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Protesters gather in Guangzhou to protect Cantonese language | World news | The Guardian
译文:卫报:广州人聚集抗议,保护广东话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5日 星期日 15.01 BST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东西”上的“同来源译文”
广东主流电视台准备用普通话播音的提议惹恼了这个省的民众
图片为:freemorenews提供,更多图片点击这里
粤语(白话/广东话)是广州1400万居民的一半的第一语言,它可能会消失。
一场中国的 “文化之战”在南方城市的街道上打响,数百名居民举行了不常见的大规模集会,以此捍卫自己的语言。
广州市的主要当地电视台将主要以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播出,这一提议激怒了广州市民,他们担心,广东话就此销声匿迹。
广东话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人使用,包括香港和澳门。根据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省会城市广州的1400万居民中有一半人的母语是粤语,而另一半主要是讲普通话。
上千名市民在广州市中心聚集,高呼口号,警察随后赶到以和平方式驱散了群众。一名目击者说,参加的群众大多数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不过也有些中年人。
当地的一个政治咨询机构——地方政协委员会敦促当局推广普通话,在广州电视台的主要节目中使用普通话这一全国通用语言。这一提议引起了争议。据说此举将促进团结,对今年11月将抵达广州参加亚运会的游客和运动员有所帮助。
虽然这一广播局说它会继续用两种语言播出,居民们担心广东话将被排挤出去最终会被完全放弃。他们说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普通话频道,减少使用方言也会侵蚀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
在该委员会自己的网站上,参加在线调查的30000人中,80%的人表示,广州电视广播电台应该继续使用广东话播出。
官方报纸英文版《环球时报》形容这是一场 “文化战争”。据报道,广州电视台去年花了三千万元人民币(300万英镑)将商业频道从粤语转为国语,但结果是收视率的下降。
“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广州要消灭其方言,”广州市的副书记苏志佳,告诉《中国日报》。 “市政府从来没有要放弃或削弱粤语的计划。”
他盛赞当地文化,但是说居民们应该提高普通话水平,在正规和公共场合使用,这反映了政府推广普通话的政策。
在这个区域,从中国其他地方涌入的工人们认为普通话和粤语同样重要——虽然一些移民的十来岁的孩子说他们也学会了粤语因为他们觉得这讲起来更有时尚感。
去年,陆寒恩(音译),一个当地活动家告诉《南华早报》:“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阻止粤语的消失,但我只希望能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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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请讲广东话
摘录部分Twitter直播:(每一行是一个ID所说,ID隐去)
粤语运动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除新疆西藏外又一个地方文化抗拒集权大一统,中国未来朝向联邦制。
到广州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围观了两次巨型的民主运动,一次是番禺垃圾事件,另一次是今天发生在江南西地铁站的保卫粤语活动。对于残存着理想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激励:你并不孤独,这个社会并不是什么都不能改变。
支持粤语,闽南语,客家话,……反对废除粤语。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我们需要多元文化
肯定广州——我到广州28年有多,几乎从不讲粤语。但读书时没被同学排挤,买东西时没被乱加价,打车也没被绕路。大学时专门修了粤语这门课。广州人喜欢自己的语言,但乐于接纳外来文化,这种包容度在国内大城市是少见的。
这次保卫粤语集会主角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以青春、勇气给我们上了什么是公民社会的深刻一课。
如果现在的皇太子果真能顺利继位,那么他肯定会要打压粤语,谁也不想自己天天被新闻称为“杂种”书记吧……
虽然不会粤语,但我支持保护粤语,因为今天粤语被杀,明天后天中国就会只剩官话套话假话空话鬼话说话不算话
这本是值得当地政府骄傲的一个经典案例,理性有序的公民表达正在这座城市发育成熟,从番禺垃圾到此次粤语保卫,官方当考虑如何对话而不是如临大敌地封禁。 番禺垃圾事件媒体表现不错,曾经屡次突破禁令进行报道。粤语保卫,媒体还能有职业共同体吗?还能考虑如何巧妙地发声吗?
广州话系广州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广州话系广州神圣不可侵犯嘅一种语言!要入户广州,必须承认一种粤语原则,不搞一粤一普等嘅分裂广州话的恶劣行径
小总结一下今天的粤语事件:粤语问题存在,却被人放大,官方制止放大,民众(70%惯性+30%实质)反抗,粤语问题最终变得愈加严重,粤人愈加不自信。
冲完凉坐下来静静想今天的维粤行动,觉得自己来广州读书真的是改变我思想和思维方式的重要一步,我爱这座城市,尽管我的归属感未够强烈,但至少我和广州已结下强求不得的缘分。最后说一句粤语:训觉,大家早抖~ :-)
粤语只是导火线,如果不是被种种综合的因素激怒,平静而低调的市民不会轻易站出来,有时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你究竟有多扰民,让大家不得不以多种途径,委婉地,曲线发声,这不是时代的错,反而我很欣慰看到,一代人正在觉醒。
我是从来不主张保护任何语言的,只是提倡应该是靠沟通交流使语言文化自己发展,原来没有词汇就吸收,不适合交流传达信息就淘汰。强制传授粤语也好,沪语也罢,普通话英语,包括青岛的韩语,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统统都反对。支持文化传承,抵制粗暴干涉。
看到有些人在讨论保卫粤语运动时提倡扞卫上海话,从文化的角度讲粤语不需扞卫的,它必然能保留,他至少是上千年的历史积淀,而上海话,虽然也是一种文明, 但它的生命力定然不如粤语,它的文化积累不过百余年,不要忘记上海是个近代移民城市,上海话其实就是附近几地方言的短期汇集
普通话话跟粤语,吴语,闽南语,就跟跟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一样根本不能相互交流通话,按照国际惯例这等于是两门语言,中国现在已经把这些语降低一等为中国的方言,现在还要更进一步,这等于是在消灭文化,跟文革一样的可耻
煲冬瓜,收皮!今天的粤语运动让人兴奋啊
反抗文化比反抗运动本身也许更重要,长期来说也更有意义,或者说,反抗文化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反抗运动,保卫粤语便代表了这一反抗文化。
对于我一个在广东八年却不会说一句广东话的人来说,对粤语的支持,其实是源于这个流氓政府,显然的,是想通过语言的控制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让最不受教化的广东人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以实现他们江山永固的春秋大梦。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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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2010年7月25日星期日
商务内幕:在Google与中国的摊牌中谁赢了?
原文:Who Won In Google's Showdown With China?
译文:商务内幕:在Google与中国的摊牌中谁赢了?
作者:Paul Denlinger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5日 8:08 AM
译者、校对:@xiaomi2020
Google中国得到了中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已经有几天了,现在事情开始逐渐降温,值得来看看这个公司得分多少。这里是三种对Google中国可能的解释,分别是Google输了,Google赢了和平局。
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每一种看法: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平局有以下好处:
没有人会公开宣称自己是赢家或输家,即使他们有自己的个人观点。
你是否注意到了Mountain View【注:这是Google的总部所在地】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他们在与中国政府的对抗中赢得了胜利?
Google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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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商务内幕:在Google与中国的摊牌中谁赢了?
作者:Paul Denlinger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5日 8:08 AM
译者、校对:@xiaomi2020
Google中国得到了中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已经有几天了,现在事情开始逐渐降温,值得来看看这个公司得分多少。这里是三种对Google中国可能的解释,分别是Google输了,Google赢了和平局。
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每一种看法:
- Google 赢了的看法:谷歌赢得了对抗中国政府的审查机器的斗争。它没有在中国继续维持自我审查的搜索引擎,它的搜索现在指向的是未经过审查的搜索引擎 google.com.hk,即使搜索出来的网页是托管在中国的,谷歌也可以说是防火长城在过滤某些敏感词的搜索结果,所以中国的搜索用户看不到它们,Google没有做自我审查。
- Google输了的看法:Google威胁说在在审查一事上,它不惜离开中国,但是当它认识到中国市场有多么重要之后,它又后退了。现在这家公司颜面丢尽,并将宝贵的收入和市场份额输给了领先的中文搜索百度。而且,Google 失去了中国政府的信任,不能进入最有价值的移动市场,这是Android要成功的关键。从好的角度来说,Google也不过是一个更为虚弱的之前的 Google,中国政府会把Google逼进一个小角落。
- Google打平了的看法:Google继续在中国运营,但是它只能在中国政府的严密监视下运营。它需要时间重新建立关系,Google如果还想在中国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话,它还不得不悄悄的重新赢得中国政府的信任。同时,中国政府不想让Google成为被高度关注的西方的试验场;在未来岁月里,中国还会与欧盟和美国产生许多经济摩擦,Google特别受到人权运动家的青睐。中国政府把Google问题从台面上撤下来更为明智。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平局有以下好处:
- 中国政府不会受到指责说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支持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事实上,过去中国政府就曾因对百度的业务提出过批评,这种批评相当激烈,百度的运营丑闻在国家新闻频道CCTV的焦点访谈中被曝光。)
- 对国内来说,有Google作为百度的竞争对手是健康的;比起没有任何竞争对手,这让它们能相对诚实地经营。如果百度过于自大,当局可以在新的领域竞争给Google颁发更多的执照,比如说移动市场。
- 中国政府在每一个关键的行业领域中都喜欢扮演最高权威的角色。如果它要成功地成为最高权威,就需要行业参与者们相互竞争。如果Google完全从中国退出,那就没有最高权威可扮演了。如果Google留在中国,它就可以继续在多个参与者之间有选择地发放许可证,搞平衡术。而Google也需要在中国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智能手机平台方面。
- 中国政府知道Google很想进入移动广告领域;这是Google有可能在中国获得可观的利润的唯一机会。看在这一点上,它不太可能继续和中国政府公开对抗。
- 如果中国政府和Google在未来又产生矛盾的话,它仍然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Google的年检审核许可。
没有人会公开宣称自己是赢家或输家,即使他们有自己的个人观点。
你是否注意到了Mountain View【注:这是Google的总部所在地】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他们在与中国政府的对抗中赢得了胜利?
