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Red, Delicious, And Rotten
作者：Christina Larson
发表：2011年8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独家村”翻译
一位北京的朋友最近告诉我这样一则过去的小故事：中国电讯的一名技术人员来为她的苹果笔记本调试网络连接，只见这位经验丰富的技师面对这个薄薄的银色玩意儿摸不着头脑，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电脑，举得远远地审视着，好象在检查一个可疑包裹。几分钟之后他开始了调试，不过很快就泄了气，因为他无法像往常一样找到熟悉的下拉菜单上的设定界面。
那不过是3年前的事。今天，中国技术员们很可能不会像当年那样不知所措了。自从2008年7月19日中国第一家苹果商店在北京开业，苹果公司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既让中国大众解囊竞购，也突破了人们的想象力。现在在北京或上海市中心的任何一家高端咖啡厅，例如星巴克或者Costa，苹果产品 （iPhone、iPad、MacBook等）与非苹果产品出现的比例经常超过了一比一。
苹果现在中国有四家旗舰店，两家在北京，两家在上海。他们还打算一年内在上海再开一家，同时在香港也开第一家商店。在中国的主要城市至少还有几百家经过授权的苹果零售商，未经授权的卖家就更多了（包括两周前被一名美国博主发现后引起广泛转载的昆明的一家山寨苹果店）。这些商户里都挤满了顾客，苹果的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 Timothy Cook） 公布了近期的营业数据，并说："平均来讲，我们在中国的四间商店是全世界苹果店中人流最多的、营业额也是最高的"。每间店每天至少有四万人光顾（为了能容下拥挤的人群，中国的苹果店一般都设计得比美国的要大）。2010到2011年间，大中华地区的营业额增加了600%，而在2011财年的第一季度，大中华区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88亿美元。
在国际媒体上，苹果公司的形象光鲜且美好，它现在也在中国大把大把地赚钱，然而就是这家公司，毫不在乎工人的人权和环保措施，中国刚刚发育的公民社会团体发现苹果在这方面也堪称侥楚，同时它也越来越倾向于秘密地模糊地处理这些问题。简言之，苹果公司在中国不停壮大的同时，它的作风也越来越有压制性，更象中国共产党了。
为什么会这样？与在美国一样，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成功来源于它不仅仅是一个设备制造者，更是一个梦想制造者，只是它必须把这个梦稍加调整，翻译成中文版。在美国，苹果公司曾在1984年的超级碗（橄榄球赛）期间发布他们的独家Mac电脑广告。这则广告表达了向乔治・奥威尔（《1984》的作者）的敬意。广告中，排列整齐、面无表情的民众目不转睛地盯着领袖在大银幕上的演讲："今天我们庆祝的是信息净化令下达后的第一个光辉纪念日，"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已经创造出了史上首个纯净意识形态的乐园……保卫我们不受任何反动势力的侵害……我们是同一个人，有同一种意志，同一个决心"。紧接着，一个轮廓分明的金发美女穿着红色短裤沿着中央过道冲刺而来，向大银幕掷出一柄巨锤，打碎了大一统的幻象。此时出现的配音说："在 1984年1月24日，苹果电脑将发售Macintosh，然后你就会明白，[今天的]1984为何不是[那样的]1984。"
从一开始，苹果就把自己定位为一颗正面的新星，一个挑战权威的煽动者，敌人则被看做是象IBM和微软那样的庞然大物，邪恶地主导着世界。它1997年的广告词是"奇思妙想"，客串者有达赖喇嘛、马丁・路德・金与其他标志性人物，以此来诠释公司的理念。随着公司逐渐发展，苹果小心地修正着自己的形象，但依旧保留着反叛传统。即使是今天，苹果公司早就不再是一间默默无名的小公司了――实际上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商――这种反叛色彩仍有余晖闪耀。
当然了，"反叛"什么的在中国可不是好噱头，在这儿，达赖喇嘛是国家公敌。更别说买下国营电视台的广告时段来讽刺"信息净化令"了。10年前，苹果确实也曾在中国兜售他们那套"奇思妙想"的理念，不过很快便失败了。沃夫集团亚洲战略公司的CEO，同时也是博客"硅谷胡同"的作者大卫・沃夫（David Wolf）解释道："在中国，能买得起苹果的人显然不追求成为叛逆者。"
大约三年前，苹果公司卷起袖子，开始持续专注于打开中国市场。它在北京公司集结人手，赶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开了第一家旗舰店，同时苹果公司重新审视了他们的市场营销计划。用首席运营官库克的话来说，"我们想要理解这个市场、明白如何操作。"
结果便是苹果在中国的形象并非反叛，而是奢侈――沃夫先生称之为"独特"。它漂亮的玻璃幕墙商店都位于奢侈品服饰店例如阿玛尼、范思哲和宝马的旁边。30岁左右、穿着入时的莉莉・欧（音）在北京三里屯的苹果店一边选购五彩缤纷的iPhone保护套一边告诉我，苹果的产品几乎都是"顶尖白领从业者的选择"。莉莉・欧在一家国际食品运输公司担任销售经理，她说："我喜欢标榜我是一名苹果用户。"
