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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5日星期四

民主杂志: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全文)

原文:Liberation Technology

译文: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

作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
作者简介:Larry Diamond是胡佛研究所和Freeman Spogli 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民主杂志》的创立者与共同主编。
文章来源:民主杂志第21卷2010年7月刊
译者:@s0mk, Zipei、@hsinwang1982、@Freeman7777
校订:@Freeman7777


概要

互联网、移动电话以及其他形式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liberation technology”)使公民能够表达意见、发动抗议活动,并拓展了自由的范围。然而,独裁政府也在学习掌握这些技术。最终来讲,民主人士和独裁者之间的较量将不仅取决于技术,而是在于政治组织以及所采取的策略。



正文


2003年3月,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警方扣留了27岁的孙志刚,要求查看他的暂住证和身份证。他因为没有带这些证件,被送往了收容站。 3天后,他死在了收容人员救治站。当时记录下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孙志刚父母授权下的尸检却表明:他曾遭到残酷殴打。


孙志刚的父母把他的故事告诉了自由派报纸“南方都市报“ ,后者展开的调查证实了孙志刚在押期间是被殴打致死。这篇报导在4月25日一见报, “全中国的报纸和网站就纷纷转载,网络聊天室和留言板都被愤怒的情绪所充斥。 “1 报导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中央政府被迫展开了调查,6月27日的调查结果证实:孙志刚事件中,12人有罪。


孙志刚案是中国罕见的官方违法行为被揭露并遭惩罚的例子。但它带来了一个更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就是引发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全国大讨论。这一制度允许警方以没有居留权或暂住证为由拘留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通常是那些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 。在孙志刚之死引发的愤怒声浪中,许多中国公民在网上贴出了自己与“收容遣送“制度相关的经历; 在大学里,该立法的合宪性也成为了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一封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重新审查收容遣送制度的网上请愿书很快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2003年6月,政府宣布将关闭所有八百多家收容遣送站。2 


孙志刚案被视为一个分水岭——和平的民意表达第一次迫使中共当局修改了一部国家法令。但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另一件公案,南都总编辑程益中曝光了孙案,努力找出导致孙死亡的的政府过失行为。为了报复,地方官员把程连同他的三名同事抓进入了监狱。许志永代表这4位新闻从业者进行的法律辩护,也成了一起轰动事件。 新闻业的同行与他们共同发动了一起前所未有的行动要求将他们释放,其中包括利用互联网公开请愿。许建立了一个叫做”阳光宪政“的网站,在上面张贴有关文件和案件的法律依据。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正在新起的维权运动。尽管程益中和他的副手被释放,但他们却失去了工作,当局也关闭了许的网站。许继续进行各项维权活动,直到去年7月,他的机构被迫关闭,他个人被以逃税罪名逮捕,表面上是经济原因实际上却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因素。


乐观主义者在这些事件里发觉到了互联网以及其他类型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令人吃惊的能力,这些工具能给个人赋权,促进独立的交流以及动员并加强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而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从根本来讲什么也没改变。中共仍旧牢固掌握权力并且不受问责制制约。维权运动已被打压,并且中国已经建构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数码审查体系。

两种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促使公民能去报道新闻,揭露违法行为,动员抗议,监督选举和细查政府行为,深化参与以及扩大自由的范围。但是诸如中国、白俄罗斯以及伊朗这种威权国家已经获得并拥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去进行过滤和控制互联网、查明和惩罚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和独裁者正相互竞争去掌握这些技术。然而,归根结底,不仅仅是技术,还要有政治组织,所采用的策略和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以及社会和经济力量发挥作用才将决定谁会在竞赛中获胜。


只要任何一种形式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能够扩大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在当代,它意味着与信息通信技术互相关联的形式——电脑,互联网,手机以及无数围绕它们的创新应用,包括了诸如脸书(Facebook)以及推特这种“新的社会媒体。“信息通信技术与之前的技术相比有着一些令人兴奋的优势。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性以及快速到达庞大人群的能力(手机网络也有此功能),非常适合民间开展组织工作。与电视台、电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是双向,甚至多向形式的沟通。使用象推特(一种社会网络以及微博服务,允许用户发送和阅读最高为140个字的信息)类似的工具,用户可以不断把消息发送给成百上千的“追随者”(“followers”)。用户因此不只是被动的接收者,也是记者,评论者,视频录像制作者,娱乐人士以及组织者。尽管这些应用大多数并不和政治相关,但是技术可以赋权给那些希望可以将其应用到政治领域并去挑战威权统治的人。

人们很容易认为互联网具有前所未有的实现政治进步的潜力。然而,历史却告诫我们要反对这种傲慢自大的看法。 15世纪,印刷机的出现革命化了信息积累和传播的方式,使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出现。在这些基础上,现代民主才涌现出来。但是,印刷机也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崛起,促进了文字审查的运动。3 一个半世纪以前,电报被誉为促进和平与谅解的工具。突然之间,世界缩小了;曾经要用数周时间才能在世界各地进行传播的新闻,现在却可以立即传遍世界。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不是和平与自由,而是在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解放技术今天的爱好者可能犯了他们维多利亚时代祖先的分析式原罪, “技术乌托邦“(“technological utopianism”)和“时代中心主义“(“ chronocentricity “),也就是“认为自己这一代就是位于历史顶端之上的自负心态”。4

说到底,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既能用它来实现高贵的目的,它也可以被用来完成邪恶的阴谋。正如电台和电视台可以是信息多元主义和理性辩论的工具,它们也可以被进行狂热的动员和实施国家控制的极权政权所霸占。威权国家可以霸占信息通信技术去实现类似的效果。然而,创新型公民也可以改善以及更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只要到达一定程度,他们就可以击败威权主义——正如在他们已经在数个案例里做到的那样。


信息通信技术“使人获得解放”的应用有很多种,进行动员以反对威权统治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早在为民主高潮进行动员之前,这些技术可以被用来拓宽公共领域,创造一个更加多元以及自治的新闻、评论以及信息的场域。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也是加大透明度和问责性、记录以及遏制侵犯人权和民主程序的强力工具。尽管我无法一一详述,但是信息通信技术也使人民从贫困和疾病状态中获得了解放:及时传递了关于农作物的价格信息,促进了针对小型企业主的小额贷款服务,定位了传染病的暴发,并使更多的一般卫生保健提供更为有效的方式与农村区域进行联系。 5


马来西亚:不断拓宽的公共领域

威权统治的一个关键支柱就是控制信息。通过博客(目前全球有超过一亿以上的博客)、,博客网站、在线聊天室和正式的网络媒体,互联网为多元化的信息流动提供了极为显著的新的可能性,拓宽了评论、辩论以及异议的范围。


