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1日星期六

世界事务杂志:全力以赴:中国展现魅力

原文:All Out: China Turns on the Charm

译文:全力以赴:中国展现魅力
 

作者:Helle C. Dale
作者背景:美国传统基金会Douglas and Sarah Allison 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World Affairs杂志2010年7-8月刊
编译:沙莉
补充翻译:@Freeman7777


中共积极地在全球通过传媒和“孔子学院”等“和平演变”手段输出其意识形态,与西方民主理念相抗衡。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Douglas and Sarah Allison 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席Helle Dale在《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期刊撰文指出,中共对外打造形象工程,对内镇压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否能成功,这是关乎未来的问题。


一位前美国驻泰国大使讲述说他被要求向曼谷当地的一所大学提供捐助,那所大学想在他们的图书馆建立一个“美国角落”——只不过是几台电脑和几个书架的与美国各类信息相关的材料而已。在冷战期间,这样一个项目原本是由美国新闻署来资助的。但是,11年前美国新闻署就关闭了,现在这样的请求必须通过国务院官僚制的重重审批。因为该大使的坚持,资金的审批终于通过了。然而,当他终于得以为“美国角落”揭幕时,他却发现,由美国政治捐赠的微小的“美国角落”相比由中国政府所捐赠的一座新建的、满员的孔子学院大楼实在有些相形见绌。

自2001年9月11日起五角大楼就把公共外交重点都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穆斯林世界的激进化问题上,外交工作越来越受到五角大楼的监督、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则有条不紊地以其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在全速前进。这么做是旨在推广中国的治理模式,排斥美国和西方的治理理念,在结交朋友和影响竞争对手上中国人已经投下了巨资。如北京奥运会和最近召开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所展现出的华丽,只是大量外交战线上(包括在美国境内),一种兼具决心和创造性正在发动的公共外交攻势最明显的表现。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参议员Richard Lugar,指名要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解释中国为何能够在明尼苏达大学以及全美其他学校开办了60个文化中心,而美国在中国却没有类似的机构这一现象。克林顿则表示,中国政府在美国正在做的事情,美国政府没有同样财力在中国做到:“每个孔子学院启动费用需要100万美元,每年运营费用超过2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预算上没有中国政府这样的大手笔开支。”

冷战胜利之后美国就在公共外交方面昏睡过去了,虽然美国现在想要努力回到公共外交博弈里来(国务院已为2011年要求了1500万美元,以在全世界开办8到10个左右的文化中心),但相较之下,中国已经发动了一场文化闪电战。曾几何时中国生硬的宣传工具只会广播捍卫中国政策的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而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似乎改弦更张更强调文化和信息方面的广播。282所孔子学院散布在全球各地,全部都由北京的“汉办”控制。中国也有了它自己版本的和平队(Peace Corps),由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管理,把中国青年送到中国政府与其政府有着友好关系的像老挝、埃塞俄比亚、缅甸这种国家去做发展方面的工作。不像美国大使馆人员每两年都要进行轮换,中国外交人员被鼓励更频繁地回到诸如柬埔寨和缅甸这样对中国政府来说具有高优先级的国家。要做到大使级别之前,他们应该能够在所驻国政治、商业、文化精英中拓展人际网络,流利的使用当地语言。中国也是世界上最积极使用学生交流计划的国家之一。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人数不断上升,2008年时大约8万,到2009已超过9.8万。

指导这些方案的总体战略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让中国的影响力扩散出去,同时谨防外部的信息和观念流回去“污染”中国。正如Stefan Halper在他的新书《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如何支配二十一世纪》(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写道的那样,“中国竭力避免冲突,它的真正挑战体现在一个特别的方面,即在中国式资本主义和中国思维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的兴起过程中扮演着创造性的主导角色。”

早在奥巴马政府把“巧实力”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官方前提之前,中国政府就开始认真看待“巧实力”("smart power")理念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但是不同与美国,中国的“巧实力”外交政策并非将军事投资转移到对外援助和公共外交上,而是立即在战略上、主动性上采用对外援助和公共外交这两种做法,并且精致度也越来越高。当中国已经将其军事影响力从亚洲(中国以一种区域性的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延伸到非洲、印度、中东地区以及更远的地方的同时,它也努力说服世界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和平发展。

根据Rumi Aoyama的说法,中国的公共外交有5个组成部份:“对外宣传中国的主张,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反驳海外对中国的歪曲报导,改善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对外国的政策决定施加影响。”这一套简单的列出外交政策优先性的做法有其令人钦佩的明确性,这种做法已经完全避开了美国所做出的类似努力。

中国媒体不断增加的吸引力及其辐射面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2009年1月,南华早报报导,北京已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媒体驱动”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建立海外分社的网络向世界展示现代中国的形象”。这种做法就和其他公共外交努力一样,中国正试图反击它以往在海外低收视率的形象。(尽管中国在全球公众态度上取得的口碑获得了全面改善,但在2008年皮尤研究调查进行民调的国家中仅有23国的多数人表示了喜欢中国的看法。)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为这项工作提供令人瞠目的68亿美元的资金。相比之下,美国目前每年在国际传播上花费大约7.5亿美元;英国的情况也类似,资助BBC世界服务运行的资金大约为4亿美元。



今年5月,中国的新华社宣布成立一个全球英语电视频道,作为推动反击西方新闻媒体支配性方案的一部分,尤其针对CNNBBC。试播据说已经开始了,并且电视台计划在7月全面投入运作。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hina Network Corporation, CNC)制作的该频道将通过卫星、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手机播放,其内容将包括新闻、商业和生活方式等栏目。以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话来讲,“CNC将为全球观众提供多一个信息来源,促进用和平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

此外,中国政府经营十年之久的英语频道中央电视台第9频道,也旧貌换新颜。以CCTV新闻广为人知,它将在100多个国家提供新节目。中国还增加大量的纸媒印刷。在1993年推出的中英文《环球时报》,其公开的目标是“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良好形象”,现在发行量为1百万余份,《人民日报》则增加阿拉伯语,俄语,法语,日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有3百万的发行量,且配发10种其他报刊和6家杂志。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稳定增加其短波广播频率,而美国的短波广播已经减少。2000年,中国有152个短波频率,美国有263。到2009年,中国的短波频率数量已增加到293,而美国下降到205。短波当然特别面向发展中世界,那里接触电脑和手机等更先进的媒体比较不易。对于有着严控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政府的国家来讲,短波广播是最难于去干扰的。


中国的公共外交策略也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中共政府至少雇用28万人去监控互联网和宣传美化政府的信息。互联网监视方面更多的工作是由许多互联网志愿者完成的,从退休官员到大学生到渴望成为党员的共青团员,都是这类人中的一员。

“互联网新闻协调局”(即第九局)是用于监控该国数量呈爆炸性增长的网络用户的机构之一,中国网民估计达4.0亿,占总人口大约三分之一。新成立的负责审查事务的局隶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按《纽约时报》最近的报导,“它对网络上的新闻内容而言是首要的每日执法者”。不用说,这个工作令人头痛。对来自网站、博客、聊天室、公告板等等的信息海洋全面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信息搜索中,中国用户越来越善于使用各种复杂的回避监控的工具,如代理服务器和虚拟专用网络(VPN)。

中国政府经常屏蔽掉Twitter和Facebook以及被它视为具有颠覆性的中文网站。谷歌中国在1月份遭受了重大的网络攻击,因此开始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存在,显示了美国公司在中国营运时所面临到的危险。中国政府则推动本土网站QQ.com,Sina.com以及中共自己的党报《人民日报》网站以期取代谷歌。


中国为了获得资源和影响力展开了针对全球事务的外交政策,而中国的公共外交就是这种外交政策战略的的无缝衔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把西方模式认知为是有致命缺陷的发展模式。当西方国家承受世界经济危机苦痛时,中国正在争辩说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才是未来的方向。显然这种论调是有共鸣的:期待中国政府投资和贸易的一些亚非拉美国家赞同它的说法,特别当它不伴有任何恼人的民主改革或私有化的说教时就使它更具吸引力了。

尽管如此,当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信息战里越陷越深,当它的公共外交操作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中国领导人想要将“北京共识”推向全球的经济发展时,致力于控制中国国内信息流通和试图窃取谷歌技术揭示了共产党政权的根本弱点。

中国的大胆赌博是否能成功——对内压制信息在人民间自由流通,对外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宣传运动,这是关乎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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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韧性的、老练的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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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咱们工人有力量

原文:World economy: The rising power of the Chinese worker | The Economist
译文:经济学人:崛起中的中国工人力量


世界经济

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全球经济有益。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9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国际财经时报》的“同来源译文


廉价劳动力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里的产业工人的要价,仅是美国或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九牛一毛”。去年,有约1.3亿底层“流动人口”在新兴城镇工作,平均每个月带回家1,348元。折合成美元,大约是197美元,仅仅是美国平均月工资的1/20。但这已经比前一年涨了17%。随着中国经济反弹,工资上涨也紧随其后。在遍布出口工厂的沿海地区,老板们缺工人,工人们缺耐心。这个世界工厂已经发生了一连串罢工。

2008 年实施的新劳动法,以及更基本的供求关系法则,让中国工人们更有底气。工人正在变得越来越难找到和留下。农村大约还有7000万潜在劳动力。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厂搬往内陆地区,他们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但是,劳动力供应不是无限的,即便在中国也同样如此。从明年开始,15-29岁的人口数量将急剧下降。而且尽管工资在上涨,但他们的期望上涨得更快。[新一代工人]似乎更不愿意“吃苦”,也不再任劳任怨。

为什么打手们被叫停?

