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 J. Dickson：中国政治变迁的压力以及政权延续的来源

原文：Pressures for Political Change and Sources of Regime Continuity in China


作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1月30号至12月1号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巨人的统治和改革：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持续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最终将导致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s）。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创造出独立来源的财富，权力和影响，这些都是学者们已经证明了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关键因素。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创造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变迁即将到来这样一种预期。正如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他们也将开始要求有权去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也将推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这些都是民主所能提供的。



但是，共产党无视其即将消亡这样一种预测。中共一直不是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中被动的参与者，而是已采取步骤，防止来自党外所产生的有组织的对于政治变迁的要求。正因为采取了这些做法，尽管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在威权主义政府可以采用何种战略行动才能无限期生存方面，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1它有选择性地准予了一些利益与此同时压制了另一些。特别是，它限制了可以存在下去的组织的类型有哪些，使那些它认为可能有利于它政策议程的组织存在了下去同时镇压那些它认为有可能威胁到它政治权力的组织。它甄选哪些个人可以被选举到或挑选到政治职位上，从而就决定了谁可以积极参与到政治体制中。它仔细的监测经由媒体和互联网传递的信息流通，虽然偶尔会有异议在网上出现，他们通常都会被迅速删除掉。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并允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类型存在，同时，防止同样的工具被作用到政治目的上面。这些努力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立即产生政治变迁这种前景的可能性。与其说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您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江泽民1997年访问白宫期间对后者所做的世人皆知的警告，不如说中国可能代表了一种替代传统智慧（认为民主和市场必须齐头并进）的路线。中国最近的经验表明，国家可以在经济方面日益繁荣而仍然在政治上实施坚决的威权主义统治。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首先回顾经济发展与民主彼此关系的理论依据，比较来自中国的一些实证研究，然后考虑(中国的)政治变迁的前景。





I. 对于民主化的解释

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回顾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期望分别有哪些，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为何，民间社会在削弱以及支持现政权方面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A.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后果

财富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科学中被研究最多的主题之一。这种关系首先是由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阐述的，后来效仿他的做法产生了大量其他的研究。虽然许多学者争论因果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但很少人否认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之间的相关性.2



现代化理论假定，支持民主是通过经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强大的资产阶级，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地区，教育水平上升；科学和技术取代了传统和迷信。这些社会-人口学（socio-demographic）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改变；合在一起他们创造了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基础。3尽管有许多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但是对于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来讲经济和政治变迁之间简单的、直观的逻辑联系实在是太诱人了，很难让他们去忽视这样的看法。然而，经济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复杂和有争议的。是经济增长导致了民主，或者是民主体制中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打好了条件？民主价值观是在一个民主转型发生前就涌现的呢，或是作为其后果，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之中的？



学者经常指出现代化理论看法的谬误之处，特别是以一种线性和决定性的方式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过分简单化了的想法。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还是使用了发展和民主之间的概念方面的联系，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产生政治变迁。例如，Henry Rowen预测，中国将到2015年时成为民主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他预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7,000美元（在1990年美元的基础上，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此时对于各项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ies）的需求增加，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做出这些预测的）五年后，使用经过修订的经济数据，他再往后推了5年把预测实现的时间推至2020年。他的论点意味着，较快速的增长将缩短中国变成民主国家的时间。Shaohua Hu甚至更为乐观，他预计中国将在2011年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民主的障碍，包括落后和停滞的经济，都正在被打破。6写于2004年，Bruce Gilley在书中写道“中国的财富的数额已经足够可以去财务支持民主转型”，缺的一环是党的精英们去发动民主化的勇气。7 Gilley并没有为一个民主转型给出一份精确的时间表，但却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由精英领导的通向一个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型，所基于的假设是“社会科学的法则在中国及其他以外的地方都同样起作用。”8 他认为，政治变迁并不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而是在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戴礼门（Larry Diamond）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的，自信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社会……迟早，经济发展将会对中国产生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可能性）去进行一个明确的朝向民主的政体变动。”9 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提供了一个基于修正版本的现代化理论之上的更为细致的论证。古典现代化理论假设政治价值对于稳定的民主的涌现以回应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来讲是必须的。根据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的看法，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渴望去自我表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人际间的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社团中的成员身份，甚至人均GDP更可靠的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国内其他译者把这个词汇翻译成了自由民主制，两种翻译的差异我在另外一篇译文的注释中有提到）是否会实现的预测物。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国人享有了更多的经济领域中的自由选择尽管仍然没有拥有相当的政治自由，包括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相应的，他们预测中国将在15-20年内变成民主国家（到2025年前）以回应”不断增长的要求自由化的社会压力”。10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并且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基础。



然而民主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以及价值观改变的自动化的产物。他们可能与民主的巩固相配套，但他们对于向民主转型较不是必不可少的。Adam Przeworski和Fernando Limongi从范围广泛的国家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试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并且发现经济变迁与民主化的时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尽管Rowen赞同Przeworski以及他的同事的论证，发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000美元（或换算成1998年的8000美元）以上时，“民主是坚不可摧的，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他忽视了更重要的发现，没有任何程度的经济发展保证了民主转型，以及任何类型的政权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都可以在这一门槛之上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对于这些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预测所作的批评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明显的趋势，但是通过诸如产权不清、国家对于私有化的矛盾，地方保护主义，劳动骚乱，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角色等因素，自由化和民主化都受到了抑制，更重要的是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和国家官员拥有共同的背景和共享的利益。12



尽管有着这些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仍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响应，他们认同：中国尚未对民主做好准备，因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仍然太低，城镇人口相对较少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许多人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人所作的那些宣称,即在中国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必须先于民主进行。不管他们是否已经阅读Lipset, Inglehart, 或Diamond的看法，许多中国人都接受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连带关系。



B.民主化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

政治科学中的另一个传统的重点是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都使得新的社会阶层兴起，这些事物反过来又在政治体制中推动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比较研究已经显示资本家在政治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作为变动的施动者（agents），在其他的情况中，则是在政治上支持现政权。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现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精英的多样化源自新的群体兴起控制了自主性的经济力量，即来自于一个独立的、富裕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的发展。”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已经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常常被解释为那意味着资本家可能是民主化的载具(vehicles for democratization)。15摩尔认为民主是早期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君主施压要求去移掉对工业化以及贸易形成障碍的事物并且组成了议会去监视国王以及政府的时候才在欧洲兴起的。在这系列的历史性发展中，创造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财富来源，导致了新的精英为了保护他们的私人利益要求更多地政治参与。



资产阶级的发展可能与民主相关联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拥有固有的民主素质，而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削弱了土地贵族阶级（the landed aristocracy）并扩大了工人阶级。但中国的情况，和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那样，不和摩尔研究的封建国家类似。在改革时代，没有土地贵族阶级需要中国的资本家去抗争；中共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期间消灭了这个阶级。私营部门在中国出现也不是资本家从国家那里夺取到权力和特权的坚强努力的结果，相反，它是由于国家自己倡议的产物。事实上，在改革时代的初期阶段，中国没有资本家阶层；它是在党发起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后才涌现出来的。此外，私营部门是由许多从国家部门出来的人所组成的。大多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在投身私营企业之前就已经是党员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私营公司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紧密的个人以及家庭联系继续连接着公共和私营部门。这不是摩尔所能想象的景象。很难去讲说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



最近更多的研究指出，对于从威权主义进行转型资本家们有着复杂和含糊不清的贡献。资本家可能扶植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在物质层面受益，或者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变迁会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vism）往往局限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政治议题上。此外，发展中国家中关于商业协会的文献还强调资本家对经济和商业事务的集体行动的努力，他们较少注意严格来讲属于政治属性的事务。17



在第一波民主国家和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可能在政治体制里推动他们自己被纳入到其中，但一般不利于其他社会阶层更广泛地扩大政治参与。但是，一旦资本家观察到现政权受到了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各阶层的挑战，特别是如果这种反对是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商人们就可能从政权的支持者（或至少保持政治中立），更多的转向反对派。18即使资本家支持民主化，他们也很少是先行者。相反，他们的作用更像是国王制造者（king-makers）：他们的支持可以翻转继续威权主义统治和向民主转型之间的平衡。如果工人是（政治）变动的主要推动者，资本家的支持从远离国家转向到去支持民主反对派往往一直是民主化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引爆点。尽管他们很少着手推动民主，但他们也一直都是由工人阶级发起的民主运动的盟友。在如韩国，菲律宾，巴西，秘鲁，厄瓜多尔，西班牙这些不同的国家中，当商人和更广泛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从政府转向反对派的时候民主化就已经配套完毕可以上路了。