苹果更新产品时总会伴随着降价，这带来了更多更便宜的产品可供选择：iPhone与iPad比它的笔记本电脑更便宜。现在一部iPhone 4 16GB的价格大约是5000元，或者775美元。当然，这个价格在中国依旧不菲。相比之下，一部联想或者诺基亚的手机还不到1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10年的全年人均收入只有4260美元，无论是iPad还是MacBook，都不是随便就能买得起的。
但就像所有奢侈品一样，高价而量少的产品正是它的吸引力部分所在，这创造出了一种专属感。苹果的新产品在中国正式上市前，总会有少量新货从广大的地下市场走私入境。去年夏天，在中国大陆开售iPad的前几个月，我看到一个摄影小分队跟着一名年轻女子，她穿着闪闪发光的超短裙和红色吊带上衣，戴着假睫毛，而她正在拿着当时还未发售的 iPad倚着北京国贸星巴克里的旋转楼梯摆各种姿势。她是在炫耀，而且正在录下她的富有、崭新的iPad与她懒散随性的姿势组合起来， 令我想起了（或力图想起）名车广告。
然而与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另一面有关的还有贾泾川（音），他是一名来自山东菏泽一个小村庄的27岁青年。他没有自己的iPhone，但在已经有成百上千部 iPhone流经他的双手。2007年5月，他移居到苏州市，在这个六百万人口的江苏省的城市中找到了一份台湾文铠公司的工作，这是一家制造 iPhone零部件的公司。起初他十分兴奋："一开始知道能为苹果工作，我非常自豪，"他在菏泽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能接到好多订单，我也能赚得多些。"――他的工资是每月大约200美元――"然后给家里寄回去一些。"
但是仅仅两年内，他的兴奋便急转直下。随着对iPhone触摸屏的订单越来越多，厂里老板要求工人使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新型屏幕清洁剂。但这新配方的清洁剂含有正己烷，这种毒素会对神经造成损伤。严重的晕眩和疼痛另贾泾川无法工作，从2009年8月开始，他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10个月。另外136个员工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文铠公司担负了住院的初始费用（他们对外声称他们为此事一共花了15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是当他出院后，公司马上向伤者们施加压力，强迫他们辞工并且签署一份免责声明，确保不再追究公司的任何责任，也不再负担未来的医疗费用。文铠公司则否认这一指控。
2011年7月，失去工作的贾泾川望着堆积如山的医疗账单无计可施，又怕自己的身体状况难以继续工作。2011年6月7日，贾家人东拼西凑地筹集了些钱，让他去北京看了专科门诊。医生认为他的神经损伤造成的症状――虚弱、晕眩、小臂麻木、对温度极度敏感及手汗增多――逐渐好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上了大学，父母也以我为荣，本来应该能过得更好，"他告诉我，"我的女儿现在一岁半了，我希望她能过上好日子。但是现在因为我的健康问题，我什么也做不了。"
一名来自苹果公司的女发言人婉拒对此发表意见，但却让我去查看他们的《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2011版》 ："我们已经要求文铠公司停止使用正己烷，并提供证据证明此化合物已经被从他们的生产线上被完全移除……同时，苹果公司已经确认所有受影响的工人都已得到治疗，我们还会持续观察他们的健康状况直到他们痊愈。"事实上，正己烷的确是被停用了，不过贾的经历令人对苹果公司"持续观察生病员工的康复情况"的许诺产生了怀疑。贾说他现在每月要自掏腰包400到500人民币（合约60到80美元）来付医药费："我觉得非常失望，苹果公司对我们，这些它的产品的一线员工是这样冷酷和不负责任。"
悲剧的是，类似于劳动违约、健康威胁和污染问题在中国工厂实在是屡见不鲜。不仅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标准比西方要低，甚至许多已经成文的法规也经常被忽略。
近几年，苹果的中国供应商已经陷入一连串有违劳工与环境准则的事件。从主要的供应商富士康公司糟糕和不人道的工作环境所引发的连环自杀，到许多环保组织抗议这些工厂排放的污染超标。诚然，苹果并不是唯一一个由于全球化经营而在中国厂商上出问题的公司。但中国的人权和环境保护者说，令苹果显得如此突出的，是对抗议的迟钝反应和对供应链上涉及哪些工厂秘而不宣。
马军（音）是绿色选择倡议行动（Green Choice Alliance）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一个36家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联盟，追踪在华的外资企业污染情况。今年一月，他们公布了一份关于全球IT企业在污染及员工安全方面的报告，苹果在在回应工伤和劳工安全方面的排名是29家公司中的倒数第一。去年冬天，马军与贾泾川会面，并且帮助他写了一封关于工作环境和医疗赔偿的信，寄给苹果的首席执行官乔布斯。没有得到回音，第二封信也同样石沉大海。
