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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31日星期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国的社会动乱:故事背后的故事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络版)2006年9月版刊登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撰写的一篇政策简报,题为《中国的社会动乱:故事背后的故事》,全文如下:


概述

中国正面临着普遍的暴力性、甚至是致命的社会动乱,从而引起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惊慌。一些观察家推测,动乱可能会削弱中国的国家领导能力,就像在乌克兰和菲律宾一样。美国的一些决策者也许会欢迎中国的动乱,以此作为通向民主和“自由”的一条道路。但中国的社会动乱并不是改造中国的政治秩序的机会,而应当被理解为成功的市场改革和经济与社会选择扩大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由于地方上的腐败而加重。要想以合乎人性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动乱,就必须加快法律与社会制度的改革,尤其要关注腐败问题。暴力活动的加重会造成更多的苦难,从而可能会破坏东亚地区的稳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应当鼓励中国加强社会和解能力,而又不让选举方面的政治改革成为加强全面接触的先决条件。


大规模的公众骚乱10多年来在中国一直呈上升趋势。媒体的报道描述了暴力活动、人员受伤,甚至还有双方的死亡,这些都与投掷砖头、催泪弹、莫洛托夫燃烧弹、发射火箭弹、子弹、殴打、燃烧车辆、扎伤以及数百名警察和数千名抗议者之间的对峙。示威者和警察的说法常常大相径庭,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局势可能会转变成致命的,严重的伤害和财产的损失很常见。问题包括劳工的不满情绪、税负、没收土地和环境污染。腐败使常见的不公正问题加重,进一步激化了公民的愤怒。


工业时代的中国不再假装是工人的天堂。2005年在中国南方,由于没有领到工资,100名鞋厂工人砸坏了车辆,投掷石块,打伤了三名警察。由于工作条件和组建工会的权利问题,一家电器工厂的数千名工人举行了四天罢工。在中国西部,2千名被解雇的工人修筑了路障,要求获得退职费。2004年,中国南方的两家工厂的1千多名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每周休息一天。在其它地方,工人们由于工资被拖欠而把老板扣做人质。此前两年,即2002年,中国东北的8万名退休工人抗议拖欠养老金。


直到最近为止,税负和收费造成了普遍的动乱。2004年,在过桥费引发的一场暴乱中,3万人与几百名警察和武警对峙。1999年,中国中部的1万名农民示威抗议税负和收费。警察用催泪弹和警棍发动了袭击。1997年有关5个省份的一项报道说,50万名农民在300多个乡镇参加了暴力示威,造成250人受伤和包括5名警察在内的14人死亡。


目前,在没有提供充分补偿的情况下侵占农田造成了农村的大多数动乱。2006年1月,2万名农民由于土地被划做一条高速公路和一个工业园区而与警察发生了肉搏。2005年12月,警察对反对新建一家电厂的人群开枪,打死了3到20名农民,具体人数众说纷纭。2005年,数千名南方工人试图阻挡推土机,与手持棍棒的600名警察发生了搏斗。在中国北方,开发商和官员们雇用流氓地痞,手持长矛和刀子袭击抗议的村民,打死6人,打伤50人。2004年在中国西部,由于一座水电大坝侵占了农民的家园,直到实施军事管制方才阻止了9万名抗议者与警察发生搏斗。


空气和水的污染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也是普遍的,并且由于开发商和地方官员之间的腐败串通而恶化。2005年在中国东部,3千名警察袭击了3万名封锁一条公路的农民。这些农民的土地被化工厂侵占,而后者的污染毁掉了村里的全部耕地。当地官员据说在工厂中占有股份。


有限的信息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报道,但是很难找到使中国的社会动乱的性质得以澄清的统计数字。在偌大的一个国家里,媒体的这种报道寥寥无几,甚至考虑到中国对这种新闻的压制也是如此。但是,现有的信息却表明了造成麻烦的发展趋势。


有机会获得机密信息的官员们说,中国的社会动乱很严重,而且愈演愈烈。胡锦涛主席很重视警察的执法和创建“和谐社会”的积极目标。其他领导人则强调了消极的方面。温家宝总理2005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暴力发泄不满的处理不善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公安部长周永康承认,“缺乏公正”、“干部的行为”和“国内经济因素”造成抗议活动增加。具有广泛的农村经验的高级官员陈锡文说,农村的动乱威胁着国家安全,报道出来的抗议活动仅仅是“冰山一角”。


中国公安部对有关涉及15人以上的“群众闹事”的数字予以报告;2005年发生了将近8.4万起这种骚乱,而1993年则只有8700起(见表1)。在全国人口的每100万人当中的这种骚乱程度相当于在美国的每个州中每年每天都发生一场“群众闹事”。


2004年发生的7.4万起骚乱涉及367万人,但是并没有按照纠纷问题或者严重程度进行详细的统计。一位研究者报告说,2005年,40%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农村,30%发生在城市。公安部宣称,中央政府每天记录到的“抗议活动”为120到230起,但是不清楚这些抗议是否全都是“民众抗议”。


表1提供了有关动乱原因的线索。骚乱最明显地激增的两年紧随着异常频繁的经济政策活动。


1998年与1997年的水平相比,动乱增加了67%。这与解雇几千万国企职工、强迫农民种植获利很低的谷物和房地产与金融泡沫的破裂相关。公安部2000年的年鉴列举了城市劳工的动乱,认为这是抗议活动的最严重的来源,此外还有金融领域中的丑闻和迎合民众的半宗教性质的运动法轮功。90年代中期通过自愿的“集资”——高回报但却非法的债券——融资的房地产项目到1998年陷入了不景气,以致一个个居民区丧失了储蓄。


2004年发生的第二次动乱高潮反映了城市建设对农村土地的加速侵蚀。2003年,由于害怕非典疫情会使经济增长放慢,中国官员放松了对投资的控制,以致严重依赖工业园区和郊区房地产项目对土地的侵占的投资迅速增多。


腐败

胡主席于2006年夏季警告说,腐败威胁到党的权力,但是与其它国家的腐败相比,中国腐败的程度本身并不能对动乱加以解释。

有关中国腐败的国内信息主要来自于对腐败官员的起诉。但这一点的用途很有限,因为不可能知道有多少腐败没有受到起诉。当去年冬天中国南方加强反腐工作时,带来了案件的激增,从而表明北京肯定能够进一步遏制腐败,如果它做出这种选择的话。把今天的腐败案件中的逮捕与以往的逮捕人数相比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更加货币化,从而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诉讼工作的水平可能已经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调查与研究报告提供了独立的评估,表明虽然中国的腐败问题在最近5到10年期间可能恶化了,但是情况并不像许多其它国家那样严重。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印尼、菲律宾、俄罗斯和阿根廷(见表2及其脚注)。考虑一下印度:在接受调查的印度家庭当中,100%都报告说,在与警方交涉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有腐败问题发生。


皮优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2002年到2006年期间,所有中国公民当中对国家的现状感到满意的所占份额从48%增加到81%,而在美国公民当中,这一比例却从50%下降到29%。中国公民对腐败的普遍担忧看来已经趋于缓和。


总的来说,现有的数据资料导致的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并不十分严重,以致单单它本身就可能成为报道的如此严重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一些中国学者断言,腐败并不是社会动乱的原因,而是一个使之恶化的因素,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均匀分布的“社会污染”。调查结果表明,抗议活动几乎总是具有比较涉及个人的和直接的原因。



动乱的经济根源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经济上的短缺和围绕着有限资源的竞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在中国,使这种紧张局势变得异常严重的是在其它情况下会对经济有益的市场改革和成功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基于市场的价格调整、新的投资集中在沿海地区、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城市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城市的扩展侵蚀农村的耕地等。所有四个因素都反映出自然的市场力量,但是也挑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实际的痛苦和政府必须应付的社会动乱。


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使毛主义时代扭曲的政府定价被较好地显示出社会的实际需要的价格所逐步取代。早先的毛主义时代价格有利于推行社会主义的样板式工人“天堂”,通过对农村产品支付非常低的价格和对在农村出售的城市产品索取很高的价格。票证和城市市民的单独地位使得城市里有户口的居民分配到了消费品当中的过多份额。


由于这种种扭曲,所以当价格改革促使价格普遍上涨的时候,农村产品的价格上涨得最快。对毛主义倾向于城市的偏差的这种基于市场的矫正是必要的,但对于城市工人来说也是痛苦的。待在这场价格膨胀的不应该待的一端的享有特权的城市群体发现,他们曾经认为是自己所付出的“正常”水平的劳动换来的收入不再能够支撑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对于不得不变换工作、更加努力地工作和调整对自己未来生活水平的期望,他们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助长了社会动乱,尽管新近施行了具有三个阶梯的城市社会保险网。

表1:中国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

年          次数          与上年相比的变化百分比

1993       8700            ――

1994       10000          15

1995       11000          10

1996       12000          9

1997       15000          25

1998       25000          67

1999       32000          28

2000       40000          25

2001       无此项         12

2002       50400          12

2003       58000          15

2004       74000          28

2005       83600          13

资料来源:1993-1999年数据资料,来源于《群体性事件论文集》,载于M·斯科特·坦纳撰写的《中国反思动乱》,《华盛顿季刊》27:3,2004年夏季号,第138-139页等。

 

表2:腐败指数,

有选择的一些国家,2001-2005年(从腐败程度较轻到较重)

透明度国际组织         世界银行

腐败程度较轻

巴西   3.9             波兰   0.39

波兰   3.7             巴西   -0.04

中国   3.4             中国   -0.27

印度   2.8             印度   -0.28

阿根廷 2.8             阿根廷 -0.38

菲律宾 2.6             菲律宾 -0.43

俄罗斯 2.6             俄罗斯 -0.82

印尼   2.0             印尼   -0.89

             腐败程度较重

早先爆发的社会动乱——1985年、1986-1987年和1989年——也反映了这些因素。1989年天安门示威期间,学生们张贴在标语牌上的“七项要求”包括惩治一些官员,因为他们的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损害了学生们及其教师的生活水平。


90年代初,政府全面放开了食品的价格,取消了票证。它还提高了工资,以便为城市生活费用的暴涨做出补偿。但是提高工资加重了公司的亏损,很快政府的公司补贴就多得无法维持。90年代末,最终影响到5千万职工的普遍下岗终于使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改善。可以预料,劳工的动乱严重的蔓延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对城市居民下岗和通货膨胀提供补偿而采取的措施造成了农村的苦难和动乱。90年代末的新的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不适用于农村企业的雇员。强迫实施的谷物种植使供应增加,造成城市里的食品价格下降,但是谷物价格的下降使农业收入受损。90年代末农村家庭的消费下降,以致地方税收受损。由此造成的额外税负和收费成为引起普遍的农村动乱的主要因素。