对于后者,最成功的实例之一是《当今大马》(Malaysiakini),它是一份网络报纸,目前已成为马来西亚的新闻和评论的主要来源。6 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记录,马来西亚缺乏新闻自由。现政权(既指国家又指执政党国民阵线联盟)通过直接拥有或垄断等措施控制了出版和广播媒体。因此,他们可以控制马来西亚人所能阅读和观看到的内容,也可以通过解雇来惩治记者。这种压制性的法律严格限制了新闻报道、出版和广播的自由。但是,作为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这个国家经历了互联网接入的爆炸性增长(以及最近的宽带接入的增长),从2000年15%的人口增至2009年的66% (和台湾相等、稍逊于香港)。7   政府对传统媒体严格控制、快速增长的互联网接入、以及在互联网上的相对自由促生了马来西亚网络新闻的开放:两个独立的新闻工作者,Gan和Chandran共同创办了这份网络报纸。两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成为威权统治的反对者,在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reformasi,译注:烈火莫熄是1998年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华·依布拉欣被革职后不久,其支持者发动的一次社会运动。)期间,两人就认为有必要进行媒体改革、实现独立的新闻媒体。他们用了约9,000美元,全是自有资金(这是经营报纸所需的很小一部分)在1999年11月推出了《当今大马》。从执政党政客那里获取到了一组照片,《当今大马》网站通过揭露一家当权派媒体是如何利用数字信息打压在押的反对派领导人安华·依布拉欣,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声誉。


从一开始, 《当今大马》就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和治理事务提供可靠的、独立的报道,这为它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忠实读者群。由于它的读者飙升,主流报纸销量下跌,马来西亚人很快都能够读到那些长期视为禁忌的主题:腐败、践踏人权、民族歧视以及警察的暴行。现在,除了评论、读者来信和意见以及日常漫画讽刺,《当今大马》每天还有15则英语新闻故事报道,以及资料翻译和以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写成的一些原始材料。《当今大马》报道的丑闻,是当权派报纸不会触及的。例如,在该国的主要港口管理机关发生的与利益冲突相关的巨额成本超支,以及受政府支持的马来西亚回教银行中正在发生的金融不当行为。随着现政权对安华·依布拉欣的更多的法律攻击,《当今大马》是马来西亚人可以看到对反对派领导人进行法律迫害独立报道的唯一地方。 2008年7月,有250万人访问了该站,《当今大马》成了马来西亚月访问量最高的新闻网站。然而,就像世界上其它网上出版物一样,它在为财务情况努力挣扎。


和《当今大马》10年前面世之时相比,今天的马来西亚仍然还是威权政体。但和过去40年相比,目前的政体变得更具有竞争性了,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如果政体发生转型,将主要是由于政治因素:有效能的反对派的联合和傲慢的现政权犯下大错。此外,经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更多受过良好教育以及多样化的人口群体,这些人更难容忍政府的家长作风和控制。民意调查及其他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尤其支持(更民主的)反对党。但是,很难将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从《当今大马》开创的、不断拓宽的公共领域努力中区分出来。 2008年3月,国民阵线在投票中出现了50年来的最差表现,第一次丧失了自独立以来的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很大的原因是网络新闻促成的。通过爆光基层警察虐待示威者,特别是印度后裔,削弱了国民阵线在对媒体控制上所拥有的巨大优势,“震惊了全国”。


《当今大马》和其它一些类似媒体履行了大量的民主职能。没有他们,马来西亚人不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和图片。他们为评论和辩论提供了一个未经审查的论坛,使批判性的公共空间不断拓宽。他们给那些在收入、种族或年龄位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发言权,他们给了被当权派媒体封杀的政治反对派一个表达立场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政治上教育了马来西亚人,促进了更为民主的规范的形成。在一些如尼日利亚这样的半威权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和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ies),许多网上出版物和互联网博客网站履行了类似的功能。但类似的这些功能,能否在像中国这种威权国家生根呢?

在中国开启一个公共领域

压倒性的回答是:不。中国实行互联网过滤和控制功能的“防火墙”阻碍了一个独立的网上公共领域的兴起。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警察在控制的范围和复杂程度上的表现都非同寻常。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网民超过3亿8000万人(相当于人口的29% ,较2000年增加了16倍)。但它也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 最“多层次”、最为复杂的专门系统来“审查,监控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上的活动”。8  连接到国际互联网的业务,是少数国有公司专营的,这些公司被重重规定包围,目的是要切断任何可能挑战中共对权力垄断的信息。在本质上,中国最后产生的实际上是“一个全国局域网”。

一些重要的网站和网络报道被有系统性地封锁了。为了抗议中国的审查,谷歌已经退出了中国。有一大批知名度很高的流行网站,如YouTube ,Facebook和Blogspot,都被封锁或阻止了。提供搜索和网络服务的中国公司同意接受比国际公司更为严格的自我审查系统。一旦抗议爆发(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或者临近其他敏感的政治时刻,当局就抢先关闭数据中心和网上论坛。现在,党国也试图消除匿名通信和网络交流,要求博客或评论实名注册,并严格控制和监督网吧。 5万5千名网络警察备战在网络空间,一旦“有害内容”出现 ,通常会在24至48小时就会清除。学生受雇去监督他们的同学,现政权雇佣了25万名网络黑客(因为低报酬,被称为“五毛党”)在网上张贴发布有利于党国的评论并向其上司回报那些不利的评论。

这种准奥威尔式的网络空间控制,只是中国互联网现状的一部分。但是,网上的通信和交流(和通过移动电话的)实在太多,国家也监督和审查不过来。此外,中国的网民 ,特别是沉浸在这种技术中长大的青少年,他们对于官方普遍采取的作为所采取的是创造性的、有决心的、以及犬儒式的回应方式。许多人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规避网络审查,并很快互相分享他们的收获。如果说大部分中国的年轻互联网用户都对政治冷感,并很谨慎,那么他们也疏远政治权威,热切地拥护温和方式的挑战,经常为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玩文字游戏。


最近,年轻的中国博客作者已经发明了受到广泛赞誉的卡通动物“草泥马“(一种骂人的双关语),作为一种抗议手段。这个神话般的马,是一种勇敢和聪明的动物,其栖息地被 “河蟹”威胁侵占。在中国,“河蟹”,是一种淡水甲壳类动物的名称,在发音上很象胡锦涛的执政哲学“和谐”——批评者认为“和谐”这个标签只不过是审查和对批评进行打压的委婉说法。《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编辑萧强认为,草泥马

是对抗审查的标志。这种表达和漫画视频可以视为青少年对不合理规定所做出的反应。但是,庞大的网民,从严肃的学者到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城市白领,都加入了这个合唱的群体,这显示了对这个表达的强烈共鸣。9 


为了传播这种对抗方式,中国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工具。 Twitter已经成为形成政治和社交网络,以及新闻、观点、讽刺迅速传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4月22日,在北京的人民大学, 3个人权活动人士(分别是王仲夏、莫之许、苏雨桐)为了抗议一个知名的中共宣传官员演讲,向他洒了一把钞票,并大声说:“伍皓,五毛!” 。 整起事件的照片很快就上传到推特上,通过它传遍了中国,那个情景使得成千上万在嘲笑讽刺过时的内容、折磨人的逻辑,现政权令人痛苦、粗暴的宣传风格的学生变得喜出望外。


当谷歌在2010年3月下旬宣布,其在线搜索服务将退出中国大陆(因为未能解决其与政府在审查和网络攻击方面的冲突),中国推特圈的一下子“亮”了起来。许多中国人对于谷歌的离去不满,因为他们将要使用审查更为严格的中文搜索引擎替代品,如百度 ,他们担心防火墙会阻止诸如谷歌的其它服务,如学术搜索和谷歌地图。有些人则怀疑谷歌的作为出自美国政府的授意。和早先发生在1月时谷歌首次宣布它在考虑撤出时一样,该公司的决定激起了一波的同情和哀悼: “公民记者不断更新贴子……,推特记录着无数的鲜花、贺卡、诗歌、蜡烛甚至中国网民在谷歌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办事处谷歌LOGO前躬身致意 。10 保安人员驱赶哀悼者,宣称那是“非法献花” ,这个名词很快就在中国的网上论坛得到了传播,它象征着对自由的压制。


