性的沟通目标也成了受限的。能够接触到大量受众的潜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新的社会媒体成为美国政府向全球受众沟通的主要载体(除了更传统的手段,如短波和FM广播、电视、图书馆和交换学生项目)之前,还存在很多关于理解公共外交2.0的本质的鸿沟。

互联网外交的历史

美国政府内部使用新媒体始于九十年代初期,当互联网迅速成为商业和家庭的常用工具时。在过去的几年中,在线社会媒体也成为在全世界触手可及的。 Facebook,比如说,在不久以前还是仅仅是一个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社交网站,它的初次亮相是在2004年。它曾经是青少年们跨过父母管制进行联系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Facebook已经成为在全球适用的方便的大规模沟通手段,青少年和成人,政府,普通市民和企业都在使用它。

奥巴马政府是带着对新媒体的潜力的热切期望正式上任的,之前他的总统竞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技术含量的。事实上,新媒体覆盖是今天在Judith McHale领导下的国家部门的公众外交创新的重点所在。他是主管公众外交的新的副国务卿。然而,部分就是因为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六月份总统奥巴马对阿拉伯听众进行的开罗讲演伴随着美国政府对他的演讲广泛进行电子化传播方法,和McHale的上任形成巧合。),部分是因为新媒体覆盖在各种政府机构中还比较模糊,现在没有数据可以量化地分析美国政府的新媒体沟通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国务院对需要拥抱新出现的技术的讨论,特别是规范互联网在大众参与方面所具有的惊人的有效的能量,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早期的行动是Joseph Duffey所为,他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美国情报处(USIA)的处长:为了省钱,Duffey把一些USIA行动搬到了电子平台上,关掉了情报处的费时费力的打印刊物。变化在2000年的时候真正开始了,在国务院情报处采用了之后,当时USIA的文化和交换项目成为国际信息项目(IIP),而它的公众外交官员们成为了国务院的地区服务处,在美国大使馆领域工作。

在 2000年,Ira Magaziner,总统克林顿的“互联网沙皇”给国务院的官员们做了关于美国需要更多地介入到公众外交中的简报。当互联网很快成为更深入地植入到每日生活中的时候,他说普通人现在可以接触到几乎无限的信息中,在政府这一方需要提供更大的开放和更深的关联。

参议员George Allen,共和党的高新技术专责小组的主席在2001的网络外交会议上也说了了类似的主题,指出“互联网是现代版的古登堡印刷术,”称赞它作为“传播我们想法”的妙用,可以在全世界以前无法进入的社会中传播民主思想,“[有希望]导致更大的自由。”

虽然在2000年和2001年,互联网上需要美国外交已经被广泛理解,但是什么应该被贴在网上以及如何才是最好地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的方法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中的话题。如美国和平研究所的Richard Solomo在2000年所说的“让政府把美国对所有问题的观点放在那里,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机会当然是有了,但是问题是:政府应该放点什么上去呢?” 公平地说,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中。

在2004年推荐的公众外交顾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说国家“积极寻找方法利用新出现的软件成果来扩展……推广在互联网上的覆盖,”但是迟至2006年才申请了预算,虽然是为了公众外交增加资金,却没有包括利用新技术的资金,还是倾向于用传统工具,比如广播。

直到 2006年国务院的Condoleezza Rice才说她想要贴“帖子”,“人们可以访问一个网站并和美国的外交官在线交谈。”按照Condoleezza Rice的说法,她是乔治 W·布什总统时期负责公众外交的国务院副助理,2007年1月,第一篇国务院的博客由高级法律顾问John Bellinger III以访问者的身份在Opinio Juris博客上贴出。接着九个月之后国务院正式加入了blogosphere,开通了自己的博客,Dipnote,开始了公众外交。

美国.gov的开通,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公众外交门户,在2007年1月由国务院的国际信息项目部成立,由美国外交官们负责。美国.gov上既介绍美国生活,也提供总统和国务院的安排,还是一整套交互式媒体的平台——网络直播、博客、视频、Youtube、推特、 Facebook,甚至第二生命,这是一个3维虚拟世界,用户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和文字聊天。国务院的最近的新媒体尝试之一是Co.Nx,一个网络会议项目,可以将美国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国外受众及美国使馆连接起来。

