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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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Winners And Losers In Chinese Capitalism

译文: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作者:Gady Epstein


发表时间:2010年8月31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国有企业中石油是赢家之一。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外国人谈论中国复苏的经济最经常重复的话是这样的,“也许北京找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方呢!”这种说法隐含的意思就是由国家领导的威权化资本主义也不是那么坏嘛。

好吧,我同意国家资本主义对赢家——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当然不那么坏,但是对输家来说呢?我现在脑海里浮现的是一群你可能不会特别同情的人,中国富有的(或 曾经富有的)私人企业家。这些年来,我见过农民石油大亨、煤老板、私人航空公司总裁和房地产开发商,他们都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缺陷感到后悔的人。他们的故 事大异其趣,但结局都一样:能赚钱的资产最后都落到了政府的手上,私人的风险承担者是输家。

《纽约时报》昨天也谈到了这一话题,参看原文/译文,两位《福布斯》的“中国追踪”栏目的贡献者也发表了意见。(看这里这里) 无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否值得嘉许,对国有企业的一面倒已经深入到中国内部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的18个月里,在经济主要是依靠国家引导的投资和贷款来恢复元 气和重新繁荣的时候,这一点比过去更为紧急了。在中文里,这一现象被称为“国进民退”,而这一词组在企业家们的眼里,正在成为一幕幕只输不赢的财富传奇的收尾专用词。

在2004年,当我作为《巴尔第摩太阳报》的记者,接触到中国的私人资本家的时候,他们的阵痛让我感到惊奇。私人的油田就这样被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省政府收回国有(详见这里),过去一直在贫困的、不发达的地区讨生活的上万名的农民,把他们全家的积蓄都投入了几千口油井中,这是政府允许私人钻探的少有的例外。

当 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为私人油田争论不休的时候,这变得复杂了——北京命令地方官员将油井重新国有化,以配合国家的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中石油。但这么做产生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结果:农民们不能再保有这些使油田。在2004年,新华社的官方消息这样说:“之前石油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变得富有,现在,石油可以给所有的 人带来财富。”

利润可以从“一小部分人”手中(私营企业家)转移到“所有人”手中(国家),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不胜枚举。互联网可能是私营企业最繁荣的 重大例外领域了,但即使是在互联网行业,象腾讯这样的企业也很难从大型国有无线运营商,如中移动和中国联通那里分得一杯羹。这两家企业有的是捞取丰厚利润 的寡头垄断权力。当煤老板们从世界上最致命的行列中变得富有但恶名远扬的时候,政府以表面上的安全名义强制性地关闭私营煤矿,把它们合并到国有大型企业中 (详见这里)。

当企业家们为私人航空公司的起步而豪赌千金的时候,这本来就是一场艰难的开局了,他们不得不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与国有经济的受益者竞争,比如为了飞机而融资的 时候,为了航班和航线,为了给飞机加油,为了雇用飞行员等等方面。春秋航空公司的创始人和CEO王正华去年告诉我,2008年,他不得不向国有航空公司支 付了1亿人民币(将近$150万美元),只为了雇佣30名飞行员。“我们为某些飞行员支付的成本是400万。这就好像把400万打了水漂。”他说,“国有 企业不喜欢我们挖角他们的飞行员。我们不希望与国有企业把关系搞僵。”(见此篇

事实上,私营企业家最好的方法是呆在由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业里,不要做大,这样的行业有许多。“我们的原则是不给国有企业找麻烦,他们也就不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均瑶航空公司的总裁王均金这样告诉。“不要做他们不喜欢的事。不要让他们认为你想把他们挤出市场。你不能踩着别人往上爬。”这和你能在商学院学到的资本主义信条不大一样吧。

在以上情况中,在没有融资的情况下要扩张都是很艰难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借 款给私营企业的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一点变得尤其明显:当国有银行在全球登上了头版头条,各种报导都着眼于他们大手笔借款给国有企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正面临着破产、绝望到要求助于高息放贷的地下钱庄(更多可以查看这里)。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肖钢上周解释了这个扭曲但由理性驱动的银行放贷体系的运作。他在《天量放贷不要怪政府》(原文/译文)一文中说:
中国的银行在扩大贷款构成的时候,当然会考虑到规避风险的问题,重点就会集中在向大型国有企业放贷。这些国有企业通常在它们的领域内占有垄断地位,在行业内处在优势位置,并且能获得半官方的信用评级。
换言之,银行们认为大型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让贷款有去无回。这并不是说他们大到了不可能失败的程度。而是它们已经与政府融为一体,因此不可能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又一家在挣扎的私营航空公司,OKay航空的总裁告诉我说,“国有企业这样嘲笑我们‘是啊,我们是政府的公司,当然政府会帮我们。’”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控诉中国的金融体系,或是任何模式—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金融体系也正在努力克服自身的问题。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严重依赖于他们的的体系,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候为国内经济增加动力,到目前为止这一方法还是奏效的。

但是我心中的疑惑也和另外一些人,包括黄亚生提出的问题一致,要理解中国的混合经济,你需要读的一本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文摘要),黄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政府为帮助私营企业成功而不是失败做得更多的话,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更好呢?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深度报道: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背后

政策评论:为什么中国成功了而俄罗斯失败了?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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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研究所:贴反了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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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Swapping Labels | Hoover Institution
译文:胡佛研究所:贴反了的标签


作者:Charles Wolf Jr.
发表时间:2007年第三期
译者:孤城落日(本文原发“东西网”)
校对:@xiaomi2020

当今的民主共和两党仅有的一点明显共识就是使用“自由”和“保守”的标签分别来标榜政治上的左与右。在这些标签上的共识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因为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所抱有的经济政策恰恰是世界其他国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立面。

最鲜明的对比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在努力由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驱动的市场经济。但同样的例子也存在于日本和欧洲。

在中国,最近大多数的改革措施都旨在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被执政的共产党精英和媒体看作是“自由化”政策的结果,因此这些政策的拥护者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由派”。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这个词同时有批判和表扬的双重含义。

自由化改革措施反映在私营企业的快速成长中,最近的数字说明中国超过55%的GDP都来自于私营企业,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攀升,因为经济成份中私有部分 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国有部分。中国的自由化进程同时也反映在由于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而日益降低的国内市场,以及为了遵守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而逐渐对外国开 放竞争的金融业和银行业。自由主义化还反映在私营企业主开始加入共产党,这表示了共产党越来越认可他们的重要性(尽管有时是不情愿的)

支持国营企业并反对市场自由化的坚定保守派(有时叫做“左派份子”)对这些举措表示激烈的反对。而最近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自由派改革者们提醒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走回头路”。

中国的党内最高领导层到底是由衷支持自由化政策还是迫于内外部压力不得已为之,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三个代表”思 想,这使得“资本家”身份的企业主有资格成为党员,这一自由倾向的革新着实令人感到吃惊,因为这种声音发自那些曾被视为党内坚定的保守派之口。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最心仪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揣测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倾向,他们是由衷支持自由主义政策呢还是迫于要进行 更大的改革而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以示妥协呢?当下正在党内进行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弥合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关系并列出一张适宜 的改革时间表。
图:漫画像下面小字:布什——保守主义者

