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研究所：Ellen Bork在“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谈话

发言人背景介绍：
Ellen Bork是提倡新保守主义的智库组织“新美国世纪”（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副主任，她拥有非常广泛的历练并且在中国人权、民主这些题材上有着很丰富的创作。她有着各种各样的经验，她曾为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Martin Lee）工作过，担任过他的助手，作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下辖委员会亚太委员会的一个专业人士有着很广泛的亚洲体验。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谢谢。我想来谈一下布什信条（Bush Doctrine）。前面对这个话题开了点头，我将在之下的讨论中试着去更深入的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该信条能否应用到中国身上。           

我觉得我们常常看到布什信条是否被应用到某地区的一个迹象就是观察总统是否指出要摆脱过去的政策，甚至更甚的是看他是否承认在（该地区所实行的）先前的政 策上犯有错误。举例来说，在把布什信条应用到中东地区的时候，他曾对美国以前支持过阿拉伯国家的独裁政权而感到遗憾。在他最近访问亚洲的时候，他称赞了该地区的民主化浪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故事之一，他感到遗憾的对象是那些外于那样的进程（民主化）、与世界相隔离的国家。在该谈话中很明显 的表明是在直指中国领导人，他称赞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华人社会（a free and democratic Chinese society）并且他正式的向他们放话，说促进自由是最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情往往会导致一些分析家会认为, 布什信条目前正在被越来越强烈的、越来越直接的应用到中国身上。这与布什总统在2003年的时候婉拒徐文立的会见形成了一个大的对照，并且总的来说没有显示出抓住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化国家这样的实例，这是他（布什总统）信仰民主的一个例子，就好象他看重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民主进程一样。

所以我不会同意。虽然布什政府和其他行政部门以民主、人权的名义在中国做了很多好事，但我从不认为这些做法就是所谓的布什信条。我不认为布什信条在实际上得到了应用。为了支持我这样的说法，我会给出简洁的、有效的“布什信条”的定义，这样我们就能对同样的概念进行讨论了。

我认为布什信条有三个要素：第一就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进行主动的领导；第二就是促进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原则（liberal democratic principles）；第三就是（使目标国）政权改变，但我也要补充一条,政权变动并不仅仅关乎采取军事行动（以实现这个目的）还涉及到了与国外信仰民主的人士一起合作以在他们的国家建立起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尽管有这个附加说明，但它确实意味着反对独裁政权并且你会在你的政策执行中把除掉这些独裁政权 作为一项需要优先对待的事务。

尽管总统最近访问中所使用的言辞及其象征手法，尤其他在京都的讲话，我想他不会（在中国身上）应用布什信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他没 把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当成最当务之急的政策。我相信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证明我上述说法，其中一个就是布什政府在针对北韩以及其他一些目标的反恐战争中权衡中国所能给予的支持。

但我认为,在探讨他对待中国的看法时，真相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把对华政策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上。主要是，他将政治发展放在经济发展之后进行考量。那样的话，他在京都的讲话实际上是非常符合他在这个主题上所发表的其它言论的，比如2003年时他在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上反复地谈到中国最终将会获得民主，中国人民在未来唯一所期待的就是实现民主并且只有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实现之后，人们才会变得想要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奇怪的是，他竟然在他的讲话中给出了一处矛盾话语。他拒绝文化恩赐（cultural condescension）的说法，因为那种说法暗示了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在迎接民主上更有的准备但是尽管如此他却持续说道，当涉及中国的时候，取得经济发展是进行更多政治改革的某种先决条件或是第一步。

另外一个我认为布什信条没有被总统本人应用到中国的原因是当他谈到亚洲的时候以及实行民主的经济上的先决条件，他特别提及了1980年代的南韩与台湾的民 主化的例子。当然很多人的确分析说这些民主转型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而我要表明的是那些故事要（比那些分析家分析的结果）复杂得多。他们那些国家发生的情形必须放在他们各自国 家的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并且与这些国家的领袖也有相关性，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的运动，尤其与美国在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息息 相关的。

在80年代期间，华盛顿决定取消对于许多亚洲独裁者的支持。在南韩，里根非常显着的干预了挽救金大中（Kim Dae Jung）性命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尽管白宫在接待独裁者、全斗焕（Chun Do Kwan）上付出了代价。但最终全斗焕相信美国期望他能为了进行民主选举而退位。

在菲律宾，在乔治•普拉特•舒尔茨（里根时代美国国务卿）的回忆录中你就能读到里根在导致美国取消对于独裁者马克斯的支持的每个决定上的介入程度有多深。 在台湾，美国同样在支持民主、认可蒋经国真实的渴望转向自由化、支持台湾的追求民主的反对派上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事实上，我还想指出的是还有 其他力量也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国会的民主党人以及事实上连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员李洁明大使（Ambassador James Lilly），也都曾扮演过那样的关键角色。在菲律宾的转型过程中参议员卢加（Senator Lugar）当然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只是把某个事实表明的更清楚了，即民主并不是由于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所引发了的一个无可避免的进程（inevitable process）而是许多事物作用下的一个产物，美国所起的作用当然也是诱发这些国家产生民主转型的一个因素。

中国与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中美关系与美国与其他那几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一样，彼此之间并没那么亲近的关系。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已经 在许多逐渐接触中国的场合中多次证明了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已经听说了这种影响力带来了相当好的一些进展，尤其是把中国的政治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件事情上。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及政权内部的温和派都在寻求美国参与进这些事务中，而不是对美国的介入加以抵抗。

所以真的要把布什信条应用到中国去的时候应该涉及到哪些动作呢？我认为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美国不应指望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是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 上停滞不前，甚至更糟糕的是，像裴敏欣已经讲到的那样——CCP（对实行政治改革）并不具有（与我们）相同的理解或渴望进行政治改革，让CCP进行政治改革是我 们一直都在争取以让它放开思路的部分。在那方面，我就得提到Lorne所描述的那份名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了，在那份白皮书中CCP贬低了真正的 民主制度而把它形容为无政府主义的制度并且把民主解释为CCP的名义来进行统治。


我认为美国需要把他们发布的声明以及那些声明所暗示的内容更放心上一些，否则在操作上我们就会对CCP产生非常巨大的误解。我们甚至冒着增强CCP政权统治而 不是帮助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带给中国一些真正变化这样的风险。例如，在京都总统呼吁共产党认可这样一种说法，即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最符合你自身利益的。我不认 为还有什么比一个自由社会更不符合共产党自身利益的事情。

所以不要期望这个政权自身会主动的做出改革，我认为布什政府需要与中国的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及人权运动人士站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在反对其他独裁政权时所做的那 样。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以及Lorne所描述的那样，我想我们都必须承认，美国现在在这些领域里有着大量的优势条件并且像魏京生、吴弘达等人都说，美国 所给予的支持以及对他们遭受不合理对待时所发出的抗议改善了他们的境况。

我们比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做的更多，这样很好。但我们也有更大的势力和影响力去做这些事，还有证据表明，这类压力是起作用的，当不能有效的起到作用 或当我们发出混杂的信号时，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我认为，这些混杂的信号包括了诸如总统和国务卿在官方教会做礼拜，顺便要说的是尽管他们有释放信号的渴 望，但实际上完全没有释放出任何讯息来，因为我不认为这样的事件会在由CCP政府操控的出版物上发布。我认为按照那种方式走下去我们只会做到让我们自己满意（自我安慰）并且是满足国内在中国政策上的需要而不是取得一些特殊的进展。

我认为布什政府必须在对CCP政权施加压力以实现特定目标方面变得更少一些忧虑。
其实这种压力正是中国的、熟悉CCP政权运作方式的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及异议人士所寻求的之物。鲍彤、因为反对镇压天安门运动因而获罪、是坐牢人士中级别最高的干部，要求对CCP政权施加外部压力，他声称“没有国际压力，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会简简单单的就获得改善”。同样，王有才，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引用 美国对待东欧以及东欧民主化的政策，以此为证要求美国对中国推行民主施加压力。

我想人们已经忘了对中国有效的施加压力，并获得了中国让步的过往记录。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由于害怕失去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ade status）导致中国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包括释放了数百异议人士。这些事情都被记录在了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书中，其中记载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又强化了政权内部温和派的处境，那些人认为中国需要美国并且支持这样的让步以及与美国之间保持一个持续友好的关系。

不幸的是最惠国待遇待遇已经成了我们与中国进行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的一个受害者。但我认为美国有其他的政治资本可以去使用。举例来说，首脑高峰会已成为双方关系中例行性的事件，应该减少这样的例行性，并且 应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样地，政治资本可以通过与区域内的民主国家协调政策以及组织他们进入一个区域性的组织来加以创造。我想政府已开始思考这些建议并 且已开始提到了被称为民主国家太平洋社群（Pacific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之类的事情，但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有甚于此的做法。

在停止谈论之前，我还想抛出最后一个想法而不跑到离这个话题更远的内容上，我确实认为把布什信条应用到中国将需要（在对华政策上做出）强烈的改变并且很可能要舍弃掉一个中国的政策，那是一个并不基于民主理念的政策。一个中国政策对于支持台湾的民主或中国的民主是没什么基础的。台湾自身的民主化发展及其增长的与大陆相分离的认同感，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彻底检视一个中国政策我也不认为我们能够继续支持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存在下去或在中国内部推动民主化。