奥巴马方式

在就任后的前几个月里,奥巴马政府表示出要运用21世纪科技手段的决心,把各种形式都作为公众外交的组成部分。和去年在总统选举中所用的策略类似,一个有广泛的多样形式的社会网络和沟通媒介被考虑用于最大化地展现和引起对美国的共鸣。在奥巴马总统第一天到达办公室的时候,他签署了一个要做“透明和开放政府”的备忘录,其中提到“Web2.0技术对于打入全国的社区中获得海量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很快政府就热切地期望这对于打入到全球的社区中也是如此。

部分是为了做到让美国这一品牌更有市场,对外国人群来说更易接触,奥巴马总统任命了Judith McHale,发现沟通公司的前总经理和CEO,作为公共事务和公众外交部的副国务卿——他将发现一手塑造成了在170个国家,以35种语言,拥有14亿的注册用户的全球巨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总统对公众外交的规模所报的期待。

在问道是什么让发现在全球市场上如此有效的时候,McHale强调了需要理解目标受众和以用户友好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在2009年5月13日的听证会中McHale陈述道:

“新科技,以一种有效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来运用,可以成为扭转局势的工具。沟通进步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机会可以直接和人们互动,让他们相互联系,可以极大地放大主要的传统公众外交能力。它们提供了从一个旧体系下转变的机会,在旧体系下,我们的政府以一对多的方式沟通,而新的体系下以互动和合作的方式交流,可以跨越过去把我们和世界人民分开的那条界限。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结构化的框架,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威力,但必须了解这些新工具需要被仔细地针对特定条件而改造,并应当总是被服务于更大的战略目标。”

让奥巴马总统承诺将科技作为公众外交的重要机制和McHale的动议,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总统的开罗讲话被广泛传播。为了让奥巴马总统对改善美国-阿拉伯关系的呼吁能够传播得尽可能广泛,美国政府机构运用了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包括社交网站、播客和白宫网站上的网络直播。短信和推特更新在全世界范围内覆盖了超过20,000的用户。

这一由国务院资助的特别服务的重心在于外国的公民——美国公民接不到这些短信,所有的美国公众外交产品都要遵循此规定,因为《史密斯·蒙特法案》限制对美国公民传播洗脑信息。【注释1】这些短信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其他八种语言形式,传播人群超过了200个国家。这一讲演的文字及视频翻译版本在Youtube、Facebook和MySpace都能找到,也放在了南亚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Orkut上。

白宫还开始了一项对Facebook的国际讨论,上面有超过2000万的阿拉伯用户,还有通过短信发送的对这一讲演的回复信息,在美国.gov网站上被编辑整理和张贴出来。

类似的,按照McHale的说法,奥巴马总统七月份在戛纳的讲演“是为21世纪进行创造性公众外交的一个典范。我相信这将代表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称的‘巧实力’。其中心即白宫采用创造性方式在新旧媒介之间架起桥梁。”白宫办公室的新媒体策略包括了整个非洲的短信服务,邀请人们以英文或法语问问题。87个国家近16,000人问了问题。南非的美国领事馆与移动社交网络合作,从全非洲得到了另外 20,000个问题。

新媒体和独裁政权:伊朗案例

这些忙乱的活动背后是在21世纪的媒体环境中可能结出硕果的愿景。但是新媒体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被高度控制的国家,比如伊朗、缅甸、中国或俄国,面对政府干预的时候,和传统媒体一样脆弱。虽然新媒体在创造和融入政治力量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正义力量。这些力量也可能为美国的敌人所用。乔治敦大学的雅虎同事,Evgeny Morozov,在10月份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的一次简报上说推广新的数字空间“和推行自由选举有着同样的风险:我们很可能不喜欢赢得它们的人。”而且,集权政府在控制网络上的努力是非常复杂的——正和民主政府们一样——努力将网上的想法接近的人组成联盟。结果是,其他的新科技如手机,和旧技术如短波广播将继续在对抗集权体制时发挥重要作用。

