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新共和杂志：聚焦中国
作者：孟捷慕（James Mann）发表日期：2010年3月23日
译者：xiaolin，@firstpaper
校对：@Freeman7777，free trans，xiaolin， @firstpaper
对内压制。对外咄咄逼人。 愁死奥巴马。
数十年来，各方面的中国官员和中国外部的人士一再宽慰世界，说共产党的领导人最终将开放其一党制政治体制。就象过去所说的，这一政权将进行重大政治改革，推动政治自由化，以适应上世纪70年代晚期由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这几乎只是一个时机问题罢了。在两年前的《外交事务》上，在北京有着广泛高层关系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报道说，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告诉他：“现在中国的争议不再是是否要推进民主，而是什么时候和如何推进民主。”
多年以来，对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改革既定计划被一再推迟，有着很多短期性质的解释。比如，因为中国领导人新上任所以无法发动改革，或者因为在核心圈太长时间以至于也无法启动改革；不太可能在5年一次盛大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放手改革；也不能在任何一个以9结尾的年份启动改革，因为太多的敏感事件发生在9结尾的年份，比如1989年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不能在奥运会前冒险改革；当然也不能在经济不景气和增长缓慢的时候，或者在高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时候进行改革。
如果把过去这些短期推迟的理由都当真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敏感的以9结尾的年份过去了，奥运会早过去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已经一起干了7年；下一次党代会还有两年才开。虽然有一些金融隐忧，比如地产泡沫，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经济还不错，没有衰退也没有恐怖的过热。
但尽管有着以上条件，却还是没有政治自由化的迹象。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胡锦涛和他的助手们看上去一直都是在反方向上推进——收紧对有组织政治反对派的控制，施压对象甚至包括异见人士的代表律师。
去年12月，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了08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08宪章旨在推进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尽管欧盟和美国呼吁释放刘晓波，但他还是被审判，判处11年有期徒刑。同时，高智晟在2009年2月4日从其家里失踪。高智晟是一个杰出的律师，曾经为煤矿工人，地下基督徒，法轮功分子寻求政府赔偿。中国政府在一年来几乎没有对此有任何解释，只是说“他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上个月，中国官员说高智晟在遥远的新疆“工作”，而其妻子不被允许与他交谈。今年1月，中国环境活动家谭作人，在编写四川大地震中死亡孩子的名单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5年。这些突出的案例只是更大的格局中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人权观察”组织的亚洲宣传主任，索菲·理查德森(Sophie Richardson)认为“不断的逮捕行为不限于著名的政府批评者，也包括和平的抗议者，记者， 那些孩子被毒牛奶和豆腐渣教室所害并要求为此得到赔偿的人们 ，甚至包括外国商人。所有这些逮捕行动都表明，中国政府没有显示出任何尊重最基本人权的姿态 。”
过去，在对内进行镇压的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发生同步的变化。然而，这一次，对国内异议者的强硬路线，与在一系列国际议题方面的强硬姿态相呼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已经成为多边努力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主要障碍。尽管美国、欧洲和其它地区一再呼吁人民币升值，中国仍然维持低估的货币，推行本质上的重商主义政策。根据大部分说法，去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中国带头阻止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重大决定。在去年11月严密限制奥巴马访华后，对美国对台军售和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中国采取了比过去更强硬的立场。但不止是美国，欧洲、英国和印度也都起来反抗这种似乎是全新做法的“中式强硬立场”(Chinese assertiveness)。
如何解释这一政权最近的这些行为？ 最明显，而且也是最经常提出的解释是，中国终于认识到了自己日渐强大的实力。尤其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国预算赤字节节上升以来，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因此这一理论解释流行开来—— 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可以让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可以坚持要求改变国际现状，总而言之，可以让所有人闭嘴。因此， 据说我们正在见证中国对西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羞辱所进行的报复。
问题是这一解释不太全面。是的，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对其经济优势有最新的、理由充分的认识——但是没必要由此认为，这会导致中国最近表现出的急躁挑衅行为。事实上，历史上中国领导人产生强大的感觉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对外部世界呈现出的是一种威严的沉着(august serenity) 。(这种态度以乾隆皇帝为缩影，当英国大使马戛尔尼(Macartney) 爵士恳求开放与中国的贸易时，他著名的回答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们表现出了与外国人交往的谦虚，虽然有点做作。当尼克松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他告诉毛泽东，毛的著作推动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毛泽东反对说：“我没能力改变世界。 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换句话说，炫耀实力不太符合中国一贯的传统。
实际上， 不同于中国通常的外交方式，中国最近的强硬姿态有时看来适得其反。通常来讲，中国擅长灵活的软身段外交，目的是要使得主要大国彼此分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得他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影响力而彼此竞争。但是中国最近在人权、 持续低估货币价值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政策，都在提醒美国和欧洲，在应对中国方面，他们有共同的价值和利益。