Google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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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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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中国制造,中国购买——价更高
原文: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 for more
译文:洛杉矶时报:中国制造,中国购买——价更高
作者:DavidPierson《洛杉矶时报》记者
发表时间:07/17/201002:00:00PMPDT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央视的同来源译文[可对比一下两个版本译文的不同]
北京—罗广立(音)携带的是从北京的苹果旗舰店买的笔记本,与美国在售的型号并无不同。同样有着高清晰度的屏幕、一模一样的处理器和电脑底部的打印标签:“中国组装”。
除了中文手写输入之外,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了。罗先生支付的价格是$2,760。这比美国买家从苹果商店和在线购买的价格高出$460,或20%。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能怎么办呢?”罗先生说,他是一名24岁的职业摄影师,戴着一副Buddy Holly镜框的眼镜。
高价商品还不仅限于外国品牌的电脑。科比代言的耐克球鞋,同样是“中国制造”,在美国只卖$165。但在中国的耐克专卖店呢?$190。由中国工人组装的平板索尼电视,在美国的百思买售价是$800美金。但是在中国电器商店国美,要高出3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MaclarenTechno婴儿车上。也是中国制造,但其在北京的商场的在美国的商场价格高出40%。
这就是生活在世界工厂的悖论。西方消费者人尽皆知中国生产的商品价格低廉,但是对本国人来说并非总是如此。
几年前,这可能对经济学家和世界领导人来说没太大问题。但是今天要让中国的消费者打开钱袋变得至关重要,因为这才能平衡已经过于依赖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而扭曲了的全球经济。
这绝非易事。中国的家庭通常以节俭而著称——他们的理由很强大。薄弱的社会福利网络意味着数亿人必须为自己的教育、医疗和退休金而攒钱。消费支出随着中国的繁荣也在增长,这虽然没错,可是整个经济结构完全都是为了生产而不是为了国内需求运转。
比如说,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生产商都抱怨中国政府将人民币人为贬值。这让中国出口到外国的商品变得很便宜。但是也让进口商品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变得很昂贵。
然后还有税收的问题。苹果的笔记本是在中国工厂的生产的,只要这些电脑是出口到国外销售的,这家工厂就能获得中国17%的增值税退税。中国的买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同样的机器如果在国内销售的话,首先被要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然后再运回大陆,行业专家说这一过程中加了20%的进口税。
对精明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种价格“罚金”令人沮丧。感谢互联网和他们自己到国外旅行购物的经验,这让他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在其他地方的售价。“当我看到纽约的平价商场里的售价时,我震惊了,中国买得贵了这么多,”到美国度假的一名北京人,22岁的Joanna Tong说,“这不公平。现在我知道了美国的价格,我一点都不想在国内购物了。”
但是,一些外国企业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在中国涨价,他们采用的策略是将商品包装成为奢侈品,以弥补在这里做生意的更高的成本。对一个城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在$2,800左右的国家来说,这种做法看起来违反直觉。但是高价格的商品在这里是身份的象征,中国的消费阶层是中产阶级。更高的价格可以体现出商品的品味,同时也提升了厂商的利润。
“在中国,人们把高价格等同于高品质。”中国市场研究的执行总裁Shuan Rein说,“品牌厂商知道,如果把价格定的太低,消费者会转身离开。”
分析家说,从心理上,定价偏高的产品可以令消费者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在购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在中国消费者买礼物送给别人表示尊重之中显得尤为强烈。
“如果是为我的朋友和客户买东西,我不会买中国品牌,”广告代理Liu Hao说,“这事关面子。”
分析学家说,定价偏高的产品可以令消费者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在购买“中产阶级”的东西。这种心理在中国消费者买礼物送给别人时显得尤为强烈。
不过对中国消费者来说还是有好消息。上个月政府说人民币汇率会更灵活。贸易商希望这会让人民币走强,使中国的企业和家庭能够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近期出现的一股劳工不满的潮流也重点呼吁加薪,这可以刺激国内购买力。
“消费疲软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Wang Xuanqing,商务部的一名官员在上个月的零售商会议上如是说。
同时,有条件的中国买家也在想办法规避高价格。
“中国人总是想讨价还价,”Wang Da说,他在一家著名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上销售Coach手袋。“越来越多的人出去旅行,让他们的朋友从海外带便宜货回来。”
王有30名往返穿梭于中美之间的代购者,他们会去加州,新泽西,佛罗里达和其他的州,带回来钱包、手提袋和手袋。他说几乎所有的商品都由中国工厂制造。
“是的,我知道这很讽刺。”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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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洛杉矶时报:中国制造,中国购买——价更高
作者:DavidPierson《洛杉矶时报》记者
发表时间:07/17/201002:00:00PMPDT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央视的同来源译文[可对比一下两个版本译文的不同]
北京—罗广立(音)携带的是从北京的苹果旗舰店买的笔记本,与美国在售的型号并无不同。同样有着高清晰度的屏幕、一模一样的处理器和电脑底部的打印标签:“中国组装”。
除了中文手写输入之外,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了。罗先生支付的价格是$2,760。这比美国买家从苹果商店和在线购买的价格高出$460,或20%。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能怎么办呢?”罗先生说,他是一名24岁的职业摄影师,戴着一副Buddy Holly镜框的眼镜。
高价商品还不仅限于外国品牌的电脑。科比代言的耐克球鞋,同样是“中国制造”,在美国只卖$165。但在中国的耐克专卖店呢?$190。由中国工人组装的平板索尼电视,在美国的百思买售价是$800美金。但是在中国电器商店国美,要高出3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MaclarenTechno婴儿车上。也是中国制造,但其在北京的商场的在美国的商场价格高出40%。
这就是生活在世界工厂的悖论。西方消费者人尽皆知中国生产的商品价格低廉,但是对本国人来说并非总是如此。
几年前,这可能对经济学家和世界领导人来说没太大问题。但是今天要让中国的消费者打开钱袋变得至关重要,因为这才能平衡已经过于依赖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而扭曲了的全球经济。
这绝非易事。中国的家庭通常以节俭而著称——他们的理由很强大。薄弱的社会福利网络意味着数亿人必须为自己的教育、医疗和退休金而攒钱。消费支出随着中国的繁荣也在增长,这虽然没错,可是整个经济结构完全都是为了生产而不是为了国内需求运转。
比如说,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生产商都抱怨中国政府将人民币人为贬值。这让中国出口到外国的商品变得很便宜。但是也让进口商品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变得很昂贵。
然后还有税收的问题。苹果的笔记本是在中国工厂的生产的,只要这些电脑是出口到国外销售的,这家工厂就能获得中国17%的增值税退税。中国的买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同样的机器如果在国内销售的话,首先被要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然后再运回大陆,行业专家说这一过程中加了20%的进口税。
对精明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种价格“罚金”令人沮丧。感谢互联网和他们自己到国外旅行购物的经验,这让他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在其他地方的售价。“当我看到纽约的平价商场里的售价时,我震惊了,中国买得贵了这么多,”到美国度假的一名北京人,22岁的Joanna Tong说,“这不公平。现在我知道了美国的价格,我一点都不想在国内购物了。”
但是,一些外国企业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在中国涨价,他们采用的策略是将商品包装成为奢侈品,以弥补在这里做生意的更高的成本。对一个城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在$2,800左右的国家来说,这种做法看起来违反直觉。但是高价格的商品在这里是身份的象征,中国的消费阶层是中产阶级。更高的价格可以体现出商品的品味,同时也提升了厂商的利润。
“在中国,人们把高价格等同于高品质。”中国市场研究的执行总裁Shuan Rein说,“品牌厂商知道,如果把价格定的太低,消费者会转身离开。”
分析家说,从心理上,定价偏高的产品可以令消费者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在购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在中国消费者买礼物送给别人表示尊重之中显得尤为强烈。
“如果是为我的朋友和客户买东西,我不会买中国品牌,”广告代理Liu Hao说,“这事关面子。”
分析学家说,定价偏高的产品可以令消费者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在购买“中产阶级”的东西。这种心理在中国消费者买礼物送给别人时显得尤为强烈。
不过对中国消费者来说还是有好消息。上个月政府说人民币汇率会更灵活。贸易商希望这会让人民币走强,使中国的企业和家庭能够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近期出现的一股劳工不满的潮流也重点呼吁加薪,这可以刺激国内购买力。
“消费疲软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Wang Xuanqing,商务部的一名官员在上个月的零售商会议上如是说。
同时,有条件的中国买家也在想办法规避高价格。
“中国人总是想讨价还价,”Wang Da说,他在一家著名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上销售Coach手袋。“越来越多的人出去旅行,让他们的朋友从海外带便宜货回来。”
王有30名往返穿梭于中美之间的代购者,他们会去加州,新泽西,佛罗里达和其他的州,带回来钱包、手提袋和手袋。他说几乎所有的商品都由中国工厂制造。
“是的,我知道这很讽刺。”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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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中国央行烽火“戏”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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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最新消息”、“译者频道—看中国”、“洛杉矶时报”、“译者@xiaomi2020”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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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华尔街日报:家乡的陌生人——夹缝中的海外华人
原文:Strangers at Home
译文:华尔街日报:家乡的陌生人
作者:GEREMIE R. BARMé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9日
译者:djq
校对:@xiaomi2020
海外华人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回到国内,他们既颇受待见,同时也很弱势。
中国人最牵挂的往往是别的中国人。
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华人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多年来,他们不断往家里寄钱的同时,也让那里的人们在灾难和混乱中看到希望。
然而,有着外国护照的他们内心依然“很中国”。他们应该是所有人当中最能体会中国生活中的人情冷暖的那部分人了。一旦失势,他们将面对的是官方的怀疑与他人的鄙夷。
当我1974年第一次到北京学习时,有一名被划归为“爱国海外华侨”的加拿大同学。这一身份让她能与中国人近距离接触,她的种族渊源让那些本来疏远着她的学生对她热情有加。她总是说她的背景可以让她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而那些都是我这样的高加索人无法企及的。
“你们根本就不懂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句常用语对普通人来说,仍然是那么确定无疑、振聋发聩,也常常是党-国的领导们接待外国人的用语。除非你能欣欣然地、毫不含糊地接受中国的“特殊国情”,否则你总是无法洞察、不能体会这个国家谜一般的痛苦历史和复杂现实。
这样的说法等于承认了某种“中国例外主义”。人们用这种思维来否定好心的对社会伦理的观察,或无视那些遇到了极度扭曲的政治和商业行为的“外人”提出的质疑。而且不仅是外人的批评会被如此歪曲,就连那些与中国关系甚密的国家也常常被奚落为不理解中国的国情。有些时候,有些人会为了学习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而在监狱里上一堂又臭又长的课。
————————————————
过去的几个月中,有两起中国的“局内人”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被审判和囚禁。澳大利亚商人胡士泰在三月以受贿罪而被判刑,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国公民、地质学者薛峰被以间谍罪被判入狱八年,有报道称其在审判前受到了酷刑的折磨。两人都身处能源领域,坊间猜测,两人刑罚之重反映了中国对能源安全的任何事宜都高度敏感。但曾有人预计胡和薛都有可能被从宽发落,因为他们是外籍公民,得到了入籍国公开的领事援助。
两人都是中国新时期的世界公民。他们是后现代的海外华人。即,像以前数代中国人一样,因家庭、命运或个人运气,他们在出生地中国之外找到了新生活。而由于近几年中国的经济腾飞及其提供的绝佳发展机会,他们选择回到中国,为外资企业工作。
漂泊在外的中国人
图:2005年20大华裔聚集的国家,包括出生在国内和国外的华裔。点击这里查看互动地图
过去,海外华人是指那些尽管种族上是中国人,或仅仅有部分华裔血统,但选择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之外居住的人们。而近几年,旅居海外的华人这一类别扩展到了那些为追求更好的教育、工作或生活方式而出国的前共和国公民。他们认为,自己的外国护照和国际关系为他们提供了某种保护,他们自由穿梭于中国和全球商业中心,加入到国际商务精英的迁徙行列。他们既能傲立于国内,又能享受作为外国公民的种种益处。
随着19世纪清王朝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衰落,海外的华人集群开始发展壮大。从那时起一代代华人子孙为全世界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早在当代中国给他们提供一席之地之前就在东南亚、北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成为了重要的社区成员。
他们的家庭和社区都可能从这些“海外关系”中受益,但在一个地方家族关系和小圈子至上的世界里,这些侨居者常常因为有出人意料的外国方式和想法,而被讥讽为“假洋鬼子”。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时代,特别是近20年里,不计其数的海外华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同样各施所长促进他们的家乡与世界经济的整合。如果你在中国出生,甚至仅仅有着中国血统,他人往往都会指望你懂得老家的各种明规暗矩。仅从直觉上,你就应该理解和警惕中国的特殊国情。
澳大利亚商人胡士泰(上)和美国公民、地质学家薛峰(下),最近都在中国被审判并入狱。一切顺利又有机会时,海外的华人们利用他们对中国独特行事方式的理解的优势飞黄腾达。但一旦由国家利益,政治势力,地方权力掮客、各种中间人构成复杂网络被清算,这些靠直觉行事的局内人、有着本地经验的商业买办们又特别脆弱。外国护照的保护伞现在也证明只是白纸一张。
1989 年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当时的一批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决定远离后来出现的“六四”那样的残酷镇压。虽然当时看来似乎之前共产党推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都将停滞。但最终,经济改革重新起步,并给中国带来了未曾预料的改变,但中国的领导人牢记着1989年的教训。他们在教育和媒体中大搞宣传,为老老少少提供着对中国的特殊国情的指导。
这些特殊国情多数时候难被准确定义,由官方改编的一系列历史和观点中阐述如下:中国有着5,000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一个包括汉族、藏族、维族和傣族等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必然和当今的现实决定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维持国内的团结稳定,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保障全体中国人民的经济繁荣,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这套说辞中也包含了语焉不详的中国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对精神世界有着独到的理解,虽然中国文化是世界性的,但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领悟它。
通过教科书、电影、电视和新闻媒体,这样的政治觉悟已经渗透进当今中国生活和思维,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长达二十年的宣传毫无疑问收效显著。比如,中国互联网上煽动性极强的爱国主义言论,及无时不在的民族主义狂热。而当局希望不管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还是在中国工作的外籍华人都能适应这一体系。
不管怎样,21世纪的中国篇章里是少不了海外华人的身影的。像胡士泰和薛峰这样的个体虽然引起了关注和议论,但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自非洲 、拉丁美洲,环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及俄罗斯的城镇里的那些新华人社区,会对全球中国人的表现展示出其他的维度。相应的复杂又生机勃勃的华人集群还在不断发展着,不仅为外国人社区,也为中国自身带来改变。
这也就使中国这一党-国对胡和薛这样的个体的处理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两位的案子在他们被捕后都成了不宣之秘,对待他们的方式随意且粗暴。他们成了中国化的司法审判程序的受害者,其家属以及他们的入籍国的外交代表们都感到震惊及沮丧。如果中国当局想用这两个人的入狱和审判来杀鸡儆猴,那这一课不仅让全世界,更是让广泛的海外华裔群体感到深深的不安。
许多评论家都对今日中国的传统复兴或重建发表了看法,只不过在中华民国初期的二十世纪10至20年代,现代道德理念才开始替换传统观念。与诸如“人道”和“正义”的崇高价值相伴的,是被赋予了新含义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替代了对统治君王的忠诚。
老陈,2009年颇富争议的陈冠中小说《盛世:中国2013》的主角,是位住在北京的香港人。他生活在不远的将来的乌托邦式中。那是2013年,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社会稳定,居民沉浸于享之不尽的消费乐园。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的简单口号“和谐”成了最高指示。但如果这个时刻警惕的家长式政府是以巨大的代价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个体的沉默呢?