其余与会者在她发言之后所做的一些讨论：

卜大年（Dan Blumenthal，美国企业研究会驻会研究员，他曾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大陆、台湾事务主管）：Ellen Bork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变动的建议，那些建议需要我们最优先去做的事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在其他亚洲国家以及苏联身上所过的事，让总统能真正去与中共政权以外的集团对话，这种做法当然会冒犯中共政权，这也正是绝大多数总统不大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主要原因。假如美国采取就像Ellen Bork所提到的那种现在最重要的是以一个非常公开的方式，与CCP以外的人士开始进行对话，与那些由支持民主的人士所组成的团体进行对话，与各类非政府组织进行对话，绕过中共政权在中国推动民主的政策，中共政权对此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洛恩·克拉纳（Lorne Craner，先前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在担任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这正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我们要让总统在美国会见中国的异议人士。如果需要的话，国务卿或是其他任何人也可以与会。但他也应该与一些身在中国且要求在中国进行实质变革、并在实际上做着这类努力的人士见面，那正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我想我们对待中国的处境与当年对待苏联的处境是略有不同的。我认为这里就涉及到了以何种方式去促进该国民主化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当年苏联出现问题的部分是他们的经济。而中国的话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虚弱的经济显然不是中国的现状。但是我也认为——顺便要说的是，我不持这样一种理论，即你必须拥有一个繁荣的经济、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然后你才能得到民主。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但在中国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也的确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最需慎重处理的就是他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上的差距问题。但总统在访问中国、在美国本土的时候应该去会见那些要求在中国进行实质变革、并在实际上做着这类努力的人士，这是绝对需要的。

Lorne Craner：我认为美国总统可以让那些想在中国进行变革的人士到大使馆去和你会见。或者你可以——我们谈论的对象是异议人士，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还包括了有组织的团体，非政府组织的首脑，致力于乡村选举的有心人士，正试图鼓励那些变动的有心人士，代表特殊个体打官司的律师，你可以在大使馆中与他们共享一次晚餐。

Ying Ma：关于Ellen的另一个（绕过中国政府）直接与中国鼓吹变动的人士进行交谈，我完全支持这种说法。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念。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依赖中国政府去建构那些变动。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共产党使其尽可能的实行自由化的政策，但最终我觉得答案在中国人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花费这么大的时间、精力，去设法帮助他们克服反民主的情绪和他们的反美情绪。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从不觉得每次都需要由总统出面来会见这些人。我相信有许多其他要去中国的美国官员能够与那些人会见。我认为美国官员也可以更为频繁的会见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我去参加那些在纽约或华府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每年在争取确保一位美国官员能到场对他们在1989年时所参与的争取民主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努力说上一些肯定、鼓励的话上变得越来越难了。

让总统与在中国的每个异议人士会见可能有一些后勤问题，但显然有着其他你可以做的事去展示你对那些人士的支持并去发现他们正在思考的都是些什么问题以及他们又拥有哪些解决之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Lorne Craner在“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内容

洛恩•克拉纳（Lorne Craner，2001-2004年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在担任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

译者twitter：Freeman777

Lorne Craner：我实际上要更为乐观一些，即便我的发言听起来有点悲观。我不认为将要花费35年的时间中国才会在政治领域上出现大的变动。不过我确实想要谢谢你们给了我与你们一道同台发言的机会。这是巨大的荣耀。我想你们中的某些人已经知道我在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上有着很长期的关注。25年以前当我还有很多头发的时候，我在台湾住了一个夏天。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就进入到了南中国，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20世纪90年代在我第一次担任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的时候，我在这个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我后来到国务院服务的时候，当然也在这个同样的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我确实想谈论一些以民主与人权为议题的事务，它们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是如何被处理的，并且接着会谈论我所认为的我们在接下去数年中在这些议题上所会遭遇到的情形。

当我2001年中期到国务院履职时，美国过去十年中在对华政策上很明显的一个作为是，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衡量中国的人权是否改善有着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看从监狱中释放出了多少异议人士。那种情形的确是真的，衡量中国人权状况是否改善的标准就是由底特律市西北航空公司的747飞机（经美国政府施压，获释以后的中国异议人士都会遭中国政府流放）载出了多少中国异议人士来决定的。

我会告诉你我在国务院期间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在我的办公室与阿旺群培

(Ngawang Choephel)、徐文立等人会见的时候，知道了美国已经确切的影响到了那些勇敢人士的生活。正如我的老朋友康原John Cameron）说的那样，你无法在没有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获得人权。

然而我还认识到当我们把那些（比较有知名度、影响力的）政治异议人士弄出监狱的时候，仍然至少有6000名以上的政治犯在中国的监狱中受着煎熬，那还是我们都知道名字的政治犯。你们一些人已经听到我说起过的那个比率——我被告知2002年是我们迄今在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异议人士上做得最为成功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让10名异议人士获得了释放。但还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仍有6000多名的异议人士被关在监狱里，假如没有人再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关进监狱的话，以2002年我们获得异议人士的速度来计算的话，需要600年才能把那6000人弄出监狱。那比裴敏欣所提到的（CCP的寿命还剩）35年要长久很多。

所以当我们继续致力于在诸如热比娅•卡德尔（Rebiya Kadeer），我们采纳了布什总统推动民主的理念——布什信条（Bush Doctrine），这是在布什总统这一任期以来一直被称作的名称——并且把它在中国付诸了实施。我确实认为在911以后，在中东地区我们在民主以及人权上做出了政策转变。这些政策转变体现在了在中国推动民主与人权的手段中，当却得到了比他们原本应获得的更为低的注意，但我认为它们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为了在中国推动民主，为了确保异议人士能够有一天留在中国并且让他们可以成为记者或政治家，为了帮助这样的进程早日到来，我们就开始制定了一个中期以及长期的战略。

中期战略是围绕利用始于《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的、已经诞生六十多年的人权的全球标准。我们开始与诸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on Human Rights）这样的多边机构以及诸如酷刑报告员（rapporteur on torture）的各种报告员机制，并且强烈倡议他们在人权事务上中国接触。

这些机制在中国有潜力导致人权状况不仅在个体的政治异议人士身上得到改变还能在整体人群中得到改变。这些机制的存在显示了人权不只是，就像经常被引用的那样，是一个美国才关注的问题，而在事实上是所有国家都要遵循的一个全球标准。既然如此,则我们坚信，要使得联合国做出的批评所针对的对象更难去忽略个别国家，使得这样的批评为被批评国更为容易的去接受。

第三方面，亦即我们所制定的长期努力，是要围绕着中国国内的各类行动，那些行动是由类似于国际共和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样作为的团体所做出的，通过农村的选举，城市地区的司法改革，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使诸如中国人大（NPC）和省级立法机构这样的既存建制变得更具代表性来帮助改善中国在政治上的民主。正如Ying Ma前面说道的那样，当我在2001年进入政府的时候（用于这些事务的开支）大约有200万美圆，主要是来自高宝玲（Louisa Coan Greve）所在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大约有200万美圆在私营部门中进行这样的工作。在2002年，我们第一次开始为在中国进行的这些工作募集款项，开始时募集到了400万美圆。到我2004年离开政府为止，我们募款到的金额已经上升到了1600万美圆并且我认为在明年将会达到2000万美圆。

就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任务而言，我们知道如果能够与其他国家密切关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我们的努力成果是可以被扩大的，尤其是，试图找出一个在这些议题上的共同议程来。从2001年开始，通过所谓的伯恩程序(Bern Process) 来进行协调，使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所有国家得以聚集起来进行信息交流并团结到比一般想象的程度高出很多的更大的团结程度上。再次要讲的是，如果美国是要推动中国的变动，如果伦敦当局、哥本哈根当局、奥斯陆当局、阿姆斯特丹当局、堪培拉当局也要求中国作出变动的话，那么这种变动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加剧。

我的确同意能够记录下来的达到了明显成功效果的这些措施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地看一下我定义为中、长期的那些战略的效果，毫无疑问的是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动并且我认为会最终证明（这些战略）是有其成果的。

短期之内的战略是希望中国政府释放政治异议人士，除了少数重要（获释案例）以外, 譬如：热比娅•卡德尔（Rebiya Kadeer）和王有才，我们过去几年中并没有看到许多政治异议人士被释放的消息。这样说，当然是意味着没有2002年释放的那么多。虽然如此,我知道我在国务院的继任者巴里•勒文克朗(Barry Lowenkron)随着我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 Jr.）一道，继续致力于具体案件的解决。话虽如此,我们不能完全用释放异议人士这一个衡量标准来确定我们的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否，我认为那将是一个忽视了（解决问题的）途径（avenue）的错误。

首先，无论它们位于这个世界的什么位置，那些致力于让任何国家变得更民主的人士理应去知道，那就是当狱警正在殴打他们（被关在监狱中的异议人士），并告诉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正被关在监狱里或谁也不会去关心他们——信奉民主的人士理应知道有些人、有些地方正在想办法把他们弄出监狱。此外，我相信中国的第一位民主化的总统是目前生活在中国的人士，基于过去在其他国家的经验，那位领袖很可能是今日仍被关在监狱里的异议人士。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这方面的努力。

在中期战略所关注的议题上，许多联合国的调查员自2003年以来已经为中国政府所承认。最近、最引人瞩目的访问是联合国酷刑问题调查员（UN Rapporteur on Torture）完成的一次（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调查并且发布了一份非常诚实的报告。问题现在是，如何去对待这样的报告。例如前任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范博文（Theo van Boven）对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的人权状况做过一次相当坦率的评估，但报告中所发现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引起乌兹别克斯坦当局的重视，他们根本就没有针对那些问题做出一些纠正的行为来。然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意味着它不想要参与到文明化的世界（civilized world.）中去。为了使其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不可能做出那样一种决定来。因为中国寻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事务参与者从而得到他国的认可，让美国、欧洲以及联合国三方联合给中国领导层施压让他们结束那些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报告中发现的弊端，这样的机会是存在的。

