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

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译文: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作者:金融时报记者
发表时间:2010-3-29 22:37
译者:ben
校对:@xiaomi2020


图:革命中的孩子:20世纪70年代宣传海报中的年轻人。近来,中国的“太子党”已成为金融行业的“红小兵”。 

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 但是,光看其北京总部,你是万万猜不到这些的。

这家公司在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的大堂内没有标识牌,这座大厦不过是靠近昔日的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只有看到了门上小小的几个中文字:新天域成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我们方能确认这是该公司位于大厦十二层的简易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豪华的套间,因为它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MBA,为人低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年轻的温云松先生和新天域资本是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红小兵” 。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2009年,据汤姆逊-路透公司统计,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交易达到3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的三分之一。但是业内人士说市场潜力比此数据还要大得多。 

据业内人员透露,太子党的主导优势,排挤了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过硬的公司。这种情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股权基金在经济现代化和为资本匮乏但是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唯有这个行业以专业化的和竞争性的方式运行,各方才可受益斐然。 

第二,一些当权者担心太子党在私募股权基金中的主导地位会带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纵横、权力无序的形象 。在如此不透明的威权体系里,缺乏民主社会中有群众基础的合法性,此种担忧难以驱散。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最近在网上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91%的回复者相信所有的富有家族都有政治背景。

在接受上述报纸的采访中,审计署前任审计长李金华说,官员子女和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群众最不满意的”。他于1998-2008年担任反腐高级官员,获得了普遍的尊敬,这个月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能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很多精英阶层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在过去15年里,他们中的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后者希望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更有保证,或是能获准承销国有公司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项目。很多外国投资者知道,聘用高级官员的亲属作为顾问或员工,能够冲破地方利益团体的官僚体制的阻碍和抵抗。

但是,如今,那些机构和投资者争抢着投资曾经为其打工的的太子党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士最好的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是现在经济实力发生了改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透露,“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我现在有权了 ,生意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占大头哦”。”

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包括李振智(George Li),曾在美林和瑞银工作过的前银行家,MIT斯隆(Sloan)商学院的MBA,其父李瑞环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曾任中国的高级领导之一。据相关人士透露,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从诺华制药中国区主管的位置上辞职,进入私募股权基金行业。

业内的银行家和私募基金投资者说,按照媒体报道和业内人士所透露,Wilson Feng 是党内职位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他在两年前离开了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关联的基金。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销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项目,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Wilson Feng 功不可没。

私募领域的其他太子党包括李彤(Li Tong),她是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李长春的女儿,李长春主管宣传和传媒。据三名相关人士透露,李女士现在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也集中于媒体领域。前任副总理曾培炎的儿子 Jeffrey Zeng,曾就读斯坦福大学,也设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现在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关键时刻,”一位位于北京的外资银行主管说道,“但是,我非常担心外国人和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被太子党和其他很有背景的人拒之门外,后者试图主导中国的私募市场。”

政府一直鼓励本土私募行业的发展,但是对批准成立基金卡得很严,投资需要在无数的政府机构中打通关节。邀请高层领导的亲属加入管理层,可以帮助私募基金克服这些障碍。

很久以来,太子党一直被怀疑利用政治资本获取个人利益,在最后以血淋淋的军事镇压告终的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中,这个问题就激起过民众的愤怒。但是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

很多外国投资者对前任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前任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都很熟悉,他们曾经在一些大型外企中工作过,或者与之合作成立过合资公司。过去二十年里,他们的父亲们助力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市场改革,包括让中国成为WTO成员国。

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34%的股份。

江绵恒号称拥有费城德雷克赛尔大学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早期返回上海,他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追捧,他们认定他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合资伙伴。现在,他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运营上非常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随着其父辈在2003年的退位,江绵恒和朱云来的影响力在消退。但是,作为“第三代”技术官僚领袖的孩子,他们为当今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一位和很多太子党打过交道的人士评价,“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些分析人士和从业人员表示,把外国人和其他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太子党独占这个市场,在管理技能或财务纪律上,不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私募对太子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通过各种关系,你可以在IPO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西北大学的史宗翰(Victor Shih)教授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来钱之道,每个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每个人都乐意这样做,以期从高层领导那里交换潜在的优惠条件。”

一些和私募领域的太子党关系紧密的人士说,他们经常感到他们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裙带关系。但是,一些在中国投资领域重要的实际操作者认为他们虽然从家庭关系中受益,但是其本身的资质也堪当其职。例如,刘乐飞,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曾经作为国有公司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管理过1万亿人民币的资金。现在他掌管着国有的中信私募产权基金。

《金融时报》无法与文章中的一些当事人或者公司联系,即使联系到了,他们也拒绝发表评论。

因为害怕激起公众的不满和对裙带关系的谴责,有关领导层和其后代的私生活和生意来往的信息属于范围模糊广泛的国家秘密法案管辖之列,这些法案经常用于平息对政权的批评。甚至现任领导的亲属的存在通常都需要严格保密。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太子党及其活动,经常是遭到屏蔽的。 

大多数太子党生活在北京周围的豪华的门禁森严的社区中,在全国和世界各地都有度假别墅。他们的配偶几乎不会出现在公共场合。年轻的、不是那么谨慎的太子党,在北京开着有军队或武警牌照的豪华跑车,这些牌照可以让他们无视交通规则,也不会被警察拦下。

但是太子党们自身也面临着两难。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或者是过于高调,即使是还未出现具体的对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控诉,也有可能会损害他们有权势的父辈们的政治财富。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但是在北京,党内小范围的权力斗争可能会加剧,2012年的大规模领导层权力交接的到来将加剧紧张局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更激进的年轻一代太子党们的私募基金活动可能被政敌用作攻击其父辈们的武器。

就拿温云松来说,“你不得不想想,如果他的儿子在充满各种诱惑的金融部门有这么显赫的职位,温家宝可能对一些敲诈勒索让步。如果有人想向温云松泼脏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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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瞥:修改照片能掩盖历史吗?

原文:Chine.blog: Retouches
译文:中国一瞥:修改照片能掩盖历史吗?

作者:不详
发表时间:2010/01/21
译者: 木木
校对:Wayne


《第一届运动会上的人民解放军》(1952)刊登19771人民画报
  
这是Photoshop出现之前的年代,这背后可能有数十个带着画笔、铅笔、剪刀和胶水的人负责,大家在这里看到,有定格了的微笑,有变绿了的草坪,有变红了的国旗,抹去的农民,添加上去的猪或者烟囱...这些修饰中国共产党出版物上插图的工作,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理想和完善的中国形象来宣传,这是一项隐秘和匿名的工作,艺术家张大力现在已经走出了那些阴霾。

这些经常的修饰不仅包括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还有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张大力把这些修饰工作分为三类:

-  政治修饰:抹去一些在政治上失势的人...三十年代就有一些苏联的先驱研究《遗失的美学》

-  还有一种美学修饰,它的目标是对现实的升华。最常见的是给黑白的图片染色(啊,这蓝色的天空),而且抹去不和谐的人,或者把不合适的东西整理好(比如一把太旧的枪或者一件过时的衬衫...

