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31日星期一

美联社:香港警方没收了天安门雕塑

原文:The Associated Press: Hong Kong police confiscate Tiananmen statue
译文:美联社:香港警方没收了天安门雕塑


作者:MIN LEE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9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图:美联社:2010年5月29日,星期六,蔡耀昌(Richard Tsoi),一位来自于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联盟的亲民主活动家在香港的一家购物商场被警方带走。当时他们正在某购物中心未经许可展示一个6.4米高的民主女神像(图的右上方)。



香港—星期六,一位参与者说,香港警察没收了一尊用以悼念的中国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遇难者的雕像,逮捕了13名活动家,有批评认为这说明在这一中国特别行政区警察的审查范围扩大了。



中国在[1989年]军事镇压北京的示威者的行动中至少杀害了几百人,这一话题在中国大陆仍然是禁区。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却享有某种程度上的西方式的公民自由,六·四事件可以被公开悼念,通常成千上万的市民在六月四号,镇压的周年纪念的晚上会参加每年一度的烛光祈祷。



但是星期六,电视的滚动新闻显示,在支持民主的活动家把以天安门为主题的雕像和浮雕安置在某受欢迎的购物广场的外面,作为他们的年度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之后,没有多久,就被香港警方没收了。



这尊“民主女神”像——是在1989年示威抗议期间树在天安门广场的那座塑像的新的仿制品——展示的是一个女孩举着一支火把,拿着一本上面写着“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书。而那幅浮雕展示的是军事行动的大型画面。支持民主的活动家蔡耀昌(Richard Tsoi)在电话中说警察逮捕了他和12名活动家,包括一名反对党立委。


香港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件展品被移除是因为活动家们没有取得展览它们的许可。他们没有被立刻起诉,在周六的晚些时候已交保而获释放。还有一些活动家谴责警方的行动,称香港政府想要控制对1989年屠杀的公开悼念。



一些示威者被警察架走,一位著名的立法委议员说这样的粗暴对待相当于虐待。



“之前我们也曾经举行过类似的行动但从来没有被这样野蛮和暴力地对待过。”亲民主的立法委议员何俊仁(Albert Ho)说。“这明显是个标志,想压制为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悼念活动。”



作为在中国管辖之下的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的一部分,香港获得承诺,可以有西方式的自由,如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这些在中国大陆则被禁止。但批评者认为香港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正在逐渐地侵蚀这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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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考验民主阵营


福布斯:中国对香港的民主推进再次提出反对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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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M:安·兰德(Ayn Rand)和美国的新文化战争

原文:Ayn Rand and America's new culture war - CSMonitor.com
译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安·兰德(Ayn Rand)和美国的新文化战争


作者:Jennifer Burns
发表时间:2009年12月11日12:00 pm EST 的
译者:@xiaomi2020
校 对:Andy(@adianch2010)


从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到总统奥巴马,安·兰德(Ayn Rand)和她的书《阿 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正在重新校准美国的方向。
 
夏洛茨维尔,佛州——从福克斯新闻到上班路上坐在你边上正阅读《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的乘客,安·兰德看起来无处不在。

自从2008年经济崩溃以来,这位有争议性的小说家和哲学家作为右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浮出水面——而她已经离世近30年了。

拉什·林博吹捧兰德是某种先知。【译注:拉什(Rush Limbaugh),美国电台界的知名谈话节目主持人,也是引领保守派运动的资深媒体人之一。他的影响力巨大,听众群全美第一。主要节目为政论,其观点被 称为是“极右翼”,也就是鼓吹政府应该尽量少地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安·兰德写了《阿特拉斯耸耸肩》,”他这样告诉他的听众。“其续集,《阿特拉斯呕吐了》,我们正生活于其中。”在去年春天席卷全国的茶党运动中 【译注:“茶党”的名字来源于1773年因倾茶 入海抗议高税收的不满人群,这一抗议导致美国独立革命爆发。2009年,美国新“茶党”发动席卷全美的抗议活动,其全国性示威集会超过了两百多年前茶党第 一次抗议的规模,他们担忧新经济政策导致美国左转,抗议奥巴马不断大手笔推出经济刺激计划,认为政府应该少干预经济。】抗议者们挥舞的标牌上写有“安·兰德是对的”和这样的警告“在书变成现实之前,读读《阿特拉斯耸耸肩》”。

阿特拉斯耸耸肩》有了新的吸引力


想想这个:《阿特拉斯耸耸肩》,兰德的最著名的小说,场景设在美国的未来,有着“反乌托邦”的色彩。这里的社会主义政府将国家拉进破产的边缘。为了逃避惩罚性法规和税收政策,国家的顶级企业家们和管理层都上街罢工,让经济几乎停滞。

对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兰德发出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他们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是一种预言,警告我们所有人即将到来的崩溃。

并非总是如此。在她的时代,保守主义者的领先人物谴责兰德是无神论者,缺乏道德,她的经济思想很少被提起。

保守主义作家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 在他著名的对《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激进书评中攻击兰德是不信仰神的集权主义者【译注:惠特 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名记者,后来成为《时代》高级编辑。但是在此之前,他是共产党员,是个间谍。他的代表作《见证》讲述了他自己 的故事,是冷战早期历史的重要文件。】,该书评收录在William F. Buckley的保守主义半月刊,《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早期的一期中。按照钱伯斯的观点,这本书的宗旨是“对毒气室说——放!”反女权的先锋菲丽丝·谢拉弗利(Phyllis Schlafly)一读到那段声名狼藉的强奸场景,就不再阅读兰德的另一部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被兰德一度称之并宽恕的为“被铭刻的邀请而强奸”的不道德和暴力内容而深感震惊。

但是兰德对保守主义者没有多少耐性,她称自己为“极端的资本主义”分子。她认为她的个人主义哲学、客观性是指向未来的标志,而不是对过去的总结。

兰德认为她的哲学由四个基本部分构成:客观的现实主义、超级理性、自私的价值和不干涉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她欣赏自私的价值,攻击宗教是非理性的。

兰德的这些方面让她与早期的笃信宗教的保守主义者们分道扬镳,那些人欢欣鼓舞地发动了针对世俗性的美国的“文化战争”。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化战争席卷了如性与性别这样的问题,宗教价值是其中的核心。

这些笃信宗教的保守主义者引用圣经专家的话攻击如安德烈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和的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等保守主义艺术家,他们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这些保守主义运动没有给兰德留下什么地位,她指责的是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包括宗教信仰,她还公开支持流产权利。

今天,这些文化上的热情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同样激烈的关于经济政策的斗争,关于是否应该拯救金融机构、是否应该向汽车工业施以援手,是否应该改革医保体系。

在近期的政治领域中,即使是如同性恋婚姻这样的热点问题都在新的社会主义阴影下被边缘化了。

虽然兰德不信教,她对于经济政策的争论有着很强的好坏之分。兰德的书引起了对于政府花掉民众的钱,回到人们熟悉的、被简化为善良的“我们”和邪恶的“他们”的文化中的争论。

两种人


在她的世界里,存在着两种人:生产者和抢劫者,或者是为自己而工作的人和等着拿政府救济的人。

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在论及“沉默的大多数”时也用了类似的两分法,萨拉·佩林(Sarah Palin)在表扬“真正的美国人”时也如此。这种区分对于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特别是那些感到他们被自己的成功惩罚了的人,显得很有道理。

许多兰德虚构出来的英雄都距离基督教的价值典范很远,这在最近的争论中并非重点。她提供的弹药和她投向那些可怕的掠夺者的愤怒才是重点。

兰德的流行是否意味着宗教不再是保守主义世界观的重中之重?当然不是。但是她的普及可以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美国政治版块的拼图正在发生移动。即使奥巴马总统看起来了解兰德的新出现的影响力,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批评“推崇自私的价值”。兰德的流行是从布什年代流传下来某种嬗变,在那个时代,象荣·保罗(Ron Paul)这样的强调政府开支是“恶”的原保守者和自由主义者被忽视了。

今天是他们重见天日的时候了,笃信宗教的右翼现在被层出不穷的时间挤到了边缘。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之间平衡,准星正在被重新校正,这一发展可能对于我们如何理解政治上的左翼、右翼和中间派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珍 佛·波恩斯(Jennifer Burns)是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 《市场中的上帝:安·兰德和美国右翼》一书。jenniferburns.org是 她的历史方面的音频和文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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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30日星期日

经济学人:富士康里的自杀:光明和死亡

译文:经济学人:富士康里的自杀:光明和死亡

一系列的死亡暴露出一家大型计算机制造商还不习惯于外界的审查

发表日期:2010年5月27日
发自:香港
来源:《经济学人》印刷版
译者:@xiaomi2020
校对:俱亡矣、司马牵牛




苹果本来就预期会在推出其最新产品iPad的全球性发布中广受关注,却不是最近在香港所获得那种关注。5月28日,一幅画着iPhones的照片被当场焚烧,呼吁全球抵制苹果产品。这些抗议是由富士康员工的一系列自杀引起的,富士康是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公司——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厂”的一家分支企业。据报道,它为苹果和其他电子巨头,如戴尔、惠普、任天堂和索尼制造产品。


富士康的雇员约为80万,将近一半都在毗邻香港的深圳生活和工作。这家企业在这里运营着一个巨大的工业园,名为“富士康城”,一面有15座多楼层的厂房,每一座都对应着它的一个客户。这也是自杀发生的地方。这里的两名员工在最近的自杀企图中严重受伤;这家公司说它还预防了另外20起自杀。

今年已经达到12名的自杀死亡人数比起以中国的总人口为基数计算平均自杀率要低。但是这些死亡引发了对电子制造商中的工作条件的询问,特别是富士康,它不披露客户信息,很少对外人开放它的厂房,经常漠视媒体的质疑。


和许多其他的工厂相比,这家企业的工作条件其实不算差。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的Boy Lüthje说。在深圳,它付给一名新雇员的最低工资是每月900元($130),包吃住,另外娱乐设施也很齐全。但是,工人们经常性地加班,超过了中国法律所规定的一个月加班36小时的限制,Lüthje先生还说。每年的这里的员工流动率在30-40%,而持续涌来的年轻的农民工填补了离开者留下的空缺。据说这家公司采取的应对自杀的措施包括:在建筑的周围增加护网、聘请心理咨询师、请高僧作法、让员工签署“不自杀”保证书。鸿海的总经理郭台铭(Terry Guo)在一次临时决定的深圳之行中坚持说他开的不是“血汗工厂”。


中国的媒体曾经盛赞富士康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这家企业已成为了被批评的靶子和暗中调查的对象 。苹果、戴尔和惠普等客户已经宣布要进行调查,毫无疑问这是在担心媒体的火力转向他们自己。习惯于低调做事的这家企业和这整个行业都不得不适应镁光灯。



读者评论选译


DougMiles wrote:

到目前为止还很难判断。

在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在美国的新英格兰的年轻妇女们在工厂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星期工作六天。她们在令人恐怖的工厂环境下工作挣钱。所住的宿舍和她们的时间都被严格控制着。没有自由,但是比在农田里得到的报酬要多。

工业化的起点通常离理想状态相差甚远。这些农村里的女孩们工作几年后就离开了。她们忍受痛苦只为了这个理由,能够在她们结婚的时候买得起更好的嫁妆和家具。
Stone1 wrote:

中国的劳工市场在过去的五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之前,工厂的前面还排着长长的求职队伍。工人们甚至组织了类似工会的行动要求加班。现在,商店主管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以超过平均标准的工资请求工人们加班一到两个小时。

