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中国或许扑灭了一场火灾，但是农村土地权利引发的紧张关系仍在酝酿

核心提示：土地保有权的不稳定性导致中国农民越来越穷，而且不愿加大土地投资力度，不愿尽可能提高作物产量。最终的后果就是：减缓农村发展速度，加剧中国业已严重、可能引发动荡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农业产量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潜能。

原文：China: One fire may be out, but tensions over rural land rights are still smoldering width="438"

发表：2012年2月6日

作者：Yu Gao 发自北京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月1日，在中国广东省陆丰县乌坎村，选举工作人员在一所学校计算一个投票站的选票，计票前，他们焚毁了未用选票。这个动荡的华南村庄周三进行了一次选举，标志着在暴力对抗当局侵占土地之后，草根权力的逐渐恢复。摄影：路透社/Bobby Yip】

中国一个名叫乌坎的小村庄在经历数月抗议与骚乱之后，正在回归正常的生活。随着路障被移走，日常生活重现骚乱前的节奏，我们便很容易觉得一场危机已经被避免了。

然而，失而复得的平静不应掩盖这样的事实：导致乌坎事件爆发的火药桶（征用农民土地但不给予合理补偿）同样存在于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使中国农村土地保有权问题及其对食品安全和国家稳定的影响，成为牵扯到国内外利益的重大问题。

虽然乌坎事件的发展轨迹不同寻常，但是其背后的问题则是普遍的：去年年底，村民和当地政府闹僵了。村民们抗议地方官员征用农田，转手卖给开发商，月没有给村民足够补偿。随着抗议和大规模民权运动，更高层政府介入，承诺调查该土地征用事件，并允许自由和公平的村级选举。

想想看，全国各地每年大约有400万户农村家庭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人脉畅通的开发商夺走——而且常常不进行补偿，不征求意见，就像乌坎一样。

这就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已经导致中国七亿农民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困苦，每天生活成本不足两美元，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指标上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

这些希望破灭、一贫如洗的农民在中国各地成为强大的不稳定力量。据中国研究人员统计，仅在2010年，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8.7万起"群体性事件"（示威或骚乱）——其中65%的事件与土地纠纷有关。

而且，从一份针对17个省1791位农民的新调查来看，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土地被侵占的速度正在稳步加快。几乎半数受访村庄表示经历过土地被占事件。在超过五分之一的占用事件中，农民尚未拿到任何补偿。而且即使农民拿到了用以弥补土地损失的补偿款，补偿金额通常也只是土地真实价值的一个零头。

就连中国许多地方的新"城市化方案"也未能奏效。城市化方案的目的是通过引导农民进城、推平其农村住宅、把宅基地重新投入农业生产等方式来增加耕地面积。面对中国炙手可热的土地市场，这些方案于是变成了开放商的工具和良机。事实上，在超过半数此类案例中，有农民表示他们在搬迁过程中其实同时丧失了土地和住宅。

不仅如此，在这些"被城市化"的农民之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他们既没有得到城市地位，也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城市福利，虽然这些福利是他们在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易时原本希望能够得到的。

土地保有权的不稳定性导致中国农民越来越穷，而且不愿加大土地投资力度，不愿尽可能提高作物产量。最终的后果就是：减缓农村发展速度，加剧中国业已严重、可能引发动荡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农业产量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潜能。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认识到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性——因为这一问题影响到长期稳定、农村发展与粮食安全。他在去年12月发表的一次讲话是笔者记忆中政府高官就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一事发表过的措辞最为强硬的讲话之一。

温家宝说，虽然中国各地的土地从技术上讲归村里集体所有，但农民对于其耕作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权利。温家宝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以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如果想要在史上迄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显然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国家发展战略，转变城乡发展思维，转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模式，转变土地立法及政策。这种转变在未来一年变得尤为棘手，因为中国将会过渡到新的领导集体。

但这件事很重要。

土地一直是中国历史的支撑点。而且，由于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其国内的稳定状况同样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正如温家宝近期指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实施的方案之一是开展土地登记试点计划，保证每位农民的土地保有权都登记在案。这一试点计划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并加快实施。如果能在实施中保证公平性与参与性，这项试点就有助于推动农村的发展与稳定。

还可以采取其他更多措施，包括：改革有关占用土地的法律，完善补偿制度与合法程序，要求地方官员至少向农民提供规定标准的补偿款，并在拆迁之前出示法院的指令。必须坚决、有效地落实改革措施，任何新方案都应当致力于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而且，所有这些方案和制度都必须适合在地方上实行。

虽然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中国便更有希望重塑和谐，创造出具有广泛性与可持续性的繁荣局面——这才是实现真正大跃进的诀窍。这会使中国受益，也同样会令全世界受益。

作者Yu Gao是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是一个国际机构，致力于与政府合作，保护穷人的土地权利。Twitter账户@Landesa_Glob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