事实上,中国工人从来不像流行漫画讽刺的那样“温顺”。但最近的罢工频率(中国沿海的广东省48天内发生了至少36起罢工事件)、持续时间和目标对象(跨国公司)仍然不同寻常。中国共产党以前对劳动骚乱屡施重拳。这一次则相对宽松。政府控制的工会曾经派打手袭击过本田罢工工人,但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暂停。虽然消息很简短,但的确遍布国家监视的媒体。到目前为止,工运的领导人还没有在半夜听到“敲门声”。

这说明了三件事。第一,中国不愿意对大品牌的企业工人下狠手,因为这会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第二,中国越来越不担心会吓倒外国投资者。事实上,如果工人们感到郁闷,最好是让他们责怪外国老板去,而不是本国老板。在金融危机中,党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外国投资者更需要中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认为工人的举动与经济“重新平衡”的目标一致。这种想法可能是对的。相对消费支出,中国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工人在收入分配中拿到的太少:从 1990年的61%下降到2007年的53%(美国这一数据接近2/3)。工资上涨让工人可以分享更多自己的劳动果实,抵消的是老板们的利润。

中国工资上涨对西方也有好处。这看似奇怪,因为富裕国家已经非常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工。据估计,与中国的贸易帮助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节约1,000美元,真得感谢中国的廉价商品,对企业的更低的成本投入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如中国廉价劳动力帮助西方抑制价格增长,现在,中国工资上涨也将开始向西方输出通胀。另外,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和土地或者石油一样,是一种资源。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和沙特油井干涸类似,通常都不会有人从中受益。

明天的全球消费者

但在金融危机中,情况大不一样。现在,通缩是比通胀更大的威胁。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有4700万人失业,劳动力不再是世界经济的阻碍。世界真正缺的,是愿意消费的人,而不是想工作的人。中国工资上涨和美国一直要求的人民币汇率上涨有相似效果,减少中国的贸易盈余,刺激中国的消费。这将帮助闲置的外国企业和工人。中国消费增长20%将帮助美国出口增加250亿美元。这可以为美国创造超过20万的就业。

最终,这些新增消费会帮助世界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到时候,外国企业和消费者可能会想念那些帮他们取得高利润和保持低价格的中国沿海廉价工人。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在中国内地以及印度这样的地方找到廉价劳动力。而且,中国的工资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中国的生产力。 1995年后的十年内,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为以前的三倍,但每个工人的产出却涨了五倍。

当中国的初级劳动力在逐渐枯竭的时候,要重复成功经验,中国必须增加熟练工人的供应,这就要求一支稳定的工人队伍,他们可以为雇主工作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成为值得投资的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需要放松户口限制,这一制度阻碍了农民工正式地在城里落户,同时不失去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当劳动力充足的时候,对政府来说,有一群对城市管理者要求不高,还要在农忙的时候回乡务农的“流动人口”也不是坏事。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紧缩的时候还要保持快速的增长,中国的流动人口就不得不定居下来。

一名剑桥的经济学者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经这样写道:“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远远比不上根本没有被剥削机会的痛苦。”她的这句话是在1962年所写,她受到的正是东南亚的失业者的启发。从那以后,资本就一直在这一地区和更广阔的北边忙碌地“剥削”工人,也让他们从中受益。现在,是时候让资本来投资于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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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合集十一 成长中的中国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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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从天安门到巴菲特可能的继承人——李禄

原文:From Tiananmen Square to Possible Buffett Successor - WSJ.com
译文:华尔街日报:从天安门到巴菲特可能的继承人——李禄


作者:SUSAN PULLIAM
发表时间:2010年7月30日
译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校对:@xiaomi2020

21年前,李禄是天安门广场上抗议活动中的学生领袖,现在则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他有望成为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的继任者。


图:David Yellen
由左至右:中美能源控股董事长索科尔,巴菲特,比亚迪的王传福和李禄


点击这里查看WSJ的新闻录像:Dennis Berman讲述的故事是天安门广场上的领袖之一现在成为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管理的高层继任者。

今年44岁的李禄成为运营伯克希尔哈撒韦1,000亿美元中多数投资组合的主要候选人,这源于他与该公司86岁的副董事长芒格(Charlie Munger)的挚友关系。在采访中,芒格透露李禄可能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负责投资的高管之一。芒格说,“在我看来,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继承巴菲特的事业是现代企业史上最惹人关注的继任故事之一。一个月后将过80岁生日的巴菲特表示,目前没有退休计划,在他离开公司后,可能将把工作一分为二,分为CEO和投资职能。李禄成为监管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业务的竞争者,也是第一个被点名可能将接替巴菲特执掌投资部门角色的人。

这一进展说明伯克希尔哈撒韦正在推进继任计划的某些方面,此举可能早于投资者们的预期。

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李禄已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赚了大钱:他把芒格介绍给中国电池和汽车生产企业比亚迪,伯克希尔哈撒韦随后就投资了。巴菲特说,2008年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的比亚迪股份已增加逾五倍,获利约12亿美元。1998年以来李禄的对冲基金复合收益年率为26.4%,而同期内标准普尔500指数为 2.25%。

李禄在华尔街的晋升非常富有戏剧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父母被送去劳改后,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寄养家庭中辗转度过的。天安门抗议之后,他逃到法国,然后到了美国。他的对冲基金里的投资者包括美国企业的高管及音乐人斯汀(Sting),后者认为李禄“工作勤奋又聪明。”

李禄的投资策略与巴菲特明显不同:李禄主要投资亚洲高科技企业,但巴菲特通常对他不了解的行业不投资。

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核心投资工作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经理管理,他们地位一样,为伯克希尔哈撒韦1,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负担不同的职责。索科尔(David Sokol)是公司旗下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的董事长,人们认为他是CEO的头号竞争者。今年53岁的索科尔于1991加入中美能源控股,以工作不知疲倦闻名。

在采访中,巴菲特拒绝直接评论继任计划。但他并不排除在他仍在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掌舵期间,引入李禄这样的投资经理。

巴菲特说,我喜欢在我仍在这个岗位的时候引入其他投资经理的这个想法。他说不会排除今年作出这样的举动,但他补充说,也没有为引入更多投资经理设定“目标”。巴菲特说,他希望以团队的形式,即让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高管作为一个团队接受报酬,他说,我不希望他们竞争。

巴菲特说,李禄在许多重要方面适合这一职位。他说,“你希望有人能够在新问题还没有发生前就未雨绸缪。李禄是一个逆向投资者,在比亚迪股票遭打压下跌的时候,他买入了该股。另外他还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忠实粉丝,这或许也可以帮助他的事业。”巴菲特说,“除非他们对伯克希尔哈撒韦有特殊的感情,否则我们不会雇佣他们。”

但聘用李禄可能有风险,他对比亚迪的大量押注是他唯一一次大规模投资的全胜记录,如果没有比亚迪的获利,他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的表现则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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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天安门时期的李禄(右一),与学生领袖们在一起
如果让他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个大规模投资组合,他是否能获得这样的利润,这仍是个未知数。

更重要的是,他的战略是进行大笔投资,在市场下滑时也毫不动摇,这种战略可能会在漫长的熊市中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尽管2009年获得了200%的回报,截至今年6月底前,他管理的投资组合已经缩水13%,是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6.6%跌幅的近两倍。

李禄拒绝讨论可能继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只是说能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内部圈子的一份子,他感到很幸运。他说,这是你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李禄出生于1966年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他说,他九个月大时,他当工程师的父亲被送到了一个煤矿接受“再教育”。他的母亲被送到了一个劳改所。李禄的父母给很多家付过钱,希望他们照顾他。有好几年,他都在好几个家庭之间辗转,直到到了家乡唐山一个不识字的矿工的家里。他和这名矿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李禄说,小小年纪就与家人分离,这教会了他生存的技能。

十岁后,他与父母和两个兄弟重新团聚。当时他的家乡唐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造成约24.2万人遇难,其中包括照顾他的矿工一家。他说,他们家在地震中幸免,不过他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死了。

李禄说,当时他失去了方向,在街上打架斗殴。他说,他的祖母激励他开始读书学习。他的祖母是她们市里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李禄后来上了南京大学,专业是物理。

1989年4月,他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遇到了在那里集会悼念总书记胡耀邦的学生。胡耀邦被视为是一个民主与改革的支持者。

学生们抗议腐败等问题,李禄参与了学生的组织工作,并参加了绝食。

他和其他学生后来逃往法国。1989年晚些时候,他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那里的人权活动人士像迎接英雄一样地迎接了他。他不太会说英语,不过却收到了一笔写书的预付款,书的内容是关于他自己经历的。