但老陈觉得有些事不对劲。他知道人们欣然接受了“90%的自由”,但让他疑惑的是到底缺的是什么。每个人都莫名其妙地有一个月的记忆空白,与之相关的记忆也很模糊。仿佛整个社会都被麻醉了。表面的满足掩盖了无可置疑的腐坏。每当他提起他的不安,他都会被一堵高墙挡住。人们告诉他,尽管他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他依然不了解中国的现实。
这样的政治僵局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政治改革,更开明地对待批评和过失的政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也许这些都会中国史诗的下一章节?但这些希望在中国的 “特殊国情”面前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小说后半部分有一个长达40页的由虚构的政治局成员何东升为中国当今的“压制性和谐”所作的辩护词。这里引用Linda Jaivin翻译的他的演讲的其中一页[译注:以下是该书节选章节的原文]:
“就让中国维持现状,平平稳稳的再发展二十年,到时候再说吧。至多,来点小碎步改革,渐进式的推行善政。他没法想象一个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是什么摸样。他不无嘲讽的说:政治改革?有那么容易吗?最后过渡出来的不是你们想要的联邦制,不是欧式社会民主或美式自由民主的宪政,而是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之大成的中国式法西斯专政。”
本书的作者是香港作家陈冠中,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住在北京。他精心创作了虚构的中国现实。在谈到他的作品时,陈冠中说他的观察是,现在要跟中国打交道,需要类似于唐代一位著名歌女绛树的才能。她能同时唱两首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绛树两歌”活在千年以前,但她的才能对现在的中国人至关重要,无论他们拿的是哪国护照。
中国官方垄断了定义和解释中国特殊国情的权利。但事实上,社会的变革,演变中的观点及日渐普及的愿景依然挑战着现状。毛泽东的革命天赋来自于中国大地而不是出国留学,但是他那些受过外国教育的同志们直接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也改变了世界。
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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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看中国”、“译者频道—时事评论”、“华尔街日报”、“译者djq”索引。
本文版权为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译文:华尔街日报:家乡的陌生人
作者:GEREMIE R. BARMé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9日
译者:djq
校对:@xiaomi2020
海外华人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回到国内,他们既颇受待见,同时也很弱势。
图:三月,安哥拉卢旺达的中国人与安哥拉工人
中国人最牵挂的往往是别的中国人。
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华人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多年来,他们不断往家里寄钱的同时,也让那里的人们在灾难和混乱中看到希望。
然而,有着外国护照的他们内心依然“很中国”。他们应该是所有人当中最能体会中国生活中的人情冷暖的那部分人了。一旦失势,他们将面对的是官方的怀疑与他人的鄙夷。
当我1974年第一次到北京学习时,有一名被划归为“爱国海外华侨”的加拿大同学。这一身份让她能与中国人近距离接触,她的种族渊源让那些本来疏远着她的学生对她热情有加。她总是说她的背景可以让她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而那些都是我这样的高加索人无法企及的。
中国艺术与身份
Art Next Gallery
| 图:1967年青海西宁的艺术家季胜利(音)的行为艺术照片 |
“你们根本就不懂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句常用语对普通人来说,仍然是那么确定无疑、振聋发聩,也常常是党-国的领导们接待外国人的用语。除非你能欣欣然地、毫不含糊地接受中国的“特殊国情”,否则你总是无法洞察、不能体会这个国家谜一般的痛苦历史和复杂现实。
这样的说法等于承认了某种“中国例外主义”。人们用这种思维来否定好心的对社会伦理的观察,或无视那些遇到了极度扭曲的政治和商业行为的“外人”提出的质疑。而且不仅是外人的批评会被如此歪曲,就连那些与中国关系甚密的国家也常常被奚落为不理解中国的国情。有些时候,有些人会为了学习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而在监狱里上一堂又臭又长的课。
————————————————
480亿美元
2009年海外劳工寄回国内的钱
来源:世界银行
———————————————— 过去的几个月中,有两起中国的“局内人”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被审判和囚禁。澳大利亚商人胡士泰在三月以受贿罪而被判刑,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国公民、地质学者薛峰被以间谍罪被判入狱八年,有报道称其在审判前受到了酷刑的折磨。两人都身处能源领域,坊间猜测,两人刑罚之重反映了中国对能源安全的任何事宜都高度敏感。但曾有人预计胡和薛都有可能被从宽发落,因为他们是外籍公民,得到了入籍国公开的领事援助。
两人都是中国新时期的世界公民。他们是后现代的海外华人。即,像以前数代中国人一样,因家庭、命运或个人运气,他们在出生地中国之外找到了新生活。而由于近几年中国的经济腾飞及其提供的绝佳发展机会,他们选择回到中国,为外资企业工作。
漂泊在外的中国人
| 图:2005年20大华裔聚集的国家 |
过去,海外华人是指那些尽管种族上是中国人,或仅仅有部分华裔血统,但选择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之外居住的人们。而近几年,旅居海外的华人这一类别扩展到了那些为追求更好的教育、工作或生活方式而出国的前共和国公民。他们认为,自己的外国护照和国际关系为他们提供了某种保护,他们自由穿梭于中国和全球商业中心,加入到国际商务精英的迁徙行列。他们既能傲立于国内,又能享受作为外国公民的种种益处。
随着19世纪清王朝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衰落,海外的华人集群开始发展壮大。从那时起一代代华人子孙为全世界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早在当代中国给他们提供一席之地之前就在东南亚、北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成为了重要的社区成员。
他们的家庭和社区都可能从这些“海外关系”中受益,但在一个地方家族关系和小圈子至上的世界里,这些侨居者常常因为有出人意料的外国方式和想法,而被讥讽为“假洋鬼子”。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时代,特别是近20年里,不计其数的海外华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同样各施所长促进他们的家乡与世界经济的整合。如果你在中国出生,甚至仅仅有着中国血统,他人往往都会指望你懂得老家的各种明规暗矩。仅从直觉上,你就应该理解和警惕中国的特殊国情。
| 图:路透社 澳大利亚商人胡士泰 |
1989 年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当时的一批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决定远离后来出现的“六四”那样的残酷镇压。虽然当时看来似乎之前共产党推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都将停滞。但最终,经济改革重新起步,并给中国带来了未曾预料的改变,但中国的领导人牢记着1989年的教训。他们在教育和媒体中大搞宣传,为老老少少提供着对中国的特殊国情的指导。
| 图:David Rowley 美籍华人、地质学家薛峰 |
这些特殊国情多数时候难被准确定义,由官方改编的一系列历史和观点中阐述如下:中国有着5,000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一个包括汉族、藏族、维族和傣族等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必然和当今的现实决定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维持国内的团结稳定,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保障全体中国人民的经济繁荣,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这套说辞中也包含了语焉不详的中国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对精神世界有着独到的理解,虽然中国文化是世界性的,但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领悟它。
通过教科书、电影、电视和新闻媒体,这样的政治觉悟已经渗透进当今中国生活和思维,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长达二十年的宣传毫无疑问收效显著。比如,中国互联网上煽动性极强的爱国主义言论,及无时不在的民族主义狂热。而当局希望不管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还是在中国工作的外籍华人都能适应这一体系。
| 图:曾广智作品,来自其长征自画像系列1979-1989 |
这也就使中国这一党-国对胡和薛这样的个体的处理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两位的案子在他们被捕后都成了不宣之秘,对待他们的方式随意且粗暴。他们成了中国化的司法审判程序的受害者,其家属以及他们的入籍国的外交代表们都感到震惊及沮丧。如果中国当局想用这两个人的入狱和审判来杀鸡儆猴,那这一课不仅让全世界,更是让广泛的海外华裔群体感到深深的不安。
许多评论家都对今日中国的传统复兴或重建发表了看法,只不过在中华民国初期的二十世纪10至20年代,现代道德理念才开始替换传统观念。与诸如“人道”和“正义”的崇高价值相伴的,是被赋予了新含义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替代了对统治君王的忠诚。
老陈,2009年颇富争议的陈冠中小说《盛世:中国2013》的主角,是位住在北京的香港人。他生活在不远的将来的乌托邦式中。那是2013年,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社会稳定,居民沉浸于享之不尽的消费乐园。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的简单口号“和谐”成了最高指示。但如果这个时刻警惕的家长式政府是以巨大的代价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个体的沉默呢?