如果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多层面)是适得其反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外交政策所针对的目标不在华盛顿或者布鲁塞尔。也就是说，其国际战略由日益增长的国内暗流所驱动 。中国领导层看上去对失去控制的局面感到不安。在过去的几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生“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 )，中国领导层担心类似的大众运动也会在中国发展。在去年，中国也注意到了伊朗“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的成长。 在局外人来看，这样的对比很荒谬，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天壤之别 。伊朗数十年来已经拥有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中产阶级运动，更不要提选举了（这些都是中国不具备的条件）。
然而，在中国和伊朗的最新发展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相互影响作用。伊朗去年6月大选骚乱之后，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支持内贾德，并且希望伊朗能维持“稳定和团结”。数周后，在去年7月，当中国西部的新疆省发生暴乱时，胡锦涛主席缩短了对欧洲的访问，赶回国主持工作。中国迅速在整个新疆地区切断了互联网服务。几个月前，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警示互联网在伊朗起到的作用和美国相关：“伊朗大选之后接连不断的内乱是怎么来的？就是美国发动的互联网战争，Youtube视频、Twitter微博造谣、分化、调拨、离间。”
同时，中国领导层还得应对另一个来自不同方向的国内政治问题 ，这是其自己制造的问题之一 ：一种空前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该政权已经煽起了民族主义， 以此取代已极少有人相信的陈旧的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确，在蒋介石从大陆撤退到台湾60年后，曾打败他的共产党成功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主义中国，但却与那个旧的国民党式民族主义中国一样充满腐败。但是，领导人越是鼓励民族主义，就越不得不担心自身会被指责向外国人屈服。在美国炸弹击中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后，政府允许反美游行示威高胀；几年后又允许反日抗议。这两个事例中，在抗议者的威胁要超出控制时，政府都不得不控制住街头示威 。 中国领导层最担心的是，民族主义情绪某一天可能会掉头来把矛头指向他们。
简言之，中国正处于转变为具有持久性的威权政权的过程中，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现在，中国领导层担心的是国内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力量，无论这种反对的声音是在街头还是在网上。后果似乎很明显：中国没有象多年以来外界所希望和预测的那样，开放其政治体制来深化改革，在海外，则不愿再显示出任何软化的姿态。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这种日益强硬的姿态感到焦虑。实际上，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美国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愿景和战略逐步瓦解了。 资深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最近在一段还算中肯的短评中描述了当前知识界的窘况：“ 那些曾经认为这个国家正不可阻挡地走向更大的开放和改革的分析家们， 开始重新检视那些长久以来所持有的假设。”
就象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提到的那样， 通过贸易和经济纽带将中国带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并逐渐促进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从而“将中国整合到一个由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中 ”， 这是近20年来美国的中国战略的理念基石。
这个战略的成型经历一个过程。在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的中国政策 主要基于反苏冷战合作伙伴理念。 当时很少触及中国的政治体制， 虽然华盛顿当局有人相信，邓小平会在经济改革之后，推动相应的政治变革。
1989年，在天安门示威和血腥镇压，以及当年晚些时候的柏林墙倒塌等政治动荡之后，美国领导人努力针对当时的现状想出了与中国打交道的新基础。最初的提法来自乔治.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为与一个刚刚对国民开枪的政权继续交往寻求解释。老布什选择了“接触”(engagement )的观念，选择这样一个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在此数年前，里根政府曾经使用“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提法 ，当时国会正在试图对南非的种族隔离统治采取经济制裁措施，里根当局则用这样的说法来为自己与南非的友好外交关系提供辩词。 尽管如此，一旦该词被用来形容与中国的关系之后，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提法已经不仅仅用来描述与中国的接触，而且还用来描述与世界上其他诸如缅甸、苏丹和伊朗这样的压制性政权的关系。
而且 ， 正如这一观念的很多支持者承认的那样，“接触”只是一种同意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的战术而不是战略。 战略问题是克林顿政府面临的任务。美国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得更加开放 。完成这一变革的手段就是贸易和投资。 根据这一战略预测，经济繁荣将带来最终的政治自由化。 根据这种分析，中国将步其亚洲近邻南韩和台湾的后尘，走同样的政治道路。1980年代，南韩和台湾都由威权统治转变为民主政体。
在1997年于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克林顿告知江泽民主席，“你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实际上采取了一种经过少许修改的弗兰西斯·福山式的后冷战历史观，即历史向自由主义方向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克林顿认为中国的政治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柏林墙不可避免会倒掉那样” 。
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都对美国改变中国的必胜愿景满怀信心。克林顿的继任者小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中国开始指责美国采用“和平演变”策略来破坏共产党的统治后，美国的大小官员们，在私下场合，常常以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困惑的方式承认，他们的确是和平演变的信奉者。)