在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的帮助下,李禄迅速学会了英语。据哥伦比亚大学说,他成了该校第一批同时获得三个学位的学生之一:经济学、法学和商业硕士学位。
在李禄的学生贷款盈余增加之际,1993年他听了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讲座。当时,90年代的牛市正如火如荼,对冲基金在上升阶段。李禄说,在中国,他不相信金融市场,不过巴菲特的讲座帮助他克服了对股市投资的质疑。

他开始用写书的预付款投资股市。1996年毕业前,他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储蓄,他说他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然而,他接受了证券公司帝杰(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的一份工作,之后离职创建了自己的对冲基金。1997年,他创建了对冲基金喜马拉雅合伙基金(Himalaya Partners)。之后,他建立了一只风险投资基金,以便投资美国的科技公司。

当时正值华尔街令人迷醉的时候。互联网大潮刚刚兴起。投资者们争相寻找热门股。

通过他的人权人士的关系,李禄迅速吸引了包括伯恩斯坦(Bob Bernstein)和音乐家斯汀(Sting)在内的富有客户。伯恩斯坦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前董事长,也是“人权观察”前主席。李禄说,其他投资者还包括金融家科尔博格(Jerome Kohlberg),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Allen & Co.高管舒曼(Stanley Shuman),以及对冲基金经理纳什(Jack Nash)。


不过,1998年李禄担任对冲基金经理的第一年就损失惨重。他的以投资亚洲股市为主的基金受到了亚洲债务危机的严重打击,损失了19%。

他说,我感觉很糟,因为人们信任我,他们知道的只是我是一个学生运动分子,而他们看到的只有损失。

随着亚洲危机迅速消退,他的财富反弹。1998年伊始,一场新的大牛市也随之到来。当时对冲基金行业急速发展,到1999年末,李禄的基金已经补回了损失。

2002年,对冲基金巨头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斥资投资李禄的基金,条件是基金在对某企业做多的同时也要做空。

这样的条件并不合适。李禄说他“痛恨”做空股票,抱怨说他不得不一直进行交易,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该基金剩余的部分目前正在清理。)罗伯森拒绝就这一商业关系发表评论。

简 •奥尔森(Jane Olson)是李禄在人权方面的一位联络人,她的丈夫罗纳德•奥尔森(Ronald Olson)是伯克希尔的董事,还曾是芒格帮助创建的一家洛杉矶法律事务所的早期合伙人。李禄会去奥尔森夫妇位于加州圣巴巴拉的周末度假房,2003年的感恩节,他遇到了家在附近的芒格。


芒格说,李禄马上就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说,两人都对金融公司报告的收益抱有怀疑,也都不喜欢听那些废话。
芒格给了李禄一部分家庭储蓄用于投资,创立了一个押注严重受挫股票的“价值”基金。

李禄说,两周后他与芒格再度会面,以确保后者有听证权。2004年初,李禄创立了一个基金,自己投资400万美元,又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集5,000万美元。芒格的家族投资5,000万,后来又投资3,800万。李禄与芒格达成的协议中包括该基金将不再向新投资者开放。

李禄获得成功始于2002年首次投资比亚迪,当时比亚迪只是一家羽翼未丰的中国电池公司。比亚迪创始人出身贫寒,1995年用借来的30万美元开创了这家公司。


比亚迪在香港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后不久,李禄就投资了这家公司。(比亚迪在美国“粉单”(Pink Sheets)市场交易,最近报每股6.90美元。)
李禄创立自己的基金后,再次买进比亚迪股票,最终将与芒格共同经营的1.5亿美元基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向了比亚迪,后者当时迅速发展,已经收购了一家破产的中国汽车制造商。芒格说,“李禄一开始只买了一点儿,后来比亚迪股票下跌时又买入更多,这是他的特点。”

2008年,芒格还说服索科尔为伯克希尔调查比亚迪。索科尔去了中国,回到美国后,他与芒格一同劝说巴菲特加大对比亚迪的投资。9月,伯克希尔向比亚迪投资2.3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10%的股份。

比亚迪的业务一直火爆。现在它已占了全球用于手机的锂电池市场近三分之一的份额。比亚迪更宏大的计划包括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方面的业务。

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厂商之一,比亚迪面临的考验在于能否实现其开发市场上能效最高的锂电池的计划,这种电池未来可能成为更强劲的动力来源。更有前景的是,锂电池有可能用于存储太阳能和风能等其他能源产生的电力。

芒格说,大型锂电池将是“引爆器”,改变行业形态。

比亚迪是李禄重点押注的对象。他是该公司的非正式顾问,并拥有约2.5%的股权。

李禄的基金向比亚迪投资的4,000万美元现在价值约4亿美元。伯克希尔2008年投资的2.3亿美元现在价值约15亿美元。巴菲特、芒格、索科尔和李禄,还有微软创始人兼伯克希尔董事比尔•盖茨(Bill Gates)计划今年9月访问中国并参观比亚迪。

现在李禄可以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中国旅行,但他希望很快能获得完全的旅行自由。但中国政府对他有何看法还不清楚。

李禄拒绝透露基金的其他资产。虽然今年出现亏损,但这个规模6亿美元的基金自2004年底创立以来已经增长了338%,年化回报率约30%,而标普500指数年化回报率不足1%。

李禄对投资者说,他从世界杯观赛经历中汲取了一项教训,他将自己的投资风格比作足球。他说,你有可能踢得非常卖力,但就是进不了球,但偶然之间──非常偶然──你得到一两个好机会,从而踢进决定性的进球。

本文作者 Susan Pulliam的电子邮件: susan.pulliam@wsj.com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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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美国以更强硬的调子应对中国

原文:U.S. takes a tougher tone with China|The Washington Post
译文:华盛顿邮报:美国以更强硬的调子应对中国


作者:John Pomfret 华盛顿邮报撰稿人
时间:2010年7月30日,星期五
译者:David Peng
校对:Andy Cheng(@adianch2010)



South Korean naval ships follow the USS George Washington during 
joint military drills in the East Sea, also known as the Sea of Japan.
图:在东海(也被称为日本海)海面上,南韩军舰在联合军事演习中紧随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Lee Jung-hoon/美联社)



最近几个星期,奥巴马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调子;这一变化是美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在一些领域,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如果中国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也与之针锋相对。


面对中国政府越来越热衷于测试美国实力,美国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即拒绝承认中国声称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它拒绝了中国要求美国海军结束其长期在黄海进行军事演习的政策。同时在伊朗问题上,它给中国施加新的压力,要求中国在西方公司离开伊朗时,不要增加在该国的能源投资。


美国的策略已经引起了中国官员及国有媒体的强烈反弹,指责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周一,外交部长杨洁篪发表了一项极不寻常的声明,指责美国鼓动其他国家与中国做对。一位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将美国拟在黄海公海海域进行的演习,比作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弹头导弹。


美国官员解释说,这些步骤是一个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一方面,美国承认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另一方面,当中国行为侵犯美国利益,美国也划出清晰的标志。因此,美国政府欢迎中国加入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组成的G20集团,举行中美官员之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谈,并支持中国增加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影响的努力,同时也设法限制它认为的中国的扩张冲动。为此,奥巴马政府还加强了与其他亚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外交接触,结束了12年来不与印尼特种部队接触的禁令,加强从东京、首尔到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同盟关系。


在华盛顿,这一战略已罕见地赢得了素来苛刻的中国观察家圈子的赞赏。詹姆斯·穆维农(James Mulvenon)是国防集团有限公司情报研究与分析中心主任,他称中国“仍是咆哮,狂妄,极度不安和谨慎的矛盾结合体”,面对这样的中国,这一战略是“一个外交杰作”。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决定可追溯到数月之前,当时,美国政府官员注意到这片海域——作为国际水道,每年一半以上的世界商船总吨位通过这里——已悄悄成为中国关于“核心利益”的标准外交术语。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告诉两位美国高级官员,对这片130万平方英里海域的领土要求,中国现在视为与对西藏和台湾的领土要求同等重要。中国声称台湾是属于北京的一个岛屿。



此外,东南亚国家已告知美国,中国对有兴趣在这片海域勘探天然气和其他矿物的国家和公司施压,对此他们甚感不安。中国曾警告埃克森美孚和英国石油停止在靠近越南近海的勘探作业。据该地区的消息人士透露,它也开始经常逮捕或骚扰其他国家的渔船。



7月23日,美国在河内对此作出回应。当时,在东盟年度安全峰会上,共有12个国家提出了南中国海问题,越南第一个,美国是最后一个。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指出,该海域的自由航行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她提出愿意推动建立该海域的行为准则。然后她说,“对南中国海的海洋空间的合法主张只能来自土地固有的合法主张。”


解读这一点,这意味着中国对整片海域的主张是“无效的”,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因为在中国主张的岩石和珊瑚礁上,没有任何人居住。


(听到这一讲话后),(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离开会场一小时。当他回来时,他作了一个30分钟的即兴讲话,指责美国在这个事情上对中国搞阴谋。根据在场的美国和亚洲国家官员所言,他似乎嘲笑越南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并且明显是在威胁新加坡。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其他国家都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根据一些与会者的回忆,他说这话时盯着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