焦点案例是六月的伊朗选举,那时Web2.0的革命性潜力真正的进入到了公众视线。这场选举及戏剧性的结果为奥巴马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将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战略付诸实践——虽然这种潜力很难完全穷尽。伊朗案例表明web2.0技术有潜力起到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崛起的时候的传真机,和2005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的手机同样的作用。但是,这种潜力只有当技术和支持民主和自决力量和积极的美国官方政府政策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展示出来。就技术本身而言,新媒体可能会改变技术的格局,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发出的信息没有强烈支持美国价值和民主的话,则政治影响会大打折扣。在伊朗,奥巴马政府和同时爆发的公众示威只有一臂之隔。

当伊朗公民走上街头,抗议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再次当选的胜利时,公共抗议的狂潮横扫整个伊朗。在这些抗议中,社会网络的作用——既体现在组织这些活动上,也体现在共享最新状况上—— 被广为传播了。围绕着伊朗抗议的网络激进主义是前所未见的,引起了全球的争议。

伊朗社交网络工具的利用说明web2.0既有机会,也有弱势,“公民记者”能够立刻和全世界的观众分享报道。被伊朗政府挡在外面的外国记者可以依赖 “群体爆料”来撰文,他们可能在伊朗境外,也可能被限制在宾馆房间里。对抗议者的残酷镇压的记录出现在Youtube, Facebook和Flickr上,在博客里和电子邮件中。主流媒体,如CNN和福克斯新闻,以伊朗公民记者提供内容和正在进行的活动安排为重要新闻来源。反过来,推特革命让推特本身成为新媒体新闻报道中的闪亮主角。

在弱点的这一面,错误的报道和正确的一样容易被传播。而且伊朗政府采用了准确定位和提前准备的内容审核策略。在互联网活动的初期高潮之后,德黑兰关闭了伊朗全国的互联网,接着允许逐步的但是受控的网络活动。这还包括封锁移动网站接入和卫星电视。由于伊朗政府拥有和运营广播和电视,监视所有的报纸和出版物,它在信息传播上大权在握。

尽管有着精通高科技的赞誉,美国政府的覆盖面是受限的,体现在国务院要求社会化网站推特在伊朗大选之后的那些天里推迟它本来预定的维护工作。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是重要的,但是有着美国政府这么多的资源,这很难称得上是有前瞻性的。奥巴马政府选择在伊朗采用放手的策略,拒绝对抗议者提供公开支持来影响选举结果。这些都因为其技术型策略在公众外交上的潜力并未实现。

新媒体和美国政府:风险分析

当美国机构开始用社交媒体技术做一系列活动的时候,当这些方式正在跳跃性增长的时候,直到今年九月,官方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对社交媒体的安全使用准则”才由联邦信息委员会公开发表。这份文件适用于所有联邦机构在使用社会媒体时与雇员、合作伙伴、其他联邦机构或公众进行的合作和沟通。因此这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使用社会媒体进行公众外交而特别列出的指导意见,而是至今为止最接近于政府制定的所谓社会媒体政策。

这些活动涉及到的安全风险对多数使用社会媒体的部门是共通的——从国防部到国土安全,从FBI到教育和司法部。这份准则指出社会媒体对于各种网络攻击是脆弱的,包括“鱼叉式网络钓鱼”,这是指瞄准一群用户,目的是让他们采取行动,放出计算机病毒,例如打开一个文件或点击一个链接。另一种攻击,社交- 工程,通常聚焦于个体,利用公布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丰富的个人信息进行危害。另一种网络应用攻击,一个用户可能不小心让一个恶意网络应用进入到 Facebook账户中,下载未经授权的软件到他的电脑商。新的网络技术也为攻击者打开了新的途径。

安全挑战是第一份官方准则的焦点——而不是为了信息本身或合理使用而提出准则。该准则的结论是,要使用社会媒体技术的决定必须由每个机构提出,而且必须明确任务需要使用该技术的合理性。换言之,每个机构基本要自行做出风险分析和接受风险。在这份19页的准则总结道,

“总而言之,一个被劫持的个人社交媒体帐户可能是讨厌的,费时费力的,或者让人尴尬的。,一个被劫持的联邦用户的帐户或联邦账户可能有更严重的影响。非官方的帖子,推特或信息可能会被公众认为是官方消息,或者可能被用作传播恶意软件,通过鼓励用户点击链接或下载不需要的应用。 ”

国家的社交网络:有多有效?