中国公共领域当然比“推特”更为丰富。推特常常链接到那些更长的博客,讨论组和新闻报道。许多激发人思考的网站是很难封锁的,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正统思想的批评是很微妙的,他们借儒家、道家等中国的传统思想来阐明民主的原则和一般的哲学概念,这些传统的东西,中共不敢禁止。完整的博客文章(不受到推特的长度限制)更可能批评政府(尽管巧妙委婉) 。中国互联网研究专家Rebecca MacKinnon认为,中国的博客圈(blogosphere)是一个“比主流媒体更加随意的空间”, 她考察了全国15个不同的博客服务提供商,发现审查的机制有松有紧,相差很大。因此,“政治敏感的材料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博客空间,而且,这些资料存在的机会大小和知识以及采取的策略相关”。11


尽管控制很多,中国的活动家还是认为诸如Twitter、Gmail和反过滤的软件这样的数字化工具改善了通讯、社交和出版,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由于有着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的帮助,异议知识分子从没有什么具体目标或方案的松散的形形色色个体,到变成一股充满活力和日益显现的协同力量。08宪章是这个群体开创性的宣言, 这份文件有19点改革主张,要求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和法治”。它通过博客网站,如牛博(bullog.cn),获得支持者的签名。 当零八宪章在2008年12月10日发布,有超过三百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在上面签名。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在网上镇压一切有关的词语。但是, “一些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一些普通人如唐小昭,她们从来没有挑战政府的纪录,却开始在网上传递这份文件,并宣布自己是支持者,摆脱了以往的害怕情绪。一个月之内,超过5千名中国公民在该文件上签名。签名人士不只有在这类场景中经常会出现的异议人士,而且还有“学者、记者、计算机技术人员、商人、老师和学生,还有处于社会更低阶层中的一些人,如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工人以及农民,很多人以前和这种运动没有任何关系” 。12


唐在宪章上签名不久,政府官员就关闭了她的博客,也关闭了无数支持宪章的博客(包括的整个 bullog.cn 网站)。但是这场运动却在地下沙龙、简练引用以及颠覆性的玩笑等形式里不屈不饶地进行,并通过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软件如病毒般地快速传播。一个笑话构造了这样一个场景:暴躁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宪章的民主概念诸如联邦制、反对党和结社自由非常不满, “哪里,他们都来自哪里?”,他一再要求下属彻查,这些下属查清之后,带来一个坏消息:这些制造麻烦的概念可以上溯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共的官方报纸( 新华日报),还有人民共和国宪法本身。胡不知所措。他的下属建议禁了所有这些名词。 “白痴!”,胡大吼,“如果你禁了他们,你可能把我也禁了!”他的下属反驳说,“人们确实在议论,即使把你的名字禁了,宪章还可能会在网上存留”。13

监督治理、曝光滥权

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也是“问责性技术”(“accountability technology”), 因为它为增加政府透明度以及监督政府提供了高效、有力的工具。YouTube和数码相机相结合,为挑战和揭露滥用权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手机相机拍摄下来的警察暴行被张贴到YouTube和其他类似网站,完成之后博客作者则通过呼吁来引发更多公众的注意。在YouTube的搜索框输入“侵犯人权”,将获得大约一万个相关视频,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种植者的工作条件、菲律宾的采矿实况、中国人体器官的摘取,到伊朗对Bahá’ís 的迫害,无所不包。一名年轻的马来西亚女子被警方强迫裸体做下蹲的动作,这段YouTube的视频迫使该国总理呼吁展开独立调查。2007年5月,当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强迫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Radio Caracas Television,RCTV)停播之后,它却继续通过YouTube进行广播。一些威权国家,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完全禁止访问此类视频发布网站,因此并不为怪。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非洲,对问责制的追求,使最简单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大行其道:通过移动电话发短信(已经证明,移动电话网络在基础设施匮乏的非洲特别有用,因为它们只需要很少的一些设施,如发射塔,就可以覆盖很广大的地区 )。在世界各地,移动电话的覆盖范围和能力正在迅速扩大,一些开源软件,如FrontlineSMS ,使大规模的、双向的短信交流仅仅通过手机就能完成。近年来,从监督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全国大选、到快速提交埃及侵犯人权的报告、到将塞内加尔的反腐败和人权问题昭告天下、再到监控和报告巴基斯坦发生的内乱,这些软件在移动电话网络上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肯尼亚的一家名为“证据”的组织(Ushahidi,斯瓦希里语) ,采用了一个“危机地图定位”(“crisis-mapping” )的软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移动电话、电子邮件、网上联络表格提交文字短信的危机信息,这个软件可以聚集相关的信息和项目,在地图上实时显示。它最初是由记者在2008年初开发的,用于定位和报道肯尼亚选后发生的暴力事件,随后吸引了45000名肯尼亚用户。它还被用于报道在南非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跟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发生的暴力侵犯人权事件,以及监督阿富汗、印度、黎巴嫩和墨西哥的选举。


这两个软件Ushahidi和FrontlineSMS的最大出资者是欧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这是一家由eBay创始人Pierre Omidyar和他的妻子Pam在6年前成立的慈善投资公司。它将易趣的理念延伸到了政治和社会创新的领域,给每个人获得信息的平等机会,充分利用了个人和市场的潜力。这种尝试性创新背后的投资和基金,既包括赢利公司的风险投资,又包括非营利机构的创业基金。两者加起来一共超过325万美元,该组织主要致力于两大领域: “获取资本” (小额贷款、创业精神和产权) ,以及“媒体、市场和透明度”(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媒体、市场和政府的透明度、问责制和信任) 。欧米迪亚网络在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支持它的合作伙伴利用信息技术来改善政府治理的水平和言论自由。各种措施当中,包括一个叫Infonet的门户网站,该网站为公民、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信息,还有一个叫Mzalendo的综合性网站,这个网站使肯尼亚人可以追踪国会议员的动态和行踪。


欧米迪亚网络这种提高透明度的创新也延伸到了其他国家和美国的组织。其中包括Global Integrity(全球廉洁度), 它利用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来源对90多个国家的腐败情况进行详细的评估。还有美国的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它利用互联网相关技术,帮助美国选民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联邦政府的开支、立法信息和决策过程。


数字化动员


对于威权政权来讲,数字革命最为直接、有力的警示效应是其对大众进行快速、大规模动员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性。具有文本短信功能的手机已经使得被技术大师Howard Rheingold称为的“智慧型无秩序的民众”(“smart mobs”)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快速联络的庞大个人网络,为一个特定地点集结(或“成群”)而进行抗议,它只带有很少的等级制与核心指挥。2001年1月,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因“智慧型无秩序的民众”而失去权力的国家元首。起初是数以万计的菲律宾人走上街头,在接下来的4天内,100多万以数字化方式动员而来的菲律宾人聚集在了马尼拉具有历史意义的抗议场所。14 自那以后,在人民为争取民主或政治改革而发动的全国总动员的事例中,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几乎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2004年11月和12月期间通过大众抗议推翻了乌克兰的选举式威权政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的橙色革命中,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互联网报纸Ukrainskaya Pravda提供了有关乌克兰威权政权试图窃取总统大选结果以及反对派尝试去阻止这类举动方面至关紧要的新闻和信息的来源。到革命结束的时候,这份网上报纸已经成了“乌克兰受到最多人阅读的新闻来源”。15  网上论坛给予活动人士一个记录选举舞弊以及分享成功行动的空间。16  短信有助于动员以及协调大型公开抗议——在冰冷天气里把数十万的人带到了基辅的独立广场——并最终迫使一轮新的政权轮替产生,使得民主反对派获得了胜利。