即便是在资本家支持民主化的国家里，他们也一直都不是天然的或持续稳定的支持者。在各种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一直都是最好的“游移的民主派”（“contingent democrats”），这是Eva Bellin对他们的称谓。他们对于民主的支持要看他们依赖国家程度有多深，并且他们害怕通常伴随政治开放而来的社会动乱。在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家依赖国家去取得财务、技术以及市场；依赖国家对他们的保护以免于外国竞争；为了维持劳动力低工资和静态（不罢工、不积极争取工人权益）；为了拥有在保护环境和安全标准方面宽松的政策。资本家越依赖国家去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就越有可能去选择“与国家的精英进行温馨的协作，而不是公开的竞争以及反对”去确保他们的经济成功。21同样地，如果资本家强烈关注到认为民主化会威胁到他们的底线，他们就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然而在民主化的近期的案例中，投票权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人口，而不仅仅是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新的民主国家的新当选的领导人试图去动员群众支持，通过承诺去增加公共福利开支（那需要更高的税，通常要向生意人征收），提高工资以及强制实施更严格的工作场所安全以及环保规定（增加了做生意人士的成本）。政治改革家们可能动员劳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去挑战现状，通过罢工以及抗议。害怕出现这种景象使得大多数资本家反对民主化。讽刺的是，尽管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往往是动员劳工的一个指标，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维持低工资以及防止独立工会的形成。中共和中华全国工总一直都是支持企业的决定性力量。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一直强烈支持现状，并且很愿意继续这样下去。



民主并不是经济以及社会变迁的后果，而是由政权内外的参与者所驱动的一个政治过程。在这方面来讲，许多学术界以及政策圈中的外国观察者冀望一个私人部门的形成经由一个民间社会的涌现将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导致政治变迁并且最终导致民主化。民营企业家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已获得了学者和西方媒体的特别注意。这些报道一直详细的聚焦于中共支持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新经济精英扮演改变施动者的潜在性上，要么是报道这些精英通过内部巧妙的影响中共要么是报道他们从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去对抗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议题。其他人则视民营企业家为兴起的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民间社会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22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期望持续的私有化以及繁荣将最终推动中国更快速的朝向民主迈进。那就是扩展两国经济以及贸易纽带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所在；政策制定者认为当中国更多的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它最终就将符合民主治理的新规范。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有益于美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它还将对中国的民主化做出贡献。23这一推论思维方式仍在继续，尽管贸易增加与民主化的出现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经验研究已经显示中国的企业家并不是民主以及民主化的强有力支持者。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发现企业家不可能去发起要求民主化，“如果其他人带头为经济和政治变革施加压力他们倒是可能借一把力给他们。”24根据蔡欣怡（Kellee Tsai）的讲法，“当前的私营企业家一代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既拥有能力又拥有渴望在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去直面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找到了非民主的方式去促进他们的利益。”25



同样地，陈安（An Chen）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一种认为把个人赌注压在防止政权变动方面的想当然的倾向”，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国家的腐败以及家庭关系。26中国那部分改革的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有限问责制的受益人有动机去维持现状，而不是促进政治变革。



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共与私人部门之间密切的个人以及制度性的联系，不是对中国的资本家兴起感到威胁，而是该党已经有能力充分的调适其列宁主义的制度去迎合他们。它甚至给予了更多言辞上的以及政治上的支持给私营部门，不断的修改党章去反映它那不断演化的实践行为，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疏远的关系，党已经以党支部以及官方支持的企业组织，鼓励它的成员，包括党政官员去“下海”到私营部门中去、招募不断增长的成功企业家的成员到党里的方式使它自身融入到了私营部门中。红色资本家拥有最大的公司并且更可能参与到中国的正式的政治机构去。诸如此类，他们更可能倾向于去支持现状，在这种现状中他们拥有繁荣而不是去寻求根本的政治改革。确实，红色资本家是现状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外观察事态的挑战者。大多数红色资本家在加入私营部门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治以及经济精英的一体化是用来为维持现存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向这种体制发起直接挑战。共产党使自身融入到私营部门中去的策略，既通过鼓励当前的党员去经商又通过吸纳企业家入党，继续提供着分红。这是中共政权生存策略的一个主要成分，到目前为止它是有效的。中国的资本家并没有对中共形成一个立即的威胁，他们是党最重要的支持基础中的一员。



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模式都产生了一种扭曲。在那些国家中，Joel Hellman发现发动经济改革的受益人利用政治过程去阻碍进一步的私有化。28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经济改革的赢家一直都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并不支持政治变迁，导致了裴敏欣所称的“陷入困境的转型”（“trapped transition”）。28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红色资本家们，已经能够学会如何使当前的体制为他们所用。虽然个别的企业家可能是政治变迁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就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整体而言，就像其他国家的资本家那样，普遍地一直矛盾于民主化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化的益处这个难题，相对于一个新的和未经考验的政治体制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他们偏好于威权主义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中他们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





C.民主化是民间社会兴起的结果

对于民主化的研究也已经创造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涌现及其政治影响的研究兴趣。Larry Diamond已经定义民间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这领域是自愿的、自发的、（大体上）自给自足的，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且被法律规范或系列有共识的运作规则所约束。31 Putnam把民间社会归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民主国家最为重要的因素。32在东欧从共产主义以及前苏联转型之中，民间社会在他们的“天鹅绒革命”上发挥了突出作用。33 正如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所写道的那样，“一个民间社会在一个列宁式体制内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就将为了民主化改革对其精英产生出压力来。如果国家积极的镇压民间社会，精英也许觉得他们可以一切照旧行事，但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惊讶很悲伤……一个新生的民间社会就在位于官方控制的社会表面之下培育和传播着支持民主化的看法”。34甚至在后共产主义的国家，社会运动也已经导使“颜色革命”到了进一步的推动民主化肇因（democratic cause）的方面。35中共正在积极地监控其社会环境去排除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发生。这种动作的含义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民间社会涌现，中国发生民主化的前景就将改善。



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民间社会将天然的推动民主化这样一种期望所影响的。历史上以及当前中心性争论是一个民间社会是否在中国历史上或当下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是否享有免于国家干涉的相对自主性？他们可以代表他们成员以及更大程度的社群的利益吗？他们可以去影响政府政策吗？即时主张一个民间社会的观点也认识到了，自治，代表性和影响的程度随着时间、所在国家的不同地区当中，以及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当中是有着相当的不同。William Rowe宣称“因此自主性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平衡永远难以清楚界定，但它实际上是不断进行谈判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不要把企业家的兴起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民间社会的先锋队，Solinger视这样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结合的产物，“一个官僚和商人之间粘结的、初始的相互依存关系。”37



为了最好的欣赏在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的含意，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压概念。民间社会之内有着不同面向的思考以及政治偏好，这些思考以及偏好可能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Foley以及Edwards对于Putnam的批评中，他们区分了民间社会中的一个政治领域，这个领域促使国家去进行政治变迁，以及一个更为非政治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组织化是为了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追求但却想要避免政治活动。38中国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别。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在他们寻找中国民间社会迹象的文章中，形容了两个不同的动态过程导致了民间社会的兴起。政治动态（political dynamic）意味着“有着或明或暗政治意图的抵制国家控制的那部分群体和组织。39这样的动态可以在早至百花齐放运动（100 Flowers Movement）以及之后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4月反对四人帮（anti-Gang of Four protests）的抗议，1978-79的民主墙运动以及最生动地向外国观众展示了这种动态的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中找到。政治动态使得童燕齐所称民间社会的“批判性领域” （“critical realm”）的兴起，这是一个批判国家的政治范围（political sphere）并且代表了对其的一种挑战。40