-  把好几张图片组合,重新构成根本不存在的现实。比如天空,风景和一个或者几个人就能组成一幅场景。

这些照片讲述了一个“第二历史”来取代“第一历史”的事件,丑陋的或者政治倾向不正确的都需要修正。“没有人了解第一历史,即真实的历史,我们都生活在修正后的历史里。传递给我们的图像和事实如果没有被删除,那就是被修改过的。”张大力说。

这些并列的图片,原图和修改过的,就展示了这两种历史之间的差距。当看到这些人物被那些篡改者独断删除时,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了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强烈的暗讽。至今为止,这些运动的受害者中还有数以百万的人未被发现。而这些对图片的修改,也许,没有少助纣为虐。 

电影能够从我们的角度,让我们看到符合我们意愿的社会,法国著名导演André Bazin 曾经说。而这些图片正从我们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符合他们愿望的社会。那些印刷在报纸和杂志上的图片是这个世界给予我们来了解事实的,但是它们表面上的存在其实并不然。它们也许迎合了我们的口味,但是违背了我们需要的真实公正。的确,那个时代,这种对真相的追求在中国并不存在。真,假...我们可能会以为,对现实做修改调整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在2008年,新华社曾就一件事情公开道歉,关于一张显示一群奔跑的藏羚羊靠近北京-拉萨铁路新线路的假照片。同年,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式,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电视转播了电子数字烟花,汉族被各种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围绕在中间,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借用另一个姑娘的声音假唱国歌,另外的那个女孩被隐藏在幕后。如果假的更美丽,为什么还要真相?

第二历史在深圳的大山子画廊展览到228日,然后326日至418在广东艺术博物馆独立展出  

这些照片从张大力:第二历史的展览中选出/沃尔什画廊 

在1978年刊登的《毛泽东照片选》中,刘少奇于1959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形象消失了
《关于刘少奇的记忆》19893/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主席和牧羊人1956年),刊登在19729人民画报上。



电力工业刊登在19531俄文版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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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中国和力拓 钢铁陷阱

原文:China and Rio Tinto: Steel trap | The Economist

译文:经济学人:中国和力拓 钢铁陷阱

力拓案的审判留下了关于中国法治不解谜题

2010年3月29日|香港|从经济学人在线
译者:@jimmyuibe
对力拓四雇员的审判上周在上海开庭时,他们对于第一项指控即受贿的认罪,就使可能不以严厉惩罚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破灭了。即便如此,周一3月29日下达的判决的严厉程度仍然出乎意料。 

这个矿业巨头的4名管理人员——其中三个中国人,一名华裔澳大利亚人——由于受贿和盗窃商业秘密(只有其中一人承认第二项指控)分别被判入狱七至十四年。澳大利亚称,这样的判决“按照任何标准”都是苛刻的。但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或者愿意做的。

审判以认罪揭幕令人感到惊讶。力拓此前曾表示,内部审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然而,否认有罪可能导致受到中国法院更加严厉的对待。由于他认罪了,澳大利亚人被告胡士泰的刑期从12年(受贿罪7年,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罪5年)减少到10年。据说认罪也是为了提高今后的获得赦免的可能性。

一个激烈的时期

法庭接纳控方的指控,即4名男子的行为已经损害中国,迫使它在去年的年度谈判中接受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但价格上涨更可能的原因是需求增加,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需求。但是,去年中国带着限制价格上涨的意图进入谈判,并且因他们没有能力实现目标而感到愤怒。被告在7月被拘留,正是在这个激烈的时期,价格稍稍触及当年早期的低点后反弹,以及力拓刚刚退出了与中铝的一份协议,而通过这份协议,这家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会大大增加其在矿业巨头中的股份。

这起贿赂案件涉及力拓雇员从较小的中国钢铁企业接受的资金,以换取他们给予直接进入铁矿石交易的机会。在一般情况下,这是通过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正如审判中的证据所揭示的那样——经由一种支付体系下达给私营企业的,至少,这种体系低效率而容易滋生腐败。胡先生是力拓中国业务的负责人,他承认收受了小企业的90万美元以交换获取矿石的机会。杜双华,中国最富有的公民之一,一个在政治上有关系的民营钢铁经营者,作证说,他向另一个力拓高管王勇提供了900万美元(究竟是作为付款还是贷款——这个事实是有争议的)。

目前还不清楚贿赂指控是如何与商业间谍活动联系起来的,因为后一项指控是不公开审理的——甚至澳大利亚的外交官也被禁止旁听庭审。根据一些报道,法庭被告知,这4个人已经得到了一份来自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一个会议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载有他们与力拓和其他大矿商磋商时的谈判立场的细节。取决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有可能在这个案子中加剧对他们的不利地位。但是在庭审前,西方矿业的高管曾以为,这4人被视为罪犯,只是因为收集有关他们谈判对手可能的矿石需求的基本信息——这种信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很少被当作秘密的。

越来越多的忧虑

中国当局以及许多公民将坚持说,罪行已经犯下,适当的处罚也已经下达。力拓迅速宣布解雇这4名员工。但他们的案件已经留下了在中国什么构成犯罪,以及其法律适用是否具有一贯性的问题。力拓4名雇员因受贿和接受敏感信息被判有罪,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司没有一个人因为支付贿赂或提供资料而被指控。跨国公司的本地雇员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一旦他们与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不愉快的后果将接踵而至。

判决之际,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对当地商业环境的看法变得日益悲观。实际上,谷歌由于审查的原因退出中国互联网搜索业务的决定是独一无二的,只在于它是一个特别突出的愿意大声发言的公司。其他公司默默忍受痛苦,害怕报复——伴随着力拓判决,这种恐惧只会增加。中国美国商会3月22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美国公司感到中国市场对他们关起了大门,原因在于歧视性的政府政策和遭受法律制度不一致的对待。

即便如此,力拓已经作出了超越案件本身的努力。本月早些时候力拓同意与中铝在非洲成立一个大型合资企业力拓的老板,汤姆-阿尔巴内塞,也承认他不希望把该公司与中国的关系置于危险之中。这家国有金属公司——已经是力拓的最大股东,尽管增加其在力拓的股份的计划已经作废——表示正在积极寻求在这家矿业巨头董事会占据席位。这实际上将把中国政府的代表送进公司内部。与此同时,今年的新一轮铁矿石价格商定谈判正在进行中,再次——对中国不利的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正在上涨。不过,这一次的谈判正在该国以外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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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译] 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Larry Diamond谈中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

原文:The Spirit of Democracy
译文:Larry Diamond谈中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


作者:Larry Diamond


作者简介: Larry Diamond教授为外交政策、国际援助及民主发展领域的著名学者、顾问和作家。现任史丹佛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担任主编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更是全球民主研究领域顶尖学者与专家最重要的对话平台。
来源:摘自【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p.278-p.291

 
译者:林苑珊(《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的译者)


@Freeman7777对文中一些术语做了校订
《民主精神—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书中文简体版将由张大军先生翻译,国内某出版社会在4、5月份出版,但出版时涉及中国的部分都会被删除



虚假资本主义

如果民主要在亚洲与全世界成功的话,它就必须在威权体制最成功的地区取得胜利。当新加坡的经济傲视所有非民主国家时,中国也已经进入长期的实验, 实验中结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威权政体、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成长──这些都是使新加坡领导人得以维持长期霸权的助力。

1986年,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命令下,赵紫阳成立任务小组,着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项任务背后的动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菁英普遍认 为,「要推动经济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决共产党过度集权所造成的效率不彰问题。邓小平自己也忧心忡忡,把改革视为严谨的有效条件。 1987年,他强迫解除党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因为他过于倾向自由改革,对学生示威游行过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秘书长一职的赵紫阳,他所信任的左右手 鲍彤也赞同改革者的理想。他们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官员」,讨论如何党政分离、引进制衡做法、在共产党内部建立民主机制(包括政治竞争与言论自 由),并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护大众公民自由的情况下)。赵紫阳的想法相当大胆,他甚至建议各省人民大会(相当于美国州议会)举行选举竞争, 只是大部分中国省分的人口,都比其它世界各国多很多。他的目标并非「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是「自由化的共产党体制」(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这个体制下,共产党可以用比较负责与透明的方式治国。

