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估计，去年中国安装了1000多万个监控摄像头。比起收集证据，它们更多的是在于形成威慑力，让人们感到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
原文：China extends surveillance into supermarkets, cinemas and classrooms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1年8月2日
翻译：Linns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图片说明: 艾未未创作的用大理石雕刻的监控摄像头。照片来源：Ben Stansall/AFP/Getty Images
中国继续在扩大监控技术的运用，北京警方已下令要求超市与卖场安装高清安全摄像头。
这个国家在近五年里新增了数百万个监控摄像头，这些花费是其国内安全费用巨额增长的一部分。
上海市在五月称拥有一个4000人组成的队伍监视着这个城市的各处，以保证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地处西南的直辖市重庆，宣布将在2014年之前再安装20万个摄像头，因为“31万个电子眼还不够用”。
乌鲁木齐在2009年经历了剧烈的种族冲突之后，于去年安装了1万7千个高清防砸摄像头，使“部分监控地段无缝衔接”（译注：参照国内新快报文章用语，与英文原文略有出入；另外，有些文章说摄像头的数量是4万）。正在快速发展的内蒙古则计划在2012年以前安装40万台监控装置。在长沙，据报道仅芙蓉区就有4万个监控摄像头——相当于每10个居民1个。
在大街上，在商店里，在大学的教室，以及在持不同政见者的家门外，到处都有摄像头。三月份，北京计划花费557万元在电影院和剧院安装摄像头，用来监视演出节目。这在艺术界激起了忧虑。
中国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在监控摄像头的使用上，英国可被认为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是，中国投身于这件事的热情非比寻常。
IMS Research，一家专注于电子行业的咨询公司，预言从去年到2014年中国（用于监控的电子产品-译者补充）年增长将达到20%以上，而其它地区不会超过10%。
IMS公司的资深分析师张博（音译）认为，2010年中国安装了不少于1000万台摄像头。该公司估计去年这项花费达到了6亿8千万美元，而整个市场——包括相关系统——则达到17亿美元。
大部分摄像头都安装在私营部门，但是北京的积极干预——警方声称意在打击盗窃和保障食品安全——显示出官方越来越多地要求公司安装摄像头，并且把内部监控网络与官方网络相连。
行政当局也在大力投资新的公共项目。尽管各地情形不尽相同，但全国性的“安全城市”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大网络，覆盖全国的城市地区。
今年国内维稳经费已飙升到几近6250亿元，超过了国家正式的军事预算。监控措施从重新启用居委会监视居民出入到收紧网络控制，无所不包。
中国公安部部长还呼吁建立一个覆盖所有公民的数据库以加强“社会管理”，诸如缴税纪录与教育经历等个人细节都将记录在案，与身份证一一对应。
人权观察的亚洲研究员Nicholas Bequelin说道：“监控摄像头在民主社会也是一个问题，但在那儿有一些重要的平衡力量，比如独立的法庭、隐私法案、关于信息要被保留多长时间以及能通过怎样的法律程序来获取这些信息的规定，以及独立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
“但这些保护措施在中国一件也没有。因此那里有可能出现奥威尔式的社会，即公民一直处在监视之中，没有私人生活可言。”
尽管大部分影像并不在当时就被查看，但它们会被存储起来以备将来调用。官方也在探索数据分析自动化的方法，高清摄像头的使用为越来越精准的分析和信息连接铺平了道路。
薛峻岭（音译）是深圳星火电子工程公司的一个项目经理，他说面部识别已经应 用于诸如大型体育场馆和边境检查站等关键场所，尽管有专家质疑它的效率不高。
很多人并不觉得监控摄像头的快速增加有什么错，尤其是当官方声称这有效地阻遏了犯罪之后。上海警方说视频监视在去年帮助他们抓捕了6000个嫌疑犯。
“如果是为了社会公共安全，个人权利应让位于公共利益。”东华政法学院的傅顶升（音译）教授说，不过，他补充说，为了防止监控系统被滥用，需要有更完善的保护措施。
另外有些人则认为监控系统的扩张不只为了遏制犯罪，还为了系统性地缩小提出异议的空间。
“从监狱或劳教所释放出来的异见者经常发现他们家被监控摄像头正对着，近几年我听说了大量这样的事。”维权网的王颂连（音译）说。
今年被拘禁了两个月的艺术家艾未未做了一个名为监控摄像头的大理石雕塑，嘲弄性地摹仿那些安装在他的工作室外面的监视机器。
上海维权律师李天天揭露，在她受拘禁的3个月中，安全部门意图用摄像头的记录来增加她的隔离感。“他们甚至强迫我男朋友和他的兄弟姐妹观看我与其他男人一起走进宾馆里的录像。”
王说，国家安全部门用摄像头在敏感时期监视个人行踪，但他们可能也期望用摄像头造成一种威慑力。“我想，比起收集证据，更多的是在于形成威慑力，让人们感到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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