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关于2012版《刑诉法》修改的过程回顾(综述)

核心提示:中国最有法治精神的法律人和媒体人,未能在半年的互动过程中,以简明的语言通报《刑诉法》的不同版本草案的修改与调整中的区别,未能明确形成反对“恶法”的行动目的,未能与关心并有意愿反对“恶法”的人大代表形成联盟,未能利用现成的程序改变议程……我们在和躲藏在立法程序、立法机关之后的实控力量较量的时候,依然很稚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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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版《刑诉法》的修正引起比较多人关注的时候,是今年“两会”期间就要对最终稿投票的时候,但是它的修订及所引起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始于去年。

去年四月,艾未未因为受到“茉莉花运动”的影响,从北京国际机场被强制带走,失踪了81天,直到六月才被释放。期间,国际媒体大哗,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在外媒上发表,也出现了不少自发的要求“释放艾未未”的活动,如伦敦泰特艺术中心悬挂大幅条幅,如香港出现的镭射投影和涂鸦,以及在多国驻华使馆外的示威抗议。在国际舆论中非常强有力的一条就是“中国政府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被援引最多的法律条纹就是“嫌犯在被拘押24小时后应通知家属”。

到2011年8月,已经在修订中的《刑诉法》公布的草稿中第30条、36条、39条的特殊条款,即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重大行贿受贿罪的嫌犯,可以不通知家属,可以在指定居所拘押,当时就已经引起外媒的注意和中国法律观察者的反对。

发表于BBC的文章说:中国的人权在不断恶化——位于香港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保卫者"称在2011年,中国有超过4000名政治犯被逮捕,其中超过150人遭受酷刑,并有最少20人被拘押数周乃至数月。该组织称随着去年中东爆发的民主革命,一些中国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加大了镇压力度,2011年是10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最恶劣的一年。(原文

2011年8月26日,《卫报》的发表《中国警察可能“将可以在不告知家属的情况下扣押嫌疑人”》(全文译文

2011年9月28日 《路透社》发表《艾未未的妻子呼吁中国放弃拘押计划》(全文译文)当时为期一月的草案征求意见期已经结束。

在一个月的草案征求意见期中,中国的法学界专家、媒体人士已经发出了一些呼吁,要求更改违宪的条款,财新网、网易、凤凰网、腾讯等网媒都有转载,当时对刑诉法修正中的部分条款,贺卫方、童志伟、斯伟江、陈有西、王德邦……都已经发表了反对的意见。在国外,知名的中国法学泰斗孔杰荣也撰文反对(译文),但是,很遗憾,这一讨论似乎局限于法律界人士,并没有向更广泛的公众进行传播。而且,在后来公布的《刑诉法》草案中曾一度被解读为“秘密羁押”条款已被删除,甚至在中方发言人回答外媒提问时也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这一条款已经删除。但事实上,这一条款只是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从来没有被彻底删除过。详情可以参考《凤凰网》的这个专题

《刑诉法》修订再次引发国内外关注的时候,已经是在“两会”开幕前夕。2012年3月1日,《美联社》发文:中国准备给警察让人民失踪的权力(原文

3月6日长期观察中国法律的陆思礼(Stanley Lubman)在《华尔街日报》发文:《中国修法:一些进步,多少退步?》(原文)其中提到:在“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的例外条款中是否可以“秘密拘押”,新的草案如何规定还不清楚。更令人担忧的是:刑诉法在警察、检察院和法院实践时有多少能够落实?如果检察官经手的案例不能最后结案为“有罪”的话,他们的绩效就被认为是不佳。这种体系显然是鼓励定罪,而不是保障个人权利。

曾经遭受过“秘密拘押”的受害者们也发声反对,《纽约时报》博客援引胡佳的一条推文说:刑诉法73条让中国从一个警察国家变为一个警察帝国。

2月29日人权观察组织的亚洲观察员林伟(NICHOLAS BEQUELI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把镇压工具合法化》(译文)在3月上旬突然引起了中文博客圈的注意,也因为这篇文章73条款成为了焦点,其实73、83条款基本上重复了最早的一稿中的30、36、39特殊条款。

尽管有律师指出,3月人大即将审议的最新稿《刑诉法》是在表决前一个星期才发给代表的,几乎是在表决的前几天才被扫描上网,这其实不符合相关要求(一个月前要公布给公众),但是,表决如期进行。

如法新社在3月13日的报道《中国人大通过有争议的刑诉法条文》所说:中国人大将于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刑诉法的修订,修订后的刑诉法将允许警察可以不经审判和通知家属而把犯罪嫌疑人拘押于秘密地点,即通常所称的黑监狱最长达达6个月。(原文

3月13日,人大以“赞成2639票,反对160票,弃权57票”通过了这一新《刑诉法》(网易新闻)。

可能这出立法大戏最出人意料的转折出现在表决后。通过后的《刑诉法》和表决时的草案又有不同,引起反响最大的73条中的“秘密关押”条款消失,而被合并到了第83条中。从程序上来说,这其实也是严重违法立法程序的,这种调整实际上让人大的表决通过沦为彻底荒诞的形式。

到我们综合形成本文回顾的时候,后续的评论仍在不断出现。如孔杰荣教授的新文:从薄熙来案看中国的《刑诉法》(译文)和斯伟江的《胡旋之义世莫知?》 两文都认为新的《刑诉法》是“为迎合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而作的明显妥协”。而李进进发表在《纵览中国》上的《秘密拘押条款被秘密消失》则认为从结果上来说,2012版的《刑诉法》比1996版要更保护人权。

回顾2012版《刑诉法》的调整过程,中国的立法机关与国内民众、媒体和国际舆论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这种互动到底是进步还是“诡辩”,很难一言以蔽之。即使有某些论点认为,新《刑诉法》的结果比1996版进步了,但是,它的严重违反程序正义的做法只揭露了一个事实——中国并非法治国家。而这个国家里最有法治精神的法律人和媒体人,未能在半年的互动过程中,以简明的语言通报《刑诉法》的不同版本草案的修改与调整中的区别,未能明确形成反对“恶法”的行动目的,未能与关心并有意愿反对“恶法”的人大代表形成联盟,未能利用现成的程序改变议程……我们在和躲藏在立法程序、立法机关之后的实控力量较量的时候,依然很稚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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