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1日星期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国的社会动乱:故事背后的故事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络版)20069月版刊登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撰写的一篇政策简报,题为《中国的社会动乱:故事背后的故事》,全文如下:


概述

中国正面临着普遍的暴力性、甚至是致命的社会动乱,从而引起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惊慌。一些观察家推测,动乱可能会削弱中国的国家领导能力,就像在乌克兰和菲律宾一样。美国的一些决策者也许会欢迎中国的动乱,以此作为通向民主和“自由”的一条道路。但中国的社会动乱并不是改造中国的政治秩序的机会,而应当被理解为成功的市场改革和经济与社会选择扩大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由于地方上的腐败而加重。要想以合乎人性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动乱,就必须加快法律与社会制度的改革,尤其要关注腐败问题。暴力活动的加重会造成更多的苦难,从而可能会破坏东亚地区的稳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应当鼓励中国加强社会和解能力,而又不让选举方面的政治改革成为加强全面接触的先决条件。


大规模的公众骚乱10多年来在中国一直呈上升趋势。媒体的报道描述了暴力活动、人员受伤,甚至还有双方的死亡,这些都与投掷砖头、催泪弹、莫洛托夫燃烧弹、发射火箭弹、子弹、殴打、燃烧车辆、扎伤以及数百名警察和数千名抗议者之间的对峙。示威者和警察的说法常常大相径庭,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局势可能会转变成致命的,严重的伤害和财产的损失很常见。问题包括劳工的不满情绪、税负、没收土地和环境污染。腐败使常见的不公正问题加重,进一步激化了公民的愤怒。


工业时代的中国不再假装是工人的天堂。2005年在中国南方,由于没有领到工资,100名鞋厂工人砸坏了车辆,投掷石块,打伤了三名警察。由于工作条件和组建工会的权利问题,一家电器工厂的数千名工人举行了四天罢工。在中国西部,2千名被解雇的工人修筑了路障,要求获得退职费。2004年,中国南方的两家工厂的1千多名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每周休息一天。在其它地方,工人们由于工资被拖欠而把老板扣做人质。此前两年,即2002年,中国东北的8万名退休工人抗议拖欠养老金。


直到最近为止,税负和收费造成了普遍的动乱。2004年,在过桥费引发的一场暴乱中,3万人与几百名警察和武警对峙。1999年,中国中部的1万名农民示威抗议税负和收费。警察用催泪弹和警棍发动了袭击。1997年有关5个省份的一项报道说,50万名农民在300多个乡镇参加了暴力示威,造成250人受伤和包括5名警察在内的14人死亡。


目前,在没有提供充分补偿的情况下侵占农田造成了农村的大多数动乱。20061月,2万名农民由于土地被划做一条高速公路和一个工业园区而与警察发生了肉搏。200512月,警察对反对新建一家电厂的人群开枪,打死了320名农民,具体人数众说纷纭。2005年,数千名南方工人试图阻挡推土机,与手持棍棒的600名警察发生了搏斗。在中国北方,开发商和官员们雇用流氓地痞,手持长矛和刀子袭击抗议的村民,打死6人,打伤50人。2004年在中国西部,由于一座水电大坝侵占了农民的家园,直到实施军事管制方才阻止了9万名抗议者与警察发生搏斗。


空气和水的污染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也是普遍的,并且由于开发商和地方官员之间的腐败串通而恶化。2005年在中国东部,3千名警察袭击了3万名封锁一条公路的农民。这些农民的土地被化工厂侵占,而后者的污染毁掉了村里的全部耕地。当地官员据说在工厂中占有股份。


有限的信息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报道,但是很难找到使中国的社会动乱的性质得以澄清的统计数字。在偌大的一个国家里,媒体的这种报道寥寥无几,甚至考虑到中国对这种新闻的压制也是如此。但是,现有的信息却表明了造成麻烦的发展趋势。


有机会获得机密信息的官员们说,中国的社会动乱很严重,而且愈演愈烈。胡锦涛主席很重视警察的执法和创建“和谐社会”的积极目标。其他领导人则强调了消极的方面。温家宝总理2005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暴力发泄不满的处理不善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公安部长周永康承认,“缺乏公正”、“干部的行为”和“国内经济因素”造成抗议活动增加。具有广泛的农村经验的高级官员陈锡文说,农村的动乱威胁着国家安全,报道出来的抗议活动仅仅是“冰山一角”。


中国公安部对有关涉及15人以上的“群众闹事”的数字予以报告;2005年发生了将近8.4万起这种骚乱,而1993年则只有8700起(见表1)。在全国人口的每100万人当中的这种骚乱程度相当于在美国的每个州中每年每天都发生一场“群众闹事”。


2004年发生的7.4万起骚乱涉及367万人,但是并没有按照纠纷问题或者严重程度进行详细的统计。一位研究者报告说,2005年,40%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农村,30%发生在城市。公安部宣称,中央政府每天记录到的“抗议活动”为120230起,但是不清楚这些抗议是否全都是“民众抗议”。


1提供了有关动乱原因的线索。骚乱最明显地激增的两年紧随着异常频繁的经济政策活动。


1998年与1997年的水平相比,动乱增加了67%。这与解雇几千万国企职工、强迫农民种植获利很低的谷物和房地产与金融泡沫的破裂相关。公安部2000年的年鉴列举了城市劳工的动乱,认为这是抗议活动的最严重的来源,此外还有金融领域中的丑闻和迎合民众的半宗教性质的运动法轮功。90年代中期通过自愿的“集资”——高回报但却非法的债券——融资的房地产项目到1998年陷入了不景气,以致一个个居民区丧失了储蓄。


2004年发生的第二次动乱高潮反映了城市建设对农村土地的加速侵蚀。2003年,由于害怕非典疫情会使经济增长放慢,中国官员放松了对投资的控制,以致严重依赖工业园区和郊区房地产项目对土地的侵占的投资迅速增多。


腐败

胡主席于2006年夏季警告说,腐败威胁到党的权力,但是与其它国家的腐败相比,中国腐败的程度本身并不能对动乱加以解释。

有关中国腐败的国内信息主要来自于对腐败官员的起诉。但这一点的用途很有限,因为不可能知道有多少腐败没有受到起诉。当去年冬天中国南方加强反腐工作时,带来了案件的激增,从而表明北京肯定能够进一步遏制腐败,如果它做出这种选择的话。把今天的腐败案件中的逮捕与以往的逮捕人数相比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更加货币化,从而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诉讼工作的水平可能已经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调查与研究报告提供了独立的评估,表明虽然中国的腐败问题在最近510年期间可能恶化了,但是情况并不像许多其它国家那样严重。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印尼、菲律宾、俄罗斯和阿根廷(见表2及其脚注)。考虑一下印度:在接受调查的印度家庭当中,100%都报告说,在与警方交涉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有腐败问题发生。