在俄罗斯也一样,激烈的争论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进行着,前者赞成普京政府扩大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在石油、天然气、电信和其他关键领域的干预,而后者积 极的反对这些,尽管稍显徒劳。这些聒噪的自由派包括几位前叶利钦政权的高官,比如前总理伊格尔·盖达尔、前经济部部长叶夫根尼·亚辛,此外还有普京的前经 济顾问,但现在失宠了的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




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什么形成了经济相对高速的增长,俄罗斯自2006年起的平均增长率已经超过了6%,三倍于其他G8成员国的平均速度(虽然这些国家实际上 更富裕)。俄罗斯自由派说这种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格飙升中捡了个便宜。他们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兰德公司调查的佐证,俄罗斯增长 的40%来自能源价格上涨而非政府的政策。

自由派还说俄罗斯的增长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如果干涉主义的普京保守政权同时对国内和国外无差别充分放开市场以利于竞争的话,未来的增长还会更强劲。自由派 同时批评说如果俄罗斯利用激增的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引进投资和进口消费品,现在国内经济中出现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也将得到缓和。

简单的说,俄罗斯自由派希望政府减少干预和控制,而在这个问题上普京代表的保守派则正好相反。

自由派力挺私有化

虽然自由-保守之争更多的出现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之中,但也同样出现在日本和欧洲这种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想想日本最近颁布的将日本邮政私有化的计划,日本 邮政作为政府运营的储蓄和人寿保险体系,其超过3万亿美元的资产构成全球最大的金融中介体系。自成立之日起,该体系就是政府所有的,成为免于竞争的吸储 者。将该体系私有化是前小泉政府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以至于这项改革需要依靠全民公决才能让小泉所在的自民党内的反对派闭嘴。

反对这项改革的人被视为(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保守派,他们包括了日本有影响的大官僚们以及大量选民,这些选民长久以来将该体系当作安全可靠而且熟悉的储 蓄系统。私有化的支持者包括大部分日本现代金融和商业组织,这部分人被看成是自由派,他们将这次改革视作解除市场监管的一个契机。小泉的继任者安倍晋三首 相致力于日本邮政储蓄的私有化和其他“自由化”政策,比如缩减政府支出和向外国开放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市场。

总而言之,根据弗雷泽研究所(一个倾向于自由市场导向的加拿大智库)最近的研究,由于繁多的许可证、执照以及冗长的审批时间,在日本开展生意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在美国的两倍。在日本,痛恨这些的被视作自由派,而支持这样做的被视为保守派。

类似的标准和与之相应的标签同样普遍存在于欧盟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当然,历史上欧洲无论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集权保守主义的贡献都无可置疑。自由主义的理 论基础在于强调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以及创业精神的好处,这些理论来自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英国的曼彻斯特学院运动、以及十八、十九世 纪法国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和稍后奥地利人约瑟夫·熊彼得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贡献。

图:漫画像下面 普京——保守主义者

另一方面,无论是直接拥有生产资料,还是间接作为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欧洲人毋庸置疑也是国家控制经济理论的首创者。虽然卡尔·马克 思和欧洲社会主义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糟糕纪录而蒙羞,但福利国家的概念依然是“社会市场经济”(欧盟几个成员国青睐的一个词语)的核心部分,这 已经成为了欧洲保守派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招牌。

这些历史逆流的一个例子就是欧盟积极的反对终结其传统农业政策,这一政策偏袒了欧洲的高消耗农民。“保守派”在这种偏袒政策和其他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 上表现的要比支持取消这些的“自由派”更强大。结果就是,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的谈判要求欧美开放农产品市场,但欧美国家阻力过大,以至于谈判不得不中 止。

现在正被成本和交货问题困扰着的欧洲商用飞机财团空中客车公司(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为其最重要所有者)提供了又一个与美国的现实相对照的自由派与保守 派对抗的例证。空客大部分股份持有者是法德两国政府,而这种所有制的捍卫者包括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和他的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这样的“保守派” ,同时也被“自由派”商人势力和媒体评论者所指责。

美国,被扭转了的含义

为什么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含义被逆转了?这一切都要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说起,那时伴随着罗斯福总统治下的新政而来的是政府对经济权责的不断扩 大。在他1937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时,罗斯福表达了他的信仰——“在解决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方面,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政府权责的扩大带来了充 分就业、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公共教育、市场监管和环境保护,从而测试并进一步延伸了罗斯福所称赞的“与生俱来的能力”。

“自由派”在罗斯福和民主党的带领下,成为了以社会公正之名行扩张政府之实的吹鼓手。“保守派”却接受了这张标签并成为了他们的对立面。这些标签的含义 在美国已经完全反转,这也可以说是美国特殊性(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又一个完美例证,一种有美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状况。

本文发表在2007年第一期《梅肯研究院评论》上。

相关阅读:

译者频道—看世界

译者频道—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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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文革时期的敦煌回忆录在中国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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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Dunhuang Memoir Recalling Cultural Revolution Alarms China’s Censors


博客:文革时期的敦煌回忆录在中国被禁

作者:Bruce Hume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7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20104月首次出版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是一本回忆录,详细讲述了位于中国西北的敦煌佛教石窟在文革期间,如何逃过劫难,从红卫兵手下被保存下来的故事。本书在中国已经被正式禁止出版和发行。下面是《环球时报英文版》的报导:

“对敦煌的掠夺史中,最有警示意义的例子发生在19世纪,道士王圆禄在发现了藏在洞窟中的数千本古代卷轴后,把它们卖给了外国的冒险家,包括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法国语言学家,汉学家保罗·佩里奥(Paul Pelliot)和美国艺术史学家华尔纳(Langdon Warner)。这些无价的卷轴是玄奘和尚翻译的佛经。玄奘在公元629年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了印度,并把佛教雕像带回了中国。”

在敦煌呆过15年的权威建筑学家,现年73岁的萧默说,尽管该机构的负责人常书鸿受到了多年的迫害,但是敦煌洞窟却毫发无损。

萧默在今年4月出版了《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这本书主要讲述敦煌在文革中的遭遇。

“我想反映真相,并展示在悲惨的历史时期中的展现出人性光辉的行为。不幸的是,我接到通知说这本书被禁止发行、宣传或者重印,”他昨天对《环球时报》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书会被禁,我很伤心”。

在北京的王府井书店和新华书店的经理都说,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禁止萧默的书的官方通知。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些书已经下架两周时,两位经理解释,因为这些书“断档了”。

据《南华早报》的报导说,本书的作者萧默在为这本书寻找香港的出版商——这本书目前只有中文版。从1963年到1978年,萧默一直在甘肃的敦煌研究院工作。

“这个月初,萧默高兴地发现他的这本在4月出版的书已经在网上书店中几乎卖光,而且出版商要求再版。”

萧默的出版商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在84日和8日,中央出版部门官员两次审问出版社的负责人,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以及这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一些编辑被迫写了检查。过了些天,他们就收到了中央出版部门的不准重印该书的禁令。

一位出版商的编辑确认了禁令,并说,在7月,这本书在卖光了首印的5,000本后就收到了禁令。

“我收到的读者反馈都说这本书的情节引人入胜,”萧默说。“我只把焦点集中到文革期间正面的人性方面,一些基层领导尽他们最大的努力用自己的权力来保护别人。”“我努力避免提及文革期间的暴力,并尽量使用幽默的口吻。这是一个讲述文革的新角度,也是一个突破。我想不通这本书为什么会被禁掉。”