社交网络的巨头包括象“Facebook,推特,MySpace和其他交互式媒体工具网站来与持续扩张的家庭、朋友和同事等圈子进行交流。”有一些受欢迎的社交网络站点美国政府也采用了,基本上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操作。Facebook是这样一个站点:用户创建一个个人档案,增加联络人作为“好友”列表,同时加入感兴趣小组,比如说,关于家庭园艺或支持某位政治候选人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贴出个人信息或创建一个小区,这也是政府组织从美国使馆到FBI 已经做的。在四月,美国公众服务局域Facebook(及其他几个站点如Flickr和YouTube)签订了一个协议,为国家部门基于特殊服务条约使用社交网站扫清了障碍。从此之后,政府部门可以按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自由使用Facebook,Facebook上最经常被公众点击的头五个政府网站是:(1)白宫;(2)美国海军陆战队;(3)美国军队;(4)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5)国务院。

推特帖子,Facebook页面和其他网络张贴是多多少少比官方站点更松散地联动的混合体,通常由机构中的用户自行管理。偶尔的,以国防部来说,该部门中的低级机构有着相互矛盾的政策。虽然军队网中的士兵被允许使用推特和Facebook贴帖子,向家乡的朋友和家人展示照片,海军陆战部仍然禁止了从自己的网络连接同样的站点,显示出要合理地审查这种站点的困难性。

FBI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说明利用象Facebook这样的站点来代表政府部门的危险。正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小组,在Facebook上寻找带有“FBI”的小组名单不仅仅是FBI的职业小组,还有好几个看起来很官方的小组,带着类似的章或根本就和FBI的一模一样,而实际上完全没有关联。这些机构的风险是人们创造的假网页可能会扭曲他们的形象或传递的信息。为了从可信度的角度对抗这些行为,政府应当公布一个可连接的、官方的美国政府部门使用社交网络的页面名单。

美国使馆已经看到了社交网站辅助公众外交上的潜力。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使馆都有Facebook页面,提供关于美国和美国文化的信息,受众是12岁到26岁年龄段。不过,效果则好坏不一。到12月1日,印尼的美国使馆骄傲地拥有19,640的“粉丝”。其网站有一个美国政府的官方大印,就其外交目标来说也有一个很职业的外观。与此相反,巴基斯坦的美国使馆只有539个Facebook“粉丝”,更难辨认出这是一个官方群——这个网站没有官印,没有国家部门的电子邮件地址,看起来象是漫不经心的家庭作业。这为规范美国政府使用在线社交网络的政策准则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适当的问题。

在约束社交媒体上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非常之多。其实质是政府要有统一的信息,社会媒体的“草根”本性让这变得很困难,有时去控制它们也是不受欢迎的。社会媒体的吸引力恰好就是它带来的亲密感和非正式化,通过规范,政府则有风险削弱、甚至毁掉社交媒体的这种吸引力。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应该既是有趣的,又是对个人适合的——人,而不是正式信息才是社交互动中的实质。

在另一面,缺乏规范对机构来说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包括敏感区域,如国防和外交。在政府内部的规范如果有效,政府必须树立起政策准则(可能类似于Heritage基金会对其博客所使用的规则——所有的Heritage博客必须被基金会的部门总监和博客编辑审核通过)又不会破坏社会外交的亲密感。这种媒体的力量就在于其新鲜和无拘束的感受,能够让人们有个人化的感情投入。

最后,互联网接入条件并不是在美国需要包括的所有区域都已具备。虽然75%的美国人可以接入互联网,在亚洲只有17.4%,非洲只有5.6%的人是连通的。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短波收音机和电视仍然比新媒体表现得要好。从科技上来说,世界的进步脚步是不均衡的。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性的策略必须基于复杂的分析和对世界不同地区平台相对有效性的分析上。这些考虑对于今天的公众外交的成功至关重要。