看到自杀的事件就指责富士康或外国投资者在剥削或少付工人工资是不公平的。独生子女政策制造的“小皇帝”可能是一个原因,员工们远离了家庭的宠溺环境和过度重视就感到不适应。

Alan Sun wrote:

看起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跟踪最新的消息和事实。是不是因为富士康行贿了作者,让他停止更新了呢?
1.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5名!第16名也站上了屋顶!
2.富士康的老板说:“自杀只是懦夫的行为。他相信这一系列的死亡与其管理没有关系。”
3. 富士康每个月都会解雇5%的员工,好对其雇员施加持续的压力,这样他们就会“自愿地”要求加班了。
4.富士康现在强迫每一位员工都要和公司签署一份“自杀免责书” ,从法律上让企业和任何指控或责备那里发生的死亡事件脱开干系。
5. 第12名死者的死因与丢失了iPhone第四代样机直接相关。死去的雇员负责运送16台iPhone样机到美国,结果只有15个到达了目的地。厂内的保安人员对他私下审讯,并采用了残酷的武力让他说出实话。最后,他无法承受这种羞辱,就跳了楼。

6. 富士康从来没有让任何记者进入到工厂内部,因为它说这违反了与苹果和惠普等客户之间的保密协议。

Bardamu wrote:

中国社会正在进行地震般的剧变的征兆。共产主义中国发展了世界级的工业化设施,为外国资本家提供最好的条件,这多么具有讽刺性!这些条件包括:廉价的、充足的、最重要是听话的劳动力。人们生活在宿舍里,象帐篷那样的环境,拥有最少的人身自由、休闲时间或假期。没有象西方那样的工会组织要求更好的条件和更高的工资。在党慈父般的眼里,劳苦大众规规矩矩地排列成行,感谢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和领到可以带回到农村的钱。30年来,这一模式运转良好。外国投资者变富了,中国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经济体。



但是好景还能持续多久?天安门事件之后成长起来的没骨气的一代人在一味的顺从和所获得的一点点经济回报中已经无法找到足够的生命意义。他们想要更多,那就助他们好运吧。将出现的变化过程会是痛苦的,但对中国来说最终会变成好事。本田的罢工是另外一个标志,旧的模式正在分崩离析,普通工人也在要求获得他们创造的财富中属于他们的更公平的一份。风向已经改变。
mj.wang wrote:

富士康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
每个月都有超过15,000人离开这家公司。
如果一个人无法忍受那里的工作环境,他或她可以选择辞职,而不是结束生命。
富士康的低工资或长时间的工作时间是不怎么样,但是对于公司之外那些入门级的工人来说,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也许这才是要紧急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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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罢工凸显工人收入鸿沟

外交政策:中国劳工之痛

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By David We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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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9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中国罢工凸显工人收入鸿沟

原文:Strike in China Highlights Gap in Workers’ Pay——The New York Times
译文:纽约时报:中国罢工凸显工人收入鸿沟

作者:KEITH BRADSHER and DAVID BARBOZA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8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对:@my_think


图:Joe Tan/路透社
周五,一个保安在本田位于广东省佛山的制造工厂,该工厂由于一个部件车间的劳工纠纷而关闭。

中国,佛山——在多年来被迫每周6天、每天12个小时从事单调的、低工资的流水线工作后,中国的工人们开始反抗。

罢工突然在中国南部本田一个巨大的变速器工厂爆发,成为这个国家对收入不公正、通胀的加剧和飙升的房价进行反抗的象征,除了最富裕者之外,所有家庭都无力承担这些压力。而且最异乎寻常的是,中国当局任其发生——直到某一限度。

全国的记者们——来自国家控制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都已开始报道这里发生的罢工,他们甚至在周四和周五守候在几近废弃的大门前,希望得到消息,这一景象更像是在美国发生的罢工而不是中国的劳工行动。然而,到周六早上,所有的中国记者都消失了,政府显然开始紧张了,没有任何解释地,突然禁止国内媒体继续报道罢工。当局曾狡猾地放任媒体报道这一劳工纠纷,现在担心它会鼓励其他地方的工人反抗。这种新的放任,不管如何短暂,与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的情绪相一致,他们认为,根据中国工人在这个国家的出口机器中的地位,应该得到更高的工资。

如果没有更高的收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无法分享国内消费需求的繁荣,而这是中国希望构筑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基础。


Andreas Lauffs说:“这全是因为在如何应对这个国家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上存在重大的政治争议,在工资问题上需要做些什么。”他是贝克·麦坚时(Baker & McKenzie)律师事务所专注于中国劳工问题的律师。

如果工资确实上升,西方的消费者将承受更高的商品价格,这些商品包括沃尔玛的玩具到苹果的IPad。

中国媒体可能也会发现,之所以这次罢工的报道在政治上较易通过,是因为本田是一家日本公司,而反日情绪作为二战遗留问题仍旧在中国沸腾。当然,罢工对本田是重创,导致变速器和其他引擎的部件短缺,迫使公司在中国的所有4个组装厂全部停产。

本田在中国拥有年产65万辆轿车和微型车的能力,比如出口到欧洲的微轿爵士(译注:Jazz,即飞度)和为中国市场生产的雅阁轿车。由于本田在中国的价格与其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相近,这些车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生产它们的工人的财务承受能力。

本田的一个发言人拒绝披露罢工谈判中的具体问题。

密集的媒体报道可能激发历史记忆——1980年波兰格但斯克的船厂工人罢工,那次罢工导致团结工会运动的产生,为共产主义在东欧的覆灭铺平了道路。但在这里,现实大不一样。

与成千上万头发花白的、愤怒的船厂工人不同,本田罢工只涉及到大约1900名工人,绝大部分平和而年轻。受访的工人们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更多的收入,而不是更大的政治诉求。

“如果他们每个月多给我们800元,我们马上回去工作。”一个年轻人说。他描述的工资增长大约是117美元/月,他们的平均工资大约是150美元/月。他说在网上看到中国其他工厂的工资增长相当可观,希望本田满足他们的要求,立刻增加工资。

在中国东南部的其他工厂,很多工人的收入已经达到300美元/月,但他们也是通过大量加班才能获得这一收入。即使这一较高的收入也不足以实现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梦想:拥有一套小的公寓和一辆超小型的轿车。然而,中国政府官方不鼓励对加班的严重依赖,这里的工人说本田并没有安排很多加班。

罢工者说本田主要从高中和职业学校雇佣新毕业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到20岁或者20岁出头,代表了新一代雇佣工人,很多人在1989年的时候还没有出生。那一年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和工人抗议——一个分水岭事件,下周五就是它的21周年纪念。

罢工工人的背景似乎主要是有些学生气的、可能成为工程师的工人,而不是政治活动者,他们可能成绩不好或者没有钱去上大学。除了低工资,工人们关注的问题还有像工厂的空调不够凉爽,以及不满于不得不在5点半就从宿舍爬起来去上7点钟的班。

工人们说除了工资外,他们还可得到免费的住宿,睡在有4-6个铺位的房间里。他们也有免费的午餐、相当于30美分的早餐补贴和大约1.5美元的晚餐补贴。

罢工工人说一些高级工人(被称为小组组长)和管理层结盟。但他们坚持说普通工人坚定地支持罢工,这一说法无法得到验证。

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尽管拥有国家控制的工会,但是工会主要被用来监督工人,而不是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或是施加压力迫使工作条件改善。工会并不被允许罢工,尽管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这样做。

本田工厂宿舍的工人们说,工厂官方的工会不代表他们,只是充当他们和管理层之间的中介。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言人李建明拒绝予以评论。

工人们从5月21日开始罢工,目前尚无达成协议的希望。但直到周四和周五日本媒体开始报道本田组装厂关闭,罢工才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中国媒体和国际网站被允许集中报道那些罢工行动。

当局异乎寻常地允许媒体报道罢工,这延续了对本月工人自杀事件进行广泛报道的容忍态度。该事件发生在临近深圳的台湾人拥有的富士康工厂区,富士康是苹果和惠普的供应商。

官方的中国日报在周五发表头版社论,将本田的罢工视为政府在工资问题上的不作为可能引发工人和雇主紧张的例子。社论批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未能就起草一份曾承诺的对现有工资管理制度的修正案加快步伐,该报将其归因为来自雇主的反对。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郑桥在北京表示,罢工是中国劳动关系史上的重要发展,而且“如此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罢工将迫使中国的工会体系发生改变以适应市场经济。”


Keith Bradsher从中国佛山、David Barboza从上海报道。Baobeibei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发表于印刷版2010年5月29日,A1版,国际先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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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人物:中国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


译文:纽约客人物 | 中国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
 
 
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原文配图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东北边自己设计的工作室群落中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有着古怪创造性的蜂巢式建筑,他的一位朋友称之为“寺院和罪犯家庭的交叉点。”砖混结构的通风建筑包围着种了草坪和竹子的庭院。艾和他的妻子,路青,也是一名艺术家,住在院子的一侧,几十名助手则占用了其他地方。这个地方有着一种超级开放的特质:访客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到处走,一只叫丹尼(Danny)的老可卡犬和一群半野生的猫时常毁掉艾的建筑模型。艾白天黑夜都在这些建筑中走来走去,难于分辨他是否是在工作,近年来,分隔他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那条线越发模糊了,让二者几乎难以区分。

三月的一个早晨,艾未未在他餐厅里的一张足以举行中世纪宴会的木桌子的一头独自吃一碗面条。阳光通过两层楼高的窗户射入室内。他左手边的墙上挂着的一幅作品是他于1993年所修改的一张政府宣传烟花爆竹危险性的海报,图中一只缠着绷带的大手正在驱赶旁观的鸟儿。“我的妻子讨厌这个,” 他说。

但是,艾未未认为,这个手势能引起广泛的共鸣。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一组他在埃菲尔铁塔、白宫、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竖中指的照片。这些照片前景模糊,他把这组亵渎性的、各式各样的旅行照称为“态度研究”。《时代》的霍兰德·考特(Holland  Cotter)评价这组照片“体现了一名艺术家的多变感,他的角色一直是刺激、打破学术小丑的程式化”。

53岁的艾未未大腹便便,头发剪得很短,有一张肉感且表情丰富的脸,花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加上他狡黠又带点古怪的幽默感,艾的整体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弟弟艾丹告诉我,“他的胡子就是他的妆容”。在他艺术生涯的头二十年里,艾未未(发音是 “Eye Way-way”)创作的是一幅不拘一格、无规则可言的艺术流“作品”:在赌博和买卖古董的间隙,他还做安装、摄影、家具、绘画、书籍和电影——如彼得·施戴尔(Peter Schjeldahl)在他的杂志中所写的,记“一名时不时灵光乍现的概念论者”。然而近几年,艾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和想象力将他推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位置——中国著名的挑衅型创新者。今年,艾打算举办15场团体展和5场个人展,包括10月份铺满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教堂风格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这样让人梦寐以求的展览。泰特的馆长文森特·图多利(Vicente Todolí)称艾的展览是“当今最具社会性的艺术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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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

图片报:中国人为欧盟建造高速公路,还要我们来买单!

原文:Chinesen bauen EU-Autobahn: UND WIR ZAHLEN!

译文:中国人承建欧盟公路,还要我们来买单!

来源:图片报
采访记者:STEFAN ERNST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2日
译者:Gabriel @gabrielvoo
审校:Anton




德国建筑业响起了红色警报!中国首次在欧洲参与建造高速公路,并且还是得到了欧盟税款的支持。

雇主联合会与工会对此感到震惊,称其为政治丑闻!