这些数字化工具也早在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中发挥了作用,这场革命吸引了超过一百万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2005年,科威特爆发了争取妇女投票权力的抗议;2007年,委内瑞拉学生就反对关闭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举行抗议;2008年4月,埃及的总罢工,成千上万年轻示威者通过脸书进行动员。17   2007年9月,“互联网、带有摄像头的手机以及其他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在缅甸的袈裟革命(如此说是因为数以千计的佛教僧侣卷入到了这个事件中)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数数字技术对抗议活动直接作用的确有限,但它生动地告知了外界抗议者所身处的世界是怎样,并揭露了政府作为回应所发起的血腥的镇压:“缅甸公民拍摄了相片以及视频,许多记录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机完成的,并且秘密把这些记录从网吧上传到了网络上或是把这些数码文件送出境然后再上传到网上。”这种对国际社会的信息公开使军队无法像1988年那样大范围、残暴地使用武力,从而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18

在中国,短信的普及是草根抗议活动兴起的一个关键因素。2007年,在台湾海峡的沿海城市厦门,成千上万人争相转发的短信引发了公众对一个会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化工厂项目的不满,最终政府出面搁置了该项目。19 随着其他城市的博客作者获取了短信并将之迅速传播,短信的影响力被放大并在全国范围流传。由于朝鲜叛逃者和韩国人权活动家怂恿朝鲜人从中国将手机携带入境且并用它来报告朝鲜的局势(通过中国的移动网络),这一技术甚至渗入了朝鲜这一世界上最封闭的社会。20 在海湾地区的产油国,短信使得公民活动家和政治反对派“建立了非官方的成员花名册,传播与在押活动家有关的消息,鼓励选民活动,筹划会议与集会。而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官方管制的报纸、电视台和网站。”21


近期最典型的数字化动员实例是伊朗绿色革命——一系列选举舞弊行为似乎剥夺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Mir Hosein Musavi)2009年7月12日的胜利果实。在之前的一年,伊朗的网路空间有了极大的扩展。例如,伊朗有超过6000名的活跃博客写作者,他们就广泛的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问题展开讨论;22  脸书用户的爆炸性增长预计吸引了60万波斯语用户;23 并带动了新组织、公民团体、政党和候选人使用互联网。


随着当选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edinejad)在7月13日宣告获胜(号称获得了62%的选票),围绕选举舞弊的愤怒通过聊天室、博客和社交网络爆发了出来。在推特、短信、脸书、Balatarin和Donbleh等波斯语网络社区,伊朗人迅速传播消息、观点,并策划示威活动。6月17日,穆萨维的支持者通过推特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在德黑兰市中心聚集。在一个月内,网民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了抗议活动,包括德黑兰更大规模的抗议,其中一些活动有两三百万人参与。侵犯人权和政府暴行的图片和视频通过YouTube传播开来。YouTube上一段有关7月20日德黑兰抗议期间Neda Agha-Soltan遭受暴力的37秒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随之传播的还有警察和当局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打压的照片。Neda的死以及当局肆意暴行的照片大大降低了伊斯兰共和国在国内外的合法性。


今天看来,绿色运动既彰显了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的潜力,也凸显了其不足。对能实现强制目的的工具进行控制,并且展现出以谋杀式解决的方式来利用它们的意愿,伊斯兰反动当权派一直通过这些手段来维系统治权。数字技术无法阻挡2009年的子弹和棍棒,它也无法制止强暴、暴行和对抗议者的判决。但它在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这些暴行,进而分解了包括叶什派教士在内的势力对现政权的支持。尽管伊朗当权者折磨异议人士以获得他们的电子邮件密码并且以此围捕更多反对人士的时候,然而互联网已经促进了伊朗的公民和政治多元主义。互联网把该国内部的反对派人士与伊朗侨民以及其他国际团体联系在了一起,并催生出最终将推翻伊朗独裁统治的自觉性、知识以及动员能力。至于伊朗独裁政权被推翻何时能被推翻,影响到这种前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伊朗人能更自由、更安全地在网上交流。




打破封锁墙



即使在最自由的环境中,新的数字化信息和通讯手段也有不可忽视的限制和成本。在多元主义与刺耳的声音、支持与不包容、公共领域扩展及其让人绝望的碎片化之间是有细微差别的。随着新传媒手段的不断涌现,更多发出声音的人得到了赋权,但它们几乎都不是理性和文明的。增长中的网络媒体并没有一致地提高公众审慎思考的质量,反而鼓励了有意识形态头脑的人之间进行“回音盒”式的交流。开放接入的方便性带来了很多问题:传播仇恨、色情文化、恐怖主义、数字犯罪、网络间谍和网络战。这些都是现实的挑战,为了决定民主国家怎样平衡这类技术扩大人类自由、知识的可能性和为个体和集体安全产生的威胁,在进行管制和立法之前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

数字世界遭遇最大挑战仍体现在获取信息的自由。非民主政权对互联网使用的规律和监视不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发成熟。以使用商业过滤软件为代表的不太成熟的手段能够不加区别地屏蔽同一类网站。当前,将近40个国家对互联网进行过滤,或禁止其公民使用网络。24 有胆量的网民可以通过突破技术上网,但这需要安装软件,而且在公用计算机或网吧是无法使用的。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许多网络功能同样遭到过滤,而突破这些阻碍则需要网民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25 不是所有的突破技术都能保护网民的隐私和姓名,当使用国有公司提供的网络是,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伊朗流行的免费软件Tor承诺通过“在全球多层中继中重新引导加密浏览”保护网民姓名,而政府则难以阻拦这样的传输。26 但是如果政府高效地垄断了互联网服务,孤注一掷的政府(如2007年的缅甸)往往切断互联网,或者在当权者在选举数据库中搜索抗议活动有关的内容时将网速减至瘫痪般的速度(如伊朗)。27

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ies),获取信息的渠道问题也在增加。近来全球网民——以及美国政府——都在为澳大利亚过多的法律草案担心,这些草案可能强迫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在一定法律和道德条件下(包括保护儿童)屏蔽众多网站。中国强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评估其网络内容的手段也在影响欧洲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和管制。28