移动技术:政府的有前途的工具

推特。推特是网络上50个最受欢迎的站点之一,每个月从平均五千五百万用户那里获得信息。用户(无论是个人、政府机构或私人组织)都可以创建一个账户,发送不超过140字的短消息给推特订阅者。国务院的Dipnote推特账户有8,986个“粉丝”,推特用户特别注册来接收Dipnote的推语。(译者注:Dipnote是美国政府开设的博客名称。)推语通常用来在手机上以短信方式接收,引导“粉丝”们到发送者的网站上去看更长的内容。政府部门能够快速地建立推特账号,将信息广泛地送到公众中感兴趣的的成员中。食品药品监督局,比如说,通过推特发布食品召回信息,国务院(Dipnote)和白宫(USAtwitt)向与各自网站有关的媒体发送“推语”。因为推特依赖手机,它对7千8百万巴基斯坦的手机用户(占总人口的44.3%),和阿富汗的 1千零500万人口(占总人口的23%,到2011年预计达到72%)有广泛的接触面。

推特在一个迅速改变的环境中交流关键信息非常有效,因此是作为公众外交的重要潜在工具。推特是一个草根工具,很适合传播那些其他方式无法扩散的消息。以“从上至下”的角度来看,推特作为监控和快速预警尤为有效,让官员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这在伊朗的选举后示威中和政府的暴力镇压中已经有了例证。其他的例子如:去问题区域的旅游建议,食品和商品的召回,和传染病警告。国务院发言人Ian Kelly指推特为在伊朗选举前后中的“重要的公民力量的工具”。这个工具也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运动中被奥巴马的工作人员广泛用于组织和转移他的基础阵地。

但是,政府利用推特来知会民众其策略、日程和活动看起来是把媒体的理想作用用反了——可能因为信息在媒体上过多和政府用户的过分曝光减少了它的影响力。

移动短信。一条短信就是手机上的一条文字信息。国务院尝试过用短信息外交。奥巴马总统的在阿克拉、加纳的政策讲演提到了国会,国务院邀请非洲民众把向总统提问的问题用短信发送,并在他演讲的时候发出短信演讲更新。短信邀请贴在了使馆的网站上和美国.gov,国务院的公众外交网页。非洲民众可以用法语或英语发送问题,经过筛选的一小部分收到了短信回复包括总统演讲的重点内容。这些发给总统的短信要支付常规费用。结果是短信对用户来说是一项较贵的媒体,他们接收的时候也要付钱,可能意味着使用范围受限(类似的限制对推特也适用。)。

第二生命游戏。更为不寻常的作为国务院新媒体公众外交运动内容之一的是“第二生命”手机游戏。按照游戏的参与人,头两局游戏是在中东启用的,让那里的年轻人通过“诸如美国人的价值观:忍耐、自由、尊重文化和宗教多元”而“感受美国生活的活力和多彩”。游戏将美国历史课用手机视频加以包装。从2009年初投放以来,游戏获得了大约2,000个“注册用户”,前五名用户的所在国是埃及(438),印尼(323),美国(214),黎巴嫩(131)和约旦(110)。

象“第二生命”这样的技术创新能上新闻头条,但是它们对纳税人和对国务院来说有很大的浪费风险。即使是从时间、注意力和花费上来看,也能做出一个快速的成本效益比较和分析。为了启动这一新媒体,国务院创建了一家新的技术公司,MetroStar系统,雇佣了75人来创作并维持第二生命。这一努力现在只覆盖了约2,000名游戏玩家,还有20%是美国境内的。与之对比,国务院的Facebook网页是免费的,只需要两名员工更新内容,而到10月27日已经获得了23,786名全球粉丝。

结语

美国政府、传统媒体和公众经常视“新媒体”为魔棒,能够为美国开展公众外交和向全世界发言带来革命。假以时日,它的确可能成为副国务卿McHale在她的听证会上所说的“扭转局势之举”,新媒体的确在到达以前不能覆盖和无法联络的人群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要意识到每一种媒体工具的优势、强项、限制和风险,技术必须被聪明地使用其相对有优势的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极其需要比策略和战术更高层的美国公众外交国家沟通战略。