关于中国注定会有某种政治变革的预测，其实是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年内思想图景(intellectual landscape)的一部分。1996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叫“勾勒2010年中国愿景”的会议上， 已故的美国最好和最著名的汉学家米切尔·奥格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我很想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将在2010年由直选产生，或者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多党存在的国家议会选举产生。”他说：“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疆界所具有的渗透性特点，将使中国领导人难以抗拒这些趋势。”
用政策术语来说，这种整合战略的核心步骤，是成功地把中国带进世贸组织(WTO)。这样，美国政府终结了国会每年一次的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表决过程，在1990年代早期，这一过程充满了激烈辩论，但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仪式。
在支持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克林顿政府告诉美国公众这这一做法可能给中国国内带来的政治影响。这些申明用词谨慎，但非常清晰。克林顿在2000年说：“将中国纳入WTO不能保证他们会选择政治改革，但是将加速这一进展，经济变迁的进程将迫使中国更快面对这一选择，更加紧迫地作出正确抉择……我知道(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本身并不是人权问题,同时也与人权问题无关。但是，这仍然可能对人权和政治自由有着深远影响。
10年后，看来这种试图通过贸易来改变中国的战略不像预先想象的那么奏效。诚然，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那些想在中国投资的，或者想将制造业外包到中国的人来说，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为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带来了长期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公司受到WTO的保护，不用担心国会的年度审议影响到他们是否能在中国继续运营。
但是，广泛的经济变迁没有象克林顿以及很多其他人预测的那样，促进中国下定决心去启动政治改革。相反，它们延迟了任何此类的决定。WTO成员资格推动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增加的繁荣，从中受益的是城市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中占有重要分量。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比10年前有更大的个人自主权(从生活方式、服装和旅行的意义上来说）,但是任何对政府有组织的异议和反对，都至少和10年前一样受到绝对压制。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过去10年的经济变迁意味着稳步增长的外汇储备，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际交往中更大的影响力。如此稳固的一艘“船”，何必要撼动它呢？
最近几个月来，即使是那些多年来呼吁更积极地理解中国领导层的海外老朋友们，如今也提出了十分悲观的看法。 在1月的一次演讲中，曾经参与尼克松政府中美建交活动的资深外交官查斯·费里曼(Chas W. Freeman Jr)说，当前的中国政权 “ 没有任何可靠的价值观，对其统治的人民不信任，也不被其人民所信任，腐败程度极其严重，并且对自我改进没有清晰的愿景” 。 他总结道：“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功和国防实力日益增长，但如果它无法发展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政治体制的话，其国际影响力将依然是有限的。他们不是不可能这样做，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将会这样做”。
进入奥巴马时代。在谈及中国时，奥巴马和其前任(不管是布什还是克林顿)都有显著的不同。在公众演讲中，奥巴马通常不说贸易和投资将会导致政治自由化，或者中国自己日益增长的繁荣将产生改变一党制的公众意愿。他没有信奉这样的观点， 即认为历史站在美国的这一边。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奥巴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勾画出自己要走的路” 。
相反，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前景，显然不抱太大希望：我们没法改变中国，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和其打交道。因为这对我们的外交很重要(想想伊朗和北朝鲜)，对我们的经济很重要(想想国债)。当发生冲突的时候，盛行的常见说法是是美国和中国有着一种“成熟的关系”( mature relationship)。所以，两个国家继续会谈，并且就重要问题互相磋商，但同时分歧依然严重。( 根据同样的看法 ，奥巴马政府也与共和党领袖贝纳(John Boehner)和参议院少数派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也有着一种 “成熟关系” 。）
那种由强势的美国带领中国进入现有世界体系的观念衰退过时了。因此，奥巴马有点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去年11月访问中国期间，他接受了对其外事活动和与公众交流的限制，这些限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10年前克林顿所受的限制。他还同意与中国发布了一份很长的正式“联合声明”，其中中方的模糊措辞在海外引起了一些骚动。在声明里，美国和中国承诺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国对这一说法的定义包括了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奥巴马政府坚持这一声明没有代表任何新的东西，但中国已经迅速利用了它，并将继续利用。( 几周前，当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时，中国立即指责这一会见违背了共同声明。)
奥巴马行政当局避免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做笼统的判断，因为它认识到，自身给中国带来改变的力量是有限的。同时，在美国的公众或知识界的辩论中， 那种认为贸易会给中国带来政治自由化的1990年代的旧观念，如今开始被一些新的观点所取代，这些新的理念更倾向于关注中国当局对有组织的异议活动的持续镇压。旧的观念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政治改革。而新的看法则是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想要政治变革，总之， 据说他们喜欢中国现存的制度。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旧观念的复苏。这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很相似，这些看法直到毛死后才被证明是错误的。