目前,在寻求规避互联网审查的各国民主人士与想要扩展和完善这一审查的独裁政权之间,一场技术竞赛正在进行。最近,诸如伊朗这类的独裁政权在镇压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方面,这是因为一些西方公司愿意向他们出售先进的监视与过滤技术,比如诺基亚-西门子公司;另一方面,这也是独裁政权彼此之间急切地交流分享恶行的结果。现在有大量规避审查的技术上市,成千上万的中国、越南、伊朗、突尼斯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都热切希望获得这些技术。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为支持这类技术的发展付出更多努力,促进这些技术在网络管制国家里廉价、安全地普及(并给予补贴)。可以采取更多手段改进加密技术,使威权政体下的人民可以更安全地在网上进行交流沟通与策划活动。随着卫星接入技术的扩展,如果卫星天线的成本以及每月的使用费用可以大幅降低,那么这种可以绕过各个国家的审查体系的技术也可能带来突破。西方国家政府可以禁止向压制自由的国家出口先进的过滤和监视技术;当压制自由的政府向西方技术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交出互联网用户的个人资料”29 时,政府应该作为这些公司的后盾,拒绝这样的要求。最后,对于那些因为在网络上和平地共享信息、组织活动、报导真相而遭逮捕的博客作者、人权活动家和记者们,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应该为了他们的人权而站出来施以援手。

1月21日,国务卿希拉里在一次历史性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只认同全人类能平等地获得知识和理念的互联网。”对美国来说,做出这样的公开表态固然重要,但是,争取联网权利的斗争实际上只是争取自由的永恒斗争的新方式。而决定最终谁占上风的将不是科技,而是人民、社会组织以及各国政府。



注释:
1. Sophie Beach, “The Rise of Rights?” China Digital Times,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5/05/rise-of-rights .
2. Yongnian Zhe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7–51.
3.  Ithiel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83), 251.
4.  Tom Standage, The Victorian Internet (New York: Berkley, 1998), 210, 213.
5.  For various accounts, see http://fsi.stanford.edu/research/program_on_liberation_technology .
6.  This account draws heavily from a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onducted under my supervision: Astasia Myers, “Malaysiakini: Internet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4 June 2009.
7.  Figures on the growth of Web use in Malaysia and China are available at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3.htm .
8.  Freedom House, “Freedom on the Net: A Global Assessment of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1 April 2009, 34; available at www.freedomhouse.org .
9.  Private email message from Xiao Qiang, May 2009. Quoted with permission.
10.  S.L. Shen, “Chinese Forbidden from Presenting Flowers to Google,” UPI Asia Online, 15 January 2010; available at www.upiasia.com/Politics/2010/01/15/chinese_forbidden_from_presenting_flowers_to_google/4148 .
11.  Rebecca MacKinnon, “China’s Censorship 2.0: How Companies Censor Bloggers,” First Monday, 2 February 2009; available at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378/2089 . See also Ashley Esarey and Xiao Qiang, “Below the Radar: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Asian Survey 48 (September–October 2008): 752–72.
12.  Ariana Eunjung Cha, “In China, a Grass-Roots Rebellion,” Washington Post, 29 January 2009.
13.  “Charter 08 Still Alive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China Digital Times, 9 February 2009.
14.  Howard Rheingold,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158.
15.  Michael McFau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July 2005): 12.
16.  Robert Faris and Bruce Etling, “Madison and the Smart Mob: 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Democracy,”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32 (Summer 2008): 65.
17.  Cathy Hong, “New Political Tool: Text Messag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0 June 2005; Jóse de Córdoba, “A Bid to Ease Chávez’s Power Grip; Students Continue Protests in Venezuela; President Threatens Violence,” Wall Street Journal, 8 June 2007.
18.  Mridul Chowdhury,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Burma’s Saffron Revolution,”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September 2008, 14 and 4; available at 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cyber.law.harvard.edu/files/Chowdhury_Role_of_the_Internet_in_Burmas_Saffron_Revolution.pdf_0.pdf .
19.  Edward Cody, “Text Messages Giving Voice to Chinese,” Washington Post, 28 June 2007.
20.  Choe Sang-Hun, “North Koreans Use Cell Phones to Bare Secrets,” New York Times, 28 March 2010.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2010/03/29/world/asia/29news.html .
21.  Steve Coll, “In the Gulf, Dissidence Goes Digital; Text Messaging is the New Tool of Political Underground,” Washington Post, 29 March 2005.
22.  John Kelly and Bruce Etling, “Mapping Iran’s Online Public: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Persian Blogospher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April 2008; available at 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cyber.law.harvard.edu/files/Kelly&Etling_Mapping_Irans_Online_Public_2008.pdf .
23.  Omid Habibinia, “Who’s Afraid of Facebook?” 3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riseoftheiranianpeople.com/2009/09/03/who-is-afraid-of-facebook .
24.  In addition to Freedom House, Freedom on the Net, see Ronald Deibert, John Palfrey, Rafal Rohozinski, and Jonathan Zitrain, Access Denied: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of Global Internet Filte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For the ongoing excellent work of the OpenNet Initiative, see http://opennet.net .
25.  University of Toronto Citizen Lab, “Everyone’s Guide to By-Passing Internet Censorship,” September 2007; available at www.civisec.org/guides/everyones-guides .
26.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the 2009 Iranian Elections,” July 2009, 2; available at http://cima.ned.org/wp-content/uploads/2009/07/cima-role_of_new_media_in_iranian_electionsworkshop_report.pdf .
27.  Rory Cellan-Jones, “Hi-Tech Helps Iranian Monitoring,” BBC News, 22 June 2009. Available at news.bbc.co.uk/2/hi/technology/8112550.stm .
28.  Rebecca MacKinnon, “Are China’s Demands for Internet ‘Self-Discipline’ Spreading to the West?” McClatchy News Service, 18 January 2010; available at www.mcclatchydc.com/2010/01/18/82469/commentary-are-chinas-demands.html .
29. Daniel Calingaert, “Making the Web Safe for Democracy,” ForeignPolicy.com, 19 January 2010; available at 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1/19/making_the_web_safe_for_democr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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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4日星期三

科学美国人:垃圾成山,威胁三峡大坝

原文:Garbage islands threaten China's Three Gorges dam: Scientific American
译文:科学美国人:垃圾成山,威胁三峡大坝


作者: Huang Yan & Ben Blanchard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日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xiaomi2020

图:垃圾围堵三峡大坝 配图:华尔街日报

北京(路透社)——国营媒体在周一报导说,最近的暴雨冲下来的数千吨垃圾有将中国三峡大坝的闸门堵住的危险。这些垃圾堆积得如此之厚以至于人都能站在上面,。

一名中国三峡总公司的高级官员陈雷(音)对《中国日报》说,每天在三峡大坝收集的垃圾达到3,000多吨,但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清理所有的垃圾。

“大量的垃圾堆积在坝区内可以堵死三峡大坝的人字门,”陈说。他说的人字门是指那些让船只通过长江的闸门。

长江是连接上游的重庆和其它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内陆省份地区的重要商业动脉。

照片显示,在大坝前的一大片长条形的水域里塞满了垃圾,吊车被带来捞出一堆堆的杂物,包括鞋子,瓶子,树枝和发泡胶。【相关阅读:点击查看《译图》上的本文配套高清新闻图片,共7张】

报道称,自从7月开始的雨季开始,50,000平方米(大于50万平方英尺)的水面被冲下来的垃圾覆盖。另外《湖北日报》说,垃圾大约有60公分(2英尺)厚,有些地方的垃圾推得密密麻麻,人都可以在上面行走。

“如此大量的垃圾会毁坏过往船只的螺旋桨和船底,”陈说,“腐烂的垃圾还会破坏风景、污染水质。”

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项目,建设三峡大坝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控制长江的洪水。1998年的长江洪水使多达4000人死亡,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洪水也造成了不计其数的人的丧生。