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第三个方面是致力于推动与扩大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这一长期战略的层面。记住这些结构性改革是中国人发明的产物，而不是西方进口之物是重要的。他们通常所追求的结构性改革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确定的说，他们的确是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些改革的结果没人会期待在中国产生革命性的变动，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看见这一场景的发生。

但是我认为这些努力在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真正的、有意义的变动。让我提三点征兆给大家听吧！

第一，毋庸置疑的是在许多这样的事务上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善——那些事务都是民主化发展的基石。最为显著的就是公民社会这个例子。在不久之前的2001 年，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真正的非政府组织（NGO）。而在今天，大约有100，000个登记在册的非政府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实际正在运作的该类组织数量比这个登记在册的数字还要来得高。

非正式的取消了国家对社会生活很多领域的介入已经为公民参与活动（citizen participation.）创造出了新的机遇。中国人民正在寻找方式以组织他们自己的机构去回应社会需要，去表达怜悯与关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政策制定的程序。这个事务本身就是一项非常显著的发展并且这是一个在过去一些年里根本无法看到的事情。它所显示的作用是给予了中国公民——像地球其他公民一样的公民以机会，带着做出变动的愿望，将涉入到公民生活（civic life）中去。

我们也在乡村选举中看到了有限的实质性的改善，大部分这样的选举尽管是非法的，实验性质的乡村选举，无论你怎么称呼他们。尽管政府举办这些选举的目标是想控制腐败，保证社会秩序，而不是想要去发动民主化，这些年来许多地区的乡村选举已经发展成了真正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村民已经在诸如竞选（campaigning）以及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这些选举手段上获得了经验，并已证实让他们充分参与到民主程序（democratic process）中去，他们是能胜任的。

在一些农村公民认为他们没有受到地方领导人公正对待的情形中，他们毫不犹豫的把他们选下了台。尽管中国政府继续声称农村地区没有为实行民主做好准备，因为大量农村人口没有接受过教育。在这种选举开展后的十七年时间里，农民事实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民主意识（democratic consciousness）。确实，当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时，会有这样一种情形出现，即中国农民是最理解民主的一些基本信条的人士。

与过去十年相比较，在城市地区有了更多司法救济的途径。中国律师的数量以及在民事法庭提出诉讼的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城市居民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系统去保护他们的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权利，如果不与政治相关的话，甚至会起诉政府。简而言之，他们正在发展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意识（rights-based consciousness）。这一切表明法律行动的效率已经上升并且对司法系统的信心也越来越高。

第二个征兆是这些结构性变动正在产生的结果听起来是吊诡的（paradoxical）并且甚至可能听起来是残酷的，但它与农村、城市所兴起的我刚才所描述过的对于责任制、民主以及个体权利的期待是相关的。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压制性的社会里，当更多压制手段被用来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有变动发生。

对于这些改善的效果最好的证据是中国政府的反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改革在某一个领域里进行得太快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尝试着想要跨越省际界线形成了一个组织网络或律师们挑战中央权威或一家报纸在他的报道中涉入了太多他被禁止涉入的内容时——改善现状的动作就通常会被暴力的手段给阻碍住。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各类组织（包括公司、行业、社团等）不断增长的压制。不仅是压制个体异议人士还是对结构性改革的压制，譬如：关闭非政府组织，关闭报纸并开除他们的编辑人员，殴打曝光选举舞弊的非暴力活动人士或监禁为异议人士辩护的律师。始于2003年，北京当局清楚的决定，认为始于90年代初期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进行的太过快速了。他们害怕你们（其他发言人）一直都在谈论到的再次发生混乱的情形，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变形成了一种短视的、对稳定和秩序近乎痴迷的偏执状态并且对于任何他们认为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事情表现出越来越低的容忍。

结构性改革效果的问题以及第三个征兆，中国公民已经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尝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就像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他们也很喜欢自由。他们如此的喜欢它以至于想要的更多并且他们正在做着争取那些目标的努力，即使北京当局试图压制这样努力。十年前，甚至三年前，人们从没听说，乡村居民联合到一起来抗议中国的威权统治者（authoritarians）。但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村民们注意到了反应灵敏，经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与未经选举的、威权主义的村镇、省级和全国政府的差别。中国政府也许是擅长于群体控制的政府，但它却无法阻止这类示威事件的急剧性扩张。

任何去过中国农村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十年前的村民（作者在发言中使用到的是”citizens”一词，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我会选择不同语境，以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来翻译这个字眼）甚至从未思量过选举一个全国性政府的可能性，现在则会问为什么那样的举动是不被允许发生的。因为他们很难阅读到（能报道出新闻真相的）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这种情况即使到今天仍是如此，相比较选举造假事件或没有代表授权的征税或腐败、胡乱开发这些事件的报道，人们更可能阅读不到的是关于一个村子中发生的暴乱事件的报道，

相似的情形发生于90年代中期，城市的居民被告知要开始用司法系统去纠正违法行为，于是他们信以为真了。他们已经推动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且他们已经开始在法庭上辩护那些被指控为政治罪行的案件，即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要面对来自官方的骚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会向政府发问，为什么贫穷的乡村地区的农村居民们获得了直接的民主选举，而他们这些城市里的居民却仍被认为素质没有高到可以实行直接选举呢。

其实，我觉得北京当局在这一点上面临两种选择。可以尝试以及阻碍诸如这样的变动并且继续要面对创记录的农民暴动，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有74，000起。或他们可以扩大改革去

设法满足人民要求更多自由的需求。到目前为止所显现的证据是他们将会试图去阻碍这些改革。十月份所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再次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公民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民是不同的，他们的能力较差，教育程度比马里或蒙古这两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还要来得低，马里或蒙古可是公认的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哦，这说明了你不必拥有一个中产阶级就可以推动民主。

只有通过扩展自由——例如，通过把司法改革从城市地区扩展到农村地区，对农民开始实施真正的、先前对他们不公的司法救济并且通过在城市地区复制已在乡村地区实施的政治改革，因此之故，城市居民就拥有了真正的政治自由以及真正的政治代表——只有通过扩展这些自由才能使中国拥有避免我们最近已经看到的各式各样动乱的希望。

话虽如此，我认为布什政府已经到位的提出了一项好的政策——短期之内致力于异议人士的释放，在中期的时候通过多边机制，而在长期的时候则是推动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结构性变动——我并不意味着做出这样的暗示，即除此之外更多的事情就无法去做了。让我给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

第一，任何政府总是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当我还在政府服务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当我离开政府部门，担任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的今天仍然是这种情况。首先，我认为，总统可以在对这个问题上做得更好。他在2002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期间发表了一次杰出的演讲，他公开得高调指出了他对于在中国改善人权的个人兴趣。就像我们在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所看到的那样，没有任何替代物能替代总统对于自由的言论，因为外国领导人必须要加以回应。

总统在最近一次访问中国的表现无法与更早前的那次访问相媲美。我有幸在2002年时旁听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议并且据我所知在他多数近期的访问中,他也同样强烈的在私人会见时提到了如上的那些观点。但我觉得他被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所误导了，（那些中国通）认为他在北京的时候不应该公开地强调人权或民主。这对总统（想要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计划）来说是不利的。

第二个方面需要更高度去关注的是在人权和民主事务上与盟国进行协调。我先前提到了

伯恩程序(Bern Process)。在我们于2001年开始这个程序之前，我们的议程确实与他们之前做的在共同点上是更多的。如果这个观念，而不是细枝末节而只是这个观念在副部长级或国务卿自己出面的层面上被推动的话。这个程序可能被执行得更为严格并且在与北京打交道的时候要来得更为有效。

如果我们更加紧密地与盟国加以协调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奥运会即将来临的时候施加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压力。可以施压给各种改革，以确保北京当局在对赛事进行报道的记者群到来之前看起来达到最好的水平。

我也知道有很多在中国运作的公司想要在劳工标准以及支持公民社会发展上做出更多努力。我离开国务院的时候，我所在的人权以及劳工事务局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着手展开并且这些努力应该得到支持。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直在寻找好政府的供应面（supply side），诸如村民选举、法治、法院工作、立法机构等等，审查在这些方面中国是否可能接受美国援助。我们还应该寻找需求面，就是要找到那些要求拥有更好政府的公民们。

我要把大战略（grand strategy）留给我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老同事们。我乐见于看到当局承诺进行的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起一个更为紧密的关系。我也同样乐见于看到总统成为首位访问蒙古的美国元首。美国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受到欢迎部分原因在于北京在处理与一些邻国的关系上已经过早的表现出来好战的势头，尤其是与日本。

我所遇到的来自该地区的人士正在把他们的忧虑转移至对一个更强有力的威权主义中国的本质的担忧上。在这处背景里，我会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昨天日本的外交部长甚至公开呼吁中国加强政治公开度。我还希望大家注意一篇文章，我想它是发布在今天的华盛顿邮报上的，是关于亚洲首脑会议的，这意味着中国要把美国排除在该会议之外，而事实上，正是他们自己正在被其他国家排除在该会议之外。

这使我想到了最后一点要说的事情。中国做出反应的一个要素是他一直在尝试的，我已经提到过的、由布什当局所激励的更多、更大的政治开放，以及压制由政治改革所引发的高度期望。

第二个要素是与2003年左右所突出的外交政策相关。中国越来越发现最与其相似的国家都是地球上最具压制性的政权。中国总是可以交到像伊朗和苏丹这样的朋友，但我们正越来越看到中国为那些较不具有深远重要性的，诸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卡里莫夫（President Karimov of Uzbekistan）或缅甸的梭温（Burma’s Soe Win）或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Zimbabwe’s Robert Mugabe.）这样的外国领导人铺设红地毯、与他们把酒言欢。

