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China’s Fox News
作者：Christina Larson
发表：2011年10月3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 @RackyLo （twitter ID）翻译
【原文配图】
发自北京——每天早上9点至10点间，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的高级编辑们会先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办公楼外，向保安亮一亮自己的证件，然后走入办公室，直到午夜时分才会离开。在这紧张而又忙碌的14个小时里，他们讨论和编辑五花八门的报道跟社论，其中既有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不容置疑的主权的，也有抨击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错误角色的，还有披露国有企业开出的天价酒发票的，最后再把这些内容都浓缩在一份薄薄的，有着深红色版头和抓人眼球的头版报道的16页小报里。黄昏将至，他们会向主编胡锡进提出对社论主题的建议。胡是最终的拍板者，他的直觉让他能抓住对手的致命弱点。
就拿上周二那篇剑拔弩张的社论来说吧，它的中、英文两个版本只有细微的区别，却让不少海外读者心生忧虑。社论用愤言：“菲律宾、韩国近日都扣押了中国的渔船，有些至今尚未归还。如果这些国家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他们恐怕要准备听到战场的炮声了。”如果说充斥火药味的语言是意在吸引注意力的话，那么它的目的达到了：路透社、《马尼拉时报》、《雅加达环球报》、《西澳大利亚人报》、《台北时报》和另外多家海外媒体都引用了这篇社论。当人们觉得这份报纸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当权者们的传声筒之时，这份好斗的社论就很有新闻价值了。但《环球时报》究竟代表了谁的观点呢？
《环球时报》编辑部位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办公区。《人民日报》于1948年成立，是中共死气沉沉的机关报。该报以让人欲哭无泪的党八股闻名于世，其臃肿的官方报道让老百姓昏昏欲睡，然而，对于某些内行来说，它却非常重要，因为它能让人看出官场之中的风云变幻。虽说《人民日报》是《环球时报》的母社，两家报纸的办刊目标却大相径庭。毫无疑问，《环球时报》也是一份同样要受审查系统制约的国有报纸，但自1993年创刊以来，它的作用更为大众化，其使命是吸引读者甚至让他们参与讨论，而不是专门播报外交部或是中组部（该部门负责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用约定俗成的表达的指令。
编辑部的着装规定很随意，甚至有些睡衣风。此处充斥着反权威的风气，让人不禁有种重回大学校报的错觉。会议室的装修很简单，却有着一盏过度豪华而且招灰的吊灯。中国大多数官方媒体的编辑部跟政府办公室一样，光鲜亮丽却让人昏昏欲睡，这里则很不同：它有一种不安份的力量。
没人能比胡锡进这位决策者更能体现出这里的与众不同了。胡今年51岁，他留着长长的刘海，外表有些不易察觉的嬉皮士风格；他瘦削、结实，还带着几分狂气。
在人群前面，他热衷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语速很快，语气有力，”我们直言不讳。“最近，在我作为一群美国编辑和学者们组成的代表团成员访问编辑部的时候，他这么告诉我：“我们不怕惹恼你们。”
在中国，国营媒体的负责人们通常都是被任命到此的官员，他们常常都没做过记者，对传媒也没有任何兴趣（成为编辑可能只是爬到副市长或其他政府职位的垫脚石）。胡锡进，在每个方面都堪称例外。当然了，有一点是一致的：胡也忠于党。他是一名前战地记者，还是一位事必躬亲的疯狂编辑。他坚持要参与撰写每篇社论，据一位《环球时报》的工作人员称：“他有写文章的需求……这很有趣，也不常见。他热衷于撰写观点性文章。”
大多数中国官媒的管理者们都对社交媒体不感冒，但是胡锡进对微博（中国人的Twitter）则很着迷。他在微博上有140万追随者。在九月份的上海地铁事故后不久，他于晚上9点24分（译者注：这里是美国东部时间，实际时间为9月27日早上9点24分）写了一条微博：“地铁和高铁系统掉进了像煤矿事故一样的恶性循环……《环球时报》将于明天刊发社论。”（译注：胡的微博原文为“地铁、动车这些快速交通系统决不可陷入类似煤矿事故屡抓屡犯的低级循环，把人民群众的出行提速变成风险自负的无奈过程。地铁在中国城市交通中没有退路，我们必须做事更认真，避险更专注，温州和上海这样的事故会不断倒逼我们，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将一批批遭到惩罚和淘汰。明天环球时报社评。”）胡没有忽视中国的网民，相反，他热衷于追踪公众舆论，并参与辩论，哪怕经常是反方。
只是为了加强党的友军队伍，他喜欢提及其他官媒避之唯恐不及的过于敏感的话题，包括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和今年春天的艾未未被拘留事件。如果说中国官媒的实际立场是要回避争议的话，那么胡锡进则是在积极地寻找争议。
