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观点栏目
作者：THORBJORN JAGLAND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22日
译者：花无间
校对：@xiaomi2020
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刘晓波，中国政府一直在严词谴责这一行为，然而这种谴责恰好无意中解释了人权为什么值得捍卫。
中国政府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案和标准高于国家，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它们得到尊重。
现代“主权国家” 的概念起源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而在这个条约签订之前，“ 主权” 概念常常是专制统治的象征。
但是，斗转星移，“国家主权”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的《独立宣言》与法国的《人权宣言》改写了这一定义，从这以后，公民——取代了专制——成为国家权力的来源，也奠定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上个世纪，“国家主权” 的概念再一次改变。国家主义在向国际主义转变。在发生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的警醒下，联合国成立了，其各成员国都承诺要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了全体世界公民的基本权利。《宣言》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今天，在全世界，无论是否实行民主制度，普世价值下的“人权” 概念都在与“多数暴政” 相抗衡。即使一国议会中的多数都赞成，仍然不能通过一项伤害少数人权力的决定，更无法通过削弱人权的法律。即便是中国仍非宪政民主国家，但它是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它已修改了《宪法》，承诺要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
但是，刘晓波的入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的《刑法》违背了《宪法》精神。他被判犯有“散布谣言、诽谤或以其他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但在奉行普世人权的国际社会里，阻止人们发表观点或流言不是一国政府的职责，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言论自由——即使发言人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
这就是诺贝尔委员会一直支持的权利。我们表彰的就是那些一直努力捍卫这些权力的人，包括为反抗前苏联侵害人权而斗争的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 Sakharov) 、为争取公民权利而斗争的美国著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
中国政府激烈抨击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并且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颜面扫地，这毫不奇怪。相反，中国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因为能成为辩论与批评的对象正说明它已经足够强大。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不是唯一一个批评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还有一些人说，颁奖给刘晓波，实际上可能会恶化中国的人权倡议者的生存环境。
这种说法不合逻辑：如此说来，诺贝尔奖委员如要促进人权，最好是保持沉默。如果我们对中国保持沉默，谁会是下一个要求我们保持沉默和不干涉的国家？这会让我们在削弱《世界人权宣言》和基本人权信条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我们绝不应，也不能保持沉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忽视国际义务。
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它在过去二十年来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希望看到持续的进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先生。如果中国准备与其他国家和谐并进，维护国际社会的价值观，成为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那么中国首先要保障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
一个人仅仅因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被判11年监禁，这是一出悲剧。诺贝尔先生曾经说过，和平奖要颁给那些“促进国家间和平友好的人士”，如果我们要实现世界和平，普世人权一定是最好的试金石。
诺贝尔评审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
译者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法国实力大增，为后来称霸欧洲打下基础；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为北欧强国。此外，该和约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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