图片报会告诉你,什么是70万建筑工人必须知道的实情:据德国建筑行业总协会(ZDB)透露,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公司(Covec),这家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得到了波兰高速公路扩建工程A2段的部分订单,承建五个标段中的两个。为筹备2012年欧洲杯,华沙至罗兹段将在欧盟基金,即税款联合融资的援助下进行翻新。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完全归国家所有。据德国建筑行业总协会透露,中国人的报价要比德国竞争者低百分之四十。


根据欧洲建筑工业联合会(FIEC)的一份内部文件指出:



• 许多参与项目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来自中国,并按中国的工资标准支付酬劳。

• 国有企业不需要申请欧洲昂贵的银行贷款。

• 据传中国将把国内库存中多余的建筑材料和施工仪器运到波兰


文件里接着写道,主管此工程的欧盟委员会某总司尚未发现任何国家非法补助的蛛丝马迹。



因此,德国建筑行业总协会向联邦交通部长彼得·冉邵尔(Peter Ramsauer)、联邦经济部长莱纳·布鲁德勒(Rainer Brüderle)和联邦外交部长基多·威斯特威勒(Guido Westerwelle)发去急件,将事情经过描述为“大规模的扭曲竞争”和“丑闻”。信中写道,“将由欧盟公共资金买单的基础设施项目交给中国的国有企业,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承受的。这些国企以价格倾销的手段扼杀了公平竞争,把坚守每一条欧盟社会与环境标准的欧洲建筑企业挤出了竞争队伍。由此将会造成欧盟内部的工作职位流失。”


要求:若涉及到欧盟税款,只允许欧盟国家的企业参与竞标


交通部的一个司长仅仅解释道,他自己也属于对此感到担忧的那部分人,有事应该去找经济部。



威斯特威勒则让人转达,项目委托方波兰公路管理局利用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接受来自中方的报价。他解释道:“联邦政府原则上主张向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市场,以便对方的市场也向我们开放。封闭欧盟公共采购市场的举措只会误入歧途。此事应由经济部负责。”


那么经济部长布鲁德勒怎么说呢?

显然这也不是他的问题!



布鲁德勒部长声称,毕竟他已经在同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一起考虑这个议题,以说服中国遵守世贸组织的公共采购协议。


建筑业协会主席卡尔·罗伯尔不愿退让,他对图片报说:“现在急切需要进行谈判。用德国税款给中国工人付工资是不可行的。”


德国建筑业工会也感到了恐慌!政治部主任格雷戈尔·阿绍夫(Gregor Asshoff)对图片报说:“这纯粹是国民经济的荒唐之举,我们的政府必须尽快阻止它!纵容那些享受高补贴却只支付低廉工资给工人的国有企业千里迢迢跑到欧洲来承包工程,而我们的劳工则有的必须在国外为了微薄的酬劳干活,有的失业在家,靠国家救济过活,这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打破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不能为在欧洲推行中国式的工资标准支付哪怕是一分税钱。”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2010年5月26日星期三

福布斯[书评]:中国共产党就象上帝

原文:Forbe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Like God
译文:福布斯[书评]:中国共产党就象上帝


作者:Gady Epstein
发表时间:05.21.10, 4:30 PM ET
译者:@xiaomi2020

校对:俱亡矣


北京 — 中国观察者们的常见的“客厅游戏”[译注:此处指类似于“沙龙”的非正式的有主题的小范围讨论。]是辩论中国共产党还能掌权多久。相当多的赌共产党在十年之前就要倒台的说法又延伸到了2020年或2030年,但今天看来这些赌注都愚不可及。现在没有能赢彩票的手气就不要再和党打赌了。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中国的执政党成为了一个看来牢不可破的威权政体?为什么经过了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剧变的20年,人们对党的统治满意到了顺从的地步 ?一本引人入胜、野心勃勃的非虚构类书籍有助于回答“党是怎么做到的”。而一本聪明的中国反乌托邦小说则想要回答这些“为什么”。这些书掀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神秘的角色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帘幕一角。



作者理查德·马克格力高(Richard McGregor),是伦敦的金融时报负责报道中国的记者,在他的揭秘新书《党》当中展现了党的神秘机器是如何运转,并比多数人的所猜测的还要有力地操纵公众生活和商业活动的。


党的秘密的触角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由“红色机器”组成的秘密安全内部网络,这是在这个国家最顶尖的约300名官员们桌上的电话机。更有意思的是,在谁的桌上你能发现这些电话:不仅是政治局委员们,还有50名最大的国企的高管。 妄想症患者、阴谋论爱好者在马克格力高的描述中有了相当多的想象空间来描绘中铝(Chinalco)和优尼科(Unocal)失败的交易了。(不过想象北京真的在背后打电话给那些庞大的资源企业的话,你算不上是位妄想症患者)“党就象是上帝,”北京人民大学的一名教授这样告诉马克格力高。“他无所不在,而 你就是看不见他。”

党还不仅仅是通过极权专制机器成功统治的主谋。党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任何独立的对它的权力的监督——损害了每一次它想要控制腐败、审查党员、改革官僚机 构和应对危机时候的努力。想要调查高层的腐败听起来就象是黑手党电影里的事。把一名前政治局委员——上海的前任书记陈良宇——拉下马则需要签订秘密协议,放过前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家,换取他的同意才能把陈干掉,因为江曾任“上海帮”的领导,即使那时江已经不占据党内领导职位。


党的统治机器主导了灾难性的三鹿奶粉丑闻的各个阶段的决策,从掩盖让成千上万的婴儿患病的有毒添加剂 到对可能挽救生命的报道进行新闻审查,再到阻止法律援助行为——这些法律行动可以为受害者家庭带来某种正义手段、制止未来的企业错误行为。在民主体制下这里的每一阶段或许都能出现监督或平衡, 而一党统治的体制只能让人民失望。

但是,如马克格力高注意到的,党的确成功实现了它的重要任务,保全了自己。为了换取对集权统治的顺从,党保持了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人民的私生活。正如陈冠中在他的小说《盛世》中描绘的那样,人们真的顺从了。陈的这本小说定位聪明,稍微有点未来派的味道,明年将会发行英文版。它描述的是2013年,中国从在新的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成为赢家。美元贬值了30%,金价上升到2,000美元一盎司,星巴克被中国的联 合型企业并购。

最重要的是,盛世——中文书名《盛世中国 2013》[译注:作者授权的本书网络版下载地址] ——中国人民很满意,甚至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只是有一点:党在水里下药,让人民忘记混乱、残酷、以暴力镇压的某月。

这是颠覆性的自负,小说结尾处一句颠覆性的话语巧妙的点出了整个社会的责任。因为一位 党的高级领导揭示出,药没能让人们忘记一切;每个人都是自愿忘记的,因为这是多么好的时代。



马克格力高在《党》一书中说,最好的故事就是直视你的那种故事。“但是,在写作《党》 这本书的时候,”他写道,“问题在于党可能直视你,你却不能轻易地瞪回去。”我们从马克格力高那里得知,党在做什么,又如何隐藏起它操纵社会的许多方法。而陈告诉我们的是,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想看到帘幕的后面。现在,真是一个好时代。


Gady Epstein是福布斯北京站的站长。他的twitter账号是:@gadyepstein.
相关阅读:

伦敦书评:中国狂热病

纽约书评博客:北京最怕什么?

译者频道—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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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时报在线:西藏的镇压导致更多异议

原文:Asia Times Online:Tibet crackdown breeds more dissent
译文:亚洲时报在线:西藏的镇压导致更多异议

 

作者:Kent Ewing
发表时间:2010/05/25
译者:David Peng
校对:俱亡矣

香港 - 虽然中国领导人已经在问题重重的新疆恢复了互联网服务,并轻巧地在这个遥远的西部省份任命了新的党委书记;邻近的西藏,另一个不稳定地区,在北京的铁腕之下继续动荡。

西藏的镇压已经过去两年了,当局的偏执已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在省会拉萨,执法人员突击检查了当地的打印店和复印店,试图扑灭任何可能被认为是颠覆信息的传播。据报道,很快全市所有此类店铺被要求重新登记,使得国安官员能够收集潜在的惹事者的名称、地址和身份证号码。

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藏人发起抗议,批判中央政府对该区域的政策;结果导致中国领导层的暴力镇压。此后,当地出现了大量非官方的有关西藏的历史出版物、文章和小册子,其中一些由前政府官员撰写。

在新疆,以严厉镇压不满的维吾尔人著称的强硬派王乐泉下台了,性情温和,善于应对媒体的张春贤履新就任新疆党委书记。胡锦涛主席给新任的党委书记一份大礼;上周,他宣布了一项计划,在2020之前增加对新疆的投资,消除贫困。

与此同时,在西藏,任何表达藏族文化自豪感的行为被视为“分裂主义”,这种打击令人讨厌地继续下去。
但是,北京试图打击藏人的骄傲,只会激起藏人越来越多的愤怒和蔑视。看起来,藏族异议分子和知识分子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对平静,如今却被中国领导人对2008年抗议的暴力反应和随后的种种压制政策重新激活。

北京声称西藏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煽动了那些抗议活动
。此次抗议活动始于3月10日,以纪念抵抗中国的失败起义49周年;但是,抗议很快变成骚乱,并传播到整个自治区和周边省份藏区。

北京的愤怒和尴尬是显而易见,抗议距中国在国际性的奥运会上的亮相仅几个月。据官方统计,骚乱中有19人死亡,623人受伤,而真正的伤亡数字,无疑要高得多。

抗议以来,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人数也很多。根据上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发布的一份报告,被关进监狱的藏族异议分子已超过50人,其中包括作家、编辑、艺术家甚至流行歌手。该报告题为“一个‘愤怒的风暴’:西藏2008年春季抗议后对藏族作家和艺术家的镇压”,按时间顺序记述了他们的故事,报道总结到,“尽管,也许是因为,北京[对抗议]的严厉回应,持不同政见者仍然继续公开发表意见,尤其是通过写作。”

该报告描述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年青知识分子拥抱“藏人文化认同的复兴”,他们用自己的叙述挑战藏族历史的官方版本。

不出所料,ICT的报告就会这么说;但是它所包含的故事读起来令人信服,他们应该能够让中国领导人停下来,重新思考在该地区的铁腕做法。显然,这种做法并没有赢得很的藏族人的心;事实上,只是把他们推得更远。

报告中最恶劣的故事涉及著名作家和编辑学东(Shogdung,意为“清晨的海螺”)于4月23日在西藏临近的青海省会西宁被拘留。此后音讯全无。雪东真名扎加(Tagyal),是青海民族出版社的编辑,当警察进入他办公室带走他时,他正在工作。


学东47岁,出版过数本著名图书,一度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朋友;他曾批评西藏的传统佛教文化,认为后者阻碍该地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和与中国其他地区一体化。

但在他的最新著作《翻天覆地(The Line Between Sky and Earth)》中,学东对他早期对藏传佛教的看法表示歉意,并称西藏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在这个事例中,一度在体制内的藏族知识分子,改变他的政治倾向,随后“失踪”;此事只会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在ICT报告的其他事例中,编辑扎西热丹(Tashi Rabten)于4月6日,以及流行歌手扎西顿珠(Tashi Dondrup)于12月3日被拘留。热丹被指控编辑了一本题为《东边雪山(Eastern Snow Moutain)》的文集,批评北京对2008年抗议的处理。顿珠被捕时正在西宁一餐厅中与他妻子和朋友们聚餐,他已因“煽动分裂国家”被判15个月劳教。