但还存在一个与之分离的市场动态，市场动态给予了一个“非批判性领域”（ “non-critical realm”）兴起的机会，这样的非批判性领域主要是与经济事务以及休闲活动、较不对改变政治体制感兴趣的活动相关。随着一个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社会力量从国家向新经济层的转移（主要是私营部门）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清晰的分离。鉴于政治动态已经发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背景下，而市场动态包含创造新的制度以及移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到后者身上这样一种潜在性。就这个层面来讲，市场动态可以被看作是为民间社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物质性或结构性的基础。41 国家需要，而且实际上鼓励这种市场动态，而不能完全的抑制住它的发展。“批判性领域”兴起于一个政治动态是一种直接的威胁，而“非批判性领域”导源自市场动态，创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更为互补的关系，向双方提供了成本和收益。不是要削弱威权主义政权，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可能导致对于现状的更大支持并且抑制对于民主化改革的需求。社会资本可能是稳定的政府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基础，无论是在一个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中。42



潜在的政治变迁是源自政治动态和市场动态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批判性领域和非批判性领域之间的潜在的相互补充和不断加强的关系。当批判性和非批判性领域不是因为共同的原因联合起来反对国家的时候，国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去镇压政治动态，同时支持市场动态。中共正积极整合经济精英到政治体制中来，同时强有力地镇压政治活动人士。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助长了市场动态，并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由企业家，专业人士，高科技专家和其他大多数观察家所指出的，由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性格的这些群体所组成的非批判性领域。私营企业家很少参与超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益，如游说钟意的法律和规章等行为之外的政治活动。43一些企业家一直对政治活动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给予物质支持去推动政治改革，但他们是例外并不是惯例。大多数私营商人并不支持1989年的游行；许多人确实在之后为这样做而感到后悔，因为它导致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暂时性退让，并损害了中国的商业环境。44尽管如此，许多观察家继续期望持续的私有化将最终导致一个更有强力的以及更为自治性的民间社会的产生，那反过来将带来政治变迁。然而在评估中国企业家的政治影响方面，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民间社会的不同领域并且认识到民间社会不一定是与国家对立的。



对民间社会路径（approach）的批评看法通常认为民间社会的概念最初是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背景。45甚至于提倡民间社会路径的人士也认识到了自治的程度是与一个中国不管现在还是过去都非常之缺乏的真正的民间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在中国寻找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典型的做法就是寻找针对个体尤其是群体的自治方面的证据。中国的绝大多数个体以及群体没有寻求自治反而是与国家发生了更亲近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他们体认到自治就是要“外于体制”并且因此是没有权力的。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他们为了更好的追求他们的利益以及最大化他们的杠杆作用寻求融入到当前的政治体制中。



尽管这些对于民间社会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关注可能是成立的，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关键要点：中共领导人看起来好像是他们相信民间社会的威力，并且为了维持党的统治正在面对民间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他们害怕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已经采取步骤去制止这种情况。46他们对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是可以存在的，以及什么活动是这些组织可以参与进来的加以设限。他们保持了严密的对于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以限制理念的自由交流以及暴露政府的不当行为。他们支持民间社会的非批判性领域——尤其是资本家们——同时镇压那些在批判性领域中寻求政治自由化以及民主化的人士。他们依靠那些非批判性领域中人的政治忠诚，并已经以经济增长这个共同目标和他们融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则惩罚那些涉嫌威胁到对于增长必不可少的政治稳定的批判性领域中人。不仅是学者们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中共也在观察这样的进程。





II. 中共为了政权存续所采取的策略

中共一直比大多数观察家所认知到的还要来得适应（新局面），但是这些适应性做法是旨在通过治理变得更有效率来维系他们自身的权力，而不是要使体制变成是更具回应能力的（responsive）以及更有问责性的（accountable）。中共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了从内部的政策以及人员议题到它的组织以及社会和政治动乱，但是它一直都能去处理好这些挑战，即便它并没有都解决掉他们。



中共通过使用生存战略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种战略已在各种各样的其他背景中被证明了是成功的：结合了对私营部门进行策略性吸收（strategic cooptation）以及与之产生法团主义风格的（corporatist-style）联系的做法。它正在吸纳其经济改革政策下的主要受益人，例如企业家，高科技的专家以及其他的都市专业人士。尽管中共在传统上对这些群体的政治忠诚度是有怀疑的，并且频繁的在政治运动中针对他们发起运动，但在近些年它已经积极的吸纳他们为了确保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并且为了去防止他们成为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种吸纳的策略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并且产生了激烈的党内辩论。然而在2001年以后，当党采纳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它就成为了党的正式政策，在“三个代表”的口号中党宣称不仅代表工人、农民以及士兵（“三个革命阶级”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党的社会基础），还代表了被认为是“先进的生产力” 新兴的经济与社会精英。47倒过来，为了在党内产生对于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共还一直鼓励它的成员去“下海”到私营企业中并且要党员去向其他人展示如何“率先富裕起来”。



中共生存战略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已经为不断变换的经济以及社会环境创造出了新的制度性联系。对于私营部门来讲，这意味着国家支持的企业协会以及一种列宁主义政党特征的党细胞的网络。这些制度性纽带旨在允许党去监控其环境以及提供对其的领导。这些纽带按照了一种法团主义的逻辑：国家允许一定数量的协会存在，并提供领导人以及预算支持。然而，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开始在官方商业协会之外创造他们自己的协会。这复杂化了中共的社团主义策略，但并没有使党抛弃它的策略。



在这两种方式里，中共的生存策略都需要一体化中国的财富与权力。其策略旨在去提升党的合法性的不同面向。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一体化已经为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持续的快速增长作出了贡献。为了现代化其经济，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作为增长、就业以及税入的主要来源。因为财富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积累对任何威权主义政府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共一直试图利用混合了吸收和法团主义的做法将自己同不断增长的私营部门整合在一起。经济现代化无疑是中共所主张的合法性最为重要的面向，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去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只立基在增长之上。



党的合法性的第二个方面是立基于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且通过在国家内部扩展越来越高的民族自豪感。“富强” 这个词汇的涵义的长期目标是使中国变成富裕和强大的国家，能够站起来反抗外国侵略以及压力，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过去30年庞大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在实现富裕和强权这一目标上走了很长远的路。随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它也开始寻求国际对其经济成就以及与其积累的财富相匹配的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承认。



决定去让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视为国际社会对其现代化路径的背书。当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民族自豪感在这些成就之外也增加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党的合法性的另一个方面。虽然中共的生存策略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但还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中共里面的保守派领导人视整合资本家进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为一种背叛党的传统以及对其长期生存造成威胁的做法。他们认为要减缓经济改革过程并且回归到党对于穷人以及弱势阶级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承诺上来，而不是只对经济增长的富裕的受益群体示好。在党外，称自己是中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对于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批评党的支持企业的导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对于政治稳定是一种威胁还侵犯了基本的社会公正。



这些批评曝露了中共的生存策略的内在张力：财富和权力的快速的一体化已经产生了快速的增长，但实现那种增长的方式已经相应的也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内问题。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温馨关系是互相受益的，但是也遭到了那些并没有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平等的获益人士的不满。许多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已经在改革年代中变得失业了，效率以及盈利的目标已经取代了终生工作保证的“铁饭碗”。即便是那些在私营部门找到工作的人也一直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以及补助金,例如住房、医疗以及退休金。



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也一直在分配那些财富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不均。在毛时代，中国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但是在改革年代它快速的变成为最不平等的国家。在1980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人均GDP从186美元增加到了1449美元，但是它的基尼系数，被使用最多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也在这么短的时间中从0.3增加到了0.48.，这两者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创造快速增长的战略还产生了不平等，腐败，污染以及其他源头的大众不满，这些都已经增加了全国抗议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这种不稳定威胁到了中共合法性的第三个方面：它保持政治秩序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中共已经采取了一个涵盖广阔的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措施去反向平衡增长战略所去强调的那些措施。截至到2002年召开的16大，它已经明显变得认为支持增长的江泽民时代的战略必须以更多平衡以及平等导向的政策去加以辅助来增加农村以及内陆地区人民的收入，在那些地区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的获益较不明显。在胡温的领导之下，中共开始收入补助以及降低农村地区税收的做法。为了去降低贫困它还增加去强调慈善工作，这些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地方党政办公室和干部、法团主义风格的商业协会的指挥下所进行的。但是强调增长的措施依旧。胡温致力于快速的增长并且依赖于私营部门，但是他们也认识到1990年代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战略必须以关注提升平等的做法来做补充。