改革以前的行政管理价格方面的调节延续到今天,从而提供了比较准确的市场激励因素,以弥补短缺和成本,抓住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机会。但是,补贴的减少,因而还有城市职工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涨继续造成了苦难、不确定性和不满情绪。


市场改革造成社会动乱的第二个原因是沿海地区新兴的经济盈利。在那里,由于很容易打入全球市场,所以就业的增加得到了促进。早先的工业就业中心曾经反映了冷战时期的实际情况:位于通往苏联的铁路沿线或者中国内地深处的安全地方。今天的企业对在沿海地区投资的偏好意味着,其它地方的就业机会落后了。最严重的劳工动乱发生在内地陈旧的钢铁工业地带。


改革和社会动乱之间的第三个联系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尤其是在城市里有户口的职工纷纷下岗之后。农村来的移民通常在16岁到35岁之间,他们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具有勤劳的习惯和已经大大改善的农村教育背景,并且愿意为很低的工资而工资。这种劳动方面的竞争尤其威胁到中年和上了年纪的低技能城市市民,因为他们不想做报酬很低的血汗工厂中的工作,而他们在毛主义时代所受的素质很差的教育一般使他们注定要长期失业。他们感到自己遭到背叛和不公平的待遇。


中国消除公民身份上的差别(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除外)的目标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的迁徙。在内陆省份河南省省会郑州(人口9500万)等改革试点城市,许多农村移民已经有了工作和住房,并且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从而使之能够把子女送到城市里的学校上学。


改革和社会动乱之间的最后一项联系是耕地被挪用到非农业用途。这个造成动乱的原因之所以加重,是因为2001年恢复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闹市区土地的升值带来了城市用地结构的急剧调整。住宅和工厂正在转移到郊区农村,因为对地段具有敏感性的服务行业集中在闹市区。就业岗位、产值和与郊区的扩展相关的盈利等方面的增长使得种地变成地理位置良好的土地的一种利润很低的用途。郊区耕地转而用于其它用途——在一些沿海地区大张旗鼓——在到2004年年初为止的期间有其迅速,这显然助长了腐败和社会暴乱。


罪魁祸首是中国把耕地转变为其它用途的法律程序。各个村庄拥有农村土地,而不是农民自己。农民从村里承包土地。如果是公平的制度,就会把土地的出售或者出租的所得按照四种方式分配,即对农民的补偿、村里的资本收益、向上级政府缴纳的税收和对开发商提供的价格优惠。但是,在有争议的公共用途项目中,村里的领导人往往收取红包,或者通过秘密交易获得预算方面的外快。由于付给农民的钱很少,所以迅速导致了社会动乱。


补偿

对于平息大多数闹事来说,补偿具有核心重要性。从原则上讲,中国采取许多方式为经济上错位的人们提供补偿——包括退职费、养老金、失业保险、转业培训补贴、住房补贴、安置补贴和土地的一次性补偿。然而在实践中,政府的补偿往往捉襟见肘,薄弱的地方预算和腐败又使这种补偿进一步减少。

例如,中国的土地法规定,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必须采用前三年种地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的一个倍数。但是,国土部自己的调查结果表明,赔偿未能扶持农民过渡到新的生产生活之中——对受教育水平很差的人来说尤为如此。因此,重要的改革必须确保占用土地能够促进经济上可行的项目,确保政府的补偿能够保障合理的生活水平,官员们也诚实地发放补偿金。


在这一背景下,土地的补偿就带来了个人权利和投资项目的生产率的矛盾。中国对占用土地的补偿制度显然倾向于奖励好的投资项目,而不是带来意外的丰厚利润。郊区的农民家庭原本是无偿地获得现在很值钱的土地——要么是在1982-1984年期间公社解体的时候,要么是在以后村里土地的重新分配时。问题在于,他们现在出让土地是否应当获得市场价格。


为了确保公私双方对郊区土地的最佳利用,经济上的激励措施应当鼓励设想得当、资金充足和管理妥善的项目。这意味着,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和吸引高素质的开发商要优先于将外快送给在土地上没有任何历史投入的农民。


在理想情况下,一国经济的设计应当是为了奖励个人的努力和精明的冒险。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产权应当自动地起到这种作用。但中国的市场远非成熟——在半个多世纪里,农村的地产市场一直都没有适当地运作。如果突然间把耕地变成农民私人个人所有,会鼓励郊区农户发横财,同时使把土地派上最佳用场的成本等障碍增加。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当前有关引进产权的建议在中国的立法机构的审议过程中陷于停顿。它们肯定对正在寻求加快具有成本意识的现代开发和增加城市就业机会的合算途径的决策者毫无吸引力。


但是当然,好的投资项目并不是唯一的重点。对充分补偿失地农民问题,同样必须予以重视。在这方面,中国常常做得很差。失地农民应当获得能够保障其生活质量最起码与其损失相当的补偿。大多数失地农民希望的是找到一个家和一份好工作。但中国的补偿计划所提供的工作往往是报酬很低的,或者是临时性的,或者两者都是。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6年6月在中国农村接受调查的地方官员们强调,很难为失地农民找到好工作。一些人认为,自动获得城市市民身份应当成为补偿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制定这种自动规章,会大大有助于保障充分的补偿,因为从郊区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城市能够把城市的特权和社会保障网络两项资源都用作补偿。


北京的反应

因此,普遍的市场改革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几乎使社会动乱注定要发生。另外一方面,管理不善的市场激励因素还使污染恶化。污染的成本由公众来承担,表现为无法饮用的水、被毒化的土壤和要命的空气。腐败使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所有这些影响加重。北京看来对腐败现象采取的宽容态度破坏了中国自己的宪法保证——对农村人口来说尤为如此。


强调一点很重要,即中国的社会动乱并不是由要求建立新的政府或者西方式的民主的街头示威所构成。除了一些民族分离主义或者像法轮功这样的民粹主义的全中国范围的运动之外,社会动乱主要包括地方上的单一问题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就连2006年夏季的学生骚乱也不是政治性的;他们所抗议的是自己的学位证书上印出的所属大学,因为校方没有按照曾经许下的诺言使他们如愿以偿。


然而,社会动乱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即使是间接的政治威胁。地方当局对治理、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北京必须找到途径来约束个别的腐败领导人,而又不会削弱所有地方政府的合法权力。


中央政府对社会动乱所采取的一般对策是一项狭隘的和墨守成规的立场。它认为,破坏财产、打人、扰乱公共秩序和煽动抗议都是非法的活动,必须予以逮捕和起诉。中国为其暴乱控制力量人民武装警察拨出的预算2004年超过了中央开支的3%,为法院和检察院开支水平的3倍。但是,公众的大多数不满情绪甚至从未变得毫无秩序。由于被迫诉诸于现有的法律途径和已有几个世纪历史的上访制度,大多数不满的人最终对于基本上不会做出反应的政府机构的拖延和拒绝忍气吞声。


在积极的方面,对动乱根源的重视已经产生结果。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北京取消了农业税和非正式的农村收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研究人员报告说,农村税收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消失。收费和税负的减少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收入,从而加快了早就应当实施的人事改革的速度。这种改革使一些地方的政界官员减少了一半。另外一些节省开支的财政改革使为贫困地区提供的转移支付增加,使腐败官员未能捞到好处,方法是通过在教师等重要的政府雇员的工资支付方面实行直接的银行转账。2004年政府暂停了土地交易,从而使土地买卖停止了将近一年。这也可能使与土地相关的社会动乱的增加速度放慢。


北京所没有做的是在制约地方政府的非法行为方面进行充分的投入,而是在爆发动乱时拿地方官员个人试问——从而使他们可以选择办法来维持秩序和采取严厉的镇压。


前方的路

中国的社会紧张关系主要是由成功的市场改革所引起,因而在实施进一步的改革和迅速的经济增长继续的时候,很可能会恶化。如果得不到矫正,目前的警察执法加上肆无忌惮的腐败,可能会导致地方上对公民的合理申诉的更加严厉的处置。最重要的是,北京必须管束地方政府,并加强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制订有关政策透明度的标准和行政管理与法律救济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等级性质,所以很难约束地方官员,因为国家一级的政府机构通常必须通过其地方分支机构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些常常包括正在接受审查的官员。与此形成对照,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中,中央政府的部门所统领的地方办事处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如果华盛顿怀疑一座大城市存在腐败,它不必要求该市的权力机构去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的地方办事处负责调查,并得到独立的联邦检察官、法院和监狱的支援。而中国则缺乏这种系统性的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似乎正在采纳这种中央独立的直属体制。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把对其地方经济调研小组的全面监督权转移到北京。2006年8月,中国的环保总局获得授权建立独立的地区执法中心,这些中心将超越地方官员的干涉范围。它们将产生什么实际影响还要走着瞧。但是变化的方向是正确的。


重中之重应当是使国家和各省的反腐败机构获得更大的独立性。这些机构包括政府的审计员和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独立的权力机构的代价将是高昂的。但是社会动乱有阻碍经济繁荣的危险。北京应当把社会动乱当作发展的制约因素来对待——因为它像阻碍运输、电信和能源发展的瓶颈一样实际存在和劳民伤财——并为解决办法提供相应的经费。


华盛顿可以起某种作用吗?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通过鼓励中国增强其诸多的争端解决能力,包括法院、警察、行政上访和政策的透明度,可以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中国。


幼稚的想法是,一股动乱的浪潮就会加快自由在中国的传播。更大得多的可能性是,动乱会破坏经济发展,助长有组织的犯罪,破坏社会凝聚力,招致政府的镇压。如果贫困状况不断恶化,就会加快中国的非法移民向世界其余国家的外流。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权力机构还会有很强的诱惑,迫使其把公民们团结在好斗的爱国主义旗帜下。这些事态发展都不会对美国有利。


为了加强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政策选择——在中国国内外——的认识,美国应当设法使中国尽快正式参加7国集团财长会议和8国集团等国际决策机构,而又不使国家的选举自由化成为中国加入的先决条件。如能帮助中国改善处理经济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动乱的方法,就能使生活水平加速提高,从而有助于削弱为社会动乱火上浇油的紧张关系的经济基础。(尹宏毅译)

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中国政府是如何去回应日益严重的社会动乱的by Murray Scot Tanner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Rising Social Unrest