去年10月,顿珠发行CD《折磨无痕(Torture Without a Trace)》,其中的13首歌谴责中央政府2008年的镇压,并要求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此后,他的被捕已是指日可待。2008年,顿珠也曾被捕,当时他在镇压后发行了另一张CD。

ICT的报告提醒人们,中国领导层没有更接近解决西藏问题。
事实上,情况在恶化,北京妖魔化达赖喇嘛和压制所有异议分子的策略完全无效。异议在上升;无论从哪个角度,没有观察者相信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无情的滑稽描述——达赖喇嘛是一个在他的祖国煽动谋杀和混乱的邪恶的分裂分子。

这一滑稽形象上周末再一次被刺破;达赖喇嘛在网上和中国网民通过流行的微博客,推特进行对话。尽管去年6月以来推特在中国已被封锁,成千上万的网民设法绕过检查系统,开始他们自己的中文推特社区。

上周五晚上,达赖喇嘛的长达一小时的对话通过皈依藏传佛教的异议小说家王力雄的推特帐号进行1。该次对话吸引了超过8000名跟推者。这与中国十三亿人口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仍标志着达赖喇嘛,自1959年起义中逃亡之后,第一次与人数众多的大陆中国人举行这样的大型互动。

此次对话收集了近300个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有关这位74岁的宗教领袖对其继任者的计划和对西藏未来的展望。谈话中,达赖喇嘛没有提出西藏独立的任何要求。他写到,他死后,一个民选领导人将运作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而且,当被问及人民解放军继续驻留西藏时,他“推”到,“我非常清楚地重申:中央政府仍将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事务。”

最后,他对未来的西藏充满希望,“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问题会获得解决。”

但是,中国领导人已明确表示,他们无意作出妥协。他们将坐等达赖喇嘛死去,找到自己的傀儡转世代替他(正如他们对班禅喇嘛[藏传佛教传统视为第二高宗教人士]那样);然后从那起步。

他们觉得,时间在他们这一边。

Kent Ewing
是居住在香港的教师和作家。他的email地址是kewing@hkis.edu.hk




1 据王力雄推特, “美联社报道说我皈依藏传佛教是错的,我未皈依, 佛教知识也知道不多。”另,此次对话的问题是王力雄用Google moderate收集,与达赖喇嘛面对面进行,并在王力雄的推特上直播。文中的一些说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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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

美联社:达赖喇嘛向中国公民发推

原文:Dalai Lama tweets to Chinese citizens about Tibet
译文:美联社:达赖喇嘛向中国公民发推

 

作者:CARA ANNA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1日 11:53 am ET
译者:MW
校对:@xiaomi2020



图:美联社 - 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纽约 达赖喇嘛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发言
北京- 周五,达赖喇嘛与中国境内民众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直接对话,在推特上直播回答了一些关于局势长期紧张的西藏的命运问题。


这次活动是应王力雄之邀发起的,长达一个小时。王雄是一名作家,信仰藏传佛教[译注:王已经在推特上澄清这一点不实。],现居北京。达赖喇嘛正在纽约访问,二人在纽约的一间旅馆会面进行本次在线对话。

达赖喇嘛通过一名中文翻译在推特上发表了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批评意见和欢迎中国公民的讲话。


“紧张局势是政府造成的,而不是人民,”他说。


无从得知中国境内有多少人能读到他的评论。中国屏蔽了推特,但是该服务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有上万中国人在使用推特,尤其是维权人士,他们发现这样能绕过控制。对话发表在王雄的推特主页上,截至周五晚,王雄在推特上有8,000多名订阅者。


北京大学教授和媒体评论家胡泳发推说,印象最深的是达赖喇嘛所说的 “稳定来自于内心”。



达赖喇嘛对中国来讲是高度敏感人士。二月份奥巴马主席亲自迎接达赖喇嘛进入白宫的时候中国曾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坚持认为,在过去多个世纪中,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很多藏族人说该地区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独立管理的,而且认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合法领袖。达赖喇嘛 51年前逃离了西藏,现在定居印度。


中国政府说达赖喇嘛想利用寻求西藏独立有损中国的主权,但是达赖喇嘛说他只想要自治。

尽管是达赖喇嘛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丹增塔拉最终确认的周五的对话,但是想要知道网上提交的约300个问题最终入选的问题是谁发布则无可能。



而这只是个开始,王雄说。


“多年来,西藏问题在中国境内只有官方的说法,”王雄在5月5日写给达赖喇嘛请求网络对话的公开信中写道。“这无疑难以让人们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


中国境内的藏人长久以来一直抱怨政府对佛教的限制、对达赖喇嘛的负面宣传和汉族移民的涌入。反中的积怨终于在2008年以暴乱的形式爆发,造成大量死伤,震惊了北京的高层。

达赖喇嘛在周五表示,藏族和汉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还表示,有的藏区,因为汉族人口的增涨,”西藏的文化面临巨大危机。”


周五晚上,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电话无人接听。该部门处理与达赖喇嘛信使会谈的问题。
雄说,有1,200多人提交了问题,支持度最高的问题会在周五提出。


不止一个问题问到达赖喇嘛去世之后会怎样,西藏问题是否会在此之前解决。
“我经历过很多时代……也看到了很大的改变,”他回答道。他指出,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退休干部与党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提出中国的民族政策不合理,需要更多反思。


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余杰在推特上回复到, “[听众]只是少数,达赖喇嘛过于乐观了。”

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的谈判进展甚微。一月份,中国政府官员告诉达赖喇嘛特使,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主权的问题上,北京不会有任何让步,双方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


达赖喇嘛的代表说中国的警告相当专横,但是他们说尽管分歧存在, 他们会继续寻求与北京对话。


北京拒绝和特使讨论西藏的地位,说中国只讨论达赖喇嘛回国的问题。他在1959年一次失败 的起义后逃离了西藏。


周五的对话没有关于达赖喇嘛回中国的问题。“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发生变化,问题会获得解决。”他说。


王力雄的twitter:@wlixiong

相关阅读: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的第一 次推特对话(审定稿)

(达赖喇嘛办公室已根据录音和藏汉文翻译审定了达赖喇嘛的以下谈话)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首先感谢您在日程繁忙的旅程中抽出时间,与中文网友对话。从北京时间5月17日上午 10:30开始,中文网友在“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中向您提问,4天多时间,虽然中间有谷歌汇问的宕机,有中国方面随之对谷歌汇问的封网,但还是有1,253 人提交了 289个问题,并投了12,473票对问题进行评选。


这次您日程繁忙,对话时间不能很充分,但不是希望您这次能回答很多问题,而是希望是一个开头,由此能建立一个渠道,形成一种方式,使您和中国的民间社会从此可以进行自由、持续的交流互动,这将有助于双方了解真实的对方。


谷歌汇问可以让所有参与者对每个问题按照“不错”还是“不太好”的选择进行投票,然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序。这次是按照其中的“支持度”排序 (Sorted by popularity)向您提交问题。


“支持度”的算法,是赞成票多少与赞成率高低两个因素的乘积。这个算法对目前对话并不完善,因为赞成多反对也多的问题赞成率低,但正说明争议大,恰 是更需要您解答的。我想今后您直接与中文网友交流时,可以由您根据情况选择问题,也许更恰当。


下面我开始按“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http://goo.gl/mod/Eq6K)中“支持度”的排序转达中文网友提问(注:因为提问者大都用的 是假名,而以支持度为据的提问可以代表网友的集体态度,因此不单独介绍提问者)。


达赖喇嘛:好的。首先表示,王力雄先生对今天这次对话搭建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得以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民众对话, 我感到非常高兴。很遗憾的是,过去多年来,我们所做的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的努力,一直没有取得实质结果,但是我对中国人民一直抱持很大的希望,信心十足, 所以今天能有机会与中国民众直接交流,让我高兴。


王力雄(开始提问):支持度第一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达赖尊者您好,我想请问您对于西藏以后宗教领袖的问题。请宽恕我的冒昧。您如何看待您终老后可能会出现像现在的‘两个’第十一世班禅的类似问题?” 补充一下,支持度第九的提问:“达赖在大限之后,中共肯定会在国内选一位活佛,对此,您有什么措施?”与这个提问大同小异,两个问题一共得到556人赞成,是目前所有提问中得到关注最高的。


达赖喇嘛:一九六九年我对外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宣布,就是未来是否继续达赖喇嘛的体制,应该询问西藏人民,也取决於西藏人民的决定。


同样,在一九九二年我作了一个正式宣示,未来西藏问题解决后,我将不担任西藏政府的任何职务,西藏一切事务,由西藏境内的留任的公务员继续管理。二零零一年,西藏流亡组织的行政首长,开始在西藏流亡社会透过民选的方式产生,任期为五年。


因此,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体系并不重要。我健在的时候我会努力。对达赖喇嘛的体系,中国共产党比我还要关心(笑)。所以,出现两个班禅的这种现象,是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个现象的出现,除了增加混乱不会有什么正面的帮助。


王力雄:支持度第一的提问中的后一个问题是“另外对于中共所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如何看待?”


达赖喇嘛:据我的了解,他是蛮聪明的,在佛法上也很努力,但是民众对他还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认为这主要得靠自己,能否在佛法讲修上做一个有贡献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要靠自己的。


王力雄:支持度第二的提问有444人赞成,也是中文网友高度关注的。提问内容是:“想向尊者了解一下关于流亡政府代表与中共会谈的情况,为什么每次都会无果而终,到底双方在哪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以致谈了几十年仍然无成果?”


达赖喇嘛:主要在于中国官方一再强调没有西藏的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但我个人其实没有任何诉求,主要关心的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及环境等问题。直到有一天,中央像他们认为存在新疆问题一样,也认为有西藏的问题时,并且要面对这个问题,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会同心协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为了西藏的建设、发展与团结。在目前,中共的做法只是依赖强制性手段,一再强调西藏的稳定,但是,我认为稳定来自于内心的信任与信赖。


王力雄:支持度第三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尊者您好:不管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势会如何发展,现在的 汉族与藏族普通百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很多藏民把问题简单的归罪于汉人统治,但其实我们汉人也是这种独裁统治下的受害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达赖喇嘛:汉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一九四九年或者五零年才开始,两个民族之间关系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上。这种关系在历史上有时是非常和睦的,有时也是纷争的。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纷争时段,根本原因是政府造成的,而不是人民。所以,我们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在世界上很多自由国家呼吁建立汉藏友好协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实施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应该像胡耀邦那样,为了了解事实去做很多努力。最近温加宝总理的一篇文章肯定了胡耀邦做事的风格,也即不仅仅依据官方的文件,而是要到实地去了解情况。


同样的,在中国境内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以及社会机制的不透明,造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对真相能够透明的话,对於处理并减少贪污腐败等都会有很大帮助。


王力雄:支持度第三的提问中,后一个问题是:“您有什么方法来维护好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吗?”