正如其试图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售卖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中国今日正试图出口“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那就是：你可以在没有政治变迁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发展。可以忽略对卡里莫夫总统或穆加贝总统的注意，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并且最后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有什么充分理由去乌兹别克斯坦或者缅甸 或者津巴布韦进行投资。

我们应该没有担心过，就像你今天提到的这个问题,中国模式会压倒“自由在全球范围内的稳定发展”（“global march of freedom”）。北京当局为取得持久性朋友所做的这些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像穆加贝这样的独裁者将不会持久。美国在冷战的三分之二的时间中，从与独裁者共舞的经历中学习到了，在这些国家产生变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当民主来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人民会记得是谁在帮助、支持他们的目标、事业，是谁站在统治者一边。北京当局与卡里莫夫总统、穆加贝总统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姻亲关系，但如果只是为了中国自己的长远战略利益，中国的统治者就应停止推销北京共识，并提出更具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结交更高级别的友邦。那就是我们国家在 20世纪70年代所学到的教训并且布什总统已经在911事件后的中东地区一直所应用的战略，现在轮到中国了。谢谢。

美国企业研究所：马颖在“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谈话内容

发言人介绍： Ying Ma（马颖）女士，是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裔学者，父母都是广州人，她十岁的时候就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所以她接受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都是在美国进行的。她在1997年的时候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的政府系的学士学位（B.A., government, Cornell University, Magna Cum Laude, 1997），在2005年的时候获得了斯坦佛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J.D., Stanford Law School, 2005）。她在1997-1999年的时候，担任过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助理的职务，在1998年美国宗教领袖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担任协调员一职，在1999-2000年的时候担任香港博雅公共关系有 限公司（Burson-Marsteller）高级助理的职务，在2001-2002的时候，担任美国国会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ongression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研究分析员的职务，目前Ying Ma女士是美国企业研究所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 的研究员，主要负责“中国民主化”项目。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Ying Ma：谢谢卜大年对我的介绍。很荣幸能来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美国企业研究所将要围绕着中国民主化这个议题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这让我非常之兴奋并且我要感谢卜大年那杰出的智识领导才华，是他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系列研讨会加入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研究计画里。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著名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在关于中国事务的辩论上经常会听到名字。尽管如此，他最近说过的一 些话却很适用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托马斯•索维尔，这个杰出的黑人保守派，最近在福克斯新闻频道说过（美国的）自由派（liberals）是政府以及各类制度的忠实信徒（big believers of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因此在自由主义的范式（liberal paradigm）中，认为这一部分理念对于给黑人美国人带来进步是至关重要的（crucial）。保守派，正好与之相反，认为人是有着深深的缺陷的 （deeply flawed）。对像索维尔这样的人来讲，即使在他们从奴役和隔离中解放之后，政府以及各类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仍不足以解决黑人美国人的问题。

在讨论“如何把自由带给其他一群人”的时候，去思考“自由是如何被带给其他人的”这一问题永远是无害处的。根据索维尔对于黑人问题的评论，人们可能认为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企图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的做法是保守主义的路数，可我要说的是那只是看起来像而已，实际上可能保守主义的成分还不充分。华盛顿当局为了让中国产生变动，带着CCP会自我克制或认为变动将从中国社会中独立地涌现出来这样的愿望把心思主要都集中在了推广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手段（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上了。然而，不太为人重视的是，（华盛顿当局这种做法）已经给了中国人这样的倾向。

最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当局一再标榜市场力量以及西方影响的作用,想要以之作为一种手段把民主传递到中国。当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时，克林顿总统对于（在中国进行）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变革寄予厚望。他宣布，我们将发动的力量是任何极权主义政权都无法操控的。自那时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以 疯狂的速度扩张，以每年介于8%至9%之间的速度取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CCP政府，使我们备感屈辱的是，却在与此同时已经成功的做到了镇压政治异议，保持垄断权力。

在多种渠道上促进自由贸易以及经济发展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理念，尽管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使中国出现了推动企业化和经济自由的势头，但国家强制以及残酷的暴力已经打退了极度偏离赚钱活动的政治性组织和活动。

大约在同一时间，克林顿赞扬自由贸易的潜力, 华盛顿当局也发现了推动法治和司法制度以之作为一种在中国促进民主化的力量。1997年10月，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华盛顿的期间，他与克林顿总统同 意中美将合作改善司法培训、司法教育、对贫困人口实行司法援助、改善行政法和商法这些首次出现的双边项目。中美法律合作局面的到来使许多人为之振奋。例如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玛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1998年宣布对美国对华政策做出最终检验的是，美国利用其影响力,推动一个更为法治的制度,以抑制中国的国家权力并且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样的政策执行的有多么好。

2001年以来，国会已多次拨款支持与中国的法治相关的这些项目。然而中国政府，承诺司法改革只是为了使其与经济发展相配套，而不是为了促进政治改革。

试举一例来说明法治在中国还远没有到来，《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版于12月8日的时候指出，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China’s state security office）经常使用不明暴徒去肢体攻击争取人权和法律权利的活动人士。西方社会所理解的法治是要提供基本保障以对抗政府权力的变化无常，但对于CCP 政府来说，它所关注的司法发展是要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变得更为有效。法律，就像政治权力一样，仍然是在CCP的控制之下。

华盛顿当局啧啧称道的推动民主化力量的另一种手段是互联网。在1998年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已积极地感叹，声称互联网将是中国民主的先声。因特网会提供大量的未经审 查的信息以及理念从而帮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诚然，中国所出现的互联网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值得人高兴、感叹的。中国的上网人数已从1997年10月的 微不足道的620，000人膨胀到了2005年6月的大约1亿3百万人。

但是这个民主的先声也已经屈服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了。北京当局系统性的审查与民主相关的网上内容、逮捕网路异议人士并且互联网公司还在中国进行自我检查。讽刺的是，这个（旨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工具应该是要给中国人民带来自由的甜蜜拥抱但却已经让他们被CCP给所牢牢把握住了。

回顾以往，每次华盛顿当局以热情而不切实际的想法为前提,这种想法认为市场力量或西方制度将把民主传递到中国，CCP的制度已经显示了他们拥有保有权力的能力。通过指出市场力量或西方制度的不足，我绝不是在说,他们是 不值得追求的因为他们的确是值得去做的事，无论做这些事是否会带来民主。但所有的希望和责任不应放在制度和手段的变动上，特别是当中国民主化的未来出现与 否越来越依赖于其国家是否有进行自由化的意愿。


回到托马斯•索维尔最近所发表的提醒上，即人们必须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其个人责任。作为一个终身倡导公民权利的人士，他当然不是在说，美国政府摆脱吉姆•克罗种族隔离制度（Jim Crow）或执行反歧视法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他是说，仅靠政府或制度去解决美国的黑人问题（这些问题有贫困、无家可归、学术平庸），这是不够的。黑人仍必须承担个人责任，取得和保有一份工作、在学校学习、远离毒品、步出监狱。

同样,或许应该要去从一个更为保守主义的心态去想一想中国的民主化变动的问题。在这个人类有着深深缺陷的世界上，中国民主化的失败是不足为奇的，只不过人性的缺陷显现在了中国人民身上而已。

中国人民越来越表现出极度的厌烦民主。他们的政府已经教导他们去憧憬一个伟大的中国，那样的一个中国是既富且强的但却不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很多人，特别是城市的精英，都充满热切的接受了这种“强大中国”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中，美国这个最积极地推动中国民主的国家，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根据美国和中国的有关组织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美国持有负面观感。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要对散播反美、反民主的情绪负有主要责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盲目地相信北京当局所呼吁的“全体中国人应追求一个伟大的中国”这样的说法。我们看到的倾向是，只有一小群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可能被恐怖势力击碎膝盖骨的危险去鼓噪民主，公众对于民主的冷漠或怀疑使得在中国进行一个可持久的民主运动变得更加的困难。

庆幸的是，只因为人是有着深深 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深厚的维护自我利益的欲望。就像伊拉克、阿富汗和乌克兰所发生的选举那样，人在给予他们机会的时候将会选择自由而不是暴政。虽然 很多新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士似乎厌烦民主，但许多其他人继续鼓动变化，譬如记者报道出贪污行为、艾滋病活动人士揭发国家欺诈以及无能，赤脚律师为没有诉诸 贿赂手段的工人进行辩护。最终中国民主化的关键可能寄托在这些人士以及其他的普通中国人的身上。

在思考民主上，我想我们最好不要抛弃一个保守主义的看法，即：使得华盛顿当局感到振奋的能够用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切制度和手段可能还是不够的。中国政府本身拒绝民主化，这似乎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出现的情形，中国人民将由于看到了过去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的作为，不再只是追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要追求自由与尊严，并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而承担起（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责任。

所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将要围绕着中国民主化这个议题举办一系列研讨会上，我们计划审视包括贸易和工会、法治、民间团体、 媒体和互联网在内的自由化的制度以及工具的作用。此外,我们将采取更直接的观察，看看中国人民自身把民主看成了什么、审视其反美、反民主的情绪，此外还要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相当于1989年民主运动的事件仍没有出现，甚至连与此相似的事件也都没发生。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对这些疑问加以探索，期盼通过这样的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把民主的实情告诉他们，即便他们的脑袋中满是CCP塞给他们的幻觉但仍不乏微弱的希望和渴求。

