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30日星期五

《赫芬顿邮报》在中国社会中屡屡碰壁的乙肝患者们积极造假

核心提示:在中国――这个一次血检就可以决定一切的地方,出现了帮你伪造结果的新服务

原文:Where A Blood Test Determines Everything, New Service Offers To Fake Results
作者:Kathleen McLaughlin, 环球邮报
发表:2011年9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团长荡漾"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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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

中国北京――对于中国至少10%的人来说,未来就取决于一次血检。

中国有全世界1/3的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在这里,病毒携带者们常常在求职和入学时被拒绝,还被朋友和恋人一脚踢开。由于歧视一时半会不会消失,该国的乙肝携带者们采取了合法或是欺诈的新手段来对抗这些偏见。

在最近这些年,中国出现了大量可供乙肝携带者们雇佣"抢手"来替其进行血液检测的网站。雇来的枪手接受报酬来参加在中国进行任何一种体检,血液检测也不例外。花上125至300美元,没有感染任何病毒的枪手就会来参加求职体检,这就让肝炎患者和其他求职者有了同样的机会。

"他们的生意真的很好",北京益仁平中心的主任杨占青说。该中心为全国的歧视的受害者们提供法律援助。

这项隐秘的服务能流行起来一点都不让人奇怪,要知道这些携带者们一旦被发现他们的(感染)状况就会被立马剥夺工作和受教育机会。益仁平最近进行的调查显示歧视根深蒂固,因为人们都深信病毒很容易传播。

周倔强(音)今年24岁,她已经因为携带肝炎病毒而失去了数个机会。

"2005年,我去申请一个工作,主动对公司说我是个携带者,"这个甘肃姑娘回忆道,"在电话里我激动的都哭了,我保证了我会努力工作,他们说他们会和上级商量,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复。"

"许多雇主都拒绝了我,"她接着说,"看起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回老家务农,这是唯一不需要体检的工作。"

其他的肝炎病毒携带者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血检终结了求职,终结了职业生涯,甚至终结了婚姻。周仍然觉得买一份假的血检结果很不道德。比起这个,她更加期待着社会会改变。在中国政府禁止公司,政府部门和学校强求乙肝筛检结果一年之后的今天,这种现象仍然广泛存在。那些乙肝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支持者们说,尽管有这项行政命令,大多数公司仍然把血检作为申请过程的一环来看待,并且拒绝了所有测试结果为阳性的求职者。

益仁平中心的杨占青说,乙肝筛检甚至仍广泛存在与全国的幼儿园之中,而那些携带病毒的孩子们将被顶级学校所拒收。

"它改变了一切,"杨占青说,"如果他们想去医院,他们不能提这个。如果他们想结婚,他们不能提这个。他们不能告诉包括他们朋友在内的任何人。"

尽管乙肝病毒仅仅依靠血液和体液传播,在中国是地方性的,尽管在普通的工作场所乙肝很难传播,但上述的一切还是如常。国际卫生机构说中国有大量人口在通过针灸疗多年来都在接触乙肝病毒。而对于打针输液的依赖以及很低的疫苗注射率也是造成乙肝广泛传播的原因。

杨占青说广为人知的关于乙肝的错误信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时南京和上海有数万人罹患乙肝,自那之后,筛检就成为了常规。

益仁平过去的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常常使用这项测试来取消求职者的应聘资格,而私营企业对这项测试的要求也只不过是稍少一点而已。外国公司也好不到哪去,和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相比,他们也同样的要求血检结果,拒绝那些病毒携带者入职。

杨占青说,关键不在于雇人伪造血检结果,而在于法律系统。法律支持病毒携带者,但正如中国许多已经生效的法律一样,法律的履行需要时间和检验。

益仁平曾在过去屡触中国政府的逆鳞。他们帮助受歧视者雇佣律师并诉讼。尽管无知蔓延,杨占青仍然很乐观。

"过去每个我们帮助的案子都是开创性的,"杨占青说。"现在这类案子如此之多,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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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英文版 倡议者:必须通过法律对抗艾滋歧视

中国外人博客:干旱外交

核心提示:中国和非洲讨论如何减轻干旱灾害带来的损失,有批评者认为这是中国进一步殖民非洲之举,不过,这个威胁的确需要解决之道,对中国和非洲来说都是如此。

原文:Drought Diplomacy
来源:China Bystander
发表:2011年7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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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配图:今年,在东非发生的严重旱灾造成的饥荒演变为人道灾难。】

过去三天以来,40多位中国、非洲和联合国的官员齐聚北京,讨论如何减轻干旱风险。对于干旱监测、水资源管理和干旱恢复性农业的决策者来讲,这一直都是个技术问题。而处理干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是同样如此。这次会议是北京与非洲整体对话的一部分,但这些主题很明显都关系到双方的共同利益。毕竟中国也在经历着严重的旱灾,例如在其南部和西南部发生的那次,以及华北平原持续发生的多次干旱。

据预测,和中国一样,由于气候变化,非洲的干旱将越发频繁和广泛。非洲之角目前正遭受60年来该大陆最为严重的旱灾,其中为此北京已承诺拨款八千二百万美元,以作为紧急粮食救济援助。中国使用的农业技术和方法在非洲得到了应用,例如在干旱地区进行地膜覆盖以保存作物的水份(反之亦然)。

由于农业是非洲大陆广大农村人口的主要谋生手段,所以干旱是非洲发展的主要威胁之一。北京很少拘泥于其所提供的对外援助的具体项目,而且中国企业将水管理系统视为投资机会和国内研发技术的出口市场。超过90%的非洲耕地完全依赖雨水灌溉。

由于非洲的水资源管理系统缺乏,干旱对其粮食供应的影响相比中国而言更为剧烈。这引起了非洲仅次于最重要的担心,中国可能将本国的粮食和畜牧业生产转移到非洲,以弥补自身由于旱灾和消费模式变化而造成潜在的食品短缺。这使得非洲不仅要养活自己,更要有额外的生产能力。去年,非洲国家需要进口价值达340亿美元的粮食,以供应其不断扩大的城市。除了增加粮食进口的潜在需要外,非洲还面临着这样一种风险,即中国的需求可能会推动世界商品市场上的食品成本。

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企业已经在购买非洲耕地,其中很多是小农场和家庭农场,不过并非全然如此。在非洲的50个国家,中国人在18个左右的国家拥有的农场,这些农场是通过从安哥拉到津巴布韦等国的63项投资购买的。至少有1100名中国农业科学家和专家在非洲工作,在那还至少有11个中国研究站,并至少有1万名雇农。说"至少"的原因在于这些数字都是根据中国官方2009年的估计而来。他们有可能低估该国目前在非洲大陆的农业活动。