相关阅读:

亚洲时报:中国的禁书

译者频道—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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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中国媒体:警察误杀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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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AP: China media: Police accidentally killed Tibetan
译文:美联社:中国媒体:警察误杀藏民


来源:美联社 AP

时间:2010年8月30日22:00

译者:benQQ

校对:David Peng

[David: 本文来源自台湾在线外电组benQQ的翻译,原翻译在台湾在线的BBS上发表。]

北京-官方媒体周一报导,中国警察上周开枪打死一名游行的藏族示威者,称该名男子被警告射击的流弹击中。

这一事件显然是由美国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在上周末报导的同一件事,广播说警察对抗议扩建金矿造成环境损害的示威开枪,至少有4名藏人被打死,30人受伤。

周一,官方的新华社报导说,一名47岁的藏人巴卜[Babo]被“警察用防暴霰弹枪鸣枪示警的流弹”击中后死亡。

它说,抗议活动大约两周前发生在西藏边界1附近的四川省白玉县,巴卜带领约 30名村民,抗议在该地区以非法开采之名金矿逮捕傅亮[Fu Liang]。

该地深受佛教影响,有许多寺院和庵堂,该地强烈的藏族身份认同广为人知,并已成为异议中心多年。2008年春天,白玉在西藏反政府暴乱后也有一些最暴力的抗议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说,枪击发生时,一群藏人在白玉县政府外抗议。它说,它的资讯来自境外关注境内藏区活动的藏人。

该报导援引他们的话说,示威者不满,因为采矿作业增加的重型设备损坏了附近的农田。

新华社的报导援引当地政府发言人的话说,村民“持刀、棍棒和石头袭击警察”,导致17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

它说,警方鸣枪警告,以制止抗议,后来发现巴卜死亡。

同时一个亲西藏独立的网站,Phayul.com,表示遭到枪击后3名藏人被杀害,30人受伤。这些不同的死亡人数凑不起来。
notes
1 原文是near the Tibetan border。实际上,白玉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边界附近。

相关阅读:

译者频道—看中国

译者个人专辑—David Peng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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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外企如何在中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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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ow Foreign Companies Can Compete in China - WSJ.com
译文:华尔街日报:外国企业如何在中国竞争


作者:DENIS F. SIMON AND LEONARD M. FULD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3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全球商业

准备在中国感受惊奇吧

在中国,跨国企业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能确定


配图:译者


在调查了数十家在华运作的西方公司之后,我们认为,对任何试图在中国开展或者扩大生意的公司来说,尽管它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以下三种是非常关键的——而且也许是未曾预料到的——竞争问题。

不稳定性:外 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就是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对自己公司目前在市场中的地位,总裁们永远都不会感到稳固或者满足。这种不稳定性来自几个方面: 在中国,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在不同地方之间千差万别,而且变动起来没有预兆;合伙人经常会因为更好的机会撕毁合同;你会在一夜之间发现突然在市场上冒出了新 的竞争对手,并对自己构成重大的威胁。而且由于信息无法自由流动,要预测这种变化的方向和动力,即使对在中国工作多年,最有经验的经理人们来说,都很困难。

对很多西方的公司高管来说,想获得那些影响到他们生意的政策变化的提前警告,培养好“关系”仍然是最好的途径。事实上,我们认为,不断地同那些在政府和行业中有能力帮助企业的项目和经营获得成功的人建立并改善关系,对西方经理人来说可谓是重中之重。

仅同几位北京的高官建立联系是不够的,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商业运作和政策执行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建议与当地的人保持持续的互动——供应商、采购商、销售人员和当地政府官员、还有其他——那些可以提供中国某些特定领域第一手信息的人。

WTO的后果对外国公司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际上让它们在中国的竞争更困难了。考虑到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规范商业环境,为中国和外国公司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一点也许看来不合常理。但是事实是,世贸成员国不仅开放大门,让更多的外国紧竞争者进入中国,这促使中国公司为了生存而提升自己的表现。而且这也增强了北京要防止外国公司打败不够成熟的中国同行的决心。

尽管北京说它希望市场的力量在中国经济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来自北京的,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的各类公司仍然在多个行业中占有重要位置。我们调查的西方公司都指出,不公平竞争和对知识产权的薄弱保护是它们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商业挑战。

中央政府明白自己迫切需要遵守入世承诺,要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各地政府有责任关闭那些和盗版产品有关的工厂和分销渠道,但是他们并不一直照做,因为这会导致当地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减少。

中央和地方省市政府不断增长的紧张关系只会帮助强化这一概念:在北京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很重要,但是最好的信息要在地方上获得。

人才短缺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明显的讽刺的一幕:高校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数量的增长屡破纪录,高端人才却严重短缺。很多西方企业谈到了和中国竞争者的人才争夺战,这些中国企业在过去支付的工资没有外国对手高,现在,在争抢优质、受过国际教育而且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时,它们已经和外国企业齐头并进了。

中国政府清楚它应该扭转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发生的人才外流局势。为此,各级省政府,还有如中科院一类的组织和华为这类国内大企业,都开始往国外派遣代表团,努力吸引中国的科学、工程和管理人才回国,带领中国转变成真正的知识经济。

结果就出现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在相同的人才库里搜索的情况,这让西方企业在招聘、发展和留住员工的过程中愈加艰难,尤其是那些想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的企业。

考虑到在未来几年内,中国和其它重要新兴经济体中的商业机会预计会是发达国家的5-10倍,我们相信,西方企业会通过学习如何在难以捉摸的中国商业环境中驰骋,而得到更大发展。那些能够调整自己,适应上面提到的诸多挑战的企业将会获得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最佳机会。

西蒙博士(Dr. Simon)是一位国际事务方面的教授,他还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新国际事务学院的创始高级教师,Pa.福尔德先生(Pa. Mr. Fuld)是福尔德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福尔德是一家设立于麻州剑桥的已经研究和咨询公司。通过reports@wsj.com.可以与他们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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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为什么中国也许永远不会保护知识产权

福布斯:中企败走美国的10大原因

外交政策:亲中游说团之死?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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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30日星期一

卫报:中国——基督教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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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hina: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 guardian.co.uk

译文:卫报:中国:基督教的未来?

antonio作者:Antonio Weis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8日 星期六 12.00 BST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译言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中国政府现在积极地为基督教提供资金,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The Wei Li Gong Hui methodist church
中国福建省金峰镇的卫理公会 摄影:Dan Chung 提供给《卫报》
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放松了原来压制性的宗教政策,基督教从此在中国逐渐繁荣起来。对西方媒体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先兆,也未曾预料到的现象。尚无完整的统计数据,据估计,194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出境的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批前往东方的基督教徒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留下了大约50万的受洗教徒——他们当中多数是天主教徒。今天,基督教徒的人数范围估计在4千万1亿之间。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宗教,迫使基督徒转入地下的“家庭教会”。文革以后,意识到这种不受控制的行为的潜在危险,中共恢复了“三自”爱国运动(TSPM)1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作为中国信徒的正式注册机构,同样性质的天主教机构——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也相应成立。然而后来,这些协会都受到批评,它们都没有和梵蒂冈建立正式的联络,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害怕西方趁虚而入。