美国企业研究所：裴敏欣在“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谈话内容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裴敏欣：谢谢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邀请我与这些非常出色的同侪们一起来参加这次讨论。我认为经济发展是否会产生真正的民主仍是个有待检验的议题。作为一个先前曾身为学界中人、阅读了绝大多数关于此议题文本的人士，我仍然认为关于这个议题的辩论仍没有最终的结论。我自己刚完成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在短期之内对民主的发展是不利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各种错误的动机让统治精英不实施民主。但我却相当肯定的认为经济发展从长远来讲对实施民主是有利的。当然你要是问，这样的“长期”有多长的话? 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被一些短期问题所纠缠。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似乎在今天仍很有韧性（resilient）？

就像卜大年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形是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在1989年发生的中国Heavenly Peace Gate运动之后，当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地区瓦解之后，中国共产党不被认为其统治地位能再维持十五年。但15年后，当你看看中国共产党实际所为，它或许做得比其自身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来得出色。所以在这里我们面临着这一非常重要的政治上困惑，这同时也是一个智识上的困惑（intellectual puzzle）。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出一些标准来衡量何谓“韧性”，这样的“韧性”又意味着什么？

我提出三项参照标准（Benchmarks）。

第一项是你在观察一个政权的时候，先试看看掌握政权的精英是否真的是有相当的凝聚力（cohesive.）？如果你使用该参照标准,，当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至少可以说是处在一流的水准上，统治精英内部是相当统一的。尽管有个别的分歧,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有着政策上的分歧,最终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统一的领导层。

第二项是你要观察中国是否产生了有组织的反对集团?一个政府控制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能力有多强，以维持对于媒体的控制并且解决社会的不稳定? 在这方面还是要给中共相当高的分数。尽管社会有变迁、技术有变化，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在大多数方面都保持着非常有效地控制——要知道,那些方面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着显著的政治上的意义。

最后一个测量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和遏制危机的能力。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中共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出顶级的（top-level）解决危机、预防危机的能力，但它仍在处理外部和内部危机时，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能力。我在这里要提几个例子：1999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从1999年至最近的台海危机；EP-3事件；内部危机则有——法轮功运动，SARS，大批国有企业的在1990年代后期的破产。所有这些挑战并非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政治上都是非常棘手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克服这些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会表现的如此之顽强。我在这里提出我自己的解释，但我觉得你得去观察我要在更大的脉络中提到这些见解。我觉有些大的基础因素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6年的时间中是有利的。

第一是经济增长一直十分强劲。对于这个发生在中国的发展故事，在增长比例到底是多少的看法上，有着很多种看法，我是认为增长比例应该是6%，而不是7%、8%、9%。

第二，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16年时间里有着大量问题存在，但大体而言，在这十多年时间中中国有着非常良好的国际环境。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减少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能对民主化改革起到作用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

一般的研究者只考虑到了以上这些大的基础因素,但还有一个方面,却在我们的研究中被广为忽略掉了。我们常常忘记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正在学习（接受新事物、接受新挑战）的组织。我个人最近对进化论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很感兴趣。如果你懂得人类是如何适应环境以及应对挑战的，你就可以获得一种观念，即组织、政权在面对挑战时所会采取的调适性做法（adapt）。如果你使用调适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你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适应了由快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的经济的挑战。适应能力其实是躲在其“韧性表现”背后的。我将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适应性。

第一个就是追求一种有效的战略联盟的做法已经为它所采纳了。它已经与中国国内三个关键的集团结成了联盟。

第一个关键集团是知识阶层。只要看看在今天与80年代两者之间的分歧，你就会发现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至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与知识阶层（包括大学生）对峙的情况有很多，并最终在1989年的时候集中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过去16年中，情况已完全得到了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计策，使其能够把知识阶层吸收进了一个统治联盟之中。

第二个关键的集团是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集团上面我们这些外部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曾对其投掷了很多的希望。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一个受到中国共产党歧视的群体，是非常让共产党感到担心的。但在90年代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改变。共产党最终决定，认为这是一个你最好主动对其友好的社会群体，因为他们控制了资产，他们控制着就业机会的创造与否。你会想把他们吸收进来而非把他们排除在外。

所以在90年代末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非常有系统的给予其除社会承认之外、还给予其政治承认的计划。中国共产党在2001年的时候公开宣布将把他们吸收进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做法。

第三个关键集团我把其称为持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经济改革者（technocratic economic reformers）。没有这一集团，很难想象中国能够继续进行经济改革。我相信在1989年之后，尽管政治上的自由派被淘汰出了最高领导层、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改革，获取了影响力。持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改革者与保守派之间结成了联盟。双方相信，他们可以利用对方来提高实施其自身方案的可能性。我觉得到了今天，这种联盟关系仍在维持。所以只要你具有这个相当牢固的精英联盟，这就能够解释统治集团内部保持凝聚力的原因在哪里了。其次是政府一直都在非常有效的应付来自技术的、来自社会的挑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动乱已经在近十年或十五年中不断的在上升。如果你衡量骚乱事件的数量，我想规模是扩大了十倍，但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政府已经能够给防暴警察投入大量的资源了——训练他们,让他们有良好的装备。

所以结果是，官方在处理骚乱问题上具有非常专业的流程。当然有些时候处理得的确不是很妥当，就像上周发生在广东的处理骚乱的做法（政府向抗议民众开火）。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政府即使不得不使用武力，使用的也不是致命性的武器。它会使用橡皮棍棒、催泪瓦斯之类的武器。

我碰到过一篇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文中列举了六项遏制社会动乱事件的措施。看过文章你就会认为这个家伙肯定在控制群体性事件上受到了很好的培训。文中提到了要搜集情报、监测、交通控制、录音、录象，要在凌晨四点的时候行动，因为在那个时刻只有很少的暴乱发生并且民众在那个时刻通常都疲劳。

我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CCP对互联网的控制。今天在中国互联网仍然是最活跃的、动态媒体。但政府已有效地瓦解了互联网在政治上所能起到的作用。

混杂着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严格控制,有效压制的机制，而且与此同时政府不时的在调整其政策。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农村税。在90年代中期至后期这段时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一波反税收的暴动。那种活动对中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所以近两年来，他们取消了农村税。因此反税收暴动已不再是引发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源头了。

最后，我觉得政府在利用民众情绪上是非常成功的，就像马颖前面说的那样，因为在中国只有很少人愿意看到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并且很少有人愿意看到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任何的挫折。所以在中国盛行的迷思是，一旦你实行民主化，你将会返回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局势，并且民主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在实施民主化的反面例子上，经常被（中国政府）所引用的是俄罗斯的例子以及某些程度上的印度的例子，尽管印度今日增长的非常迅速。

我认为中国公众的心理今天仍然为这样的迷思所主宰。在关于这个议题上（民主化是否对中国更有利的）感性认识占据着一个支配地位，我认为中国的支持民主的势力在说服人民、告诉他们必须做些改变的时候将会遭遇到一段困难时期。

它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要回过头看看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有着深刻的社会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西方国家面临了一个基本困境。那就是你如何去对待中国，因为如果你想与中国接触，你将会失去一定的立场，但是如果你想对中国强硬的话，你就给了中国政府以完美的借口。人们将会以怀疑、恐惧和怨恨的态度从那个角度来看待你对中国的所为。

所以当你想要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这真的是最棘手的事情。你想要在中国创造出对实行民主有利的内部压力,但又不造成对实行民主有害的抵消性的压力。

但是共产党这种“顽强表现”会继续持续下去吗? 我个人认为不会，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去处理。我最近为《外交政策》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预言，从现在起的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将不再是中国的执政党。当然35年是一个很长期的时间。

我基本上观察到了都市化的趋势线（trend line）。当中国80%都是城市，要去控制中国社会将会变得很难。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观察的事态。而且我们不能排除经济震荡这种可能性。以及这个由知识阶层、民营企业家、持技术治国论的精英所组成的统治联盟——他们是否会继续结合在一起？这是另一个未知因素，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也可以说是另一种风险因素，因为那将使中国的经济成长面临失控、脱轨的情势。

我最后想要说的是，不要对民主的实行放弃努力。我对在全国范围里（实行民主），是十分悲观的。但中国是个大国，在某些地区，实行民主的条件也许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地方上的精英更愿意去尝试。所以我认为这种民主制度的地方实验趋势，我们必须密切加以观察。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现代威权主义

原文： WSJ China's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译文：华尔街日报：中国的现代威权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保住权力而不是要去实行自由化

撰文：PERRY LINK and JOSHUA KURLANTZICK

发表时间：2009年5月25日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随着对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支持民主的抗议人士进行镇压，中共似乎在道德上破产了。（在那个时间点）普通中国人惨痛地抱怨着保留给党的精英的贪污以及特权，很少人相信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口号，因为与此同时官员们正在实行着残酷的资本主义。军队也一样，已经失去了颜面：天安门屠杀显示了“人民的军队”是可以向着人民开火的。城市经济则似乎被锁定在一个低效率和腐败的老套的工作单位制度的铁框架内。海内外没有人把这个国家的威权主义制度看作是一个可以效法的制度。

20年后，共产党通过提供惊人的经济增长以及孕育了一个复苏的、具有潜在危险的——汉族民族主义建立起了新的流行。中国在物质层面的成就，大家都看得到的闪烁的城市摩天大楼以及大量的（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这也意味着政府的最优先选择是经济增长。中国社会中社会经济的越来越多样化则表明这个政权试图自由化并且可能在某一天中会开放其政治体制。

以上这些都是危险的误解。党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它过去一直做的那样，即：保持绝对的政治权力。经济增长并没有引发民主化变革，因为一党统治依然。通过对它的体制进行一番精心的调适——包括利用市场保持政治控制——中国共产党已经现代化了它的威权主义以适应这个时代。