达赖喇嘛:我不管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抱着一个真实的人的心态,由此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汉藏两个民族如果同样持有人的心态,有一个平等基础,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我经常会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真诚的,我们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


人与人相互产生怀疑猜忌,这不仅仅限于汉藏民族之间,全世界都一样,因此就需要接触,并且去消除这种猜忌。我在世界上不管见到任何人,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这有两个层面,第一,我们都是同样的人,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二,才是宗教、文化与语言等彼此的不同。


在一九五四、五五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强调国际主义的,这表示人都是一样的。我对此非常赞同。


王力雄:支持度第四的提问是:“达赖尊者:《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并未写如何保护汉族人在西藏的权益。你是否认同现有藏区汉族居民在自治后仍拥有居住权?你能否发表备忘录来描述如何保障藏区汉族居民平等生产生活的权益?很多汉族人认为你的自治是变相独立,因为他们怀疑自治政府会歧视和驱除汉族。”


达赖喇嘛:早期,在一九五零年前,西藏也有汉人居住。在我出生的地方,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还有汉人。未来的西藏一定会有汉人居民。但是,关键问题是西藏不要成为和现在的内蒙一样,蒙族变成了少数,这样就失去了民族自治的意义。有的藏区,因为汉族人口的增长, 西藏的语言和文化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


王力雄:支持度第五的提问是:“请问大师,您书中所述过去的西藏是祥和的佛国,与中国政府所述的黑暗的农奴地区 有很大出入,而且很多图片和视频也证实了过去农奴制度的残酷和黑暗,大师可否解释一下为何有这么大出入?”


达赖喇嘛:早期的西藏,也就是一九五零之前,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对于那时的制度不完善,我们是承认的,谁都没有说早期的西藏是像天堂一样。现在的境内外藏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恢复旧的制度,做梦也没有想过。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宣传过去的西藏社会像地狱一样,这种说法与事实也有很大的落差。例如中共曾经制作的电影《不准出生的人》,纯粹是一种宣传, 很多藏人无法认同,因为内容与事实不符。比如文革时强调文革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后来,当事实再无法掩盖时,就看出这种宣传没有什么力量。犹如六四天安门 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但是中共在宣传时也当成似乎没有发生。


最重要的是,你们每一个人应该公正地、客观地、科学地去调查与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也跟藏人讲,不要以为是我讲的你就承认、就接受,你要去 观察了解。作为一个佛教徒,即使是佛陀的教言我们也要做彻底的分析与了解。


王力雄:支持度第六的提问是:“如果当局允许您回到西藏,允许西藏自治,您觉得您希望给西藏带来什么样政治制度?”


达赖喇嘛:这主要是通过境内藏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决定。在流亡社会,过去五十多年来,我 们已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


王力雄:支持度第七的提问是:“这个问题可能很尖锐,我很想问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对你批评最凶的一条,是说你要 求西藏不驻军,说这是变相独立的最根本一点。你现在还坚持‘西藏不驻军’这样的要求吗?驻军权是领土主权中最重要的一个权力,西藏不驻军的主张恐怕广大汉族人民都不能接受,有没有可能,你放弃这一观点呢?”


达赖喇嘛:虽然我们讲自治,但我经常明确地讲,外交与国防由中央政府来负责。早期我提出过,当印度与尼泊尔等周边国家都友好、互相信赖的时候,西藏可以成为一个和平区,这只是一个梦想与远景,全世界都对此有同样追求,所以不用担心。


王力雄:支持度第八的提问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在达赖尊者有生之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趋近于零。请问尊者如何看待西藏的前景?”


达赖喇嘛:从中共立国六十多年看,毛时代,邓时代,江时代,胡时代都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坚信民族政策会发生变化,特别是西藏问题,在互利的基础上能够得到解决。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退休干部与党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提出民族政策不合理,需要反思,呼吁改善民族政策。所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发生变化,问题会获得解决。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相对中文网友提出的289个问题,今天我们只谈了一个很小的开头。新的问题,以及对您 的回答的反应,还会在“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汇问上不断增加,请您继续保持关注。并衷心期望我们共同努力,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改变时代的技术,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从官员间的密谈伸展到汉藏民众之间的坦诚相对和民主协商中来。谢谢。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于美国纽约公园大道Loews Hotel 1014室

更多可见译者的“西藏”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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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中国世纪”尚未到来

原文:FT:China’s century is not yet upon us
译文:金融时报:“中国世纪”尚未到来


作者:Joseph Nye
发表时间:2010年5月18日 23:03
译者:汪洋
校对:@xiaomi2020



中国现在被誉为大国,得益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如今,某些中国年轻人正利用这种预期,要求世界给予中国更大的权力,有些美国人则敦促为一场将要到来的冲突做好准备——这场冲突将与一百年前英德两国间的冲突相似。



人们有理由对这种预期表示怀疑。1900年时,德国的工业实力已超过英国,而且德国皇帝当时奉行的是一种冒险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势必带来与其它大国的冲突。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政策重心也主要放在本国范围内和本国经济发展上。尽管在威权国家中,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北京共识”)带来了软实力,但它在不少民主国家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即使如高盛(Goldman Sachs)所预期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这两个经济体 也只会在规模方面旗鼓相当,在构成方面仍不可同日而语。届时,中国仍将有大片农村地区处在欠发达状态,而且它还将开始面临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效应所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此外,随着各国不断发展,经济增速将出现减缓的趋势。假设在2030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为6%,而美国仅为2%,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要到本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候才能赶上美国。



人均收入可作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个指标。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惊人且人口众多,其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是板上钉钉之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与美国平起平坐。此外,由于美国不太可能在此期间原地踏步,中国将很难像上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对英国构成挑战那样,对美国构成同样的挑战。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仍让我们想起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警告:那种认为冲突将不可避免的想法,可能会成为导致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从全球第九大出口国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和金融平衡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中国可能必须要对其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做出调整。虽然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但在它建立有足够深度和开放度的金融市场、且让市场(而非政府)决定利率之前,它将很难通过向海外放贷来扩大本国的金融影响力。



与建国之时即拥有民主宪法的印度不同,中国迄今仍未找到办法来满足人民对政治参与(如果还算不上民主制度的话)的诉求,这种诉求往往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成为过去,执政党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和汉族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有些专家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合法性,且饱受腐败横行的困扰,如果经济发生衰退,就很容易出现政治不稳定。中国能否找到一种模式,管理好不断扩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地区间的不平等以及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仍有待观察。根本的一点在于,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没人知道中国的政治前景将会如何,也没人知道它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影响。


1974 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当前这代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快速增长是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关键,于是他们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努力营造他们所谓的“和谐”国际环境,以避免其干扰本国增长。但随着代际更替,实力往往滋生狂妄,胃口有时会越吃越大。有些分析人士警告称,正在崛起的大国不可避免的会利用它们新获得的经济实力,去追求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



即使上述警告是对中国意图的准确评估,中国是否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去实现上述目标也颇令人怀疑。亚洲有其内部的实力平衡,就这点而言,许多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持欢迎态度。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应对其它国家的反应,应对由本国增长目标和对外部市场及资源的需求带来的限制。采取过于强硬的军事姿态,可能促使邻国结成反制联盟,从而削弱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皮尤 (Pew)近期对16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持正面态度,对它的军事崛起则不然。


尽管中国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亚洲挑战美国。我们永远不能排除两国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过,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1995年对江泽民所说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即美国更担心一个羸弱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考虑到中美两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双方进行合作将获益颇多。但是,某些中国人 的狂妄自大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某些美国人对本国衰落不必要的担心,为这一前景增添了许多变数。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 “大学杰出服务”教授,他的新作《21世纪的实力展望》(The Future of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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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上海世博会:候时过长,观众骂“纳粹”

原文:Expo in Shanghai Nazi-Rufe und Pöbeleien - wegen zu langer Wartezeit
译文:南德意志报:上海世博会:候时过长,观众骂 “纳粹”

作者: Henrik Bork
发表时间: 2010年5月18日
译者:@EP_LeongHin
校对:Gabriel @gabrielvoo

由于在德国馆外等候进馆排队的时间太长,部分参观上海世博的游客以闹事表达不满。
 
中国游客在德国馆前以“纳粹”辱骂德国,在其他国家的展馆前哄抢与斗殴,这些事件为上海世博拉开了一个相当“狂热”的序 幕。等候已久的中国游客屡次试图以暴力的方式闯入展馆 。德国馆馆长在给中国世博会组织者的一封抗议信中要求投入额外的安保人员。
 
“我亲眼目睹,德国馆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忍受观众的无礼行为,其中包括侮辱性言辞和身体攻击。 ”世博会德国展区政府总代表施米茨(Dietmar Schmitz)给中国世博负责人的信中写道。
 
Expo Shanghai, deutscher Pavillon; 
dpa
 
向展馆扔花以泄怒
在世博开始迎客的头几天已发生连串的突发事件。在长时间等待进场的人群中也有坐轮椅的残疾人,发怒的人群借此开始向馆方宣泄愤怒。被激怒的人群拔出园区的花向德国馆扔去 。
然后人们齐喊“纳粹、纳粹”。施米茨在周一通过电话向《南德意志报》证实该事件。他致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华君铎的信中说,“我不得不要求贵国改善世博会的安保措施。”不仅仅是德国馆需要面对这些易怒的世博游客,英国馆就曾因为场外人群险些失控而暂时关闭 。瑞士馆也经历了这样类似的突发事件。有目击者证实,游客队伍里曾发生斗殴以及辱骂瑞士馆中国工作人员的事件。

德国馆新闻发言人马里恩·康拉迪(Marion Conrady)称,他们的工作人员已多次拨打110向警方求助。警方出动并在“数分钟内”控制了混乱的局面。数日来,除了在世博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以及便衣警察之外,还增加了武警在园区巡逻。

“中国游客根本不清楚他们在喊什么。”
为了向中国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骄傲的德国人光是建设场馆就花费了五千万欧元。然而随着中国人“纳粹、纳粹”地呼喊,德国人只好自食苦果。“我相信那些中国游客根本不清楚他们在叫喊着什么。”施米茨这样猜测。
 
“现在已经为坐轮椅的人实行了新的检票机制。”施米茨说。他在5月2日寄往中国方负责人的信迄今尚未收到回复。但从世博会组织者的会议记录上可以知道,他们在尝试解决这些数量众多的“管理问题”。

很多外国的世博工作人员仍遇到有关延长签证有效期的问题,仍要继续在园区忍受这些游客令人不悦的行为。尽管德国和瑞士的世博会发言人都强调,大多数中国的游客都是态度平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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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馆致函上海世博会信件流出(由东西翻译,但现在译文已从网站上消失,备份如下):

无法接受,没有必要,荒谬之极!

Shanghaiist.com登 出了一封世博会捷克馆负责人Pavel Antonín Stehlík 写给上海世博会指导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在邮件里,Stehlik对世博会管理中出现的种种混乱直言不讳,不仅出现了“没有必要”、“荒谬”这样的措辞,甚 至连“无法接受”也使用了多次。更严重的是,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捷克馆就要因为签证问题在5月关门大吉了。
以下是信函全文翻译,原文入口请点这里
--------------------------------------------------------------------------------------------
致:上海2010年世博会指导委员会


亲爱的先生/女士:
请允许我在下面对所有参展者都面临的问题表示深切顾虑。


1、由于入口处排队过长,展馆员工每天都会在进入自己展馆时面临严重的困难。所有展馆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不必要地浪费掉数千个小时。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需要在世博会展区设立更加快速的员工通道!