但老陈觉得有些事不对劲。他知道人们欣然接受了“90%的自由”,但让他疑惑的是到底缺的是什么。每个人都莫名其妙地有一个月的记忆空白,与之相关的记忆也很模糊。仿佛整个社会都被麻醉了。表面的满足掩盖了无可置疑的腐坏。每当他提起他的不安,他都会被一堵高墙挡住。人们告诉他,尽管他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他依然不了解中国的现实。
这样的政治僵局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政治改革,更开明地对待批评和过失的政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也许这些都会中国史诗的下一章节?但这些希望在中国的 “特殊国情”面前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小说后半部分有一个长达40页的由虚构的政治局成员何东升为中国当今的“压制性和谐”所作的辩护词。这里引用Linda Jaivin翻译的他的演讲的其中一页[译注:以下是该书节选章节的原文]:
“就让中国维持现状,平平稳稳的再发展二十年,到时候再说吧。至多,来点小碎步改革,渐进式的推行善政。他没法想象一个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是什么摸样。他不无嘲讽的说:政治改革?有那么容易吗?最后过渡出来的不是你们想要的联邦制,不是欧式社会民主或美式自由民主的宪政,而是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之大成的中国式法西斯专政。”
本书的作者是香港作家陈冠中,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住在北京。他精心创作了虚构的中国现实。在谈到他的作品时,陈冠中说他的观察是,现在要跟中国打交道,需要类似于唐代一位著名歌女绛树的才能。她能同时唱两首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绛树两歌”活在千年以前,但她的才能对现在的中国人至关重要,无论他们拿的是哪国护照。
中国官方垄断了定义和解释中国特殊国情的权利。但事实上,社会的变革,演变中的观点及日渐普及的愿景依然挑战着现状。毛泽东的革命天赋来自于中国大地而不是出国留学,但是他那些受过外国教育的同志们直接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也改变了世界。
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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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许多怀孕的父母,孩子能获美国护照仍有巨大诱惑力
原文:For many pregnant Chinese, a U.S. passport for baby remains a powerful lure
译文: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许多怀孕的父母,孩子能获美国护照仍有巨大诱惑力
作者: Keith B. Richburg
华盛顿邮报专职记者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8日;A01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凤凰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图:罗伯特·周(Robert Zhou )和黛西·赵(Daisy Chao)开了家咨询公司,为产妇提供赴美生子服务。他们自己就有类似经历,赵女士在美国产下女儿菲奥纳(Fiona),今年4岁。
上海——1,475美元你能在今日中国能买到什么?周先生夫妇会告诉你,这笔钱买不到一颗蒂芙尼(Tiffany)钻石,也买不到一辆轿车。但他们确保以这个价格你能买到更长久的东西,且毫无疑问具有远期收益:一本美国护照和你的新生儿的美国公民身份。
他们是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妇,现住上海,开了家中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帮富有的孕妇到美国生孩子的咨询公司。
他们将服务内容做成了幻灯片,包括帮产妇联系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月子中心”,共有3家,都是中国人办的。交完1,475美元基本费用,你就可以在中心住3个月,分娩前2个月,坐月子1个月。房间里配了有线电视和无线互联网,包括一日三餐,每天最低35美元。医生护士都说中文。你还能在美国游览购物。
产妇需要自己支付机票,自己申请赴美签证,不过周先生会帮助填写申请表。
如今中国正蓬勃发展,人们认为美国已陷入经济衰退,但赴美生育需求增长显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美国护照依旧具有很强诱惑力。和中国比起来,美国被认为更有知识精英,在中国要上好大学或者得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主要靠关系。
“他们相信有了美国公民身份,他们的孩子就能有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周说。
没有关于类似公司的确凿数据,但几十家公司在互联网上做广告提供“生育观光”服务,许多公司都在上海,周先生说这个数字过去5年飞速增长。但他说许多公司都是一夜间出现的,不如他的公司能提供高质量服务。
“我们服务的客户都是非常富裕的成功人士,”他说。
“我们不是蛇头”
周先生夫妇二人坚持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还引述了美国1868年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修正案生赋予任何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都有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力。
“我们不鼓励产妇违法,只是去钻法律的空子,”周说。“这有点像乱过马路。警察会罚你款,但这并不违法。”
“我们不是蛇头,”他补充说,蛇头是中国人的通俗说法,指那些非法移民偷渡的罪犯。
美国政府官员确认,到美国旅行生孩子然后孩子就有了美国国籍,这并不是犯罪。“你不能仅仅因为知道她是去美国生孩子,就拒绝她们的申请。”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发言人说,根据大使馆规定,他不肯透露姓名。
该发言人说许多产妇都会说自己是去美国旅游,他认为这些生育咨询公司和帮助外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公司性质一样:“你要有钱,他们就为你提供服务。他们告诉你如何准备手续。”
“我肯定国会议员会认为这是个漏洞,”该发言人说。
许多美国的反移民活动家同意这种观点。一些人认为第14修正案——旨在确保被释放的黑人奴隶的公民权——从来就不等同于提供快速护照,不是为那些非法停留在美国生孩子或者就为了孩子能有美国身份来此旅游的人而设。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并未针对怀孕的外国游客设立特别法规,而批评者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美国华盛顿的移民智库“移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柯阔瑞(Mark Krikorian,)说,“问题不是出自旅行社和那些产妇,真正问题是国务院。规定不允许他们拒绝孕妇的签证申请。”
柯阔瑞说第14修正案是否会改变,如何改变目前还不清楚,国会也未认真对待此事。
周先生之前是市场经理,赵女士以前在台湾做电视制片人,他们过去5年帮助500多名产妇在美国生育。这一创业想法以他们自己的经历为开端。赵女士就是在美国产下了女儿菲奥纳(Fiona),今年4岁。
富裕的客户群
他们说现在客户包括中国的医生、律师、企业家、政府官员和一些明星,许多人都不希望引起媒体关注,更不会同意接受采访。
40%的客户来自上海,30%来自北京,其余来自广州等其他地方,包括台湾。有些夫妇说他们是为了规避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而到美国生第二胎的。许多人说自己并不打算在美国生活。
他们说这些客户都很富裕,不像中美洲那些贫困的非法移民试图越过边界到美国生孩子,周说,这些中国人都是乘头等舱到美国。
“他们还会购物,所以对美国经济也有贡献。”他说。
他们希望孩子获得美国护照的原因有所不同,但许多人都为了两个关键因素:教育和环境。
“来自大陆的母亲相信美国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周说。今年1000万学生为660万个中国大学入学和获取更好生活的机会而拼搏。“大陆的竞争太激烈了,”周说。
为吸引潜在客户,他们指出作为美国公民,小孩可以接受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教育,美国的教育费用要比中国顶级私立学校和大学所需费用便宜。
卓女士怀孕好几个月了,1月份她和丈夫决定要在美国生第一胎,就找到周的公司寻求帮助。
35岁的卓女士说她哥哥姐姐都在美国读书,因为他们是外国学生,“我父母花了好多钱交学费,”假如孩子有了美国国籍,她说“我们的孩子会有更多选择。”
同等重要的还有生活环境。卓说,“住房很宽敞,没有污染,看到优美的风景和山水,心情也会好。”
卓说她们夫妇喜欢住在台湾,对移民美国不感兴趣,不过或许退休后会考虑。她称自己要去美国旅游就获得了赴美签证。但她担心对其它人来说不会这么简单。
她说,“我担心未来越来越多人去美国,要得到签证会更困难。”
Wang Juan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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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许多怀孕的父母,孩子能获美国护照仍有巨大诱惑力
作者: Keith B. Richburg
华盛顿邮报专职记者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8日;A01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凤凰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图:罗伯特·周(Robert Zhou )和黛西·赵(Daisy Chao)开了家咨询公司,为产妇提供赴美生子服务。他们自己就有类似经历,赵女士在美国产下女儿菲奥纳(Fiona),今年4岁。
上海——1,475美元你能在今日中国能买到什么?周先生夫妇会告诉你,这笔钱买不到一颗蒂芙尼(Tiffany)钻石,也买不到一辆轿车。但他们确保以这个价格你能买到更长久的东西,且毫无疑问具有远期收益:一本美国护照和你的新生儿的美国公民身份。
他们是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妇,现住上海,开了家中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帮富有的孕妇到美国生孩子的咨询公司。
他们将服务内容做成了幻灯片,包括帮产妇联系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月子中心”,共有3家,都是中国人办的。交完1,475美元基本费用,你就可以在中心住3个月,分娩前2个月,坐月子1个月。房间里配了有线电视和无线互联网,包括一日三餐,每天最低35美元。医生护士都说中文。你还能在美国游览购物。
产妇需要自己支付机票,自己申请赴美签证,不过周先生会帮助填写申请表。
如今中国正蓬勃发展,人们认为美国已陷入经济衰退,但赴美生育需求增长显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美国护照依旧具有很强诱惑力。和中国比起来,美国被认为更有知识精英,在中国要上好大学或者得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主要靠关系。
“他们相信有了美国公民身份,他们的孩子就能有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周说。
没有关于类似公司的确凿数据,但几十家公司在互联网上做广告提供“生育观光”服务,许多公司都在上海,周先生说这个数字过去5年飞速增长。但他说许多公司都是一夜间出现的,不如他的公司能提供高质量服务。
“我们服务的客户都是非常富裕的成功人士,”他说。
“我们不是蛇头”
周先生夫妇二人坚持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还引述了美国1868年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修正案生赋予任何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都有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力。
“我们不鼓励产妇违法,只是去钻法律的空子,”周说。“这有点像乱过马路。警察会罚你款,但这并不违法。”
“我们不是蛇头,”他补充说,蛇头是中国人的通俗说法,指那些非法移民偷渡的罪犯。
美国政府官员确认,到美国旅行生孩子然后孩子就有了美国国籍,这并不是犯罪。“你不能仅仅因为知道她是去美国生孩子,就拒绝她们的申请。”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发言人说,根据大使馆规定,他不肯透露姓名。
该发言人说许多产妇都会说自己是去美国旅游,他认为这些生育咨询公司和帮助外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公司性质一样:“你要有钱,他们就为你提供服务。他们告诉你如何准备手续。”
“我肯定国会议员会认为这是个漏洞,”该发言人说。
许多美国的反移民活动家同意这种观点。一些人认为第14修正案——旨在确保被释放的黑人奴隶的公民权——从来就不等同于提供快速护照,不是为那些非法停留在美国生孩子或者就为了孩子能有美国身份来此旅游的人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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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阔瑞说第14修正案是否会改变,如何改变目前还不清楚,国会也未认真对待此事。
周先生之前是市场经理,赵女士以前在台湾做电视制片人,他们过去5年帮助500多名产妇在美国生育。这一创业想法以他们自己的经历为开端。赵女士就是在美国产下了女儿菲奥纳(Fiona),今年4岁。
富裕的客户群
他们说现在客户包括中国的医生、律师、企业家、政府官员和一些明星,许多人都不希望引起媒体关注,更不会同意接受采访。
40%的客户来自上海,30%来自北京,其余来自广州等其他地方,包括台湾。有些夫妇说他们是为了规避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而到美国生第二胎的。许多人说自己并不打算在美国生活。
他们说这些客户都很富裕,不像中美洲那些贫困的非法移民试图越过边界到美国生孩子,周说,这些中国人都是乘头等舱到美国。
“他们还会购物,所以对美国经济也有贡献。”他说。
他们希望孩子获得美国护照的原因有所不同,但许多人都为了两个关键因素:教育和环境。
“来自大陆的母亲相信美国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周说。今年1000万学生为660万个中国大学入学和获取更好生活的机会而拼搏。“大陆的竞争太激烈了,”周说。
为吸引潜在客户,他们指出作为美国公民,小孩可以接受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教育,美国的教育费用要比中国顶级私立学校和大学所需费用便宜。
卓女士怀孕好几个月了,1月份她和丈夫决定要在美国生第一胎,就找到周的公司寻求帮助。
35岁的卓女士说她哥哥姐姐都在美国读书,因为他们是外国学生,“我父母花了好多钱交学费,”假如孩子有了美国国籍,她说“我们的孩子会有更多选择。”
同等重要的还有生活环境。卓说,“住房很宽敞,没有污染,看到优美的风景和山水,心情也会好。”
卓说她们夫妇喜欢住在台湾,对移民美国不感兴趣,不过或许退休后会考虑。她称自己要去美国旅游就获得了赴美签证。但她担心对其它人来说不会这么简单。
她说,“我担心未来越来越多人去美国,要得到签证会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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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中国接待默克尔——对自信者的奉承
原文:SZ: Schmeicheleien für die Selbstbewusste
译文:南德意志报:中国接待默克尔——对自信者的奉承
作者:Henrik Bork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7日
翻译、校对:@gabrielvoo
蛋糕、礼物并携手同游:中国试图以特殊的姿态和正面的报道来迎合德国总理。此举有着充足的理由。
中国总理温家宝是星期六早上率先向默克尔庆贺生日的人之一。在位于中国西部的城市西安,温邀请默克尔共进早餐。餐桌上除了蛋糕之外,还摆放着一份礼物——银制的酒瓶。

默克尔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北京:“更加互相依赖。”(© dpa)
早在默克尔总理的第五次访华之旅启程前,中德双方的外交官就开始对中方本次“特殊的姿态”大唱赞歌:由中国政府首脑亲自陪同德国贵宾在国内访问,这还是第二次。
今日的中国仍未改当年天朝的风范:招待四方蛮夷们来到帝都兜一圈儿,然后关门送客。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自己也很乐意看到,同外国来宾共游泱泱大国,然后被视作特别的欢迎之道。“默克尔与温家宝同游西安是历史性的,证明了当前北京有多重视同德国的关系。”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周六在凤凰网上如此说道。
每当在政治上有所企图时,中共领导人就总会使用这种姿态。第一次共同到国内其他省份访问是在1995年,前总统科尔和当时的总理李鹏游览海滨城市青岛。当时,科尔是天安门事件后第一位来华参观人民解放军军区的西方政府首脑。中国不仅对此独一无二的“磕头礼”感到欣喜,李鹏还试图从中斡旋,以期促成由于天安门事件受到重创的两国关系正常化。