三峡大坝造价超级昂贵、破坏也是巨大的。它的成本高达2,540亿元(375亿美元),为了给水库让路,130万人被迫搬迁。城镇、农田和许多具有历史和考古价值的遗址从此没于水中。

环境专家们多年来就一直警告,三峡水库可能会变成一个盛满未经处理的废水和化工品的污水池,并会回流到附件的重庆市,他们担心堆积在大坝后的淤泥会造成下游被侵蚀。

中国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起草了关于限制水库内外的污染的计划书,但是这些计划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陈说,大坝每年要花约¥1,000万元来清理15万-20万立方米的漂浮垃圾。

(Huang Yan和Ben Blanchard报道;Emma Graham-Harrison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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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卢宜宜:少有人知的中国互联网故事

原文:Yiyi Lu: The Lesser-Known Internet Story in China - China Real Time Report - WSJ
译文: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卢宜宜:少有人知的中国互联网故事


作者:卢宜宜(Yiyi Lu)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7日 3:41 PM HKT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xiaomi2020

卢宜宜,一位中国民间社会的专家,讨论了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使用。卢女士是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英国的查塔姆大厦的查塔姆研究院副研究员。她写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独立自治权的兴起》(Routledge 2008年出版)



谈到中国的互联网,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政府的监管和审查。“中国的防火长城”,被屏蔽的Twitter和Facebook,北京最近和Google关于审查的纠纷,对博主们的骚扰:感谢广泛报道这些的国际媒体,全世界的读者对上述内容都耳熟能详。

相比之下,少有人知的是各种各样运用互联网来提高管理和国家-社会沟通水平的实验。虽然政府对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政治威胁谨慎对待,它也开始把互联网看作是机会。互联网可以用来传播官方消息、监控舆情、减轻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还能为决策提供参考。对于那些热于树立自己公众形象的官员来说,互联网也是一个方便的工具。

政府机构和官员们积极运用互联网的故事比比皆是。从搞笑的到争议颇大的案例不一而足。因为开设了“美丽论坛”,位于山西省的忻州市的政府网站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忻州声称此处为中国历史上数位美女的出生地。因此政府在其网站上开了一个“美丽论坛”来鼓励就如何通过这些美女来刺激当地经济进行讨论。

厦门的一个警察局为了吸引访客浏览它的微博,它把自己保护当地社区安全的职责和世界杯足球赛联系了起来。警察局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足球场上最瑰丽的花儿永远只有三朵,那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社区治安防控也一样,主动型的防控永远比被动型的防控更有积极意义。”(相关阅读:《现代快报》报道)

江苏常州的官员看起来好像很善于处理网络批评。一位当地居民在网络论坛发帖抨击当地环保局没能处理好一起水污染的案例,他要求环保局长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环保局不仅做出行动,制止了污染,而且同时还启动了“人肉搜索”来寻找批评者——为了给他提供2000元的“网络监督”的奖励。当这个网民接受奖金的时候,他为自己挖苦讽刺的评论感到尴尬,并做出道歉。环保局长告诉他没有必要道歉。相反,环保局应该感谢他帮助自己解决了一个污染问题。

环保局对网络批评的聪明回应大概要归功于常州市长提出的一个“网络议政”的倡议。这位市长因为参与了在线和网民交流而获得好评。当一位当地作家发了一篇帖子,批评花费数百万的基础建设项目并质疑市长推动这一项目的动机。针对这些问题,市长写了四千字一一做了回答。当这个作家发布第二篇帖子说自己仍然疑问,市长再次作了回复,并欢迎不同的意见,保证说他只是为了常州着想。

常州官员对网络批评的处理不是没有争议的。怀疑者说这是带有倾向性的陈述。有些人指责官员们只是回复小问题,对更严肃的问题却保持沉默。一位当地居民说,市长用温和的方式来平息公众的抱怨,同时继续以铁拳治理城市。尤其是环保局被指责试图用现金奖励来收买批评者。一则网路评论说,环保局应该把纳税人的钱用来清理污染,而不是奖励网民。

尽管对于各种各样的政府利用互联网的实验究竟产生了多少具体的结果仍然存在争议和合法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实验不应该仅仅因为有倾向性就被我们视而不见。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可信度方面,这些试验无疑可以算作是起步。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设置了先例、提升了期望值,也就鼓励了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作为参与政治行动的工具。

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已经使政府部门和官员感到了压力,促使他们来改正自己的行为。从2009年起,《人民日报》的舆情观察室就开始按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对互联网有影响力事件的回应的排名。根据各项指标,比如信息透明度、政府可信度和对负有责任的官员的惩处,各地政府被打分。那些开放的、对网络上的公众意见积极回应的政府得到了表扬,那些试图压制批评的则被点名批评。这一排名制度也许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当地政府的表现,但是这是个起点。政府需要学会如何把互联网当成朋友而不是敌人。尽管政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至少它已在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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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频道:中国电脑游戏展上的性促销

原文:Channel NewsAsia - Sex sells at China computer game show - channelnewsasia.com
亚洲频道:中国电脑游戏展上的性促销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日
文章来源:亚洲频道 Channel NewsAsia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xiaomi2020


图:一名模特在“中国快乐”游戏展上摆姿势

图:在“中国快乐”展会上迎宾的女郎们

图:大量使用“展示女郎”的中国游戏展会

上海:在上海举办的大型电脑游戏展的门口,穿着白色靴子和迷你裙的中国女孩列队欢迎。她们的胸前印着电脑配件生产商的名字。

往里一点儿,40多个身穿比基尼短裙、小背心,头戴安全帽的模特在嘈杂的音乐和闪烁的灯光里在为某网络在线安全公司做展示。她们给人们分发装着小锁的盒子——盒子被设计成类似于安全套的包装。

7月,中国发出的禁止网游公司利用性来宣传它们的产品的政府管理法规在“中国快乐”(ChinaJoy)上没有起一点作用。“中国快乐”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年度数字娱乐展,它将在本周日闭幕。

冯功(音)是已经被美国广播巨头CBS收购的互联网门户网站Zol.com.cn的高级主管。他说,“整个展览上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展示女郎,”

“漂亮女孩和产品相得益彰,这个组合真是完美极了,”冯说。他的公司是“中国快乐小姐”的选美比赛的赞助商之一,网站用户可以给自己喜欢的展台模特投票。

在整个亚洲的展览中,展示女郎的风头都超出了视频游戏,但是参会者说,中国人把这一噱头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我也去过韩国和日本的展览会,他们没用这么多的展示女郎,”盛大游戏的市场计划主管杰梁(Jay Liang)说。

“对外国公司来说,展会更主要是为了展示产品。通常一位高管会对产品做推介,但是在这里我们会请玩家上台和展示女郎同台竞技,”他说。

这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说,它的电视游戏展台上用了比其它任何参展商都多的模特。在它的展台上,闪光灯环绕着100个坐着的女孩,她们正等着参加诸如“谁能把嗡嗡祖拉吹得最响”的比赛。

一位中国移动的高管端木文林(音)说,中国的IT产业是相对开放的商业环境,而且作为一名女性,她觉得用模特来推广游戏没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的展场女郎穿着大黄蜂套装,”她一边说,一边做出穿着黄黑条纹衣服,背后带有翅膀的女主人样子。“我们希望她们像仙女一样陪着我们的粉丝在游戏里冒险。”

走过展览大厅,同样的场景一再上演——成堆的各种年纪的男人,带着相机,对着那些微笑着、撅着嘴、靠在视频游戏角色上的女孩们大喊大叫。

20岁的张梦(音)是第三次在“中国快乐”做模特了。她说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在暑假里挣钱。

对张来说,摆好造型拍照——很多照片在网上流传——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工作并不总是令人愉快。

“普通的照片还好。但是我曾碰到过很奇怪的游客,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她说,“有些人会要你摆出特别的姿势,有些人要求我去摸他们。有些人就是变态——他们冲到台上来骚扰我们。”

21岁的商科学生雪瑞尔·马(Sherrill Ma)说,在活动的四天时间里,这些女孩们通常能挣每天200到300元(30到45美元)。

她的工作是什么?表演“猫女”——在一个笼子里穿着带有一根长尾巴和猫耳的豹纹女内衣。

回想起她最初的反应的时候,她说:“对一台展览来说,这挺怪的——他们为什么让我呆在一个笼子里呢?”