中共已经利用了一套精心的战略以维 持其对人民的控制。虽然经济一直在增长，大部分财富却掌握在由商界领袖组成的精英阶层手中，其中的许多人都乐于接受威权主义统治以换取致富的机会。远未形 成一个可能挑战其权威的中产阶级，这些团体现在有理由去加入他们的统治者以镇压人民中的“不稳定”情形。与此同时，党还故意引发和塑造中国民族主义，在中国国内现在有许多人都对政府的威权主义发展模式感到自豪，特别是在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模式步履蹒跚的时候，。

尽管有着西装革履、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党在可以追溯至毛泽东时代的诱导民众服从方面还是保持了一个重要工具，一种被称为“思想工作”（"thoughtwork"）的 法宝。今日与过去相比的话这种意识形态的执行显得更为巧妙，但它仍是非常有效的。这些都是秘密完成的，例如，通过秘密的电话打给报纸编辑，而不是（赤裸裸 的把要禁止的内容）刊登在报纸横版头条上。这是有针对性的：鉴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是旨在改变社会，甚至改变人的本性，今天思想工作的重点聚焦在对党统治至 关紧要的政治议题上，其他方面的事情则会对它们放行。

思想工作的作用是无远弗届的。党的活动包括了彻底的审查，但是思想工作的其余大部分内容则牵涉到积极扶植政府在中国社会的媒体上、商界人士以及其他意见领袖中所钟意的主张上。思想工作的这种坚定而自信的一面在近些年来已变得特别重要，但是许多中国人仍心怀怨恨地抱怨政府对于经济，环境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管理。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容易发现人民对于腐败、征地、工人受到的剥削，贫富差距以及流氓般镇压的愤怒。

但是思想工作遭遇到了以下两种方式的埋怨。首先，党鼓励中央领导仍然是干净的，所有问题是由于腐败或不了解 状况的地方官员这样一种信条。第二，党只不过是在分散其公民的注意力。例如，（公民们）要求洁净的空气，（党的）回答则是52枚奥运金牌以及大规模的宣传 奥运会。（因为强制拆迁而）流离失所的屋主被鼓励去担心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举动 。

党的干扰以及分散注意力的调适性方法已经帮助其在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期间继续维持其对全社会的控制，这意味着其建立起了一个可持久的威权主义治理的国内模型。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正在把它在国内的成功之道传递到国外去，“中国模式”的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正在获得流通。从叙利亚政府到越南政府都在向其唱赞歌。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威权主义的精英总是在寻求能够既保持他们权力又能够同时维持经济成长的公式。在在那些贫困的开发中国家，一般公民是容易被这种宣传所蛊惑的，中国通过扩大援助和投资，却没有附带人权的条件扩大影响力，在中国为外国官员和学生举办培训项目，在国外大学开办诸如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中心，并为专制政权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提供外交掩护。

中国已经向许多类型的国家伸出了友谊之手，这样的国家从包括苏丹，缅甸，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和津巴布韦在内 的残酷的政权--其领导人都正在寻求财政方面的援助，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保护，到寻求与中国发生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亚非拉不同情况的发展中国 家。这种支援的范围是难以计算的。例如，中国每年培训了至少1000名的中亚国家司法和警察官员，其中的大部分可归类到为反民主势力工作的行列中。从长远 来看，北京当局计划加强其对非洲国家官员的培训计划。中国更广泛的援助计划的规模也同样是难以量化的，但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目前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债主。

中国模式，尽管对民主价值有一定的威胁，但却没有形成严重的危害。它在国外的吸引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 如何影响全球景气下滑，以及任何它可能遭遇到的失误在发展中世界中会被视作是怎样的情形。回到国内，党比大多数外部观察者所意识到的更为害怕自己的公民。 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宪法权利;这种现象并不十分符合威权主义(的需求)。党可能会赢得外国精英（某些外国政要、非常多的商界人士）的感情，但仍然面临着从地方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到媒体成员的国内异议声音。

自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中国领导层已经既现代化了该国的经济又更新了其威权统治的形式。由于制度的缺陷是与其显现出的（威权主义统治）韧性同样明显的，它对民主的挑战是一种危机——从原始的意义上来讲这既意味着危险又意味着机遇。 

作者PERRY LINK 林培瑞是加州大学河畔分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荣誉教授，是外交事务2001年刊的《天安门文件》的主笔人之一；JOSHUA KURLANTZICK是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访问学者。

本文来自于一份由自由之家、自由亚洲电台以及自由欧洲电台联合出版的报告《削弱民主：21世纪的威权统治者》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中国：韧性的、老练的威权主义》。

Bruce J. Dickson：谁对“北京共识”满意？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

这篇文章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教授在2009年5月22号时参加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举行的一场主题为“改革三十年之后‘民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的圆桌讨论会上的公开发言。发言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对他2008年出版的《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一书中介绍篇里提及的“裙带共产主 义”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解释，文中他提出了原创性的他眼中的“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对此类主题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读一下Bruce J. Dickson教授前几年所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动的前景》。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原文地址：http://www.cecc.gov/pages/roundtables/2009/20090522/DicksonCrony_CommunismInChina.pdf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许多观察家都预计政治改革将成为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中国当前却是把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与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结合在了一起，这违背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断言的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而经济自由要求各种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蓬勃发展这样一种认识。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neo-liberal model）已经成了在过去二十年间进行国际援助和贷款计划的基础。然而中国却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安排，那可能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开发中国家。“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政治精英们的积极领导，而且那种威权主义的统治在维持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以及限制要求更加多的公平和社会福利上面是必须的。因此“北京共识”在理论上是违反“华盛顿共识”的，并且迄今为止违背了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导致政治变动这样一种逻辑。没有去符合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或政权更替的预言，中国领导人反而正在通过结合财富和权力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

预计进行总体上的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会导致中国的民主化是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中共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变动，并且是无法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情况。第二，中国的资本家内在上是支持民主化的。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基于他们所作的预测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不是什么被动的参与者，中共反而一直是经济和社会变动方面的主要势力，并已远远比绝大多数观察家所预计的还要来得适应。1 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进程中，它积极的以各种方式拥抱私营部门。在改革进行的期间，其对于私营部分的支持已经显著的增长了。在说法上，它已承诺“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部门。3 这项宣誓以日益增强的语言已经自1988年以来成了中国宪法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在2004年修订了国家宪法以保护私有财产，并在2007年了编纂进这项承诺颁布了物权法为。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已经从把私营企业主视为对于其存在的一种潜在威胁演化为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是支持（自己统治）的一个重要来源。在1989年以暴力方式结束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的示威后不久，中共禁止招募资本家进入共产党，视之为使用“非法手段寻求巨额利润，从而创造巨大的社会差距，并对不满的公众提供了帮助。”4  但从1989年到现在这个期间中，中共开始把私营部门视为新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不再把私营企业主视作是阶级敌人，中共开始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是合作者。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中，企业家被提升到了中共声称被它代表了的第一阶层之中（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了这个证明，中共不仅鼓励其成员进入私营部门，它也已增加私人企业家入党。从制度上来讲，中共已经与私营部门建立了各种联系，包括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业协会（一些附属于中共，其它则由资本家本身所组织）。这些组织将允许中共去监视私营部门，也使得企业家之间可以互动，甚至游说政府。制度上的第二种类型的联系是已经在私营公司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网络（党的分部或支部）。这是中共连接本身与社会的传统手段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私营部门已成为越来越普遍发生的现象。

中国的私有化一个比较显著的方面是私营部门的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类做法的政治支持，而没有可察觉的来自资本家本身的压力。中共已经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有利于私营部门，这么做是促进总体上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去满足中国资本家的具体利益。

预期私有化将导致民主化也同样依据的假设是，中国的资本家在本质上是持有支持民主的信念的并且希望有一个比当前政权更为民主的政体。这一假设是源自于欧洲的经验，欧洲城市资本家是推动欧洲各国民主变革的主要力量。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著名的假说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寻求政治权利和代议制度，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民主于是逐渐出现了；但由于缺乏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财产所有者阶层5 ，结果是出现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要么是法西斯主义的、要么是共产主义的。

                                                                                                

这样的观察影响了后来者的思考：资本家将是倾向于寻求民主制度以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但在近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商人与国家进行合作的情形远比早期欧洲开拓者们的情形要来得多。6 资本家并不总是需要去要求民主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他们与国家发展出了合作关系以达到同样的目标。这种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享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这部分也是基于共有的认同：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往往有着家庭关系的连结并且拥有相似的社会和专业背景.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国家和企业密切相关。它们享有共同的认同以及共同的利益创造了对于（维持）政治现状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是中共的经济改革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只有很少的动机去选择民主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政体。政治变动将引入政治的不确定性，并且很可能会损害其经济利益。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所偏好的亲近官员的路径并在随后会发现当前支持增长的政策会被更为民粹主义的政策所取代，那种政策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却对资本家追求增长和利润的潜力造成负面影响。

不是被锁在需要民主制度去解决的与国家处于一种对抗性的关系里，中国的资本家、党和政府官员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我称之为“裙带共产主义”（“crony communism”）的稳定关系。就像更加熟悉和更为常见的“裙带资本主义”那样（“crony capitalism”），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奠基在存在于企业和国家之间温馨但往往是腐败的关系之上。但是这种温馨关系的方式已经发展并演变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了。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详细说明中国裙带共产主义的性质，解释其动态，并评估其影响。

CCP Dominated

中共主导的 

裙带共产主义首先并且最为基本的要素是，它是由中共所主导的。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中共在政治组织上面享有垄断，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正如中共在中国政治的绝大多数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同样它也是裙带共产主义的中心。       