周一,杨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没必要将该问题国际化,中国仍然希望以双边方式解决所有争端,中国的看法代表了“亚洲国家”的利益。


声明中说,“会议结束后,大约十多位亚洲代表向中方表示祝贺。”但与会的许多人认为(现场情况)清晰地表明,大多数参加国都支持美方的观点。


奥巴马政府还拒绝接受(中国)关于黄海军事演习计划的声明,特别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明。黄海在南中国海以北数千英里。


自3月26日韩国军舰沉没,致使46名水手死亡后,美国和韩国一直在计划此次演习。对沉船事件的一个国际调查指出,北朝鲜应对此次攻击负责。



但随后中国介入这一争议事件,声称任何在黄海的军事演习将被视为对北京的威胁——这令美国官员觉得中国不必要地把事情复杂化了,美国本来只是想给出一个简单的信号:在面对平壤进攻时,美韩是团结一致的。


7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告诉凤凰卫视频道,“由于这些演习……非常靠近我们的领海,我们提出强烈抗议。”然而在(去年)11月,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曾经到过黄海,但没有引起中国的批评。


为平息中国的愤怒,本周,美国政府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第一次演习放在远离中国海岸的日本海(韩国人称为东海)。但是,部分由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在黄海的第二次演习也在计划中。美国官员也预计乔治·华盛顿号将很快回到该地区——这次在黄海。


最后,奥巴马政府继续推动中国对抗伊朗。6月,德黑兰拒绝停止其铀浓缩计划之后,美国赢得北京的支持,加强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制裁保持相对较弱的力度,而已经大量投资于伊朗能源部门、身为伊朗第三大石油主顾的中国免于受到大部分制裁的限制。


但现在美国官员担心,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的进一步制裁——最近几周,美国,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采取更多措施——,西方和日本的投资枯竭之后,中国的国有能源公司将乘虚而入,从而抵消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们还没有解决伊朗问题,”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 “我们正在寻求(在伊朗)最大程度地限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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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0日星期五

梅肯研究院评论:饲龙

译文:梅肯研究院评论:饲龙

中国是否想吞噬全世界的自然资源?

作者 Theodore h. Moran
译者、校对:@xiaomi2020
原刊于:Milken Institute Review 第三季度刊 P.24-31

作者简介:Theodoreh. Moran是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马库斯贝格(Marcus Wallenberg)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教授,他也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名高级研究员。

中国是否有要控制全球的自然资源的长期战略?毕竟,在中国之前,就有这样的战略——就产生于中国的后院。在20世纪30年代,资源匮乏的日本帝国意识到其在 东亚的军事优势,企图控制对其军队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原材料,以减少对外依赖。事实上,在1941年,触发日本队美开战的导火索正是总统富兰克林 D. 罗斯福对铁矿石、钢材和航空燃料的出口禁运令。

从供给的方面来说,在全球市场要应对资源短缺的时候,中国购买原材料的种种努力仍可能跨越障碍,一路前行。

中国很难成为日本帝国,但是这样的假设是有道理的:作为亚洲的新强权国家,中国急于摆脱对外国人的商业信誉依赖。如果少了日益增长的从国外进口的大量石油、 矿石、木材和化学品,要保持快速、持续的经济发展会难上加难。虽然没有人威胁说要把中国从全球能源市场中孤立出去,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还是甘冒与越南、印 尼和菲律宾的外交关系风险,在有争议的南海地区开采石油。不过,无需因为假想中国在获取外国资源上存在着风险就疑神疑鬼。比如,在未来,因中国不愿意加入 控制引起气候变化的碳排放量行动,它如果担心这会触发别国对其实施与资源相关的报复措施也是有情可原的。

不过,合乎情理并非证据。无论中国的动机是什么,其行为的后果才是重要的。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带来的影响,并非只有唯一的解读。中国的企业入股非洲的油田,对 拉丁美洲的矿产和石油投资者提供贷款,或与澳大利亚在矿产和液化石油气上签署长期购买协议,这些措施是否减少了其他买家获得世界能源的供给呢?或者说,这 些措施与非中国的买家是利益一致的,因为这会扩展供应商,拓宽了全球原材料市场的新供应来源?

可以肯定,中国对能源和矿产的巨大胃口有可能对全世界的自然资源领域产生巨大的压力。(而且,正如我后面将谈到的,中国的投资常常抵消了希望在那些最为阴暗的角落里,将政府治理改革与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国际努力。)但是从供给的方面来说,在全球市场要应对资源短缺的时候,中国购买原材料的种种努力还是可能跨越障碍,一路前行。要得到结论,只能看证据。

测试锁定假设 

我将中国近期的自然资源采购分成了四大类:
    在大型的成熟供应商中占据股份;
    在新兴的有望扩展的小供应商中占据股份;
    给成熟供应商提供贷款,债务与采购相关联;
    支持小型的发展中企业,为他们提供贷款;

如果某种安排,如上述的第一和第三类,只是让中国企业能合法地获得从成熟供应商那里得到供给的话,这就是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中国占有了更大份额的资源,其 他能源进口国就要牺牲一部分需求。但是,如果采购方式扩展了,或使产出源头更为多样化的话,如上述的第二和第四类,所有的资源用户都可以获益。

我接着考察了从1996年到2009年中国的前16桩最大的资源采购交易。这些资源交易的范围从石油、天然气、铝矾土到铜不一而足,中国从伊朗到澳大利亚到巴西再到苏丹都建立起了自己的采购点。

中国最大的资源采购名录的确揭示出,在少数一些情况下(16笔当中有3笔)中国的自然资源公司与大型的成熟的生产商通过持股建立起“特殊关系”。说明上述的 交易引人担忧,原因如上所述。但是,典型情况是(16笔当中有13笔),中国的企业通过持股或者签订长期购买协议帮助在竞争边缘的供应商,让他们获得扩张 所需的资本和经验。在这些案例中,中国的获益也可能是其他人的获益。

注意,所选择的16个项目没有扭曲中国的作为。对更小型的中国采购的检查说明,在二线的采购当中,占据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支持有竞争边缘供应商的发展。因此,中国采购的实际影响看起来是有益的。这一结论不应该出人意料。

举例来说,在1970年代,日本政府很热衷于让“国家企业“中的佼佼者与主要的外国资源厂商达成购买协议,锁定“特别关系”。但是,日本人很快就转移到了其他的采购交易上。日本的直接投资和贷款成为了对采掘行业建立高效的全球市场,扩大产出地点的重要力量。

稀土和锂是例外?

看起来中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稀土开采——这种矿产应用于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行业。

但是,在这么一类交易中,中国的能源积极性的确看起来大有问题。似乎中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稀土的开采,这种金属包括了周期表上的17种元素,可应用于一系列关键行业中。但是,要注意,与其名称相反,稀土实际上并不稀少。

美国现在所用的稀土超过90%来自中国,事实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比较成本[1],而不是因为资源稀缺。实际上,稀土开采行业[在美国]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产能过剩、供过于求。

但是,放眼未来,情况可能大为不同。稀土元素会成为大型的和逐步增长的民用及军用产品中的关键原料。高强度的磁性让土元素可以用来制作小型化的计算机、通讯 设备和军用设施。(比如说,这样的磁性可用于控制导弹的目标导航)。液晶显示屏和彩色阴极射线管以铕作为红色来源。采用稀土的新型节能荧光灯会在减少电力 需求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因此延缓了碳排放)好几种稀土元素都是化学触媒的构成成分,它们可以帮助原油被提炼成轻型燃料,让汽车排放物变成毒性更少的气 体。
             
这样看来,理所当然的,当中国的工信部在2009年宣布限制稀土的出口,每年最多出口35,000吨,并保留至少其他五种稀土元素禁止出口的权利,这一决定在中国以外引起了不安。

中 国的目标可能仅仅是在贫困的中国内陆地区提升稀土开采的收益回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和涉足附加值更高的提炼环节。但是这一政策也可以有其他的解读:邓小平曾经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同时,中国的投资者们积极的想要获得新的稀土供应商的股票,特别是在澳大利亚。

中国在稀土上的立场不应被其他工业国家忽视。它已经表现出在越南、哈萨克斯坦、瑞士和加拿大开采新矿的兴趣,以及在美国重新开始生产。同时,中国还积极地寻求其他国家的稀土资源。

但是,要注意,中国想要购买稀土资源的积极性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其他国家获得稀土供应。中国投资或贷款给小型独立厂商,帮助扩大供给,让这一产业更有竞争力,我们就应当泰然处之。中国对大型厂商的投资如果让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有能力控制稀土产量的时候,就应该引起担忧。

另一种矿物质也许有问题(也许没问题)。锂也可以广泛应用在多种行业中,尤其是在建造高性能电池上。中国现在是领先的锂元素生产国,阿根廷位居第二。不过锂 在很多区域都能找到。将近一半的世界上已知的锂储备矿在玻利维亚。日本、法国和韩 国企业都为开采而协商。在美国,锂可以从内华达的盐碱地中提炼出来。智利和阿根廷都有着丰富的未开采储备。因此在目前还很难预测,当混合油气和电动汽车高 速发展的时候,全球的锂工业是会因为电池的需求而形成集中态势,还是会依靠市场的力量运作。