在这段时期,家庭教会在中国遍地开花并风行一时。根据《纽约时代》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的记录,最初先在农村风行起来,在过去十年中,教会逐渐延伸到了城市、富裕家庭以及知识分子。

教会如此蓬勃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首先,中国发现,旧时的宗教传统在毛时代分崩离析,而中共本身的价值观也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也遭到质疑,基督教可以成为在这样一场剧烈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起稳定作用的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其次,由于其明显的西方传统色彩,基督教的兴起可能招来对中国所信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下意识的攻击——就像80年代的韩国一样。

但是根据BBC本周早前的报道,最让人惊讶的是中共最近积极资助和支持“正统”基督教的政策。按照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王作安的说法,这是因为中共认为,“应当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

这项国资背景的投资包括修建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学院,资助以“宗教在中国的角色”为课题的学术研究,以及捐赠土地和部分资金以供建设中国最大的官方认可的教堂(估计可容纳大约5,000名教徒)。王作安说,中国现在大约有 2,300万官方基督徒(“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在中国,基督教正沐浴在成长的最好时期。”

然而在一个不允许基督徒入党,警察仍然频繁破坏家庭教会聚会的国家里(虽然各省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要实现上述说法并不容易。据美国团体“对华援助会”透露,从2005到2006年,1,958名中国基督徒被政府投进了监狱。

这次政策上的“调整”源于过去中共与地下宗教组织打交道的经验,和它对基督教能带来的潜在经济繁荣的认识。首先,他们似乎意识到了90年代对法轮功“精神运动”事与愿违的灾难性镇压,中共相信,如将基督教纳入体制内,可以最好地中和未注册的家庭教会带来的威胁。 

虽然大多数的家庭教会都没有政治上的日程表(尽管一小部分革命狂热分子已经在乡村出现),一些对基督教团体的暴力镇压会有激怒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风险。第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赵晓建议,中共领导层已经接受了受益于积极的宗教团体带来的市场经济利益。或许是看到了一个经政府许可的强大的基督教志愿者组织能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在2007年末,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 “宗教人士的经验必须用于构建和谐社会。”

有了政府的支持,按当前的发展势头,前《时代周刊》的北京总编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认为,在未来30年内,中国将会有近4亿基督徒。基督教的未来可能会在东方。

notes
1 译注: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指摆脱西方传教士的“爱国爱教”运动,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22566.htm

相关阅读:

NPR:中国农村教堂复兴

译图:中国农村的教堂【共16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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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9日星期日

新闻周刊:想要统治世界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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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Women Who Want to Run the World
译文:新闻周刊
想要统治世界的女人


作者:R. M. Schneiderman 和 Alexandra A. Seno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7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Ryan Pyle / Corbis
金泰科技上海办公室的员工
如果想要理解中国女性正在转变的社会角色,那就看看那本红透半边天的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吧。这本小说历数书中主人公“杜拉拉”(虚拟人物)在公司升职过程中经历的惊险,它占据中国畅销书排行榜长达141周,并且还派生出了两个相关产品,一个是获得今年最佳票房的同名电影,一个是在线电视连续剧,自从8月中旬这部戏上线以来,它已经获得了超过一亿次的浏览量。今年28岁,在一家外企做市场工作的刘丹慧(音)是《杜拉拉升职记》的粉丝,她说自己佩服杜拉拉的坚持,而且相信“在将来,中国会有越来越多想杜拉拉一样的女性”。事实上,很多人都跟刘丹慧一样。而《杜拉拉升职记》也引发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杜拉拉式”文学新题材。这类小说主要描绘中国野心勃勃的都市女性的愿望和碰到的难题。

在毛泽东宣布“妇女也能顶半边天”的几十年后,“杜拉拉”和她的同辈们的成功反映了女性在中国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她们表现得比美国的女性更有野心。根据位于纽约的“工作生活政策”中心今年早些时候完成的研究显示,只有1/3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觉得自己非常有野心。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接近2/3。另外,超过75%的中国女性渴望得到公司的高层职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刚刚过半的女性有这个想法。中国有77%的女性参加工作,而美国的这个比例是69%。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在转变,有能力的男性和女性获取新的机会很容易。“工作生活政策中心”的高级副总里帕·拉什迪(Ripa Rashid)说,快速的发展“创造了这种兴奋感”,而且还培养出这种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国女性不仅受到鼓励要参加工作,而且这也是对她们的期望。当“工作生活政策研究”的调研者们把焦点集中到这群人身上时,他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理想“始终强调,妇女可以做任何男人能做到的事情”。确实,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为女性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毛的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国际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埃索贝尔·克勒曼(Isobel Coleman)说。“但是它确实也赋予了女性更强的力量。”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代认为自己是精英阶层的女性。在美国,这个转变在经历了几十年为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激烈斗争之后才到来。比如,当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0年代成为第一名女国务卿的时候,这被看做是一件大事。同样,南茜·佩洛西(Nancy Pelosi)在成为众议院发言人的事情也被看做一个有纪念意义的事。亚洲社会的一位执行总裁,朱迪·克拉昌德(Judi Kilachand)说,在中国,妇女在试图获得专业成功的路上没有什么制度性的障碍。今年6月,“亚洲社会”(Asia Society)在香港举办了一场“妇女领导人”会议。因此,女性做领导人就更被视为平常。最为熟悉的例子公众人物之一现已退休的副总理吴仪,她曾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做出重要贡献。吴仪最初接受的专业训练是成为一名石油工程师,后来开始进入政府工作,她也参与了中国的入世谈判。今天,中国人大中的妇女比例是21.3%,高于美国议会中的女性所占比例。

在行政层,同样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均富国际(Grant Thornton),一家税务咨询机构发现,在中国,差不多在80%的公司里都有女性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而在欧盟这个数字大概是50%,在美国则是66%。同样的,在中国,31%的高级总裁都是女性,而在美国则是20%。张欣是出镜率最高的地产大亨。她和她的丈夫掌控着Soho地产帝国。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2010年福布斯富豪榜里的14位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大陆。所以,当现在全国各地新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马路上挤满了豪华轿车的时候,对女性来说,要展现她们在繁荣之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还是相对容易的。

中美女性也许还有部分别的差异:在美国,如果女性表现出相当大的野心的话,她们就会受到羞辱。因为很多人认为,她们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平等和物质成功,女性应该只牺牲那么多来追求职业成功就够了。比如在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她就被一些人贴上了“对入主白宫过于热切”的标签。“很多美国女性都非常雄心勃勃,但是她们不好意思承认,”英特尔公司,"多样化和包容性"的部门主管罗萨琳·哈德奈尔(Rosalind Hudnell)说。

另一个因素:中国女性之所以可以全心追求她们的事业,是因为很容易找到帮手照看孩子。在美国,还有众多的西方国家,很多女性都和父母手足住得很远,当她们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时,她们在工作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焦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受过教育的母亲呆在家里或者放弃公司的升职机会来照顾孩子。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公立的集体托儿所就设立在工作地点附近,女性的重点是好好工作,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或者如同“工作生活政策中心的”拉什迪所称,请别人来照顾自己的孩子主要是看在“实用方面”,而不会对此过于感情化。