谭睦瑞(Murray Scot Tanner)
兰德公司资深中国问题专家
本文是谭睦瑞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05年4月14日所举办的公开听证会 “中国的国家控制机制及方法” (“China's State Control Mechanisms and Methods”)Panel IV: Socio-Economic Unrest and State Control Mechanisms上面的公开发言。
原文下载,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5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5_04_14wrts/tanner_murray_wrts.pdf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首先,我要先表达对主席以及其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杰出成员们的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到这里来与你们讲一下我对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动乱的看法我深感荣幸。

我今天的证词将要简单的探讨社会动乱在今日中国的兴起情况,它的来源以及变换形式,还要审视中共领导人以及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当他们寻求一个有效策略去处理这种挑战时,正在面对的尖锐的两难困境。

我的证词有一套独特的来源——过去几年直到现在一直在中国的警方官员以及分析家中展开的关于社会动乱问题的令人吃惊的直率的内部辩论。我将在最后在我认为是一种有点令人不安的趋势上提出几点看法——过去这周发生的中国近来以默认的方式去支持的反日游行活动。



中国的群体性动乱:近期趋势

在过去五年中国公安系统的官员已经证实了外国观察家已经感觉到不少时间的一个现象:在过去十年中,社会动乱已经处于一个显著上升的势头,他们现在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成了一个常见现象。


近期曝光的警察统计的数据记录了中国已经目睹了一个持续十年之久的、官员们称之为“群体性事件”(“mass group incidents”)的上升过程, “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涵盖了所有群体抗议光谱概念的一个名词——包括了静坐(sit-ins)、罢工(strikes)、集体上访(group petitions)、集会(rallies)、示威(demonstrations)、游行(marches)、堵塞交通(traffic-blocking)、占领建筑物(building seizures),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公共混战事件(public melees),骚乱(riots)、民族间的纷争(inter-ethnic strife)。1公安部报告显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从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了1999年的32,000起,到2002年的时候上升到了50,000起,到2003年的时候超过了58,000起。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事件的增长率的稳步上扬:抗议事件自1993年以来的每年都在明显的上升,并且没有哪一年他们增长的幅度低于了9%。3

2004年全国范围的数据尚未得知,但由一些省级警察部门所统计的报告却显示问题依然严重。一些地方报告揭示了总的抗议数量一直都在曾长。其他地方则目睹了抗议活动总量的一些下降,但是在每起事件中所涉及到的平均人数却在增加。

中国各个地区中发生最多社会动乱事件的地区几乎肯定可以说是毗邻北韩的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位于这个老化的“生锈地带”的国有企业的工人们遭受到了失业、非法扣押工资以及退休金、不正当的企业被购活动很大的影响。辽宁省报告指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高峰年份,其境内发生了6,000起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只有32,000起同类事件发生。该省在2000年的1月至2002年9月间目睹了9,559起抗议事件——平均每月发生290起(在那三年中每天几乎要发生10起抗议事件)。4


但是中国的更为繁荣的沿海地区也没有在这方面“幸免于难”。广州市——在过去20多年时间中世界上增长速度最为快速的地区之一——在去年的1月份到10月份报告说有863起涉及到约莫超过50,000人的抗议事件发生。5

当然,这些原始的关于抗议事件的数据告诉了我们许多中国人不满意于他们的工作、经济状况、或地方官员。但他们不是,他们自身还不是一个政权是否正在遭受到社会动乱威胁的最佳标志。只要绝大多数的抗议活动保持在小型的、未组织的、和平的,与其他抗议活动相隔离的状态,并且他们的要求依然是有限的和具体的,相当大比例的抗议活动远不会构成对政府的威胁。从中共得以幸存的立场来看,注意那方面的动向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非常少量的迹象显示抗议者的要求转向了反对中国政府(尽管对地方官员的愤怒似乎真的是很普遍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波兰的团结工会兴起25年之后,中国仍然一直都在防止任何与之具有雷同性的全国性的或甚至是地区性的独立政党、工会、或学生会、农会,或商会这些可以组织或维持大型反政权抗议活动的组织的突然出现。

虽然如此,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抗议活动的形式不断变化使北京当局发现想要将其控制在可控范围实行起来越来越困难。警方官员注意到抗议活动的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重复进行的”或维持很长时间的抗议活动的数量正在上升。示威者越来越跨越旧有的工作场所以及办公单位的边界限制,并且他们组织化的程度也在上升。通讯技术、以及计策使用上的精明程度也正在不断提高。警察坚持大多数抗议活动是和平的,同时他们也报告说,“对抗性”和暴力在抗议活动中出现的比例正在上升。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抗议活动在平均规模上正在增长——从8年前的平均涉及人数10人(或更少的人)增长到了2003年的每起事件涉及到了52个人,涉及到成百上千人的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平常。广州市报告了去年全市所发生的抗议活动中,每7起抗议活动就有1起涉及的人数超过了100人。在辽宁省,据估计在2000年到2002年间有863,000名公民参与到了9,000多起抗议活动中——平均下来每场抗议事件涉及人数超过了90人。

许多示威者巧妙的拟订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对他们的抗议活动进行幕后指挥以使他们抗议的对象(企业管理层、地方官员等)感到焦虑不安并麻痹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使得他们无法动用极端的武力去对付他们。示威人士喜欢采用的计策包括了挥动官员正在违犯的法律条纹的复印件,“越级”向更高级别的行政官员发出呼吁,并把老年公民、退伍士兵、妇女和儿童放在抗议队伍的前列。


抗议者广泛利用互联网以及电子邮件、手机和短消息,并且小心翼翼的以难于监视的“低科技”含量的方式去组织他们的抗议活动。很少有抗议者能组织起比2005年4月9日所举行的反日抗议活动公开程度还要来得高的抗议活动,为反日抗议活动所拟订的计划在示威活动正式举行的一整天前就已经为西方国家给广泛知晓了。技术已经帮助了抗议领导者跨越旧有的工作场所以及村长的界限组织起了具有相同不满诉求的公民——就好象来自河南邻近省份的穆斯林被号召起来去支持被卷入2004年10月份在河南中牟县发生的汉回民族冲突中的他们的教友。6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以及它的“网民们”已经加入到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当中,因为国家开发了新的、越来越精致的策略去监控以及控制信息的流动,而公民则有技巧的以越来越回避的策略绕过这种控制。兰德公司最近的一份由毛文杰(James Mulvenon)以及蔡斯(Michael Chase)做出的关于中国异议人士使用互联网的报告中总结说:“虽然北京在被它视作对信息革命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的有效对策上迄今为止做得很出色,但中国的信息技术现代化的规模会提示说时间终归是在该政权的对手的那一边的。” 7


动乱的肇因:不仅仅是经济

有着许多具体的不满原因才驱使抗议者走上了街头,今日这种现象已经为其他目睹者所广泛注意到了。大多数抗议活动起源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上的问题,北京当局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就会把它们给解决掉。压倒多数的中国的政策分析家强调大众的不满导源于所实行的经济改革,包括有下岗以及失业(在士兵的情况中是退伍),扣发工资、养老金,以及住房补贴、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在发生经济危机的1997-2000年期间,这些原因尤其显得明显。与不断上升的失业相伴而来的是1998年抗议活动急剧增长了超过25%,1999年这个数字则为67%。警方官员也直率的承认社会动乱背后的一大因素来自于在过去20多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势头,这种情况已经逐步削弱了大众对于经济改革的信念,并且引发了广泛的对那些往往是通过腐败和关系而不是努力工作和创新、已经“先富起来”的人士的质疑。



但是糟糕的经济时期并不能单独为动乱的持续攀升背书。这个事实可以通过以抗议水平的增长与近期的经济增长率作对比从而得到充分的证实。尽管在1990年代末期的经济衰退中抗议活动确实得到了加速,但早在中国的GDP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的1993年到1996年,他们就开始不断上升了,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复苏的2000年到2003年中,当经济以每年超过9%的速度增长,抗议活动已经继续以超过20%的速度在增长。因此,在经济处于下跌期时,动乱明显是在一直增长,而它的持续增长——是不论经济的态势是怎样的——清楚的提示抗议活动决不只是由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经济状况所引发的。因此,中国警方自己提供的数据强烈的提示如果北京当局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只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就可以掌控住当前的社会动乱是不明智的想法。8


匮乏的政治体制

看起来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的落后发展至少使其因为不断兴起的动乱遭受到了与施加在经济上的一样多的指责。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解决公民不满的情况时缺乏有效的渠道,软弱的政府监督以及对于法律的执行,以及或许是造成那种困局最重要的原因是:无所不在的腐败。许多最为平常的造成动乱的原因:掠夺性的以及非法的施加在农民身上的税负,司法腐败,强制计划生育执法,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纠纷,被污染的农田和溪流、不对退伍老兵兑现承诺给予他们的工作和福利——(中国政府)已经在治理的根本基础上出现了失败。可以确定的是,有创记录的中国公民感到把他们的申诉向法院、人大、调解委员会、信访办公室以及媒体机构提出是值得去做的事。但是这些官方渠道的增长并没有跟上公民需求的增长,并且这些机构通常都是僵化的、官僚主义的、腐败的,或是甚至会反过来报复公民的。因此,直到中国有效地改革这些治理机构,许多公民还是会继续冒着被镇压的风险把他们的要求带到街头去。

这些政治上的缺陷在可能是增长最快的抗议源头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源头就是在城市翻新以及对许多城市住户以及农民所进行的强制拆迁,把他们从自己的家中以及农田里赶走,为能带来赢利的新的建设项目让路。甚至警方官员也注意到了抗议发生时最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被驱逐的住户或农民发现(或相信)腐败官员收取了来自开发商的贿赂才赶走了他们,或已经把少量支付给原居民的再安置费用与土地在之后被出售所卖到的高价之间的差价据为了己有。广州警方报告,在2003年至2004年,强制拆迁是他们城市数量最大的动乱事件的来源,约占所有抗议的23%以上。9四川省的公安官员报告说,他们整个省,诸如这样的财产拆迁所造成的抗议活动占到所有抗议活动的比例,从2001的12%增长到了2003年的16.3%。就拿成都市来说吧,这样的比例达到了令人吃惊的61%。10


中国正在改变的政治和司法文化

但是公民不大可能以公开抗议的方式去反应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如果中国在其政治文化,在特殊的大众对待政治的司法权利的态度上不同时进行一场显著的变动。中国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容易获得教育和信息,“契约”和“权利”的观念在社会中的不断深化,明显产生了一个越来越强大而自信的社会(assertive society)。在实行了25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后,许多一般公民只是更愿意把他们的要求带到街头去而不是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许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中所实施的血的“教训”——抗议活动所造成的风险和危险远超过任何所会给予抗议者的补偿。相反的是,警方官员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听到公民们发出这样的声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北京当局所实施的具有风险性质的对付抗议活动的新策略