一年后,任务小组上呈一份讨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急迫性」的报告。即使报告中的建议相当笼统,但邓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们不能放弃专政统治, 更不得顺应民主化的观点。」1987年10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改革大纲;到了1988年,辩论的气氛稍微缓和。但是,1989年4月,此计划在内部 爆发。中国的大学生与其它人在北京聚集,吊唁胡耀邦的过世,并抗议政府未对其过世作适度的表彰。学生利用和缓下来的政治气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 抗议活动,藉以谴责贪腐,并提倡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

最后,「中国当时总计434个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与工人,加入这场大规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过10万名 示威者呼吁民主,这使得共产党相当恐慌。5月20日,政府宣布戒严,后来在6月4日,中国当局以血腥的军事攻击净空天安门广场,并镇压民运活动。赵紫阳与 其它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肃、下台的命运,而鲍彤则判刑7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一场「濒死经验」,再加上东欧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国领导菁英禁止在可预见 的未来从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国的开放与多元,是1980年代与天安门事件后所难以比拟的。过去激进的意识型态——事实上几乎都是共产党本身的意识型态——已成往事。共 产党已张开双手迎接富裕的资本家加入,并在省政府里策略性安插终身共产党员,而国营事业的经理人也已成为富裕的资本家。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氛围、对运动与监 督的严格管控,已由「微调后的『选择性打压』策略所取代,从此只针对公开挑战…… 当局,不为大众着想的人。中国是少数容许同性恋与跨性别装扮的威权国家,但仍禁止政治异议人士」

共产党政权依然相当残暴,每年官方处决5千到1万2千人,高于其它世界各国的处决人数总和。记者、律师、公民社会运动人士、知识分子与其它挑战制 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软禁)。但是,中国的独裁体制逐渐变得成熟,渗透组织、收买企业人士、教授、知识分子与学生,派遣3万名受过训练的「网络 警察」过滤网站、网页与电子邮件。后者有一个极具企图心的目标,希望尽力肃清网站的「有害信息」──可能被用来「在国家陷入危机时颠覆政权」──据估计有 1亿4千万中国使用者(包括3千4百万中国部落客)会看到这些信息。如今,中国的网络工具已经可以挡掉「颠覆」等字符串,以及「民主」、「人权」、 「FLG」(反共产党宗教运动)与「6月4日」(1989年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日期)等关键词。夹带着本身庞大的市场力量,中国当局警告谷歌、 雅虎与微软等国外企业必须自我审查。思科在1998年帮助中国建构因特网时,已经遭「指控帮助政府当局设计程序,使他们得以渗透并监督网络。」2004年 以后,中国以更激进的渗透方式加强因特网的审查,同时,海外的民运人士则发动「网络斗争」(cyberstruggle)以规避中国的审查。

人们有很多理由去相信,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很可能名字还叫共产党政府,即使实质已经改变—在中国会持续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经济改革的世代 来说,开放世界最大的市场,已经创造了无止尽的荣景。经济成长率仍然维持8%到 10%(甚至根据官方数字,显示2006年为10%)。邓小平于1978年执政,之后25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增加7倍,约有2亿5千万人民脱离贫穷。报 纸发行量增加3倍,出版书籍的数量增加11倍。今天每2个家庭,就有至少1台彩色电视机;而1978年,每1,000个家庭中,只有3个家庭有电视机。 1975年到2004之间,中国的整体「人类发展指数」改善了50%。如果大部分人民不再执着于共产党意识型态的话,至少看起来他们对体制改善生活水平的 作为感到满意。但是,日子最好过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烦——在企业界刚崛起的都市精英群体、专业人士与大学生。

从许多政治因素可预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时也是专门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与民主的提倡者)所称的「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许多方面,中国现在的体系,已经大到不再适合由一人主导(如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政权),此外,也比较制度化。领导人的接 班,由程序法规与准则明确定义;并限制任期,以确保权力交替。军方与退休的政党大老,影响力大幅降低。领导阶层的教育水平较高,接受的训练也较完善,在提 拔人才时更注重绩效,比较不会有派系方面的考量。人民有更多方式可以参与决策过程、抱怨决策,从竞争的村民选举(首次在1987年举行)、若干个层级的人 民代表大会,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诉讼控性告政府单位。

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就已落实其它治理相关改革,以精简政府组织,减少国营事业的国家占股,建立财政法规单位,在政府采购上引进竞标,改善课 税,以及——最近期开始的——整顿过度扩张的银行产业,包括其背负的不良债权(non-performing loan),并囚禁最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学的华裔政治学家杨大利,认为这些改革「有助于改善行政体系的效率、透明度、公平性」与「企业环境」。从黎安 友、杨大利与其它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领导人相当聪明、有能力、务实的和不民主的,这种情况未来势必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威权体制的转型

但是,多长才算长?中国的共产党统治集团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威权统治的舞台。这里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前景。

威权统治可持续几十年,逐渐从目前的独裁体制,转变成「协商式法治」(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实司法独立、公民多元主义与并具有公共参与渠道,但没有竞争性选举,或更具威胁性的交出共产党霸权角色。换句话说,中国的体制将会像邻国 新加坡一样,逐渐变成非共产制度,也较少出现打压的情况。但是,除了两国在国土大小上的巨大差异之外,中国贪腐情况严重普及,因此还看不出来要如何遏止, 除非人民有权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们的领袖负责。

如果中国真的走向「协商式法治」制度,拥有真正的司法独立,而且独立媒体、公民团体与异议人士也有更多空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正如中国上个 世纪的历史重现,将会出现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规模运动——其规模之大,是新加坡领导人难以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害怕苏联戈尔巴乔夫所追 求的那种政治改革。而中国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见也一致。就在不久前,一位顶尖的知识分子告诉我:「中国的改革过程一直在累积风险。中国就像一辆不停加速、却 没有煞车的火车,一直前进,然后超越新加坡模式。」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民主化,正如台湾与南韩(比较不是渐进的发展)一样。根据「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经济学家暨前「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罗文(Henry S. Rowen)预估,中国的人均所得将会持续快速增加,就算现在有点缓慢,每年只有7%。在2015年之前,经济成长将会使中国的人均所得,从现在的6千美 元(以「购买力平价指数」折算),达到1万美元(以2006的币值计算)——约莫相当于墨西哥与马来西亚今天的的金额,而比南韩1987年进行民主化时稍 高。罗文估计在2015年前,中国将会成为至少「部分自由」的国家(根据自由之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评等)。假定接下来10年,每年的经济成长率会以 5%的速度缓慢成长,罗文预估在2025年前,人均所得将会攀升到1万4千美元(根据2006年的币值计算),相当于今天阿根廷与波兰的人均所得。届时, 罗文预期,中国将会因本书第四章提到的内在力量驱使,而转型为民主体制。这些力量包括:教育水平上升与信息普及,社会逐渐复杂与多元,种种一切都将迫使政 府释出更多政治自由与政治竞争,以维持其合法性。

民意调查结果也支持罗文的分析。1993年到2002年间,在中国,支持民主价值的人明显增加,虽然人数仍然比香港与台湾少。举例来说,在中国同 意「政府领导人就像大家长,我们全体都应该遵从他们的决定」的比例,从73%掉到53%;愿意让「正直诚实的领导人……决定一切」的比例,从70%滑落至 47%;认为「法官在裁决重要案子时,应接受行政机关指示」的比例,从64%降到45%——也不过在短短10年间,就发生了上述这些变化。到了2002 年,拒绝威权主义价值的比例,跟台湾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化前的比例差不多。此外,所有个人特质中,以「教育程度」最能影响个人是否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人教育程度愈高,就会愈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民主化的最后两个可能性是,假设现在的体制无法持续,或无法因本身的成功而自行逐渐转型。那么,它可能会展开新形式的威权政体,或新形式的民 主制度。在各家不同的观点中,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已腐蚀;而根据政治学家裴敏欣的说法,此问题将无法解决也无法改革,因为共产党与国家本身就是问 题的核心。裴敏欣是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的驻会学者,就像杨大利一样在中国出生长大,如今是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专家之一。