此次从默克尔身上,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得到当时那样的优待。与前几次访问一样,默克尔要求更良好的经济关系,还约见中国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在双方对话中督促更多的新闻自由,并提交了一份被关押的人权人士的名单。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此次殷勤招待试图改善中德关系的原因更多是在于经济上的胁迫。“中国是头一次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德国作为重要贸易伙伴的意义得到了提高。”在默克尔首日抵达北京的一次幕后对话上,一名中国女外交官如是说道。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尽管实施了数目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的情况实际上并不乐观。然而同德国的贸易却形势一片大好,去年的贸易额再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德两国更加地相互依赖。”凤凰卫视的邱震海略带官腔地说道。德国出口商也对当前来自中国强烈的需求感到欣喜,尽管中国领导人警告由其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繁荣只是暂时的。
党中央控制的中国媒体在本周肯定只会对默克尔与德国说好话。同样是这些报纸与电视台,就在三年前还因为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放任针对德国的民族主义谩骂斥责铺天盖地,这次却又扮成了老好人。到处都在歌颂“战略性的”、“良好的”关系。
批评的声音,或者是客观地报道默克尔替德国企业家表达的关于缺少进入中国市场通道的抱怨,都无法在被审查的媒体上找到。默克尔说,要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当前还不大可能。这方面内容也在媒体上遭到了隐瞒。所有的报纸仅仅只强调了默克尔参与讨论此议题的积极意义。“德国愿意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欧盟进行斡旋。”所有媒体都这样齐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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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enrik Bork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7日
翻译、校对:@gabrielvoo
蛋糕、礼物并携手同游:中国试图以特殊的姿态和正面的报道来迎合德国总理。此举有着充足的理由。
中国总理温家宝是星期六早上率先向默克尔庆贺生日的人之一。在位于中国西部的城市西安,温邀请默克尔共进早餐。餐桌上除了蛋糕之外,还摆放着一份礼物——银制的酒瓶。
默克尔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北京:“更加互相依赖。”(© dpa)
早在默克尔总理的第五次访华之旅启程前,中德双方的外交官就开始对中方本次“特殊的姿态”大唱赞歌:由中国政府首脑亲自陪同德国贵宾在国内访问,这还是第二次。
今日的中国仍未改当年天朝的风范:招待四方蛮夷们来到帝都兜一圈儿,然后关门送客。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自己也很乐意看到,同外国来宾共游泱泱大国,然后被视作特别的欢迎之道。“默克尔与温家宝同游西安是历史性的,证明了当前北京有多重视同德国的关系。”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周六在凤凰网上如此说道。
每当在政治上有所企图时,中共领导人就总会使用这种姿态。第一次共同到国内其他省份访问是在1995年,前总统科尔和当时的总理李鹏游览海滨城市青岛。当时,科尔是天安门事件后第一位来华参观人民解放军军区的西方政府首脑。中国不仅对此独一无二的“磕头礼”感到欣喜,李鹏还试图从中斡旋,以期促成由于天安门事件受到重创的两国关系正常化。
此次从默克尔身上,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得到当时那样的优待。与前几次访问一样,默克尔要求更良好的经济关系,还约见中国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在双方对话中督促更多的新闻自由,并提交了一份被关押的人权人士的名单。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此次殷勤招待试图改善中德关系的原因更多是在于经济上的胁迫。“中国是头一次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德国作为重要贸易伙伴的意义得到了提高。”在默克尔首日抵达北京的一次幕后对话上,一名中国女外交官如是说道。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尽管实施了数目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的情况实际上并不乐观。然而同德国的贸易却形势一片大好,去年的贸易额再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德两国更加地相互依赖。”凤凰卫视的邱震海略带官腔地说道。德国出口商也对当前来自中国强烈的需求感到欣喜,尽管中国领导人警告由其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繁荣只是暂时的。
党中央控制的中国媒体在本周肯定只会对默克尔与德国说好话。同样是这些报纸与电视台,就在三年前还因为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放任针对德国的民族主义谩骂斥责铺天盖地,这次却又扮成了老好人。到处都在歌颂“战略性的”、“良好的”关系。
批评的声音,或者是客观地报道默克尔替德国企业家表达的关于缺少进入中国市场通道的抱怨,都无法在被审查的媒体上找到。默克尔说,要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当前还不大可能。这方面内容也在媒体上遭到了隐瞒。所有的报纸仅仅只强调了默克尔参与讨论此议题的积极意义。“德国愿意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欧盟进行斡旋。”所有媒体都这样齐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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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P:北京的新挑战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原文:Beijing's New Challenge: China's Post-Crisis Housing Bubbl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北京的新挑战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作者: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日
译者:@xiaomi2020
摘要
全文下载:http://www.calameo.com/books/000337215d40004370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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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北京的新挑战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作者: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日
译者:@xiaomi2020
摘要
- 中国的住宅房地产泡沫(主要集中在东部大城市)很大程度上是2009年国内信贷过度扩张的结果。促成因素包括海外“热钱”的大量涌入、(政府授意的)银行存款利率过低、炒楼热潮的广泛蔓延、腐败以及地方政府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而抬高地价等等。
- 中国政府敏锐地认识到了与房地产泡沫相关的风险,下定决心要控制房地产泡沫。央行已经开始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但仍持谨慎态度,以免扼杀宏观经济的复苏势头。在2010年四月中旬,国务院出台了严厉的管理措施,旨在打击房地产投机,主要通过限制可用贷款,增加贷款成本等手段,并宣布大幅增长住房供应计划,尤其是低端住宅市场。
- 中国不认同阿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次贷危机的看法,后者认为金融监管者无法识别泡沫,即使可以识别也无法有效控制泡沫,与其试图缩小泡沫,还不如在它破灭之后再来收拾残局更为容易。
- 鉴于中央政府表现出控制泡沫的强烈政治意愿,并可以动用相当多集中控制的政策手段,“软着陆”看起来不大可能。如果北京当局能够将泡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市场崩溃的失控局面可以避免,但接下来的6到12个月当中,市场有可能出现平均下挫20%到30%的调整。
- 在现阶段,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伴生的社会问题和金融问题一样或更加紧迫。在东部主要城市,首次置业者的住房承受能力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即使房地产泡沫可以控制,这个问题仍然是可能引发公众不满、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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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3日星期五
辩论:中国将赶超美国称霸科技领域?
说明:“中国的自主科技创新”这一话题正在成为与“国际商业间谍案”、知识产权、北京共识等议题混在一起的新焦点。这一篇原发在《计算机世界》(ComputerWorld),后被转刊于《福布斯》的文章引起了争论,我们将三篇关联译文合并,呈现出的“辩论”,这可以作为这一话题的初探。译者近期还将推出更为深入探讨这一话题的其他报告。
————————
原文:Computerworld: Five reasons why China will rule tech
译文:计算机世界:中国即将主导世界科技的五大理由
最近的发展态势让华盛顿担心中国的科技动向,下面是为什么这一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Patrick Thibodeau
发表时间:2010年7月9日 06:00 AM ET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福布斯中文网上 Lily 译的同来源译文
计算机世界—华盛顿——中国坚定不移地专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整个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关注着科技。中国的人才储备正在变得越来越高端;中国的领导人聚焦创新,其正在采取的政策迫使美国公司把它们的技术转给中国。这种趋势正在让华盛顿越来越担心,但是下面是说明为什么中国成功实现目标,在全球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五大原因。
1.中国领导人懂得工程
在中国,9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8名拥有工程学学位,包括胡锦涛主席;另一名常委拥有地质学学位。
而美国15名内阁成员中,有6名拥有法律学位,仅有1名内阁成员拥有实实在在的科学学位—— 能源部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他曾于199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均拥有法律学位。
2.中国领导人欲在创新上超越美国
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已决心把技术创新作为首要目标,范围从超级计算机到纳米技术无所不包。其中的重点之一是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投资。
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于三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已经领先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据该报告称,去年,中国在清洁能源上投资了346亿美元,几乎是美国投资额(168亿美元)的2倍。
“美国花在薯片上的钱居然超过了清洁能源研发领域的投资,这真令人难过。”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约翰·道尔(John Doerr)在6月与微软主席比尔·盖茨(Bill Gates)共同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这么说。道尔警告说,如果不增加对清洁能源研究的投资,这对美国的未来是一大威胁。
3.中国的科技人才储备量相当巨大
中国的科技人才储备量相当巨大,以致于位于上海的海外外包公司博朗(Bleum Inc)可以用智商测试来筛选应聘者,该公司对中国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生的筛选标准是140。能达到如此高分的人数仅占全中国总人口的1%不到。
而博朗公司在美国招聘时,智商测试的筛选门槛是125,因为美国的人才储备量相对较少。博朗公司在中国招聘了1,000名员工。
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据去年的一份劳动力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总共授出了137,500个工科学位,而中国则总共授出了351,500个工科学位。
4.美国的科学及数学教育质量下滑
5月,议员凯伊·哈钦森(Sen. Kay Bailey Hutchinson)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从得克萨斯州在校生成绩表现和中国学生对比来看,美国的科学及数学教育质量明显不如中国。
“在我的家乡得克萨斯,仅有41%的高中毕业生的数学水平(代数)达到了大学标准,而达到大学科学标准(生物)的毕业生仅占24%。”哈钦森表示。
“此外,美国仅有2%的九年级男生和1%的九年级女生会继续攻读科学或工科本科学位。与这些令人担忧的数字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有42%的中国本科生获得了科学或工科学位。”她表示。
5.中国正在获得美国的技术,所有的技术
2008年,索尼公司关闭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韦斯特莫兰的最后一家电视生产工厂,并将其转移到了墨西哥的一家装配工厂,不过索尼大部分电视机零件是在亚洲生产的(比如,戴尔每年将价值250亿美元的零配件外包给中国)索尼工厂关闭之前的一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前顾问艾伦·布兰德(Alan Blinder)在一次议会听证上对法律制定者们表示,电视机已经成为一种大宗商品,生产类岗位的减少意味着经济的成功,因为它是美国已经转向更高价值产品生产的一个标志。
“如果我们想要在其他国家前进的同时继续维持大出口量,我们必须专注于朝阳产业而不是夕阳产业。”他表示。
然而,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安迪·格劳夫(Andy Grove)在上月为彭博通讯社(Bloomberg)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他认为布兰德的观点是错误的。
电视机生产工厂的关闭并不是一种成功,格劳夫表示,“我们不仅失去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还打破了对技术革新至关重要的经验链条。”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制造电视机和电脑零配件,它制定了它称之为自主创新的政策,这意味着中国想要的是中国企业拥有的自主研发的技术。上述自主创新政策的制定目的是“鼓励技术转移,并使美国公司将其研发中心搬到中国,这将迫使美国以技术转移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筹码。”美国商业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在今年6月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这么说。
中国的自主研发政策可能正在展示出效果。
为中国市场和一些国外市场提供服务器的中国企业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Dawning Information Industry Co.)刚刚建成了运行速度世界第二大快的超级计算机。该公司在其网站上放了一张胡锦涛主席视察该公司的照片,这说明中国政府正在关注超级计算机产业。
中国采用英特尔的芯片制造了被称为“星云”(Bebulae)的这一系统,不过中国已经拥有自主研发的芯片技术;如果中国继续贯彻执行这种自主创新的政策,那么中国以自主研发的芯片用于未来的超级计算机不过是时间问题。
帕特里克·蒂博多(Patrick Thibodeau)为《计算机世界》(Computerworld)杂志报道有关软件服务化、企业应用、外包、政府IT政策、数据中心和IT人才等话题。他的Twitter账号是@DCgov,他的邮件地址是pthibodeau@computer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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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America Is Rotten And China Is Awesome?