那些对现政权的支持度持有乐观看法的人，常会提到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两年前进行的一项调查，那次调查发现有86%的中国人对“当前本国的整体状况”感到满意。但是皮尤调查同样发现，与全球标准相比，只有很少一部分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这与人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态度形成对比。皮尤调查没有问——因为没有任何外国调查能够这样提问——这样的基本问题：你希望能够选举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吗？你喜欢中国共产党吗？你是否认为中国的一切事务都应该由一党来操办？
认识到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将无法使中国开放其政治体制，这对美国的相关政策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政策，使之合理化，都是有启示的。最终，美国能够找到一种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与一切宏大政治计划相分离的对华经济政策。在中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来保护自己的产业和工人时，我们不应该抓住通过贸易促进中国的自由化这种旧观念死死不放。
在2008年的总统初选期间，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各工业州进行竞选活动时，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并保证新政府一定会改变这种状况。希拉里的观点尤其尖锐。在匹兹堡，她对工会成员说：“中国等国持续操纵货币，使美国商品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同一天，奥巴马提出同样的观点，虽然不像克林顿那么尖锐。他说，中国领导人“严重低估了他们的货币价值，以使他们的商品处于不公正的优势地位。”但是这些承诺，在他们上台后很快被束之高阁。后来的财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一份给参院财政委员会的书面声明中写道：“奥巴马总统……相信中国正在操纵它的货币。”很快，人们开始担忧新政府很可能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与中国打交道的，但盖特纳扭转了这样的想法。去年4月，在一次关于货币问题的正式报告中，财政部决定对中国操纵货币的问题只字不提。
奥巴马行政当局将在下个月提交一份新的货币报告，其中将再次对中国的货币问题提出质疑。而中国则很可能对此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时会努力化解大幅度升值的要求。 一些中国分析家警告说，中国的领导层不可能很快纠正这种操纵行为，因为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中国工人大规模失业。如果是那样将会非常糟糕，但是奥巴马政府也需要关注美国的就业问题，并且敦促中国人民币的价值有真正显著的变化。按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的估计，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使美国损失140万个就业机会。
就外交政策而言，我们需要同样的思维。把中国整合到一个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这一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幻觉。所以，我们应该像中国一样追求属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追求那些模糊不清的宏大目标。我们可以无需再假装那些利益是一致的。当不能反映两国间的基本现实时，不需要再去签署宏大的中美合作声明。现如今，重提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的老日子不但不能有所帮助，而且反而会阻碍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各种商业关系。关于过去的空谈，阻碍我们正视眼下的分歧。这种空谈构建起一种虚假的氛围，似乎由于没能像当年基辛格与周恩来和睦相处那样，与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处理好关系，美国的新领导者们应该对此感到羞愧。
对于民主和人权问题，我们需要从这一假设开始，即中国政治体制不会在近期开放。在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时，希拉里 ·克林顿说她不会把焦点放在人权问题上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他们将会说什么”。这是部分正确的。如果与中国进行人权讨论的目的是说服其领导人，的确是在白费口舌。但是继续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传达我们自己对自由和开放的政治辩论的价值的持久信念，并且希望那些在领导层之外的中国人能够听到和关切这些信念。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各个时期是不同的。 仅在一年前，两个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共同刺激经济，坊间都在谈论说美国和中国像一个新的两国集团（G2）一样运作，协作领导世界。现在，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和尴尬的奥巴马访问之后，我们对中国的描述却又截然不同了：一个一意孤行的中国，中国是一国集团(G1)。
中国可能很快会平息这些不满。可能会适度放宽货币政策，以使美国和欧洲领导人觉得自己小赢了一个回合。中国可能会在伊朗问题上提供适度支持，以免被视为阻碍制裁的国家。 可能从现在起的一年内，人们用来形容中国的词汇将暂时从“强硬的” 变成“富有弹性的”。
但是，不管我们如何描述中国的行为，以反映其相对较小的政策变迁，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基本观点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已经认识到，自己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对中国的诸种假设体现了冷战后美国的过度自信，如今显得有点过时而荒谬。当时，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并且正在向我们的方向前进，注定了要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由化。但历史啊，唉，往往不是这么想当然的事情。
孟捷慕(James Mann)写了三本关于美中关系的书。他是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尔尼兹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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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看中国”，“译者xiaolin”索引。