他们如此关心在增长，公平和秩序这些通常是竞争性的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2007年2月，媒体被下令停止汇报胡锦涛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对于私有化好处的有利声明。这些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胡温的民粹主义的形象正试图为他们自己创造，旨在去提高政治稳定，这是党的合法性的第三个维度。以这些不同的方式，中共正试图把江泽民时代的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政策以及胡温领导的民粹主义的目标混合起来。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极端的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做法都不能保持下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观察到的事情：一个市场经济没有配套可能摧毁掉社会。48结果是，一个“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是必须的：国家必须去提供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去使得市场竞争，但在同一时间必须发布政策去保护社会免于遭受市场所带来的通常呈现为无秩序状态的变动。把重点放在创造一个“和谐社会”上可能是为了安抚非受益者，同时又不损害裙带关系中人所获得的好处。





II. 中共的未来

中共以及中共在中国的长久统治的未来前景为何?已经做过一系列的预测了，通常是基于对党的适应力、民主化驱动者的不同的假设之上



一种设想认为向民主转型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发生，主要是因为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效应。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不少学者在何时这样的转型将会发生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具体的预测：Shaohua Hu已经预测中国将在2011年前变得民主化，Henry Rowen的预测是2020年前，Ronald Inglehart 和Christian Welzel是2025年前。51所有这样的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到达中国的基础。



中共并不是消极的眼睁睁看着这些变化发生，反而一直积极的涉入到这样的发展中。其政策是这些展开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它一直都积极的回应着这样的变化。虽然中共一直支持扩大私营部门，但它一直较少顾及到已经出现在后毛泽东时代其他的政治挑战。它积极地通过镇压创建自主性党派、工会以及其他拥有政治意图的团体，捍卫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它意识到了在近些年中社会运动是如何削弱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被称为“颜色革命”），经由监控并关闭非政府组织，逮捕活动人士以及限制访问某些网站（与诸如雅虎、微软、谷歌这样的美国公司合作），一直积极的监控、镇压这类潜在的威胁。



在这样做时，中共继续表明民主化不是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共的生存战略中的包容和排斥的模式也表明了在预测政治变迁的可能性时必须区分民间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共已经愿意接纳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因为对增长来讲是必要的，同时持续的在民间社会的政治领域对其进行镇压因为这对党的权力垄断是种威胁。



与此相对照，其他的学者对于中国当前的趋势及其对中共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影响要远为来得悲观。魏昂德（Andrew Walder）形容向一个市场经济转型是如何腐蚀了一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制度支柱”（“institutional pillars”）：列宁主义风格的政党组织以及对于经济的中央计划。当共产党监控以及制裁经济和社会行为的能力下降，政治体制的稳定能力也会开始下降。52裴敏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提供了一种更为严厉的评价，认为中国不大可能经历“一种平行于逐步经济改革的逐步政治开放的进过程” ，因为统治精英对于政治组织和强制性权力享有垄断，拥有很强的动机去捍卫他们的经济以及政治特权，并且采用了一种结合策略性吸纳以及有选择镇压的做法去最小化对它们自身所产生的威胁。反而他相信中国面临到了政治瘫痪，而那种政治瘫痪威胁到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例如教育和保健，以及维持经济现代化的能力。他相信“中共的奔溃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因为缺乏任何可考的反对派，并且那种“伴随政治停滞的将是进一步腐蚀国家能力、降低中共合法性、增加无法无天行为以及腐败和社会失序的经济停滞”。53章家敦以及Jack Goldstone同样注意到了国家能力的下降，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前途提供了更为严重的预测。他们认为决策权威的分权化以及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其他学者视经济发展将直接或间接的导致民主化，章和Goldstone则预测即将到来的奔溃将产生混乱。与那些同意经济发展为一个即将来临的以及平顺的民主转型打下一个基础的看法相对照，这种观点认为在衰减和分裂的一个延长期间里，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分裂为众多独立的国家。54



在这两种极端看法当中，有种预测认为党的统治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中国政治的最为基本的特色。根据这种中间派的看法，根本的政治变迁，要么是变迁为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要么就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奔溃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反而，中共可能维系下去因为它比普遍观察到的还要来得适应。其挑选最高领导人以及决定政策的机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制度化并且至少在地方层级变得更为透明化了。它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钟意于经济的现代化。它已经使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仍然保有其中央角色。它的党员资格的衡量标准越来越集中于专业技能以及教育标准而不是政治忠诚。结果是，党的成分已经从“三个革命阶级”——工人、农民、士兵变成了经济和专业精英。它也一直都欢迎新的精英进入到政治舞台，包括党员的资格，参与正式的政治机构，以及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接受咨询。这种包容策略最佳的示范就是过去被视作是贱民、现在则被欢迎为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红色资本家们。



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一个果断的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迄今颁布的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党执政的更有效率，而不是需要它的治理变得更为的民主。正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所写到的那样，“在其他地方都已经导致民主化转型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极权主义向一个经典的威权主义政体转型的过程，这个政权看起来是越来越稳定了。”55党策略性的选择了谁将被允许进入政治舞台，谁将会继续被排除在外，以及谁因为想更多地（政治）参与而努力创造更多的政治空间将遭受到镇压。在评估胡锦涛作为一个党的领袖方面，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一直认为胡“看起来决心通过增强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去解决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更大的开放措施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56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崩盘。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一直所表明的那样，中共积极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的教训，调整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以避免他们那样的命运。57



虽然我以前的工作常常被解释为是预测崩溃的结果，但我将自己放到了“适应”这一类研究派别中。对于中国是否会成为民主国家，我是持不可知论的，因为以往民主化的经验强烈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民主，以及转型是否成功的巩固住，取决于各种不可知的因素，包括统治精英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民主态度的强度，精英群体之间力量的平衡、国际大背景，突然出现的经济或社会危机，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虽然预测中国何时民主化并不是特别有用，但我们有更好的工具去预测民主化如何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首先必须发挥共产党的作用。正如我在这本书以及其他作品中所提到的那样，中共已经调整了其政策议程，它的组成，及其与关键的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这种生存策略使它能够吸引新的支持者，防止潜在的对手，并在某些情况下，强行镇压那些要求进行政治变迁的人士。虽然并非总是微妙的或细微差别的，其策略却是足够有效和足够灵活的去应付迄今为止所出现的问题。只要中国不遭受无法预料的社会或经济危机，中共的有限的调整可能足以无限期的保有权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已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出现的腐败和不平等现象很可能要持续下去。



中共正希望它可以继续执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就像它在过去几十年时期中执行经济改革那样。这种方式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处理方式，但就像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戴慕珍（Jean Oi）提到的那样，政治改革中的次优方案（suboptimal solutions）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中国，中共仍然稳固的保有权力，并且意图一直拥有下去，如果（政治改革）终于到来的话，将是通过无数的'次优'方式逐渐改变而来的。”58他们的意见是与具体的延长财产权，而且也和与此有关的完全扫清政治改革的障碍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一种真正的民主的开放（democratic opening）很少出现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反而通常是突发的以及没有提前示警的。59尽管中共统治中国是适应性强的，富有韧性的，并且有可能无限期的生存下去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突发事件可能突然打破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并且带来新的和以前无法实现的选择。无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是否将被一个民主的体制或另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体制所取代，长期不稳定，或甚至是军事统治将取决于导致了政治变迁产生的一系列事件和一批主导者的作为。



这些对于中共未来的不同的设想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尽管魏昂德在早期作品中形容党的监控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但在之后的作品中他认为这种下降对党统治来讲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胁。因为当前的领导人是受过更好教育的，更少被困在过去，更为熟悉其他国家的经验，它“可能使政权本身将对于政治治理议题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就与它在过去20年对于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方式那样。”61当Gilley预测一个未来的民主化的转折点时，他还认为那种变动的发动者是来自于中共党内的，以暗示的方式承认了中共将在中国的政治前途方面扮演中心性角色。



同样地，许多学者强调党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它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但对它所产生的后果则有分歧。一些学者视停滞和瘫痪是其主要的结果，其他学者则看到了在列宁主义体制内进行创新和适应的迹象。然而，中共适应的结果可能导致黎安友称之为的“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的产生：那种威权主义是一种可行的政体形式即便是处在更先进的现代化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之下。”67这种假设情况，许多学者，甚至是更多的决策者，并没有设想过。


总结

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挑战了普遍的假设，即一个市场经济导致了民主和共同繁荣。在短期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它似乎更可能导致共产党执政底下的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最高领导人只是在寻求更好治理的方式，而不一定是更为的民主。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中共找到了使它自身适应到中国新局势的方法。它是通过纳入越来越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到政治体制中，通过一体化财富和权力，通过采纳新政策去解决由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来做到这一切的。



∗ This paper is drawn from my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W.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86.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ch 1959), pp. 69-105; Lipset,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1993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no. 1.(February 1994), pp. 1-2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OK: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rry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3 In addition to Lipset, Inglehart, and Diamond, see also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January 1997), pp. 155-83; Ross E. Burkhart and Michael A.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4 (December 1994), pp. 903-910.