解决建议:游客入口应在每天7:00至9:00间仅向工作人员开放。应当简化安检程序,或者在7:30-9:30之间增派更多安保人员。

2、由于我们在提供所有所需信息之后,世博协议部门拒绝提供劳工及移民管理部门要求的确认信,我们展馆的30名长期员工中,只有2名持有外国人士在华居留许可。我馆员工因此不得不在所持的商务签证到期(很快)之后离开中国。捷克馆也因此将在2010年5月关闭。这令人无法接受。

解决建议:世博局应当尽快提供确认信,并应在2010年5月10日之前,协同移民和劳工管理部门快速、可靠、友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3、世博会开幕前一天,组织者才颁布了PVIP的相关规定。但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执行这些不必要的规定。我们只在5月1日得到了PVIP卡,但 根据规定,我们邀请PVIP的开始日期却是5月14日!这令人无法接受。当展馆员工向我们的访问者递送PVIP卡后,他/她却不能通过PVIP通道返回,只能在员工通道排队,有时耗时甚至长达40分钟!这一点同样令人无法接受。

解决建议:世博局应当取消(没有必要的)PVIP规定,同时应当允许展馆员工陪同PVIP通过PVIP通道进入。

4、感谢5月4日的物流解决方案,我们终于能够在夜间向展馆补充所需的材料和物品了。不幸的是,世博局在5月5日又将解决方案改成了 不能用的方 案!例如,我们无法通过安保人员驾驶的车辆将员工换洗的服装送去洗涤并带回。我们的车辆/补给车辆也无法向我们的展馆运送物品,而中国外运又不具备这么快 速的能力等等。这令人无法接受。我们需要5月4日那种有效率的物流体系从现在开始生效。我们需要组织者即刻取消那些荒谬的规定。

解决建议:世博局应当在2010年5月6日前恢复5月4日采用的有效物流规定,并取消那些阻止参展者向世博展区顺利运送/输出材料的 荒谬规定。


5、目前尚没有开放时间进行紧急维修的规定。因此,我们对开放时间内我们展馆中发生的任何紧急维修情况(例如水管泄漏)束手无策。这无法令人接受。

解决建议:世博局应当在2010年5月10日之前向所有展馆告知紧急维修信息,及维修人员在世博园开放时间内的进入通道。

鉴于以上事务的紧要性,我请求指导委员会立即协同组织者采取行动进行解决。

您诚挚的,

Pavel Antonín Stehlík
捷克馆总负责人

大使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 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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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1日星期五

NewsReal博客:谷歌的新座右铭:作恶,但别被抓住?

原文:Google’s New Motto: Don’t Get Caught Being Evil? | NewsReal Blog

译文:NewsReal博客:谷歌的新座右铭:作恶,但别被抓住?

作者: Jenn Q. Public
发表时间:2010年5月16日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Andy Cheng(@adianch2010)




Google以自己“不作恶”的格言闻名。但是在背后,Google公司的高管们似乎是受另一个原则的指导:“作恶,但是别被抓住。”



德国一家负责谷歌街景项目审计的管理机构迫使这家信息巨头承认,它的员工在30多个国家的未受保护的无线网络区域行驶时,无意中抓取了大约600G的个人数据。“被汽车天线收集的信息可能包含一部分电子邮件、文本、照片,甚至一些正在被浏览的网站,”《每日电讯》报道说。


“尽管我们从未在任何谷歌产品里使用这些数据,但是我们确实曾错误地在开放(例如没有密码保护的)无线网络中收集了一些数据。”谷歌的工程和研发部门的高级副总裁Alan Eustace解释说。


哎哟!



当你偶然开着车边走边找无线接入点(war driving),然后“错误地”从人们的家庭网络里抓取并储存了600G的个人信息,难道你不讨厌这样的行为吗?Google是时候发射重炮了:颤抖低声说话,抽泣着鼻子,然后可爱的狗狗大大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Google的工程团队努力工作,想赢得你们的信任——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这次我们做得非常糟糕。我们为这样的错误深深地道歉,并且决心全力从我们的过错里吸取教训。
Eustace也想让你们知道,尽管公司犯了大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1)他们“只是收集一些数据的片段”,而且2)他们“在行驶过安全的、有密码保护的无线网络区域的时候并不收集信息”。让我来翻译下他们的话:我们是做错了,但如果你的信息现在存储在Google的服务器上,这主要是你的错。 


从公共关系学的观点来看,也许现在不是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Eustace是对的。把未受保护的数据在你的无线网络路由器范围里向每个人散播,这跟站在自家客厅的窗户前面向外嚷嚷着家丑差不多。如果你关心自己的秘密的私密性,你应该把窗户关上。如果你不想Google的员工(或者你家隔壁长满粉刺的13岁小黑客)窥探你的数据的话,那么花上5分钟来学习下如何给你的无线网络加密吧。



也许(尽管不太可能)Google已经触犯了相关窃听的法律。但是从实际来说,你有责任保护好你的数据安全。



很不幸,对于谷歌,“这是你自找倒霉”的态度并没有使人们对该公司隐私保护的承诺产生信心。公众会去想,还有没有其它的数据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又是怎么样被使用的呢?



由于Google在公共关系的前线上遭到打击,它已经停止了Google街景采集车的运作,并承诺删除那些非法得到的信息,而且将会停止对无线网络数据的采集。至少Google的高管没有像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祖克伯格那样,据说他在公司泄露私人信息时候,把用户们称作“傻屄”。



抛开别的不提,周五从谷歌公司爆出的新闻对于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醒:本质上而言,Google是一个数据采集公司。这也决定了,过去它与中政府的同流合污也不能算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恶魔。把它可能触犯法律的事情放一边,下面这个发现不应该让人吃惊:Google在抓住每个机会来扩大自己的数据量。如果那些信息处理公司不能通过开着车边走边找以及在你的鼻子底下蹭“免费”服务来获得你的信息,他们会去找另外的办法。把什么东西放在那里,你自己来决定。



(请在Twitter上关注Jenn Q. Public,或者去 JennQPublic.com阅读更多她的文章。)


相关阅读:


译者频道—IT世界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Google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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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日报:世界观点:超越经济繁荣,看看“另一个中国”

原文:Worldview: Viewing 'the other China,' beyond the economic boom | Philadelphia Inquirer |
译文:费城日报:世界观点:超越经济繁荣,看看“另一个中国”


作者:Trudy Rubin
发表时间:2010年5月16日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Daivd Peng, Andy Cheng(@adianch2010)


北京——当所有的媒体都聚焦在“崛起的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另一面得到的关注少得多。姑且叫它“另一个中国”吧,该国的主要人口并没有能充分享受过去30年来改变了中国的令人惊叹的经济繁荣。作为"把关编辑(Goalkeeper Editor)中国之旅"的一员,我将会在两周的旅程里关注“另一个中国”,本次旅行由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国际报道项目赞助。我们将访问四川和云南的农村地区,关注中国的城乡差距,中国面临的迫切的环境和健康问题。我们也将调查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经济挑战,如果它想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在国内维持稳定的话。

中国的发展水平高低对其它国家很重要,这有很多原因。比如,中国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的发展,而不太愿意去国外冒险(尽管对增长所需自然资源的追寻让它的对外政策更加积极)。还有,中国把自己当做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不太愿意承诺工业国家为了对抗全球变暖而制定出的减排目标。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飞速发展是如此连续,它的演变又是如此有活力,因此很难定义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十年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胡鞍钢提出一个说法,叫“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中国的第一世界,汉学家石文安说,包括中国的大城市,像北京,天津和上海。它的第二世界由那些没有那么富裕的、但是仍然算是发达的东海岸城市带组成。

她说,中国的13亿人口,这两个世界占了3亿。但她指出,大量的人口都生活在第三世界——一条从北到南的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带。中国的第四世界(也是最贫困的)包括那些西部贫困省份。在那些地方,人们平均每天的收入在3美元以下。

“就在中国比别的国家增长都要快的时候,它的不均衡的程度也在迅速加剧,”石文安说。这个不均衡有以下几种形式:城市对农村的不均衡,东部(发达的)地区对西部的不均衡,还有大城市内部的不均衡——这主要是由大量来自农村的贫困农民工到城市找工作造成的,她说。

在这五年里你如果第一次去北京旅游,很容易觉得北京在第一世界。

奥运后的中国首都展示着一眼看不到边的一排排玻璃摩天大楼,有些带有奇形怪状或者是弧形的屋顶,巨大的、闪闪发光的新航站楼。在主要道路两旁排列着高级购物中心,从城市中心向外延伸的高速公路不断发展,但无法赶上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

顶尖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跟在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一样温文尔雅。他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很多人说英语,出国旅游,大部分写博客。他们跳上自行车,骑行在巨大的充满林荫的校园(很有点大学校园的味道)。(这些学生的日子远比他们的父母辈舒服:一个读海洋学的博士研究生告诉我,在她的小时候,她和她的父母和另外一家一起住在小的两室户里;最终,在她16岁的时候,他们家搬到了一个有两个卧室的公寓里。我从很多中国
年轻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故事。)

在高耸的办公楼群里上班的年轻人钻进星巴克咖啡里,喝上一杯拿铁,成群地跑到地下商场去吃超市里的午饭。到了晚上,前海附近的餐馆满满的全是出来约会的或者是成群出来玩的年轻人。穿着汗衫的慢跑者在遛狗的女人身边跑过。围绕湖边挂着微微发光的灯笼,照亮了这些场景。

但是这些浮光掠影只是反映了这个经济在不断变化的国家很小的一个部分。

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在争论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采访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的胡鞍钢的时候,他坚持说自己那个名言已经过时了:“我那个‘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口号说的是10年前的中国。”他现在采用新的分析工具,坚持中国大多数人都属于第一和第二世界了,只有西藏还处于第三世界的状态。他估计,中国的第四世界已经消失了。

另一方面,解振华,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同时也是在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核心谈判人物,告诉我们“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北京和上海的发展不能代表中国整体的发展”,解振华坚持说。他说,当众议院发言人南茜·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去年的一次访问中乘坐高铁的时候,“她觉得这(译注:高铁)表明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城乡社会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差距,所以我希望你能用一个全面的角度来看中国。”

这就是我在未来两周里准备试着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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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一元中国”迷思
译者频道—看中国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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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站:尊者说,中国必须承认西藏问题,并开始认真的谈判

Official Website of CTA:China must acknowledge Tibet's problem and begin serious talks, says His Holiness
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站:尊者说,中国必须承认西藏问题,并开始认真的谈判


作者:Bhuchung K Tsering
发表时间:2010年5月19日上午10:01
译者:David Peng
校对:Andy Cheng



2010年5月18日,周二,爱荷华州洋杉瀑布市/美联社照片,达赖喇嘛尊者在北爱荷华大学向学生、教师和嘉宾致意。
爱荷华州,洋杉瀑布市(Cedar Falls):周二,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中文媒体多维新闻网的专访;在采访中,他强调,中国领导人必须承认存在西藏问题,并展开认真的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

采访是由多维新闻网主席于品海先生主持,为了这次采访,于先生专程从香港飞到洋杉瀑布市。尊者回答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性质的提问,并阐述他将如何推动与中国领导人对话进程。


当被问及他能采取何种步骤推动中藏对话进程,尊者说,
从他这边,他已竭尽所能;他提醒采访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只要西藏不独立,其他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解决。尊者说,中国统战部有些官员说,不存在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

尊者说,全世界都知道,他不寻求西藏独立,然而中国政府继续声称他是一个分裂分子。他说,这是一个问题。由此,尊者说,“中国领导人必须承认,西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并开始认真讨论。”他建议,一旦开始严肃讨论,境内藏族人也应该积极地参与其中。当前,他说境内藏人害怕说真话,因为他们会因此被指责为分裂分子。尊者说,他一直讲境内大多数藏人才是他的老板。他说,前世班禅大师支持他的做法,前中国政府的藏族官员平措汪杰和杨岭多杰也表示支持。尊者说,过去他从未向中国政府要求个人职位,将来也不会提出这种要求。