数十年来，各方面的中国官员和中国外部的人士一再宽慰世界，说共产党的领导人最终将开放其一党制政治体制。就象过去所说的，这一政权将进行重大政治改革，推动政治自由化，以适应上世纪70年代晚期由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这几乎只是一个时机问题罢了。在两年前的《外交事务》上，在北京有着广泛高层关系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报道说，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告诉他：“现在中国的争议不再是是否要推进民主，而是什么时候和如何推进民主。”
多年以来，对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改革既定计划被一再推迟，有着很多短期性质的解释。比如，因为中国领导人新上任所以无法发动改革，或者因为在核心圈太长时间以至于也无法启动改革；不太可能在5年一次盛大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放手改革；也不能在任何一个以9结尾的年份启动改革，因为太多的敏感事件发生在9结尾的年份，比如1989年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不能在奥运会前冒险改革；当然也不能在经济不景气和增长缓慢的时候，或者在高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时候进行改革。
如果把过去这些短期推迟的理由都当真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敏感的以9结尾的年份过去了，奥运会早过去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已经一起干了7年；下一次党代会还有两年才开。虽然有一些金融隐忧，比如地产泡沫，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经济还不错，没有衰退也没有恐怖的过热。
但尽管有着以上条件，却还是没有政治自由化的迹象。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胡锦涛和他的助手们看上去一直都是在反方向上推进——收紧对有组织政治反对派的控制，施压对象甚至包括异见人士的代表律师。
去年12月，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了08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08宪章旨在推进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尽管欧盟和美国呼吁释放刘晓波，但他还是被审判，判处11年有期徒刑。同时，高智晟在2009年2月4日从其家里失踪。高智晟是一个杰出的律师，曾经为煤矿工人，地下基督徒，法轮功分子寻求政府赔偿。中国政府在一年来几乎没有对此有任何解释，只是说“他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上个月，中国官员说高智晟在遥远的新疆“工作”，而其妻子不被允许与他交谈。今年1月，中国环境活动家谭作人，在编写四川大地震中死亡孩子的名单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5年。这些突出的案例只是更大的格局中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人权观察”组织的亚洲宣传主任，索菲·理查德森(Sophie Richardson)认为“不断的逮捕行为不限于著名的政府批评者，也包括和平的抗议者，记者， 那些孩子被毒牛奶和豆腐渣教室所害并要求为此得到赔偿的人们 ，甚至包括外国商人。所有这些逮捕行动都表明，中国政府没有显示出任何尊重最基本人权的姿态 。”
过去，在对内进行镇压的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发生同步的变化。然而，这一次，对国内异议者的强硬路线，与在一系列国际议题方面的强硬姿态相呼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已经成为多边努力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主要障碍。尽管美国、欧洲和其它地区一再呼吁人民币升值，中国仍然维持低估的货币，推行本质上的重商主义政策。根据大部分说法，去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中国带头阻止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重大决定。在去年11月严密限制奥巴马访华后，对美国对台军售和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中国采取了比过去更强硬的立场。但不止是美国，欧洲、英国和印度也都起来反抗这种似乎是全新做法的“中式强硬立场”(Chinese assertiveness)。
如何解释这一政权最近的这些行为？ 最明显，而且也是最经常提出的解释是，中国终于认识到了自己日渐强大的实力。尤其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国预算赤字节节上升以来，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因此这一理论解释流行开来—— 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可以让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可以坚持要求改变国际现状，总而言之，可以让所有人闭嘴。因此， 据说我们正在见证中国对西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羞辱所进行的报复。
问题是这一解释不太全面。是的，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对其经济优势有最新的、理由充分的认识——但是没必要由此认为，这会导致中国最近表现出的急躁挑衅行为。事实上，历史上中国领导人产生强大的感觉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对外部世界呈现出的是一种威严的沉着(august serenity) 。(这种态度以乾隆皇帝为缩影，当英国大使马戛尔尼(Macartney) 爵士恳求开放与中国的贸易时，他著名的回答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们表现出了与外国人交往的谦虚，虽然有点做作。当尼克松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他告诉毛泽东，毛的著作推动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毛泽东反对说：“我没能力改变世界。 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换句话说，炫耀实力不太符合中国一贯的传统。
实际上， 不同于中国通常的外交方式，中国最近的强硬姿态有时看来适得其反。通常来讲，中国擅长灵活的软身段外交，目的是要使得主要大国彼此分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得他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影响力而彼此竞争。但是中国最近在人权、 持续低估货币价值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政策，都在提醒美国和欧洲，在应对中国方面，他们有共同的价值和利益。
