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下旬，基辛格访问了重庆，并向接待他主人，63岁的高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谈到"作为一个访问重庆的知识分子，我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前景和未来。我被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所震撼。"（重庆在线，9月10日）。毫无疑问，基辛格被他短暂停留所看到的一切而"震撼"。他会见了外资企业的代表，他们来自微软，E-bay，百事可乐，惠普，通用电气，思科，宏基以及福特。他在会见中了解到，世界上的每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是在重庆组装的。中美之间的联系在重庆显得尤其紧密。有500家美资企业现在重庆开展业务，每年光是重庆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就高达11亿美元。
或许更有趣的是，基辛格被邀请参观了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的每一个"创新"亮点。他参观了政府投资修建的廉租房。重庆市长黄奇帆告诉基辛格，市政府每年投入158亿美金（1/3来自政府预算，其余部分来自国有四大银行的贷款）用于修建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刚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城镇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一套50平米的公寓月租金平均为500元，相当于租房人月收入的1/6.
基辛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的开幕式。薄书记向基辛格解释了他不断向推广红歌的动机，"城市的发展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如果老百姓下班之后就到酒吧大排档，那么他们就不能真正团结一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当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重庆并不是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同时面临许多挑战。高昂的士气和团结的斗志是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武器"（重庆在线，9月10日）
基辛格唯一错过的是"打黑"成果展览，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都观看过。薄书记前所未有的打黑战役，惩处了一批腐败官员和黑社会头目，几千名涉案人员被收押，对知名律师（李庄）审判和定罪，罚没了大量现金和商品。中共领导人高度称赞薄熙来在重庆成功实现了"法治"，也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安全。
薄熙来这所谓的四管齐下的"突击"，旨在将重庆打造成"闪耀山城"的系列行动，视乎只是这位前商务部长谋求党内高升的政治手段。薄熙来已经是政治局中央委员，那么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常委。这样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在中共高层中极其罕见。尽管薄从未直接表明过进常委的野心，但他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也许薄的这些策略可以被视作"中国特色"的竞选。
基辛格同样也告诉薄熙来，他注意到习近平，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他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不久就到重庆考察了整整三天。事实上，薄熙来努力吸引中国高层对重庆一系列改革的支持。周永康是九人常委中第一个到访重庆的。他在访问中认真听取了重庆关于打黑，户口改革，廉租房和经济发展的汇报。临走前，周永康表示重庆的改革应该成为中国其他地方的榜样。一个月后，习近平也在访问中称赞薄书记非凡政绩。吴邦国在四月的访问以及李长春向中华红歌会发来的贺信都是值得注意的亮点。(重庆日报，7月1日）
贾庆林的支持则不那么确定，虽然他没有参与薄带领歌舞团进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红歌汇演，但在演出结束后他接见了薄熙来和部分演职人员。九人常委中，李克强从来没有访问重庆或者公开谈到重庆模式。他的保留应该视作一种不满，因为薄熙来的助手曾偶尔公开谈起薄对李克强未来职务的觊觎[注1]。贺国强也保持缄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1999到2002年也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更进一步，胡锦涛和温家宝从来不原意和薄熙来以及他的重庆模式扯上一点关系。尽管如此，薄熙来成功地得到九人常委中五人对重庆模式支持，真算得上一个不小的功绩。
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支持薄熙来的政治追求。每当有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当地媒体的报道更为细致和热情洋溢，远胜新华社。除了基辛格和中共的常委们，重庆也不遗余力地邀请海内外知名人士踏足重庆。 很多知名艺术家应邀前来献艺，诸多国际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举行探讨重庆模式论坛和和会议，重庆试图取得公共知识分子和知名学者的支持（例如，光明日报，8月9日）。前麻省理工教授，现任教于清华的崔之元， 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一员。他写过很多文章来支持重庆模式（中国选举与治理网，11月3日）。记者出身的清华教授李希光，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之一，现在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也是薄熙来的团队在公共宣传事务上的有力智囊（例如：�望杂志，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1月17日）。