皮优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2002年到2006年期间,所有中国公民当中对国家的现状感到满意的所占份额从48%增加到81%,而在美国公民当中,这一比例却从50%下降到29%。中国公民对腐败的普遍担忧看来已经趋于缓和。


总的来说,现有的数据资料导致的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并不十分严重,以致单单它本身就可能成为报道的如此严重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一些中国学者断言,腐败并不是社会动乱的原因,而是一个使之恶化的因素,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均匀分布的“社会污染”。调查结果表明,抗议活动几乎总是具有比较涉及个人的和直接的原因。



动乱的经济根源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经济上的短缺和围绕着有限资源的竞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在中国,使这种紧张局势变得异常严重的是在其它情况下会对经济有益的市场改革和成功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基于市场的价格调整、新的投资集中在沿海地区、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城市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城市的扩展侵蚀农村的耕地等。所有四个因素都反映出自然的市场力量,但是也挑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实际的痛苦和政府必须应付的社会动乱。


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使毛主义时代扭曲的政府定价被较好地显示出社会的实际需要的价格所逐步取代。早先的毛主义时代价格有利于推行社会主义的样板式工人“天堂”,通过对农村产品支付非常低的价格和对在农村出售的城市产品索取很高的价格。票证和城市市民的单独地位使得城市里有户口的居民分配到了消费品当中的过多份额。


由于这种种扭曲,所以当价格改革促使价格普遍上涨的时候,农村产品的价格上涨得最快。对毛主义倾向于城市的偏差的这种基于市场的矫正是必要的,但对于城市工人来说也是痛苦的。待在这场价格膨胀的不应该待的一端的享有特权的城市群体发现,他们曾经认为是自己所付出的“正常”水平的劳动换来的收入不再能够支撑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对于不得不变换工作、更加努力地工作和调整对自己未来生活水平的期望,他们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助长了社会动乱,尽管新近施行了具有三个阶梯的城市社会保险网。

1:中国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

          次数          与上年相比的变化百分比

1993       8700            ――

1994       10000          15

1995       11000          10

1996       12000          9

1997       15000          25

1998       25000          67

1999       32000          28

2000       40000          25

2001       无此项         12

2002       50400          12

2003       58000          15

2004       74000          28

2005       83600          13

资料来源:19931999年数据资料,来源于《群体性事件论文集》,载于M·斯科特·坦纳撰写的《中国反思动乱》,《华盛顿季刊》2732004年夏季号,第138139页等。

 

2:腐败指数,

有选择的一些国家,20012005年(从腐败程度较轻到较重)

透明度国际组织         世界银行

腐败程度较轻

巴西   3.9             波兰   0.39

波兰   3.7             巴西   0.04

中国   3.4             中国   0.27

印度   2.8             印度   0.28

阿根廷 2.8             阿根廷 0.38

菲律宾 2.6             菲律宾 0.43

俄罗斯 2.6             俄罗斯 0.82

印尼   2.0             印尼   0.89

             腐败程度较重

早先爆发的社会动乱——1985年、19861987年和1989年——也反映了这些因素。1989年天安门示威期间,学生们张贴在标语牌上的“七项要求”包括惩治一些官员,因为他们的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损害了学生们及其教师的生活水平。


90年代初,政府全面放开了食品的价格,取消了票证。它还提高了工资,以便为城市生活费用的暴涨做出补偿。但是提高工资加重了公司的亏损,很快政府的公司补贴就多得无法维持。90年代末,最终影响到5千万职工的普遍下岗终于使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改善。可以预料,劳工的动乱严重的蔓延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对城市居民下岗和通货膨胀提供补偿而采取的措施造成了农村的苦难和动乱。90年代末的新的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不适用于农村企业的雇员。强迫实施的谷物种植使供应增加,造成城市里的食品价格下降,但是谷物价格的下降使农业收入受损。90年代末农村家庭的消费下降,以致地方税收受损。由此造成的额外税负和收费成为引起普遍的农村动乱的主要因素。


改革以前的行政管理价格方面的调节延续到今天,从而提供了比较准确的市场激励因素,以弥补短缺和成本,抓住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机会。但是,补贴的减少,因而还有城市职工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涨继续造成了苦难、不确定性和不满情绪。


市场改革造成社会动乱的第二个原因是沿海地区新兴的经济盈利。在那里,由于很容易打入全球市场,所以就业的增加得到了促进。早先的工业就业中心曾经反映了冷战时期的实际情况:位于通往苏联的铁路沿线或者中国内地深处的安全地方。今天的企业对在沿海地区投资的偏好意味着,其它地方的就业机会落后了。最严重的劳工动乱发生在内地陈旧的钢铁工业地带。


改革和社会动乱之间的第三个联系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尤其是在城市里有户口的职工纷纷下岗之后。农村来的移民通常在16岁到35岁之间,他们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具有勤劳的习惯和已经大大改善的农村教育背景,并且愿意为很低的工资而工资。这种劳动方面的竞争尤其威胁到中年和上了年纪的低技能城市市民,因为他们不想做报酬很低的血汗工厂中的工作,而他们在毛主义时代所受的素质很差的教育一般使他们注定要长期失业。他们感到自己遭到背叛和不公平的待遇。


中国消除公民身份上的差别(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除外)的目标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的迁徙。在内陆省份河南省省会郑州(人口9500万)等改革试点城市,许多农村移民已经有了工作和住房,并且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从而使之能够把子女送到城市里的学校上学。


改革和社会动乱之间的最后一项联系是耕地被挪用到非农业用途。这个造成动乱的原因之所以加重,是因为2001年恢复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闹市区土地的升值带来了城市用地结构的急剧调整。住宅和工厂正在转移到郊区农村,因为对地段具有敏感性的服务行业集中在闹市区。就业岗位、产值和与郊区的扩展相关的盈利等方面的增长使得种地变成地理位置良好的土地的一种利润很低的用途。郊区耕地转而用于其它用途——在一些沿海地区大张旗鼓——在到2004年年初为止的期间有其迅速,这显然助长了腐败和社会暴乱。


罪魁祸首是中国把耕地转变为其它用途的法律程序。各个村庄拥有农村土地,而不是农民自己。农民从村里承包土地。如果是公平的制度,就会把土地的出售或者出租的所得按照四种方式分配,即对农民的补偿、村里的资本收益、向上级政府缴纳的税收和对开发商提供的价格优惠。但是,在有争议的公共用途项目中,村里的领导人往往收取红包,或者通过秘密交易获得预算方面的外快。由于付给农民的钱很少,所以迅速导致了社会动乱。


补偿

对于平息大多数闹事来说,补偿具有核心重要性。从原则上讲,中国采取许多方式为经济上错位的人们提供补偿——包括退职费、养老金、失业保险、转业培训补贴、住房补贴、安置补贴和土地的一次性补偿。然而在实践中,政府的补偿往往捉襟见肘,薄弱的地方预算和腐败又使这种补偿进一步减少。