如果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多层面)是适得其反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外交政策所针对的目标不在华盛顿或者布鲁塞尔。也就是说，其国际战略由日益增长的国内暗流所驱动 。中国领导层看上去对失去控制的局面感到不安。在过去的几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生“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 )，中国领导层担心类似的大众运动也会在中国发展。在去年，中国也注意到了伊朗“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的成长。 在局外人来看，这样的对比很荒谬，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天壤之别 。伊朗数十年来已经拥有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中产阶级运动，更不要提选举了（这些都是中国不具备的条件）。
然而，在中国和伊朗的最新发展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相互影响作用。伊朗去年6月大选骚乱之后，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支持内贾德，并且希望伊朗能维持“稳定和团结”。数周后，在去年7月，当中国西部的新疆省发生暴乱时，胡锦涛主席缩短了对欧洲的访问，赶回国主持工作。中国迅速在整个新疆地区切断了互联网服务。几个月前，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警示互联网在伊朗起到的作用和美国相关：“伊朗大选之后接连不断的内乱是怎么来的？就是美国发动的互联网战争，Youtube视频、Twitter微博造谣、分化、调拨、离间。”
同时，中国领导层还得应对另一个来自不同方向的国内政治问题 ，这是其自己制造的问题之一 ：一种空前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该政权已经煽起了民族主义， 以此取代已极少有人相信的陈旧的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确，在蒋介石从大陆撤退到台湾60年后，曾打败他的共产党成功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主义中国，但却与那个旧的国民党式民族主义中国一样充满腐败。但是，领导人越是鼓励民族主义，就越不得不担心自身会被指责向外国人屈服。在美国炸弹击中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后，政府允许反美游行示威高胀；几年后又允许反日抗议。这两个事例中，在抗议者的威胁要超出控制时，政府都不得不控制住街头示威 。 中国领导层最担心的是，民族主义情绪某一天可能会掉头来把矛头指向他们。
简言之，中国正处于转变为具有持久性的威权政权的过程中，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现在，中国领导层担心的是国内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力量，无论这种反对的声音是在街头还是在网上。后果似乎很明显：中国没有象多年以来外界所希望和预测的那样，开放其政治体制来深化改革，在海外，则不愿再显示出任何软化的姿态。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这种日益强硬的姿态感到焦虑。实际上，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美国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愿景和战略逐步瓦解了。 资深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最近在一段还算中肯的短评中描述了当前知识界的窘况：“ 那些曾经认为这个国家正不可阻挡地走向更大的开放和改革的分析家们， 开始重新检视那些长久以来所持有的假设。”
就象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提到的那样， 通过贸易和经济纽带将中国带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并逐渐促进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从而“将中国整合到一个由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中 ”， 这是近20年来美国的中国战略的理念基石。
这个战略的成型经历一个过程。在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的中国政策 主要基于反苏冷战合作伙伴理念。 当时很少触及中国的政治体制， 虽然华盛顿当局有人相信，邓小平会在经济改革之后，推动相应的政治变革。
1989年，在天安门示威和血腥镇压，以及当年晚些时候的柏林墙倒塌等政治动荡之后，美国领导人努力针对当时的现状想出了与中国打交道的新基础。最初的提法来自乔治.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为与一个刚刚对国民开枪的政权继续交往寻求解释。老布什选择了“接触”(engagement )的观念，选择这样一个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在此数年前，里根政府曾经使用“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提法 ，当时国会正在试图对南非的种族隔离统治采取经济制裁措施，里根当局则用这样的说法来为自己与南非的友好外交关系提供辩词。 尽管如此，一旦该词被用来形容与中国的关系之后，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提法已经不仅仅用来描述与中国的接触，而且还用来描述与世界上其他诸如缅甸、苏丹和伊朗这样的压制性政权的关系。
而且 ， 正如这一观念的很多支持者承认的那样，“接触”只是一种同意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的战术而不是战略。 战略问题是克林顿政府面临的任务。美国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得更加开放 。完成这一变革的手段就是贸易和投资。 根据这一战略预测，经济繁荣将带来最终的政治自由化。 根据这种分析，中国将步其亚洲近邻南韩和台湾的后尘，走同样的政治道路。1980年代，南韩和台湾都由威权统治转变为民主政体。
在1997年于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克林顿告知江泽民主席，“你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实际上采取了一种经过少许修改的弗兰西斯·福山式的后冷战历史观，即历史向自由主义方向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克林顿认为中国的政治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柏林墙不可避免会倒掉那样” 。
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都对美国改变中国的必胜愿景满怀信心。克林顿的继任者小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中国开始指责美国采用“和平演变”策略来破坏共产党的统治后，美国的大小官员们，在私下场合，常常以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困惑的方式承认，他们的确是和平演变的信奉者。)