在中国介入非洲事务这个问题上发出耸人听闻的批评之声很容易。事实上,廉价的信贷、世界级的基建公司、政治实用主义、以及如上所述的可以按需建造的通融方式,这些使得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乐见其成地接受中国的援助和投资。虽然如此,和任何援助捐赠非洲的西方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即使它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而且中国的国家援助、贸易融资和私人投资混杂一处,缺乏透明度。由于中国的援助和投资而对当地的环境、社会和劳动条件所造成的影响亦不应加以粉饰。

北京会议上中非间将有可能在一些最重要的缓解旱灾的方面达成共识,并达成更多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基建合同。毫无疑问,批评家会把它称之为中国通过"干旱外交"的方式进一步殖民非洲,但是这的确是开发援助日益加剧的新形式,这种援助看起来更象是商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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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中国的列车事故:向未来低头

核心提示:在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的鞠躬道歉非常少见。上海地铁事故后,有关人员在记者会上的鞠躬,平息了一些怒火

原文:China’s Train Crash: Bowing to the Future
作者: 欧逸文(Evan Osnos)
发表:2011年9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ijx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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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俞光耀在记者会上鞠躬  图片来源: Imaginechina/AP Images】

中国对于鞠躬有种复杂的感情。上个世纪自从末代皇帝离开紫禁城之后的大部分时间这个发明了磕头的民族已经不再磕头了,除了在重大时刻或十分感人的时刻。人们在寺庙或祭拜祖先的时候才鞠躬,不过,他们也不在打招呼或告别的时候鞠躬,这件事常常困扰着在日本的外国人。(这些年来我曾经不断地来往于日本,但我也还不能做出一个标准的30度鞠躬,更别说是郑重的45度shazai了。(译注:shazai这里是日语“谢罪”的读音。)

更重要的是,中国官员向公众鞠躬道歉已极为少见,与之相对日本企业高管已经把它变成了公开剧目之一了。所以在周二,当上海地铁董事长俞光耀在刚刚举行的地铁追尾事故发布会上做了一个标准的15度鞠躬时,这是个令人惊讶之举。他说:我对在这次事故中对居民和乘客造成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对受伤的乘客致以深切的关怀。

中国还没有从7月在中国东部城市温州发生的动车相撞事故缓过神来。一个错误的信号导致了列车相撞,致使四十人死亡,近两百人受伤(译注:官方数据为40人死亡,210人受伤)。周二发生的去年投运的地铁追尾事故造成共271人受伤(译注:最新数据为284人)。(信号看起来又是问题所在。)

7月的动车相撞事故之后的群情激愤是令人吃惊的,撞击事故象征着浪费,腐败,和粗心大意的不断增长,加剧了公众的不安,而这周的事故或将再次点燃人们对于在高速发展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激烈讨论。

向公众鞠躬道歉或许有用。几年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南,一场大雪导致铁路系统瘫痪后,向滞留在火车站的旅客非常罕见的鞠躬。“我不能用语言来表示安慰”温说,代以的是一个三十度的鞠躬。(译注:湖南雪灾中,温家宝抵达长沙后,向在除冰抢险中殉职的3名烈士的家属深深地鞠了一躬。“今天面对你们,我无法用更多的语言来表示安慰,我给你们鞠个躬吧!”然后又到火车站看望滞留的乘客)。李渊(音)的《华尔街日报》指出:“学习鞠躬道歉,至少是个进步”。新浪微博的Jiajianvwudeatongmu周二写到:“你何曾见过任何政府官员或领导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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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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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热点】

《国家》:邓小平之后的中国转型——邓小平奠定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基调。他去世后,中共再无类似的强人能拍板决定。现在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即使邓小平再生,也难以应付。

《国家利益》:见见新的毛泽东——现在也许到了承认习近平并非温和派的时候了。有迹象表明他将在内政外交方面都采取攻势

路透社:解决中国南方的土地纠纷:“天鹅绒手套”取代“铁拳”——刚刚经历过骚乱的乌坎镇,居然看不到一个警察。这在中国是不同寻常的场面

《纽约客》:中国来信:孔子归谁管?——孔子的生日那天,文化部宣称“孔子和平奖”被撤销。但是也有传言说这个奖将换个赞助商,继续办下去。

《纽约时报》:中国调查领养儿童事件后,开除12名工作人员——对于湖南邵阳计划生育人员强夺超生婴儿送往孤儿院一事的调查,发现他们虽然没有买卖婴儿的行为,但确有严重违法之处。

中国外人博客:看衰中国的国际观点有点过分悲观了——如今大多数国际投资家预计中国的增长速度将逐渐降到5%;但预测未来是件没谱的事情

《卫报》:中国发射太空站,向超级大国的地位跃进——在美国取消航天飞机计划的同时,中国却发射成功无人空间站,跨出新的一步。

《金融时报》:中国追求传媒实力——近期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昭示了北京追求软实力的雄心,但拒绝外媒记者采访峰会的行为实在莫名其妙

《华盛顿时报》:中国的智库扮演着间谍的角色——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其实是国家安全部的第八局,主要任务是收集对美情报

《福布斯》:中国曝一起可能涉及10亿美元的庞氏诈骗案——内蒙的一位妇女从银行骗到钱用于高利贷,至少3亿多美元被挪用,最终金额可能到10亿。

路透社: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继续游说向台湾提供新型F-16飞机——该公司向美国国会议员发出备忘录,反驳五角大楼对台出售旧款F-16的决定

 

【国际外交】

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的长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它在外交方面也把手伸的越来越长。有些民主国家感到中国的经济成功正把它变成自己最大的政治对手

东亚论坛:美国军方看待中国的视角——过去20年间,五角大楼从只把中国视作众多兴趣点之一,转变到了视中国为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最大挑战

《外交学者》美国是否令亚洲不稳定——当局势不明时,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给亚太国家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和繁荣。如今还不到把美国抛开的时候

《外交学者》:澳大利亚跳起中国舞——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堪培拉是否会放弃传统盟友,转而与北京成为战略伙伴?