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可能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在快速地发展和变化、充满了机会和挑战的环境中——雄心壮志已经成了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年轻的中国女性正感受着“成功”的压力——不只是以男性社会的指标来衡量,而且是为了跟上一个房价每几年就要翻番,处处都有竞争的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野心已是一种必需。按照这种思维,那些缺乏野心的人,最终会被抛在后面。

北京的Isaac Stone Fish对此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海峡时报:不许谈性,我们是中国人

CNN:中国精通科技的90后将如何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

译者频道—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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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杂志: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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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杂志: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the US-China Rivalry

作者:阿隆•弗雷德博格(Aaron L. Friedberg)
原载:《生存》(Survival)杂志2010年8/9月号
译者:刘坤
校对:@xiaomi2020

作者简介:

阿隆•弗雷德博格(Aaron L. Friedberg),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2003年6月至2005年6月曾担任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政策策划部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国际安全、外交政策以及防务政策。著作有《疲倦的巨人:1895-1905年不列颠和相对衰落的经验》、《在城堡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作者关于中美对抗的最新著作将于2011年春由诺顿(W.W. Norton)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摘要

尽管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放缓的全部影响尚未完全展露,但它们将对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对抗产生重大影响。经济问题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内中美关系日渐增多的摩擦和竞争的来源。不过与此同时,危机的后续影响将导致华盛顿更加难以负担与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争。尽管中国目前看上去已经拥有了相对强大的经济地位,它看似快速的复苏将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最后,尽管关于美元将丧失世界货币地位以及美国软实力相对于中国而言正在下降的报道有夸大其辞之嫌,过去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将使这两种发展态势更有可能成为事实。

正文 【点击查看】

说明:这是最新一期"Survival"杂志关于“衰退之后的中美对抗”组稿中的一篇,我们正在翻译另外两篇,等全部完成后会发本刊专辑PDF。本篇全文共14,000+字,超过RSS输出限制,可以在这里阅读和下载:http://is.gd/eJPAZ

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南华早报》关于马尼拉公交血案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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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K) editorial on Manila bus tragedy: Wrong targets for ourunderstandable anger


译文:《南华早报》关于马尼拉公交血案的社论

愤怒可以理解,发泄目标选错

2010年8月25日
配图:译者
香港民众对马尼拉警察战术反应小组的愤怒可以理解。警察试图结束人质劫持的努力看起来简直荒谬,在诸如Facebook等社交站点上,成千上万的人用“明显的敌意”来描述这件事。他们的不满也直指菲律宾政府,在整个事件最需要菲政府的时候它却表现糟糕。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民众要把他们的失望发泄到普通菲律宾民众头上。毕竟菲律宾的民众并没有做错什么。是警察突击队执行了解救行动,又不是他们。骂他们跟警察一样无能是没有道理的。

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难免有种族主义之嫌。在港府对惨案的回应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港府对那些想打算去菲律宾旅游的人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旅游警告。基于一个孤立的事件,港府就确定菲律宾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应该避免所有的旅行。在旅行风险国家名单上的其它国家——印尼、伊朗、尼泊尔、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泰国——的风险等级都要低两个等级,旅行者得到的建议只是“谨慎出行”。

这种回应是一种本能,但是却因为一件与菲律宾人毫无干系的事惩 罚了他们。旅行禁令是出于安全目的,而不因为了政治报复。同样的,对菲律宾总统宾尼诺·诺诺·阿基诺的愤怒也许还可以理解,但是在他不应该在他的博客里受 到胡乱攻击,或者像在昨天菲律宾总领事馆外某人举着的海报上写的,“冷血阿基诺——下地狱吧!”像这样的表达都是不理性的,也是不合理的。他们所做的只会挑起不必要的仇恨。

群情激愤在情理之中。我们对很多的问题仍然存疑。但是生活在我们香港人中间的15万菲律宾人,和在菲律宾无数依靠着我们的商业和旅游生活的普通民众给不了我们想要的答案。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血案的无辜旁观者,也只应被当做旁观者对待。

相关阅读:

译图:卫报:马尼拉公交劫持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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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五角大楼瞄准中国的网络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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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entagon takes aim at China cyber threat - Yahoo! News

译文:美联社:五角大楼瞄准中国的网络威胁

作者:美联社记者 Lolita C. Baldor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 4:30 pm ET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华盛顿——美国首次公开警告中国军方利用平民电脑专家对一些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进行秘密网络攻击的行为

这个动作被看做是明确发给北京的信号。五角大楼在本周用一份措辞谨慎的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五角大楼说,解放军正在通过“信息战部队”研发攻击敌方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的病毒,而这个部队当中包括一些平民计算机专家。

这一说法让困扰了美国当局一些时日的一个问题有了些眉目:美国如何处理来自中国,并几乎确定是受政府指使的网络窃密?尽管存在这一事实:美国官员没有或不能提供这些关联的证据。

当被问到平民黑客的问题时,一位国防部的发言人说,任何对它的计算机网络构成威胁的潜在危险,五角大楼都很关心。鲍勃·梅哈尔(Bob Mehal)司令说,五角大楼将会监测解放军的网络战能力建设,并“将继续发展网络战能力,以对抗任何潜在的威胁。”

在这个新的警告发出的时候,美国和其它国家领导人正在努力改善在对抗全球网络犯罪、设立网络监管规范方面的合作。

“中国政府,尤其是解放军,设法打入黑客社区并利用它,”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说。“国防部一直在寻找方法,当网络空间的潜在敌人的行为有可能越界时,就发出信号。”

他说,这份有关中国的报告就是向北京发出这种信号的方式之一。

这份五角大楼的报告说,去年,“全球众多的电脑系统,包括那些美国政府所有的电脑,持续成为网络入侵行动的目标。而那些入侵活动明显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报告说,那些攻击的“重点在盗取信息,其中一些信息是战略性的或有军事用途。”

五角大楼还提到了一个据称位于中国的计算机间谍网络——代号“鬼网”(GhostNet)——它在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被披露。报告称,这个间谍网从近1,300台电脑的硬盘中窃取敏感信息,包括在大使馆、政府办公室、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的电脑。中国官员否认与此有任何关联。

一些美国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一直在抱怨针对敏感的国防项目和其它高科技产业的网络攻击。计算机安全专家说,他们经常被召集到一些公司研究电脑网络入侵,其中含有中文编码,或可被追踪至中国的计算机IP。

但是专家们承认,要判断网络入侵是否是由中国政府或者军队指挥/授权的则很困难。

使用平民网络雇佣军给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一口否认的办法,前国土安全部电脑安全紧急应变小组的负责人杰里·迪克森(Jerry Dixon)说。

“局面会变得更复杂。他们可以使用多重组织进行网络窃密,”他说。“如果你想否认,你可以通过隐蔽的渠道,通过某公司来替你进行代表国家的行动。”

他补充说,平民黑客或者前线的公司通常都有专业的知识,比如关于某些国防承包商、关键行业或政府机构的知识。

刘易斯说,“这是很好的障眼法,你和政府不用负责,因为是某些平民干的。”

但是,他和其他人也指出,中国有一些黑客和中国军队或政府没有联系,但是仍把美国公司和机构当做自己攻击的目标。官员们承认,要判断出没有和解放军有联系的平民黑客占多大比例十分困难。