例如,中国的土地法规定,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必须采用前三年种地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的一个倍数。但是,国土部自己的调查结果表明,赔偿未能扶持农民过渡到新的生产生活之中——对受教育水平很差的人来说尤为如此。因此,重要的改革必须确保占用土地能够促进经济上可行的项目,确保政府的补偿能够保障合理的生活水平,官员们也诚实地发放补偿金。


在这一背景下,土地的补偿就带来了个人权利和投资项目的生产率的矛盾。中国对占用土地的补偿制度显然倾向于奖励好的投资项目,而不是带来意外的丰厚利润。郊区的农民家庭原本是无偿地获得现在很值钱的土地——要么是在19821984年期间公社解体的时候,要么是在以后村里土地的重新分配时。问题在于,他们现在出让土地是否应当获得市场价格。


为了确保公私双方对郊区土地的最佳利用,经济上的激励措施应当鼓励设想得当、资金充足和管理妥善的项目。这意味着,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和吸引高素质的开发商要优先于将外快送给在土地上没有任何历史投入的农民。


在理想情况下,一国经济的设计应当是为了奖励个人的努力和精明的冒险。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产权应当自动地起到这种作用。但中国的市场远非成熟——在半个多世纪里,农村的地产市场一直都没有适当地运作。如果突然间把耕地变成农民私人个人所有,会鼓励郊区农户发横财,同时使把土地派上最佳用场的成本等障碍增加。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当前有关引进产权的建议在中国的立法机构的审议过程中陷于停顿。它们肯定对正在寻求加快具有成本意识的现代开发和增加城市就业机会的合算途径的决策者毫无吸引力。


但是当然,好的投资项目并不是唯一的重点。对充分补偿失地农民问题,同样必须予以重视。在这方面,中国常常做得很差。失地农民应当获得能够保障其生活质量最起码与其损失相当的补偿。大多数失地农民希望的是找到一个家和一份好工作。但中国的补偿计划所提供的工作往往是报酬很低的,或者是临时性的,或者两者都是。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66月在中国农村接受调查的地方官员们强调,很难为失地农民找到好工作。一些人认为,自动获得城市市民身份应当成为补偿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制定这种自动规章,会大大有助于保障充分的补偿,因为从郊区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城市能够把城市的特权和社会保障网络两项资源都用作补偿。


北京的反应

因此,普遍的市场改革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几乎使社会动乱注定要发生。另外一方面,管理不善的市场激励因素还使污染恶化。污染的成本由公众来承担,表现为无法饮用的水、被毒化的土壤和要命的空气。腐败使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所有这些影响加重。北京看来对腐败现象采取的宽容态度破坏了中国自己的宪法保证——对农村人口来说尤为如此。


强调一点很重要,即中国的社会动乱并不是由要求建立新的政府或者西方式的民主的街头示威所构成。除了一些民族分离主义或者像法轮功这样的民粹主义的全中国范围的运动之外,社会动乱主要包括地方上的单一问题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就连2006年夏季的学生骚乱也不是政治性的;他们所抗议的是自己的学位证书上印出的所属大学,因为校方没有按照曾经许下的诺言使他们如愿以偿。


然而,社会动乱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即使是间接的政治威胁。地方当局对治理、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北京必须找到途径来约束个别的腐败领导人,而又不会削弱所有地方政府的合法权力。


中央政府对社会动乱所采取的一般对策是一项狭隘的和墨守成规的立场。它认为,破坏财产、打人、扰乱公共秩序和煽动抗议都是非法的活动,必须予以逮捕和起诉。中国为其暴乱控制力量人民武装警察拨出的预算2004年超过了中央开支的3%,为法院和检察院开支水平的3倍。但是,公众的大多数不满情绪甚至从未变得毫无秩序。由于被迫诉诸于现有的法律途径和已有几个世纪历史的上访制度,大多数不满的人最终对于基本上不会做出反应的政府机构的拖延和拒绝忍气吞声。


在积极的方面,对动乱根源的重视已经产生结果。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北京取消了农业税和非正式的农村收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研究人员报告说,农村税收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消失。收费和税负的减少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收入,从而加快了早就应当实施的人事改革的速度。这种改革使一些地方的政界官员减少了一半。另外一些节省开支的财政改革使为贫困地区提供的转移支付增加,使腐败官员未能捞到好处,方法是通过在教师等重要的政府雇员的工资支付方面实行直接的银行转账。2004年政府暂停了土地交易,从而使土地买卖停止了将近一年。这也可能使与土地相关的社会动乱的增加速度放慢。


北京所没有做的是在制约地方政府的非法行为方面进行充分的投入,而是在爆发动乱时拿地方官员个人试问——从而使他们可以选择办法来维持秩序和采取严厉的镇压。


前方的路

中国的社会紧张关系主要是由成功的市场改革所引起,因而在实施进一步的改革和迅速的经济增长继续的时候,很可能会恶化。如果得不到矫正,目前的警察执法加上肆无忌惮的腐败,可能会导致地方上对公民的合理申诉的更加严厉的处置。最重要的是,北京必须管束地方政府,并加强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制订有关政策透明度的标准和行政管理与法律救济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等级性质,所以很难约束地方官员,因为国家一级的政府机构通常必须通过其地方分支机构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些常常包括正在接受审查的官员。与此形成对照,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中,中央政府的部门所统领的地方办事处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如果华盛顿怀疑一座大城市存在腐败,它不必要求该市的权力机构去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的地方办事处负责调查,并得到独立的联邦检察官、法院和监狱的支援。而中国则缺乏这种系统性的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似乎正在采纳这种中央独立的直属体制。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把对其地方经济调研小组的全面监督权转移到北京。20068月,中国的环保总局获得授权建立独立的地区执法中心,这些中心将超越地方官员的干涉范围。它们将产生什么实际影响还要走着瞧。但是变化的方向是正确的。


重中之重应当是使国家和各省的反腐败机构获得更大的独立性。这些机构包括政府的审计员和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独立的权力机构的代价将是高昂的。但是社会动乱有阻碍经济繁荣的危险。北京应当把社会动乱当作发展的制约因素来对待——因为它像阻碍运输、电信和能源发展的瓶颈一样实际存在和劳民伤财——并为解决办法提供相应的经费。


华盛顿可以起某种作用吗?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通过鼓励中国增强其诸多的争端解决能力,包括法院、警察、行政上访和政策的透明度,可以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中国。