胡锦涛与中国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似乎承认了后-天安门时代想要避免或快速镇压所有示威活动的策略现在不是那么的有效了(尽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在对待穆斯林地区以及西藏地区时仍是规律性的做法)。在获得权力之前,胡经常引用邓小平的名言:“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他也认为领导层“保持一个冷静头脑……并且要提高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的政治才能以及政治敏锐性。”11在近几年他们已经开始推动更为放纵性和精致性的警察处理社会动乱问题的策略——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对政权来说风险也更大了。


官方对于警察的指示和训练现在强调遏制、掌控和缓和示威活动并尝试避免以非职业化的暴力手段去激怒群众。警察不再直接进入到群众中去,他们被指示要集中于在抗议发生地区防止人员进出,并为了遏制示威者以及把他们从可能有意加入的旁观者中孤立起来。掌控关于抗议的信息以及媒体报道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并且也是他们的关键任务之一,警方被指示要去阻止任何未经官方许可的录音、摄影以及对抗议者的采访,尤其是外国记者对其所进行的采访。然而,从他们的部分来讲,为了之后进行的迫害,警察被鼓励去收集针对抗议领导者的录象证据,并且他们被敦促要以被对方看得见的方式去进行那种录象做法,目的是为了升高他们的威慑效果。然而除非是在涉及暴力的例子中,在逮捕抗议领导者之前警察通常被指示处待命状态直到群众已经分散之后才展开行动。

西方已经记者详细记录了警察努力去离间抗议领导者和抗议人群中的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经常企图以退回工资或退休金去“收买”那些普通成员,同时则在抗议领导者之间播撒恐惧、挑起内部争执。12

当有效地执行“放纵性遏制”策略时,它降低了小范围内的示威活动可能超出控制的风险。但这种策略也通过传递给了公民非暴力抗议活动——甚至非法的抗议活动,甚至给抗议人士漂亮的得到补偿这样的信息,正在冒着风险从而鼓励了更多的抗议活动出现。

如果没有足够的以及适当训练的警察的话,这些新的策略也可能冒着使事态超出控制的风险。如果警察缺乏必要的技巧、专业精神和自律去以最小的暴力缓和抗议活动的话,他们可能会激化民众的愤怒和暴力。最近的新闻报导引用说安全部门雇佣非专业的势力、以暴力的计策去压制不满的公民团体——这种做法有时造成抗议者做出了以牙还牙的举动。在某些案例中,报道指出,当地的共产党领导急于尽快制止示威,因为那可能使他们难堪——已经向负责安全的官员发出命令,那种举措会违反官方的全国策略并且冒进一步激怒抗议者的风险。

中国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也已经强调要去恢复和加强他们在社会上的情报网络,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快速回应并且在早期就把抗议活动给遏制住。然而清楚的是,警方报告说这些曾经自诩为“保安卫士”(“security activists”)、居委会,以及其他被改革极大地削弱了的告密者们,他们常常并不了解即将进行的抗议,直到他们顺利进行。

中国政府所实行的新的更具放纵性的遏制以及掌控策略最终的风险就是安全官员——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发现他们自己对主要的示威活动失去控制,那些示威活动在之后得到滋长蔓延。那种情况会发生吗,中国政府会发现自己再次处于它在文革的高峰期或1989年春天所面对到的局势——被迫要采用远为巨大的暴力去恢复秩序,或是参与到与社会以及抗议者进行一次重新谈判的活动中。在过去这种困难的选择总是在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重建控制秩序上导致党的领导层的内部产生严重的分裂。

骑虎难下:2004年4月的反日游行活动

我会以我认为是相当令人担忧的近期发展态势所做的评论作为我证词的结束。这种发展态势即,上个礼拜中国的领导层决心批准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活动,也许还有相似的活动在广州和深圳发生。

许多关于这些示威活动的重要事实有待于澄清,特别是在领导层所批准的示威活动上。显然,搞清楚抗议组织者是否正式地申请以及获得来自警察(按照中国1989年所制定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对该抗议活动的批准是重要的,或者是否抗议领导者在收到当局一种计谋性的“使眼色并提醒它要注意”(“wink and a nudge”)之后仅仅刊布了示威活动的通知(而不会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然而在两个情况中,北京当局已经清楚地事先知道了示威活动要发生,并且至少是接近于批准他们而不是试着要去防止他们发生。在许多方面,北京当局批准这些抗议活动的明显程度起码与它在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后于1999年发生的抗议活动中的所为一样的清楚。相较而言1999年的时候北京当局的做法更过分,它提供公共汽车让那些游行人士回家,决定他们会获得多久的在北京的使馆区内的抗议时间,并且据报道它的警力甚至在游行人士违反了中国法律投掷石块、砖头、瓶子到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领馆化领事馆院子时仍然无动于衷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照着之前的那次做法,中国已经通过尝试计谋性的“幕后指挥”(“stage manage”)愤怒的青年民族主义抗议者,采取了一个更具风险的超出其“放纵性遏制以及掌控”新近涌现出的抗议活动的策略。领导层清楚地表明希望能驾御这股人心,加强那些大众民族主义者的(popular nationalist) 信心,并且动员起这种大众愤怒以之作为一种处理与日本在诸如教科书、安全理事会成员席位以及为防卫台湾日美进行安全合作的外交工具。中国现在可以宣称——他们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正确地——它的人民不会在这些议题的立场上进行重大让步。

但北京当局已经选择要去冒重大的风险,那种风险可能会为其国内稳定及其外交政策创造出严峻的挑战来。在计谋上通过与抗议者结盟(尽管其公开呼吁克制),它会冒着使它自己的政策为抗议者的要求所设限或操纵。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人现在清楚的感觉到,北京当局正在以比对待大多数示威活动更为放纵的方式去对待这次的反日游行活动,北京当局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为由抗议者造成的毁坏承担赔偿责任。更多的证据是,考虑到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在许多方面来讲是个一次性的事件,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众愤怒在之后就冷却下去了,而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分歧既在一段比较长的历史中得到了体现又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继续保持下去。北京当局也已经合法化了由存在于中国新兴的“公民社会”的灰色地带上的反日团体的联络网所领导的抗议活动(国家对这些“公民社会“组织控制的程度没有对其他组织来得那么严密),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要在未来一再的批准类似的游行活动举行——并且昨天媒体方面的来源报道说这类具有雷同性的组织(各类反日团体)计划于明天再次举行游行活动。也许更糟的是,如果北京当局发现它必须使用强制手段去限制抗议人士,它就会冒把其安全力量置于一个危险境地上的风险,它可能被视为是“不思悔改的日本人”(“unrepentant Japanese”)的保护者——这对一个已经下注把其合法性建基在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之上的政府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处境。有充分理由去认为这些青年民族主义者对他们的政府的支持是高度有保留的,并且如果北京当局在参与这种危险游戏的过程中做出了错误的反应,这些年轻人可以轻易地对北京当局燃起愤怒之火。

让我讲清楚一个观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实行民主化,它就必须采取一种更为宽容的、在对待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所有议题上的和平的公共抗议活动更为保护性的的政策。但是我担心中国有选择地挑选了以及计谋性的容忍了这类特殊的抗议活动,并且我希望北京当局观察到了这种策略所会造成的结局上的暴力,并且决定通过公共抗议来推行的外交政策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性的策略,是它不应该在未来去支持的。

我感谢来自委员会成员的亲切关怀。


1 No one English word can begin to capture the breadth of these activities. Thus, in this testimony I will use the terms “protests”, “incidents”, and “demonstrations” pretty much interchangeably throughout.

2 An comparison of the MPS’s nationwide data and the data of China’s various provinci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indicates that the nationwide data are an estimate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totals, but not a straightforward summing of the various provincial statistics.

3 Li Zhongxin, Quntixing Shijian Yanjiu Lunwenji (Collected Research Essays on Mass Incidents),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01 ); Xiao Tangpiao, “Ershi yu lai Dalu Nongcun de Zhengzhi Wending Zhuangkuang”, Ershiyi Shiji (Hong Kong), October 21, 2003, internet edition; Josephine Ma, “Three Million Took Part in Surging Protest Last Ye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ternet edition, June 8, 2004;
Louisa Lim, “Chinese Protests on the Ris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une 8, 2004, http://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3786541.stm


4 Published report by Liaon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hief Li Wenxi, dated November 2002, obtained by RAND analysts.

5 Wu Sha ( Guangzhou City PSB Deputy Director), Dali Jiaqiang Quntixing Tufa Shijian Chuzhi Gongzuo Quanli Weihu Shehui Zhengzhi Wending (Forcefully Strengthen the Handling of Sudden Mass Incidents, and Protect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with All Our Might), Gongan Yanjiu, 2004, Number 12, pp. 48-53.

6 Joseph Kahn, “Martial Law Is Declared After 150 Die in Clashes in Central China”, New York Times (Online version), October 31, 2004; See also Joseph Kahn, “Ethic Clashes are Confirmed by Beijing: Toll Is Unclear”, New York Times (Online version), November 2, 2004; “Police Cars Torched as 10,000 Riot”, Reuters, October 21, 2004.

7 Michael Chase and James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Santa Monica, RAND, 2002, pg. xiii.

8 Zhang Shengqian, Zhi’an Shijian Chuzhi (Handling Social Order Incidents), ( Beiji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Press, 2001), pg. 36-39.
9Wu Sha, Gongan Yanjiu, 2004, Number 12, pp. 48-49.

10Gongan Yanjiu, 2004, Issue Number 1, pp. 73-77.

11Xinhua, March 6, 1997.

12Phillip Pan, “Three Chinese Workers: Jail, Betrayal and Fear”, December 28, 2002, pg. A-1; these tactics are also recommended in Zhang Shengqian, Zhi’an Shijian Chuzhi, pg. 63 .

华盛顿季刊:中国重新思考动乱问题

作者:Murray Scot Tanner(兰德公司资深中国问题专家)

原文刊载于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年夏季刊 pp. 137–156.