美国官员现在比一两年前更公开地谈论这一问题显示出,关于解放军参与网络攻击,他们已经掌握了比他们打算透露的更多的证据。

在谈到中国的网络攻击时,美国官员十分的小心。他们必须要牢记,言论可能影响到美国同共产主义巨人——中国之间大起大落的关系。

五角大楼的领导——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们——都在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军事联系。但是今年早些时候,双方的关系再次紧张,奥巴马政府同意了6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国以暂停同美国的军事交流回以颜色。中国一直声称台湾这个自治岛是它领土的一部分。

最近美国和南韩在黄海举行合军演,让中国再次不高兴。

中国官员最近警告说,五角大楼新的报告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两国的关系。不过都没有直接说到网络攻击问题。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在数字化战场上,美国难以找到轻而易举的遏制力

译者合集四 初探 互联网与政治

经济学人:网络战:第五空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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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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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hina Faces a Difficult Economic Transition - CEIP

译文: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作者:Michael Petti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5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中国增长模式是亚洲增长模式的加强版,它与其它的“奇迹”增长期(包括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巴西)的发展战略有一些相同的基本特点。在形成巨大增长的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国似乎早已跨过了拐点,也许正在处于调整为不同的增长模式这一艰难转变的边缘。

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是家庭收入对制造业和投资的补贴。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说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巴西,家庭收入成本是很明显的——巴西政府对国民收入课以重税,然后投资到制造业和基础建设之中。亚洲的区别是依靠不那么明显的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

亚洲模式使用三个主要的机制来确保国民为投资买单。第一,工资的增长水平被限制在远低于工人生产力的增长水平之下,迫使工人补贴老板;第二,汇率被低估。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同时在可售商品领域补贴制造企业,减少了工资的真实价值。第三,也是最强有力的机制,就是金融抑制。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存款都变成了银行储蓄,而银行又被货币管理机构控制。货币监管机构可以决定信贷投放、贷款风险让整个社会承担、设定借款和储蓄利率。

极低的借款和储蓄利率创造出一个强大的机制,这个机制用家庭存款来促进增长,大笔地补贴了资金成本。中国的情况是,通过把家庭存款转移给银行,借款者再从银行以被压低的利率获得贷款的形式实现了每年5% -10%的惊人GDP增长率。资本的低成本也解释了看似矛盾的中国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的增长——人工也许很便宜,但是资本几乎是免费的。

这个巨大成功模式导致了相当多由投资驱动的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即使家庭存款被大规模转移,但是家庭收入仍然激增。过去10年,在中国以每年10%-12%的稳定增长率发展的时候,中国人的家庭收入,还有家庭消费,也以每年8%-9%的速度在增长。

但是这个模式至少有两大羁绊。在初期,当投资规模比较低,转移的家庭财富投资在了产能和基础设施上的时候,也许在经济上还算有效。但是当补贴投资延续得越 久,资金成本就变得越低,也就越有可能投资在浪费型的项目中,而信贷风险却转嫁给了全社会。从某一点上来说,资金使用人是在破坏财富,而非创造财富。但是,只要从家庭收入中转移的资金超过了被浪费的投资产生的损失,账面上就仍然有利润。

第二,迫使家庭补贴增长的政策,有可能产生消费增长赶不上生产增长的情况——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重大功能就是家庭消费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大量而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来吸收过剩产能。

这就是中国在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而且只要世界上其它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有贸易逆差的欧洲国家——能继续吸收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中国国内市场可以消费的产能在不断下降也就无关紧要了。

但是,在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全球GDP的份额创造了100年内(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其它国家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吸收更多的贸易顺差。更糟糕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其它国家哪怕只是维持目前贸易逆差的能力和意愿。

中国已经被这两大羁绊勒住了——资本也许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浪费,而其它国家发现,要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已经越来越困难。尽管中国过去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现在它亟须抛弃这一发展模式。

中国越早做出改变,转变的痛苦就会越轻——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将是艰难的。中国必须提高工人工资和利息,并使货币升值,但是如果这个过程走得太快,那些 严重依赖补贴的企业和项目受到的资金压力会相当沉重。结果是,当中国在海外的竞争力衰退,失业率就会增加,这也会导致消费下滑。如果中国调整得慢了,那它 就需要其它国家来适应这种缓慢调整的步伐,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最主要是美国和欧洲,是否会允许他们的贸易逆差缓慢下降?这尚不清楚。

进行过这种调整的历史先例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中国要采取的措施得让前人都相形见绌。不管愿不愿意,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在许多年中,它进行调整的速度都将会影响到全球的增长。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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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注意中国的沿海地区,而不是汇率

《未来100年》节译 第五章 2020 纸老虎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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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6日星期四

华尔街日报:陆思礼:公民权利和警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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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itizen Rights and Police Conduct - China Real Time Report - WSJ
译文:华尔街日报:陆思礼:公民权利和警察行为




作者:Stanley Lubman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6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AFP/Getty Images 201075,在新疆地区致命骚乱一周年的日子
武警在乌鲁木齐街头执勤
最近在中国中部发生的一件事,戏剧化地表现了最关心维稳的政府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加的愤怒的公民之间的严重矛盾。

这一矛盾也反映出中国警务的系统性问题,警务问题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会存在,阻碍了重大改革的出现。

公民上访的权利是受到中国宪法保护的,但是在实践中却经常,有时甚至是公然地遭到践踏。上个月,一位湖北省政府官员的妻子在试图进入政府大楼看她丈夫的时候1 ,受到六名便衣警察的暴打。一篇路透社的报导说,警察误把她当做“许多去政府办公室上访,希望纠正错误的人中的一个。”报导还说,这件事“在中国的网民中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它突出了中国上访大军经常被那些想让他们闭嘴的警察和雇佣来的打手的殴打。”

《华尔街日报对此事进行的记者说,警察为他们的“错误”道歉,说“我们不知道打的是一名重要领导的妻子。”文章还说,“这一不伦不类的道歉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是高官的家属,这样打就没什么问题。这引发了公众铺天盖地的指责。”

在国会的中国执行委员会20104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中国的执法人员和公民之间的爆发冲突是经常出现的群体性事件里警察行为不当的主要例子。这个委员会每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内容宽泛,包括从贸易到人权等等许多问题。这份报告还指出了其它警察违法行为:滥用警力审问公民、搜查房屋、没收财产、骚扰异议人士的家人、打压异议人士、法外拘留、使公民失踪、对拘留人员的折磨和殴打。

外国和中国的学者都在试图了解中国非法行为的原因,包括谭睦瑞( Murray Scot Tanner)和埃里克·格林(Eric Green)在20079月的《中国季刊》的《首长和秘密特工:中国中央和地方对警力的控制和法制的障碍》一文2。【本文英文原文:墙外:http://is.gd/eF00P】首先,作者指出,特别是针对访民的警察行为,警察的目标通常都是“模糊的”,比如说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并“尊重公民的权利。”

每个社会都要面对紧张关系,但是在中国这种紧张关系十分严重。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个人权利概念被更广泛地接受,这正缓慢地加大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普遍压力。在中国当局看来,这是对其统治造成威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它对此非常紧张。根据中国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去年又增加了的群体示威、上访和骚乱毫无疑问地加剧了这种紧张。