他坚称中国的独裁制度不再是发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国将成为「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官员的私利」──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大捞一笔,用尽各种手段快速致富——将缓慢瓦解政治稳定。结果是经济无法持续成 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不足,环境遭到破坏,官员普遍贪腐。」许多县市已可见犯罪集团与政府当局挂勾,获得政府保护,进而掌控企 业,他们因此成为「地方上的黑手党国度」(“local mafia states”)。这些当地的黑社会头子,不仅掠夺贫困农民,更征收违法税金与费用,接着廉价出售土地以获得更有利的发展。2006 年,政府报告中,「宣称超过60%做为建筑用途的土地收购,都是违法。」2006年9月,「中国审计长警告掠夺与滥用政府用地,将会摧毁许多资产价值,严 重威胁国家。」胡锦涛主席也积极展开取缔——但都是选择性针对中立的政敌——结果并未能解决这次广大的危机。裴敏欣与其它评论家预测,中国体制顶多能解决 表面问题,迟早中国会屈服于「几乎所有独裁政权中,都会发现的自我摧毁力量」,包括政治可靠度低、不回应人民需求、政商挂勾与贪腐。

这样看来,中国正困在转型过程的半途中,欠缺机制化的工具与意愿来完成转型。在很久以前,这些症状就已经抑制经济成长,强化人民的不满,并进一步 腐蚀国家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裴敏欣并不认为共产党短期内会衰落下去,反之会继续「陷入长期经济与政治停滞」,而如果不先采取基本改革的行动,最终会在 「相当于银行挤兑的政治情势」中瓦解。如今,中国已看到政权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明显讯号。2006年,中国一位出身名门的知识分子告诉我,愈来愈多中国共产 党官员把个人资产汇往海外。「我们(对这个政权的未来)感到悲观,」他说,「而他们自己更悲观。」

裴敏欣相信,一个政权瓦解,可能将带来新形式的威权主义(或带来国家失败)。然而,另一派更有希望的观点,认为充斥「贪腐、治理不佳、不公义、动 荡不安、打压」的地方,将会迈向民主。花了近10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加拿大政治学家吉雷(Bruce Gilley),在其著作《中国的民主未来》(China’s Democratic Future)中,描绘出我认为中国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转型发展。

不论成功或失败,所有威权政权都会被咒骂。如果罗文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推测正确的话,在2025年之前(或某个即将出现的日期),绝大多数的中 国人势必跻身中产阶级之列。一旦拥有更多改善生活的物质基础,他们将会要求更多:正义、尊严、责任、义务与发言权。就算未来逐渐推动改革与落实优良治理, 新中产阶级还是无可避免的会抱怨地方贪腐、徇私与压迫;而中央政府在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民主机制让选民可以撤换表现不佳的 各级政府首长。这是乐观的版本。比较悲观的情况是,如果中国达到罗文预期的收入水平,而不平等与贫穷的程度不减的话,「穷人的激进化」将濒临爆发边缘,而 政治转型则会以另一种更暴力的方式出现。

吉雷认为无论中国情势朝哪一种可能性发展,中国领导人必须应付的对象,将是比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时,更大、资源更丰富且连结更强的公民社 会。这是经历过去10年市场改革与扩张的灿烂时代之后,难以避免的后果。随着报纸、书籍、电视与计算机的蓬勃发展,「中国现在充斥着1990年代早期所认 定的煽动性信息。」如今在政府登记有案的非政府组织数目,从1988年的4,500个,飙升到2006年的30万个,有些人估计实际的数字还要多10倍。

面对愈来愈有自信、信息更丰富、连结更强,更要求民主的社会,为了达到人民的期待,中国领导人未来至少必须赋予人民组织、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并以 选举竞争撤换表现不佳的各级地方政府首长。中国的执政菁英心知肚明,改革的大道将通往民主,而共产党可能因此失势,因此相当抗拒。然而,理由不明确的抗 拒,可能引发民众示威动乱,如同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样,但这次的动乱将来自更广大且更投入的公民社会,很可能瞬间颠覆政府——至关重要的是,速度之快,可能共产党领导人连安置好自己 人马与财产都来不及。因此,这样的时刻可能会来临(就如南韩与台湾一样)——执政菁英判断宁可冒失去政权的风险,也不愿失去一切。因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可能会有人提醒他们近代中国历史的教训:「等待过久的政权,最后会目睹领导人被拖出办公室、一枪毙命。」

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接受渐进的民主改革。正如裴敏欣所言,1980年代末期展开的温和改革,最后停顿下来。村落 委员会的选举竞争,逐渐落入地方政党领袖与黑社会的操控。全国人民大会无法严谨的制定法律与监督;人民代表提议的法案,没有一件变成法律,但是每年仍举办 年会,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社论所言,「这不过是在已经作好的决定上盖合法的印章罢了。」行政诉讼的案子大幅减少,因为原告发现他们胜诉的机率只有五分 之一。律师一个接一个遭到当局羁押与拷打。法院依然人手不足,并且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对于政治改革的保留态度很难逆转,因为正如吉雷所解释的,共产党「领 导阶层现在作茧自缚。他们可以拒绝改革,然后面对民众示威抗议;或者落实改革,然后丢掉饭碗」。

民众愤怒与示威的导火线,不只源自因经济发展而产生对民主化的急迫感(如 1980年代的南韩),还包括威权体制的崩溃。就像中国以前的朝代,当不良治理达到最大的临界点时,共产党可能会失去「天命」(mandate)。如吉雷 与裴敏欣所强调的,犯罪、贪腐、裙带主义、银行弊端、地方霸权、中央政府对民众需求反应慢半拍与其它不利因素,均威胁到政权的存续。愈来愈严重的经济不平 等,其程度如今「已可媲美与中国国势最不对等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而对中国来说,也可能已变成芒刺在背。所得的高低与城乡的发展,差距愈来愈大。在乡 间发展愈落后,失业率飙高的同时,年轻人纷纷搬到城市,形成一大群无根的移动劳工,随时都可动员起来示威游行。

「不论何时,都可看到1 亿2千万名来自乡下的移动劳工,在城市街头游荡、寻找工作。」投注在卫生与教育的资金依然不足,使得中国对传染病(如艾滋病、禽流感或2003年爆发的 SARS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剥夺贫穷人民在共产党(真正)统治下应享有的基本卫生照护。慢性病也爆发疫情,据估计2006年艾滋病带原者增加30%,总 人口的10%则饱受肝炎所苦。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均遭到严重侵蚀,四分之三的湖泊与一半的河流遭到污染。中国总计3万3千座水坝中,有三分之一(涵盖 100座大型水坝)「被认为『未臻完善』」。结果导致沙漠蔓延(到达北京边界),环境污染严重,水灾泛滥。另外,还有道路状况与工作场所安全的问 题:2002年,有10万起道路意外身亡事件,一年内有10万人因为鼠疫入侵人类环境而致病,矿灾罹难的数量高于印度13倍。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姑且不论这些问题之间还有复杂的关联——都可能在未来10年演变成危机;或者,当政府失灵的情况继续蔓延,进而影响其它功能、甚至整个国家的运作时, 就会演变成吉雷所说的「转移性的危机」(metastatic crisis)。