幼稚的想法是,一股动乱的浪潮就会加快自由在中国的传播。更大得多的可能性是,动乱会破坏经济发展,助长有组织的犯罪,破坏社会凝聚力,招致政府的镇压。如果贫困状况不断恶化,就会加快中国的非法移民向世界其余国家的外流。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权力机构还会有很强的诱惑,迫使其把公民们团结在好斗的爱国主义旗帜下。这些事态发展都不会对美国有利。


为了加强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政策选择——在中国国内外——的认识,美国应当设法使中国尽快正式参加7国集团财长会议和8国集团等国际决策机构,而又不使国家的选举自由化成为中国加入的先决条件。如能帮助中国改善处理经济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动乱的方法,就能使生活水平加速提高,从而有助于削弱为社会动乱火上浇油的紧张关系的经济基础。(尹宏毅译)

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

民主杂志:农村抗议

原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09年7月刊(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专刊)
作者:欧博文(Kevin J. O’Brien)
翻译:东湖隐士(@hsinwang1982)
校对:Freeman(@Freeman7777)、小米(
@xiaomi2020)

作者简介:欧博文(Kevin J. O’Bri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lann P. Bedford亚洲研究讲席教授、政治学教授。欧博文1987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2005—2008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博文教授的研究重点为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社会运动等领域,代表作有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与李连江合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Popular Protest in China(独编,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以及Grassroots Elections in China(与赵穗生合编,罗特里奇出版公司即出)。



除了被假设为支持政权的预备队,在中国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农民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邓小平视其为适于在许多情况下进行求助的对象。1然而从那时起,许许多多每天都在发生“群体性事件”中常有农民的身影。不管是用恭敬的方式递交详述干部腐败情况的上访、发动针对乱收费的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还是参加由掠夺耕地引发的暴力冲突,与1989年6月4日之后那些压抑的岁月中被预期的情况相比,农村居民显示出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意愿去参与更广泛的议题。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动荡与学生卷入政治抗争有着部分类似的诱因,这就是机会(opportunity)。与世界上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一样,中国的农民抓住了既有的和已察觉到的体制缺口(openings)。在官方对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间或地、无规则地放松控制的时期,农民是这种松动的最大受益者。在改革初期,随着制度化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公社的瓦解,农民不再像以往那样惧怕和依赖地方领导人。最近以来,市场化和流动性的增长给予了农民更多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基层选举和司法改革则既提供了可以去抗议的新的滥权方式又为反对报复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尽管很多权利方面的主张仍属于被禁范畴,尽管北京仍对“FLG”成员、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以及可能敢于组建新政党的人持强硬的敌视态度,最高层领导人仍周期性地发出信号,认为农民抱怨最多的那些苦衷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苦衷包括了官员腐败、执法不公以及百姓的生计。

但是,农村抗议高涨的原因又不能全部归结于政治管制的放松和社会经济变迁。有远见的“农民领袖”已迅速抓住机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通过放大体制缺口——将曾被禁止的权利要求推向官方可接受范围内。由此,长期抵抗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些掌握技巧的抗议活动组织者决策的产物——这些人懂得怎样表达权利要求、动员追随者、策划抵制行为以及(偶尔)发起跨区域行动。面对长期的逆境,这些人已定期地验证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虽然很多人为他们的勇气付出了代价——殴打、监禁和入狱都是家常便饭——其他人还在继续着针锋相对的争论,常常聚焦于是否应把那些持续抗争的异议领袖们推成“英雄”;反之,如果他们打起退堂鼓,就要被贬为“胆小鬼”甚至“叛徒”。2

对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来说,他们如何被追随者察觉到、如何去吸引旁观者的关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广泛的支持会降低筹资、引援的难度,也能使农民在组织者遭羁留扮演起保镖角色,或者勇敢地参与到营救行动中。在最近几年,严厉的镇压手段有时会适得其反。这样的手段非但没有起到孤立“麻烦制造者”的作用,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威望。尽管恐吓、殴打、罚款、没收贵重物品和当众羞辱能够迅速终结某一事件并挫败参与者的士气,镇压还能产生抗议者乐于担负的成本,并展示他们的为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甚至连长期入狱这样的判决也不会削弱他们的声望,反而会招来公众的称赞。数千人夹道迎接被假释出狱的抗议活动组织者返乡的场面就是例证。3

社会认可能够强化抗议者的决心,也能催生更多有勇气的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得出一个结论——类似举报等相对温和的抗争是不起作用的,有力且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抗议手段(如阻塞交通或组织静坐)是必需的。这类手段有:在装有扩音器的小型卡车上宣传有利于自己但被当局忽视的政策;就高学费向教育主管部门施压;以及包围收费人员,作为将其赶走的一个前奏。为纠正所在地政府的失职行为,早期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通常求诸更高层次的官员。然而,现在的组织者更倾向于直接挑战当权者并当场索要让步。

暴力活动也在上升。4占用村土地兴建发电厂、庇护贪腐的官员是近期许多官民冲突的导火索。在武装警察和当地打手参与镇压的情况下,这类事件中只有少数例子出现了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研究员于建嵘记录了那些未经筹划的、“偶发的”且很快自行终结的抗议事件的散布过程。这些泄愤活动的怒火实质上是由偶然性的情绪宣泄点燃的。去年夏天,贵州省瓮安县一名女孩的死亡引发了数千人参与的骚乱。这一事件说明,一些地方“积淀的民愤”和“社会绝望感”在增长。5此事件也表明,一旦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因当前的经济衰退被迫返乡,潜藏的紧张关系就会加剧。

但是,中国的农村真的会爆发吗?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许多的抗争活动组织方面仍然是脆弱的,而且缺乏跨阶层的合作——尽管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参与到乡村抗议活动中。此外,对权利的要求仍是有局限性的,而且集体行动规模较小,且限于本地。即便考虑新的新情况也是如此——2008年在黑龙江、河南、内蒙古等地普遍出现的争取耕地私有化的活动不仅缺乏涵盖面广的要求和持久的领导力量,也不具备持续性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团结、规模和合作等特征。在抵制压榨、反抗掠夺行为以及驱逐不得人心的干部等方面,农村的抗议活动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没有迹象表明它能对政权产生迫在眉睫的威胁。

忍耐了如此之多的农村抗争活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自信。如同农村的选举为问责制带来了活力,为不同政见留下一部分空间是该政权风险颇大的合法化策略的一部分。它真实地说明,事态仍处于执政党可控的范围内。当局仍然有任意实施镇压的无限权力,而且一旦认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他们就会释放出与令对手望而生畏的力量。体制缺口也会即刻被新的“禁区”填补(或者加固原有的禁区)。如果权力中心将农民的不满与藏独和“FLG”支持者的不满一视同仁,就说明领导层并不稳定,甚至表明连政权都处在弱化当中。正如对团结工会进行镇压之后的波兰,政权摇摇欲坠的信号有时可能是缺乏抗议行为而不是抗议活动四起。在今天的中国,压力正在形成过程中,形成的速度也许快于其可以释放的速度。而且我认为,观察农村抗争以及政府如何对其进行处理是了解政治体系强弱与否的捷径。