关于中国注定会有某种政治变革的预测，其实是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年内思想图景(intellectual landscape)的一部分。1996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叫“勾勒2010年中国愿景”的会议上， 已故的美国最好和最著名的汉学家米切尔·奥格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我很想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将在2010年由直选产生，或者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多党存在的国家议会选举产生。”他说：“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疆界所具有的渗透性特点，将使中国领导人难以抗拒这些趋势。”
用政策术语来说，这种整合战略的核心步骤，是成功地把中国带进世贸组织(WTO)。这样，美国政府终结了国会每年一次的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表决过程，在1990年代早期，这一过程充满了激烈辩论，但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仪式。
在支持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克林顿政府告诉美国公众这这一做法可能给中国国内带来的政治影响。这些申明用词谨慎，但非常清晰。克林顿在2000年说：“将中国纳入WTO不能保证他们会选择政治改革，但是将加速这一进展，经济变迁的进程将迫使中国更快面对这一选择，更加紧迫地作出正确抉择……我知道(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本身并不是人权问题,同时也与人权问题无关。但是，这仍然可能对人权和政治自由有着深远影响。
10年后，看来这种试图通过贸易来改变中国的战略不像预先想象的那么奏效。诚然，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那些想在中国投资的，或者想将制造业外包到中国的人来说，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为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带来了长期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公司受到WTO的保护，不用担心国会的年度审议影响到他们是否能在中国继续运营。
但是，广泛的经济变迁没有象克林顿以及很多其他人预测的那样，促进中国下定决心去启动政治改革。相反，它们延迟了任何此类的决定。WTO成员资格推动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增加的繁荣，从中受益的是城市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中占有重要分量。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比10年前有更大的个人自主权(从生活方式、服装和旅行的意义上来说）,但是任何对政府有组织的异议和反对，都至少和10年前一样受到绝对压制。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过去10年的经济变迁意味着稳步增长的外汇储备，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际交往中更大的影响力。如此稳固的一艘“船”，何必要撼动它呢？
最近几个月来，即使是那些多年来呼吁更积极地理解中国领导层的海外老朋友们，如今也提出了十分悲观的看法。 在1月的一次演讲中，曾经参与尼克松政府中美建交活动的资深外交官查斯·费里曼(Chas W. Freeman Jr)说，当前的中国政权 “ 没有任何可靠的价值观，对其统治的人民不信任，也不被其人民所信任，腐败程度极其严重，并且对自我改进没有清晰的愿景” 。 他总结道：“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功和国防实力日益增长，但如果它无法发展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政治体制的话，其国际影响力将依然是有限的。他们不是不可能这样做，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将会这样做”。
进入奥巴马时代。在谈及中国时，奥巴马和其前任(不管是布什还是克林顿)都有显著的不同。在公众演讲中，奥巴马通常不说贸易和投资将会导致政治自由化，或者中国自己日益增长的繁荣将产生改变一党制的公众意愿。他没有信奉这样的观点， 即认为历史站在美国的这一边。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奥巴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勾画出自己要走的路” 。
相反，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前景，显然不抱太大希望：我们没法改变中国，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和其打交道。因为这对我们的外交很重要(想想伊朗和北朝鲜)，对我们的经济很重要(想想国债)。当发生冲突的时候，盛行的常见说法是是美国和中国有着一种“成熟的关系”( mature relationship)。所以，两个国家继续会谈，并且就重要问题互相磋商，但同时分歧依然严重。( 根据同样的看法 ，奥巴马政府也与共和党领袖贝纳(John Boehner)和参议院少数派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也有着一种 “成熟关系” 。）
那种由强势的美国带领中国进入现有世界体系的观念衰退过时了。因此，奥巴马有点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去年11月访问中国期间，他接受了对其外事活动和与公众交流的限制，这些限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10年前克林顿所受的限制。他还同意与中国发布了一份很长的正式“联合声明”，其中中方的模糊措辞在海外引起了一些骚动。在声明里，美国和中国承诺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国对这一说法的定义包括了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奥巴马政府坚持这一声明没有代表任何新的东西，但中国已经迅速利用了它，并将继续利用。( 几周前，当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时，中国立即指责这一会见违背了共同声明。)
奥巴马行政当局避免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做笼统的判断，因为它认识到，自身给中国带来改变的力量是有限的。同时，在美国的公众或知识界的辩论中， 那种认为贸易会给中国带来政治自由化的1990年代的旧观念，如今开始被一些新的观点所取代，这些新的理念更倾向于关注中国当局对有组织的异议活动的持续镇压。旧的观念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政治改革。而新的看法则是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想要政治变革，总之， 据说他们喜欢中国现存的制度。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旧观念的复苏。这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很相似，这些看法直到毛死后才被证明是错误的。