中国的领导菁英——逐渐变成能干的经理人——可能还可以应付现况一段时间。但问题是,他们是否可以解决侵蚀稳定基础的基本症状。如果他们无法解决 的话,那么政经表现不佳或任何危机(如股市崩盘、环境灾害或管控不佳的传染病),都可能使政权垮台。基于务实理由,企业主(即使是那些效忠于政权的企业 主)或没有特定支持民主运动的人,都可能是最先变节的人。同样的,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看到政府挥霍他们辛苦赚钱缴纳的税金,也可能最先变节。某些地区的 企业人士,正悄悄的把钱汇给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

影响共产党稳定的另一大隐忧,莫过于公民社会的宗教基础逐渐发展。其中包括有来自反共产党组织「FLG」的挑战,这场近年萌芽的运动,秉持的教义 基础是佛教与其它中国传统学说与实践。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1999年政府对FLG展开残暴的镇压时,全国有7千万名FLG学员。虽然中国明文禁止,但 FLG仍转为地下活动,秘密广发刊物,包括对共产党统治的「9项批评」。此外,基督教也蓬勃发展。据估计,全国有3千5百万名信徒在政府许可的教会聚会, 但有更多信徒在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做礼拜,基督徒的人数可能超过1亿,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也不过才7千万人。最令中国当局忧心的是,共产党员已失去他们的 信心,而基督徒与其它宗教组织刚好填补这个道德空缺。事实上,经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许多领导人与知识分子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它人则加入FLG ——这绝非巧合。鲜少信仰体系像宗教这样,能动员团结人民,为共同目标努力。

民主本身也有信仰体系,兼容于宗教或深受宗教启发。「可以这么说,中国在开明的知识分子领袖带领下,比苏联转型时期的状况更好。」开明民主的思想 与经典在中国流传,不只大学里,官方学校与政府机关,甚至是共产党内,都可见其踪迹。此外,相当多主张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 人,谴责过度傲慢的国家(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许多民主著作也已经悄悄的翻译成中文。但是,中国民主思想家也回到他们文化本身的儒家与道家经典作 品,并以现代民主的观点,重新加以诠释。这些学者伙同艺术家与作家,一起试图将民主的「知识转变成文化」——正如其中一位学者向我解释的。中国的地下民运 人士也相当有创意,不仅广发禁书与改革派杂志,更找到办法在网络规避独裁者的监管——通常是把敏感字眼转成「不包含敏感字眼的替代性内容」,来逃过网络警 察法眼。电子邮件、部落格、手机与简讯等营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使他们得以跨越距离互相连结,并在各种活动中得以保持联系。基于这些理由,对大规模民主运动 来说不可或缺的全国公民网络,目前正缓慢成形中,而在下个危机出现时,可能会具备惊人的能力,得以动摇整个体制。

在上述吉雷与其它观察中国的学者所预见的可能剧情中,这类大规模公民运动的出现,将会使领导高层陷入分裂。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与务实派,可能会和民 主反对势力中的温和派协商。正如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波兰与其它地方,这样的协商结果,是使保守份子与军方得以「保住面子与利益」的让步——军方很可能会 在危机一开始,就和共产党脱离关系,拒绝重蹈1989年的覆辙。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社会团体,能提供其它政治体制的选项。目前没有——但1990年的俄罗斯也没有。我猜想,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也会在中 国出现:反对势力的庞大联盟,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将会短暂的结合,之后再分道扬镳。在2025年之前,中国是否能顺利实施可行且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还很难说,但是届时共产党(如果还执政的话)治理中国的时间将长达76年——超越俄罗斯共产党与墨西哥「革命体制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70年的执政。因此,我有信心大胆预言:2025年,印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会维持不变,但中国将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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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

大西洋月刊:James Fallows对David Drummond的采访

译文:大西洋月刊:James Fallows对Google的David Drummond的采访

撰文:James Fallows
发表日期:2010年3月23日
译者:谷奥
校对:
@my_think;@xiaomi2020

詹姆斯.法劳斯(James Fallows)是《大西洋月刊》的一名记者,为此杂志工作25年,曾经是卡特总统演讲稿的撰写者。他还拥有仪器导航级飞行执照,曾为微软的程序设计师。


《大西洋月刊》的James Fallows刚刚电话采访了Google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务官David Drummond──Google宣布可能退出中国正式宣布退出中国的两篇博文都出自Drummond之手。

以下是这次采访的要点。我实时记录了这些内容,所以这与他所说的内容应该有98%-100%的相符。整个采访都有录音。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也就是尚未在公开报道中发表的内部消息。


答:公开报道没有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没有真的关闭中国大陆的网站这一层面的运营。我们只是将流量引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香港)。我们试图为中国用户提供就象在使用 Google.cn的体验,但对我们来说,又不需要自我审查。


问:那么中国用户在搜索的时候依然会被防火墙过滤,这样又跟以前又有什么不同 呢?


答:区别就在于我们已经没有做自我审查了。防火墙的封锁是针对某些特定的搜索结果,而不论你是通过什么得到这些结果。它对待Google.com.hk的方式跟对待Google.com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国外资源,它被防火墙屏蔽了。]


人们总是认为这是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是一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斗争,基于我们所说的,不管我们是要完全撤出中国,或者不是,都不是重点。从一开始我们的观点就是, 我们希望留在中国运营,获得市场,尽可能地本土化。我们只是不想再审查我们的搜索结果。


我认为很多人存在误解,或是他们都在问这是我们与中国政府达成的某种协议吗?不是这样的,我们与政府有过对话,本质上他们不希望解除搜索审查甚至希望更低的透明度。他们非常清楚的指出自我审查制度当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我接着对Drummond提出了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像一般媒体所报道的,既然故事是由黑客入侵开始的,为什么最后指向了审查制度?这两件事情有逻辑联系吗?他对此作出了一种我以前闻所未闻的解释。

答:首要前提是,这件事完全是由黑客入侵事件引起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我们确实受到了黑客入侵,大多数黑客入侵是自由职业者干的,可能有政府资助也可能没有。他们的目的就是窃取知识产权,赚大钱。或者他们是那种不明所以就想搞破坏的黑客,这是当今互联网公司经常遇到的事情。

而这次来自中国的黑客入侵是不同的。它几乎完全针对于某些在中国本地或之外的异议人士Gmail帐户,他们试图进入到Google的系统来阻止这些人。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它的攻击,很多都是针对在中国本地或之外的政治活动者Gmail帐户,这种政治性的黑客活动确实非常罕见。

我们对此很厌恶。不管他们是想控制互联网搜索结果还是想监视那些活动者,这都是一个总体的镇压行动(译注:指中国的网络控制)的组成部分。这些行为都是它的一部分,我们觉得我们也成了帮凶。

这和黑客攻击事件是有关联的,这不是孤立的。自从北京奥运会以来,我们感觉到中国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尽管我们的市场份额上升了,但我们的运营变得越来越艰难。特别是审查制度,我们不得不执行越来越多的审查。压力也越来越大。很明显环境在恶化 ── 不只是我们,对其它互联网公司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的感受是最初我们进入中国的前提正在消解。当时我们想进入,是希望帮助这个国家越来越开放,我们来到这里可以让情况越变越好。而事实恰恰相反。


问:那么现在如何了?


答:我不知道还应该期待什么。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完全遵守了中国的法律。我们已经不在防火墙内运营我们的搜索引擎了。下面我们将继续与他们谈判看看如何继续继续我们其它的服务。


我们最初是带着请求[即:改变过滤规则]来找到他们谈的,他们明确地说自我审查就是这里的法律,而且这不会改变。我们还会继续和他们谈如何运营我们的其他服务的事。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Google并没有在1月12日宣布可能退出中国的时候,就立刻停止审查,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员工的危险吗?他们现在还有危险吗?