无论中国的领导们是怎么考虑的,对其他国家来说,要获得资源的供给,前景总体上仍很乐观。

更宏观的图景

中国在全球自然资源市场上的竞争采购措施当然只是中国要确保足够的资源这一政策在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之一,事实上,如果观察者只集中于自然资源市场,可能会认 为中国的投资会促进全球资源市场更加多元化,其他国家所获供给也能增加,就因此而满意而归了,因为主要的冲击是正面的,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要考虑。

中国的资源投资大量涌入了西方投资者裹足不前的国家和区域,这其中大有奥妙。如前所述,中国在苏丹和伊朗都进行了大手笔的投资,帮助苏丹绕过针对漠视人权、 帮助伊朗绕过针对发展核武器所受到的国际压力。中国在缅甸也非常积极,为该国家的军政权提供资金,支持其产出石油、天然气和矿石。

要考虑到中国对其投资的东道国在治国方面远没有那么挑剔,中国银行为了获得自然资源,向安哥拉的基础建设贷款$20亿美元。这种投资回报如此丰厚,中国特勤人员肯定给了多斯桑托斯总统不少好处才让后者青眼有加。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我们的底线是,关于中国要确保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供给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是着眼点可能方向不对。无论其领导人想做什么,对其他想要获得资源的国家来说后果总 体上来讲是正面的。但是,作出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策正在让资源市场更有竞争性,而不是相反。北京愿意在其他人不愿投资的地方扔下本钱,也说明中 国是一个靠花言巧语哄骗进入国际社会的棘手的合作伙伴。

案例:中国的战略资源投资

中石油在苏丹的投资(1996)

1991年,因为达尔富尔爆发内战,雪弗龙从苏丹撤退。 其生产能力由加拿大国家石油公司获得,后来又被另一家加拿大公司,Arakis能源公司购买。
Arakis 未能履行契约责任,在开采上投资$2百万,和在管道上投资$12亿,大尼罗石油作业有限公司(Greater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创立,取代了它。 大尼罗是由中石油(40%) 和马来西亚石油(30%),加拿大Talisman(25%),苏丹Sudapet(5%)共同投资成立的。 在2005年,大尼罗的产量达到了每天约328,000桶。 由于苏丹的投资者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制裁,这些油田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可能就不会被开发,中国的投资增加了全球的能源供应,使其来源更加多样化。

中国开发银行对俄罗斯的Rosneft 和 Transneft提供贷款(2009)

中国开发银行,这家国有银行的主要责任为国内的基础建设项目融资。它向俄罗斯的Rosneft石油公司贷款150亿美元,向输油管垄断企业 Transneft贷款100亿美元。其偿还方式是从Rosneft的叙利亚油田中获得每天300,000桶原油,持续20年。这种安排可以被归类为向主 要的厂商提供贷款,锁定产出,因此也就有减少其他国家可获供给的倾向。

中石化对伊朗的雅达瓦兰(Yadavaran)油田的投资(2007)

2007 年12月,中石化同意向伊朗的胡齐斯坦(Khuzestan)省雅达瓦兰油田投资$20亿,中石化占51%的股份,会开发并管理这一油田,伊朗国家石油公 司将占49%的股份。第一阶段目标是在四年内达到每天产出85,000桶的产量,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将产量提升到每天180,000桶。最终,这一开发项目将实现每天出产300,000桶。乍一看,这似乎是减少他人获得石油的项目,因为这一项目是与成熟的OPEC成员签订的。但是在对伊朗实施国际制裁的背景下来看,大部分的西方石油公司无法在这里投资,这其实是一起让石油出口国尽可能地出产石油的一桩案例。

[1]译注:比较成本是指设定不同厂商、不同生产地域、不同季节、不同流通地域等等参数后的成本比较。通常盛产某种产品的产地价格比其他地区要低,这就是比较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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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合集四更新 初探 互联网与政治

说明:在2010年1月12日发布的《译者合集四》基础上新增了内容,并调整了导读,增加PDF可供下载版本



从互联网诞生以来,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还在加速进行中,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尤其是对于中国,互联网虽然成为了一个虽然被管制的对象,但仍然对中国的公众舆论发挥出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互联网对全球政治的冲击也才刚刚展示出冰山一角。在本次合集中,我们将在没有国界的互联网中看到在摩尔多瓦啼声初试的“推特革命”、接着是在伊朗试图 “推”倒暴君的“绿色运动”、还有美国第一届“网络总统”奥巴马,以及中国的“防火长城”,但是,所有这些主题后面都带着问号,因为每个话题都是尚无定论的辩论题材。

1) 摩尔多瓦的“推特革命”?

纽约时报的报道《摩尔多瓦的抗议爆发 推特推波助澜》生动描绘了基希纳乌出现突发革命时的状况;摩尔多瓦的政局变动诞生了“推特革命”这个词。Twitter从此不再仅仅是一个记录生活碎片的“呓语”集中地,而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这可能是连其创始人都没有预料到的。长期跟踪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写了《摩尔多瓦中推特的作用的更多分析》,谈的是推特在当时做到什么以及没做到什么。

2) 伊朗能否“推”倒暴君

再次看到妮达倒在血泊中的YouTube录像画面的时候,你是否又回想起“绿色运动”中的“激情推特”?那也是中文推友们以#cn4iran为标签在世界传媒舞台上的一次“集体亮相”。但是《商业周刊》和《外交政策》分别发表了与伊朗当时的示威游行的参与者们更接近的专业记者写的澄清文章,《推特革命?为时尚早》、《误读德黑兰:推特革命的迷雾》,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人”看到的网络喧嚣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3) “互联网总统”奥巴马的“网络难题”?

奥巴马不仅是美国第一届黑人总统,也是第一位“互联网总统”,年仅25岁的克里斯•休斯,Facebook的创始者之一,也是奥巴马竞选团队的网络“掌门人”,他用MyBO网站大大激发出了“草根”的能动性,他本人成为奥巴马竞选运动中的功臣。《快公司》为此撰写了专题报道《克里斯•休斯如何建立Facebook和帮助奥巴马竞选的?》,这是一篇详尽的介绍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的专访。但是,成为了总统之后的奥巴马开始感受到了网络的另外一面。虽然新媒体有可能带来《以“推”反恐》的“巧实力”,但是《网络战:第五空间的战争》变成了让美国头疼的一大难题。美国智库研究学者在《公众外交2.0:当美国政府遇到“新媒体”》中全面分析了美国当前使用“新媒体”的现状后,仍然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确立公众外交2.0的整体战略。

4) 永不倒的“防火长城”?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有这么一块神奇的“马勒戈壁”,在这里,水丰草美,但是河蟹横行,温顺的草泥马们无奈之下,只能施展“八仙过海”的手段、翻墙钻洞无所不为,才能偶尔“透一透气”,《大西洋月刊:链接被重置》详细介绍了 “防火长城”的运行原理。而《网络行动》则着重总结了“草泥马”在被钳制的网络中努力凿墙、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各种方式。不过要说对中国的网络现状总结得最全面的,还是《麦康瑞对国会所做的证词》。

互联网的出现和扩张曾经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憧憬。这些憧憬有一些已经在成为现实,比如信息的加速流动,比如距离的消失,但是,互联网会不会是一个实现美好理想的“虚拟桃花源”?擅长泼冷水的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告诉你他对《互联网的再思考》。

对我们来说,这期合集我们试图挑战的是一个既非常有趣,又难度甚高的话题。到现在为止,“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才刚刚展开,已是千丝万缕。未来我们还会发出同主题的更多合集。我们平时积累的相关素材可以在这里看到。

本期目录

经典案例 5
  案例一 摩尔多瓦 5
    《纽约时报》摩尔多瓦的抗议爆发,推特推波助澜 6
    《外交政策》摩尔多瓦颜色革命中推特的作用的更多分析 10
  案例二 伊朗 12
     RFE:“推”倒暴君:新媒体在威权政权中的作用 13
    《商业周刊》伊朗的“推特革命”?为时尚早 18
    《外交政策》误读德黑兰:推特革命的迷雾 21
  案例三 美国 24
    《快公司》:互联网总统奥巴马是如何当选的? 25
    《外交政策》如何以“推”反恐? 35
    《经济学人》网络战:第五空间的战争 38
    《传统基金会》公众外交2.0:当美国政府遇到“新媒体” 46
  案例四 天朝 56
    《大西洋月刊》“连接被重置” 57
    《民主杂志》网络行动 65
    麦康瑞在“Google和中国的互联网控制”听证会上的证词 69
《外交政策》:互联网再思考 85

本期合集在线阅读及下载地址:http://cn.calameo.com/books/000337215d514b3dd145b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民主杂志:21世纪的民主本能

原文:The democratic instinct in the 21st century
译文:21世纪的民主本能

来源:《民主杂志》2010年7月刊
作者: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译者:@Ytblf
校对:@Freeman7777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2009年再次当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总统。2010年4月12日,两年一度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Assembly of the 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第六次会议。这篇文章摘自苏西洛总统在大会上的主题演讲。