译文:福布斯:美国在腐烂,中国好极了?
作者:G.E. Anderson
发表时间:2010-07-19
译者:@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福布斯中文网上 潘丽君 译的同来源译文
7月15日,《福布斯》追踪中国栏目的撰稿人邝雷(Ray Kwong)在该栏目网站上发布了一篇读来令人吃惊的文章,概述了Computerworld网站上一篇文章(“中国即将主导世界科技的五大理由”)的内容。 并非以报道中国见长的Computerworld网站似乎在气喘吁吁地大声疾呼,中国将赶超美国、称霸科学技术领域。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教育体制帮助中国培养出了更多的科技人才,而且中国领导人充分关注科技发展,全面致力于将中国打造成为未来的科技强国。
尽管这篇文章以事实为根据,但笔者还是觉得其结论似乎有些过于夸张了。
文章指出的无非又是一个质量与数量相互角力的问题。本人曾在中国的大学任教两年,至今仍然与中国学术界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期间,本人深刻地了解到,尽管中国的高中教育的确使中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出类拔萃(几乎每位中学生都能够绘制出非制导导弹的运行轨迹),但中国教育在学生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方面却十分匮乏,而这些都是创新产生的基础。
此外,在中国获得学位的工程师中,极少有人真正对所读专业抱有热情。尽管美国选择理科专业的学生相对较少,但本人对此毫不担心,因为选择这些专业的学生绝 大多数都是出于真正的热爱,而且他们最终都能在硅谷、奥斯汀、得克萨斯或其他科技人才密集区获得成功。而这些地方往往都是创新之源。
另一方面,本人认为Computerworld网站上所发布的那篇言辞夸张的文章,其初衷可能是想惊醒我国的领导人,促使其尽快采取行动,我敢肯定这正是邝雷在概述这篇文章时的意图。因为哪怕只有一位华盛顿领导人注意到了提高美国教育质量的重要性,这也一件好事,对吗?
G.E.安德森(G.E. Anderson)是位中国专家,曾任首席财政官,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科学专业在读博士。其主攻研究方向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中国的汽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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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Why China Won't Rule Tech.
译文:博客:为什么中国不会在科技上领先
作者:Dan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5日
译者:@xiaomi2020
我的一位朋友邝雷在福布斯的“中国跟踪”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即将主导世界科技的五大理由》的文章,我不认同。完全不认同。邝的文章是急就而成、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不准确。我在下面以黑体字引述他的文章【译注:因为原文已在第一篇中呈现,这里只引述小标题。】,然后用正常字体写出我的分析。
1. 中国的领导人懂得工程
那又怎样?治理国家就是治理国家,没有证据证明那些更会设计电视的人就比不会的人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吉米·卡特(如果不算乔治·布什的话)是自胡佛以来无可争辩的美国最糟糕总统,而他是(我记得如此)唯一的一名工程师。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的内阁开始决定科技的走向了?硅谷是在非工程师的多任总统和内阁的领导下领导世界科技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再接再厉?
2. 中国领导人欲在创新上超越美国
再问一次,那又怎样?美国的领导也想超过中国呢,也以此为首要目标。最重要的是,这一分析错误地认为政府就是创新方面的杀手锏,但是这根本不对。
3.中国的科技人才储备量相当巨大
这纯属胡扯。没有科学依据的胡扯。这一论述错误连篇,我都看不明白了,不知道该怎么为反驳起头。这些如下:
* 中国比美国的人口多四倍,那么中国有比美国多四倍的智商超过140的人,这是可预料的;
* 你是否想说中国在人种上比其他人要优越呢?天啊,这对我来说是种族歧视。
* 如果我们假设中国有着和美国同样比例的智商超过140的人,我肯定会认为这些人中,对技术工作感兴趣并希望得到这种工作的人在中国比在美国要多。我这么认为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在美国(这里的生活水准要比中国高出若干),那些智商超过140的人比在中国的有着丰富得多的机会。
* 邝的分析无异议地假设智商就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决定科技创新的因素(而这是错的)。我在相当多的软件和游戏和工程公司工作过,足以了解要取得商业成功,需要的远不仅是智商,这些行业需要创新、管理、市场、金融等等,不只是科技。坦率地说,我会非常怀疑任何用纯粹的智商测试为招聘基础的公司是否能成功。所谓的智商和想象力之间有任何关联吗?
4.美国的科学及数学教育质量下滑
哇,如果政客是这么说的,那肯定是真的!严肃地说,如果美国在教育上下滑得这么厉害,为什么好象每个有钱的中国都在想怎么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学校来读书?
5.中国正在获得美国的技术,所有的技术
创新这事儿是易如反掌的吧?如果美国失去了电视制造业,那么它肯定落后于最新的科技了。我不是说中国没有在科技方面的进步,我也没有保证中国不会在某天超过美国。但是我说的是邝的论述和1960年代对苏联的论调,和1980年代对日本的论调没什么不同,这两个国家在今日的技术世界上都不过尔尔。
最后,如果我必须找出一个国家,可以在未来10年、20年、30年和50年内领先科技的话,我会去看看那些国民和思想都具备多样性(我仅仅是从纯资本的,最不浮华的角度来说)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命令说从现在开始创新的政府。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能登上科学顶峰吗?
纽约时报: 中国吸引美国高科技研究公司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译者频道—看中国”、“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中国的自主创新”、“福布斯”索引。
本文版权为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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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omputerworld: Five reasons why China will rule tech
译文:计算机世界:中国即将主导世界科技的五大理由
最近的发展态势让华盛顿担心中国的科技动向,下面是为什么这一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Patrick Thibodeau
发表时间:2010年7月9日 06:00 AM ET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福布斯中文网上 Lily 译的同来源译文
计算机世界—华盛顿——中国坚定不移地专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整个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关注着科技。中国的人才储备正在变得越来越高端;中国的领导人聚焦创新,其正在采取的政策迫使美国公司把它们的技术转给中国。这种趋势正在让华盛顿越来越担心,但是下面是说明为什么中国成功实现目标,在全球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五大原因。
1.中国领导人懂得工程
在中国,9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8名拥有工程学学位,包括胡锦涛主席;另一名常委拥有地质学学位。
而美国15名内阁成员中,有6名拥有法律学位,仅有1名内阁成员拥有实实在在的科学学位—— 能源部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他曾于199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均拥有法律学位。
2.中国领导人欲在创新上超越美国
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已决心把技术创新作为首要目标,范围从超级计算机到纳米技术无所不包。其中的重点之一是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投资。
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于三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已经领先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据该报告称,去年,中国在清洁能源上投资了346亿美元,几乎是美国投资额(168亿美元)的2倍。
“美国花在薯片上的钱居然超过了清洁能源研发领域的投资,这真令人难过。”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约翰·道尔(John Doerr)在6月与微软主席比尔·盖茨(Bill Gates)共同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这么说。道尔警告说,如果不增加对清洁能源研究的投资,这对美国的未来是一大威胁。
3.中国的科技人才储备量相当巨大
中国的科技人才储备量相当巨大,以致于位于上海的海外外包公司博朗(Bleum Inc)可以用智商测试来筛选应聘者,该公司对中国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生的筛选标准是140。能达到如此高分的人数仅占全中国总人口的1%不到。
而博朗公司在美国招聘时,智商测试的筛选门槛是125,因为美国的人才储备量相对较少。博朗公司在中国招聘了1,000名员工。
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据去年的一份劳动力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总共授出了137,500个工科学位,而中国则总共授出了351,500个工科学位。
4.美国的科学及数学教育质量下滑
5月,议员凯伊·哈钦森(Sen. Kay Bailey Hutchinson)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从得克萨斯州在校生成绩表现和中国学生对比来看,美国的科学及数学教育质量明显不如中国。
“在我的家乡得克萨斯,仅有41%的高中毕业生的数学水平(代数)达到了大学标准,而达到大学科学标准(生物)的毕业生仅占24%。”哈钦森表示。
“此外,美国仅有2%的九年级男生和1%的九年级女生会继续攻读科学或工科本科学位。与这些令人担忧的数字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有42%的中国本科生获得了科学或工科学位。”她表示。
5.中国正在获得美国的技术,所有的技术
2008年,索尼公司关闭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韦斯特莫兰的最后一家电视生产工厂,并将其转移到了墨西哥的一家装配工厂,不过索尼大部分电视机零件是在亚洲生产的(比如,戴尔每年将价值250亿美元的零配件外包给中国)索尼工厂关闭之前的一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前顾问艾伦·布兰德(Alan Blinder)在一次议会听证上对法律制定者们表示,电视机已经成为一种大宗商品,生产类岗位的减少意味着经济的成功,因为它是美国已经转向更高价值产品生产的一个标志。
“如果我们想要在其他国家前进的同时继续维持大出口量,我们必须专注于朝阳产业而不是夕阳产业。”他表示。
然而,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安迪·格劳夫(Andy Grove)在上月为彭博通讯社(Bloomberg)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他认为布兰德的观点是错误的。
电视机生产工厂的关闭并不是一种成功,格劳夫表示,“我们不仅失去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还打破了对技术革新至关重要的经验链条。”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制造电视机和电脑零配件,它制定了它称之为自主创新的政策,这意味着中国想要的是中国企业拥有的自主研发的技术。上述自主创新政策的制定目的是“鼓励技术转移,并使美国公司将其研发中心搬到中国,这将迫使美国以技术转移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筹码。”美国商业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在今年6月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这么说。
中国的自主研发政策可能正在展示出效果。
为中国市场和一些国外市场提供服务器的中国企业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Dawning Information Industry Co.)刚刚建成了运行速度世界第二大快的超级计算机。该公司在其网站上放了一张胡锦涛主席视察该公司的照片,这说明中国政府正在关注超级计算机产业。
中国采用英特尔的芯片制造了被称为“星云”(Bebulae)的这一系统,不过中国已经拥有自主研发的芯片技术;如果中国继续贯彻执行这种自主创新的政策,那么中国以自主研发的芯片用于未来的超级计算机不过是时间问题。
帕特里克·蒂博多(Patrick Thibodeau)为《计算机世界》(Computerworld)杂志报道有关软件服务化、企业应用、外包、政府IT政策、数据中心和IT人才等话题。他的Twitter账号是@DCgov,他的邮件地址是pthibodeau@computer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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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America Is Rotten And China Is Awesome?