我们当然希望他们不冒任何风险。他们和这些决定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们都是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行事。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无任何理由承担风险。


我们并没有立刻停止审查是因为我们想跟政府就能否和如何继续运营继续协商。 如果自我审查就是法律,尽管我们如此不赞同这一法律,我们也无此意图,要对在防火墙里公然违反中国法律 就像我在博客里说的,妥善处理此事难度很大  但我们需要找到方法继续坚持我们的原则。


校者注:关于詹姆斯.法劳斯(James Fallows)的更详细的介绍:

詹姆斯.法劳斯(James Fallows)为《大西洋月刊》已经工作了超过25年,曾驻扎在华盛顿、西雅图、伯克利、奥斯丁、东京、吉隆坡、上海,最近他的工作地点是北京。他出生在 加州的雷德兰兹,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美国历史和文学专业的本科学位,又在牛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为本刊工作之外,他还曾在白宫工作两年,任卡特总 统的首席演讲稿撰写者,还曾任《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编辑,还在微软干过半年的程序设计师。同时他还拥有仪器导航级私人飞行执照。

法劳斯曾五次成为“国家期刊奖”的候选人,并曾有一次荣获该奖项。他还曾赢得美国图书奖(非小说类),曾因纪录片《在中国做生意》获得艾美奖提名。他是新美国基金会的创始人主席。他的近两部著作《盲行巴格达》(2006)和《来自明日广场的明信片:报道中国》都来源于他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著述。他已婚并有两个儿子。

译者曾经翻译过他的另外两篇文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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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式的国家: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重新思考

原文:The Rubik's Cube State: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译文:魔方式的国家: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重新思考


作者简介: 


高柏,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博士,杜 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 策:1931年至1965年的发展主义》,此书199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荣获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颁发的有在泽广巳日本研究最佳图书 奖;Japan's Economic Dilemma: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商务印书馆2004年已经出版该书的中文版《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
 
原文来源:Work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of Transition一书第十四章,本书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Lisa Keister主编。


译者:kestry @jiangge09 @hsinwang1982 @jayzhu1007 @Freeman7777
校对:@Freeman7777, @jiangge09



本文目录

   I 结构性视角
   II 能动性视角
   III 值得商榷的威权主义国家概念
   IV 全球化与国家构建
   V 魔方式的国家的兴起
         1. 威权主义国家
         2. 新自由主义国家
         3. 发展型国家
         4. 掠夺型国家
         5. 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6. 统合主义国家
   VI 结论
   VII 作者介绍
   VIII 参考书目

摘要

 
中国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重大谜题。

中国谜题(China puzzle) 已引起了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以及该国未来政治变迁前景之间联系的激烈讨论。

在本文中,我首先将检视关于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辩论。我想指出,结构性的视角没有能够把中国党国采取的各种策略性回应纳入分析之中,因而存在许多缺陷。同时还要指出,虽然以能动性为中心的视角对于中国的情况更具解释力,但仍需要进一步扩充其概念以捕捉党国发生的多种变化,从而超越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简单的二分法。随后,我提出了体现在全球化的辩论中的国家构建的分析框架。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审视,过去30年里中国党国内部的变化可被视为面对全球化挑战所做的回应。一方面,这些回应既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有统一的意 识形态基础,往往是该政权面对各个时期挑战所做出的灵活反应。另一方面,党国在先前(译按:改革开放初期)已确定,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争取其政治生存,并拒绝了把民主化当作一个选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愿意吸收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不断增强其国家能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或削弱(其对经济的干预)或转变为守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在积极重建其能力,将自身转变为了一个具有六面特征的魔方式的国家: 即威权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掠夺型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统合主义国家。 正是这六面的结合使中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并使其避免加入第三波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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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王信賢(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

耿曙(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發展策略與政權體質:走向“內分-外聯”體制的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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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学习苏联——白思鼎专访

译文:中国如何学习苏联——白思鼎专访 

作者:The China Beat 和 Thomas Bernstein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5日
译者:xiaolin

校对:xiaolin


China Learns cover
这本书主要涉及的是中苏互动最频繁的1950年代前半段时间内的历史吗?

很自然,本书突出了1950年代早期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苏联的影响在1949年后中苏关系的各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其中许多章节都从早期阶段的情况开始,但随后考察的是,随着毛领导下的中国日益走向革命激进主义,从而导致两国间不断升级的疏远与敌意,苏联模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章节表明,中国人学到的教训是苏联模式不再是一个模范榜样,而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或者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反面教材。但是有些章节也表明,即使是在苏联模式遭到批判的时候,这个模式依然对中国人的实践产生影响。例如,毛批评苏联对农民的剥削,称之为“涸泽而渔”。但在常被视为与苏联模式决裂的大跃进期间,对中国农村资源的攫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毛抱怨道:“现在我们患了同样的毛病”。同样类似的情况是,斯大林把重工业提高到首要地位,毛在1956年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做法太过分。然而,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对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达到了史所未见的程度。本书的一位中国作者认为,在改革之前,中国一直遵循着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虽然其形式是高度扭曲的。

能否为读者描述一下本书主题的范围及其主要论点?

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到中苏关系、意识形态、军事以及经济——这些话题过去曾在学术文献中得到讨论,但是,这些讨论的局限性在于通常它们没有参考当代中国学者的文献或研究发现。本书中的四位作者来自中国。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章节处理的是苏联对中国社会、科学、教育以及电影和文学的影响,过去对这些话题的关注程度不够。

本书的论点之一是,我们所想象的苏联“模式”,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中国领导人之间常常就何谓苏联模式产生不同意见,可供他们选择的可能性有三种。第一种是1921年至1928年间较为温和的“新经济政策”,这是斯大林曾经支持的。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死前曾经建议中国领导人采取这种政策,即放慢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直到条件成熟。毛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但实际上他却搁置了这些建议。毛不顾包括张闻天和刘少奇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反对,推行他所主张的快速向社会主义的改造,结果,这个过程在1956年就完成了,而不是1960年代中期。这样,毛实际采取的是斯大林主义的第二种模式,即以一种多少类似于斯大林在1930年代早期的“从上至下的革命”方式将社会主义发展激进化。

第三种选择是效仿1930年代后期以及二战之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式的斯大林主义。在这种模式下,向上的社会流动和中产阶级价值观逐渐凸显出来。毛在大跃进期间对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激烈批评,针对的目标就是这后面一点:忽略群众路线,强调官僚等级,以及对物质激励的依赖。

但正如本书的某些章节所表明的,早在1950年代前半期,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就已经被广为宣传了。例如,1952年,一个中国的农民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访问结束后代表团成员报告了不同的激励手段,以及集体农庄家庭繁荣而快乐的生活。

与此类似,中国也效仿了苏联的做法,给劳动英模奖励公寓和行政职务。人们对那些穿着时髦服装的妇女也表示赞赏。当然,随着中国向左倾的发展,这些来自苏联的做法后来都被否定了。

有几位作者强调了中国效仿的苏联模式中几个值得称道的方面。一个例子就是性别平等。妇女应该同样从事家庭外的生产活动,参与政治,学习技能,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对妇女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改革时期有人甚至怀念该模式中的这一部分,因为改革时代对妇女的职业歧视又卷土重来了。

另一个关于该模式的积极方面是对苏联模式中工业计划和建设的效仿,当时苏联援建中国100多个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本书作者之一孔寒冰描述了当时这些企业投入生产时激动人心的情景:
这些成就……感动了中国人民。因为这些成就,中国改变了穷弱的形象……这些成就也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苏联模式的理论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式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全党、全国以及全体人民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培育这种马克思主义,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第161页)。
但这是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作者指出,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弱化”了这种模式,以纠正该模式中不可否认的缺陷。然而,中国人却
把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划上等号,他们相信这个模式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体现和社会主义的真理。篡改(这个模式)……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一种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第162页)。
紧随这种不可置疑的信念而来的,是对苏联放弃“真理”的极度失望,这成为中苏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要素。