我谨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世界民主运动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这次聚会令人印象深刻。我对大家不懈地推进民主事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赞扬。

我们相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数量的显著增长,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经由不同路径,民主国家在世界各地如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涌现出来。这一波民主浪潮也于1997年席卷印度尼西亚,变革使我们受益匪浅。

结果,世界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在战略性地缘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在亚洲,几十年前日本曾一度是该地区仅有的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亚洲已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共同家园。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并行不悖的另一种趋势:即民主国家的不幸——军事政变、政治动荡、宪政危机、两极分化、暴力冲突、向威权主义复辟以及失败国家。

我确信,这些倒退充其量只是暂时现象。民主——正如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在自身经历中所深刻体认的那样——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常常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痛苦过程,充满跌宕起伏。所以不要绝望。我相信,21世纪的本能最终是民主的本能,并且21世纪的民主本能将不可避免地比20世纪的民主本能更为强大。

这是因为世界将更多而非更少地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所席卷。全球化正带来更强的流动性——人、货物、服务、信息以及思想观念。国家、社区、家庭以及个人将更加频繁地相互接触。繁荣将持续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将持续壮大——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将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世界人口迈入中产阶级行列。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力量及自信心的增长,中产阶级最终会在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方面寻求更大的透明度及问责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能够忽视这种诉求。对这些体制说,要么适应它以求生存,要么反对它走向灭亡。

令人惊讶的快速转变

无论人们对捉摸不定的“民主”一词如何界定,我都毫不怀疑未来属于那些积极拥护多元主义、拥护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我这样说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在1970和1980年代,印尼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满足于呆在专制体制的“舒适地带”,不计代价地追求稳定、发展和国家统一。

当时我们认为印尼人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民主不适应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主会带来国家倒退而非进步。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被迫走上一条异常狭窄而僵硬的道路。威权主义的确定性被认为胜过民主的不确定性。

但令人惊奇的是,印尼人很快摒弃了这种看法,迅速转变了思维倾向。是的,在民主变革的方式和速度上,我们经历过喧嚣式的自我反省和嘈杂激烈的公共争论。但自1999年首次举行具有变革意义的自由选举10年以来,民主在印尼已经不可阻挡,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视民主为给定的事物、为自身的权利,而且日益将自己当做政治体制的主人。

这表明,印尼人内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主冲动,这种内在动力需要适当时机被激发出来。同时还表明,个人和社区一旦品尝过民主实践和实际做出个人选择的滋味,他们就会紧抓不放,并且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简言之,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民主本能。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验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呈现。几十年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思想和政治环境中:暗示我们只能在民主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二者不可兼得,非此即彼,”他们说。许多年来我们相信这种说辞——果真选择了经济发展,放弃了民主。

我并不想对我的前任作出预判。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上述情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我们的民主体制日益稳固,同时在G20国家中印尼的经济增速位列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被迫在民主和发展之间作出抉择——二者可以同时获得!并且我们做到了二者兼顾!

联想到十多年前人们对印尼发出的世界末日般的预言,我们的民主经验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在印尼刚刚踏上民主道路时,国内外充满质疑,认为我们会失败。当然了,有什么理由不失败呢?当时印尼完全乱套了:经济总量下降12%,种族暴力甚嚣尘上,东帝汶(EastTimor)分离出去,恐怖炸弹遍地开花,宪政危机连绵不断。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我们经历了四任总统:苏哈托(Suharto)、哈比比(Habibie)、阿不都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以及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翠(MegawatiSukarnoputri)。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将印尼比作俄罗斯,称之为一个“混乱的国家——庞大臃肿而运转不灵,异常重要而失败不起”。许多人预言,东帝汶分离之后的印尼将会四分五裂。一些人甚至言及我们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然而上述怀疑经证明是错误的。印尼的民主日益巩固,三次全国大选和平地如期举行,分别是在1999年、2004年和2009年。秉持民主精神,我们和平地解决了亚齐争端,顺利地推进巴布亚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将保护人权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大刀阔斧地推进分权改革。印尼没有倒退,而是在进步。1

这里,宝贵的经验在起作用: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恶劣,无论社会变化如何急速、不可预测,民主国家都能顺利度过难关。这是一条上升的路。希望永在,我们不可轻言放弃。

值得牢记的是,印尼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轻易走上另一条发展路径——螺旋式下降,最终分崩离析。我个人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引导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但同时我也清楚,这并不仅仅是运气。民主得以运转需要的是信念、纪律、果断以及创造性的随机应变。

我们所汲取的一条关键性教训是,民主必须与良好的治理相结合。在民主转型早期,这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沉迷在对新拥有自由的陶醉之中,而这种沉迷时不时对政府治理带来损害。在一些地区,民选领导人治下的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更加严重。很快,我们认识到民主并非一剂万能药。仅仅依靠选举并不能自动解决长久以来的贫困、腐败、分裂以及失业问题。领导人如果长久沉溺于民粹主义话语而不能带来所欲求的发展成果,最终伤害的是选举他们上台的人民。

就印尼的民主转型而言,也只是在民主与良治相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增进国家统一,解决矛盾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本次大会就“民主如何更好地为人民带来实惠”展开讨论异常重要的原因。怎样才能选举产生更优秀的领导人?如何保证更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少的腐败?如何确保民主产生负责任的、积极回应的政府?

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当我们试图达到此目的时,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良治既非民主本质,也非民主专有。非民主以及半民主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出良治。每一个——我指每一个——政治体制都必须去努力赢得实现良治的珍贵声誉,而不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坦率地说,印尼民主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挑战是如何将“金钱政治”降到最低限度,并最终将其抛弃。我明白,即便对许多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来说,这都是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金钱往往与政治如影随形,其方式五花八门。但金钱政治会严重损害民主体制,因为它诱使民选领导人和政客为其主子服务,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它导致一种虚假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悖逆公众信任,践踏民主理想。金钱政治越盛行,民众意愿越受忽视,民主受损越大。毫无疑问,对印尼民主体制来说,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打击金钱政治都将是一个挑战。

印尼民主得以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从过去汲取了一条惨痛教训:那就是国家的未来必须立基于制度和规则,而非领袖个人。当然,历史充斥着伟大的男性和女性。但依赖领袖个人力量的政治体制将益发难以维持。正像印尼所两次经历的那样:政治强人下台后,整个制度也随之崩溃,因为制度仅仅是领导者的个人镜像。因此,我倾向于将政治强人定义为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持久稳定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对印尼民主发展来说建立持久性制度极端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过去十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定期选举保证了政治问责制及权力的和平交接。总统办公室不再是曾经大权独揽的全权执行机构。军队和警察不再干预政治。我们有一整套制衡机制。议会充满活力且完全独立,司法部门亦然。这些机构之间的宪政关系都有明确界定。法治在印尼至高无上。

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因为领导人可以频繁交替,整个体制却必须岿然不动,民主也必须持续向前。真的,当2014年结束第二任任期之时(真主啊,我很乐意),我希望国家事务一切如常。那将是民主在进步的一种标志。

源自内部的变革

我们的民主得以确立的一大原因在于它完全是内部生成的。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非发自内部或者不能激发国内民主化能量的民主国家无法持久并终将经历政治退化。是的,印尼的民主始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当时的金融危机源自国外。但是铲除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以及裙带关系的意愿却完全源自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源自国内。重建印尼的决心同样源自国内。这些因素并非外部强加,而是印尼人民的真实意愿。

当然了,我们一直保持心胸开阔,四海宾朋使我们受益良多。然而,民主试验的利益攸关者最终还是我们自己。成功抑或失败都系于我们的作为或不作为。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印尼民众认为国家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行进,这个很能说明问题。也许他们不认同执政党或反对党,也许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打心底相信民主体制在起作用,并且对此充满乐观。对印尼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这个非常令人鼓舞。这是民主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意味着只要信任民众你就会无往而不利。如果过去十年印尼所经历的三次大选教会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是:选民远比大多数政治家所认为的要睿智得多。

政治家也许会诉诸选举舞弊,欺骗愚弄公众,煽动仇恨情绪,诱惑选民走回头路,或者向选民承诺一切。然而选民最终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投票站负责、审慎而理性地投出选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幕正在普遍上演,而与选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无关。

因此,如果说印尼在最近的历史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也是因为决断权掌握在以极大审慎行使该权力的善良民众手中。在过去的三次大选中,民众大量地参加投票。即便投票是非强制的,而且复杂的投票程序要求选民几个月内频繁去往投票站,但印尼民众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投票率。选民们明白,在其选票与国家未来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直接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最令人痛心的挥霍是对民众授权的挥霍,而最为珍贵的财产是公众信任”的原因。相信我,一旦失去这种信任,你将永远无法复得。

事实上,我将民主发展视为一个扩大人民机会和向民众赋权的持续过程;一个促进性别平等、更多妇女得以参政的过程;一个持续关注边缘群体的过程;一个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寻求全国共识同时避免多数暴政的过程。民主发展寻求建立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是利益攸关者。

