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Can China become an innovation hub?
作者：Seamus Grimes, NUI Galway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王伟翻译
【原文配图】
尽管有关国际合作的高调多种多样，商界的行为基础还是竞争与协作。
这一现实带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创新政治经济学”。这一政策领域常常涉及安全、国防与军事技术，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中国为例，在西方对其远期的政治目标存在着相当的不信任与怀疑，这为商业领域的协作制造了障碍。比如，尽管一些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象电讯业巨头华为，已经与西方一些公司在研发方面建立了协作关系，但是因为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受到怀疑，它们还是不能并购美国科技公司。
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这对跨国公司与政府之间逐渐变化的关系的实质提出了质疑。西方企业不断寻求全球化，他们在中国拓展的时候经常会很方便地祭出“中国化”的旗号。在中国市场运作的美国跨国公司，经常只是在他们需要利用他们自己政府的游说力量，要寻找更优惠的商业环境的时候才会变身为“美国公司”。尤其是近期以来，中国阻止外国企业对技术行业的垄断的决心越来越坚决，并且为本土企业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让它们能与西方企业竞争。
一方面中国在研发方面大量投资，推动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这些投资的回报率又令人不安。象中国社会的多个方面一样，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基于控制和重大的政府干预，在创新这个重要的政策领域也需要放在这种政治模式内加以考虑。
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研发投资，还意味着要在教育中改变学习环境、鼓励创造力、原创性和批判性思维方式。对中国目前正在创造“和谐社会”、压制任何形式不同意见和抗议的政治大环境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挑战。
关于创新，中国目前的一个当务之急是靠鼓励“自主创新”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同时，象华为、海尔和联想这样在国际市场非常成功的中国公司的增多，也表明中国重视成本控制的创新。过去三十年来，国外的跨国公司依靠其中国子公司获得的技术认证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国内，在国际上也成功地挑战了这些跨国公司。
在西方跨国企业中，创新与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大公司有着紧密的关联，它们大量投资研发以确保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为保持竞争力，许多这些大公司越来越全球化，把大量的产品制造与研发活动外包或者迁移到中国和印度。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许多人或许会问，这种离岸迁移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
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未改变，但是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向东方迁移，带来了显著的工业结构重心转移。中国在目前经济衰退期间令人瞩目的表现也表明她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在政府强力干预的框架中对西方主要公司在全球经济中一直占据的主导地位带来重大改变，进行这样的探讨是有道理的。
迄今为止，中国在这些公司的技术转让方面的经历令其失望，显然政府决心在未来改变这些游戏规则，坚持中国市场上的产品要在中国有所创新，以确保中国获益。
中国与外国公司的讨价还价时的力量前所未见，这源于其市场之大、增长之快速、活力之充沛。中国会在什么程度上利用这些力量来推翻西方的技术霸权，这确实是一个引人遐思的问题。中国向全球创新基地前进的努力是以其迅速增长的研发投资率为坚实基础，然而，创新必须能导致对市场的何足道方能产生真正持续的影响力。至今，已有少量“自主创新”的中国公司表现出主导某些领域的能力，而之前一些引领风骚的西方技术企业开始有落后的迹象。
虽然作为一个技术后进，要让西方技术知识体系的主导地位发生显著改观，中国尚面临着巨大障碍，但她正下定决心阻碍西方企业进入其利润丰厚的市场，并一定会向这些企业谋求高昂的门票来换取它们在中国发展的未来远景。
作者简介：Seamus Grimes 是格尔维爱尔兰国立大学创新和体制改革的地缘中心部门的（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entre for Innov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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