马军说，大多数跨国公司面对中国的社会团体提出的投诉都会经历一种演变。"从不回应，到拒绝改变，到至少倾听，再到主动回应。"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西门子和沃达丰，它们现在会在续约之前会主动查询非营利组织的数据库来帮助选择好的潜在供应商。然而苹果公司却依旧停留在拒绝阶段，对于透露他们旗下供应商的工人中毒和环境污染事件，甚至是厂房位置都如临大敌。"他们说，不将供应链透明化是他们的长期政策，"马军说，"这样就没人能进行公众监督了？没人能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在上海的供应商顾问理查德・布鲁贝克（Richard Brubaker）一直关注此事发展，他也有同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像苹果这样，拥有几十亿的资金，却持续和那些有着屡屡违反苹果自己的行为准则记录的供应商合作。"
而贾泾川现在则住在菏泽小村的父母家，他说："我从未切实感受到过美国公司所鼓吹的什么'人权'和'尊重'，我只感到了它们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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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与在美国一样，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成功来源于它不仅仅是一个设备制造者，更是一个梦想制造者，只是它必须把这个梦稍加调整，翻译成中文版。在美国，苹果公司曾在1984年的超级碗（橄榄球赛）期间发布他们的独家Mac电脑广告。这则广告表达了向乔治・奥威尔（《1984》的作者）的敬意。广告中，排列整齐、面无表情的民众目不转睛地盯着领袖在大银幕上的演讲："今天我们庆祝的是信息净化令下达后的第一个光辉纪念日，"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已经创造出了史上首个纯净意识形态的乐园……保卫我们不受任何反动势力的侵害……我们是同一个人，有同一种意志，同一个决心"。紧接着，一个轮廓分明的金发美女穿着红色短裤沿着中央过道冲刺而来，向大银幕掷出一柄巨锤，打碎了大一统的幻象。此时出现的配音说："在 1984年1月24日，苹果电脑将发售Macintosh，然后你就会明白，[今天的]1984为何不是[那样的]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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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反叛"什么的在中国可不是好噱头，在这儿，达赖喇嘛是国家公敌。更别说买下国营电视台的广告时段来讽刺"信息净化令"了。10年前，苹果确实也曾在中国兜售他们那套"奇思妙想"的理念，不过很快便失败了。沃夫集团亚洲战略公司的CEO，同时也是博客"硅谷胡同"的作者大卫・沃夫（David Wolf）解释道："在中国，能买得起苹果的人显然不追求成为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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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便是苹果在中国的形象并非反叛，而是奢侈――沃夫先生称之为"独特"。它漂亮的玻璃幕墙商店都位于奢侈品服饰店例如阿玛尼、范思哲和宝马的旁边。30岁左右、穿着入时的莉莉・欧（音）在北京三里屯的苹果店一边选购五彩缤纷的iPhone保护套一边告诉我，苹果的产品几乎都是"顶尖白领从业者的选择"。莉莉・欧在一家国际食品运输公司担任销售经理，她说："我喜欢标榜我是一名苹果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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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所有奢侈品一样，高价而量少的产品正是它的吸引力部分所在，这创造出了一种专属感。苹果的新产品在中国正式上市前，总会有少量新货从广大的地下市场走私入境。去年夏天，在中国大陆开售iPad的前几个月，我看到一个摄影小分队跟着一名年轻女子，她穿着闪闪发光的超短裙和红色吊带上衣，戴着假睫毛，而她正在拿着当时还未发售的 iPad倚着北京国贸星巴克里的旋转楼梯摆各种姿势。