他还喜欢找一些时下流行的观点来加以驳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北京之行中选择了便宜的饭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则习惯于乘坐经济舱，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对此广为赞扬，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胡锡进的攻击对象。《环球时报》攻击称美国人是伪君子，所谓节俭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例如在9月22日的社论中，他们就挖苦地写道：“跟拜登到钓鱼台国宾馆享用国宴比起来，他去街边饭馆吃碗面的安保花费可要多得多。”
尽管胡是一名狂热的微博用户，《环球时报》还是站出来批评广为流行的社交媒体会传播谣言、毒化公众舆论环境。在7月13日的一篇社论写道：“新媒体曾被视作是中国言论自由的典范，但缺乏监管的现实会导致谣言传播得更快。。”
《环球时报》在追踪、塑造或是曲解中国民意这一方面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我说的就是我想的”，胡锡进对来访的美国代表团说。但有些人却对此表示了怀疑，例如著名的中国的作者和国际事务评论员安替就说“坦率地讲，我认为《环球时报》 就像默多克的报纸一样，其目的是赚钱，它在市场里的标志就是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它就是福克斯新闻。”
根据Sobao广告代理的数据，《环球时报》是中国发行量第三大的报纸，其日发行量达到了240万份，而网络阅读量则达到了1000万。哪怕这些数字有些夸大（中国的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很难验证），它依然令人望而生畏——相比之下，《华盛顿邮报》在2011年的日均发行量是55万份。
“为什么《环球时报》如此流行？在中国，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答案。”首席专栏编辑和社论作者王文这么说。他有着一张天真无邪的脸，和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尽管工作通宵达旦、辛勤不已，他的身上依旧散发着中国新闻编辑部少见的活力。“自由派说这是因为《环球时报》在鼓吹和贩卖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其他人则说这是因为《环球时报》非常犀利而且敢于触碰那些敏感的话题。”
如今的《环球时报》正是王文的上司胡锡进的杰作。胡于1960年出生于北京，他的少年时光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他曾在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就读，于198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了俄罗斯文学和语言硕士学位。这一年被视作中国的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充满了乐观主义和自由化思潮的十年的势头在天安门广场因枪声而戛然而止，江泽民主席则开启了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时代。在1989年，胡加入了《人民日报》，成为了一名记者。从1993到1996年，他一直在南斯拉夫报道波黑战争。他于1996年回到北京，在36岁的时候加入了《环球时报》，成为了它的副主编。
环球时报的上升可归结于过去二十年中国不断被抬高的媒体版图。报纸的中文版文如其名，集中报道国际新闻。自从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努力恢复之后，此举可谓是正当其时。安替说：“《环球时报》在1999年之后越来越贴近现实，比如，南联盟的中国大使馆被轰炸”——这指的是那次美国和北约误炸了中国的大使馆的事件，由此激起了种种阴谋论，而且这又恰好与胡锡进旧日的报道领域相吻合。
当中国读者们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国外之时，《环球时报》通过其对国际新闻的报道满足了读者的饥渴，虽说它经常用幽闭恐惧症患者般的世界观让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强国显得像个弱者一样。这里有一些其2011年10月头条的范例：“攻击中国成华盛顿时髦”、“参议院投票威胁中国”和“印度和越南签订协议激怒中国”。加州大学埃尔文分校的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表示：“这和中国共产党扭曲历史有关……人们更关注党在结束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这‘百年屈辱历史’中起的作用，而不是党在推进社会公平中所扮演的角色。”
“《环球时报》具有攻击性的社论风格是两种趋势交织在一起的结果”，Danwei.org 创始人和中国传媒问题专家金玉米（Jeremy Golkorn）表示。其一则是江泽民将“爱国主义教育”引入了中国的学校；其二则是同步进行的媒体市场化改革，这要求媒体们通过订阅和广告获取收入，而政府则会减少甚至完全停止资助。胡锡进的贡献则是意识到了这两种趋势可以融合在一起。在过去十年中，当中国的报纸和杂志被迫商业化之时，他们用了很多办法来争取读者：有些变得自由化，并揭批丑闻，例如胡舒立的《财经》（现在的《财新》）；其他的则关注名人资讯。“但是《环球时报》使用了不一样的办法——它采用乐更为民族主义的、更强硬的口吻”，金玉米还说，“民族主义对中国而言不是新东西，但是《环球时报》用更时兴的方式进行了包装。”