从苏联盲目引入观念的一个例子是农业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后天特性可遗传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大量提高农业产量是可能的,因此对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都有吸引力。但是中国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遗传学家斥之为一派胡言。随后思想改造的压力迫使部分人臣服于这种观点,其他人则保持沉默,还有人则至少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依然对此加以抵制。1956年,李森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中国,百花齐放政策保证了那些敢于公开反对李森科主义的遗传学家能够得到来自高层的支持,这使得毛在批评对苏联的盲目照搬时,嘲笑李森科的追随者们不得不翻个跟头。

在有关教育的章节中,同样涉及到盲目接受的问题。其中题为“扁担打三下”(Three Blows of the Shoulder Pole)的章节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人民大学的学生,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质疑他们的苏联老师,他们都会受到处罚。这种盲目情绪随着斯大林的死消失了,中国学生和教师变得更加自信敢言。本书还有一章对中苏学术交流的“影响-反应”的解释路径提出了质疑,指出在双方的交流磋商中,中国人始终有自己的声音。这样的观点多少类似于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把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西方文明的被动接收者。

在文学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中国亿万学生的必读书。该书讲述的是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他为了革命事业放弃了与美丽但却属于资产阶级的冬妮娅之间的爱情。学校里组织了关于保尔的做法是否“正确”的“讨论”,那些认为保尔的做法是错误的人,则需要接受持久的“帮助”。在文革期间,这本书没有再次印刷,但也没有被禁。一些读了这本书的青少年颠覆了官方的观点,开始倾慕冬妮娅的美丽和端庄。今天依然有人在读这本书。

苏联垮台以及中国从中学到的教训,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苏联的突然解体,以及共产党在1991年的垮台,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事件。从那之后,中国将不得不与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打交道,这一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人在苏-中-美三角关系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观念。在1989年的关系修复时期,两国相互承认对方为“社会主义国家”。突然间社会主义却从这个社会主义的摇篮中消失了,正是这样一个摇篮从十月革命以来对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被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中国人迫切需要研究这一事件的原因,以及评估中国该采取何种行动来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的命运。本书中的一章,作者是北大的关贵海教授,他描述了中国各类学术机构已经做过的和将要做的卷帙浩繁的研究项目。(作者指出,如果你研究的是此类问题,那么你会很容易获得研究金费。)中国学者发现了许多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特别是苏联政权没能适应新的形势,没能紧握在他们看来已被戈尔巴乔夫放弃的“帝国之剑”(imperial sword)。至于主要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观意志,还是制度原因,学者则有不同的观点。但从政策目的看,苏联垮台所传递的信息是简单而明确的:决不能允许出现会导致政权更替的政治自由化。直到今天,这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维持权力的战略基石。

你是如何对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这一话题产生兴趣的?

我一直就对比较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社会和政治过程感兴趣。这种对比并不会排除对影响关系的考察,但是它主要将各国发展看作是彼此独立的过程。起初,我对两国农业集体化过程(1928年至1932年和1952年至1956年)的差异产生兴趣。我想了解的是,在确保农民的顺从方面,为何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比他们的苏联先行者更加成功。后来,我做了一些关于大跃进饥荒(1959年至1961年)的研究,我把它与斯大林治下苏联农民在1932年至1933年所遭受的饥荒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中国的共产政权在农村制造恐怖灾难方面,与苏联政权不相上下。但这项研究没怎么关注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本书的另一位编者李华钰,激发了我对学习和影响问题的兴趣。我是她论文的指导教师之一,她的论文主题是“毛泽东和中国经济的斯大林化,1948-1953”,该著已于2006年出版2007年,她和我一起组织了一个关于中国如何学习苏联的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台湾、欧洲以及美国的学者。本书就是那次会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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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9日星期一

华盛顿邮报:为什么Google应该留在中国?

译文:华盛顿邮报:为什么Google应该留在中国?

作者:黄亚生 Yasheng Huang
发表时间:2010年3月28日
译者:xiaolin, Yu Lei  

校对:xiaolin, Yu Lei         

在最近一次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Google的联合创办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揭示了为何该公司决定要关闭在中国的搜索引擎。他解释道,问题是中国使他想起他出生时所在的那个国家,即前苏联。布林称赞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他说:“在政策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关于言论审查,对异议人士的监控方面,我看到的是同样的极权主义特征,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但对布林的解释,中国至少有两个人不会同意。 一位是南京市前市政官员周久耕,他恐怕只能在牢房里了解谷歌之争了。周去年被判入狱11年,因为人们发现他带着一块价值2.5万美元的手表,这远远超出了他作为公务员应有的收入。接下来的政府调查发现,周久耕接受了将近20万美元的贿赂。周被解雇,遭到公诉,并被判入狱(政府调查同时发现他的手表是假的,但这是另一回事。)

第二个人是年轻女子邓玉娇。2009年5月,她断然拒绝了当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的性要求,并在此人试图强奸她时,将他刺死。她随后被捕,结果引发了来自线上和线下的大规模抗议 ,中国网民和人权组织呼吁当局释放她。在大众反应的鼓舞下,甚至连传统媒体都参与了进来。最终,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公众压力,撤销了对邓玉娇的全部指控,并逮捕和撤职了两名事发时在场的政府人员。

如果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网络社区,周和邓现在所处的地方恐怕应该颠倒过来——周会继续他的腐败行径,而邓则会在监狱里郁郁寡欢。但互联网给了中国一个增加透明度、问责和公共表达的手段,其影响力远比数十年10%的经济增长、外国投资和城市化更加强大。布林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保留着许多前苏联列宁主义的特征,但他的错误在于,他把政府试图强化这些特征的努力与其实际的结果相混淆了。

作为Google的联合创办人,布林于1979年来到美国,当时他才6岁。在采访中,他抱怨中国在最近几年里不断强化网络审查。的确,根据位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说法,中国政府有一份包含了数百个被禁搜索词——如果不是数千个的话——的敏感词单,而且会定期增加新的词汇。

但我们应该对前景抱有希望。相对中国互联网上可用的全部信息而言,被禁词汇的数量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不管这些敏感词数量增长的速度如何快。根据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互联网上的数字信息的增长量已经超过了40%。如今有超过900万个以“.cn”结尾的注册域名,而在Google进入中国的2006年这个数字只有110万。中国目前有超过3亿互联网用户,超过7亿手机用户,其中许多人通过手机上网。那种试图对如此巨大规模的网络施加密不透风和持久控制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1930年和2010年对汽车时速的限制——比如说35英里每小时。显然,如此限速,在2010年必然导致更多的违规;毕竟,如今汽车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车速也更快。但更多的违规是否意味着当局正在强化交通管制呢?显然不是。这意味着他们试图控制的技术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与今日中国的互联网状况是类似的。政府试图用它那一套陈旧的信息控制理念来管制这种不断变化和捉摸不定的技术。不是言论审查本身增强了,而是如今需要审查的信息量极大地增加了。 

布林把中国政府对Google提出的不断增加的信息过滤要求,看作是强化言论审查的证据。但这只是解释这些数据的一种方式。另一种同样可行的解释是,那些被认为需要审查的信息内容成倍地增加了,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设法填补这段常常使之感到绝望的鸿沟。

任何在中国上过网的人,都会证实那里的网络社区是世界上最富变化、最有活力的网络社区之一。不管是何种议题,网上都有激烈的辩论和遍布意识形态光谱的各种观点。毛主义者、哈耶克主义者(Hayekians)以及儒家分子,唇枪舌剑,相互攻击,热情澎湃。严肃知识分子撰写的博客,吸引了大量读者,这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观念市场规模巨大。上个月,中国总理温家宝上网与网民互动,回答网民的提问,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其中有些问题是很尖锐的。(温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回答,激发了一位中国的博客作者在网上贴出了温此前关于控制房价所说的各种言论——并将这些言论与不断飙升的房价数据并列对比 。)

