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 另一面的美国往事（4）：探寻

• 译者：george
 

• 作者：Xujun Eberl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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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语对照
 

没人敢出版S花了近20年心血完成的十六万字的新书≪探询中美合作所≫，这让她很沮丧。

她联系过的出版商一开始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然后她的书稿要么在内部审查中被否掉了，要么在通过了第一次审查并被送到上级部门审查后，消失得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中美合作所的气象中心（2009）

S此前曾经出版过三本书。她之前的一位出版商听说≪探询中美合作所≫这本书很兴奋。这个出版商问"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中美合作所抗日的事情，还是杀害共产党？" S告诉他是前者。"那我马上就能卖5000本！"出版商说。可考虑过审查过程的麻烦之后，他不情愿地放弃了，把她推荐给了另一位出版商。这位出版商也同样地感兴趣，走得更进一步，把书稿交上去审查。那是在大约一年前。S最近打电话询问，回答是"没有消息。"她从其他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同样是拒绝，没有任何解释。

我最近读到她书稿的一个节选，从她的个人经历开始。她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读性。拒绝她的原因可能是宣传机构还没准备好让公众看到中美合作所的形象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在学术圈子里这些结论是早已经被接受的了。我说"宣传机构"，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官僚们定下来的规矩通常比起中央政府的政策更僵硬。俗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

和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形象截然相反的文章已经在各种杂志上面陆续发表了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篇发表于1988年。在1988年秋季刊的≪美国研究≫，一份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行的季刊，作者邓右平发表了一篇题为≪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文章。邓右平是1956年出生的重庆人，1978 至1991年是"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让他得以接触到未对公众开放的旧监狱档案，因此有坚实的数据支持他的论点。

邓的文章确定，在1943年4月至1946年5月的中美合作所时期，白公馆并未被用作监狱。它本是一个军阀的别墅；1939年戴笠把它改成他的秘密警察（军统）下的一个看守所。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成立时，为了安置美国人，戴笠把白公馆改为了招待所，称为"中美合作第三招待所"。1946年底，中美合作所关闭之后，它才又重新被用作监狱。

尽管邓对渣滓洞的历史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他提供了一份1939至1949年间在两所监狱中遇难的政治犯的长长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关押时间。这些囚犯们被关押的时间要么在1943年之前（不到20名），要么在1946年7月之后（几百名）。1943年4月到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活动期间，这些人都没有关押在那里。邓的文章已经完全洗清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

2008年末，我通过历史学者何蜀得知邓的文章。何蜀也引用过邓的文章。我在2009年2月联络到邓又平，在重庆市区的三峡博物馆他现在的办公室见到他。他告诉我说驱使他去挖掘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的原因之一，是一位美国参观者的问题："对中美合作所的这些指控有什么根据吗？"

邓为他未提及中美合作所对抗日作出的贡献感到遗憾："如果我那时写了这些，我的文章可能没法发表。"

邓写的那些其实很具颠覆性，但那篇文章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原因之一当然是那份杂志狭窄的学术读者圈子，之二可能是公众对那种分析的接受程度。1988年对于这种文章似乎还为时过早。这篇文章甚至没有引起邓的同事们太多注意。1990年进入中美合作所展览馆的S是邓的同事之一，她目前的研究已经比邓的深入很多。昨天我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她依稀记得在90年代初读到过邓的文章，但不太记得内容。"大概因为我是个感性的人，"她说。她那时想法和现在不一样。

S 是重庆本地人。她第一次参观中美合作所展览馆是在1963年，她12岁的时候。那时她上四年级，老师带全班同学去参观。"我参观后写了篇作文，文字充满了激情。"在书的前言中她这样回忆到，"不只是我，很多人像我一样被深深感动了。"这样的第一印象持续了27年。1990年，作为一名艺术学校的教师在西藏工作了8年之后，她回到家乡找了份工作，成为"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是之前的中美合作所展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十分高兴。在新工作开始的最初两三个月里，她用大部分闲暇时间探寻了这个略微超过两平方公里大小的"文物保护区"的每个角落。

有一阵子她"依然沉浸在小学四年级第一次来这里参观时的感知氛围中"，有些惊叹那种纯真的感觉仍在。她那时39岁，不再年轻，经历坎坷。从小她就对自己"出身不好"很敏感，总是生活在屈辱中。她的父亲是大教育家陶行知的一位忠实弟子，努力践行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哲学。然而在1957年S还不到6岁的时侯，他的父亲，一位中文教授，被打为"右派"。他被停掉薪水，最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丢下他的妻子艰难地抚养大他们的两个女儿。

文革中断了S的中学学习。随后的10年里她在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动荡结束后的1978年，她通过了全国考试进入大学，学习她父亲曾经教授的中国文学。毕业后，她选择去西藏工作8年。

到展览馆工作后，她的敏感很快就受到馆长分配下来的沉闷的日常宣传工作的考验。最初，她对英雄们从童年起的崇敬，和她敬业的态度，让她无暇怀疑。她是位出色的作者，在馆长的指示下写了很多展览文字，甚至演出脚本。一开始她深信她所写的东西。逐渐地她的文字中的一丝言不由衷开始令她困扰。她感到一种内在压力，但无法说出哪里出了错。

展览图片说明："训练特务暗杀方法"

她有时感到不解，在与日本和德国进行着残酷战争的期间，美国人为什么还要派数以千计的军事专家来"镇压进步的中国人"。在她看来这不合逻辑。她想解开这个迷，但不知如何下手。

一天，她在朋友家看到一本书，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陈布雷的自传。她翻着书页，一处出现的中美合作所的名字吸引住了她。她读到一桩轶事。

1944年，陈布雷从上海唐生明那里得到可靠情报，日本正将其所有尚存能够作战的战舰组成一个新的大舰队。这个舰队正在琉球群岛附近集结，准备对美国海军发起一次致命的突袭，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

"重庆"（中国的战时政府）立刻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美国海军证实了情报，抢先发起了攻击。这次战役击毁了将近100艘日本军舰，给日本海军一个重创。

"送到中美合作所"这句话触动了S的神经。为什么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一个集中营？而且要"立刻"？中美合作所到底是什么？

于是一个长期曲折的研究过程开始了，她必须从分配给她的繁忙的宣传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作。

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S准备公布她的研究成果。她的书将会反驳她帮助完成的展览馆宣传中的一大部分。这本书将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中美合作所，不仅和两所监狱没有牵连，而且对抗日作出了卓著贡献。

问题是，中国公众准备好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这个新形象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