第二,文章把焦点集中另一个组织问题上,问题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警察工作的分配上。北京的公安部正试行从中央到省、县和更低的公安局的层次结构上进行 “统一领导”。但是,与此同时,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官员有权控制警察,执行党的政策,可以决定“重大政策问题,管理“警察的部署和本地安全事件” 。权力重叠——来自北京的垂直权力和来自地方的水平权力——严重地影响了对警察的控制。”

作者说:“许多机构都想帮助中央政府控制、监督和监测各地的警察,但是事实上只能进行很弱的控制和监督。这些阻碍会在中央领导构建法治中国的时候形成巨大的挑战。”

上面提到的“打错门”描绘出这样的局面,为了让当地政府不受到来自北京的恼人的批评,当地警察可能会如何扭曲中央政策的贯彻。中央政府关注“社会不稳定”导致了对访民实行配额制。访民们之所以千里迢迢到北京上访,控诉地方政府,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本地的示威的反抗被忽视了,他们的抗议权利被剥夺了。

反过来也引起了警察对示威者的粗暴对待。正如一位中国评论者指出的,“如果一个地方有很多访民,这就会被看做当地社会不稳定,而当地官员要承担治理不力的责任。”

殴打访民或示威者——甚至像那位被错当成访民的官员妻子的任何人——表现出了维稳和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但是,在这个矛盾之下是更基本的现存的紧张关系——存在 于维护威权统治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而这种紧张关系增加了中国公民要求扩大和维护他们权利的压力,包括免受粗暴的政府对待的权利。

警察的违法行为是中国政府治理失败的有力证据。 比如,各地公安局经常自作主张,将人员规模扩大到超过北京的规定,有时候是通过雇佣私人保安公司。他们经常以强制性罚款非法地获得收入以弥补中央财政拨款 的不足。另外,因为中央对公共安全的监测是由地方公安局执行,向北京“忠实”汇报的动机也就没那么强烈。这些只是为了说明而举例——其它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种公共安全的分权体系会如何演化呢?谭和格林总结说,不存在什么“全国统一的模式”,只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模式”。在许多地方机构中,法治不大可能出现。尽管在一些大的,相对富裕的城市,可能出现相对法治健全的区域,“在地方上,一小群由党干部和当地企业家组成的精英联盟控制了政权和经济,”警察和半私人的“保安公司”正成为“镇压和反劳工”的代理人角色。他们还说,在沿海地区,如福建和云南,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警察和犯罪组织的勾结。

这一悲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让人信服,各地警察的行为没有得到中央有效的监测和控制。它也指出,党的干部对纠正众所周知的问题一直迟疑不决。警察违法仍将是通往法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也会继续妨碍上访者的权利,造成更多问题,和其它的问题。

notes

1 译注:此处信息有误,她的确是去反映其女儿因医疗事故死亡的事件,也的确就是一名上访者。

2 译注:没有找到这篇2007年发表的文章的中译,不过找到了贺卫方对此文所写的补充意见,见此:警察与法制 http://www.noblechinese.com/guiren-news2/info/13582-1.htm

陆思礼,长期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曾著书《笼中鸟:毛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史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

相关阅读:

陆思礼:中国司法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第一部分:对维权人士和律师的威胁

陆思礼:在中国司法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第二部分:法院改革

谭睦瑞:中国的国内安全战略遇到的挑战(收录于《译者合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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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为什么中国也许永远不会保护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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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Why China Might Never Protect IP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译文:哈佛商业评论:为什么中国也许永远不会保护知识产权


作者:Julia Kirby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6日 1:44 PM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订阅译者

在过去几年,“神奇的天朝”已经不满足于知识产权侵权,而转向了直接盗取内容!也不满足于操纵货币,而转向了直接抢占工作岗位!上个月,中国找到了一个减少压力同时又不必采取什么实际行动的办法。中国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跟美元挂钩,而是通过小心的控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浮动——但是这跟固定汇率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这和中国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基本一样。各种各样的想要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力度的努力纷纷出台,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些努力到底有多大的诚意。比如商业软件联盟和IDC的研究显示,在2009年中国盗版软件的商业价值高达76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9亿美元(是最大的增长国)。

真相是中国没有真正下力气保护知识产权。西方的传统智慧却认为,一旦中国经济开始创造具有全球价值的知识产权——专利,药物配方,面向全球市场的电影——中国政府就会看到,作为一个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这样的假设正确吗?

想想看:如果实体经济消亡,而你(或者中国)变得无所不能的话,你会为新的信息经济设计出怎样的知识产权权利内容呢?本能的反应是你会倾向于过去的体系。“既然信息如此宝贵,”你也许会想,“必须用更严格的规则来加以保护。”但是实体经济的模式和信息经济不匹配。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在早期就为人所知的是,信息产品的复制是零成本的。

你一定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是还是让我们正视这一事实:如果一个农民生产了一捆干草,可以喂给这匹马或者另一匹马,但不能同时都喂。钢厂生产的钢锭可以用在小汽车上或者摩天大楼中,但是不能同时都用。所以,为了调节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必须使用价格机制和市场。但是当一个黑客在Linux上创造出新功能,其他人也可以使用,且没有人会因此失去什么。我们都可以保有自己的代码,同时复制出去,鱼和熊掌兼得。

考虑到这一事实,SAP是不是应该让德国政府禁止发布Linux代码?对一位正统的经济学家来说,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Linux这种东西不存在。如果那位黑客得不到报酬,就没有经济上的动力去创造它。但是它确实发生了,因为黑客们得到的报酬是其他的东西。【相关视频:Ted演讲:Yochai Benkler's 对“合作创造”的回报的演讲,有中文字幕,选择Chinese(simplified)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公司案例。世界上的制药公司有一批长期研究积累下来的财富。在申请牌照的程序中,成功的研究被公开。走到死胡同的研究就跟《夺宝奇兵:法柜奇兵》中的法柜一样被放进了仓库。假如你无所不能,那么你的观点是把这些研究保存起来,还是把向世界上其他的研究者公布?哪一个对经济比较有利?当然会出现这样的案例:一名科学家的前期研究结果成为了另一名科学家研究的起点,知识的重新组合将会再次加速开发进程——没有边际成本。如果你不考虑经济因素, 比如说在加速药品研究带来的收益的话,那么这种进展会大大地惠及全世界的人。一个真正建立在信息经济上的社会,不公开药物研究信息也许会和盗窃一样被指控。

经常提及的打击自由获取信息的理由是,限制对刺激生产是必须的。但是音乐文件的自由分享几乎没有让人们停止创作音乐。事实上,音乐从来都不是一个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业。给iTunes、乐队付钱买音乐,下载你可以无成本获得的音乐也不是“理性的”。但是在经济之角,所有的参与者现在都在创造新的合适的模式。至少我们知道没有人打算起诉免费iPhone应用程序的开发者。

那么专利呢?劳伦斯·雷西格(Lawrence Lessig)已经清晰地说过,假设专利可以提供创造动力是理性的,但不是现实。一句话,真正的竞争不是别人模仿你而是超越你,信息保护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是担心如何扩大利润或者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我们在试图设计出对社会来说最佳的经济系统。在《地区优势》(Rgional Advantage)里,安纳利·萨克斯宁(Annalee Saxenian)分析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硅谷和马萨诸塞州Route128之间关于高科技经济的领导力竞争。他的结论是,人们之间良好的沟通和联系形成的开放环境是硅谷胜出的原因。