5 Henry S. Rowen,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National Interest, no. 45 (Fall 1996), pp. 61-70, and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6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7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4.

8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xiii. He is confident this transition will come sooner or later: “For the record,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is change were delayed beyond the year 2020” (p. 98).

9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p. 265, emphasis added.

10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quote from p. 156.

11 Przeworski and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see also Burkhart and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 rejoinder by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found a closer fi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change as predicted by modernization theory, but only for first wave democracies, that is,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democratized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see their“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4 (July 2003), pp. 517-549.

12 David Zweig, “Undemocratic Capitalism: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pp. 63-72; David S.G.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Spring 2004), pp. 23-42; Mary Elisabeth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Kellee S. 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13 For a thoughtful and wide-ranging assessment of Chinese views towards democracy, see 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14 Samuel Huntington (1970, 20; see also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5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18.



16 Leroy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Huntington, Third Wave;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Sylvia Maxwell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dmund Terence Gomez, ed.,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2).

17 Jones and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Maxwell and Schneider,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mez,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18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20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67-68; O’Donnell and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21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quote from p. 181.

22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June 1993), pp. 242-63; Gordon Whit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1994), pp. 73-92;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Baogang He,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Xiaoqin Guo,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Leni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London, 2003); Yongnian Zheng,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23 This rationale has been skewered in James Mann’s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New York: Viking, 2007).

24 Margaret Pearson,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25-46. See also Pearson, “China’s Emerging Business Class: Democracy’s Harbinger?” Current History, vol. 97, no. 620 (September 1998), pp. 268-272.

25 Kellee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9 (November 2005), p. 1145.

26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Fall 2002), p. 412.

27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28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29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 A rar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is offered in Lu Chunlong, “Democratic Values among Chinese People: Analysis of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China Perspectives, no. 55 (September-October 2004), pp. 40-48.

31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3 (July 1994), p. 5.

32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Timothy Garton Ash, 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Vintage, 1990); Marcia A. Wiegle and Jim Butterfield, “Civil Society in Reforming Communist Regimes: The Logic of Emerg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October 1992), pp. 1-24; Vladimir Tismaneanu,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34 Martin King Whyte, “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pp. 79-80

35 Charles H. Fairbanks, Jr.,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April 2004), pp.111-24;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March-April 2005),pp. 35-52; Henry E. Hale, “Democracy or Autocracy on the March?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s Normal Dynamics of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05-29.

36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 148.

37 Dorothy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38 Michael W. Foley and Bob Edwards, “The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1996), pp. 38-52.

39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40 Yanqi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3 (April 1994), pp. 333-353.

41 White, Howell, and Shang,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pp. 7-8.

42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Lily Lee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3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4 David L. Wank,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5), pp.55-71;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He Baogang,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45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08-138;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Baogang He, “Intra-party Democracy: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from Below,”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46 This is the key theme of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47 The “Three Represents” refers to the CCP’s claim to represent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i.e., the urban economic elites), the most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China.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my “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4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4).

49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50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vol. 49, no. 3 (Summer 2005), pp. 387-400; see also Bruce J. Dickson, “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4 (September 2004), pp. 249-255.

51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Henry S. Rowen,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2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April 1994), pp. 297-323; see also his “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53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 212.
54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and Jack A. Goldstone,“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 35-52; see also Yasheng Huang’s rejoinder to Goldstone,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pp. 54-68.


55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 16.

56 Joseph Fewsmith, “China Under Hu Jintao,”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5 (Spring 2005). His other writings

5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8 Andrew G. Walder and Jean C. Oi,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Oi and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 (October 1991), pp. 7-48.

60 For more on these points, see Dicks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61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28.

62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 16. For a general view of this scenario, not limited to China, se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政策评论：中国顽固的反对民主

原文：Policy Review：China's Stubborn Anti-Democracy
译文：政策评论：中国顽固的反对民主

2007年2月4日
By Ying Ma (马颖)
翻译：@Freeman7777


只是希望去改变是不够的

十多年以来，美国历届总统一直宣称，政治自由化将最终导致中国的民主化，这将是可取的、也是符合美国和世界利益的。克林顿行政当局在经历了一些初步的曲折往返之后，盛行的政策是与中国政府进行“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那种政策相应要求美国在中国倡导民主，开放的市场以及人权的同时进行密切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合作。小布什政府虽然公开怀疑中国的不透明的军事集结和战略意图，却也一直告诫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同时敦促其接受民主。对华盛顿当局来讲，一个走向民主道路的中国——即使它积聚了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能力——也会为和平和繁荣提供最好的保证并且会与美国和世界进行合作。

然而,中国看来对美国的这种意愿不为所动和无动于衷。美国的民主推动（democracy promotion）——从经济参与，到民主项目，到高谈阔论——并没有停止中国的威权主义庞然大物以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来进行施压的速度。就目前而言，美国的愿望仍只停留在愿望阶段（没有能付诸实施）。

驶向中国的民主慢船的理由是复杂的：从美国对中国的威权主义韧性的错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远为不复杂的现实是，当美国在世界范围大声宣扬民主以之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和人类进步的标志的时候，中国却公然的提供了一个反例。因此在中国进行成功的民主化，不仅将为十三亿中国公民迎来自由，而且也会打击了全世界的顽固的威权主义政权。因此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讲去研究中国在抵制民主化方面的成功所在，重估目前民主推动努力方面的工具和假设，并想出新的方法来清除通往自由路途中的路障是至关重要的。

改变的“不可避免性”

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早就预测说，中国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市场力量或自由主义的制度和工具（liberal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后，就会激发起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在中国将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多面向这一块上，这些观察者当初所作的预测一直都是对的。但是他们在设想当对中共领导人的统治提出了新挑战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只会从权力宝座上跌倒以及放弃权力方面则一直都在做着大梦。在从贸易到互联网，从村民选举到法治的一切事情上，中国的统治者已一再证明持乐观主义的中国问题观察者对于这方面的看法是错误的。

经济接触 。美国今日对华政策最根本的基础，以及美国在中国所作的民主推动——就是经济接触。由于美国国会在2000年时给予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的一个基本假设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所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将必然激发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华盛顿当局的假设在不小程度上是由其他威权主义政权——例如1980年代的台湾、南韩、智利在他们从事了经济自由化之后所进行的成功的民主化转型这些先例所激发出来的。确实， 美中20多年的贸易已经戏剧化的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造成了普通中国公民的经济，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前所未有的扩大。

然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之间的联系，在中国这个案例中已经呈现为更为复杂的和微妙的关系。在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6年多后，中国社会的大幅度的改善并没有转化为政治自由化。中共（CCP）没有显示任何兴趣去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而是继续依靠镇压和残暴以维持其统治。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继续宣布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是“糟糕的”（“poor”）或“在恶化的”（“in deterioration”）。同样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一个非盈利性，非党派的人权组织，不断地在其年度政治权利以及公民自由调查中把中国归类为“不自由的”（“unfree”）国家。

当然了，缺乏政治进展并不是历届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所做过的承诺。在游说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美国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的时候曾预言，“我们将释放出根源于上世纪工业时代的极权主义运作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来。”布什总统则是在2005年时重申克林顿当年的预测：“我相信在市场上呼吸一点点的自由就会导致对民主有更多的需求。”只是中国是如何从“呼吸一点点的自由”出发到变成民主，没有人知道。与此同时，中共决心显示其他的做法：它继续蚕食着西方技术，诀窍（know-how）和资本而没有放弃其对于权力的垄断。