法新社:罗姆尼称中国是一个“经济威胁”——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接受采访时表示华盛顿在贸易方面对华太软弱。

 

【经济金融】

《商业周刊》:美国太阳能厂商倒闭,指责中国进口货的声音甚嚣尘上

TPM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专家认为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其实近年来中国在美国也做了大量投资,为美国带来了不少就业机会

路透社:中国的“老板逃跑”现象凸显地下贷款市场——很多中国富人把资金投入地下高利贷市场生利。但现在,不少中小企业家为逃债而躲了起来。

路透社:美国司法部调查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财会违法情况——美国证交所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称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可能会面临刑事和民事诉讼。

一科米:图说中国的移动通讯业

《商业内幕》:高盛团队的中国见闻(图说)

 

【生活百态】

中国节奏博客:中国的农民工妈妈——许多农村的年轻妈妈们,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出门打工。这种情况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

《外交学者》:中国洛阳市的公关悲剧——性奴案、地沟油、误打游客,这几个星期洛阳丑闻不断。不过,通过这些丑闻,中国媒体的形象反倒有了改善。

《每日电讯报》:中国体育比赛中的普遍作假现象被曝光——最近的例子是一队男人戴上假发参加女子龙舟竞赛。

 

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

【编辑对话】漫谈文学与政治

核心提示:本期是两位译者就“文学和政治”这个话题进行的音频对话,提到了刘晓波、北岛、廖亦武、哈金、李翊云、李承鹏、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石原慎太郎、潘公凯、何伟等中外作家。

所有往期的译者Podcast音频节目都可以在iTunes商店中搜索“译者”收听或订阅,或直接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下载或收听本期音频节目(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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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下载“译者”的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

YZ: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编辑对话”的第五期,也是两位“文学中年”之间的对话。今天在线上的是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译者“南山”,他持续为我们的博客平台贡献了很多力量。今天很高兴可以和他进行这次对话。

NS: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YZ: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文学和政治”,结合最近的时事、和我们刚刚发出的译文,就这个话题来漫谈一下。

NS:好的。

YZ:我们的话题从哪儿展开呢?要不先谈一下你印象当中,文学和政治为什么总是一对连体婴儿,总是不能分开,有很深的关联,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NS:我觉得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这种传统,所谓“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字来表达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介入到对国家或社会的参与当中,这是所谓文人的“义务感”吧。无论是在哪个年代,总还是有许多人去做这种事。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这样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由于政治体制对大家发表的意见还有着控制,很多人或者是被迫噤声,或者更加有愿望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总还是会或多或少和政治打一些交道。[没错。]即使是一些所谓不太参与政治的作家,你看他的作品,也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政治味道”,像我比较喜欢的苏童的一篇小说《妻妾成群的》,实际上他写的是封闭的环境里关于人性的故事,但是你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影射,当作一个政治寓言来看也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YZ:没错,正如80后作家韩寒所说的,就是"在中国,即使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老是要来关心你"。可能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讲,这一点尤其真实,是句大实话。

NS:是这样,尤其我个人的感觉,越是政治方面不太开放,或者是政治的压迫、政治高压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里面,作家越容易把他个人对政治的看法体现在作品中。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在国外,象拉美的那些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国家都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作家所写的作品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YZ: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都有从政的传统,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中,文人和官宦本来就是可以相互交换的角色。[是的。]这也就形成了:文人如果在朝的话,则是文官;在野的话,就有点儿象当代政治中所讲的“反对派”。转换到今天的语境来讲,总会出现一批“异议作家”,他们虽然不是在体制内,但是愿意去指点江山,就时政发表意见,这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NS:对,这个也是“中国特色”了。在这样一个遍地“敏感词”的环境里,你即使想不政治也很难,你不知道地雷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的哪篇文章——即使是谈风花雪月——里面可能也会有敏感词,所以作为作家来讲,逃避不是办法。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逃避得开,我倒是觉得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去记录现在这样的社会,用他/她的作品反映出来,即使目前得不到发表,至少他也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YZ:而他们所写的文章一旦发表之后,就有了社会影响,也可能会有一批“追随者”,从这点上来看,文人就更有一点像“政治人物”了。

《外交政策》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核心提示:邓小平真正改变了中国,这部有关他的最新传记是迄今最完整的、也是最有雄心的。但是新出版的由傅高义(Ezra Vogel)执笔的这部《邓小平传》是否也留下了盲点?

原文:The Skeletons In Deng's Closet
作者:祈士遵(Christian Caryl)
发表:2011年9月1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作者简介:祈士遵(Christian Caryl)是《纽约书评》专栏作者、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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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

邓小平是你知之甚少的20世纪最重要的领导人――除非你是中国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人完全明白,正是拜邓所赐,他们得以摆脱贫穷,中国得以跻身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行列。然而在世界其它地方,T恤衫上印着的始终是毛主席的头像。邓在1997年去世,毫无疑问,在他的祖国以外,他很少被当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当代政治家。

这有很多原因。毛之所以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象征符号,是因为他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与当代全球性的年轻人反叛权威这一点是个完美的切合。即使全世界现在已更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罪行世所罕见,但罩在他头上的那种蔑视法律的时髦光环依旧没有消失。(在某些情况下,毛那种赤裸裸地拥抱群众暴力的激情或许还增添了他的吸引力。)与此相反,邓的市场化改革更加微妙,更加循序渐进,他的武器不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游行,而是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其成果尽管令人瞠目结舌,但很难说散发出了让人心潮澎湃的魅力。

不过,邓的一生是漫长的、非凡的,充满了戏剧性,对全世界来说也意义深远。他的一生值得被仔细爬梳。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他把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花费在编撰这部煌煌巨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上,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邓的最有雄心的作品。傅高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似乎仔细研读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到现在发布的所有会议文件。(我不能说自己很羡慕他有这份苦功,但,这事儿总要有人去做。)

在此之前也出过几本邓的传记――从用词简约的杨炳章(Benjamin Yang)、文雅的前外交家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到一丝不苟的分析人士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但是傅高义的作品可以算作是最完整、最有信息含量的一本。(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曾经写了一本书,认为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活力非凡,但是那本传记中并没有太多内容。)傅高义的作品钜细靡遗,这当然算是件好事。但是这本928页的书中,有些地方也读得让人疲惫不堪。比如部分章节名称是"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这种。如果你想专门了解邓的职业生涯,你绝对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他的生活,那么你恐怕会觉得这本书有点令人失望。傅高义或许并不赞成工作是最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的确如此。一本传记,从文体上说,就应该讲一个故事,最好还是读者不必费力就能解读的故事。基本事实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在创作赫鲁晓夫的传记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还是用讽刺的语气完成了对赫鲁晓夫的描摹。而傅高义则相反,似乎相当快地就跳过了他心目的英雄经历过的困苦、黑暗的一面。邓小平一生中大量的谜团、令人惊愕的幕后阴谋,以及四川人的辛辣气息,在书中基本没有反应。(译注1:此处提及的几本书的详情见文后注释。)

傅高义自20世纪60年代就经常去中国,多年来,他与邓的亲属和中共内部高层官员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种接触无疑丰富了他的作品。每当傅高义揭示出一些真正的爆料,往往都不是来自文件,而是披露了内部人士的观点。我最喜欢的一句是邓的小儿子所说的:"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

你可以认为,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是邓的职业人生的基石,也是中国与苏联采取完全不同路线的根本所在。1956年,已经度过30年坎坷职业生涯的邓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苏维埃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决定苏联未来命运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讲话"。(译注:2)像其他外国与会者一样,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罪行和政策失误时,中国人并不在场,但是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了足够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在那时还是个年轻的自以为是的家伙,后来他努力推进赫鲁晓夫在政治开放方面的想法,但从未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邓在那时则已经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血腥政治斗争的老练的官员,因此他能够得出和戈氏完全相反的结论。他意识到,如果你的政治体制把领导人们奉若神明,那么把他们还原成人的结果就会从根本上变得不稳定。最好还是把神继续供在神坛上,同时把精力放在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上来。当他在70年代末掌权之后,邓就决定首先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尽管他和其他数百万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整肃,但他依然确定要维护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超级英雄地位。