原文下载,http://www.ciaonet.org/olj/twq/sum2004/twq_sum2004h.pdf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在一家杰出的美国报纸2003年6月的一则电讯中描述了一件“少有的、只维持了很短时间的示威活动”,这是由100多位愤怒的上海公寓住户在抗议他们被强制拆迁、为奢侈的住宅让出地皮。这则经过严格研究的报道最为明显的错误之一是对这类抗议做出了“少有的”这种评价。根据来自中国警方自己所发布的新一波前所未有的国内治安数据,中国的公共抗议事件在数量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起,远比大多数外国分析家所承认的要远为来得庞大。近期大量的警方报告也指出公共抗议事件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在其规模上以及组织程度上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中国以及其他处于开发状态的社会不幸地没有为估定这种程度的抗议给中共掌握权力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威胁提供尺度,更不要提为肯定地预测一个“即将崩溃的”中国提供什么标准了.1社会动乱已经在北京当局负责国安问题的人士中激起了一次巨大的政策辩论。在他们内部的讨论中,中国公安系统的分析家以及官员们正在从根本上重新思索了一个变动社会发生大量动乱事件的来源以及对付它们的策略。中国警方中的许多人士正在坦承是经济、文化、政治变迁,而不是敌人阴谋,强化了这种使得秩序出现危机的势头的兴起。一些安全问题专家甚至小心地断言,除非中国进行严肃的制度变革,否则使用强制性措施以及保持快速经济增长都不足以遏制住这种动乱的势头。

 

作为胡锦涛领导下的新领导层,努力想要找到一个更为实际的以及老练的策略去掌控动乱并且在改革与社会控制之间达致一个有效的平衡,这些内部政策辩论将形成他们所获共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正如这些分析所强调的,努力去控制动乱会迫使北京当局的领导人去面对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以来比其他任何时刻风险都更为大的困境。以比较少暴力的警察战术所进行的实验,对示威者做经济上的让步,以及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宁的社会中进行更为根本的制度改革都冒了进一步鼓励抗议行为的风险。然而如果党要避免再次诉诸于1989年式的暴力行为或被迫参与到一个更为根本的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再次谈判这种终极的困境,那么这些挑战就必须找到正确方法来加以解决。

 

美国也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动乱并且体认到其潜在的对于美中双边关系的系统性影响。美国政府强调了北京当局所涌现出的具有自信以及国际合作的新型外交,通过不断升高的北京当局对于一系列涉及到战略以及经济议题风险的观察如此恐惧不稳定正在越来越限制以及复杂化双方关系。不可避免地,北京当局努力想去寻找到一个新的并且希望有更少压制性的策略去保证社会秩序时,它会面对重要的社会控制危机。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现在开始草拟对策反应,那将鼓励北京当局去加速其制度改革而不是转变为1989年那种暴力措施。

 

抗议不断增加

由中国警方领导层,公安部新近发布的内部统计,证实了公共抗议活动呈现出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官方把那样的事件称为“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有着形形色色的形式,从和平的小规模群体上访和静坐,到游行到集会,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示威,民族骚乱乃至武装冲突以及暴动。2


官方提供的社会动乱增长的比例真的是很令人感到震惊的。警方承认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增长了268%(从8700起增长到了32000起)。在这段时期中,没有哪个单一年份的社会动乱的增长幅度是低于9%的。根据中国警方在香港新闻发布会上所引用的资料,在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和1998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尖锐的25%和67%,并在1999年又增长了28%。在2000年1月到9月中国目睹了超过30000起的群体性事件,按照相同比例推算该年度估计要发生40000起群体性事件,比1999年增加25%。3

 

尽管没有办法获得2000年之后全年度的数据,但所有证据都显示中国的社会动乱仍在今天保持在高位上,虽然不清楚总的数字是否仍在继续增加,或是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这样的数字是否就会开始减少,或是当规模增加的时候,发生的频率则会逐步下降。在任何情况中暴露出的问题都清楚地表明事态依然是严峻的,在2001年4月,由中共组织部所广泛公布的研究归纳出群体性事件仍然处于增长状态,尽管它并没有提供统计资料。中国中部省份的警方报告说在1999-2001年期间,增长率为40%,在另一个中部省份,地方当局宣称与1999年同期相比的话,增长了35%。在2002年春天,尽管关注集中在发生于东北工业城市的辽阳和大庆的大型、长期的工人示威活动,不堪其扰的朱镕基还是告诉来访者说他的办公室被数百件关于劳工骚乱的报告给淹没了。最后,2003年9月末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宣称了抗议活动的多种形式,包括有“集体上访以及阻塞道路以及建筑物”,正在全国范围继续增加。4这样的增长已经广泛的遍布全中国,尽管增长至的水准以及比率,每一省都差别很大。

 

明显的是,中国没有其他地区比老化的东北工业地区遭遇到的阻碍更甚。在那里,自由市场改革已经严重损害到了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在90年代中期的好几年中,甚至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吉林省的警察每年都遭遇到了平均5000起以上“涉及大规模人数参与的群体性事件”——那样的事件至少涉及到了50名的抗议者。然而这些数字拿来与发生在辽宁的数字进行比较的时候,就显得很苍白了。在辽宁省,抗议活动已经自90年代中期以来爆炸性的增长起来了。该省的公安主管宣称在2000年1月到2002年9月之间有令人震惊的9559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平均下来每个月发生290起,或是在差不多3年时间中每天发生10起。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据报道这些数字与1999年的报告相比的话,居然还代表了一种局部下降的趋势。5

 

 

不断变换的抗议方式

对那些关注中国内部稳定的人来说,抗议活动的原始数字远没有其在规模上(组织化水准上、要求的激烈或暴力的程度上)急速上涨来的重要。中共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使其大大避免了其在欧洲的列宁主义同志所遭遇到的命运,这多亏了它不仅在防止大规模、良好组织过的、有着广泛反政权诉求发生上,还镇压了可以动员起这些抗议活动的有组织的反对派或公民社会团体上的能耐。已经吸收了天安门示威活动的残酷教训,在9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中国的抗议者自我意识到要约束他们的行动。大多数不满的公民婉拒去建立可能威胁到党的能够长期维持的地下组织。他们的抗议活动很少包含有各色人等,通常都来自于同样的工作单位或村庄。抗议手法则保持在审慎的和平状态,并且诉求集中于具体的地方议题而不是广泛的体制变动上。确实,为了避免官方的怒火,许多上访者挨着痛苦去再次确认其对党中央领导层的肯定,声称他们只想要地方领导人遵守北京当局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而已。政治科学家欧博文(Kevin J. O'Brien)已经富有创见的为这类的抗议活动取名为“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指出这类抗议活动不仅只对中共当局造成了些许威胁还给北京当局提供了机会去形容自己为被不守法的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员造成困扰的公民的救世主。6

 

然而近期的报告指出,尽管大多数抗议者的要求仍然是有局限的和具体的,但社会动乱在许多其他方式上开始放弃自我设限的依法抗争模式。最为明显的信号是由安全官员所提交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了一个朝向越来越大型示威活动发展的清晰趋势。有许多示威活动涉及到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或甚至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7在2002-2003年间,发生于辽阳以及大庆市的数千工人罢工以及发生在安徽的学生示威活动都凸显了这个趋势。尽管公安部声称在1999年间全国范围的警力只处理了125起涉及到1000人以上的的抗议活动,但省级警方公布的报告却清楚说明以上数字极大的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例如,在同一年,西南省份贵州省单独报告说发生了21起涉及到1000人以上的抗议事件——是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尽管贵州统计出的抗议活动总数只占到全国范围32000起抗议活动次数的不到1%。沿海省份福建省报告说2001年上半年抗议活动的次数不高于2000年同期水平,但涉及到的抗议人数却已经增加了53%。8然而,辽宁的问题再次使得其他省份所遭遇的问题相形见拙,据警方估计超过863000名公民参加到了9000多起发生于2000年至2002年之间的抗议活动当中——平均下来每起事件有超过90人参加。与前些年相比的话在平均规模上出现了超过10倍的增长。不可避免的是,这类事件的真实规模极大地增加了他们会超出(当局)控制的风险,而不管抗议领头人想要约束诉求以及参与手段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中国警方以及外国观察家也意见一致地认为抗议者的组织水平在逐渐提升当中。尽管下决心去努力削弱组织纽带,警方报告还是说他们所面对的许多抗议者——在某些地方确实是大部分人——现在正以形成组织为荣,由指定的领袖,“公共发言人”,“活动人士”以及“地下核心集团”来完成这种组织化工作。9为了回避反对“非法组织”的严酷的法律,许多这样的团体据报道都挂靠在合法登记过的产业协会里,例如:官方工会、家庭以及宗族组织(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并且主要是非政治的社会、娱乐性甚至是体育性团体上。一位沮丧的官员抱怨说地方抗议者现在“已经出现了为了上访活动进行集资、聘请律师以及邀请新闻报道者到抗议事件中来的迹象”。10

 

示威人士正在越来越多的克服中国所实行的共产主义为约束异议而进行的标志性手段之一:由自我约束的,细胞化的邻居以及工作单位所组成的巨大网络。在历史上,通过只允许让对其他单位抗议怀有潜在同情的工人与农民保持很少的经常性联系,这些单位既被动又主动地控制了动乱活动。由于遭受到这种限制历史上抗议者主要集中于针对地方官员并且他们的诉求保持在可掌控的狭窄范围里。负责安全的官员为了防止更广泛的组织化透过严酷的惩罚与其他单位取得联系的那种努力增强了这方面的障碍,视这些举动为对中共统治怀有敌意的初步证据。在与外国人对话之中,不满的工人以及农民频繁的测试着这种划分和统治制度的成功之处,强调了他们小心的努力以避免在联系方面被当局抓到什么把柄。11尽管如此,许多近期的警方报告仍然一致认为联络在近些年中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12安徽省的警方报告说11家地方建筑集团联合加入到组织了2002年1月份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中,该抗议活动阻塞了省会城市通往政府办公室的道路。13

 

中国的抗议人士也在证明他们是敏锐的学习者,他们展示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计谋上的以及技术上的老练。手机、短信以及互联网、电子邮件使更为快速以及更为灵活的组织化变得可能。警方抱怨抗议人士现在出现的更为突然,在有着距离的地方所发生的同时进行的、协调性的行动,急剧地使警方做出充分反应的能力负担了过重的压力。抗议人士展示了一种强烈的支配政治性街道剧场的能力,抗议领头人现在惯例性的把老年居民、妇女以及儿童放置于示威活动的最前线,以此羞辱他们所抗议的对象并且麻痹警方。警方面对这种伎俩所显露出的沮丧是一目了然的。近期由武警两名官员所提到的发生在新疆的穆斯林抗议活动的报告可以佐证此点观察.以熟练的委婉式说法,他们抱怨说,“因为骚乱者混杂在许多少数民族妇女以及儿童中,公安以及武警的力量无法采取适当的措施去处理抗议活动”。14