中共继续依赖镇压以及残忍以维持其统治

改变所需要的制度以及工具。不幸的是，华盛顿当局的春秋大梦已经遭遇到了中国的威权主义的韧性。正如历届总统行政部门都赞同的首要原则，经济接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民主化，许多决策者，学者和专家们一直吹捧各种制度和工具是民主变革的不可避免的施动者（agents）。这些制度和工具，往往援引民主社会的不同要素，从乡村选举，到法治协作到互联网。在某些方面，这些制度和工具能起到经济接触之轮的辐条的作用。但当中国统治者设法使经济现代化从政治自由化上面剥离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已决定消除自由主义制度以及工具的民主化力量。

对于华盛顿当局来讲，所有好事走到一块去了。许多人一直争辩说，如果中国遭遇到了存在于一个民主社会中的一些因素，那么这些元素相应的民主属性在整体上渗入到社会中去就将是无法阻止的。当中国政府在1998年制度化了全国范围的农村村民选举，许多观察家认为它们将不可避免地为全国各地更广泛的民主化铺平道路。当中国政府在1997年和1998年同意在司法培训，司法教育，行政法和商业法上与美国政府进行法治合作，政府和学术专家就预测，在较不政治敏感的司法领域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上实行法治的自由化局面产生。当互联网革命在90年代末抵达中国的时候，美国人相信，中国政府将很快屈服于信息自由流动所产生的民主化力量。

然而每一次，中国都表明，它决心汲取自由化力量以及工具在经济或治理方面的好处而反抗他们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威力。虽然整个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村民现在已经在经历第一手的选举，但是这种选举是有着严重缺陷的。许多都是缺乏竞争性的;其他的情况是，只提供了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候选人名单选择;欺诈行为十分猖獗;那些当选的，不管公平与否，往往很少行使决策权。此外，政府表明了没有兴趣扩大选举到全国层级。在法治方面，中国现在急切地参与与美国的法治交流，它已经允许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司法改革，使治理变得更有效率，而不是变得更为民主。因此，北京当局有限的司法改革，只有在那些政治安全领域方面，如商业法和行政法，并已经禁止了诸如政治异议，劳工骚乱，和宗教自由这些政治敏感领域内的司法改革。 1至于互联网，虽然中国急切地拥抱它作为经济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一种工具，但它一直在积极消除这种新媒体的民主化效应。虽然中国网民数量从1997年10月微不足道的620,000爆炸增长至2006年7月的1亿2300万，但中国政府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大约50,000名网警审查互联网内容，它经常高调的逮捕网络异议人士，并已恐吓西方和国内企业进行自我检查。

通过所有这些举动，北京当局已经做到了华盛顿当局认为不可能做到的那些事情：在取得经济收益的同时避免了政治上的挑战。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所支持的市场力量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工具应该被取消或抛弃，但这的确意味着北京当局加强了其威权主义的韧性，华盛顿当局应该停止其所认为的在中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的妄想。

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为了有效的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美国应该更好的理解威权主义韧性的原因所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韧性，包括耀眼的经济增长，政权制度化，镇压以及吸收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及紧密的限制被民主理论家们称为“协调性事物”（“coordination goods”）的东西。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已经延长了其统治能力。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四。在过去连续四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约百分之十。2这种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生活水平，提供了现代化并且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的报告，1980年至2005年间有2.5亿的中国公民已脱离贫困。虽然有一些批评，特别是章家敦，他曾预测，中国的经济将会在2010年前崩溃，3经济学家如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劳福顿（Barry Naughton）以及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机构认为，中国持续经济发展的前景似乎是光明的。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加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并减少了要求其政治上实行自由化的压力。正如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George W. Downs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增长至少在短期内，稳定和合法化威权主义政权的作用超过了它对它们所造成的破坏。5基于这个原因，国家主席胡锦涛预计并殷切希望——中国在2020年将比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6.

除了取得耀眼的GDP增长，政权也也日益制度化了其官僚制度。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观察是，不是削弱了，也不是处于挣扎或过度集中的状况，中共已经平稳走出继承政治（succession politics），在政治精英提升方面推动了绩效制（meritocracy）而不是派系主义（factionalism），现代化了它那截然不同的、大型的官僚制，并在地方以及工作单位层级建立起了政治参与的方式以增强其合法性。7根据黎安友的说法，这意味着领导层继承，例如发生在2002年和2003年近期的这一次，现在呈现出了一种有序的方式，不再是毛时代以暴力的派系之争为特点的那种。政府高层领导取得最高职位越来越多是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在技术官僚主义方面的竞争力，而不是因为其单纯的忠诚于某位具体的中共领导人。党已减少其在政府机关和官僚机构里的介入程度，允许他们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去监督他们的职责。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已经建立了机制——或创造了表现——正在社会非常微观的层面接受国民意见。现政权，与以前时代相较之下的话，在其施政的总体方式上没有显示出有多少内部的分歧。现政权是一个制度化了的、团结的政权，它下定决心要去解决中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挑战，禁止任何可行的政治反对派，并继续掌权。

当然，仅仅是政权制度化本身并不能平息政治上的不满，异议，或反对，但这就是有效的镇压和吸收对立的政治团体的由来。北京当局一直都在残酷的镇压精神团体FLG，FLG是一个佛教的分支，1999年4月25日通过发动10000名信徒集结在领导层围墙之外进行强有力的无声抗议，这种做法使政权感到了吃惊与不安。同样地，中共有效打击了中国民主党，民主活动家们试图于1998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组成第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党。

同时，中共已敏锐地以及成功地吸纳了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根据裴敏欣的说法，党已经与以下三个群体建立起了联盟关系1）知识分子，他们在1980年代以及1989年领导天安门民主运动方面处于批评政权最前沿的位置; 2）民营企业家，他们构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许多人相信当他们收入渐丰的时候他们会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利; 3）持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改革派（technocratic reformers），他们侧重于制度化以及现代化中国治理所必须进行的变革。8 通过少量发放从党员身份到政府高级职位到财务补贴这类做法，党已经解除了这三个潜在的以及具有潜力的反对派团体所能形成的政治威胁。9

中共镇压策略的高潮是对研究民主的学者称为“协调性事物”所进行的限制。这类事物包括诸如言论自由和结社权以及抗议的权利这样的政治权利;诸如不受任意逮捕和新闻自由这样的一般的人权。Bueno de Mesquita和Downs认为，协调性事物的可获取性影响了民主化，因为他们大大地影响到了政治反对派去协调和动员的能力，但在对于维持一个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方面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持续性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却是非常微弱的。10中国政府通过审查媒体和互联网抑制了这些事物，打击了异议人士群体之中的联盟组建以及组织化，以混杂着现金收买以及赤裸裸的恐吓这种方式去稀释以及阻碍抗议，践踏其公民的人权。通过压制这些协调性事物，北京当局实际上已增加、延长了其政权存续下去的机率。

简而言之，当中共政权遇到对其统治出现挑战的时候并不是坐在那里束手无策的，他们反而是积极的迎战以维持其政权。在面对每一个政治上的挑战时它所采取的伎俩也许是有所同的，但结果——继续中共统治——却是一直未变的。

中国人民反应

幸运的是，美国的错觉以及中国的威权主义并没有阻止中国人民反抗政府镇压与不公努力的脚步。经济现代化也许并不导致政治自由化，但它也产生了一个更为多元主义的社会，为异议人士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以及出路。不幸的是，正如北京当局一直排除市场力量或自由主义工具以及制度所发挥的民主化威力，它也越来越对增长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民主化效应加以压制。

今天，大量的失业和社会动乱困扰着中国社会。二十多年来的经济自由化已导致了国家撤出经济和社会福利网络。其结果是，城市地区的官方登记失业率徘徊在百分之四点二。在农村地区，失业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二十。在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2亿的农民工流浪在中国城市的街头以寻找工作。中国的骚乱每一天都在发生。公安部报告说1994年有10,000起抗议; 2003年有58000起抗议; 2004年有74,000起抗议，2005年有87,000起。相对于动乱以及失业的下降，普通公民——尤其是农民——正非常渴望中央政府去解决他们在地方一级，从腐败到糟糕的卫生保健方面的不满。2004年，他们记录了1000万起要求北京当局干预的上访活动;在2005年，他们记录了3000万起。