对印尼这样极为多样化的国家来说,民主发展绝非仅仅意味着促进多党民主,它还意味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的多种族民主社会。伊斯兰教、民主制以及现代性可以共生共存,这一点我们印尼人已向世人作了展示。穆斯林信徒对安拉的宗教义务、其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公民所负有的公民义务以及他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的能力,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这方面印尼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国家,伊斯兰政党是民主的最坚定支持者——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这么做,这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种存在于印尼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有的温和、开放以及宽容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火种,这种秩序以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为标志。令人悲伤的是人类运气不佳,没有一个世纪不充满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竞争。但21世纪将会有所不同,其无须也不必成为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纪。21世纪可以具备这样一种鲜明特征:全球良知浮现、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共同努力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大业。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次大会“跨文化团结”这一主题表示赞赏的原因。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立足文化团结共同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从而将21世纪打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佳世纪。

译注:1、亚齐争端:亚齐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一个地区。1949年印尼脱离荷兰独立后,亚齐分离主义者认为亚齐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印尼。经过近30年的流血冲突,2006年印尼国会通过《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地方政府更大自治权,结束分裂,实现了和平。相关资料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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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8日星期三

CNN: 印度以红地毯欢迎缅甸的军事领导人

原文:Myanmar's military leader accorded red-carpet welcome in India
译文:印度以红地毯欢迎缅甸的军事领导人



作者: Harmeet Shah Singh, 有线新闻电视网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0:31更新(香港时间18:31)
译者: David Peng
校对:@xiaomi2020

缅甸丹瑞(中心)在星期二表示敬意,在新德里,印度圣雄甘地靖国神社。
周二印度新德里,缅甸的丹瑞(中间)在纪念馆向圣雄甘地表达敬意
报道摘要 
  • 丹瑞将军(Gen. Than Shwe)为期5天的印度之行
  • 两国间拥有强大的外交和经济关系
  • 印度和缅甸之间的双边经贸已猛增到近10亿美元
  • 在缅甸军政府领导人的访问之前,美国要求印度和其他邻国,推动(缅甸)改革
新德里,印度(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 —— 周二,印度铺上了红地毯欢迎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丹瑞将军)的五天访问,旨在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联系。


在新德里,丹瑞将军首先到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纪念馆表达敬意;随后,他来到红砂岩砌成的总统府,参加欢迎仪式。


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德维辛格·帕蒂尔(Pratibha Devisingh Patil),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内阁成员和几名高级官员, 参加了仪式,以国宾之礼欢迎军政府领导人。


军事统治者的访问强调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一个是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另一个则被西方鄙视为专制政权。

1951年,两国签署了他们所谓的一个“友好条约”;据印度官员称,过去几年里,双边贸易已经猛增到近10亿美元。


一些印度公司在缅甸的能源领域投资。而新德里当局说,印度的主要航天机构已经帮助仰光的数据处理中心 建立了遥感应用。


丹瑞自周日起访问印度,他已参观了印度东部的一个神圣的佛教遗址。


仅在数日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敦促印度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推动缅甸遵守联合国人权决议和核不扩散协议。


她在东盟峰会上发表演讲说,“至关重要的是,缅甸听到你们这些邻居的发言。”


克林顿形容缅甸国民生活在“危险”之中,并呼吁其他国家推动该国的民主改革。


上周,国务院发言人P·J·克劳利(PJ Crowley)说,“我们将鼓励印度和其他国家向缅甸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它需要改变其做法。”


缅甸将军的行程还包括印度的信息技术中心海得拉巴和詹谢普尔工业中心。

他是一年内第二个访印度军政府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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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亲中游说团之死?

原文:Beijing has alienated the most pro-China interes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 Daniel W. Drezner
译文:外交政策:北京已经疏远了美国和欧洲最为亲中的利益集团


亲中游说团之死?

作者:Daniel W. Drezner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0日- 2:30 PM
译者:@xiaomi2020
校对:David Peng

金融时报最近一直加班,讨论了一大紧急的趋势: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CEO们正在与中国撕破脸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趋势始于今年早些时候 。当然,Google怨声载道。正如TNR的James Mann注意到的,“中国的美国商会和中国欧洲商会在最近几个月 里发表报告,承认对外国企业来说,这里的商业气氛正在稳步地恶化。”

然而,7月份,一切在持续升温。首先,Guy Dinmore 和Jamil Anderlini报告说,GE的CEO Jeffrey Immelt在欧洲的时候公开指责中国:

他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商正在其他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探索更好的前景,而不想被中国的投资者“殖民化”。“我对中国的确很担忧,”在罗马,Mr Immelt对 一名意大利高管说,他指责中国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保守主义。“我不确定说最终他是否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成功”……

“对GE来说中国和印度仍然很重要,但我在想的是未来会出现什么,”他说,提到了他所称之为的“最有趣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中东、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印度尼西亚。“他们都不想被中国人殖民化。他们想发展自己,”他说。这些观点反映出在中国运营的国外企业对他们面临的管制环境的集体抱怨。
Gideon Rachman注意到了Immelt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抱怨的人:

当Google、高盛和GE同时遇到困难时,大趋势看起来很清楚了。一段时间以来, 私下里美国高层官员已经在时不时地担心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会倒向更民族主义的方向,让美国企业处于不利之地。他们担心,在30年的经济强劲增长之后,中国相信他们已经承受得起对外国投资不那么欢迎的态度,而要着重于支持本国的佼佼者。
有趣的是,欧洲企业现在也加入了这种抱怨之中。如Jamil Anderlini注意到的,而且他们不只是在私人饭桌上交换意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指责中国的领导人

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工业家在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时对中国的商业和投资环境颇有微词。

来自于商人们的批评包括西门子和巴斯夫执行总裁 ,是在中国运营的外企不满情绪逐渐升温的背景下出现的。

作为默克尔为期4天的访问中国的行程的一部分,德国高管们在公开场合向中国总理提出的意见成为了最令人震惊的一幕。

化学品制造商巴斯夫的中国执行总裁Jürgen Hambrecht抨击对外国企业施加的限制,抱怨说外国企业现在被迫要把商业和技术诀窍转移给中国企业,以换取市场准入。

“这不完全符合我们眼中的伙伴关系,”在中国的西部城市西安,Mr Hambrecht与温家宝会面时这么说。西门子执行总裁,Peter Loescher,在谈到政府采购措施的时候说,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希望能在公开招标中获得同等待遇。”;这也是最近受外国高管和政府诟病的一个领域。

Loescher先生也是各国商业亚太委员会的主席,他呼吁北京尽快解除在汽车和金融服务行业, 施加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限制。

去年,巴斯夫和西门子在大中国地区的销售额合并起来,超过了90亿欧元($116亿),在这一地区的员工超过了36,000人。

温家宝回应这些批评时,告诉Mr Hambrecht要冷静,坚持说中国对于外国投资是开放的,没有歧视外国企业。“最近,有些人指责说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恶化,我认为这不是事实 。” 温家宝说。
Alan Beattie和Mr. Anderlini提供了一些最近的消息

是保持沉默,还是大胆说出不满,权衡利弊之后,后者胜出。中国采用的策略包括忽视知识产权保护,强迫进行技术转让和在政府购买上倾向于国内厂家,一些外国企业认为他们正在被排挤出这个国家。“我们觉得在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并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未来,”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的John  Neuffer这么说。

商业领袖们认为,北京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推出了一波改革,给予外国资本更多的投资自由,现在这种动力已经减弱。即使现在的政策只是停滞不前,他们也感觉是在倒退。
最好的情况是现在的政策正在非常缓慢地朝向自由化过渡。好消息是中国正在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将会解除在参与国家之间的政府采购项目上的限制。坏消息是中 国最新所能提供的条件和对方提供的相比一点都不具有吸引力,很有可能被美国和欧盟拒绝

那么,为什么中国忽然对西方的跨国公司抱有如此敌意?最简单的回答是中就是以前更有实力了,它要显示肌肉因为现在有肌肉了。在华尔街日报上,David Wessel提供了一 则轶事,暗示奥巴马总统也持有这种准相对收益的态度 :

奥巴马先生和克林顿先生相比,是在一个经济更为恶化,对贸易更不利的环境中入主白宫的,他看起来没有那么推崇自由贸易的理念。他热爱出口,很容易以此鼓吹创造就业。但是他对世界贸易的态度也像对待篮球赛一样:想要赢,而且不喜欢被他人利用的感觉 。他嘲弄在克林顿主政时期的助手们,批评他们让中国以一个更好的条件进入世贸组织,中国现在更成了对手 。助手们反驳说如果中国不遵守WTO的规则,那么会成为更大的威胁。奥巴马先生未被说服……

奥巴马先生的贸易战略日益清晰。在国际会议上,正如他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中,他说中国是把自己当作是发展中国家,即使它已经大为发展,应当被当作世界经济大国 看待。在国内,他知道——无论他的经济学者们是如何告诉他的——选民们和国会的民主党都不相信自由贸易对他们有利。所以,他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强硬的谈判者,可以在其他国家的游戏中打败他们。
奥巴马可能是对的,但是在一个关键维度上,他的谈判筹码可能会比他的前任们更强大。中国在继续疏远西方的跨国公司,让他们沮丧不已,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这都会有效的 削弱最为亲中的游说集团的力量。Rachman注意到:
如果不是大型企业的力量,中美关系在多年之前就会恶化。在太平洋两岸都有这样的力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美国的贸易团体,两国的军事力量——这些人都更想看见双方更为敌对的关系。过去了许多年里,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发表对抗他们的与之相反的观点——更为强大的和更为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是一件好事。