那些对现政权的支持度持有乐观看法的人，常会提到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两年前进行的一项调查，那次调查发现有86%的中国人对“当前本国的整体状况”感到满意。但是皮尤调查同样发现，与全球标准相比，只有很少一部分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这与人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态度形成对比。皮尤调查没有问——因为没有任何外国调查能够这样提问——这样的基本问题：你希望能够选举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吗？你喜欢中国共产党吗？你是否认为中国的一切事务都应该由一党来操办？
认识到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将无法使中国开放其政治体制，这对美国的相关政策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政策，使之合理化，都是有启示的。最终，美国能够找到一种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与一切宏大政治计划相分离的对华经济政策。在中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来保护自己的产业和工人时，我们不应该抓住通过贸易促进中国的自由化这种旧观念死死不放。
在2008年的总统初选期间，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各工业州进行竞选活动时，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并保证新政府一定会改变这种状况。希拉里的观点尤其尖锐。在匹兹堡，她对工会成员说：“中国等国持续操纵货币，使美国商品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同一天，奥巴马提出同样的观点，虽然不像克林顿那么尖锐。他说，中国领导人“严重低估了他们的货币价值，以使他们的商品处于不公正的优势地位。”但是这些承诺，在他们上台后很快被束之高阁。后来的财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一份给参院财政委员会的书面声明中写道：“奥巴马总统……相信中国正在操纵它的货币。”很快，人们开始担忧新政府很可能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与中国打交道的，但盖特纳扭转了这样的想法。去年4月，在一次关于货币问题的正式报告中，财政部决定对中国操纵货币的问题只字不提。
奥巴马行政当局将在下个月提交一份新的货币报告，其中将再次对中国的货币问题提出质疑。而中国则很可能对此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时会努力化解大幅度升值的要求。 一些中国分析家警告说，中国的领导层不可能很快纠正这种操纵行为，因为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中国工人大规模失业。如果是那样将会非常糟糕，但是奥巴马政府也需要关注美国的就业问题，并且敦促中国人民币的价值有真正显著的变化。按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的估计，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使美国损失140万个就业机会。
就外交政策而言，我们需要同样的思维。把中国整合到一个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这一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幻觉。所以，我们应该像中国一样追求属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追求那些模糊不清的宏大目标。我们可以无需再假装那些利益是一致的。当不能反映两国间的基本现实时，不需要再去签署宏大的中美合作声明。现如今，重提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的老日子不但不能有所帮助，而且反而会阻碍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各种商业关系。关于过去的空谈，阻碍我们正视眼下的分歧。这种空谈构建起一种虚假的氛围，似乎由于没能像当年基辛格与周恩来和睦相处那样，与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处理好关系，美国的新领导者们应该对此感到羞愧。
对于民主和人权问题，我们需要从这一假设开始，即中国政治体制不会在近期开放。在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时，希拉里 ·克林顿说她不会把焦点放在人权问题上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他们将会说什么”。这是部分正确的。如果与中国进行人权讨论的目的是说服其领导人，的确是在白费口舌。但是继续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传达我们自己对自由和开放的政治辩论的价值的持久信念，并且希望那些在领导层之外的中国人能够听到和关切这些信念。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各个时期是不同的。 仅在一年前，两个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共同刺激经济，坊间都在谈论说美国和中国像一个新的两国集团（G2）一样运作，协作领导世界。现在，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和尴尬的奥巴马访问之后，我们对中国的描述却又截然不同了：一个一意孤行的中国，中国是一国集团(G1)。
中国可能很快会平息这些不满。可能会适度放宽货币政策，以使美国和欧洲领导人觉得自己小赢了一个回合。中国可能会在伊朗问题上提供适度支持，以免被视为阻碍制裁的国家。 可能从现在起的一年内，人们用来形容中国的词汇将暂时从“强硬的” 变成“富有弹性的”。
但是，不管我们如何描述中国的行为，以反映其相对较小的政策变迁，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基本观点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已经认识到，自己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对中国的诸种假设体现了冷战后美国的过度自信，如今显得有点过时而荒谬。当时，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并且正在向我们的方向前进，注定了要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由化。但历史啊，唉，往往不是这么想当然的事情。
孟捷慕(James Mann)写了三本关于美中关系的书。他是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尔尼兹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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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看中国”，“译者xiaolin”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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