Notes
1. See, for example, Deng's speeches of 25 April and 16 June 1989: Deng Xiaoping Nianpu, 1975–1997 [Chronicle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97]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2004), 1273; and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III, 1982– 199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301.
2. On the demographic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test leaders, see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8–90, 135–37.
3. In parts of Hunan Province in the late 1990s, the social standing of protest leaders exceeded that of grassroots officials. Many villagers extolled activists as their protectors and would offer them free meals or welcome them like close relatives when they visited. One protest leader in Hengyang County who had enjoyed this largesse said that he was treated better than the township head, a man to whom villagers would no longer offer a cup of tea or even a seat. Interview by Lianjiang Li, 2003. For more on repression and its effect on popular support, see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Brien, "Protest Leadership in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193 (March 2008): 17–22.
4. Zhao Shukai, "Lishixing tiaozhan: Zhongguo nongcun de chongtu yu zhili," (A historical challenge: Conflicts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in Ru Xin et al., eds., 2004 Nian: Zhongguo shehui xingshi yuce yu fenxi (2004: Forecasts and analyses of social trends in China)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04), 212–23. On land disputes leading to violence and large-scale conflict as "more likely to erupt in rural versus urban areas," see Yu Jianrong, "Social Conflict in Rural China," China Security 3 (Spring 2007): 3, 7.
5. Yu Jianrong, "Emerging Trends in Violent Riots," China Security 4 (Summer 2008): 75–76.

路透社: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大盘点

译文: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大盘点

作者:Ben Blanchard
译者:jiangge09
来源:路透社网站 reuters.com
原文发布时间:2010年1月22日

视频见: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0L36X20100122

视频说明:(路透社)——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周四(1月21日)呼吁中国及其他威权主义国家解除对本国公民使用互联网的限制措施,扬言说这会进一步加重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随着这两个大国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日益加深,中美间的紧张气氛不大可能逐步升级为全面对抗,但它会使得两国在全球经济及安全事务方面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以下是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主要议题:

1.货币与债务

美方抱怨中国政府人为低估本国货币的币值,这单方面促进了本国出口,有失公平。

中国自2008年中期以来,非正式得将人民币与美元绑定,这意味着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也会走弱。

中方则担心其美元储备会由于美国为支持经济刺激政策而大举发债的措施受到侵蚀。

截至去年10月底,中国共持有总额为7989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中国在2008年9月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

美国国会议员们打算对人民币问题采取行动,但是根据美国法律却很难对这些补贴指控进行调查。

美国在考虑到需要中国大量购买其债券以支撑本国的赤字预算时,不太可能会做出轻率的举动。

2.贸易与投资

一个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正在对美国向中国轮胎征收关税一案进行裁决,这是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美方首次批准对中国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

其它集中在钢铁产品,禽类产品,中国对原材料出口征税,以及对中国制造的食品,玩具及其它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关注方面引起的贸易争端,也被中国生产商视为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则抱怨在中国会遇到知识产权失窃,潜规则,官员腐败及本土竞争对手享有的不公平优势等问题。

中国则引证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驳回的矿产投资,指责美方设立投资壁垒。

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值为697亿美元,与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总值3378亿美元相形见绌,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3.外交及军事影响

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也开始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亚洲与非洲。

中国同时也在不断提升其军事实力及外太空开发能力,而美方则表示中国应在其军费开支及战略意图方面更加开放透明。

中国十分警惕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去年美国军舰在中国海域巡航引发了一系列小规模冲突。在2001年,一架美国侦察机因与一架中国战斗机发生碰撞而迫降在中国领土上。

中美两国在一起商讨朝核问题。中国担心其邻国的崩溃会导致难民涌入破坏中国东北地区的稳定。

华盛顿则希望中国能对进行核项目的北朝鲜及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台湾问题始终是一个痛处。北京从未宣称会放弃使用武力统一被认为是其主权领土的台湾。

华盛顿向台湾出售武器激怒了中国,但美国声称这是合法帮助台湾岛进行自我防御。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则是西藏与其流亡在外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已多次访美,但还未会见过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

4.进展艰难

美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发展艰难。中国政府会对网站内容进行审查,并已经封闭了许多外国网站,包括知名社交媒介Twitter,Facebook及YouTube。

2010年1月12日,Google公司宣称它不愿继续在中国对互联网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并因遭遇来自中国的一些尖端的网络攻击而可能撤出中国。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1月21日呼吁中国对网络攻击进行公开与彻底地调查,并放宽对网络自由的限制。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将如何促使中国开放互联网。一些人担心强硬的做法会引起逆反心理,使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进行更严厉的管制。

法新社:网络安全专家: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进行网络军备竞赛

原文:China, US, Russia in cyber arms race: net security chief
译文:法新社:网络安全专家: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进行网络军备竞赛
发布时间:Jan.28.2010
作者:Hui Min Neo
译者:Carlos Gong (Twitter:@carlos_gong)

图片解说:2009年12月18日,Twitter页面上的信息表明该站已经被黑。一个叫伊朗网军的黑客组织将Twitter重定向到了其自己的网站上。(法新社/Twitter.com)

法新社瑞士达沃斯电:
著名网络安全公司麦卡菲(McAfee)的领导声称:中国,美国,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正在开展一场网络空间中的军备竞赛,以应对潜在的互联网敌对势力威胁。

麦卡菲是一家位于美国的安全公司,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夫-德瓦尔特(Dave DeWalt)表示,近几年来,各国政府在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持的传统防御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

他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很明显,这些政府原有的防御性姿态已经转变为进攻性姿态。”

麦卡菲公司表示,经其鉴定至少有5个国家已经拥有了网络战武器,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

“我们注意到大约有20多个国家的政府在准备网络战和网络间谍行动,并在努力提高自身的网络攻击能力。”德瓦尔特这样说道。

他告诉本社记者:“一场网络军备竞赛正在进行。”

德瓦尔特并不是第一个为网络战敲响警钟的人。联合国电信机构首脑哈玛德-图雷(Hamadoun Toure)去年10月曾经警告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会在网络上展开。

在谈到谷歌最近所遭受的袭击时,德瓦尔特指出,这一事件表明,网络战的内容已经从间谍行为和对政府基础设施的攻击扩大到对纯商业性机构的袭击行动。

谷歌声称袭击事件是由中国政府策划的,并威胁说将因此退出中国。谷歌的指控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外交纷争。

德瓦尔特说,对谷歌的袭击“是政府袭击商业机构的少数几起案例之一,它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间谍行动,其目的是盗窃谷歌、Adobe等公司所持有的重要知识产权。”