这被证明是一项令人惊异的成功战略。邓和他的党内同志们在1979年所进行的改革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行动。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拥抱了市场,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如傅高义所写:"当邓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之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总额只有不到100亿美元。三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扩大了一百倍。"

毫无疑问,邓扩大了很多中国人的个人自由空间,尽管他曾经无情地捍卫中共的领导地位,拒绝从根本上进行民主改革。1989年6月,邓选择用残酷的武力镇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抗议,这给他的声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但是经济自由化没有止步,他向那些保守派批评人士证明了自己捍卫共产党地位的能力,这一点不可小觑。傅高义花了大量篇幅描述邓在1992年的"南巡",他在南巡中高度评价自己在70年代末期实施的经济特区计划。这次出行让经济改革者们更加大胆,让他们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中国从此没有走回头路,今天,世界都为之叹为观止。

在邓小平76年的职业生涯中,前半段他一直追随着伟大领袖,同样也会忽视他人的生命。(据傅高义所写,邓在多年担任军队政委期间,因无惧在必要时牺牲士兵的生命而名声在外。)但渐渐地――或许是在50年代末饿死4500万人的灾难性的"大跃进"时――邓放弃了"毛主席永远正确"的幻想。1961年,邓在党内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他笃信老家四川的一句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邓用他自己的方式向党呼吁把经济效率放在革命精神之前,毛当然理解这种呼吁是对他的路线的一种挑战。就是这种意见分歧让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来又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陷入了几乎致命的绝境。邓小平总共被他的对手打倒了三次――但每一次他又积蓄了更大的力量东山再起。

1977年,邓第三次重返党内,这已是党令人瞩目地实现了打倒毛的极端教条主义的遗孀江青和她的盟友(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之后的事。傅高义明智地紧接着邓的这一次回归而大书特书。据我测算,在这本928页的书中,对1978年-1979年间事件的描述足足有263页,邓在这段时期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他从其它东亚国家借鉴了许多经验,但没有公开这么说。那些国家已经找到了一条威权制度下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之路。(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就包括了"变节的"台湾省。

美国人总是凭直觉把改革和创新与年轻划等号,但是邓在开展这一惊心动魄的变化历程时,已经年过七旬。傅高义高超地把中国巨变的政治细节呈现在读者眼前。

然而,他在描述邓不那么光彩的一面时,并没有展示出大师风范。仅举一例,傅高义在描述1957年反右运动时,说邓在毛的命令下主导的这场运动是"对55万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的疯狂攻击,这场运动摧毁了中国许多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让另外许多人被边缘化。"他写到:"一些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肆意批评政府官员,其实这些官员也有自己的困难处境。这让邓非常恼火。"仅此而已吗?傅高义丝毫没有提到这场运动受害者遭到虐待、被逼自杀、在劳改营中被判刑,以及被流放,有时长达几十年之久。

当然,传记作家用其书中主角的视角审视一切,这个理由无可厚非。如果我们仅听对邓小平的批评之词,对他的一生就会有很多地方无法了解。但问题是,傅高义有些过于倾向于用党的逻辑来解释某些事件,比如说天安门大屠杀或西藏问题,有时人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其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80年代初,邓粗暴地阻止了党内知识分子的一些自由对话,傅高义一本正经地说:"西方人认为全能的上帝能够批判尘世间的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或许我在这儿漏看了什么,但邓和他的同志们倾毕生之力,根据一名德国犹太人(译注:此处应指马克思)的深奥理论来改造中国。这跟中国传统有关吗?奇怪的是,傅高义只要一提到中国传统,就说党确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不知为何,对党的批评就不能形成中国价值观。

傅高义并非一贯殷勤有加,他的确提到了一些黑暗面,但总是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他对邓在1978-1979年间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描述丝毫不含讽刺意味,而是说:"那是邓为了党国的福祉而排挤了华国锋的一刻。"他还提到,北京的民主墙在197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很多批判性大字报,那里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多元思想的集中地。"在那里贴大字报的年轻人受到了他们新近获得的自由的鼓舞,但由于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他们缺少经验和智慧来提炼他们的判断。"让《人民日报》来写的话也不过如此了。

毫无疑问,到今天为止,傅高义是最详细地讲述了邓小平的一生的传记作者,他应当为此赢得掌声。如果不是他,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可能我们就不再有机会知晓。但是,这个故事仍然不完整。我在想,照此速度,那些被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否还有可能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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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1:杨炳章(Benjamin Yang)《邓小平政治评传》(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1998);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邓小平传;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中国与邓小平的遗产:从共产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演变》;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
威廉・陶伯曼 (William Taubman)《赫鲁晓夫全传》是得到了广泛关注的一本政治人物传记,有评价称之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与心理分析,使之充满了喜怒哀乐,印证了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成长。"

译注2:该报告原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也被经常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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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书评》玉瓦相杂 黎安友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中国节奏博客:《谁害怕中国?》节录

核心提示:本文是即将出版的《谁害怕中国?》一书的引子章节的节录。在这一节,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概述了"中国恐惧症"的自我指涉性质,以及这和中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

原文:Excerpt: Who's Afraid of China?
作者:Michael Barr
发表:2011年9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如果中国突然民主化,它还会不会被打上"威胁"的标签?在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即将出版的新书, 《谁害怕中国?》(Zed图书出版公司)中,他认为,那些持"中国威胁论"的人在谈到这个正在崛起的这个大国时表现出的对中国的恐惧常常也表现了他们自己的特质。巴尔用电影、教育、媒体、政治和艺术等方面的例子说明许多中国的软实力应对之策未能看到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它希望树立的国际形象之间的重要联系。这里是引子一章的节录,巴尔概述了"中国恐惧症"的自我指涉性质,以及这和中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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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恐惧

这本书的想法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第四台的一次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嘉宾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的一位高管。主持人问他,中国在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投资如此之巨,"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当然,中石化的代表给出了预料之中的答复:没有理由担心。中国正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前进,需要能源来支撑它不断增长的经济体,这有利于全世界。主持人接受了这样的回答,节目继续下去。但让我深思的是在这次对话中,为什么主持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他有必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背后的部分原因是对有限的自然资源供给的普遍关注。正在崛起的胃口大开的中国是否会让"我们"在寒风中战栗,让"我们的"汽车无油可烧?但在我看来,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其他国家也争先恐后地进入能源市场,虽然没有中国的影响那么大。但是,如果波兰或印度也在以同样的速度购买能源和原材料,他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吗?对中国的恐惧是否与它巨大的规模紧密相联?14亿人意味着在地球上,每五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然而,印度的人口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中国。很明显,在关于印度崛起的所有话题中,都没有和中国崛起有同样程度的担忧。