尊者说,藏族人有着非常丰富的精神遗产和文化,构成了所有藏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佛教徒,穆斯林或基督徒。他说,他称之为藏传佛教文化,其核心是非暴力和同情心。法王说,今天的世界存在一个道德危机,包括中国在内;在这方面,藏传佛教文化可以(对世界人民)作出有益的积极贡献。


尊者说,他主要关注的是西藏文化的保护。但是他说,问题是,一些目光狭隘的中国领导人仅仅将藏族人的身份认同看成是分离主义之源。尊者重申了他的说法,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某种文化灭绝正在发生。尊者提到,西藏自治区前党委书记陈奎元曾经下令,拉萨的西藏大学不得教授任何传统西藏宗教文本。尊者说,他从西藏大学的一些教师处获悉此事。同样,尊者说,他收到报告,一些官员建议将藏传佛教的寺院从佛教研究中心变为仅有少数僧侣的寺庙。

尊者说:“藏人非常珍爱他们的文化遗产,当局对这一文化遗产的消极态度,在人民中有负面影响。”尊者说:“象晋美彭措堪布这样的藏传佛教领袖,在追求纯粹的宗教活动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尊者也澄清,“他从未要求所有汉人离开西藏,但藏族应占西藏人口的大多数,这对维护藏人的身份认同必不可少。”他引述内蒙古的情况,那儿有两千万其他民族,而只有三百万到四百万是蒙古族。尊者说,“在我出生的地方(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译注),过去就有汉人,他们和藏族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同样,在拉萨地区也有汉人。”尊者谈到,六百万藏族人周围有一百万其他民族,这应该不是问题。


当问到尊者是否担心他之后的未来,他回答说,“早在1969年他曾明确表示,西藏人民应决定达赖喇嘛体制是否应该继续。”他说,自2001年以来,流亡政府已产生民选的政治领导人,在所有的藏传佛教世系,合格的新一代年轻宗教领袖也正在成长。因此,尊者说他并不担心。


法王还澄清说,尽管媒体用的是“西藏流亡政府”一词,他说,我们的正式名称是“西藏中央行政政府”。


尊者谈到,关于西藏问题,目前在中国领导人中间盛行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他希望这次采访将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


- Bhuchung K Tsering报道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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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媒体、权力与抗议:从文革到互联网时代

译文:中国的媒体、权力与抗议:从文革到互联网时代

原载:《哈佛亚太评论》2008年春季刊第9卷第2期

作者:杨国斌、Craig Calhoun

作者介绍:杨国斌,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亚洲及中东文化系的副教授、著有《中国的互联网力量:网路公民行动;Craig Calhoun,纽约大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学院的教授、美国社会科学家理事会主席,著有《既无神也无皇帝:中国的学生以及为民主而进行的奋斗》、《美国的社会学史》

译者:harry young

校订:杨国斌、@Freeman7777



2004年12月,数名公安人员造访了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目的是为了调查几个出现在其网上论坛的帖子。该组织的管理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几个贴子的存在。毕竟,每天都有许多贴子发布在其网络论坛上,只要是通过了快速在线注册程序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在上面发帖。一般来说,论坛上的讨论并不会触及 敏感的政治性议题。然而,不知何故,几个与法轮功相关的贴子却冒了出来。公安机关发现了这些贴子。经过调查,公安人员发现该组织与这些贴子无任何关系,尽管如此,公安人员还是 要求管理者更加严密的监控其网上论坛,防止类似的贴子再次出现1


在中国,媒体、权力和抗议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一事件揭示了此种情况的新发展。第一处新发展是使用互联网作为抗议和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似乎,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就冒出了这么几个贴子。很明显,这些贴子带有政府试图压制的信息。第二处新发展则是该事件牵涉到了非政府组织,相对而言,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国家运作的。第三处则是权力运作的模式,以上提到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数以万计同类组织中的一个,其网上论坛则是数百万个同类网站中的一个。然而,即使这样他们仍无法逃脱监视——来自国家权力的监视和压力,纵然在这个案例中政府是进行了适度的处理。


本文将描绘出这些发展的主要特征。为了便于描绘,我们将拿今日中国的社会行动和其历史上的两场重要运动进行比较: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学生运动。我们将集中在三个方面:抗争的剧码(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组织形式和媒体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一些地方的比较相对简略,因此或许该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来对所牵涉到的问题以一种更具历史敏感性的方式去理解。我们的基本论点是:伴随着新信息技术的扩散,大众抗争的形式和政治控制的机制都有了扩展。除 了传统的地点型抗议,新型的网络行动也已浮出水面。尽管国家权力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厉行压制,但是权力运做的模式日趋接近福柯式意义上的“规训”,越来越强调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这些改 变既反映出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又反映出了互联网时代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所发生的更为具体的碰撞。



抗争剧码

集体抗争剧码指的是集体行动的文化方式。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三个阶段,抗争的剧码有所扩展。在每个时期,媒体技术都是抗争剧码变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红卫兵运动时期抗争的主要剧码包括了街头游行示威、贴大字报、印刷和散发媒体材料、公开辩论、绝食、占据公共场所和群众批斗会。当然,这里面的许多斗争形式 都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劳工斗争、五四运动和共产革命3。其中的一些抗争活动,诸如街头游行示威,需要依靠实际的空间场所和面对面的沟通。其他一些活动,诸如印刷传单,需要依靠起码的大众传媒。印刷机、滚筒油印机、扬声器和便携式麦克风是60年代最常用的传媒技术设备。


1989年的学生运动没有再使用群众批斗会这种形式。但是89年运动的其他方面方式却和红卫兵运动时期是相似的。街头游行示威、绝食、大字报和进行公共演讲仍然是抗争剧码中最重要的项目。在60年代,占据公共场所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仅局限于校园或办公大楼,而到1989年, 这种活动取得了更强有力的效果:学生持续性的占据中国象征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另外,一个新项在抗争剧码里脱颖而出——要求与官方进行对话。1989年 对学生抗议者们来说最光荣的时刻之一就是全国电视转播了学生领袖和李鹏总理之间的对话4


在这两个时期,抗争剧码的主要方式都与实际空间地点相联。大字报沿着行人经常经过的人行道以及集会现场张贴。游行示威在街头或者校园进行。绝食和公共演讲是在公共场所,而不是私人场合进行。抗议就是要进行一场公开表演。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地点赋予了这些表演特殊的含义。因此,北京几乎总是行动的中心而天安门又是北京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然而,国家权力机关和示威者同样也意识到了标志性中心的动员力量。政 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控制 空间的新措施。比如天安门广场现在就被栅栏围了起来。这种变化是打着引导交通的旗号施行的,但对潜在的群众活动来讲是较不容易在广场 上开展了。同样,北京 大学三角地的公告栏已于近日移除,为的是“美化”校园环境,而以前这里是全国性的抗议中心。


1989年 诸如滚筒油印机、便携式麦克风和手持式扩音器等旧式媒体技术设 备的作用仍然突出—虽然扩音器已升级为电子扩音器。然而,许多新的电子技术设备也开始使用,包括电脑、盒式磁带、激光唱机、照相机、复印机、传真机当然还有电视。(60年代,中国只有极少数人拥有电视)这些新型技术设备是中运动剧码不可或缺的部分。比如,商用复印机就成为大规模复印诸如传单之类运动材料的设备。


1989年那个时候最力的新型传媒工具就是电视。电视所传输的一些图像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但是当泪流满面的母亲们恳请政府领导人照看好绝食抗议者时,电视这种新媒介转化了这些图像的影响力。学生领袖们很清楚电视的威力,于是他们要求政府直接直播与李鹏的会议。中国历史上还从没有过学生和一位国家领导并肩相坐于电视之中,进行一场直接对话和火药味十足的谈判。由于媒体文化正处于向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电视将这些情节变成了全球范围的媒体大事件。


如今,人民的抗议仍沿着过去的许多方式进行。农村地区经常是游行示威和占据 公共空间。城市通常是工人罢工。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以网络为形式的抗议和行动已然出现。这种网络行动采用了一种数字化的抗争剧码,从破坏性的直接行动的方式 如黑网站,到非攻击性的行动非破坏性的直接行动的方式如散播请愿 信呼吁信。虽然两种方式都广泛使用,但非攻击性形式更常用些。发帖和转帖这类中国虚拟世界的寻常社交方式有时会转变成极端的抗议活 动,即网络事件7


非攻击性的数字化抗议采用讨论的方式,发贴,阅读,回应是典型举动。互联网上的发贴是一种虚拟的大字报。从形式、功能和创作过程上来说,发贴类似于大字报。和大字报一样,网上的帖子一般是个人创作、贴在公共空间、表达个人观点。和大字报一样,网上的帖子包括多种体裁(genre),比如散文、诗和 标语。因此,群众抗议的传 统手法在数字时代仍然影响着实践行动。


网上行动的另一特点是其整合了其他的媒体形式和多种抗议模式。有些时候,网络行动就是街头抗议的一种投射。近年来,无数的街头抗议波及到网络,引发了网上的争论和抗议。另一方面在其他时候,网络抗议导致了街头游行示威。因此网络行动融合但没有取代传统的抗议方式。网上活动 人士转帖或者评论报纸上 的文章。网络活动人士可以通过实现向大众媒体或国际媒体的跨界而变得很有影响力。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广西南丹锡矿爆炸案中网上行动的案例。事故发生于 2001年7月17日,导致81名矿工死亡。当地政府和煤矿管理部门掩盖真相长达两周之久。7月27日左右,事故发生的消息首先在互联网的BBS上出现,引发了抗议9。人民日报驻广西分社的记者于7月30日到达南丹调查 该事件,其后,迅速给在北京的总社拍发了一份紧急报告。7月31日,人民日版网上版发布了一条名为“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的最新短新闻。这一报道被众多网站转载。据报道,其网上论坛“强国论坛”上有关矿难的贴子迅速迅增。8月2日,朱镕基总理阅读到人民网的这条新闻,随即做出指示,彻查该案。



组织的形式

文革后,公民组织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无数合法的社 会组织和各式各样的新型组织形式纷纷涌现。虽然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但是媒体技术设备也是这些转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红卫兵组织和派系林立。那时,运动组织的社会基础至少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阶级出身。中学尤其如此,学生派别以阶级出身划线。第二种的社会基础是职业属性。因此,就有工人组织、记者组织、残疾人造反组织等等。在工人组织里,又有纺织工人、钢铁工人组织等等。第三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社 会组织是中国现存的组织结构,主要是工作单位和学校。学校和工作单位正是红卫兵小组首先建立起来的地方。


工作单位中的重要动员手段是贴大字报。在工作单位大院或校园的中心地带张贴 大字报,会吸引成群的围观者并为讨论和辩论 提供素材。对建立组织和招收成员来说,这是很有效的手段。比如,成立于清华附属中学的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以其成员在第一张大字报上所署名称“红卫兵”为其组织的身份认同 。除了大字报,红卫兵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红卫兵刊物。有影响的组织经常出版“小报”。这些“小报”成为组织认同的载体并为宣传和辩论 的有效工具。


如文革里那样,职业属性和工作单位为1989年的运动组织提供了社会基础。学生和市民都是以学校和工作单位来组织他们自己并在各自大学、政府部门、媒体机构等等的旗帜下进行示威。大字报和传 单依然是重要的组织工具。


然而,不同于文革的是1989年的学生运动组织并没有出版任何运动杂志或是报纸,尽管那时有更多的资源存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报纸是派系斗争和组织认同的重要工具。尽管学生领袖和运动组织之间有着内部冲突,但是在89学运中,派系斗争不是问题,也没有很多运动组织。这部分解释了为何运动不存在组织刊物。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运动的展开,学生视占据天安门广场为其中心任务。要保持公众的吸引力就仰赖于吸引中国和世界媒体的注意力。为了这个目的,天安门广场的公众表现比编辑报纸和写文章更重要1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989 年的学生运动在理论上和熟思显得比较薄弱,部分原因是媒体露面的诱惑。