“这种情况在增多,也许到将来,等这个展览吸引到更多的人,当展览对青少年产生更多负面影响的话,政府会起点作用吧,”马说,“我想会有人来管的。”

“但是如果这真的管用的话,也许别的国家也会以此法促销,”她补充说。

在过去的15年,在中国的营销活动中采用性感形象的做法已经大大增加了,东京索菲亚大学(Tokyo's Sophia University)的副教授詹姆斯·法瑞尔(James Farrer)说。

“国家和官方喉舌通常不喜欢这类东西,但是当政府垄断了道德权威之后,它不仅可以让自由派闭嘴,他们也能让保守派不出声。”法瑞尔说。

当连云(音)在法国女仆,空姐和花花公子兔女郎中追逐自己那热爱游戏的8岁儿子和9岁女儿的时候,她说她不担心展览会对她的孩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这对他们没什么,他们还小,不懂那些。”这位36岁的女会计师说。

“只要他们的爸爸不在这里,就没什么。”

法新社/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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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的中期角逐:加速备战2012(系列第三篇:军队领导人)(摘要+PDF)






China’s Midterm Jockeying: Gearing Up for 2012 (Part 3: Military Leaders) | Brookings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领导层的中期角逐:加速备战2012
(系列第三篇:军队领导人)






作者:李成
研究主任
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
布鲁金斯学会

原文来源: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中国领导观察》
 (www.chinaleadershipmonitor.org)

发表时间:2010年6月28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订:李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层和将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中国观察家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尽管过去的20年中,政治领导层对军队的控制未受到过严重挑战,但多种因素都将在未来的数年中有助于军方影响和权力的增长,例如文职官员集体领导层的失效,社会紧张局势和公共抗议的加剧,以及中国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的大国情结。2012年即将到来的政治接班预计将涉及文职和军队领导层的大规模更替。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57名现任最高级将领的深入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重要问题:谁最有可能成为党的十八大上军队最高领导层的候选人?中国军队中这些崛起的新星其群体特征是什么?对中国最高级官员的职业背景和政治网络的分析能否揭示军方和文职精英之间新的互动,以及摆在他们面前的可能的挑战?*

任何对中国领导层即将到来的更替的系统分析,都不能不深入考察军队高层精英的现状和可能的变化。1 与其他的威权政体一样,中国的文职领导人必须拥有军方的支持(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层)才能达到权力的顶峰。当然,这并不是说军队精英是“国王的制造者”。恰恰相反,今天的中国没有军方强人,解放军的领导人没有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后邓时代达成了一个坚定的共识,军队总体上应当专注于保卫国家,而国内政治则留给文官们去处理。但是,军队在中国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群体。人民解放军需要促进自身的机构利益以保证中国军方作为集体和个人都在中国的政治中发挥影响力,因此军队将领往往承担巨大的政治比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更替中更是如此。

同样重要的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日趋显要。例如,200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17届中央委员会共有371名成员,军队领导层的成员占据了其中65个席位(18%)。2 从而军方精英在这个决策群体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这足以让我们密切关注他们的各种特征和政治角色。而且,由于2012年的下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军队领导人将会大量更替,尤其是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共18大可能对于中国政治具有广泛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精确地分析军队领导层的内部动态。

表1列出中央军事委员会现任的10名军人委员,该委员会是中国军方事务最终的决策机构。根据下届中共中央委员会预计强制退休的出生年限(1944年),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预测7名委员将会退休,其中包括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1942年生)和徐才厚上将(1943年生)以及国防部长梁光烈(1940年生)。可能会留任的3名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上将(1949年生)、吴胜利海军上将(1945年生)和许其亮上将(1950年生),是接替他们的领先候选者。

表1
现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他们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的职业前景

姓名
现任职务
出生年份
到2012年时年龄
党的十八大之后可能的变化
郭伯雄
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1942
70
退休
徐才厚
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1943
69
退休
梁光烈
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国务委员
1940
72
退休
陈炳德
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1941
71
退休
李继耐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1942
70
退休
廖锡龙
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
1940
72
退休
常万全
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
1949
63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靖志远
中央军委委员、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1944
68
退休
吴胜利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
1945
67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许其亮
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
1950
62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新晋者将会填补下届中央军委的空缺,他们将同时担任军队中所有最重要的职务,包括人民解放军四总部的首长职位(总参谋长、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以及三个主要军种的司令员职位(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部队)。此外,一群更年轻的人民解放军军官将进入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担任略低一级的军队高级领导职位,他们绝大多数是在50多岁或者45-50岁。即将到来的党的十八大上,人民解放军代表的变化将有可能是20年来中国军队领导层最大规模的更替。

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外事务中的重要性

将要到来的军队变化将发生于中国的艰难时刻。中国不仅正在经历领导层政治和社会经济的重大改变,而且也面临着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艰巨挑战。对以下3个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揭示军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首先,文职官员对中国军队的领导目前仍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承担。除了胡锦涛之外,没有其他文官在中央军委中任职。很多人预期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的文职副主席,这是习近平在2012年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关键一步,但这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尽管习近平可能确实会在今年秋天获得中央军委副主席职位,并在2012年接替胡的党的总书记位置,但他仍可能被视为一个软弱的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他缺乏非凡的领导力,缺少权力的坚实基础,没有重大的成就。习是即将上位的第五代领导层中唯一拥有军队经历的文职领导人(他曾在1979年-1982年担任前国防部长耿彪的个人秘书),但这不足以获得军队领导层的真正信任。同时,其他崛起的文职领导人在军队事务上拥有军队信任的人则更微不足道。

其次,整个国家的政治压力正在升级。这归因于很多因素,包括严重的贫富分化、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对环境恶化的焦虑、公共健康危机、各种社会不公的令人瞩目的案例、近期民族冲突的升级,以及中国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痛苦地寻求自己的全球角色的迷惑。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为执政的共产党的政治联盟,由于近期各种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他们对政府日益持批评态度。3 近期征收城市房产税的政策动议一旦被采纳,肯定会进一步激怒这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中产阶级的成员也痛恨官员的腐败和国家对重要产业的垄断。此外,通常被认为是城市二等或三等公民的农民工的抗议,以及城市工人的罢工,将在未来的几年中更为频繁的、更大规模地发生。人民武装警察是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下的一支特殊的准军事化力量,近年来常常在各种危机中被召来维持稳定。由于人民解放军很长时间没有对外作战,镇压国内骚乱和参与自然灾害营救似乎已成为其最重要的任务。这反过来也增加了军队在国内事务中的声望和影响力。