主持人表达的不仅是个人关注:同样的问题正在另外数十个国家中被问及。"我们"应该担心中国吗?这种担心是不是因为许多中国的石油企业很大程度上仍是由国家控制?(虽然它们在日渐成为上市公司)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潜意识中"是不是有某种微妙的想法,不想看到一个非民主的政权成功?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某些话题时,是不是有"中国在道义上逊于其他民主国家(也就是"我们"所生活和来自的国家)"的感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说法是否也说明了中国的角色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

主持人所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担心中国),回避了另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谁?谁在害怕中国?在我看来,唯一的答案是,这是个视情况而定的问题。是否害怕中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可此可彼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人、家庭、社区或国家可以同时有输有赢,这要取决于适用的是什么标准。外国公司从中国采购产品,获得更便宜的商品。中国技术创新可以产生新的思路和方案 - 如轻量级超级计算机或清洁能源技术。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等等。与此同时,这些潮流也可以让那些受益者承受负面的后果。在那些出产更便宜的产品的地方,地方安全法规的执法往往滞后,结果就生产了含铅漆的玩具或有二甘醇的牙膏,这是用来做发动机冷却液的一种化学品。当大学接受了更多的中国学生后——他们往往是支付了更高学费的国际学生,那么其他人入学的机会就减少了,入学竞争更激烈了。

中国正在以意义重大的多种方式改变着世界,但是如果假设中国的崛起仅仅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的崛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中国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它欢迎行业垂直分工的解体和跨国的关联生产。这意味着它已经接受了把单一的集成的模式拆分成多种功能和服务,依靠多位国外合作伙伴来更有效地进行生产的大趋势。因此,当中国政府建设高铁网络或核电站的时候,它不仅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合同量,也增加了西门子或西屋电气公司,或其他国际公司的业务。这些新的生产模式也使发达经济体的创新可以更容易、更便宜地把自己的想法转化为产品,因为避免了通过巨大的垂直整合的多家公司来完成这一任务。

但合作能带来的还不仅仅是便宜的产品。中国代表的方式总是以西方自身所代表的方式为条件,然后这两种代表性互相强化。我在进一步探索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者的问题的时候,也开始看到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不是简单地与传统的"硬实力"相关——经济增长、获得自然资源的能力和军事实力这些方面。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很重要。然而,在此之下的是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有关身份的问题。

有一份工作或有安全感,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它们只是提供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许多人所谓的"美好生活"。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因此,侧重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则忽略了文化是如何塑造人们的想法、行为和认知他人的方式。

我的意思不是说,某些人对中国的恐惧并不真实。但人们往往在表达和分析这种担心的时候没有去探索它们背后的东西。这种情况也有情可原:看到别人的民族主义常常比看到自己的民族主义更容易。但恐惧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 它是对潜在威胁的一种情绪化反应,而无论这种威胁真实与否。因此,对中国的反应不一定要依赖在中国发生的事件。这么看来,对中国的恐惧所能揭示的,常常是那些怀有这种恐惧的人,而不是中国自身。"告诉我,你怕什么,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哲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这么写道。在揭示情绪在国际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方面,他有很深的研究。

然而,认知也是受到人们在看待自己时的语境所影响的。在碰到可怕之物时,所遭遇的情况必然唤起了相应的潜在情绪。这正是恐惧中国的情况——正当中国崛起之时,西方陷入了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怀疑之中,他们怀疑自己的体制,以及自己长期持有的、在价值观和政府治理的普适性方面的信念。毕竟,进步不是相对于历史而言,而是相对于当下的自信而言。而在中国崛起时,看起来和中东和其他重要的他者不同,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但恐惧还不仅仅是关于对象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关于陷于恐惧中的自我的。情绪可以用来反观自照,因为扰乱我们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其的观点。然而,在恐惧的时刻这种自我反思是最难的。海德格尔写下了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恐惧者、害怕者陷入了他自己构建的情绪之中。在他努力想要让自己从这种特别情绪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对一切都不确定了",完全地"丧失了头绪"。"恐惧反映出了一个人、一种文化,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脆弱时刻。它涉及的是迫在眉睫的情况,因此它会表达出不确定性,把(有时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也视为合理。

从这种意义上说,在面对外部的威胁的时候,恐惧实际上有助于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和群体认同意识。政治恐惧不会在真空中产生。它是被设计出来、被维系下来的。政治家会一次次地说,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其人民。因此,当政府在与造成恐惧的东西奋战时——一场洪水、一种疾病或是一次漏油事故——就必须讲清楚。但这么做,又可能会导致恐惧蔓延,因为国家在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的时候首先要提出,这种危险是令人恐惧的。为了提高这种合法性,危险有时被夸大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某些时候,在[我们]对待中国时正是这种情况。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中国。而人们害怕中国时,原因也不总是相同。东南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和印度不同,印度的反应又和欧洲不同。但往往对中国的恐惧和削弱民主理想之间倾向于存在某种普遍的联系。事实上,恐惧文化甚至缩小了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差距,因为在恐惧的名义下,政府推行的措施违反了他们自己对法制和正当程序的承诺。人们只需要考虑一下西​​方对伊斯兰的反应就能够知道,这种深层的恐惧并非仅仅是911袭击带来的。

从历史上看,对中国的各种观点和今天一样千姿百态。至少就西方而言,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不仅受到在中国的情况所影响,也受到各国自身的各种情况所影响。十八世纪耶稣会信徒对中国的描述强调其良好的政府,考试制度和法律的编纂工作。不到一百年以后,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中国因为其失败的经济现代化显得越来越落后。这种对中国的观念上的转变更多地与欧洲自身的变化相关,而不是与清朝(1644-1911)的变化相关。例如,早在十八世纪,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就利用中国所谓的"哲学之王"的模式来攻击腐败的法国和普鲁士君主。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知识分子期望能在自己国家进行一场革命而成为毛派。我们将看到,这种趋势仍在持续。

类似地,中国也在以自己的偏见看待西方,并在这种看法形成的过程中构建了"西方"一词的意义。在官方政策和中国流行文化中,中国看西方是从"屈辱世纪"这一视角 —— 即中国的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开放贸易,领土也被割让给了欧洲列强,最屈辱的是,还给了日本。中国问题专家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敏锐地称中国为"悲观的乐天派民族",这一说法体现了矛盾的情绪是如何形成了中国不断变化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城市的和农村的,富有的和贫穷的,内陆的和海外的中国人交织在一起,不断循环往复地催生及消耗着民族主义。这样,中国共产党(CCP)通过建立起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但是,这一政策既催生了普通中国人的情绪,其实也植根于其中。