她是在炫耀，而且正在录下她的富有、崭新的iPad与她懒散随性的姿势组合起来， 令我想起了（或力图想起）名车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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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两年内，他的兴奋便急转直下。随着对iPhone触摸屏的订单越来越多，厂里老板要求工人使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新型屏幕清洁剂。但这新配方的清洁剂含有正己烷，这种毒素会对神经造成损伤。严重的晕眩和疼痛另贾泾川无法工作，从2009年8月开始，他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10个月。另外136个员工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文铠公司担负了住院的初始费用（他们对外声称他们为此事一共花了15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是当他出院后，公司马上向伤者们施加压力，强迫他们辞工并且签署一份免责声明，确保不再追究公司的任何责任，也不再负担未来的医疗费用。文铠公司则否认这一指控。
2011年7月，失去工作的贾泾川望着堆积如山的医疗账单无计可施，又怕自己的身体状况难以继续工作。2011年6月7日，贾家人东拼西凑地筹集了些钱，让他去北京看了专科门诊。医生认为他的神经损伤造成的症状――虚弱、晕眩、小臂麻木、对温度极度敏感及手汗增多――逐渐好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上了大学，父母也以我为荣，本来应该能过得更好，"他告诉我，"我的女儿现在一岁半了，我希望她能过上好日子。但是现在因为我的健康问题，我什么也做不了。"
一名来自苹果公司的女发言人婉拒对此发表意见，但却让我去查看他们的《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2011版》 ："我们已经要求文铠公司停止使用正己烷，并提供证据证明此化合物已经被从他们的生产线上被完全移除……同时，苹果公司已经确认所有受影响的工人都已得到治疗，我们还会持续观察他们的健康状况直到他们痊愈。"事实上，正己烷的确是被停用了，不过贾的经历令人对苹果公司"持续观察生病员工的康复情况"的许诺产生了怀疑。贾说他现在每月要自掏腰包400到500人民币（合约60到80美元）来付医药费："我觉得非常失望，苹果公司对我们，这些它的产品的一线员工是这样冷酷和不负责任。"
悲剧的是，类似于劳动违约、健康威胁和污染问题在中国工厂实在是屡见不鲜。不仅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标准比西方要低，甚至许多已经成文的法规也经常被忽略。
近几年，苹果的中国供应商已经陷入一连串有违劳工与环境准则的事件。从主要的供应商富士康公司糟糕和不人道的工作环境所引发的连环自杀，到许多环保组织抗议这些工厂排放的污染超标。诚然，苹果并不是唯一一个由于全球化经营而在中国厂商上出问题的公司。但中国的人权和环境保护者说，令苹果显得如此突出的，是对抗议的迟钝反应和对供应链上涉及哪些工厂秘而不宣。
马军（音）是绿色选择倡议行动（Green Choice Alliance）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一个36家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联盟，追踪在华的外资企业污染情况。今年一月，他们公布了一份关于全球IT企业在污染及员工安全方面的报告，苹果在在回应工伤和劳工安全方面的排名是29家公司中的倒数第一。去年冬天，马军与贾泾川会面，并且帮助他写了一封关于工作环境和医疗赔偿的信，寄给苹果的首席执行官乔布斯。没有得到回音，第二封信也同样石沉大海。
马军说，大多数跨国公司面对中国的社会团体提出的投诉都会经历一种演变。"从不回应，到拒绝改变，到至少倾听，再到主动回应。"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西门子和沃达丰，它们现在会在续约之前会主动查询非营利组织的数据库来帮助选择好的潜在供应商。然而苹果公司却依旧停留在拒绝阶段，对于透露他们旗下供应商的工人中毒和环境污染事件，甚至是厂房位置都如临大敌。"他们说，不将供应链透明化是他们的长期政策，"马军说，"这样就没人能进行公众监督了？没人能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在上海的供应商顾问理查德・布鲁贝克（Richard Brubaker）一直关注此事发展，他也有同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像苹果这样，拥有几十亿的资金，却持续和那些有着屡屡违反苹果自己的行为准则记录的供应商合作。"
而贾泾川现在则住在菏泽小村的父母家，他说："我从未切实感受到过美国公司所鼓吹的什么'人权'和'尊重'，我只感到了它们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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