不仅对企业这是不祥之兆,对国际政治也是如此,公司美国正在逐渐显示出对中国失望的讯号……

过去,美国企业是美国最重要的反中力量的牵制。如果象GE,Google和高盛这样的企业限制它们对中国的支持,或拒绝再为中国辩护,保护主义的力量会提速。

当然,中国政府并不蠢。中国在和美国,和全世界打交道时体现出逐渐增强的信心,同时仍然小心谨慎地避免发生冲突。 在战略性的时刻,中国政府还是愿意进行战术上 的妥协——不论是对Google,还是在汇率上——避免和美国发生毁灭性冲突。但是,当美国企业和美国公众开始逐渐感到不安的时候,误算的风险也加大了
这里我不得不一提和Rachman的不同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的确认为,过去,中国政府在执行“尽可能多地惹恼其他国家”的策略上还是非常不明智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的气候变化外交让欧洲人大为光火。  北京的咆哮也没有能改变美国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它压制了google的争议。它高估了持有美国债券的力量。在处理天安舰问题上 ,它疏远了南韩和日本,使得美国联合海上军演成功登场——这正是中国不想看到的。在G20当中,它正变得越来越孤立。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它的经济数据

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正在执行伟大战略的政府。更像是一个从重要的结构趋势当中获益的国家,同时慢慢地将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消耗殆尽 。和自己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中的主要支持者疏远— —即使中国的消费在增长,出口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仍然举足轻重——这些看起来都与中国的长期战略以及经济利益抵触。
发展……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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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R:中国农村教堂复兴

原文:Churches Sprout In Rural China : NPR
译文:NPR:中国农村教堂复兴

作者:Louisa Lim
译者:@xiaomi2020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9日

在中国做一名基督徒要做政治选择:是到政府认可的教堂去拜上帝,还是到非官方的聚集地,被称为“家庭教会”的地方?

一些国家批准的教堂有超过1,000人的座位,挤满了人的房间里,教众们在听着广播传道,相反,在灰尘遍布的农村的家庭教会里,寒冷的空屋里、土墙下,信徒们所有的无非是几条手工长凳和一本圣经,跟着非官方的祈祷者祷告。

 【说明:点击这里查看组图,共16张高清大图】

这些照片拍摄的是中国东部的冬天的新教教堂,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西方的传教士曾在这里非常活跃。由于在中国,宗教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许多信徒仍然担心国家干预他们的宗教活动,我们没有给出人名或教堂的地点。

官方的数据表明,在这个地区,每10人当中就有1人是基督徒,但是本地人认为这些数字很保守,因为这没有计入家庭教会中的信徒。但是,一些基督徒说,一些信徒在两者之间转换,官方和非官方信徒之间的分离状态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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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7日星期二

每日电讯:中国新富 龙年

原文:China's new rich: The year of the dragon - Telegraph

译文:每日电讯:中国新富 龙年

中国的新富正在英国大肆采购。Neil Tweedie告诉你他们正在抢购什么

作者:Neil Tweedie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6日 7:31AM BST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KiKi Flying @xiaomi2020


图片:路透社 从远东到西方之角:中国的大买家们对于炫富鲜有顾虑

今天,在伦敦的时尚区做一个房产经纪人如果没有点风水知识可不行。对某些知识的掌握,诸如数字4在中国民间传统里是倒霉的意思,而如果把楼梯安在正门后面同样也是不吉利的事情——这样的楼梯意味着好运和财富将直接从房中流走——这些知识将决定你能否搞定一桩生意。

“我们曾和一对中国夫妇达成了一笔价值400万英镑的一幢漂亮的房子的交易意向。”位于切尔西的John D Wood公司的房产经纪人主管,Andy Buchanan说。“他们把购买计划发给老家的风水先生,这名风水先生对他们之前所有的购房都提供过意见。这位双目失明的风水大师拿到了介绍手册和房子的平面图后,他敦促这对夫妇不要购买这幢房子。让我们惊讶的是,这对夫妇直接就取消了交易,没有一丝犹豫。”

“中国的购买者甚至都不愿意在房屋地址上出现数字4,或者在4层楼,有4个卧室。这种迷信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有时候当房产与4有关联的时候,他们都犹豫着是否要把房产手册送到中介手里。”

需要懂风水的房产经纪人,这是中国新富在全球豪掷千金留下的症状,现在英国也感受到了这波影响。无论是伦敦的好房产,还是秘鲁和赞比亚的铜矿,还是新西兰的牧场,中国人都要!当西方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萎缩的时候,中国经济仍然以每年9%的速度一马当先、领先全球。

对奢侈品的需求是最清楚地体现出中国的自信的地方。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过米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到2015年,它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市场。这一市场预计每年将有110亿英镑之巨。

北京决定人民币对西方货币升值,以及在国内对奢侈品征收约20%消费税,这让到伦敦或者巴黎的购物之旅变成了对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很实际的好建议。去Bond街转转,你就能看见他们:中国的新富,作为继俄罗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后起之秀,正在市场上搜罗高档的炫富之物。

“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富人们已经成为伦敦高街上的头号外国顾客。他们享受着大量的可支配的收入,坚挺的人民币和疲软的英镑,”Ken Grant,FDKG——一个专门提供关于远东奢侈品市场意见的咨询机构的经营主管说。“中国的超级富豪想表示他们有钱,而诸如珠宝一类的东西就是展示财富有力手段。”手表在中国是很流行的礼物,它是最流行的男士财富的象征,而男人们都不太舍得花钱。

FDKG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消费者在Mayfair商店的消费已经超过了俄国人。

大部分中国大陆的有钱人都是暴发户,而暴发户们很少低调。著名的奢侈品品牌,诸如路易·威登,劳力士,Burberry在购物清单上占据头名。购买这些东西通常是送给亲人,朋友和商业关系人——更不要提情妇——的礼物。中国人购买的劳力士手表,3/4都是作为礼品以维护“关系”(某人的朋友和联系人网络)。

从中国去英国的购物者不断增长。预计到2015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3.15亿,比米国的总人口还多。现在共产主义者的天堂里有875,000名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他们的平均年龄仅为39岁。他们平均拥有3辆小汽车和4.4块奢侈品牌手表,并且不会因炫耀而担惊受怕。

伦敦的房产市场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影响。今年早些时候,香港的亿万富豪刘銮雄(Joseph Lau)花3300万英镑在elgravia's Eaton 广场买下一栋房子。刘喜欢在生活里享受优质的东西,他有1万瓶红酒,一幅花1200万英镑买下的安迪沃·霍尔的毛主席画像。像刘先生一样的远东投资者把伦敦当成一个安全存放金钱的地方。而且他们一直瞄准着,准备采购新货。在伦敦市中心新建房屋交易中,他位列第五名。

“2009年属于意大利人,但是今年,来自亚洲的买家超过了他们,”Buchanan先生说。“也许货币方面的原因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买家通常喜欢那些靠近著名地标或者泰晤士河的房产。原因有时候是某种意义上的无知。来自大陆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有色眼镜来看英国,并倾向于购买那些可以安慰他们自己的东西。

“曾经有个富有的中国人向我咨询要购买城堡,”格兰特先生说。“地点不限——对他来说,英格兰到处都是住人的城堡。我得向他解释,要维持一座城堡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住在城堡里。”

“对中国人来说,英国就是伦敦。他们对伦敦以外的英国没有任何概念。但是他们喜欢不列颠风格,有时候我们缺乏技巧,只会宣传传统的英国形象,这和意大利人为自己的国家所作的不同。”

中国人古怪的购买习惯还有其它的表现。好的红酒在上海的高档餐厅是身份的象征,但是其实很多当地人并不是那么喜欢那些红酒的味道。

“中国人过去常常在第一次接触廉价红酒时往里面兑水,现在他们觉得这样的方式喝红酒是正常的,”格兰特先生说。“这有点让人惋惜,当你打开一瓶好的Margaux的时候。”

当然,随着世界新的超级精英层习惯了财富饰品后,这会改变。同时,英国人也最好跟着那些老套的做法行事。

“我们曾帮助一位老太太卖一幢不错的马厩改造成的的房子,她在那里住了几十年。房子没有接受过现代化改造。”Buchanan先生说。“一个中国大陆的买家绕着房子看了一圈,当即开出了一个比参考价高得多的价格,条件是之前的房主离开的时候,把她所有的小玩意,画,地毯,家具,杯垫和全套的茶匙等都留下来。”

“他的翻译解释说他想要真正典型的英格兰,并打算付出高昂的价格来得到那些全套用具。当我们像他解释这些东西不包括在销售内容里,因为这些都是房主的私人物品时候,他很失望。但是他仍然付了超过指导价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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