译文:福布斯:美国在腐烂,中国好极了?
作者:G.E. Anderson
发表时间:2010-07-19
译者:@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福布斯中文网上 潘丽君 译的同来源译文
7月15日,《福布斯》追踪中国栏目的撰稿人邝雷(Ray Kwong)在该栏目网站上发布了一篇读来令人吃惊的文章,概述了Computerworld网站上一篇文章(“中国即将主导世界科技的五大理由”)的内容。 并非以报道中国见长的Computerworld网站似乎在气喘吁吁地大声疾呼,中国将赶超美国、称霸科学技术领域。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教育体制帮助中国培养出了更多的科技人才,而且中国领导人充分关注科技发展,全面致力于将中国打造成为未来的科技强国。
尽管这篇文章以事实为根据,但笔者还是觉得其结论似乎有些过于夸张了。
文章指出的无非又是一个质量与数量相互角力的问题。本人曾在中国的大学任教两年,至今仍然与中国学术界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期间,本人深刻地了解到,尽管中国的高中教育的确使中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出类拔萃(几乎每位中学生都能够绘制出非制导导弹的运行轨迹),但中国教育在学生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方面却十分匮乏,而这些都是创新产生的基础。
此外,在中国获得学位的工程师中,极少有人真正对所读专业抱有热情。尽管美国选择理科专业的学生相对较少,但本人对此毫不担心,因为选择这些专业的学生绝 大多数都是出于真正的热爱,而且他们最终都能在硅谷、奥斯汀、得克萨斯或其他科技人才密集区获得成功。而这些地方往往都是创新之源。
另一方面,本人认为Computerworld网站上所发布的那篇言辞夸张的文章,其初衷可能是想惊醒我国的领导人,促使其尽快采取行动,我敢肯定这正是邝雷在概述这篇文章时的意图。因为哪怕只有一位华盛顿领导人注意到了提高美国教育质量的重要性,这也一件好事,对吗?
G.E.安德森(G.E. Anderson)是位中国专家,曾任首席财政官,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科学专业在读博士。其主攻研究方向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中国的汽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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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Why China Won't Rule Tech.
译文:博客:为什么中国不会在科技上领先
作者:Dan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5日
译者:@xiaomi2020
我的一位朋友邝雷在福布斯的“中国跟踪”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即将主导世界科技的五大理由》的文章,我不认同。完全不认同。邝的文章是急就而成、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不准确。我在下面以黑体字引述他的文章【译注:因为原文已在第一篇中呈现,这里只引述小标题。】,然后用正常字体写出我的分析。
1. 中国的领导人懂得工程
那又怎样?治理国家就是治理国家,没有证据证明那些更会设计电视的人就比不会的人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吉米·卡特(如果不算乔治·布什的话)是自胡佛以来无可争辩的美国最糟糕总统,而他是(我记得如此)唯一的一名工程师。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的内阁开始决定科技的走向了?硅谷是在非工程师的多任总统和内阁的领导下领导世界科技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再接再厉?
2. 中国领导人欲在创新上超越美国
再问一次,那又怎样?美国的领导也想超过中国呢,也以此为首要目标。最重要的是,这一分析错误地认为政府就是创新方面的杀手锏,但是这根本不对。
3.中国的科技人才储备量相当巨大
这纯属胡扯。没有科学依据的胡扯。这一论述错误连篇,我都看不明白了,不知道该怎么为反驳起头。这些如下:
* 中国比美国的人口多四倍,那么中国有比美国多四倍的智商超过140的人,这是可预料的;
* 你是否想说中国在人种上比其他人要优越呢?天啊,这对我来说是种族歧视。
* 如果我们假设中国有着和美国同样比例的智商超过140的人,我肯定会认为这些人中,对技术工作感兴趣并希望得到这种工作的人在中国比在美国要多。我这么认为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在美国(这里的生活水准要比中国高出若干),那些智商超过140的人比在中国的有着丰富得多的机会。
* 邝的分析无异议地假设智商就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决定科技创新的因素(而这是错的)。我在相当多的软件和游戏和工程公司工作过,足以了解要取得商业成功,需要的远不仅是智商,这些行业需要创新、管理、市场、金融等等,不只是科技。坦率地说,我会非常怀疑任何用纯粹的智商测试为招聘基础的公司是否能成功。所谓的智商和想象力之间有任何关联吗?
4.美国的科学及数学教育质量下滑
哇,如果政客是这么说的,那肯定是真的!严肃地说,如果美国在教育上下滑得这么厉害,为什么好象每个有钱的中国都在想怎么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学校来读书?
5.中国正在获得美国的技术,所有的技术
创新这事儿是易如反掌的吧?如果美国失去了电视制造业,那么它肯定落后于最新的科技了。我不是说中国没有在科技方面的进步,我也没有保证中国不会在某天超过美国。但是我说的是邝的论述和1960年代对苏联的论调,和1980年代对日本的论调没什么不同,这两个国家在今日的技术世界上都不过尔尔。
最后,如果我必须找出一个国家,可以在未来10年、20年、30年和50年内领先科技的话,我会去看看那些国民和思想都具备多样性(我仅仅是从纯资本的,最不浮华的角度来说)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命令说从现在开始创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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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能登上科学顶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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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2日星期四
转帖路透博客:包立德,你在哪里?
说明:我们通常只发原创的翻译文章,这次是一个例外。看到了“路透中文网”主编王丰写的一篇散文式的文章,抑制不住地想转过来。的确,我们常常期待他们能够从“他者视角”看到中国的本质;我们常常笑话他们不理解中国的“常识”,说得煞有介事,其实是“雾里看花”;有时,我们也抑制不住地要分出“你们、我们”,同时,我们也常常忘记,他们是远渡重洋深入探寻这个东方古国的一群“少数人”,一纸签证就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常常“因为太爱这个国家,他们不得不远离”——他们是这样一群与中国结缘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现在是否还对中国话题感兴趣,让我们记得他们曾经用心做过一切。We Are Together.
——————————
几个月前,我去纽约出差,跟一家美国智库商谈合作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专栏。这家智库的负责人感慨说,现在中美两国互相了解、研究非常深入,精通对方语言文化、政治经济者不计其数;但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能够以对方国家的文字、在对方国家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并且真正赢得对方国家读者的关注与共鸣者还是屈指可数。
我说,我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但已经失去联系一年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个人就是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2007-2008年,他以特约专栏作家的身份在路透中文网上共发表了24篇专栏文章,是当年最受读者关注、也是争议最多的作者之一。
我自认为是他的朋友,可是在编辑与作者的合作关系之外,对的他了解并不太多。我知道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以教 师、访问学者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前后在中国生活了近10年。我还知道,2009年春天他被迫离开中国的时候,在中国银行的账户里只有不到一万美元的积蓄, 以及电脑上一部尚未完成的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书稿。

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今天重读他的专栏文章,我仍旧为他的理想主义而感到惊讶。为什么这些我们见怪不怪、甚至根本没有留意的事情,就能让他这么感慨,掉这么多书袋,而且又得出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如此积极的结论?在讨论专栏话题的时候,记者的职业病——冷漠和自负,令我难以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但更多的时候是他说服了我。尽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自己应该比他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但与他长谈之后,我又时常感到:也许他才是对的。在中国各地的校园、教室里,在火车硬座车厢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早已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无数朋友。也许他接触到的中国的现实,比我们在酒桌上、报章间、电脑前了解的“现实”更加真实?
今天重读包立德的专栏,令我汗颜,也令我对他的被迫离去而感到异常悲哀。
五六年前,在耶鲁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了包立德。他的校友介绍说,这位瘦瘦高高的黑头发小伙子是个中国通,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中产阶 级的书。后来我们聊过几次,可惜我从大学校园二次出炉不久,对中国“中产阶级”毫无概念,没法给他的研究提供多少帮助。不过我们很谈得来,共同的朋友圈子 也让我们能时常见面。2007年,当路透中文网需要开设一个“外国人视角看中国”的专栏时,他欣然加盟。
这段合作,让我在见识和工作上都获益良多。再回想起去年他离开中国前的情形,也让我很内疚:作为朋友和合作伙伴,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我没能够帮他一把。
像许多长期在中国漂着而又没有“正当职业”的外国人一样,包立德在2008年和2009年都遇到了签证的麻烦。也许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些既非在册留 学生、又不是外企高管的老外,在华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可疑、难管的群体。其实,我认识不少这样的“洋北漂”。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学生或语言教师 的身份来到中国,喜欢上了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活成本很低、包容度很高的社会。中国的语言学校、演艺圈、媒体、企业等有大量弹性较高的工作机会,让他们能够维持生活,并游遍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度。但是,这些自由的职业往往不能帮助他们获得签证。于是,一个专门面向外国人的“签证中介”产业应运而生,几千块钱就能帮你弄到期限较长的工作签证或旅游签证,让这些“洋北漂”不必担心在华身份问题。
他们“漂”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甚至穷山僻壤,深度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普通百姓。比起纯学院派的“中国专家”来,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感性、直接。我一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理解中国的外国人,是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有感情的人,是10年、20年后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朋友。与包立德合作的几年,我毫不怀疑若干年后他将成为继Nicolas Kristof、James McGregor、Peter Hessler等之后又一个享誉西方的“中国专家”、畅销书作家乃至普利策奖得主。
但是,2008年奥运会和2009年60周年大庆前夕,被清理出北京的不只是大量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成千上万像包立德这样的“洋漂”以及他们依赖的签证中介公司也被整肃。许多人的签证无法通过正当渠道续签,“签证中介”公司也暂时休眠,不敢接他们的生意。
2008年奥运前,包立德就一度感觉自己无望续签签证,已经做好了去香港或回美国“避奥”的准备。由于他只是特约专栏作家而不是路透的全职记者,我的公司也无法替他申请签证。我们商量好他在美国写“远观奥运”的专栏。幸运的是,最后一刻他还是通过一家中国公司弄到了签证,于是路透中文网的读者们看到 了《中国人的“好客”令人困惑》、 《金牌榜与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中产阶级,接过美国手中的接力棒?》 等一系列与奥运有关的专栏。
作为奥巴马的铁杆粉丝,包立德在整个2008年都兴奋地观察着这位创造历史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之路,连写了四篇有关奥巴马与中国的专栏。《我为什么给奥巴马投票》、《中国人为什么也该支持奥巴马》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的深层涵义》,直到他在路透中文网的封笔之作《奥巴马当选与中国的和谐社会》。我开玩笑说,等奥巴马当选后访问中国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当年是他在中国的粉丝团团长兼总发言人,在美国使馆新闻处谋个一官半职不成问题。
2009年初,我们还与一家中国官方媒体谈起了合作:路透中文网与这家官方媒体共同赞助《包立德看中国》专栏,在双方平台上以中英文同时发表,并组织双方的读者发起讨论。我们都对这个项目充满了期待:为消除中国与西方间的偏见和误解、让中国人与西方人都更好地认识对方、认识自己,还有比这更理想的交流平台吗?
