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2日星期五

开放民主博客: 中国与西方:刺猬的困境

原文标题:openDemocracy: China and the West: the hedgehog's dilemma

译文:"开放民主"博客:中国与西方:刺猬的困境

作者:Andy Yee
发表时间:2010年03月9日
译者:xiaolin
校对:zy cfy

摘要

自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已经朝向自由化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美国和欧洲却开始意识到,最终中国抱有不同的价值观。

正文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关于“刺猬的困境”的比喻,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在寒冷的冬天,一群刺猬必须彼此依偎来取暖。但是,一旦靠得太近 ,它们身上的尖刺就难免会刺伤对方。虽然这个比喻说的是个体间亲密关系的烦恼,但我们却可以用它来考察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北京政府自1989六四事件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国际间存在这样的错觉:“亲密合作”能够促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并推动中国国内的自由化进程。但现在看来,美国和欧洲已经意识到,中国从骨子里是排斥西方国家所公认的许多价值观的。

逐渐亲密的关系

对中共来说,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亡,与天安门事件一起,引发了政权合法性危机。中国面临国际谴责,随后被孤立和制裁。在1990年代早、中期,一种新的动向出现了,中国开始遵循这样一种外交大政方针:努力使国际环境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同时消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遏制力量。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主张多边主义,并与重要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积极地与地区内、地区间组织展开合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东盟十加三(中国、日本和韩国),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欧峰会。中国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为它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政治资本(虽然有人认为,这一决策有自身经济利益因素的考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与八国集团(G8)的制度化对话机制(通过海利根达姆进程),以及最近的与美国的G2会谈等里程碑式事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中西方间相互评估的变化,可以通过对中文和西方学术话语的考察来得到说明。1990年代,萨缪尔·亨廷顿对中国或许将”终结充满羞辱和屈从于西方与日本的漫长世纪”表示关注。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门罗也指出,“在民族主义情绪,雪洗百年国耻的愿望,以及对国际权力诉求的驱动下,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系列义愤填膺的中文著作的出版,例如《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以及《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态度发生了变化。2004年,出现了“北京共识”的提法。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这种观点。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以有效率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为特点的增长模式,成为讨论的焦点。中国被塑造成全球稳定的支柱、经济发展的引擎以及负责任的国际成员。

感受到刺痛

历史前进的步伐很快。如今的气氛正向天平的另一端倾斜。在本世纪头十年最后几年里,一些乐观的泡沫已经破裂了。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在诸多议题上不合作的、有时甚至是傲慢的态度。这包括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的态度、气候变化问题 、汇率操控、镇压人权活动人士、对参与贩毒的英国公民执行死刑、网络审查,以及对西方电脑网络的黑客攻击。

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的消失,与西方国家对中国战略性的误解有关。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和欧洲领导人认为,通过帮助中国开展经济改革,一个更加富有和自由化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将促使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设想并未,并且也不大可能实现。2008年,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莱丁重申了自己的推测:中国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现象,它是一个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的控制。他认为,中国的企业精英集团已经变得更加顽固,而不是逐渐接受多元主义。时下在中国自由派媒体上流行的一个词汇,“国进民退”,说明了风正在往哪边吹的。

为了便于认真了解现代中国,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向我们推荐了两本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这两本书描述了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它被“一个腐败和自我扩权的国家”所扭曲,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它的人民经济自由、合理的公正和福利,更不用提政治自由了。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凸显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发展历程是如何发生改变的:银行信贷从乡镇企业家转向大型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李静君的《对抗法律》(Against the Law )描绘了一副由东南沿海地区年轻的农民工组成的新兴工人阶级,在恶劣的条件下每周工作70-80小时,工资水平极低、安全保障阙如的景象。他们给我们刻画了一幅正在中国运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图景,这是一个“大盗横行的丛林”,在这里,官员、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毫不费力地日进斗金,而农村人口、私营企业、城市普通家庭以及农民工群体却在为实现自己的权益而艰苦奋斗。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种“狼与羊”的双层社会结构之中。这有可能成为现实地评估中国政治改革可能性的关键线索。著名小说《狼图腾》的作者姜戎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式的显著特点是“类似于羊的”、物质主义的以及缺乏敏感度的。统治阶级已经进化成了一种在中国各个层面寻租的成熟结构。在中国,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对那些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影响力的人(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拥有广泛人脉的成功商人)来说,党会对他们敞开大门。例如,在2001年,中共决定接受企业家成为党员。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渴望入党。中国政府同时也巧妙地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在自由表达将要失控的时候收紧言论,在国家政策需要知识分子的专业能力与合作的时候,又会放松限制。其结果是,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还在坚守着1919年五四和1989年六四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化传统。

那么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社会群体的状况又如何呢?李静君告诉我们,由于缺乏政治和行业结社自由以及基本的社会契约,这些群体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诉诸法律系统和对中央政府善意的信念,却没有意识到官僚集团的违法行为。许多人向北京的信访办申诉,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倾听他们被地方政府置之不理的诉求。然而,这些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教育不足,缺乏知识,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安定的生活,而不是进一步的制度变革。

一个“不可思议的”中国?

“中国不是在崛起,而是在重新崛起。它曾在世界史上18个世纪的时间里,雄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而到本世纪末,它将再次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彭定康在2008年这样说。不仅在经济意义上的确如此,对它的内部政治结构来说,同样如此。正如佩里·安德森引用中国史学家何炳棣的话说的那样,两千年以来,中国前后相继的封建王朝的实质是“儒表法里”。为了控制独立思想,国家通过科举制把知识分子纳入制度之内。为了将帝国统治合法化,一代又一代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宣扬着社会和谐的理想。这使人想起中共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统一战线工作、媒体审查、将独立知识分子边缘化。这个清单上的项目还在继续增加。没人知道一个现代的、成熟的威权主义体系是否有效,但中国自身兴衰起伏的循环历史,即便是繁荣的汉唐盛世也没能逃脱这个周期律,这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

南非反隔离主义活动家史蒂夫·比柯(Steve Biko)曾经说过,“压迫者手里最强大的武器是被压迫者的心灵”。显然,中国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传统格格不入。中国并没有向西方文明那样经历启蒙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伏尔泰和罗梭这样的思想家呼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文化传统,开启了一个人权和人类尊严的新时代。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在这些启蒙原则的激发下发生的。毫无疑问,中国历史并不缺乏革命,但是这些革命仅仅是一些农民革命以及王朝崩溃带来的社会混乱,其本身并不是根本性的制度变革。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仅仅是在中国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我们可以听到的寥寥可数的微弱的改革之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否已经真正现代化了依然是一个疑问。

由于存在刺猬的困境,人们有必要保持彼此间的距离。这个规则对个体来说,或许是有效的,但对当中西关系来说,就不那么合理。如今,两者间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并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彼此竞争(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矿产资源、食物、水,以及海洋大陆架)。过去的中华帝国是自足而闭关自守的,但如今,它影响所及的范围远至非洲和拉丁美洲。面对这种情形,前路在何方?首先,美国和欧洲国家必须意识到,什么是中国与自己的差异之处,以及自己真正所求的是什么。换言之,应该变得更加现实。应当继续与中国交往,但这种关系既不是一种朋友关系也不是敌人关系。同时,十分重要的是要继续努力说服中国人民,他们的以及世界的利益,只有在一个具有更多代表性、接受监督和更加负责任的政治体系下,才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与这个影响力日增的刺猬彼此依偎取暖但同时又要保持合适距离的愿望,将维持在一种不牢靠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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