德瓦尔特说,这次代号“极光行动”的攻击已经袭击了30多家公司,被袭击的公司数量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但是,这只是“过去12个月内的一系列不断加剧的袭击”中的一起而已。

麦卡菲公司在过去12个月间所监测到的恶意软件数量增长了500%。这些恶意软件包括间谍软件,病毒,木马等等。

德瓦尔特说:“这比我们在过去五年中所监测到的所有恶意软件的数量加起来还多。”

麦卡菲在其最新报告中进行了一次针对大约600名 IT 安全管理人员的调查,调查发现有60%的被调查者相信有外国政府参与了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渗透。

大约36%的被调查者表示美国政府是对其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33%的被调查者则认为中国政府才是最大的威胁。

这一调查还发现,全世界范围内由于网络攻击所造成的损失大约是每天630万美元,也就是每年达到17.5亿美元。

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攻击所带来的服务中断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带来的损失最大。

这一报告的作者斯图尔特-贝克(Stewart Baker)指出:“随着一些国家政府和犯罪集团挤进这一领域进行网络窃密和切断服务的犯罪活动,私营经济部门所受到的伤害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除了这些潜在的威胁之外,政府部门在采取措施保护私营经济部门网络设施安全方面也显得很滞后。

贝克是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访问学者,他说似乎只有中国在“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使其工业部门采取某种指定的安全标准”。

伦敦书评:中国狂热病 (一)

原文:Sinomania
译文:伦敦书评:中国狂热病

发布时间:Jan.29.2010
作者:Perry Anderson
译者:SoapSal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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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本文评论三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黄亚生 《对抗法律:中国衰败地区和新兴地区的劳工抗议》──李静君

以下为节选:

……

该怎么审视这本书的结构呢?善意的热情不能代替判断力。中国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久。但是,如同“法国文明催生了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国”,中华文明催生了PRC听起来同样不着调。讨论这个文明那个文化如何如何是自私自利的,可以武断地给他们划界。这种手段臭名昭著。亨廷顿又相当失望地出现了:这是一个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正教的文明。给PRC涂脂抹粉一无所获。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法国如果有更古老的历史和更广阔的土地的话,也会像同时代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保守的单一民族国家,扮演者皇帝的角色。中央把持的经济,前现代的中国智慧这些吹嘘出来的东西也不能帮助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是否,上至宋朝,中国还在科技和商业方面大大领先欧洲,在明朝末年科技已经落后,甚至在18世纪清朝盛世时期,农业产量和平均工资水平(更别提广义上的智识进步),已经被欧洲领先者甩开。更别提书中描绘的那些田园诗般的幻象:先知为了大众的福祉忧心忡忡。这和事实根本不搭界。按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话来说,这一连串的王朝统治都是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花言巧语的道德说教包裹着严酷镇压。

用学术标准考察《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一部分是不公正的。这都没有刺中这本书的喉咙。《统》用初级的民间故事来取悦读者,“真知灼见”随之而来。中国不需展示他以往取得的诸多顶级成就,依然可以准备好接管世界。思想的不连贯,在这本书的核心处更佳严重:《统》一书的大部分都在不要脸的支持PRC,声称PRC不仅是未来的重要强权,而且是“西方秩序终结新 全球秩序开始”的破冰者,解放者。(如同这本书的美国版副标题所写)。这种观点看起来成了一种晚期英国特性:雅克的观点仅仅比马克・莱奥纳德的那本《凭啥欧洲能把二十一世纪管起来》(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略微正常那么一点。这位莱奥纳德也在雅克帮着建起来的那个“Demos智库”打下手。但是这本《统》一片大好的主旋律的背后,还有另一部分: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拥抱多元主义”,用“软实力”吸引他的邻居伙伴,并且力推“国家间民主”。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中国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种更高等”继承了“中央之国”思想后,多多少少有些种族主义,附庸国朝贡的治国术对稳定有利,但这些是基于阶级统治和不平等的。──也许这些传统能帮助建立国家之间的民主?(译者注:写书评的人讽刺功夫一流啊:))没必要,因为新世界(至少是下一个世纪),中国将不走西方的老路。这本书否认了自己的标题,自我混淆以增加销量:中国将不会统治世界。即将发生的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争相走向现代化的时代”。中国将会逐渐增加自己的地位,最终统治世界。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并且赢得全球竞争,获得霸权,这和中国高速发展带来“国家间民主”没有多少关联。只有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后才能理解为什么。作为英国共产党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前编辑,90年代初期英共死亡后,雅克加入了主流媒体。摆脱了他过去的语言。冷战结束苏联消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成为过时的老古董。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敞开大门欢迎世界市场)和这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书要因之踌躇的。这个问题属于这本书竭力避免的词汇表里。洋洋洒洒五百余页,“资本主义”这个词几乎没出现。但是依然有一种国际纷争,那里更合意的一方能获胜。很简单,现在这不是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执政,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有那么多不同文化的最新方式。变更词典的目的显而易见:这是给左翼的一枚安慰奖。资本主义也许已经取得了全球范围胜利,不能找麻烦去讨论这事呢?相反,为什么不去找一个非西方的变量,正好它是一个命中注定要俯视全球的国家,执政党依然自称是共产主义党?

唉,这愿望很饥渴,里面仍有有不可克服的逻辑困难。设想中的其他现代力量,是文化而非结构的。:他们的不同处并非是社会系统而是价值观──总体来说,一些与众不同的道德观和敏感点的结合,混合而成某种国家“特色”的生活。但是正因为这些文化都是特殊的,总体上说是很难转化为另一种的──所以才不能是普适的。在这个后理论的世界里,说起其他一些讨论文化区别的作品,能想起来的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或者福山的“信任”──他们抓住了这种不可转换性。从未声称任何一种文化共同体可以形成对其他共同体的优势,谁也做不到经济秩序所能做到的。此外,中国现代化中奖成为霸权。。不但忘记了任何一种强・民族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也忽视了特别是中国人的强烈对抗──到过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很熟悉中国的独特。很少有同时代的文明(也许日本?)如此自主意识强烈地反对和别国比较,如此强调自己的条条框框和传统无可模仿。雅克很清楚这一点,他以他的方式有时甚至把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夸大至种族主义,实际上证据不比他假想的多。但是他没能看穿“中华行”这种祭祀仪式,放开想象畅想在那未来,魅力无穷的汉文化在全球胜利传播。

PRC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要素。但是这和“现代化”这种空虚概念毫无关系。《统》一书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云雾缭绕。下结论说这本书是迟来的马克思主义+亚洲价值,这很不公正。在表面上连续的儒家法统之外(中共把自己视为这个法统的继承者),这本书很少讲到当代中国社会本身。一些句子匆匆忙忙的提到:中国的不平等正在增长,但是政府已经着手改善之。还有一些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对共产党片面的描绘,对边境地区冲突的一些小心谨慎的反思,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个国家还不能民主,对作者而言,中共再统治个30年那是再好不过。我很好奇,读者们能从这本书看出些个PRC的什么真实社会生态来。当然北京当局绝不会“很受伤”肯定会热情欢迎。1935年的时候,韦伯斯写了一本关于苏联的书:《苏联:一种新文化?》在后来的版本里,这个问号被去掉了。今天的“文化国家”,也是本着类似精神弄出来的东西。