但是,我们都没预料到2009年国庆前的外国人居留形势比奥运前还要严峻,包立德再度面临被他所热爱的中国扫地出门的困境。几个月内,他想尽各种办法而多方碰壁,路透与这家官方媒体也同样爱莫能助。在严格的政府规章面前,他多年来的乐观与信心似乎一朝崩溃。也许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他甚至开始怀疑,他的文字令中国官方感到不快,这才是他无法获得签证的真正原因。
我和朋友们都劝他说,没有人比你对中国更客观,更积极。就算不给比尔·盖茨签证,也不该拒绝你的签证。这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官僚体制,你应该很更清楚。但是,这次我们没能说服他。在他困惑的眼神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论调的脆弱。最终,我感觉他是在极度心灰意冷中回到了纽约。几封简短、匆忙的邮件后,他再没与我联系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们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一年多来,每次看到中美关系一些新的动向,以及中国社会一些有趣现象,我都会想:包立德会怎么写?
我希望他仍旧在关注着这些话题。即使他是在极度失望中离开中国,我也希望他是对我这个自称的朋友失望,而不是对中国失望。这样一个以真诚乐观的心态 关注和研究中国、把众多普通中国人当作朋友的人,他的十年心血不应该落得这样的结果。我希望他现在仍在美国某个大学或智库做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做他最喜欢的消除中美两国间的误解、化解傲慢与敌意的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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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博客
2010年07月20日 16:47 BJT
包立德,你在哪里?
路透中文网主编 王丰/文几个月前,我去纽约出差,跟一家美国智库商谈合作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专栏。这家智库的负责人感慨说,现在中美两国互相了解、研究非常深入,精通对方语言文化、政治经济者不计其数;但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能够以对方国家的文字、在对方国家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并且真正赢得对方国家读者的关注与共鸣者还是屈指可数。
我说,我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但已经失去联系一年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个人就是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2007-2008年,他以特约专栏作家的身份在路透中文网上共发表了24篇专栏文章,是当年最受读者关注、也是争议最多的作者之一。
我自认为是他的朋友,可是在编辑与作者的合作关系之外,对的他了解并不太多。我知道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以教 师、访问学者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前后在中国生活了近10年。我还知道,2009年春天他被迫离开中国的时候,在中国银行的账户里只有不到一万美元的积蓄, 以及电脑上一部尚未完成的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书稿。
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今天重读他的专栏文章,我仍旧为他的理想主义而感到惊讶。为什么这些我们见怪不怪、甚至根本没有留意的事情,就能让他这么感慨,掉这么多书袋,而且又得出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如此积极的结论?在讨论专栏话题的时候,记者的职业病——冷漠和自负,令我难以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但更多的时候是他说服了我。尽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自己应该比他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但与他长谈之后,我又时常感到:也许他才是对的。在中国各地的校园、教室里,在火车硬座车厢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早已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无数朋友。也许他接触到的中国的现实,比我们在酒桌上、报章间、电脑前了解的“现实”更加真实?
今天重读包立德的专栏,令我汗颜,也令我对他的被迫离去而感到异常悲哀。
五六年前,在耶鲁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了包立德。他的校友介绍说,这位瘦瘦高高的黑头发小伙子是个中国通,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中产阶 级的书。后来我们聊过几次,可惜我从大学校园二次出炉不久,对中国“中产阶级”毫无概念,没法给他的研究提供多少帮助。不过我们很谈得来,共同的朋友圈子 也让我们能时常见面。2007年,当路透中文网需要开设一个“外国人视角看中国”的专栏时,他欣然加盟。
这段合作,让我在见识和工作上都获益良多。再回想起去年他离开中国前的情形,也让我很内疚:作为朋友和合作伙伴,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我没能够帮他一把。
像许多长期在中国漂着而又没有“正当职业”的外国人一样,包立德在2008年和2009年都遇到了签证的麻烦。也许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些既非在册留 学生、又不是外企高管的老外,在华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可疑、难管的群体。其实,我认识不少这样的“洋北漂”。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学生或语言教师 的身份来到中国,喜欢上了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活成本很低、包容度很高的社会。中国的语言学校、演艺圈、媒体、企业等有大量弹性较高的工作机会,让他们能够维持生活,并游遍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度。但是,这些自由的职业往往不能帮助他们获得签证。于是,一个专门面向外国人的“签证中介”产业应运而生,几千块钱就能帮你弄到期限较长的工作签证或旅游签证,让这些“洋北漂”不必担心在华身份问题。
他们“漂”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甚至穷山僻壤,深度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普通百姓。比起纯学院派的“中国专家”来,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感性、直接。我一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理解中国的外国人,是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有感情的人,是10年、20年后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朋友。与包立德合作的几年,我毫不怀疑若干年后他将成为继Nicolas Kristof、James McGregor、Peter Hessler等之后又一个享誉西方的“中国专家”、畅销书作家乃至普利策奖得主。
但是,2008年奥运会和2009年60周年大庆前夕,被清理出北京的不只是大量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成千上万像包立德这样的“洋漂”以及他们依赖的签证中介公司也被整肃。许多人的签证无法通过正当渠道续签,“签证中介”公司也暂时休眠,不敢接他们的生意。
2008年奥运前,包立德就一度感觉自己无望续签签证,已经做好了去香港或回美国“避奥”的准备。由于他只是特约专栏作家而不是路透的全职记者,我的公司也无法替他申请签证。我们商量好他在美国写“远观奥运”的专栏。幸运的是,最后一刻他还是通过一家中国公司弄到了签证,于是路透中文网的读者们看到 了《中国人的“好客”令人困惑》、 《金牌榜与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中产阶级,接过美国手中的接力棒?》 等一系列与奥运有关的专栏。
作为奥巴马的铁杆粉丝,包立德在整个2008年都兴奋地观察着这位创造历史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之路,连写了四篇有关奥巴马与中国的专栏。《我为什么给奥巴马投票》、《中国人为什么也该支持奥巴马》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的深层涵义》,直到他在路透中文网的封笔之作《奥巴马当选与中国的和谐社会》。我开玩笑说,等奥巴马当选后访问中国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当年是他在中国的粉丝团团长兼总发言人,在美国使馆新闻处谋个一官半职不成问题。
2009年初,我们还与一家中国官方媒体谈起了合作:路透中文网与这家官方媒体共同赞助《包立德看中国》专栏,在双方平台上以中英文同时发表,并组织双方的读者发起讨论。我们都对这个项目充满了期待:为消除中国与西方间的偏见和误解、让中国人与西方人都更好地认识对方、认识自己,还有比这更理想的交流平台吗?
但是,我们都没预料到2009年国庆前的外国人居留形势比奥运前还要严峻,包立德再度面临被他所热爱的中国扫地出门的困境。几个月内,他想尽各种办法而多方碰壁,路透与这家官方媒体也同样爱莫能助。在严格的政府规章面前,他多年来的乐观与信心似乎一朝崩溃。也许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他甚至开始怀疑,他的文字令中国官方感到不快,这才是他无法获得签证的真正原因。
我和朋友们都劝他说,没有人比你对中国更客观,更积极。就算不给比尔·盖茨签证,也不该拒绝你的签证。这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官僚体制,你应该很更清楚。但是,这次我们没能说服他。在他困惑的眼神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论调的脆弱。最终,我感觉他是在极度心灰意冷中回到了纽约。几封简短、匆忙的邮件后,他再没与我联系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们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一年多来,每次看到中美关系一些新的动向,以及中国社会一些有趣现象,我都会想:包立德会怎么写?
我希望他仍旧在关注着这些话题。即使他是在极度失望中离开中国,我也希望他是对我这个自称的朋友失望,而不是对中国失望。这样一个以真诚乐观的心态 关注和研究中国、把众多普通中国人当作朋友的人,他的十年心血不应该落得这样的结果。我希望他现在仍在美国某个大学或智库做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做他最喜欢的消除中美两国间的误解、化解傲慢与敌意的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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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杂志:裴敏欣:中国的政治意识苏醒了?
原文:China’s Political Awakening?
译文:外交官杂志:中国民众的政治意识重新觉醒了?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4日 刊于《外交官》杂志
译者:s0mk Becky
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中选网上Becky翻译的同来源译文
近来频发的劳资纠纷看似没有政治意义,其实不然。但也不能期望中国的专制统治能立即出现转变。
摄影:Peter M
中国时下的劳资纠纷在许多人看来,只是劳动力市场对外企薪酬过低的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输往沿海出口加工区的超廉价农村青壮劳动力减少了,因此他们议价能力也更强了。
但是,仅从经济角度看待最近中国出现的这些自信的工人,就会忽略其背后更宏观,也是更有意义的政治语境。因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政治意识正在广泛地重新觉醒,而劳工运动仅仅是冰山一角。
多年来,西方观察家们一直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停滞而感到沮丧。现代化理论预言:快速的经济增长应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但1989年以来,这没有在中国应验。直到现在才有了改变。
除了那些冒着失去工作和人身安全的危险参加罢工的打工者,其他形式的公民运动以及草根阶层的政治自信也在中国出现了。
这一次方兴未艾的政治觉醒,其有趣之处在于其表面上的非政治化。参与者在这些行动中没有呼吁民主和自由,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与他们切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财产权和社会公正。举例如下:他们反对政府建立污染企业、无偿强占农民土地、强行拆迁城镇居民的家园。在中国的平面和网络媒体中,批评政府的政策以及它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表现,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当然,这些公民运动表面上的非政治性使得中共更难对它们实施暴力打压。
激发政治意识的重新觉醒得益于几个有利因素。很显然,信息革命——经济现代化的直接结果——推动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并降低了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它还放大了这些行动的政治影响力(甚至鼓舞了他人的模仿行为):倘若没有网络和手机的帮助,最近这些劳资纠纷的传播之快将是难以想象的。。
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是另外一个因素。随着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比较中国各地的差异,他们越发意识到自己身边的政治与社会不公,并越来越难对这种不公忍气吞声。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中共自己的平民化说辞提高了中国社会的期望值,而且,讽刺的是,1989年以后北京政府的许多曾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也因此而丧失了合法性,比如讨好外国企业、为增加投资减少社会开支、迫使数千万中国百姓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低薪,丧失土地、住宅,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如今,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抬高了人民的期望值,另一方面满足这些期望要以经济上的高成本(更高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以及政治上的高风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为代价。
中国公民社会这一迟来的政治觉醒将将造成深刻的影响。在经济上,这将导致中国政府更难以继续推行为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后天安门战略”。 在政治上,这也许会加剧精英间的分裂,因为他们中一部分人可能试图利用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实现其个人政治利益。
精英间的团结对一党制政体至关重要,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任何分裂都可能造成连锁反应,破坏稳定。此外,如果中国国当局不能平息近来外资企业里的劳资纠纷,不满情绪就可能会蔓延到其他行业的工人当中(最有可能的是建筑业和采矿业,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危险,且工资极低)。
虽然政治觉醒的到来令人欣喜地应证了"经济发展带来政治革新"的理论,但我们还不能认为这一新兴的现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秩序。由于天安门事件以后政府的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缺乏独立的公共道德核心、组织网络和有效领导。大多数挑战政府权威的行动都缺乏协调、组织不利,成了昙花一现。
但如果中共觉得它可以继续用老方法统治中国,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下的劳资纠纷以及中国社会中价值观的重大变迁都表明:党治理下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过去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
作者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兼职高级研究员、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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