2008 北京奥运之后，当中国国内对海外利益的情绪高涨之时，胡锡进创办了《环球时报》英文版，从2009年，[《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色彩]才真正地吸引了西方的注意。有些新闻是直接从中文版翻译过来的，但大多都不同，其主要区别在对中国的内政事务的解读上。“因为很多读者是外国人，我们有关于中国时事的报道。”胡锡进说。英文版比中文版更温和，但依旧比《中国日报》更偏向民族主义。《中国日报》是中国另一份国有的英文报纸，于1981年创立。看看《中国日报》最近的头条吧：《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专家希望增强中日之间的互信》和《中国重申对印关系的承诺》。
但是真正让今天的《环球时报》出名的却不是它的新闻，而是它那些让人心跳加速的社论，例如最近有“炮声”的那篇。在该社论的中英文两种版本中，标题和观点都是一致的，只是在翻译的细节上有些许不同而已。胡锡进在采访中有时直接说英文，有时说中文，再通过翻译代为转达。他表示自己经常在深夜或是清晨的时候亲自撰写社论的两个版本。他是这样描述写作过程：“在晚上的时候，我和另一位记者坐在一起写社论。我经常会参与写作过程，然后我们会打电话或是发传真给三个教授，以得知他们的看法……但最后，我会决定我们是否会采用他们的观点。”（胡淡化了一点——《环球时报》和其他中国报纸一样，在出版前都要经过政府的审查。）
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批评西方的虚伪，尤其是抨击美国的伪善，并以美国并未真正践行美国价值观来进行抨击。就拿2011年7月28日这篇冗长的反西方社论来说吧，它对准的是《外交政策》的“失败国家指数”：“2011年的失败国家指数是一个由美国的和平基金会和《外交政策》杂志主持的年度评级……它用12种指标给177个国家排名。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最失败的国家在非洲，由于内战、贫穷和自然灾害。”社论继续说，“但是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它们的失败？……那些过去的殖民者们现在正统治着世界市场，他们告诉非洲国家将原材料出口给西方以及向西方商品开放市场就是便捷的致富办法。但是这之中的绝大多数利润都落入了跨国公司的口袋。”
另一篇现在声名狼藉的《环球时报》社论发表于2011年4月6日。在绝大多数中国官方媒体都对艺术家艾未未被拘留这一不愉快的事实保持沉默之际，《环球时报》跳了出来，表示艾未未有如此下场是因为他自己越过了红线：“历史将对艾未未这样的人做出评判，在这之前，他们有时会为自己的特殊选择付出一些代价，这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一样的。”然后补了一句：“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整个民族去适应他个人的是非观”。
无论《环球时报》对于自由化的西方读者们而言显得多么可憎，都应该注意到该报有一个很常见的主题，就是批评中国自身的官员腐败文化（只要不将和西方政府的对比掺杂进来就行）。在四月的时候，该报揭发了中国油气巨人——中石化下属一名官员的天价酒发票事件。那是一篇聪明的调查报道，被《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其博客上引用。一组《环球时报》记者堵住了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问他是否真的像支出报告上说的那样，订购了480瓶茅台酒和696瓶红酒用做个人消费（总价值约24万美金）。还是钱不像报告上说的那样是拿来买酒了，而是花在了送礼、请客或者是行贿上？鲁坚称他喝完了每一滴酒。“但是公众对于中石化说一个人就能对天价酒账单负责的声明感到很疑惑”，《环球时报》在4月27日的文章中提到，“很多人相信这一案子反映了国有企业对权力和公帑的滥用。”
那么内外有别的报道风格是如何混杂在一起的呢？“我认为胡锡进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以情感来蛊惑人心……就像《纽约邮报》的特质。”在《环球时报》英文版当过编辑的前公关业专业人士Richard Burger说。据Burger描述，在英文版创刊不久之后，胡锡进就在一场编辑部会议上表示，他要发布一篇会提到1989年6月4日大屠杀的文章，而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信息，这一天什么也没发生过。尽管文中引用了强调了中国知识分子要图发展的思想，《环球时报》至少有两次打破了禁忌。（译者注：这两篇文章都已在网上被删除。）“他试图搏出位以为他的报纸赢得眼球”，Burger说，“他喜欢争议。”
在中国党报为了赢取读者所做的努力中，胡锡进那种散打式的风格或许是最有活力的代表。当然了，《环球时报》日益强劲的风头或许也是缺少替代物的结果——北京方面不允许任何一家报纸以更自由化的观点来关注国际新闻，在政治光谱中的这一头是空白的。就像一位前《北京青年报》记者所告诉我的一样：“为什么人们会读《环球时报》？就是因为别无选择……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新闻。我们的选择实在太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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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Christina Larson 参加 Sinica Podcast 谈她的采访和对《环球时报》的看法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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