爱国主义教育和流行观点相互交织,正如中国一度辉煌的文明带来的自豪和遭受番邦的屈辱交织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关系密不可分。它们共同把国家的安全感和民族主义的不安全感关联起来。只是轻易地打上标签(中国是专制的,西方是自由的),不仅会对中国存在自由的地方视而不见,也会忽略在西方自由也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承认"身份认同本质是易变的"这一点的能力有限——对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如此。

巴尔是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政治讲师。他已出版了有关中国的软实力、生物安全,医德医风建设的历史和双重用途的生物伦理问题等方面的书籍。

本文摘自《谁害怕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挑战》© 2011 Zed图书。中国节奏博客 ChinaBeat 经授权转载。译文未经原作者审核。

相关音频:

译者访谈NO.1 中国正在国际上被"围攻"吗?(文字音频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9/28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译者》 (iyizhe@gmail.com)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邮件组Google Reader和推特(@yigroup@xiaomi2020)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上海地铁事故】

《商业周刊》:上海地铁部门称断电和控制失误导致撞车事故——信号设备公司称事故原因与地铁信号系统没有关系。

《环球邮报》:地铁撞车再次令中国的轨道交通成为焦点——这次事故让人们不由得担心,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快捷高效的轨道交通系统中还有更致命的危险

《环球邮报》:撞车事件后,中国百姓的愤怒之情令人瞩目——政府常以铁路的飞速发展为例,证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然而8星期里的三起事故,令网民质疑这种合法性。

《纽约客》:中国的列车事故:向未来低头——在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的鞠躬道歉非常少见。上海地铁事故后,有关人员在记者会上的鞠躬,平息了一些怒火

中国见红博客:上海地铁事故本可以避免——博主记录了事故发生后,从身边的中国朋友那里听到的一些看法。他们大多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

条条大路通中国博客:收拾中国的混乱体制——很多人羡慕中国政府一旦决定要做某事,就会很快做到。但上海地铁事故再一次提醒我们,大干快上不一定就是好事。

 

【时政热点】

路透社:艾未未的妻子呼吁中国放弃刑法修正案中的监视居住内容——这些新增条文一旦被通过,类似艾未未这样被长期羁押而不通知家属的做法将变得合法

BBC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柯鸿冈(Paul Crook)的父母40年代投身中国革命,在北京养大了三个儿子。柯向BBC记者回忆起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

《华尔街日报》:考验中国政府在透明度方面的漂亮话——清华大学法学院一位硕士向15个部委提出信息查询请求,结果却令人失望。

《每日电讯报》:中国人口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已居世界首位,随着基建飞跃加高碳行业猛增,其人均碳排放量也将超英赶美

Sinocism博客:华为公司成了2012年总统大选的题材?——近来华为公司与佩里的关系在共和党竞选活动中常被提起。作者认为对于华为的恐惧来源于害怕被中国监听。

《商业周刊》:香港下任特首人选逐渐清晰——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日前辞职。这被普遍视为一个信号,说明他将角逐下一届香港特首职务

《华尔街日报》:台湾大选的搅局者再度出手——宋楚瑜在2000年大选中已充当过了搅局者,这一次他再次表示以亲民党候选人出来竞选。

《华盛顿邮报》:台湾军界被大陆间谍搅起波澜——对台湾将军罗贤哲为大陆从事间谍活动一事的背景和影响所做的较详细报道。

中国辩论博客:对于美国售台武器之事的九种观点——文章从海外各大媒体中挑选出对于这事的各方评论,颇有参考价值。

 

【国际外交】

《外交学者》:中国的独裁者情结——中国的统治者一向是实用主义政治的典型信徒。但是他们对独裁者的亲热关系有时适得其反。

中国外人博客:中国的干旱外交——中国已在援助非洲兴修水利设施,这固然有利于非洲,但其中资金的不透明以及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需要引起人们注意

《卫报》:禁止达赖访问南非,可能会让祖马当局付出政治代价——南非外交部以非常牵强的理由拒绝达赖喇嘛赴南非为图图主教庆祝生日

国家利益:中日关系前景渺茫——原本人们以为民主党上台后,日本和中国关系将有所改善,但因为钓鱼岛和中国军方的活动,双方关系历经坎坷

《时代》周刊:澳大利亚对中国游客说:欢迎你们(还有你们的钱包)!——澳大利亚盯上了中国的富人,将在中国13个城市开展旅游推广计划,吸引中国游客。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赞比亚新总统为中国定下新的采矿规则——竞选期间对中国矿主言辞激烈的赞比亚新总统,日前表示只要中国公司遵守赞比亚劳工法,就欢迎他们继续开采

 

【经济金融】

路透社:中国的电子支付蓬勃发展,但是不欢迎外国公司——中国要求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必须得到审批,而有外国资金支持的公司则需要国务院特批。

CNN百度老板李彦宏是否坐上了最难坐的交椅?——虽然百度统治了中国搜索市场,但面对政府的威压、国营媒体的刁难和私营企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它的日子也不好过。

《商业周刊》:中国支线飞机的生产延期,波音和空客稍松一口气——因为还需要进行安全检测,中国生产的ARJ-21型飞机将比原计划推迟四年投入使用。

 

【生活百态】

赫芬顿邮报:在一次验血就可以决定终生的中国,出现了帮你伪造结果的新服务——至少10%的中国人口是乙肝带毒者,决定他们未来的很可能只是一次验血而已

《外交学者》:上海的教育是最好的吗?——在OECD的全球学生评测中,上海拔得头筹。但考试的负责人在访问中国后,却认为上海的教育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2011年9月28日星期三

我看中国博客:PS的裤子和面子问题

核心提示:谎言再小也是谎言,用谎言来拯救面子,最后大厦将倾时,不仅政府信誉毁于一旦,受伤害的还是人民。

原文:Photoshopped Pants and Why “Face” is a Poison
作者:C. Custer(@chinageeks)
发表:2011年9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Z老道”翻译

警告:如果你不喜欢义愤填膺,你也就看看这篇文章的开头几段吧。如果你不喜欢嬉笑怒骂,那么你可能压根就不该来到这个网站。

言归正传,如果你还对《新京报》的新东家会不会对其下手,以达到进一步控制表示怀疑的话,现在你可以不用怀疑了。自己看吧:

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一个洛阳的小伙子到北京旅游,因为被误认为是上访人员被抓并被暴打(注意哦,到北京上访并不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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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上访人员”,在遭到警察的痛打后被扔到了大街上。上面的图片是南方都市报——隶属于相对独立的南方报业集团——发的(可以看到水印),下面的这个图是在新浪微博上流传的,你们猜猜是谁发的?没错,就是《新京报》。