对当代中国的严肃理解不在这里。在政治和知识光谱的另一端,最近出版了两本优秀的学术著作。自由主义右派黄亚生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绝佳地展示了他的调查经验,清晰概念和独立思想。所有想了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经济,怎么个增长法的人,可以从这里开始……

紐約時報:保罗克鲁格曼:多數派之殤

譯文:多數派之殤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發表時間:January 27, 2010, 6:10 AM
譯者:messiahxu(@messiahxu)

政黨通過給選民一個承諾來獲得統治與執行新政的權力,這就是民主的工作過程。

而美利堅合眾國的政府運作流程卻是這樣的:政黨通過給選民一個承諾來獲得席位,除非六十個參議院都隸屬于你,否則不能說有統治權。

去年是一個歷史上少見的用冗長演說搗亂之年。

參議員湯姆·尤德爾打算改變參議院的陳規,因為回歸憲法,你根本找不到有關多數天然正義的依據,他十分精彩的論證了與我們經常聽到的相反,少數服從多數根本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而且這也并不是長久以來形成的傳統。實際上這還是因為共和黨發現自己屬于少數派之后才發展起來的理論。

湯姆·沙勒認為,因為守舊派不愿意做出多少改變,所以多數派體制使美國有著右傾的政策。可布什不是做了很多改變嗎?某種程度上吧。但布什政府的所有政策總結起來不就是透支未來嗎。無資金支持的減稅,無資金支持的醫保改革,無資金支持的戰爭,諸如此類數不勝數。布什从未证明过负责任地管理美国是可能的,因为他根本没尝试过。

尤德爾的理論是正確的。我們需要改變參議院。否則,我們將會親手將祖國締造為香蕉共和國。

译者注1: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 1953 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 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他的专栏《自由派的良知》上的观点。

译者注2:香蕉共和国: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拥有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家。这里泛指执政能力很弱的国家。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By Anne F. Thurston

 

作者:石文安博士(Dr. Anne F. Thurston),目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Johns Hopkins SAIS)中国研究高级研究教授;草根中国计划主任,曾对《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英译版进行了近乎重写般的增删润色。

本文是作者参加2006年2月3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所举办的Hearing on Major Intern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听证会)Panel 4: Chinese Control Mechanisms 上的公开发言。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原文下载,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6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6_02_02wrts/06_02_02_thurston.pdf


开始我想要感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邀请我今天来这里作为你们今天所举行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领导层当前所面对的主要挑战”(major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听证会的一部分。


我并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把我的研究集中在大的议题上,那些大的议题一般是由委员会致力去解决的问题,例如:与武器防扩散相关的议题,中国遵守WTO规则的情况,中国的全国预算等等之类的。在许多年里我已经花费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在中国的草根阶层上——在中国的农村,有时则是在中国农村中非常贫穷的地区,在中国城市的外来工人之中,在偏僻的西藏高原,在那些自1978年改革以来并没有从中获得大量收益的人群中。我会把我在中国待过的,花费了我大量时间去调查研究的中国称为“另一个中国”(“the other China” ),这个名称是受到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于1963年出版的一部题为《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的启发而得来的。哈林顿的书详述了身处在一个被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形容为“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社会之中,仍然处于贫穷状态的2000万到5000万的美国公民的困境。我试图去讲述数亿还未成为“崛起的中国”(“rising China”)的一部分的中国人的故事。



我一直坚信你们今天对我的邀请不是一个错误,你们真的很想听一下我在“另一个中国”的存在对中国领导层提出了什么挑战以及这些挑战会如何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上的看法。



我有时在与华盛顿的观众的谈话中会想起由已故的斯坦福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好些年前提到的一个告诫,这是个重要的并具有挑战性的告诫,他称之为“正确的认识中国”(“getting China right”),他说,“正确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具有致命性质的严重的问题”。



在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的岁月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书就是由艾萨克斯·哈罗德(Isaacs Harold)所著的《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在这部书中艾萨克斯详细叙述了美国在对待中国的看法上持续性的处于左右摇摆的极端状态。这类看法的转变一直都是从非常正面的,赞扬中国那悠久的历史以及伟大的文明,它那令人敬佩的勤劳、富有智慧的人民,到极为负面的认为中国是一个极为残暴、野蛮、不人道的国家.。而且艾萨克斯指出,不仅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来回摇摆像个钟摆,正反两面的意见往往也是同时存在的。



我仍然发现“正确的认识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太多样化了,并且让我们在理解它的所有复杂性时变动得太过于快速了。但是我在“另一个中国”上的经验导致我认为我们在观察“崛起的中国”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发生了,当我们把中国当成陈述句的主语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指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其他几个大型的、位于该国东海岸的繁荣的大城市。



我发现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胡鞍钢所做的,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分析是更为实用的。我会简单的把胡的分析放在这里讲给大家听一下。

像上海、北京以及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加上那些蓬勃发展的位于东部的沿海省份,通常构成了胡鞍钢分析里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这两个世界就是我们通常在谈论崛起中的中国时意味的对象。那是一个自1978年改革以来,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的中国,中国很可能超过了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变成了世界上第四大的经济体,那是一个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那是许多人视之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或至少是一个潜在的、寻求支配亚洲和世界霸权的中国。那是一个让一些美国人感觉到恐惧的中国。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中国拥有了3亿的人口。比美国的人口还要来得大。

还剩下的拥有着10亿人口规模的中国人民。这些人构成了胡鞍钢所谓的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那基本上就是我所说的另一个中国。


所以我想说一些关于另一个中国的事情。另一个中国最为根本的现实就是只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增长得更快了,所以它的收入不平等的比率也一直都在增长。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是经济学家用来测度不平等的一个指标,0代表绝对平等,1象征着绝对不平等,已经从改革进行时期的估计值0.28增长到了2004年的0.45左右。最近一份出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认为差距还要来得更高,基尼指数可能高达0.55。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水平比资本主义的美国还要来得大,美国的基尼指数为0.40。


另一个中国有着许多张面孔。另一个中国的成员大部分都生活在农村。贫富之间最根本的差距就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在最为贫穷的省份,富裕情况都要比农村地区好上很多。统计数字是令人震惊的。拥有4亿5千8百万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36%)的中国城市的人均收入是每年1033美元。拥有8亿7百万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64%)的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是每年319美元——比由世界银行所设定的贫困标准一天一美元还要来得低。公布于2005年年末中国最新的统计资料,提供的数字显示67%的农村人口,大约5亿4千万的人,每天赚的钱都不到一美元。中国农民每年的平均支出只有236美元——0.65美元一天。