 

最后,尽管中国警方坚持说绝大多数抗议活动仍然保持了和平状态,但暴力的抵抗清楚的显示正处在一个上升的势头。例如,在1999年,贵州警方报告说涉及对党和国家官员的肢体攻击的抗议活动增长了42%,导致了17死,282伤。这种增长部分反映了暴力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显著增长。死于工作岗位的警察在1949年至1978年间平均每年处在一个令人吃惊的36人的低位水平上,现在则已经暴涨至每年450-500名,数倍于美国警察的死亡数字。要知道美国可是一个拥有更沉重武器压力的社会。尽管大多数警察因工死亡是交通事故以及以及不明智的与拥有更好武器装备的犯罪分子进行搏斗的结果,但有证据显示,抗议人士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暴力对镇压行动做出反制措施。

 

 

重新评估抗议肇因

面对抗议活动的快速增长,顶尖的中国负责内部安全的专家们以及警界人士正在重新评估隐藏在社会动乱之后的导致其发生的那些因素以及能对付它们的策略,对于天安门示威之后所实施的官方教训他们所持看法分歧明显。更为具体来讲,许多人现在相当不强调陈腐的阴谋论看法,那种看法主要把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归罪到中共的外国以及国内的敌人头上,这类看法反映了经典的列宁主义坚持声称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里,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不是单纯的,它肯定是被鼓动之后才产生出来的。(幕后有黑手在操控社会动乱事件)

 

在发生天安门示威活动之后的那些日子里,这种列宁主义的阴谋论世界观由顾林方,中国负责“政治安全”的公安部副部长所发布的一篇关于抗议事件的报告得到了典型的印证。15为了记录发生在1989年的那一场阴谋,顾林方列举了成打的据称在抗议领头人以及具有改革思维的共产党官员,外国学术机构以及,当然咯,西方国家的以及台湾的情报机关之间的不法接触。这位副部长极力责备党内改革者为处心积虑的引发叛乱的阴谋家。列宁主义的思想深入到了他的骨髓里,顾拒绝接受任何社会学家已经知道了几十年的事实,即无论哪个社会,成长与变迁速度如中国一般时,政治上的抗议活动有所增加,是一种普遍会发生的情形。

 

然而,直到1990年代末期的时候,来自公安部自身智库以及大学的许多分析人士认识到之后进行的威慑社会动乱发生或把它限制在一个非常低水平上的努力正在遭遇失败。他们已经以一种未曾料想得坦诚的学术成果来对这种现实加以回应,他们对于官方针对1989年在抗议来源以及处理它的最佳策略上进行了重新考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新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有局限的。通过重新评估官方指控天安门示威活动是一场“反革命叛乱”,没有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敢于公开质疑一党统治或真切面对这一历史上的复杂而又麻烦的问题(a historical can of worms)。然而,在对社会动乱所做的新分析中,对于社会科学的信赖越来越取代了偏执性见解。

 

尽管分析家们怀疑是“敌人怂恿,抗议活动才发生的”这一看法的程度在今天仍然有着广泛的差别,但越来越难发现接近于顾的那种对阴谋的偏执看法(主要的例外是很可能过度的归咎于FLG和穆斯林分裂主义组织)。即便相对传统的分析家也只好把“国际敌对势力”当成是动乱许多来源中的一项而已。大多数可以获得的政策分析现在主要把动乱责怪在近似于西方学者援用到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力量的列表之中。间接的把敌对势力这一要素归为第二重要的分类中。例如,一个省级的警方副主要负责人更是率直的淡化他所在区域里的“敌对势力”,反而提到“我省目前只有很少萌芽或趋势显示出有这方面的迹象,但我们绝不允许自己忽视他们。”

 

这种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上的后果是大多数分析家现在都宣称绝大多数抗议活动导源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来源于“敌我”之间的冲突。一份准备于2000年的公安部内部的文件,据报道使这种对于抗议事件的指控成了官方的口径。17根据国内的安全策略,这种区分典型地,尽管不总是这样,减少了对于强制手段的依赖。回应这种判断的是,自1999年以来公安部及其智囊已经采取了新的形容抗议活动的标准词汇“群体性事件”(“mass group incidents”),这个术语假设抗议者是“大众”(“the masses”),暗示了强力的同情性质的弦外之音。

 

 

新的公认看法:是经济,傻瓜!

取代阴谋理论,大多数安全问题分析家现在都支持以典型的经济原因来解释动乱问题的看法。一些人声称经济上的冲突最终强化了所有社会动乱。像大多数西方分析家那样,中国分析家强调了北京当局进行了20年的、充满痛苦的对其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包括下岗、失业、不正当的扣押工资,以及住房津贴、健康保险费用以及退休金。警方专家承认所有中型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50%-80%现在都处于严重的财务方面的困难之中,这样的情势到2001年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了2700万工人的工作。18

 

数量上超出人意料之外的公安系统的分析家们显示了对相当多工人以及农民抗议活动(这是警方原本理应要去镇压的)毫无遮掩的同情。在他们的行文中,他们把下岗人士示威者形容为“被剥削的”、“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人士”、“受害者”、“经济竞争中的输家”,是由社会不公以及自由市场的“没有同情心”才驱使他们去进行示威的。他们坦率承认许多抗议者都是通过非法交易或带着公司资产潜逃在外的不法的管理者、那些使他们的工厂走向破产的人的受害者。一位上海的分析人士近期声称55%的抗议活动要归因于企业经理所进行的非法活动。19

 

许多警方专家都对中国越来越高的不平等收入分配持有一种特殊的厌恶。他们几乎是以幽默的方式提到,即便是在市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25年之后,中国的警察力量仍充斥着“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Communist sympathizers”)。一些人引用比较发展研究的成果声称这样广泛的不平等把中国置于了一个不稳定的“真正危险的地带”中。以赤裸裸的批评主义(judgmentalism)的方式,一份省级警方报告认为不平等加剧了动乱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民意识到了中国新富阶层中的许多人是通过腐败、不法企业获得了“爆炸性利润”才获得到财富的。

 

北京当局希望在社会动乱威胁到政权存活前能走出它的阴影,就像前任总理朱镕基在2003年3月的告别演说中说的那样,“发展是基本原则,是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全国经济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朱镕基也认为改革的步伐不得不加以平衡以防动乱的风险。20

 

然而即便是公安部专家的数据也暗示北京当局如果它相信单独的经济增长就会使动乱处于可控状态,那样想的话他们就可能是在做自我欺骗。抗议事件在1997-1998年间的快速爆发暗示了社会动乱可能与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越来越高的事业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抗议事件根本上的持续性增加,起码是与长期不间断的经济变迁,诸如越来越高的不平等是符合的。尽管不断趋缓的经济增长以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数据证明了动乱开始越来越快速地增长在时间点上是不晚于1993-1995年才起步的。当经济增长率突破10个百分点时,抗议事件也显示了一种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维持在相当高的数字上(并且至少在一些省份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即使当经济增长率复苏之时(请见图1)。

 

更有甚者,反观自1993-2000年来的数据,动乱事件也在1986至1988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火爆增长,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以及腐败在学生以及工人之中引发出了大量不满情绪。因此,自1986年以来,在通货膨胀性高速增长,衰退以及复苏期间社会动乱已经在同时上升了——这对任何简单的针对社会动乱所做的经济决定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一些警方分析家明显地认识到了这些缺失,他们承认社会以及政治力量也正在引发社会动乱并且这种情形会继续下去而不论经济的景况如何。

 

更为具体的是,许多分析家把越来越多的动乱归因于中国在政治、文化上面的深刻变迁。本个世纪的渐进的、进步的政治改革正在形成他们所归纳为的一种新文化。那是更为积极地、更为开放、自信而大胆,甚至是“发达的”。中国的公民现在只是不大愿意去容忍不公、腐败的官僚,这些人更为愿意把它们的抱怨诉诸街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当时,邓小平在社会盘算中吸取到了一个残忍的教训:街头抗议所冒的风险、所带来的危险远超过任何潜在的回报。然而15年之后,许多警察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逻辑占据了上风,不满的公民越来越信服平和的抗议活动明显不太危险并且不仅有效而且通常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赢得让步的一种方式。警方消息来源正在习惯性地引述一句流行的口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制度的失败

最为深刻的新的警方批评认为群体性抗议某种程度来讲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一项产物。但是在政治和司法体制没有跟得上变化之时得到了加剧。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引发了大众在经济和政治需求上的快速膨胀。当公民还没有学会通过可行的政治和司法渠道去了解该如何去发出诉求时,或是如果这些渠道被堵住好或欠缺发展时,沮丧情绪就不可避免的会满溢到街头去。21社会经济的变迁可能会生成这些不断强化的诉求以及社会利益的冲突,但通常是政府缺陷导致这些矛盾转向了敌对性的以及危险性。

 

尽管在这种分析背后以及表达这种分析时所使用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常常表现出它反映了1950年代中期毛式思维的一种温和阶段的形式。许多西方学者立即会认识到这种关于动乱的理论是亨廷顿1968年时写作的经典《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许多中国警方分析家间接的宣称其观点收到了亨廷顿的影响。一个这样的分析家认为这中国越来越多的动乱导源于“不完美的政治结构”,它提供了不充分的途径让人发出声音,安抚以及平衡大众诉求的激增。缺乏“合适的渠道”去说出他们的要求,公民通常经由“不合适的渠道”去发表他们的诉求……诸如非法集会、游行以及示威。22

 

这些分析家认为中共以及国家无法冀图去遏制社会动乱除非他们致力于解决制度上的动乱问题催化剂,包括政府错误处理社会紧张以及腐败的、无同情心或滥权官僚。23以令人吃惊的严厉口吻,一些警方官员以及分析家严厉斥责地方官员以及他们那些身为执法者的同事,因为他们的偏袒,腐败,以及倾向于从手无寸铁的农民和工人那里缴收非法罚款。他们也谴责了中国糟糕的不健全的司法制度无法去从中国那西部拓荒式资本主义(Wild West–style capitalism)进行剥削的企业拥有者那里对失业者和弱势者以及非法转移了工人的养老金和保险基金的钱进行保护。他们强调,任何控制中国社会动乱的成功策略并不应该依靠由国家执法机关所进行的镇压,不管他们会表现得多么职业化以及有效率。除非是与更为广泛的司法以及民主改革混合在一起使用,那才会激励国家对大众的诉求做出更有效的回应,不这样做的话,抗议活动不可能被成功地解决。然而,警方分析家以及官员在私底下向党的高层推荐了什么具体的政治改革建言仍然是一个引人探寻的神秘之物。当然咯,在中国严厉的一党体制中,还没有人敢于公开的提及亨廷顿自己所倾心的那种制度性解决方法:一个具有竞争性的两党体制可以和平的整合新团体以及诉求进入到政治中去。