尽管薄的这些活动取得了很多正面回应，但并非全然如此。在他和56岁的汪洋之间在台面下有一场激烈的文字交锋。汪洋是薄之前（2005-2007）的重庆市委书记，现在主政广东，广东省的GDP增长在20多年里一直引领全国。
这场口头上的交锋在这个夏天里多次浮现。6月26日，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汪洋强调我们党需要提高对潜在危机的警惕，而不是着力于吹嘘现有的成绩，这被视作是对薄熙来的大吹大擂泼冷水（南方日报，6月27日）。7月4日，在与网民的在线聊天中，汪洋再次提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这个表态亦被解读为对网络聊天室内毁谤重庆领导的网民被拘捕一事的指责（新华社，7月4日）。
在7月12日省委会上，汪洋说反腐败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完成，似乎对重庆打黑暗有所指。他也进一步谈到，施政者不应该追求短期的回报和集中曝光，而应该在他们能力和资源范围内有长远的规划。
最近，汪洋提对薄熙来的作蛋糕（发展）之前分蛋糕（等同于财富分配）的高论有了回应。汪洋强调把蛋糕做大始终是第一位的。做大蛋糕比分蛋糕更重要，汪洋也提到"（薄的分蛋糕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强调分蛋糕在现在这个时期倒不失为一个新观点"。（南方网，7月13日）
"现在这个时期"或许暗示的是薄熙来对广东模式潜在的攻击。7月3日，在和凤凰董事会主席刘长乐会晤中，薄熙来谈到，与一些地方作蛋糕之后再分蛋糕的做法不同，重庆选择的是先分蛋糕（凤凰网，7月4日）。7月10日，在一个农业综合产业论坛，薄熙来再次重申重庆不会等到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才来考虑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薄熙来还说如果"三个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不能尽快弥合，那么共产党只是实现了"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另外"两个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则无从谈起（重庆日报，7月17日）。[注2]
五天之后，重庆市委表明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一系列定量的目标也并不容易实现，包括：将基尼系数从0.45降到0.35（广东是0.65），创造330万个就业岗位，新增150万个体经营户，将500万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解决200万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同时建造400万平方米的廉租住房。（重庆日报，7月23日）
尽管两个阵营从夏天以来都沉默了许多，10月9日汪洋的一次关于提高老百姓福利的讲话，打破了此轮"停火"。汪洋谈到提高人民的福利需要不仅是尽一切可能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也要考虑到国情和各省各地的实际情况。他提到，通过运动式的突击发展来提高解决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很难取得长期和本质的改善。（广州日报，10月10日）
薄熙来前所未有的政治造势和汪洋的公开反击在中国政坛形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也是冲突矛盾搬上了台面。现在并不能确定汪洋和薄熙来就代表了两个利益集团或者政治力量得对垒，这样的结论也下得太早了，但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学者和社会评论家已经站好了队。具有自由观念的人都表达对汪洋的支持，而"新左派"和毛主义者的人们则不遗余力地为薄熙来摇旗呐喊。这样公开的分裂反映了社会的不同利益派别的斗争-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裂-或许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良性发展。
中国的观察家们，倒是很乐于见到隐于中南海高墙之后的斗争就这样公开化。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都需要在社会公平的问题上有所权衡，中国也不例外。决策者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激烈的争论，而通过竞选活动中将这样的议题带给民众去了解，在任何一个公开的社会中也都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换届是通过民意测验来完成，薄熙来或许会轻松地赢得选战，他是如此的富有声望，充满魅力也手腕高明。良好的声望，并不总是意味着理性和持续性。对很多人来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很难长久持续，其中也暴露了中共的很多阴暗面：对司法的操纵，顽固的意识形态。然而，重庆与毛时代中国的最大不同，是对西方技术、资本和商业模式的向往和追求，但这些又需要法治条件下真正的市场经济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薄熙来是否真的醉心于他在重庆的发展策略，同时也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如果真的给他这样的平台-或者他只是将重庆模式作为实现他野心的跳板，都还留待观察。
基辛格在重庆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他的评论只是简单地重复了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919年对苏联的评论-"我看到了它的未来，它运转良好"-引发的疑问是这样的未来能持续多久。现在评论薄熙来留给重庆的遗产未免操之过急，但他争取常委的竞选将中国的政治活动拉出了小黑屋，放到了聚光灯下。也许，薄熙来的行动展示了在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可能：公开辩论，激烈的竞争，寻求公众支持。
博文
1 comments: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