无话可说了吧?嗯,现在再来说说警察的另一件事儿给您参考参考。一个记者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警察扣押了,因为他报道了一个前公务员涉嫌用地牢囚禁性奴并谋杀案。你没看错。事实就是这名前消防员把6名KTV的坐台小姐囚禁在地牢里作他的性奴,然后他还至少杀了一人,很有可能是两个。这就是“国家机密”。

实际上我们都明白,他们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不过是指让当地警察感到丢脸了而已。你可能就会感到奇怪了,企图隐藏性奴,绑架(妇女),两起谋杀这些事儿不是比丢脸更大的事吗?所有的消息都说这名罪犯不是什么高官……。不过,这话就扯远了。

这两个事儿都跟面子有关。当然,最终都证明了他们想保住面子的努力都白费了,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所谓真相,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粉饰整件事,还有如何愚弄“不明真相的群众”。

中国的官员一次又一次地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真实的麻烦、窘境、有时甚至不算什么的事儿。但是很多情况下,这种方式什么都解决不了,只会让情况进一步恶化,演变成一场灾难或者把灾难变成更大的灾难。我立马能在脑子里想到的是以下几个例子:

“茉莉花革命”示威 —— 被那屈指可数的几个海外无名之辈“组织”起来的示威几乎就没吸引到什么人参与,只是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群众和一脸茫然的新闻记者。当然他们的茫然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警察出现了,他们把所谓的示威地点围了起来,撵走了附近的群众,想要扑灭一场根本就没有发生的示威。最后,他们又把北京城一半的知识分子给关了起来——当然这些人和这些示威没有任何关联——又把几个西方的新闻记者胖揍了一顿。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确保本年度最没啥的事儿能成功的吸引国际社会的批评,变成众人皆知的尴尬之事,即使此刻有一半的阿拉伯世界正闹的热火朝天。

温州动车事故 —— 这次动车本身就是一个灾难,越来越多披露出来的细节使得整件事更是雪上加霜。但是你都搞不懂他们脑子是怎么想的,这些官员最终成功地让本就糟糕的局势更加不堪,他们营救不力,埋掉失事火车的事不说,他们居然还举行了一场堪称全球史上最愚蠢的新闻发布会企图掩盖这些营救环节的错误。民众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删除网上的批评的言论,然后他们把言论放开一段时间,然后看到事态发展要失控的时候他们又删帖子。这么搞了之后,他们成功地把高铁的灾难变成了国家的灾难,最重要的是他们成功引起了民众对他们本身及其和自身合法性的质疑。

四川地震 —— 另一场灾难,他们也能让它变得更糟,一些民众因为要调查建筑物坍塌的原因,或者只是去收集遇难者的姓名就遭到他们一轮又一轮的骚扰和恐吓。当然这只能让所有人都认为政府一定在隐瞒什么,最终他们公布了官方版的遇难者名单,但是大多数民众已经对事情的前前后后有了自己的看法。因此,这场灾难(豆腐渣工程和死于豆腐渣工程的孩子)本来就是民众心中巨大的伤口,他们又在伤口上砍了一刀。先是政府建了不合格的校舍,造成了孩子们的死亡,然后政府想要隐瞒这一点即使证据已经明白无误,再然后政府可能现在又在建同样的豆腐渣工程。

我还能继续罗列这个单子,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行了。无论情况如何,官方为了保住面子往往能够,而且经常就会把事情搞的更糟。

面子人人想要——毕竟谁也不想丢人不是?——但是上面说到的这些所谓“面子”其实就是赤裸裸的虚荣心而已,这儿的一些人为了面子可以毫无羞耻之心。

有些“辩护者”翻来覆去就会辩称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有光鲜亮丽的上海和北京,但是只要你去了乡下你就明白这里在很多方面都依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我根本不羡慕那些在这里掌权的人。

但是我也既不同情,也不会原谅他们无休止地隐藏真相的欲望,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对他们自己的人民、甚至对他们自己掩耳盗铃。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打着“国家稳定”的幌子。如果让民众看到这个男人身上撕碎的裤子,事情可能会恶化,所以他们把一部分真相PS掉了,一份掺了水的,经过了PS的替代真相,看起来就跟真得一样。明白了?(为了)稳定!

谎言再小也是谎言,虽然我现在还算年轻,我的阅历也足以让我明白谎言虽然短期内有利于稳定(比如你说”我没蹭到你的车“),但是长期来说一定是会起破坏作用。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为了面上能过得去,就不得不用新的谎言去掩饰你昨天的谎言(”真的不是我,我都不会开手动挡的车“)。或早或晚事情总是会水落石出的。  

动车事故,豆腐渣工程,等等事故表明中国的领导人,或者说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只顾眼前的利益。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担心掩饰真相可能会在未来导致翻车了。但是从他们的角度讲,也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有人意识到这些,不要再让下一次灾难继续恶化。否则,他们就只能祈求上帝保佑,谎言筑成的大厦不会在他们的头顶倾塌。

听起来这象是报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这座谎言搭起的大厦倾塌,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他们统治下的人民。

相关阅读:

《经济学人》不许投票!我们是中国人

核心提示:中国政府叫停了一档由观众投票产生冠军的电视选秀节目――《快乐女生》成为绝唱。

原文:No voting please, we're Chinese
来源:《经济学人》印刷版
发表:2011年9月2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孟常(新浪微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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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大众文化】

中国又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了吗?或者它只是要扑灭一切跟民主有关的火花?在中国,"快乐女生"是一档有着数亿观众的电视选秀节目,日前,中国政府停播"快乐女生"的决定引起了坊间的质疑风暴,这比该节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参赛者要面对的挑战严厉得多。

广电总局宣布"快乐女生"明年将不会再和大家见面时,这档电视秀刚刚结束本年度的播出。按照官方的说法,它的罪名之一是节目时长超出了规定90分钟。在黄金时间播出也是"错误的",(还有这个节目太现场化了)。

"快乐女生"由中国南方省份湖南省的一家国有卫星电视公司播出,但忠实的追随者遍布全国各地。一名电视台发言人声称该台将用一个积极向上的电视节目取代"快乐女生",如"与家务相关的实用信息"。这展现了官方与观众之间已清晰可见的巨大裂痕。

中国共产党对诸如"快乐女生"此类选秀节目的早就有所不满,这毋庸置疑。这个节目的前身――"超级女声",就曾因允许观众发送手机短信投票选出优胜者惹怒了当局。因为从中可以嗅出太多民主的味道。

"快乐女生"调整了它的策略――将投票范围仅限于现场观众。但仍有其他问题触犯了当局的神经:大量的观众被选秀节目所吸引,会不自觉地将其与CCTV古板的电视节目作比较;一些参赛选手标新立异的装扮(今年"快乐女生"的冠军看起来非常男孩子气);参与者现场会出现即兴的情绪爆发。