是的,在Google搜索“1989 天安门镇压”,只会显示“由于当地的法律法规限制而没有搜索结果”。但我觉得,面对今日中国网上对政府政策和官员的尖锐批评,即使那些1989年的示威者们也会感到敬佩。西方观察家关注的总是类似天安门抗议或者人权异见分子的处境这样富有戏剧性的议题 。他们忘记了诸如高房价和河流污染这样的面包与黄油式的议题,如今正是这些问题,像20年前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样,激发着公民的斗志。  

无论布林担忧什么,中国不同于苏联。 由于有了 互联网,中国人已经获得了言论自由——质疑和批评政府的能力——的技术手段,虽然这种自由尚未得到全面的法律保障。的确存在对这种自由的限制,而且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限制实在太多,让人不堪忍受。 ,但我们应该承认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取得了真正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同时在过去10年间,也就是互联网真正进入中国的10年里,中国的言论自由有了进步。是的,审查制度无疑触犯了道德的敏感性,但有了严禁搜索条目的列表,我们至少知道限制在哪儿,也能学着去适应,去测试,甚至是回避这些条目。

Google在中国恪守“不做恶”的崇高信条的努力,不仅要从其动机来评判,也要看其行为的后果。 关闭在中国的搜索引擎,这不利于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 透明度,以及政府问责制。从很多方面来说,民主是一场技术革命 :没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技术领导者,中国的互联网空间将变得缺乏创新,失去动力与生机。

在中国Google的位置远落后于百度,这并没有减少该公司的重要性。Google的存在迫使百度在满足政府审查以及保留用户之间维持艰难的平衡,这就是竞争的力量。而Goolge的离开将使百度成为实质上的垄断者, 正如布林从他与微软打交道的经历中体会到的,垄断者不会重视消费者的福利。因此输家将是中国的网民——那些以布林喜欢的方式来 促进 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关键人物。

2006年, Google评估 是否要进入中国时,它 得出的结论是, 一个更有活力的互联网将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我担心历史将证明Google在2006年作出的决定有先见之明,而2010年的退出则是错误的。

顺便说一下,全世界如何知道哪些搜索条目是被中国政府禁止的? 正是中国的网民 发布了清单。 除了他们,还会是谁呢? 

黄亚生是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与商业教授,以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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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陆思礼:在中国司法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第二部分:法院改革

原文:Stanley Lubman: Uncertainty in China’s Legal Development, Part 2: Reforming the Courts
译文:陆思礼:在中国司法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第二部分:法院改革

发表时间:2010年3月8日
来源:华尔街日报
作者:陆思礼
译者:@jimmyuibe
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一些中国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国法院系统存在缺陷,最明显的是法官缺乏独立性和法院受制于诸多外部影响。法院的不透明导致难以评估他们所面临的压力的程度。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政策对法院的影响并非标准化的,而改革的目标是不明朗的。中国的法律改革者不能确定西方模式可以遵循到何种程度,或者司法系统能否被塑造得既反映中国特色,同时又满足正义的客观标准。中国法律改革的未来是非常不确定的,并在短期内进行有意义的改革的几率很低。

政策的制定旨在改善法院解决由于中国的巨变而成倍增长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杰明-李普曼指出,自1995年以来,司法机关已变得更加知识化和专业化(见《中国法院:有限的改革》)。已经出现一些去政治化的动向,反映了“法院从党的政策的执行工具转变为解决纠纷的中立平台的温和尝试。”一些创新出现在“政治安全”的案件中,这些案件的结果“通常向重要的党国利益行为者倾斜。”

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李普曼把司法改革描述为“有限的”,指的是对司法独立的限制。干预“仍然是一个党政官员的合法行动”,不仅介入政治上敏感的案件,还介入一些“涉及党国、有能量的个人或明星企业的财政利益、以及涉及大量的原告和那些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件。”此外,执行判决也一直是个难题。

法院面临的新压力来自媒体、抗议和申诉,其中在2005年提交大法院的有近400万件。维权律师,特别是当他们的诉讼产生不受欢迎的宣传效果时,加重了压力。

党国希望法院成为安全阀,既能让官员注意到民怨,又能救济对权利的侵犯。法院回应对社会稳定的关注,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将有助于加强党国的整体能力,在党的监督下,扩大其排忧解难和应对权力滥用的能力。

最近,改革又倒退了一步,退回到了1949年前毛主义管理技术所强调的把为法院争取民众支持做为重点的立场。现行政策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作为缓解因不公平和社会混乱而沮丧的中国人中出现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一个手段。这体现在更偏爱调解而非裁定作为处理争端的最可取的办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宣布,民事审判,“如果可能的时候”应调解,“必要时”才裁定,并结合这两种方式“解决”引起诉讼的纠纷。自那时以来,由调解而不是法院判决结案的案件的比例有所上升。由于其他原因,这一政策可能会鼓励法官更愿意调解:他们会由于法律上的错误而受到惩戒,有时只是因为被上级法院推翻的上诉案件比较多,因此,如果经过他们调解由当事方通过书面协议结案,他们就不必写可能会引发问题的法律意见。

当纠纷爆发引发抗议时,为了争取民众对法院的支持,正常的司法程序就成了可以放弃的东西。一份关于处理劳动抗议的政策研究讲述了广东省的法院是如何被责令走上街头,而不是使用正式法律程序,协助谈判解决工资争端的(苏杨和何昕,把街道当作法庭:华南劳动争议的国家调解 。)

民粹主义也反映在对模范官员的毛派宣传技术的复兴中。2010年1月开始了一个塑造典型法官的活动:她由于把个人成绩与党的政策例如党的利益至上联系起来而受到嘉奖,防止申诉被递送到上级,并强调“主动”调解和解决争端而不是“在技术的基础上处理案件”。

在法院面临的复杂局势和他们的运作所处的政治环境中,中国法院改革与西方的法治标准有多大的关联度?一些外国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遵循一条不以——至少目前——创造如同在西方国家一般独立的法院为目标的路径。但是,这条道路会是怎么样的呢?
继续一党专政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认为“没有任何其他机构或政治力量有能力约束中国的现代化动力和利益冲突以及导致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崩溃的其他政治经济障碍。”(《党和法院》,司法独立在中国:全球法治进程的教训,Randall Peerenboom,63,剑桥出版社,2010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同意李普曼的说法,改革是“有限的”,而且“司法改革还没有让法院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或作用发生任何重要变化。”但是他也指出,中国的目标并不在于这种变化,而在于设法提高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而且在这方面的改革已“还算成功。”然而,归根结底,沈认为,司法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相关联,尽管同时也承认,这种改革的目标是不明确的。

沈强调司法改革只能在更广泛的政治改革的背景下才能走得更远,这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回应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中共现代化的动力与党保持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以及它所行使的权力是密不可分的。西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迄今已被明确视为与该基本政治目标不一致。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与西方观察家相似的观点。最近的一篇文章(PDF格式这里)指出,目前的政策把司法公正“当作一个政府的工具”,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支持政府。”相反,同一篇文章中认为,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确保独立、公正、权威的司法系统的运作,使公民权利得到保障。”

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这种预测还算安全的,即外国的模式和原则(如司法独立和强调程序公正)将继续和与中国革命前的文化和传统相关的制度和价值观(如调解和强调实质性成果)及其在1949年后的发展进行竞争。面对着矛盾的政策,进行有意义的司法改革的有限空间,中国今天的变化步伐,以及党维持一党专制的决心,我们可只能预期有限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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