这不是说要抛弃所有专利和认证,只是让获取信息可以在合理的条件下变成必须。比如《创作共享许可协议》就是这样一个提供给非虚构类作家的一套合适的协议的尝试。1

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没有领头人的信息经济中。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使用新的工具来替代过去的工具,或者给旧工具增加新的功能。但是我们还没有重新调整好我们的思考方向,围绕着新科技的特点来组织我们的经济。就像功能组织、杜邦方程、标准成本和20世纪的管理方法首先出现在最有创新能力的工业组织重,如杜邦和通用汽车,合适的规则首先出现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比如Linux和Facebook中。名声、接受度、隐私、方便获得是很重要的几个方面,就像过去很重要的直接成本,规模和生产力。

当经济学家嘲笑“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的时候,企业高管们也对“赠品经济”(Gift Ecomony)嗤之以鼻。但是这些态度都是建立在人们深信稀缺性是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这种信念有理由存在于这种经济之中,而这种经济并未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卫星、纤维和硅片来传输信息。几乎是基本定义就决定了经济学家在计算没有成本和价格的东西的时候会碰到麻烦。在实体经济世界,低价导致过度消费。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就是这种结果。但是对知识的过度消费意味着什么呢?

信息经济和它的实体基础这两个部分如何相互作用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是接下来的十年,就像本科勒萨克斯宁雷西格预言的,我们将见到从保护旧的知识产权制度到新制度之间的转变。

当然,中国也许仍然会改变它的想法——全球首部中国制造的大片上个月在全世界公映。不过,我敢打赌,在开幕式那天,电影院里的摄像机一定和在上个月召开的世博会上一样多。

notes

1 译注:“译者”遵循的cc2.5协议就是《创作共享许可协议》中的一个版本。我们基于此协议,贡献自己的翻译创作,并鼓励在此之上的更新和再创作。

相关阅读:

Ted演讲:Yochai Benkler's 对“合作创造”的回报的演讲


卫报:国家公敌:开源软件使用者

译者频道—IT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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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中国的社交媒体欺诈:资本主义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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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Social Media Fraud in China: Capitalism on Crack - China Hearsay

译文:ChinaHearsay博客:中国的社交媒体欺诈:资本主义裂缝

我正在为9月初将在香港举行的一个会议分论坛做一些小调查。主题是社交媒体和知识产权,但是,你当然不能完全忽略比如隐私,欺诈和其它商业问题。

当 我在读相关主题的材料时候,我不断地为中国的诈骗者们的发明创造和无所顾忌所震惊。想创造一个新的成功的网络平台可不容易,而一旦它们出现了,肯定会有人 以各种创造性的方式来把它们搞砸了。我知道世界各地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这里的欺诈者的大胆让人惊叹,值得对此点评一二。

最近我得到的最大的娱乐消息来自上周的《中国日报》上关于微博和关注者欺诈的文章。如果你对“微博”这个词不熟悉的话,那就想下Twitter(单一用途的微博),还有Facebook和LinkedIn这些有更新状态的网络服务的网站,还有在世界各地的类似网站吧(注意,Twitter在中国是被屏蔽的)。尽管在中国,最近,对微博的(管制)很严重,但是总体趋势还是积极的。

在过去12个月来,微博已经获得了中国最流行的社交网络的地位。超过2,000万用户在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上开通了微博。

真不错。当然,在中国的每样东西都会伴随着花哨的,梦幻般的巨大数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在预料之中。是的,微博也赶上来了,只要政府能够容忍它的些许变形,它的前途一片灿烂。

在中国,任何事物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模仿。曾经出现过一些相似的平台,其中一些还让管理部门相当紧张,并促使一些规则进行了改变。第二,商业化。任何时候,只要你有了巨大的访问量和信息流,总有人会来试试看能不能赚到钱。

在微博里,关注者(也就是那些“订阅”了你的微博的人)的数量就是现金,拥有越多的关注者,就意味越多的人在看你说什么。当然,这完全是瞎扯。比如说,在Twitter上,我的一些关注者关注了1000个人,但是他们不可能把我发的推都读到。因为一天就那么点时间。

无论如何,关注者的数字只是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不过市场/公关人士,还有他们的广告客户,喜爱简单的衡量标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些已经是这行的人就别做声了。不要破坏了我们剩下的人的惊奇。)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最近的一篇报导说,任何关注者超过1万的微博都适合发布广告并从中获益。但是通过微博上的“僵尸关注者”而创造一个流行的假象,这在中国不算是什么秘密,但是在短期内大量揭露这种微博可以算是秘密。【相关阅读:《经济观察报》:微博粉丝产业链

啊,对,就是僵尸,它们也被称作假关注者;如果你在卖广告,这也是欺诈。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数字都是狗屁(其实大家在很久之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那么应该怎么应对呢?

很明显,如果我是一个广告商,这个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会收回自己在这个领域里的投资。如果我是这个平台的经营者(比如说新浪的),我就要损失钱了,所以我会到处去找技术解决方案。

新浪最近就这么做了。通过对比IP地址,它把一些有多个账户的人踢了出去。比如说,如果你有100位关注者,但是这些关注者只有50IP地址,好吧,很可能里面有一些僵尸关注者。新浪进行了检查,并把一些僵尸关注者从关注群中剔除,大幅减少了那些被推得很高的用户。真是丢脸啊。

尽管如此,也许《中国日报》那篇文章最搞笑的部分是对僵尸关注者提供商的描述。他们的生意还真不赖,他们对此非常骄傲。下面是僵尸机器是如何工作的摘录:

“当你有超过1,000名粉丝,你就成了一块公告板;当你的有超过10万名粉丝的时候,你就是一份都市报;当你有超过1,000万名粉丝的时候,你可以跟CCAV竞争!”这是一个进行微博粉丝交易的商店发布在网络交易网站——淘宝的广告。

但是因为出现了对僵尸关注者的监管,很出人意料,这种交易还没有找到一个绕开这个巨大障碍的办法。

几乎所有的在线商店都说他们卖的是“高质量且永久的”微博关注者,这些关注者有自己的照片,自己的关注者和微博。这些微博关注者甚至还时不时地发一些消息。

“他们跟僵尸关注者不一样,他们不会被发现。如果被删除了,我们会给你新的,”一个昵称叫毛毛(音)的店主说。

跟毛毛只销售微博关注者不同,很多网店主人把他们的业务扩大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花28元你可以买到50条对你的微博的评论,”一个注册名是Chou Chou_happy的店主说。

Chou Chou_happy的网店提供的是打包服务。1000名关注者+20条评论+400条推的价格是229元。1500名关注者+10条评论+500条推的价格是258元。她的店里这些东西没有上限,但是Chou Chou_happy拒绝透露她生意的秘密。

请继续关注。在那个知识产权会议之前,我应该还会有一些新的关于社交媒体的文章会发布。

原注:

  1. 在网上的每台设备都有一个与它对应的IP地址。当你登录一个社交网络的账户的时候,你的IP地址就跟你的账户联系起来。如果你在同一台设备上登入多个账户,那些账户都会是从同一个IP地址登入。
相关阅读:

《经济观察报》:微博粉丝产业链

社交媒体与中国:并非如你所想

译图:2010社交媒体江湖(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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