对中国超出常规的[亚]文化来说,当下仍是一切尚无定论的时期。中国西南城市重庆正开展一个竞赛,促进已宣扬过时的"红色文化"――比如革命歌曲。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将于下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年度会议,其主要议题将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发展和繁荣"。好激动人心哦。中共领导层的"大换血"将于明年公布,官方不希望任何人从"快乐女生"中联想到他们应该拥有一张选票。

一份北京的中文报纸――《经济观察报》,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观众投票问题可能是中共叫停"快乐女生"的主要考虑因素。"有人叹息道,如果只有要我们能在中国的选举中投票――就像我们在"快乐女生"中那样,那么我们就能互相PK并加入竞争……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这是引人瞩目的直言不讳。另一家(英文)报纸――《环球时报》,则有不同看法。它认为该节目的问题在于操纵投票和粉丝暴力化倾向。"快乐女生"所展现出来的是"反民主的非民主要素",比如不尊重规则、有组织的作弊以及有暗中削弱了整体公平的特殊利益作祟。当然,党可没有这些问题。

相关阅读:

无用之木博客:从骆家辉看中国当代的非儒非道

核心提示:博主引经据典地谈了他的看法:骆家辉的行为引发了部分官媒的攻击,因为他更接近于过去的中国——比如说儒家士大夫或道家贤达——而和现在的中国格格不入。

原文:Gary Locke shows how China is neither Confucian nor Daoist
作者:Sam Crane(twitter: @UselessTree)
发表:2011年9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6a00d83451cdc869e2015435a6117c970c-500wi【图:在中国的微博上广为转发的骆家辉在机场自己买咖啡的照片。】

自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抵达中国,他就吸引了中国民众,网民和评论者们非同一般的关注。骆是第一位任此职位的华裔美国人,他的谦逊、有礼、节俭的行为在中国引发了一些攻击性的质疑。

首先是”他在星巴克为自己买咖啡”一事。当他所做的买咖啡这样一件非常简单的小事的照片传遍中国的网络时,很明显,这蕴含了网民们对中国官僚们的批评,因为这些官僚以炫耀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闻名,还有许多属下搞定类如买咖啡之类的个人事宜。

还值得一提的是骆家辉坐的是经济舱而不是头等舱,与中国高级官员为更豪华的安排而挥霍公款形成对比。事实上,中国的一家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译注:芮成钢)就这件事向骆家辉出其不意地发问:“我听说你是坐经济舱来的,是不是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但这种攻击却让芮引火烧身,骆耐心地解释说,他只是遵循了符合他身份的对所有同等级别的美国政府人员都适用的规则。

如此看来,华裔美国人骆家辉展示的是一种勤俭和礼貌的美德,这种美德,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视为儒家士大夫。但在当代的中国,骆家辉遵循了中国传统的美德,实际上却毫无意义。或者,正如如下一则评论所说:

“・・・大使表面看起来像中国人,但是他的行为则完全不同于中国人。"

他行为一点也“不中国”,是因为他的行为更接近于过去的中国,而不是现在的中国。

中国官方对骆家辉感到不舒服,不仅仅是在文化方面,也在政治的方面。

一则《环球时报》的社论试图要扫一下骆的威风:

一些官员喜欢前呼后拥也是事实,这为一些评论者针对骆家辉们牵强附会找材料,社会对这些评论囫囵吞枣,从而形成“骆家辉热”创造了条件。骆家辉带着家人到北京胡同里逛街,如此轻松的个人休闲都会大受赞扬,这的确挺夸张的。真实情况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不知有多少高官希望有和他一样的“北京胡同游”。
原文

怎能让一个美国的大使给中国的官员下不了台?这里有一篇更妙(或者说更糟)的文章。一篇《光明日报》的社论把骆的行为推到了新殖民主义的高度:

华裔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吸引全世界华人的目光而召集民意,可以使他能够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亲和力,而谁又知道,这恰恰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呢?原文(译注: 此文已从光明网上删除。)

然而,我不相信党的宣传人员会继续用这样的腔调来评论。这可能会疏远所有的海外华人。

所以,随着这位新的美国驻华大使到中国上任,许多与民族、文化相关联的政治秀会逐渐上演。这或与骆的”中国面孔“有关。但我认为,另一相关点是,骆的低调简朴的风格,特别是当我们以此与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贪腐、挥霍无度的[中国]政府官员形象相比较之后,骆的风范更像我们所期望的正统儒士。这当然会让党有些不舒服。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这是一种道家风范。骆用谦逊的行为方式显示了现代中国正如何背离了“道”,《道德经》第75章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
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道德经原文)

(译注:这一段话的大致意思是: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统治者要的税太高,因此人民陷于饥饿;人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统治者强作妄为,因此难以统治;人民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统治者使人民无法生存,因此不怕犯死罪;因此统治者恬淡无为比强取豪夺要高明得多。)

骆家辉因为不在乎政治职位和生活给他带来的地位和权力而找到了一条超然于物外的道路。他正在接近“道”。

那么,骆家辉到底是一名儒家士大夫?还是一位道家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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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博客:芮成钢问骆家辉关于他坐经济舱来中国

《华尔街日报》银行对中国人越糟,他们就存得越多

核心提示:一位IMF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提出了他的理论:中国人无论怎样也要达到自己设定的家庭储蓄目标金额。所以,当银行存款利率降低时,他们就存得更多

原文:The Worse Banks Treat The Chinese, The More The Chinese Save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博客
发表:2011年9月2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lancy"翻译

多年以来,有关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储蓄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分析。现如今又有一个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的新的研究发现:中国银行对待客户越糟糕,中国客户就会存越多的钱。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城镇家庭的储蓄率由占可支配收入的19%上升至30%,而同期中国人均收入却翻了五倍。按常理,人民越富裕,储蓄率越低,但在中国,却完全相反。

为什么?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由于尚未完善的养老和医疗制度,人们清楚一旦生病就需要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因为中国共产主义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大规模商品房销售。同时还有一些人提到有男孩子的家庭储蓄率尤为高,是因为他们想要帮助他们的儿子积攒更多的婚姻筹码。

IMF的经济学家马尔哈纳巴(Malhar Nabar)的理论有些不同。他说,中国人脑中有一个储蓄的目标值,用来应付住房、电器、医疗等一系列支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尽力去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当银行因为通胀率因素而降低利率时,人们会存款更多,而当相反的情况发生时,人们会存款更少,因为他们能够更容易的达到目标。

自1996年来,中国银行提供的利率已经日益降低,这意味着存款利率已经远远地低于通胀率。其结果是,中国人民存钱越来越多。所以可以说,银行对客户越糟糕,客户越要存钱。

"持续的增加存款利率,出现了更多的投资机会,能让中国家庭更容易达到他们的储蓄目标。"纳巴这样写道。简单的说,当银行对中国顾客更好时,人们会储蓄得更少。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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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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