 

 

处于变动状态的安全策略的两难处境:从威慑到遏制

不管他们偏好于以何种解释来说明抗议事件的兴起,所有中国警方分析家都接受了亨廷顿的一项间接的观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力量的一个关键任务是通过遏制抗议事件以及在它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前使压倒性的国家统治能力能压制住大众的诉求。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的没几年时间,为完成这项目标的中国警方的策略集中于想要威慑或快速地以压倒性的力量镇压示威活动。然而,当警方的安全策略威慑以及快速镇压转到一个更具放纵意味的遏制与掌控的策略上时,他们正在面对比以往更需谨慎对待的困境。负责安全问题的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主要目标是威慑抗议者,暴力的伎俩是可以帮得上忙的。然而,他们现在正越来越承认温和水平的抗议事件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抗议者得到公众(确实是这样,甚至连警方人士也被包括在内)的相当多同情。一旦一次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如果他们诉诸于残忍的、笨手笨脚的暴力警方就要冒着进一步激怒抗议者的风险。结果是,在警方战略家中先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关注最近已经从如何最佳的威慑住所有抗议活动转移到了如何避免错误使用武力以及如何避免偶然地加剧大众的愤怒上了。

 

今日安全力量的新目标是要通过更多温和的、职业化的警力去对付抗议活动以及去限制警方使用暴力强制手段去对待即将到来的聚众暴力、纵火、抢劫或对关键的政府建筑进行攻击的事故。当然,这种做法,言下之意暗示警方将让许多低调的非法示威继续,而他们则将继续设法维持现场秩序。警方领导人越来越不鼓励官员们陷入到人群中或制造大规模的逮捕,并且敦促他们不如去维持遏制,去仔细收集情报,并等到人群已经分散之后才开始拘留抗议活动的领头人。处理了先前提及的辽阳工厂工人抗议的警察就有技巧的采用了许多这类型的招数。24一些警方分析家甚至更进一步,提倡警方应该充当中间人,调解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向示威者让步。虽然这种温和的遏制手段最小化了任何抗议都将恶化为暴力行为的风险,但经由发给普通公民信息,即现在参加示威将是较不具有风险和危险的事情,他们也冒着鼓励了其他抗议的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当局给地方警察在处理抗议活动上的指示通常是含糊其辞的或是有内在矛盾的,这就给了地方对这些指示进行自我解读或地方上犯错留下了大量的空间。结果是,许多警方有相当理由害怕这种对待社会动乱战术上的变动会使他们陷入麻痹、危险处境之中,陷入到愤怒的抗议者以及顽固的、要求警方坚决地重建秩序的地方当权者之间这种两难处境上。在这些含糊其辞的、矛盾的规矩中,能举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警察在使用武力上的原则,他们把这种原则命名为“三个小心”和“三项恐惧”。警方被指示要小心地使用警力、武器以及强制性措施,但北京当局也坚持说小心地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一点都不去使用它们。因此,中央的执政当局也指示警察去克服他们的“三项恐惧”,恐惧他们会为搞糟的操作承担责任,恐惧群众会包围以及攻击他们,恐惧事后警方既会在事后遭到官方的惩罚又会遭受到大众的报复。这些原则为地方警察试图避免要么惩罚得太过于严厉要么处理得太过软弱提供了很少的具体指导。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充斥着由地方官员造成的灾难,只因他们想要徒劳无功地去平衡这类矛盾性的指令。

 

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所偏爱的反抗议的计谋是去以一次性对抗议者被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支付一部分款项来进行收买——这种做法为警方创造出了巨大的难题。一些警方人士支持这种支付动作并且视这种作为是地方官员努力去为愤怒的、无论如何理应得到这些钱的公民解决真正问题的方式。当然了,这些收买做法,也让警方无法去执行不受欢迎的镇压动作。一个警方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的某些类型的工人抗议在官员们加强了健保以及退休金保障之后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其他的警方官员则拒绝这种被他们视为短视的、适得其反的甚至是危险性的做法。尽管收买可以有助于地方官员防止北京当局尴尬的发现其管辖范围内的本地抗议事件,但这种招数也创造出了一种危险性的激励结构(incentive structure)并且通过向公民展示他们也可以经由把他们的抱怨带到街头赢得让步冒了使抗议行为蔓延到其他区域的风险

 

 

领导层的回应

不幸的是,尽管这些警方针对动乱所作的辩论致力于要去解决显著的新议题,但许多重要的、吸引人的问题仍然是有待回答的。例如,我们不知道,在公安系统内部这些更为老道的对于动乱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它们的策略广泛散布到了怎样的程度,尤其是在顶尖的警方领导人以及警力中的基层成员中。如果暴力机关内部对于工人抗议者的同情变得强劲以及广泛时,在遭遇到抗议者时,它可能会严重的削弱警方的执行能力以及纪律。例如,有着很强的证据表明,在允许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示威并使其发展至超出控制的局势中,警方的同情在其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5分析也对中国的治安服务,尽管他们关注于社会秩序问题,是否在抵制政治改革上真的是一个团结的集团有疑议。一如以往,关键的未知问题仍然是:北京当局负责安全问题的精英私下场合给党的最高领导人什么建议,以及那样的思维如何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改革以及国内的安全策略?

 

自2002年12月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以来,胡锦涛还没有详细制定出针对改革以及内部安全的清晰策略来。胡是否和他的前任一样,也希望中共可以走出社会动乱的阴影,并且通过结合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收买、更为粗暴但也更为职业化的警力这些伎俩来规避不易进行的制度改革?抑或,胡会坚决执行显著的、会提供给未来的抗议者更好的司法渠道去发出异议声音的政治改革?这两种证据都有着相应的证据在加以佐证。胡经常公开坚持邓小平、江泽民所支持的顽固派名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他偶尔也隐晦的在处理大众紧张局势时呼吁“新思维”。26在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爆发期间,胡机灵地提倡更加开放的信息流动和政策讨论的做法。在2003年10月份,他也在未作具体说明的“司法结构改革”、“乡村选举”以及其他司法和近似于民主改革可能进一步为不满的公民发表他们看法打开制度性渠道方面号召做出“主动的”但“稳健的”进展来。27

 

尽管在同时还没有详细制定任何全面的针对国内安全问题的策略,胡正在给不满的公民发送具有相同危险性的混杂信号,一如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样:组织抗议仍然是一件具有极端风险的事情,但是抗议活动自身也经常因为抗议对象的让步获得回报。例如在2003年5月,组织抗议活动的数位工人被宣判了长期的刑期。另一方面,在回应发生于2003年冬天由数千安徽学生所发起的抗议活动时,据报道,胡命令地方官员满足了他们的一项要求,严厉的惩罚了杀害一名学生的汽车司机。

 

尽管有着一个令人期待的开头,他仍身处一个满是江的前同伙的政治局中,距离巩固其领导地位非常遥远,江仍然作为中共的中央军委主席潜伏在他的身后。江仍然有多大的权利以及多久他才可能让胡对中共自天安门示威事件以来一直所支持的针对动乱问题的具有高度风险的策略进行修正仍是不明朗的。然而从胡的角度来看,这种暧昧的继承制仍似乎使人怪异地联想起1980年代,当邓小平两次怒气冲冲地从退休状态中走到幕前开除了他感觉在对付学生抗议上太过于软弱的继承人。胡当然可以通过抓一些亲民性质的改革议题,正如他在对待SARS事件时所采取的公开信息的做法来加强他的公共合法性。但即使胡的最为温和的呼吁体制改革的做法也在激化谣言,说胡与更为强硬派的江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正如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的事件那样,这种对于领导层分歧的观察可以危险地给予一些抗议者勇气去认为他们在政治局中拥有一个亲密的盟友。对相对小心的胡来说,即便在群体性抗议事件发生之前表现出宽容或退让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高风险的策略。

 

不管领导层内部是否在处理动乱问题上是否有着真正的分歧,他们所拥有的选项可能是越来越狭窄的。正如那些警方辩论所显示的那样,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正在认识到威慑以及妖魔化抗议运动的老策略正在失败,低到中等激烈程度的抗议事件正成为中国的政治议价游戏中越来越常见的一部分。28治安力量中的许多人正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全新的强调遏制以及掌控的安全阀式策略(这种新策略集中于防止大规模有组织的反对派或暴力出现并且保护对政权存活至关紧要的那些重点城市以及机构)去对新形势加以回应。

 

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期间台湾、印尼、菲律宾、南非,尤其是南韩压制性政权的垮台指出了这种安全阀式遏制策略既不是稳定的又不是可持久的。当政权不再能防止慢性的、低激烈程度的示威活动,社会动乱经常不断地成为能保护政权的一个安全阀。相反,抗议的逐步增加直到政权必须要么通过极端的镇压再次确认其支配地位,要么与社会在更为基本的权利、政策以及制度变动议题上进入一个持续的重新谈判的状态。最终,看起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再次被迫去直面尴尬的选择,试着去再次学到天安门事件所获得的教训或与社会进入到这样的谈判中。尽管对于体制改革所进行的警方辩论可能暗示北京当局的一些负责安全事务的专家在那样的问题上有了自己的思考。但不可能有办法知晓当面对一个真正的、类似89事件的社会秩序危机时他们会如何做出反应,尤其是中共领导层会再一次团结在镇压另一次想象中的阴谋用暴力来镇压是必须的这样一种主张的决策后面。

 

 

社会动乱与新外交的局限

总的来说,中国负责内部安全的官员现在正以越来越坦率的态度认识到在他们社会中动乱事件的爆炸性增长——并不单单在于示威数量的增长,还在于他们的规模,影响到的社会范围,组织方面老练的程度,以及偶尔会发生的暴力程度。警方专家以及官员越来越从狭隘的列宁主义解释法中走出来并且承认大多数抗议反应出的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阴谋(这是官方对于天安门事件的说辞)而是一个对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真正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的大型地合法的群众反应。

 

然而通过承认动乱的重要性以及引发它发生的许多真正的肇因,中国的负责安全问题的领导人已经给他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当他们寻求更老道的策略去遏制以及掌控抗议活动时,他们再也无法完全去防止其发生。他们也迫使北京当局去更为公开地承认一系列数量巨大的政策议题——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因为中国激增的社会秩序危机而受到波及。

 

 