第三,近年来,围绕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军方精英在公开讨论中的作用日益活跃。最近,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公开评论的事务包括美国近期对台军售,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争议各岛的主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利益”,以及朝鲜半岛由于南韩沉船事件引发的紧张局势等。这似乎表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家们已经成功地扩展了其受众面,他们似乎比外交体制内的那些官员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公众敏感的民族主义紧张情绪。4 2010年的畅销书《中国梦》由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撰写,该书鲜明地提出中国应当追寻一个新的“军事崛起”发展战略,以获得和保持全球的领导位置,从而能够和美国匹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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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关于这一观察的更多讨论,见李成和Lynn White:“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57–786; 李成,“The New Military Elite: Generational Profile and Contradictory Trends,” 载David M.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主编:Swimming in a New Sea: Civil-Military Issues in Today’s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pp. 48–73; Yü Yü-lin,“The Role of the PLA in Mainland China’s Power Transition,” Issues and Studies 21, no. 12 (December 1985): 79–83; William Whitson, “The Field Army in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37 (January/March 1969); William Parish, “Factions in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6 (October/December 1973): 667–99; and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 李成和Scott W. Harold, “China’s New Military Elite.” China Security 3, no. 4 (Autumn 2007):65.

3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更多讨论,参见李成主编: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forthcoming)

4 Art Pine, “Off the Charts?” Congress Daily, June 14, 2010. Also see http://www.nationaljournal.com/congressdaily.

5 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定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外交政策:是时候把中国从美国友好国家名单中剔除了

译文:是时候把中国从美国友好国家名单中剔除了

作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Adam Segal
作者介绍:易明﹙Elizabeth Economy﹚,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部门主管;Adam Segal,与研究中国的资深研究员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杂志杂志2010年5月24日文
编译:叶淑贞
补充翻译:@Freeman7777
校对:@Ytblf

导言:对于虚幻的“G-2”的追求已经浪费了大家太长的时间。


“没有G-2”。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五月十一日终于在布鲁金斯学﹙Brookings Institution)对备受吹捧的——即便是误导性的——“G2”说法敲响了丧钟。“G-2”这一想法认为中国和美国会绑在一起去解决世界的各类问题。

“G-2”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主任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所首先引入的一个想法,作为一种促进双边协作的机制来主要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但是,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这些华盛顿政坛老手的支持下,这一机制转变成了战略议题的协商。这个想法得到了白宫和国务院的共鸣,这两个机构都对中美联合努力去解决金融危机以及致力于解决气候变迁问题抱有很高的希望。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访问北京时所讲的那样,“我们合作的机会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那种希望是短命的。在欧巴马行政当局的第一年期间,由于有着不相称的利益、价值观和能力,华盛顿终于发现很难与北京合作一起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坐下来谈,且它与印度、巴西和南非一起耍花招破坏哥本哈根协议,这明白显示:想与中国建立特别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美国在今年一月份同意对台湾销售武器及欧巴马总统会晤达赖喇嘛,都触及到了敏感议题,也使双方退回到互相怀疑的原点。

尽管现在我们在美中关系不是什么上有了更为现实主义的评估,但我们仍然对美中关系究竟是什么样或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讲应该变成怎么样缺乏一种积极的政策制定。二零一零年五月底,美方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及财政部长盖特纳(Tim Geithner)与中共方面的副总理王岐山及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展开“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简称为S&ED)。这是每年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高层对话。然而,今年的对话也无望在制定大的合作框架方面取得进展。事实上,它将使问题更为复杂。

事实上,在会议的前置作业阶段,美国官员已经会谈议题作了全盘的规划。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已经罗列出至少二十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要在北京与中方讨论。财政部策划了包括贸易和投资障碍、平衡增长 、财政改革,以及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架构的涵盖范围广阔的议程。同时,一些白宫官员提及了具体目标,例如人民币币值重估;其他人主张将目标放在致力于涵盖面更广的战略议题框架的发展上;还有人说他们希望通过把像自制率要求这样富有争议性的议题放在议程里,以便让中国最高层官员在那些往往在官僚作风中消失于无形的议题上做出决策来。

这些全都是值得讨论的目标以及有价值的结果,但类似对话平淡无奇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利用相同的时间和努力,可以做出成果更大的事情来。以往这类对话只在实现具体目标上获得了有限的成功。的确,上次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成果是双方经由以前的对话达成了生态伙伴关系的协议,以及双方在汽车标准和发展智能电网方面的合作。事实上,数十年以来,美国在能源和环境议题的讨论方面,都是只能达到这种小规模的合作成果。为了上述几个狭隘的目标,实在不用劳师动众派出十二个美国内阁成员和相关机构首脑横渡太平洋。

让我们实际一点:美国在核心战略利益上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类会谈以外的事情。例如,在哥本哈根,中国在两个关系到其气候变迁协议立场的核心议题上改变了其姿态:建立自愿性的减排目标,以及转而支持提供国际资金援助。然而这些转变,是对发展中世界关切所做出的回应,而不是对美国压力的回应。同样,北京撤销拟议中的政府采购战略中最具争议部分——将大部分中国市场封闭而不像外国技术开放——的明确意愿来自全球的广泛抗议,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反对。最近中国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决定,主要是因为俄国已经支持了美国的决定,中国没有政治资本继续反对。

美国已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精力去创造这场包罗万象的双边对话。欧巴马行政当局很可能还会继续每年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把对话的议题向所有方面迈进,并会努力找出问题所在。如果议题并不是事关紧要的并且我们的决策人士有着无限的时间和耐心,这是无妨的。但是,这不切实际。

雷默(译注:Joshua Cooper Ramo,“北京共识”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是基辛格协会(Kissinger Associates,一家战略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曾任《时代》杂志的助理执行主编。他在《时代》杂志的文章建议了第二个选择:解散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取而代之的是:双方围绕真正具有战略利益的议题建立照菜单点菜似的对话模式,双方可以任意建立和解散那种类型的对话。这将使得原本绑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上的数百人力,能够转而处理其他的紧迫问题,同时消除华盛顿在高层对话中一贯以来几乎不可避免的患得患失。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意味着机构延续性和双方对话人员关系上的损失,这两项都是双边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危机时期。

另一派的看法是,最好继续维持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但缩减规模。让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与他们的中国对手在涉及双方关系的广泛战略问题方面继续进行讨论,但是其他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国内。具体议题的讨论,应该由各自代表依照自己的时间表完成:联合商务和贸易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将继续处理在创新方面的协商,以及执行相关的工业政策;而能源部、环境保护局(EP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可以继续做好能源和气候变迁方面的工作。

降低层级后的对话更近于美中关系的真实状态。如果双方的价值观、利益和能力有着汇合点的话,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合作可能性的象征。这样的对话一方面能帮助双方体认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也同时能让双方了解到:只靠华盛顿与北京对话,所能达成的成果十分有限。美中关系的胶着点,其实也代表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关系现状。例如,欧盟与日本发现,与中国协商贸易、气候变迁、网路冲突和达赖喇嘛等议题都十分困难。因此,将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世界其他地区培养盟友,美国将发现可能会获得更多进展。我们不应该为G-2流任何眼泪。G2退出历史舞台使我们能够将眼光移向他方,从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取得真正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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