这样的不满得到了由二十年以上的日益增加的社会多元主义（social pluralism）所诱发的支持网络的援助。示威者和活动人士现在依赖蓬勃发展的信息资源，例如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上访者和不满的公民得到了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公民社会的援助，这种社会曾经是不存在的。而在1988年，在中国只有4500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2004年有288936个登记注册，在2006年则有317,000个。11有些人估计，中国今天可能有多达300万个未登记的非政府组织。 12与此同时，自由亚洲电台的Jennifer Chou报告说，中国的“先锋队” （“vanguard”），最终将受到其“无产阶级”的援助。13大城市知识分子，律师和活动人士已开始帮助农民挑战受操纵的村民选举，以及遭无偿没收的土地。他们还开始协助工厂工人寻求医疗保健和退休金，以及宗教信徒去反抗迫害。新闻记者，中国的第四权的成员，正越来越多地通过报道异议公民、活动人士以及知识分子那类人士的疼痛，痛苦以及英雄事迹去对党的路线施加压力。

北京当局一直残忍的镇压法轮功并且吸纳潜在的政治竞争者

自上而下的管制。在许多方面，中国自下而上要求改变的压力是密集的，自动自发的，并且是多面向的。每一天，中国领导人都在担忧对于政权稳定的挑战。但是他们已经用继续强制施加的残忍的、老练的自上而下的管制来加以回应了。他们的战略是什么呢？允许行动主义（activism）以及表达的多样化，与此同时则镇压公民中的组织、动员以及协调。

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所呈现出来的趋势都是多元主义以及异议的增长，北京当局一直拒绝容忍任何可行的针对其统治的政治挑战。它已经允许充满活力的非政府部门去承担政府本身不能处理的社会工作，允许他们去政治上安全的领域去运作，例如环境保护，健康教育（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为残疾人服务，同时禁止他们从事诸如人权，劳工，和宗教自由之类敏感议题的事务。中共领导人视农村抗议和工人抗议为严重问题，但它们往往是自动自发的，无领导的，以及无组织的，北京当局以恐吓和现金收买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去缓和它们。凡是有组织以及受到活动人士或城市知识分子援助的暴动（uprisings），中共会在他们蔓延开来之前就严重的镇压它们。敢于为无产阶级抗争的先锋人士往往是通过雇佣打手到软禁以及让当事人失业这样的方式去严厉惩罚。

此外，对非政府组织社群北京当局已变得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最近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是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指导煽动下产生的。作为回应，北京当局推迟了通过一项新法律，这项法律将放宽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些限制，打击由美国资金支持的地方人权团体，暂停例如允许外国报纸在中国印刷的计划，要求进一步限制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并开始密切监测有着外国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勾勒出了一个“反（颜色）革命”的方案 （“counterrevolution”）以抵制民主。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北京当局正在蓄意地扼杀民主变革所需要的关键催化剂。

对中国的领导层来讲，经济发展仍是首要的优先事项。为了减轻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挑战，国家主席胡锦涛已告诫他的干部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harmonious society”），这将减缓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打击腐败，安抚抗议者，抵制自由选举。政府可能愿意去容忍增量的改革以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但这种容忍将辅之以铁腕去控制不同的、对现状不满的社会阶层中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行为）。越来越多的多元主义似乎是实现政治自由化很有希望的迹象可能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至少在短期内它只是为民主变革减轻压力而已。14

反美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虽然中国人民可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迫切要求他们的权利以及更好的生活，他们同时也明确的展示了反美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迹象，那使他们较不容易去接受民主化的优点（virtues of democratization）。

在一个当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追求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已经变得失去功效的时代，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的诬蔑西式民主是会让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导致混乱的并且是不适合的。中国公民认为北京当局有责任去追求中国的伟大，而那将导致一个强大的（strong）中国，一个强权型的（powerful）中国，那样的中国理应得到影响力和荣耀。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一道作为实现那种使命的强制性附件（mandatory accessory）是个中关键。通过媒体，教科书和宣传机器，北京强调民主化，政治自由化，新闻自由，反政府抗议活动只会带来现政权的崩溃，因而对中国社会是危险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当美国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或主张民主化的时候，因为（美国）作为一个霸道和专横的霸主，只会试图去破坏中国的崛起。

意识形态灌输有其后果。大量的中国公民，特别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意他们政府的说法认为中国还没有为民主化做好准备。他们视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社会动荡，削弱了的经济增长，下降的国家实力以及整体上的混乱为对中国最不具吸引力的地方。此外他们深深怀疑美国的动机。根据一项中文报纸环球时报在2006年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生活在大都市的59%的中国人民认为，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 56.3%的人视美国为中国的竞争对手。15此外，中国公民闪避美国对他们政府侵犯人权的所作的批评。2005年一份类似于环球时报做作的调查显示， 几乎79%的受访者对于美国批评中国侵犯人权行为有着消极看法：49.3%的人认为，美国正试图破坏中国的稳定;10.4%的人认为美国正努力使中国看起来是糟糕的，并且有19.1%的人认为，美国根本不理解中国的内部局势。16

在回应中国政府的扭曲方面，美国只采取了很少的作为去理解或缓和中国公民的关切。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无视于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意图的担心或民主化的副作用，而是选择去再次强调抽象的民主优点。正如布什总统所强调的那样，“每个人的心都是渴望自由的”，令人伤心的是许多中国公民似乎在回复，“别（把话）说得那么肯定。”

接下来是什么？

尽管美国（有着希望在中国出现政治变革的）愿望或中国公民（也做出了这样）的努力，但中国政府迄今已冲破以及消除了要求其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的压力。北京当局精确的控制了和阻碍了导致一个基础广泛的国内反对派产生的工具。它粉碎了政治上的对手，吸纳了潜在的竞争者，并灌输（其意识形态）给群众。它急切地试图最大化经济现代化同时最小化其自由化的影响。当西方等着用下一系列压力或手段可能会迫使北京当局去进行内部改革或放弃其威权主义统治的时候，中共政权已下定决心继续掌权下去。

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威权主义的韧性并没有消除美国的经济接触（战略）所可能导致的中国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所有可能性。但是，这样的韧性使得结果变得较为不确定或并不直截了当的显现出来，并且使美国只是等待民主在中国涌现出来的（战略）部署变得是越来越不明智的，站不住脚的。美国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激发中国的民主化。

目前美国政府通过支持中国国内的民主的声音以及制度广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同时在外部批评和羞辱中共政权。对于前者，美国政府通过支持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和项目，包括了资助法治协作和村民选举，直接的财务援助公民社会组织和中国异议人士，广播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节目，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换计划。为了从外部施加压力给中国政府，美国政府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施压要求释放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呼吁中国政府去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目前美国努力去促进中国的民主是必要的、重要的，但他们并不总是针对中国威权主义的韧性的各种来源。美国的行动当然不会也不能消除所有这些来源。例如，美国不应该去抨击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窘况，也不能阻止中国政府去体制化其自身的体制或吸收与其敌对的政治团体。然而，华盛顿当局应该并且可以通过增强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以及反对现政权对于诸如新闻自由到结社的能力这类属于协调性事物所加的限制去抗击威权主义韧性的其他来源。此外，美国还应该开始认真努力去面对中国政府为了对抗民主化积极主动向其公民所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

北京当局抹黑西方民主说其会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导致混乱并且是不适合的。

很多具体措施可能有助于促进美国的民主推动计划在中国进行。首先，美国应当提高资金并且支持信息通过中文互联网自由流动。目前，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已承诺总额为300万美元的资金去支持能反击中国政府所做的干扰他们网站的互联网技术。然而还是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自2002年以来的每一年，要么是两院中的其中一个、要么是国会参众两院都赞成了一项名为“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Global Internet Freedom Act”） 的决议，该决议最新版本所要求的预算为5000万美元一年以打击由专制政府所实施的互联网干扰行为。例如抗干扰技术，范围则是从通过代理服务器允许中国互联网用户访问被封锁的政治网站，到帮助那些匿名的中国用户去对抗政府的在线监测。正如决议所表明的那样，美国政府应增加资金，用于开发和部署这些技术，以对抗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监视和干扰。

其次，美国应更积极地支持中国的另一项协调性事物：结社的政治权利。毕竟，单单只是技术和信息并不能带来民主和自由化;中国人民必须要求他们。目前，他们的要求是被政府意有所图的防止组织和动员的努力给消散掉和分散掉了。作为回应，美国应努力尝试去支持和连接中国的团体和个人到一起，这样的人群包括了从那些为民主的理想而去奋斗的人到那些反对具体不公的人。