由于中国急剧增加的动乱的干系并不局限于中国,美国及其盟友也会从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动乱的态势而获益,尤其是其在美中关系上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例如,就像许多西方的分析家已经正确观察到的那样,在过去数年中,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外交政策,其标志是更多的国际行动,自信以及接触,尤其是选择性的参加多边经济以及安全机构。29与此同时,中国表现出无所不在的对于动乱的恐惧,就像是只有少数明显症状的一种系统疾病那样,已经静悄悄地潜入到中国的主要的双边以及多边关系几乎每个议题去了,这会为中国以其全新的外交做法走多远设下限制。不像中国的那些负责内部完全的他们的那些同事,中国外交领域的参与对话者不情愿的承认抗议事件越来越多的潜在影响到北京当局的外交关系,这很可能是因为害怕表现出承认它们政府的合法性可能会越来越遭遇挑战。然而,因为动乱继续在升高重要改革以及让步的风险,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为深重,并且中美之间近期的良好感觉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

 

例如,对社会动乱做经济层面的解释当前在北京当局中占据支配性的影响。社会稳定以及政权存活系于中共履行经济增长以及就业机会增加方面的能力。这种承诺强加了不对等性到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谈判上面。那意味着,华盛顿当局可以考虑的许多经济议题不仅仅是精明的讨价还价,那些经济议题北京当局还视其为与社会稳定或甚至是政权存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北京当局的关注就导致了其视处理诸如自由化人民币汇率或执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步伐这类议题具有一种足以致命的严重性,认为那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受到高度保护的国企失业方面的增加,尤其是在越来越不稳定的东北地区。与其通过执行系统性的改革在社会控制上冒进一步损失的风险,反而中国可以被期待的是提供快速的修补以及摆出表面上的姿态,诸如近期所答应的采购大量美国飞机以及其他出口屋子,始于90年代晚期,甚至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公安系统的研究者开始出版发行数以百计的对于通过WTO相关的改革可能会最严重冲击到的产业以及地区对于国内安全所会产生的可能后果。从西方国家贸易谈判者的立场来看,公安部的结论会构成一个真正的在中国最可能绊倒的WTO执行议题上的指导书。西方的商业官员会从这些公安部的研究的详细分析中获得收益。

 

类似地,比其它任何因素都更重要的是,害怕失业以及国内不稳定解释了中国坚决地不愿意去直面该国的那些越来越无力偿付债务的国有银行,并对外国竞争者开放金融部门。为了保持运作,国有企业正在依靠国有银行的贷款为生。当北京当局谈判进一步的开放其金融部门给外国竞争者的时候,领导层知道,通过允许给其公民更多的选择以使其存款都能进入到国有银行里,它正冒着消耗掉人力资源的风险,既统一资助这些贷款又资助了工厂工人的数百万工作职位。

 

恐惧动乱也使中国的全盘战略复杂化了并且加入了经济上的关系,吉林省以及其它毗邻北韩边界的地区抗议活动的大幅度加剧,最终意味着华盛顿当局以及北京当局在六方会谈讨论北韩核项目时有着各自偏好的结局以及手段会分道扬镳。这些日子北京当局和平壤当局之间没有失去多少爱意,并且美国以及中国清楚地对于谈判有着一种强烈愿望想要产生一个无核化的北韩,许多美国官员可能偏好更为强制的手段并且最终希望北韩产生政权更迭,然而北京当局会恐惧北韩的崩溃而释出庞大的难民潮涌入到中国最为动荡的地区。北京当局的一些资深的军事分析家已经公开地认为,部分原因是害怕在东北地区出现动乱,中国会暗示地把和平与稳定排列在朝鲜半岛去核化议题之前。30这些景象甚至复杂化了北京当局利用粮食和燃料作为杠杆的意愿,因为中国必须权衡给平壤当局所施加的压力以防止其加速崩溃的风险。美国和中国越被卷入到与北韩的谈判,中国恐惧社会动乱的想法就越可能加深华盛顿当局以及北京当局各自偏好上的差异。

 

美国反对恐怖主义而发动的战争与北京当局努力镇压民族-宗教异议活动之间产生的联接把华盛顿当局置于了一个需要非常小心对待的处境上。作为少数旧的阴谋论理论仍然占据优势地位的残留地带,北京当局的官方分析坚持把对待恐怖主义,少数民族分裂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作为一回事来对待,拒绝接受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平和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者居住其疆界内。对美国来说,为获得北京当局在反恐上的合作而又不对其所做的对少数民族的镇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华盛顿当局必须大幅度提高它收集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团体的可靠信息并且不要害怕对于中国的对话者做出清楚的区分来。

 

对于社会动乱所给出的不同假设也对西方国家解读北京当局战略建设上产生了一种强力的影响。美国分析人士中心性的辩论之一就是关注当直面国际安全威胁或诉诸于一种中国版的发动起爪牙采取好斗的国内行为以凝聚其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中共政权是否感受到了国内的威胁是否使其更有可能变得更为小心。中国的现代史并没有揭示在有内部冲突的时候发动这类“转移注意的战争”(“diversionary wars”)的许多例子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倾向于独立可能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情境,因为北京当局关注动乱及其高度依靠民族主义者以维系其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肯定会使其对台北当局作出让步变成一件非常具风险性的事。

 

第二项辩论关注于治安负担的严重程度,社会动乱强加于中国的国安系统以及随后的潜在中国威胁的观察。在所有对于中国快速增加的防务开支的关注之中,只有少数分析家已经明确地试图估算可以被称作是“政治不稳定紧缩”的开支,那是在说,多大比例的资源中国投掷于国家安全(广义上的)以支持越来越多的负责国内安全的力量,收买不满的工人,使无力偿付债务的生产防卫用品的工厂脱离债海,或仅仅只是确保军队的忠诚。

 

当北京当局辩论在处理社会动乱以及寻求新策略集中于掌控抗议活动而不是去除威慑它们所遭遇到的两难处境时,中国的外交伙伴也必须对此局面要有所准备,发生在天安门的示威活动以及北京当局作出的暴力回应使西方国家加以戒备。美国及其同盟需要更为坦率以及更全面的讨论对于潜在的中共领导人所会遭遇到的系列危机,北京当局所会做出的回应方式,以及结果可能会怎样,从采取新的镇压到进行改革,从慢性的低水平的不稳定到国家合法性丧失,同时体认到在影响一个可能视其存在处于风险状态的政权上他们受限的能力何在,中国的外交伙伴也必须创造性思考鼓励北京当局去看到社会动乱会爆发失控只有平衡的制度改革,而不是强制手段以及对阴谋的指控才是其对付它的最佳回应。

 

 

 

Notes

1.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2. The nationwide data are from a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s (MPS) Guards Bureau published in a larger June 2001 collection of national and local re­ports on “mass incidents.” See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d., Quntixing Shijian Yanjiu Lunweiji (Collected research essays on mass incidents) (Beijing: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Press, 2001) (hereinafter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data and commentary in this article are from this volume.

3. Xiao Tangpiao, “Ershi yu lai Dalu Nongcun de Zhengzhi Wending Zhuangkuang,” Ershiyi Shiji (Hong Kong), October 21, 2003. The fact that Xiao reports MPS mass-incident statistics for several other years in the 1990s that are the same as the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figures greatly enhances the credibility of Xiao’s claim that this is the Central Political-Legal Committee’s official 2000 estimate.

4. Available at www.mps.gov.cn.

5. Li Wenxi, “Development Forges New Glory,” Liaon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No­vember 2002.

6. Kevin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 no. 1 (October 1996): 31–

55. See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eds. Elizabeth Perry and Mark Seld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000).

7. Fu Yongkun, “Jiji Yufang, Tuoshan Chuzhi Quntixing Shijian, Quanli Weihu Shehui Wending” (Actively prevent and appropriately handle mass incidents, make full ef­fort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Gongan Yanjiu (Policing studies), no. 12 (2001): 44–46; Gongan Yanjiu (Policing studies), no. 3 (2002): 12–13.

8. Fu, “Jiji Yufang,” pp. 44–46.

9.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pp. 94–95.

10. Ibid, p. 287.

11. See Lee,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12. Ibid., p. 287.

13. Gongan Yanjiu, no. 3 (2002): 12–13.

14. Zhao Jianxin and Sun Liwen, “Some Problems to Be Grasped in Handling Mass In­cidents in Nationality and Religious Areas,”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p. 318 (emphasis added).

15. Gu Linfang, “Drawing on the Turmoil and Riot to Examine Class Struggle in Socialism’s Initial Stage,” Renmin Gongan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October 5, 1989, pp. 3–9. This article is concluded in the magazine’s subsequent issue.

16. Zhang Shengqian, Shehui Zhian Shijian Chuzhi (Handling social order incidents) (Beiji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23.

17. See generally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18. Zhang, Shehui Zhian Shijian Chuzhi, pp. 32–34.

19. Zhang Min, Shanghai Gongan Gaoke Xueyuan Bao (Shanghai Public Security Acad­emy journal) (April 2001): 33–35.

20. Zhu Rongji,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speech, March 5, 2003 (transcript in Xinhua, March 19, 2003).

21. Zhou Guangyang,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pp. 14–17.

22. Zhang, Shehui Zhian Shijian Chuzhi, pp. 24–36.

23.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p. 58.

24. Phillip P. Pan, “Three Chinese Workers: Jail, Betrayal and Fear,”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8, 2002, p. A1.

25. On police behavior in 1989, see Murray Scot Tanner, “The Institutional Lessons of Disaster: Reorganizing China’s People’s Armed Police After Tiananmen,”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ed. James Mulvenon (Washington, D.C.: RAND Corp., 2002), pp. 587–635; “Chinese Bureaucratic and Leadership Battles over Public Security, 1989–1990: Dissecting an Organizational Disaster,”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arch 1997. See also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1) (police reports).

26. On Hu’s statements, see Murray Scot Tanner “Hu Jintao’s Success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eds.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aryanne Kivlehan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pp. 45–65.

27. “Hu Jintao Stresses Building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t Politburo Study Session,” Global News Wire, September 30, 2003 (translation of Xinhua article).

28. For a superb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 manipulation of the threat of unrest, see William J. Hurst, “The Forgotten Player: Local State Strategies and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Contention” (n.d.).

29. Two of the best analyses of this trend are found in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8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22–35; David Shambaugh, “Commentary: China’s New Engagement with the Regio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9, 2004.

30. Xu Weidi, “Resolv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Crisis and Mov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Out of the Cold War,” Shijie Jingji yu Zhengzhi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September 14, 2003, pp.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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