90年代以来组织形式的主要变化,是合法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组织形式的多元化。这些都是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包括有官方注册过的社会组织、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非正式社会网络、学生协会、基于网络的群组和网络社区。


这些变化根植于新的结构条件中。一方面,中央的权力下放和机构转型为这些独立的社会群组空出了些许有限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都市景观也改变了将人们组织到一起的具体空间。越来越多 的人住在远离工作单位的地方,与同龄人疏离了。一些学生开始住到校外,租住自己的居住空间而不是如60年代和80年代一样住在学生宿舍。包括因特网和手机之类的新媒体工具,在碎片化的都市景观中,作为一种组织分散个人的方式变得尤其重要。


中国的公民社团热情地拥抱互联网。他们越来越频繁的使用互联网来组织诸如运 动和申诉 这样的行动。一份对129个都市草根组织的调查显示106个组织(82%)使用 互联网,而69个(65%)在2003年10月拥有网站。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志愿性协会利用网络的水平大致相当。在各式类型的公民 社团中,那些以社会变迁为目的的组织尤其重视互联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旨在改变社会的公民社团“网”已在中国出现13。与较早时期的最著名的社会运动组织相比,他们依赖非对抗性的方法来推动渐进式的社会变迁。


对于一些新型的组织,新媒体技术装备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工具。对他们的生存而言,这些工具也是必要的,这些新型组织形式是 诸如网络社区、网络群组、邮件发送名单和电子邮件以及手机中的个人联系列表等此类 的数字网络。他们成为了现代中国结社革命的一部分14


网络社区如同邻里社区,不是社会运动组织,也不是倡导网络。但是,只要有合适机会,网络社区会迅速地转变为活动人士的关系网。一般来说,虚拟 网络 通常是建设立 在共同兴趣上的社会关系网。因此, 就有了运动、电影、抚养、武侠小说、时事、环保主义诸如此类的网络社区。各类形式的社会关系网一直都是存在的,并一直为运动动员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这在1960年代和1989年都是真实存在的情况 。然而,与以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为基础的常规社会网络相比,网络社区更间接、更有策划性、更远距离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薄弱了, 但范围要广得多,因此,特别适合于低成本和快速的动员、联盟和动员 。这就是2005年反日抗议里所发生的事情,根据一篇纽约时报对该事件的报道,在那个时候电子邮件、短信和BBS公告栏“激起了公共舆论的愤怒并起到了组织工具的作用15。这故事的一个有趣部分 将直接和下面我们要探讨的媒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关,那就是公安机关 也适应了技术变革。根据上面所引用的报道,在上海计划进行示威游行的前一天,当地警方给手机用户发群发信息,劝告其保持克制。


数字网络和社会行动是相辅相成的。在绝大部分的行动案例中,都是在先前存 在的关系网络基础上才动员起来的。在1989年学生抗议的情况里,当学生按照特定的校园、班级和一群人动员起来时,大学网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某些例子中,抗议导致产生新的关系网。阻止怒江水坝的环保运动就一个恰当的例子。2003年环保运动展开之后,活动人士开设了一个邮件列表来讨论策略和分享信息。在讨论中,有人建议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中国河流”网络来协调和制度化社会活动人士,以便保护中国的水资源。不久之后就开办了一个名为“中国河流”的网站。之后,活动人士开始定期发送电子简报(一个星期除了周末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进行发送),简报主要是搜集关于环境问题 的媒体报道。打印起来约有20页。新闻简报发送到一个大型的个人网络之中。因此,传播简报自身就能起到缝合一个 社会网络的作用。


伴随着数字化网络的出现,个体行为者变得极度重要 。西方社会的网络行动研究发现个体的运动企业家们在以网络为导向的行动中变得十分有影响力17。这与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阐述的理论视界是一致的,现代社会中对政治的再发现部分依赖于“亚政治”("subpolitics")的兴起。他认为由政治系统和社团系统之外的集体或个人来从事的政治,属于亚政治18。中国的网络行动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前面所提到的网络抗议正是由互联网个人用户发起。互联网关系网的逻辑就是一旦信息进入网络,它就可能引发极端反应。虽然不是经 常化为现实,但是不满 总是会潜藏其中。数字化 网络的部分威力就在于其蕴藏了这种政治力量。



媒体技术和转变中的国家权力模式

现代国家既控制信息流动,也控制暴力的使用19。信息控制部分来讲就是对媒体的控制。如此一来,对于某些国家权力机关来说,防止和镇压社会运动就需要控制媒体。从运动发起者的角度来说,挑战国家政权就涉及到为信息渠道而战。


文革时期对媒体的控制集中体现在报纸和大字报上。由于国家的支持,红卫兵组织在发行 其自己的报纸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官方所发布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公告里公开请求“群众”畅所欲言。但是有发行报纸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 言论自由。绝大部分的 红卫兵报纸只是紧跟高层的政治风向。当异议观点出现时,一般来说,他们必须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义的言辞来伪装自己,然而即使如此,鲜有异议者能逃脱镇压的命运。


1989年 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国家并没有支持任何运动媒体。在运动的开始 阶段,国家严厉监控官方媒体渠道。然而,几个条件合在一起削弱了这种控制。1989年,中国老百姓可以从国外多个渠道获取信息。这 些渠道包括散居在外的中国人和在华的外国人士,而那个时候在华的外国人士已经 开始使用互联网。国际媒体详细报道了整场运动。精英内部的分化创造出了更多的开放空间。到最后,记者本身也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结果是,在运动中的一个短暂时期,包括报纸和电视在内的官方媒体变得相当地开放。他们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对天安门和全国其 他地方的运动动员有着间接的贡献。


然而,1989年的媒体只在国家当局在对是否镇压运动犹豫不决时开放过一段时间。一旦开启镇压机器,大众媒体迅速变回了其官方面孔。媒体封锁远比其开放要快得多。国家权力8 凌驾于报纸和电视就在于对机构和手段的的控制——对印刷出版、编辑和记者的控制。这些东西都很容易被控制,因为,他 们是高度中央集权的。


在 网络时代,这种压制型的权力模式仍然在限制着抗争的可能性。中国的网络 活动人士一次又一次地 面临着骚扰,甚至是国家安全部门的逮捕之类危险。然而,正如我们对网上行动所做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网络抗争并没有因为严格的控制就被削弱,相反,却在频率和影响上与日俱增。这些现象都表明中央集权化的权力运作模式已经变得越来 越难运作,因为信息来源已经是去中心化和趋于移动性。手机、电子邮件、网站和其他新式的媒体技术已被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来。在网上普通人自己就可以成为网上内容的制造者。这也意味着尽管事后秩序得到了重建或运动被镇压了,但当局越来越难抹掉行动所留下的媒体足迹。


为了回应这种新的行动模式,国家权力也在演变。在权力的存在模式方面变得更为细致了,在权力的运作模式方面则变得更为有规训了(与镇压时的表现刚好相反)。这从政策和实践两方 面就可以看出来得到反映。在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于2004年9月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以加强“执政能力”,该决议既强调了治理的原则 又强调了治理的手段20。在实践方面,互联网成为了新的权力模式最刻意施加自己影响力的领域。在应对新的社会和技术挑战上,互联网成为中国国家权力试验其自身转型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新的权力运作模式,让我们审视一下中国对互联网控制的 主要特征。首先要强调的事情是,在过去十年间,中国整个网络控制的机制得以强化,新的部门、法规和规章和措施构成了这个体系21。以历史趋势来讲,进行互联网控制的类 型、范围、以及复杂度都 在增加。比如BBS站点现在已经被重点监控,但在早期却不在主要的监控 范围之内。其次,对互联网施动者的控制呈现出等级状态,对某些议题重点监控,而放松其他议题。比如,中国的网民都知道凡是有关89学 运动和法轮功的话题是 完全禁止讨论的,而其他许多话题绝大部分时间允许讨论。


要强调的第三点是,控制互联网的技术包括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被动的控制技术沿着三条主线一直都在演变。一是继续使用镇压手段。包括逮捕网 络异议者或责令BBS版主删除贴。 另一项则是技术控制,通过对软硬件和程序的操控,过滤敏感词并屏蔽属于这个名单之列的网站。第三个就是精神控制。当网民广泛了解了前 两种控制手段,就会发 挥出一种圆形监狱的效果,使网民习惯于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这样被审查者就可以自动检查自己所发的内容了。


为了弥补被动控制手段的不足,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控制手段,以引导网民心甘情愿的和国家所设定的议程(state agendas)保持一致。这些都是治理术方面的措施。例如,为了引导网民跟随官方信息和政策,所有的主要报纸都上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官方的“占领”舆论新阵地。很显然,为了和五花八门的商业门户网站竞争,甚至诸如网上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等最高级别的网上新部门,都不惜以衣着暴露的时尚女模特来装点自己的头条新闻,以 吸引大众的眼球。这些网站通常支持大型网络社区,有着活跃的网上论坛。这些网上论坛与绝大部分的非政府论坛很像,但是,所不同的是他们试图靠发出已预定好 的话题来引导讨论,就如纸版人民日报用来宣传党的政策和引导公众舆论公共舆论导向。


混合使用被动和主动控制技术,会对网络的自由和开放使用产生强有力却又无形的制约作用。在未来的数年间,围绕互联网上的斗争将会始终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主题。



结论

新媒体技术将怎样塑造中国政治的景观?我们分析认为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发展,新的抗争剧码和组织形式将浮出水面已经浮出水面了。从文革到1989年,再到现在,一个清晰而又明了的大趋势就是社会运动从大规模的、集中的、以地点为特征但 很大程度上自发的转向了个人的、分散的和合法组织的社会行动形式。新的形式没有取代常规的抗议和组织形式,但是却扩大了抗 议和抵制的范围。用葛兰西的术语 说,这就是延伸的“阵地战”部分,当活动人士试图扩大被官方所接受且被非官方视为稀松平常事情的边界时,用葛兰西的说法来讲,这些做 法就成了延伸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的部分22。这种情况将如何影响到未来的直接对峙并不不明朗。由于抗议的出路比以前要广 泛很多且只是偶尔有效但却很少转化为实际 的抗议,难道“运动战”("war of maneuver")将无限期延后发生吗?或者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自己是公民而不是臣民,随之加入到抗议示威中来?


相对应于抗议形式和组织的变化,国家权力自身也经历了变化。权力在形式上已经变得更加细致,而在运作中则更讲究规训。


毫无疑问,这些模式上的变化与现代中国更广阔的结构变迁过程相关联。这种结构变迁包括国家分权化、市场化转型、城市化和全球化。我们的分析凸显了媒体技术的核心作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媒体技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权力运行的模式和抗议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60年代报纸主要占据着政治宣传的主要位置,而89年时电视也变得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90年代以后,网络迅速发展。早期的抗议场景里占据支配性地位 的是群众示威这种形式,而现在社会行动网络这种形式(有些仍是相当常规化的)变得越来越突出。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新技术出现,这也变成了权力机构和社会行 为者之间进行争夺的一个新的场域。新的行动形式和方法,新的权力运作形式和方法从这些斗争中诞生。变化的动力不是技术本身,但技术也不仅仅是政治现实的一种反映。相反,新技术通过扰乱和转化政治斗争的领域而引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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