一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推动民主的计划以有意义的横向联系和支持已经提供给了中国的活动人士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例如，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 ，为广泛的推动民主的努力提供了资金，目前支持的项目把律师，律师，以及学者召集到一起去策略化的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去保护宗教自由。同样地，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资助了培训基层劳工权益组织在地方媒体进行宣传推广并且与移民工人进行合作宣传推广的项目。强化美国对于这些能增强草根代理人和联盟项目的支持，将有助于反击中国政府对抗民主化的瓶颈点（chokepoints）。最近由自由之家所做的67国的研究表明，和平的，基础广泛的公民联盟对于在威权主义政权中强制进行有决定意义的、持续性的政治变革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手段。 17

第三，美国要继续与中国的那些为他们祖国以及民主理想冒着生命危险以及生计危险的自由斗士站在一起。当这种支持是由上至总统下到领事馆官员这种行政部门彰显出来的时候是最为有效的。美国政府应该继续接见持不同政见者，施压要求释放被拘留的人，并对他们的目标表示声援，但应该更为公开以及坚持的做这些事情。正如2006年5月11日三名华人基督教知识分子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所显示的那样，美国驻华大使馆可以更经常地并且公开地会见基督徒，异议作家，人权律师，以及记者去表明美国支持他们的原因何在。18

同样的，行政部门可以与流亡到美国的异议人士一起做更多的工作。自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否认和歪曲了悲剧周围的那些真相，洗脑了年轻一代，与此同时胁迫其他人不要说出历史的真相。不是无视一年一度的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活动，就象现在做的这样，布什政府及其后继者应派出官方代表去参加由天安门时代的活动人士所组织的烛光守夜活动并更大声的提醒中国政府，自大屠杀以来17年的使人炫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消除这些增长所仰赖之上的恐怖。

第四，美国应该进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公开外交努力，以推动大家认识民主的优点。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往往表现出似乎中国内部的发展应该在所有时间都必须是与民主有关的态度。美国没有努力说服中国人民自由与繁荣其实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不幸的是，民主的经验并不总是能提供必要的这样的保证。根据最近由美国企业研究所Kevin Hassett所做的一份分析发现，从1991年到2005年，经济上自由政治上压制的国家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经济上、政治上都自由的国家3.6个百分点。

美国应该继续与中国的那些为了他们国家冒着生命危险的自由斗士站在一起

似乎是在回应民主那并不令人愉快的现实，中国公民在对待经济自由与选举式民主的兼容性方面包藏了严重的质疑。然而美国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去解决他们的关切。美国的政策报告和言论往往侧重于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而教育材料则集中于美国民主的性质和结构上。例如，许多从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Diplomacy）副国务卿Karen Hughes办公室出来的言论和公开的外交文件，没有一件是在捍卫民主在辅助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大部分这些文件是在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和促进人权方面的兼容性。要知道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服中东国家的经济上一贫如洗的穆斯林们去拥抱民主而不是恐怖主义与说服一个安逸的，有自信的，新涌现出来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去拥抱政治自由并不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或机会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任务。

无止尽的只是说出“民主”的字眼而没有体认对其质疑给出合理的理由是不足够的。美国政府应发行概况介绍，小册子，以及公开声明民主国家所享有各种自由，以及为什么从威权主义转型到民主所牵涉到的风险是值得去进行的。它应该面对面的直面在反对威权主义的理念之战上面的中心性辩论，而不是去忽略或取消它们。

最后，华盛顿当局必须意识到其本身影响力的局限性。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去推动和支持中国公民争取自由的努力。美国人也应该承认中国的经济进步及其使政治自由化从经济发展中剥离出来的做法而没有我们以前所幻想出现的情景。我们应继续批评中共政权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人士和非政府团体的镇压。我们应该对一个不仅是富强的中国，而且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中国施压。然而我们必须指望中共主动的在美国和中国活动人士涉入的各个领域上后退。有时中国政府将更加严厉的打击其公民，仅仅因为美国一直敦促他们去争取自由。最终，美国人必须认识到，民主的中国将会出现不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在提倡或支持它们，而是由于中国公民是敢于为其进行抗争的。

稳步的朝着自由前进

21世纪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将在不小程度上由中国的未来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决定，中国的和平的民主化将不仅是和平的保证，它还将提供更多、更多的前景。牵涉到如此巨大的利害关系，美国应该重新考虑许多支撑了其中国政策的被错置的假定。它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威权主义的韧性、顽强并且应该放弃认为这种威权主义在面对美国（要求其改变）的意愿时将简单地、不可避免地萎缩这种天真的念头。它应该更好的理解这样的威权主义是如何去适应、吸纳市场力量以及剥离他们的各种各样伴其而来的自由主义的属性并且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去对付它们。

也许有一天，13亿中国公民所享有的自由会到来，但直到那时候推动从中国的共产主义式威权主义链条上解放将仍然是一份艰难的工作。美国应该更为严肃的从今天开始迈出平稳的一步。

作者：Ying Ma目前是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Policy Review（政策评论）是胡佛研究所的固定出版刊物，原文发表在 2007年出版的2/3月刊上。

原文注释：

1 Matthew Stephenson, “A Trojan Horse in China?” in Thomas Carothers, ed.,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203.
收录在Thomas Carothers所编辑的《推动国外的法治：寻找知识》（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6年）一书中的Matthew Stephenson所撰写的“中国的特洛伊木马？”一文

2“China’s Economy on Fire,”Marketplace (November 1, 2006).
2006年市场杂志（11月1日）“中国经济着火了”

3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Random House, 2001).
章家敦，中国即将奔溃（兰登书屋，2001年）

4 “China’s Economy on Fire,” Marketplace, November 1, 2006; Loren Brandt, Thomas G. Rawski, and Gang Lin, eds., “China’s Econom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129 (July 2005); Xu Dashan, “China’s Economy to Grow 8% Annually from 2006 to 2010,” China Daily (March 21, 2005).
Loren Brandt, Thomas G. Rawski, and Gang Lin三人所编辑的《中国经济：回顾与展望》，亚洲项目特别报告129（2005年7月）

5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W.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84:5 (September/October 2005).
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George W. Downs，“发展与民主”，外交事务杂志（2005年9月/10月）

6 President Hu Jintao, Address at the Fortune Global Forum (May 16, 2005).
胡锦涛主席在财富全球论坛上的讲话（2005年5月16日）

7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January 2003).
黎安友，“威权主义的韧性”，民主周刊（2003年1月）

8 Minxin Pei, Remarks at Panel Discuss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out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ecember 14, 2005).
裴敏欣在美国企业研究所(December 14, 2005)
“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发展”小组讨论上的发言，

9 Pei, Remarks.

10 Bueno de Mesquita and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11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06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120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6年年度报告

12 “NGOs to Gain Greater Influence,” Xinhua News Agency (March 10, 2005).
新华社（2005年3月10日）“非政府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13 Jennifer Chou, Remarks at Panel Discussion on “Looking for the Next Tiananmen Generati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rch 24, 2006).
Jennifer Chou在美国企业研究所（2006年3月24日）“寻找下一个天安门世代”小组讨论上的讲话

14 See, e.g., Joseph Fewsmith, “Feedback Without Pushback? Innovations in Local Governance”, Statement to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Roundtable o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Reforms” (Washington, May 15, 2006).
傅士卓

15 Cheng Gang, “Majority of Chinese Optimistic Abou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Global Times (March 17, 2006). The study surveyed Chinese citizens in the cities of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Wuhan, and Chongqing.
程刚：《多数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该调查是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5个大城市开展的。

16 “Exclusive Survey: How Chinese View Sino-American Relations,” Global Times (March 2, 2005). .
“广泛调查：中国人是如何看到中美关系的”环球时报（2005年3月）

17Adrian Karatnycky and Peter Ackerman, 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2005), 6–9.
Adrian Karatnycky and Peter Ackerman《自由是如何获胜的：从公民抵抗到持久的民主》（自由之家，2005年）

18 Jim Hoagland, “A Chinese Dissident’s Faith,” Washington Post (May 28, 2006).
Jim Hoagland所撰写的“一个中国异议人士的信仰”华盛顿邮报（2006年5月28日）

英文原文：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5513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