首先，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中共发动的经济改革是出于它自己的主动并没有来自资本家的压力。事实上，在后毛泽东改革时代开始的时候，资本家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共的经济改革为私营部门增长提供了空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提供新经济的大部分的增长，就业和税收。但经济改革的最关键因素，如双轨价格体系，逐步放弃中央计划，并改组国有企业以产生增长和活力的经济是由中共所发动的。他们不是来自非国有利益集团压力的后果。 

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同时还有共产党员，既有地方官员又有也具共产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即一般所称的“红色资本家”（“red capitalists”）。许多红色资本家在进入商界之前就已经加入中共了（ 我称之为是下海资本家的一群人）。他们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带头致富”，这一口号含蓄地承认，有些个人以及一些地区将会比其它人或其它地方先富裕起来。

最好占据最好位置先富裕起来的人都是与国家有着很好的关系，要不就是与地方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或各层级党员。他们利用这些关系去开始他们的生意，获取资本以及外国投资，并获得国内和国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政治权力转变为个人财富。其它企业家则被吸收到党里来，把他们的财富转变为权力。不论他们是在进入商业之前进入党里或是在做生意之后被吸收进入党里，红色资本家在商业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倾向于经营规模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公司（见表1 ） 。

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认识到，红色资本家在经商方面有着这样的优势，虽然中共整体上对于私营部门的承诺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长，这些优势可能已变得不太明显了（见表2）。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司法体系，特别是关于商业法，中国越来越多的融入全球经济就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少地的依赖于国家。然而由非共产党员所拥有的规模较小的企业显示那些不是共产党亲信的人在扩张和运营方面仍然有留有限制的。

不仅是共产党员大大的受益于经济的私有化，就连他们的子女也是一样。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孩子常常追随他们的父辈进入了党，政，军，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子女则都进入了企业（或是类似胡和温的女儿都嫁给了著名商人那种情况） 。一份内部的报告（据称是来自中央党校）指出中90%的中国超级富豪（那些个人财富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的人）都是高阶官员的子女。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更大一层意义上来讲财富集中在那些政治上有很好关系网络的人的手中是裙带共产主义的最关键要素。与此同时，公共体认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政治内部人士威胁到了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合法性。不仅是迅速的增长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还是因为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是操控在同样一群特权精英的手里。

Decentralized 

分权的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是分权的。许多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的勾结是发生在地方一级。与东南亚裙带资本主义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不是8由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或中央领导人所主导的。相反，它涉及到了各级阶层的官员。

国家和私营部门在中国的彼此密切联系部分是因为要产生经济增长这样一种迫切需要所驱动起来的。增长率是一个“硬目标” ，地方官员必须达到才能升迁.9这给了他们动机去鼓励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地方官员控制大多数项目的批准，以及是否出售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

这种控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腐败交易。许多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以超优惠的价格成交，地方官员以它们真正价值的一小部分出售了公司以及资产，几乎是瞬间就让那些买了公司的亲信富裕了起来，官员因为他们在交易中起到的作用收受了贿赂和回扣。在其它情况下，资本家给地方官员的家庭成员提供恩惠作为他们讨价还价默契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给官员的子女和配偶，为他们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甚至外国的教育机会，甚至会买汽车或房子。当地官员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生意，无论是直接拥有或经营公司或间接参与家人和朋友所拥有的公司。地方官员去支持私营部门的动机因此不只是由于职务提升方面的愿望，也是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

裙带共产主义的好处是由各个阶层的官员所共同享有的。大多数对于贪污的指控涉及到的官员都是县级水平以下的。除了少数高层的腐败案件（如陈良宇和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中共惩罚的主要目标是低级别官员。尽管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种不当的做法低估了省和中央一级的官员的腐败行为，它也体认到各级官员正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

换言之，裙带共产主义带来的好处是相当分权的。批准项目的权威并不是是由少数的高层领导人决定。因此，在合法的以及腐败的交往方面，各级官员既有动机又有手段去与私营部门合作。

Diffuse

扩散的

裙带共产主义一个不同的方面是奠基在中国的政经架构上面的。不同于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他们国家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那些有着良好政治关系被称为“寡头”（“oligarchs”）的少数人手中。11中国的私有化并没有形成类似的财富集中。相反，中国的私营部门的特点是中小规模企业占主导地位。一方面，这意味着总体上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受益人是特别的广为散布的。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的集体行动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大。公司确实在进行广泛的游说，但主要是与生意有关的问题，如建立行业标准，而不会去讨论更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上来讲，私营生意部门之间一直没有集体行动去推动政治变革。1989年，一些著名的资本家（尤其是北京四通集团万润南）和许多个体户（非常小规模企业所有者）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给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但他们的作为只是例外而不是惯例。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反对示威者的目标，担心他们会破坏政治的稳定.13 1989年以后，参加了抗议运动的许多学生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却选择以安静的、间接的方式去追求他们，例如通过提供财务去支持学术会议，研究中心和出版与政治改革，法治和宪政有关的书籍。

但是再一次，这些支持民主的资本家只是少数人：在最近的一项针对民营企业家调查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从事过这类活动.14中国的资本家主要的趋势一直都是在支持维持现状或继续不碰政治。由于缺乏更有效的组织，中国的资本家在从事超出他们生意活动范围之外的集体行动上是困难的.中国政经的扩散性质，特别是拥有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使集体行动格外的困难，因此也给裙带共产主义体制增加了更多稳定。

Expansive

扩张的

裙带共产主义也在扩张：红色资本家的数量一直都在继续增加。1993年，只有约百分之十三的民营企业家是党员，到2007年，这一数字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到了百分之三十八（见图1 ）。这样的增加发生有两个单独的原因。第一，红色资本家数量的增长大部分是由于党员进入私营部门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结果。在进入私营企业之前这些类型的企业家已经很好地融入进了国家（的体制）。根据我的调查，较大规模企业的红色资本家加入私营部门之前就已经在中共党内了（即下海企业家），他们已成为私人企业家中的最大群体。  

红色资本家增长的第二个来源是通过拉拢收买来实现的。虽然招募私人企业家到共产党在1989年的示威后被禁止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在2001年合法化了这样的做法.15起初，解除禁令被预期将导致新的红色资本家的激增，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果是由于地方官员不愿热情的实施新政策的结果，这表明党内许多人继续在抵制包容资本家进入到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里来;除此之外，这样黯淡的响应是由于资本家本身。许多人认为中共对于私营部门的支持已经变得如此明显，他们可以受益于这种支持，而无需去付出党员需要去支付的费用，时间和不便。然而即便是缓慢的，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之后的几年中，吸收红色资本家的数目还是在稳步的增长。 

在吸收资本家方面，中共使用了一种“抓大，放小”的战略，这种做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类似：在招募私人企业家方面，中共的重点放在大型企业上面。吸收进来的红色资本家一般都比非党员更多的在经营大型企业，但没有下海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来得大。同样，大公司更可能去建设新的党的组织和招募来自工人中的新成员。在整合资本家进入政治制度过程中，中共显然倾向于经济精英而非小规模经营者。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要加入共产党？在生意场上就如在其它职业中那样，不在党内的人士有一个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看不见的障碍的意思）。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了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以动机加入党。根据地发生官员生称，资本家寻求加入共产党主要原因是他们有政治方面的愿望。中共直接控制了地方人大的提名，并任命地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它还间接控制了村民选举中候选人。换言之，进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供给驱动的，而不是需求驱动的.16反映这个情况的一个指标是，在这些地方机构中资本家的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高比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村委会候选人已经成为了下海的红色资本家，但被吸收的以及非红色资本家的比例下降了（见表4 ）。在分布上出现这种变化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共制定了一个更加系统性的战略去提名（尤其是针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钟意于让那些政治上最可靠的资本家去获得这些政治职位。第二，握有村委会的职位所带来的好处正在迅速的被最大化，资本家对于连任只表示了些许兴趣。资本家比那些下海的红色资本家更可能的已经认定村委会的职责是不利于生意运作的，或是其它类型的政治活动是更加有效的。在这两个方面，中共的策略一直是提供政治准入给那些在裙带共产主义制度里的亲信并且防止非亲信利用这些官方机构去追求政治方面的图谋(political agenda)。        

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资本家不是党员，也不想加入共产党。许多人声称，党员并不重要，这与中共对于私营部门的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收益是提供给所有资本家的政策是相关的。在其它一些情况里，他们宣称他们不符合党员资格，在这个看法上他们一般来讲的确是正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35岁以上并且没有受到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这是两个关键的衡量（是否符合资格入党的）标准。对于其它人来说，对于党员身份缺乏兴趣是由于政治疏离：那些看到了中共的腐败，独占，并不愿意给予足够的自由让其成员自由表达的则没有兴趣加入其间。

相比之下，地方官员对于为什么许多资本家不想加入共产党提供了不同的原因。首先，他们希望避免中共审查其商业作为。当地官员声称，红色资本家更为的守法，更为诚实地缴纳税款。换言之，他们可能受到了来自中共要求履行其义务的更大的压力，而那些不属于中共的资本家不太可能被监视和抓到。此外，红色资本家也在贡献给慈善事业方面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属于中共的资本家，不属于官方的商业协会（如全国工商联和民营企业协会） ，没有党的组织在其公司较不太可能去进行慈善捐款。慈善工作被看作是党的建设和商业协会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目标肯定是放在他们自己的成员上面。

总之，党员是被一些人看作是有害的，因为它在他们繁忙的日程安排以及行为上强加了新的要求，被其它一部分人看作是其它形式政治参与的一种踏脚石，出于其自身的缘故把它从而把入党当作是什么非常渴求的事情。裙带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扩张的体制，但它并不吸引所有的资本家。