Judith McHale在她对国会的听证会上谈到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略。比如说,推特在提供短小的,重要信息的时效部分上是卓越的,用于常规更新则让人精疲力竭,效果欠佳。美国政府,负责公众外交方面的副国务卿,必须提供给机构负责对外联络的准则和建立他们使用新媒体的混合搭配,当受众看到信息时能认出是官方的,传播方式也是聪明的,才能避免毁掉目标受众对特定媒体的吸引力。最后,政府必须意识到新媒体是脆弱的工具,以及可能造成在时间和纳税人资源上的浪费。

国会和政府应该:

* 创建全国沟通战略与负责公众外交的副国务卿衔接。政府应由国会任命到2009年12月31日提供这一战略。如果公众外交成为美国政府的有效联络工具,它将成为一个工具箱中的一部分,一个互相配合的全政府手段,和专门的方式来让发出的信息融洽和谐。这样的战略对公众外交2.0是否能达到其潜力至关重要,而不是让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以分散的,试错的方式来进行。

* 提供全政府的准则来确保新媒体的使用、及社会媒体方面保持官方标准,确保政府网站能够从仿制者中被确认和有差异性,同时不会失去特定媒体对其手中的吸引力。应当作出合理的分析让政府机构在使用社会媒体的时候不仅仅是作为发布新闻的一种新鲜手段。“web2.0”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堆差异、不同的工具的集合,必须被一个个单独评估,整体使用。

* 建立一个新的非政府的或半政府的研究机构(一个外国观点分析的公司)来追溯外国受众对美国公众媒体和战略性沟通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一个外国观点分析的公司可以分析新媒体在覆盖全世界不同的目标受众中上的有效性,这应当随着技术的普及程度、集权政府对信息流的控制和本土文化的不同而改变。

当形成战略之后,社会媒体站点对达到全世界更年轻的,热爱技术的受众将清楚地贡献出对美国公众外交的潜能。公众社交网站也能节省成本,有着相对低的固定成本。然而,什么都不能替代个人对个人的联络和美国文化的独特展示。而且,全球技术进步的不均衡意味着使用各种不同的媒体在传递美国信息方面将持续重要。然而,作为一个明确的和承载美国政府的宣传战略的一部分,公共外交2.0可以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注释:

【1】关于《史密斯·蒙特法案》,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网络上有人问“为什么在美国听不到美国之音?”答案就在于这个法案。1948年,美国通过了《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这个法案以发起议员为名,俗称《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 Mundt Act)。直至今天,美国之音的广播和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包括最新的网络内容、手机短信等仍然受这部法律的约束。

酝酿这项法案的时候,正是冷战开始时期。美国的政治领袖们认为,除了政府之间的交往,民间互动和信息交流也必须成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同时,针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器,美国也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有人警告说,美国不能像共产党国家那样,用国家资源操办宣传机器,为自己的国民洗脑。在这种背景下,《史密斯·蒙特法案》明文规定,美国政府传播给国际受众的信息,不得在美国国内传播。这部法案经过两次修订,至今有效。

在互联网时代,美国之音的节目已经上了互联网,美国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而且,美国之音的节目属于公众领域,也没有版权。

2009年1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国会议员及美国之音代表出席了一次《史密斯·蒙特法案》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究竟是放松管制,还会加强管制,各方并没有取得一致。

【2】关于“传统基金会”,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极端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该会有十一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传统基金会除了本身开宗明义,表明是美国保守派组织,其政治主张也是保守派一直以来所提倡,如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美国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传统基金会作为一个智囊组织,主要活动集中于出版、政策研究、倡议,以及培育新学人等方面。

【3】关于作者,Helle C. Dale是传统基金会司的公共外交的高级研究员,就职于道格拉斯和萨拉阿莉森中心外交政策研究,这是凯瑟琳和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分部。

【4】译文中略去了原文其他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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