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电讯》“二奶杀手”：中国私人侦探挑战“道德底线”

核心提示：上海的"二奶杀手"讲述了中国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最近，私人侦探行业遭到了严打，因为18大召开在即，党担心对贪腐官员的私下侦察会导致这个行走于法律边缘的行业成为某种黑社会。

原文：'Mistress killer: the Chinese private eyes fighting the 'moral bottom line'
作者：Tom Phillips
发表：2012年7月1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吃过一顿中式晚餐后，我们坐在一颗塑料棕榈树下，"二奶杀手"一边抽着红塔山香烟吞云吐雾，一边讲起了他二十年来与出轨、腐败和背叛做斗争的经历。

魏伍君（音）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已经沦落到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了。"他的绰号（"二奶杀手"）源于他精湛的侦查能力，他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不忠的丈夫以及其情妇的信息。

"道德的缺失，从上至下，全国都是如此。我坚守底线。我仍然相信毛主席所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58岁的魏先生以前是军队的情报官员，热爱德沃拉克手风琴表演，同时他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私人侦探和日益壮大的亚洲福尔摩斯迷之一。这群人靠打探破裂的婚姻、婚外情和金融违规的消息讨生活。

为了可能高达每天1000英镑（合人民币约1万元）的薪酬，他们可以追赶、窃听、跟踪和捕获他们的目标，他们向酒店侍者购买消息，监视霓虹闪烁的卡拉OK或在喧闹的市场进行狂追不舍。他们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真相。

谈到做最佳侦探所需的技术，魏先生说："关键不是有多高超的技术，而是要有道德。重要的是，你必须是一个好人，不伤害别人——除非他们先冒犯你。"

私人侦探行业1992在上海兴起，在中国，理论上不受法律保护。虽不合法，却生意兴隆。

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剧烈的社会变化为私人侦探的彭博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很多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婚外情也越来越常见。去年，离婚的人数从1980年的34.1万人飙升至220万人。重要的是，从2002年开始，民事诉讼开始允许提交私下搜集的证据，这就使侦探成为多疑的妻子们在寻求赔偿时的重要盟友。

何家鸿（音）教授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私人侦探方面的杰出专家。他说，要衡量这个行业真正的影响力是不可能的。

何教授说："我们没有数据，也无法获得这些机构有多少人从事这一行的数据。"他估计，2005年，全国有2万多个机构约20万人在从事此工作。

何教授还说:"可能现在有更多人加入了这个行业。这是市场规律。"

由于在法律边缘运作并不时受到政府的打击，中国绝大多数的私人侦探都挂着合法或商业"顾问"的牌子，这样的伪装多少让他们可以运作自如。

然而，今年是十年来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秋季将进行领导换届，私人侦探表示如今的检查尤其严厉，四月，当局对20个省的私家侦探进行了清扫运动，据报道，已有600多家机构被关闭，1700多名嫌疑人被逮捕。

《人民公安报》表示，在广东省 ，约2500名警探"清扫"了35家非法调查公司，缴获400部窃听装置和13部"微型摄像机"。

魏先生表示，此次行动是一个"警告"，很明显是国务院的授意。

他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行业已经涉及到了贪腐官员的私生活。我听说此次严打会持续3个月，为即将召开的18大做准备。"

魏先生说，此次严打在广东省尤其厉害，这里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地区，也是由于这里是生产追踪设备和窃听设备的老巢。

关于此类设备的使用指示在四月份下达，据说和薄熙来有关，这位腐败的政客涉嫌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并窃听了几位高层领导人的手机，可能包括主席胡锦涛。

何教授说，政府进行的此次严打意在打压类似"黑社会"的团体与流氓侦探机构之间的联合，这些机构用私人信息干"罪恶的勾当"。

他说："公安部担心的是私人调查机构会成为某种黑手党。"

尽管严打的风头正盛，一些侦探仍顶风作案，继续进行他们的秘密交易。他们用GPS跟踪目标的车或监视他们的通话记录。其他人或藏匿或暂停工作。

一位39岁的上海侦探说："我不做这行了。"他最近几周正忙着删除一些犯罪文件，并处理掉那些调查设备。

这位侦探因为严打不想透漏姓名，但他做了将近十年的私人侦探，他说："如果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的话，你还可以存活下去。如果他们盯上了你，必死无疑。"他对边缘人的生活感到疲倦，

魏先生要乐观一些。"这个行业必然会持续扩大。市场需求大于严打恐惧。"

魏先生已经接了1800个案子，这带给了他相当可观的收入。一个为期10天的调查要价8万（合8000英镑），他开的是一辆黑色森林人越野车，配的是银合金车轮。

但工作量巨大而时间又不定的工作消耗大量精力。他已经有两次婚姻失败的经历，同时有两个并不亲近的孩子。

频繁的熬夜同样影响了他的健康。20年前这位侦探的第一笔生意就是调查一个出轨的妻子——对象就是她丈夫的侄子。

他说："我还会再工作两年，直到干不了了。去年我接了一个超过20天的案子。我的大脑几乎停止运转。我累得几乎中风。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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