Paternalistic

家长制的

与裙带共产主义相关的一个方面是，它是家长制的。地方官员不仅把党的建设视为对党与私营部门的关系来讲是至关紧要的，而且对于提高管理能力和私营公司商业头脑也是有必要的。中共在近些年来更加重视党的基础建设，不仅是体现在招募资本家入党上面，还体现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并从中招募工人进党方面（见表5 ）。在私营企业的党组织不只是领导党员间的政治学习，更重要的是他们专注于生意方面的问题，如加强质量控制和加强企业文化。

官员在大多数企业家自己的圈子中商业方面的触觉普遍是偏低的，他们把这样的现象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使之更具效率和竞争力。这种观点可能是为自我服务的，但它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私营部门在中国是比较新的，大多数企业家没有成长在家族企业之中，或在进入生意场之前并没有其它有关的经验。更多的培训和集中注意力到一些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上大概可以使其中的许多人受益。中共的家长式的统治的另一个方面开放党校给私人企业家们的。中央党校于2000年4月开始提供课程给民营企业家，在2006年之前就有超过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参加.17地方党委的学校也开始举办类似的课程。虽然这些党校课程包括某种程度的政治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所提供的是与商业学校所提供的项目类似的，并集中课时在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会计以及其它实际的管理问题上。此外，参加党校还允许企业家与其它官员建立联系：这也是对参加党校这些课程的官员来讲最核心的吸引力。

Symbiotic

共生的

中共党建活动的目的，不仅是监督和控制私营部门，从而防止政治挑战，同样重要的是，它们的目的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上促进中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结果是出现了裙带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它是共生的。党和私营部门的温馨关系是互利的。双方都从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私有化中受益。出于这个原因，民营企业家与党和政府官员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举例来说，绝大多数企业家和官员不仅是满意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多年来他们还越来越感到满意，两者都有近百分之七十相信改革的步伐是“刚刚好” （见表6 ） 。         

一个更为有力的例证是他们在关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政治稳定之间的权衡上共同拥有的观点。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后毛泽东时期最优先考虑的对象，但付出的代价是政治稳定。一些地方的示威人数从1999年的32,000起发展到了2005年87,000起。许多这样的抗议活动是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后果：农民的土地被非法地夺走和腐败的没收土地，工人没有得到支付或被迫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职工没有得到现金支付以及保险保障这些他们曾经得到过的承诺，城镇居民则被迫迁移，以腾出空间给新的开发等等。这对些现象都对稳定形成了威胁导致了中国的领导人更积极的去解决群众不满意的肇因，并且及时在抗议发生的时候迅速作出反应。18这些关系到政治秩序的现象，也反映了企业家和官员的看法。除了那些全国层级的干部，大多数企业家和地方官员更多地强调维护秩序，而不是促进增长。即使在全国层级的官员，尽管倾向于增长的(全国层级的)官员仍然是多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占比例也急剧的下降了。（见表7 ）这种共同的观点是基于不同但相辅相成的利益。对于企业家来说，政治动荡威胁到最有利于他们营运的稳定局面。

对于镇一级和村一级的官员而言，维持秩序的主要责任是他们的。对于全国层级的官员来讲，经济增长是他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但他们对于增长的承诺在最近受到了民众抗议事件兴起的影响。

Self-perpetuating

自我存续的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这些特性使其可以自我存续下去。作为政治体制的核心参与者，共产党在维护其政治垄断和保护其亲信上面有一种明确的动机。地方官员从国家与商业之间的温馨关系中享有很大的好处，并且可望去维持它。裙带共产主义的扩张性质提供了机会给别人加入进来，并给他们降低了动机去挑战它。具有优势的中小型企业的中国政经结构，也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量的小型参与者抑制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毕竟，主要参与者——民营企业家和党政官员们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动机去保持已被证明了是如此互利的关系。

Potential for Change

潜在的变动

虽然我一直认为裙带共产主义很可能会继续自我延续下去的，什么才能使之产生变动呢？首先，因为资本家对于现状的支持主要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中共支持商业的政策下降将促使资本家重新考虑与国家的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国际经济危机始于2008年） 这似乎并不可能，但新的领导人或政治环境上的显著变化可能会导致中国改变政策，那将有损于生意利益。

第二，目前的领导人在民粹主义政策上的增加也可能削弱裙带共产主义。胡温中央领导层已经修正了江泽民统治时期所追求的支持增长的战略。他们试图促进更平衡的增长模式，使内陆及西部省份不觉得脱离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们试图以收入补贴和消除农村税费的方式去减少区域不平等。它们已经通过了劳动法和环境政策，以减轻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虽然通过这些民粹主义的措施，他们还必须保持快速增长，并且依靠私营部门。如果当前精英主义的、旨在快速增长的发展战略与旨在改善平等的民粹主义的政策平衡开始向青睐民粹主义倾斜，因是之故，对于增长的动机受到了限制，资本家将不太可能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给中共当局。    

第三，越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涌现出来，为了成功资本家就将越少的依赖国家；相应地，他们就越不可能去支持现状。19 即便是现在，这一进程正在缓慢地进行。私营公司更能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尽管这仍然是受到高度限制的。更有力的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使得政治保护不那么突出，而财产权仍然是脆弱的、只是得到了不平均的实施，这种趋势已经趋向于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保护。国家仍然在中国公司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市方面握有严格控制的能力，虽然这种控制在近期已经松动了。随着企业变得更加为他们自己的盈利能力负责，越少依赖于从国家那里获利，他们将在对于现在企业成功所需要的、不得已去培育与党和政府的官员的温馨关系上拥有越少的动机。

第四，与此相反，腐败的显著增加也可以减轻中国资本家的政治支持。改革时代的大部分猖獗的腐败已经刺激了民营企业家的商业活动，其中许多人据说预留了每个项目成本的一定比例去贿赂和送礼.20只要腐败仍然是有限制的并且接受它作为是例行的营运成本，裙带共产主义是可能持续下去的。但是如果官员的要求，变成掠夺性的，资本家对于（现政权）政治上的支持就有可能会随之降低。事实上，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越来越多对于腐败官员的不满可能会导致资本家转移他们对当前政权的政治支持.21这种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裙带共产主义可能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私有化有着可能引发更激烈公众不满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内在上就是腐败的，而这种程度的腐败对于大多数资本家来讲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而这在广大公众眼里是巨大不满的一个肇因。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公众对于中国的暴发户实现其富裕是通过政治关系，而不是通过创业精神和辛勤工作的认识达到某一程度的时候，他们将变得不那么愿意接受财富分配不均。反对腐败、征地以及经济发展的其它方面的抗议越来越多，至今仍然是非常局部的，（抗议对象是）具体的，但潜在的更系统的挑战不是不可能的。这将发出公众对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适当性支持减弱的信号，给裙带共产主义带来了一种外源性威胁。

CONCLUSION 

结论

中共无视经济改革将最终导致政治变革这样一种预测。其经济改革的展开不是受到了来自获益最多的——私人企业家的不公开的压力。中共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所追求的强大的支持增长以及支持做生意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一体化——最好的描述方式就是称其为裙带共产主义。这是所谓的“北京共识”成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不只是国家致力于经济增长，而且它还已经愿意与私营部门成为合作伙伴。民营企业家对中共不再是一种威胁，反而已成为其政治支持的一个主要来源。此外，通过提供国家所需要的就业机会，增长和税收收入，他们也间接的成为中共在大众支持和合法性方面的一个来源。虽然中共不再追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以及国家消失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它仍然是一个明显的列宁主义政党，它仍然积极地在政治组织方面执行其垄断的权力，并有选择地纳入了新的精英。尽管资本家在一个共产党里面感觉是怪怪的，但日益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们（这样一种局面）将继续维持下去。

1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CCP includes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vol. 49, no. 3 (summer 2005), pp. 387-400;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2 The discussion that follows is based on the more detailed analysis i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elated coverage of these issues can be found in Kellee Tsai,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This new policy was announced in the communiqué of Fifth Plenum of the 15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see Xinhua, October 11, 2000.

4 Guowuyuan, “Guanyu dali jiaqiang chengxiang geti gongshanghu he siying qiye shuishou zhengguan gongzuo de jueding,” Guowuyuan Gongbao no. 16 (September 20,1989), pp. 626-629; quoted in Susan H.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7.   

5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6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7 Reported in Hong Kong’s Singdao Daily on October 19, 2006, available at http://financenews.sina.com/ausdaily/000-000-107-105/202/2006-10-19/1509124173.shtml .

8 Paul D. Hutchcroft, “Oligarchs and Cronies in the Philippine State: The Politics of Patrimonial Plund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3 (April 1991), pp. 414-50; David C. Kang,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Richard Robison and Vedi Hediz, Reorganising Power in Indonesia: 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 in an Age of Marke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9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uary 1999), pp. 167-186. 

10 X.L. Ding, “The Illicit Asset Stripping of Chinese State Firms,” China Journal, no. 43 (January 2000); Yan Sun,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David E. Hoffman, 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3).

12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David L. Wank,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 Jie Chen and Bruce J. Dickson,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2008).  

15 For the debate over the propriety of including capitalists into the CCP, see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8-107.   

16 For an alternative argument, namely that capitalists are motivated to become members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 that property rights, see Hongbin Li, Lingsheng Meng, and Junsen Zhang,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Inquiry, vol. 44, no. 3 (July 2006), pp. 559-578.

17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6, 2006.  

18 Bruce J. Dickson, “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4 (September 2004), pp. 249-255.

19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20 Sun,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1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