如果这个“另一个中国”是一个国家,它将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这个乡村的,别样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太多人口、太少土地以及不太足够水源的农村地区,在那里税是高的,官员是腐败的,并且许多父母无法供应他们的子女去上学,在那里卫生体系已经走向末路,大约80%的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失去健康是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灾难性疫情威胁无处不在。禽流感只是最为近期才让人感觉到恐惧的隐忧。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已修改了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影响的人数,从估计为840,000 人下降到了大约为 650,000人。尽管如此,但是大家都同意问题是尖锐的。我假设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所提警告仍然是成立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已经说中国“现在正在见证令人难以置信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传染病情的显现……濒临一场灾难,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人间浩劫、经济损失和社会破坏。


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是另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大多居住在遥远的大西部的贫困的农村地区。中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的8.4%,但他们却构成了官方所承认的贫困人口的40%,并且遭受到了额外的明目张胆的负担,有时则是恶意的歧视。


许多妇女同样落在了另一中国的分类中。当男女比例继续失调,男性人口每年的出生率要远远超过同期的女性人口出生率。农村地区的妇女尤其是不能幸免的。中国的妇女构成了世界上女性人口的大约20%,但由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统计却发现,大约56%的女性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而中国女性自杀事件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



然而另一个中国不再只是广袤的农村地区。有着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弱势人群的城市中国也被包括其中。城市里面被包括在另一个中国的人口中最为大量的就是外来人口,1亿4千万到2亿的外来务工者为了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农村。每个主要的中国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规模巨大的、为农村外来人口所占据的飞地(enclave),在那里数万人挤住在拥有次等的住房条件、最低水平卫生系统的贫民窟里。受到了他们所服务的城市居民的隔离(isolated)以及虐待(ill-treated)。外来打工者做苦力(这个汉字名词来源于英语“coolie”),代表城市居民做痛苦的劳力活。他们是修建了供大量城市居民居住和工作的新摩天大楼以及公寓楼的建筑工人。这些人是蓬勃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无数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在那里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准低,工厂管理层不对安全问题关心,这种情形保证了西方国家明显地拥有了一个能够无限供给廉价制成品的制造基地。

另一个中国还包括了一个越来越多的街道儿童群体,他们被身在农村的父母送到城市去自食其力,因为那些父母太贫穷了以至于无法养活他们。


并且中国城市的贫困局面也是自发的(不完全是由外来打工人口的迁入而造成的)。数千万的城市工人,从衰败的国有企业下岗的,并且通常都没有得到一个安全网照顾的,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市贫民。有大约2500万退休居民没有退休养老金,每天开支不到一美元生活在贫困状态中。当数千万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居民开始要退休的时候,在2020年以后这类人群的人数可能会增长。除非激进的改革很快就能得到执行,否则许多中国城市中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居民将不会拥有退休金或获得医疗保健。.


我还会再加上一类人,那就是千百万中国的城市中的被拆迁户,他们的住宅为了空出去修建新摩天大楼以及公寓楼而被推倒了,并且摧毁他们的家园所给予的补偿不可能充裕到再购买一处令他们感觉到满意的新住宅。在农村地区,7,000万的中国农民已经在近些年中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今天中国各处,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正看到开发商以及官员勾结在一起从普通公民手里以“社会进步”的利益为幌子来掠夺土地以及住宅。这类土地以及住宅的攫取是今天我们在中国许多地方所看到的抗议事件产生的一个主要肇因。



降临到另一个中国头上的问题是巨大的。我并没认为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分开来看,另一个中国的问题可能形成挑战,但最终会被解决。合在一起看那些问题,中国正在直面的系列问题,其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都从未出现过。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是下一个十五年到二十年中国的领导层会集中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他们也必须那样去做。如果中国没有找到那样的意志、创造力以及资源去解决那些问题,它所面临的前景远不是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会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不能为它人民中相当多数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物品。我不认为这样的前景会发生。但中国——身在另一个中国中的人民,前途将非常坎坷。


大家都知道,中国正面临着一股日益高涨的不满之潮的冲击。我与谭睦瑞(Scott Tanner)质疑抗议活动的数量以及细节有所不同。然而在这里,让我简单说明来自中国公安部所公布的数字,这个数字指出了显著的抗议事故的不断增长。这类事故的数量从2004年的74,000起上升到了2005年的87,000起。如果相同比例的美国人口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去,(在美国)我们可能每年会遭遇到超过20,000起的抗议事件(平均下来每天发生55起大型的事故)。那是数量非常大的抗议活动。我不确信我们会如何或如何很好地处理这些事件。



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并理解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正在面对这些系列问题的考验,我们会回到米歇尔·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说的 “正确的认识中国”那样的立场上。我想中国政府确实认识到了症结所在,但它总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它看到这股不断兴起的不满之潮可能会危及到它的合法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见的是一个强大的、正在崛起的中国,害怕这个国家终有一天会威胁到我们。但是中国领导层看到的却是不断增长的国内的愤怒情绪并担心它们威胁其保持权力的能量。



我想我们也都会同意中国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所会带来的一个后果已经体现在了人权被侵犯的发生率已处于增长状态这样一种态势中。我们都看到了具有高尚理想以及良好意图的、有勇气的人士继续在遭受逮捕、骚扰以及迫害。我在这里只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陈光诚,这个双目失明的、自我成材的维权活动人士,在领导了一场反对山东省所实施的堕胎和绝育政策的司法运动——指控地方官员不遵守中国法律的行为,反对强迫妇女进行这种手术,在这场维权活动之后于2005年秋天成了报纸报道的头条。甚至在中央政府同意去调查陈光城所抗议的极端滥用权力的行为之后,陈光城仍遭到了地方当局的软禁和殴打。


还有吕邦列,一位来自湖北枝江市宝月寺村的34岁的农民,成了一个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并且在他领导了一次成功控告经选举产生但却不合法的进行贪污活动的村委会主任之后被共产党创办的中国青年报赞誉为“农村草根民主的先锋战士”。在跑到中国另一个村子——广东太石村(在那里农民当时正在寻求类似于发生在宝月寺村的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行动)施以援手之后,吕被那些明显受到雇佣的流氓打昏在地。今天,无论吕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公安流氓的跟踪。


还有律师GAOZHISHENG,他获得了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律师之一的声誉——受到了地下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的被拆迁户、民运人士、被剥削的煤矿工人和反对贪官的人士,被非法没收土地的人士、发生医疗事故的人士与被警察虐待的人士的支持。在他没有登记他的办公室地址变更之后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今天,他和他的家人都在不断被跟踪、被围困。


在中国政府对待这些有勇气的活动人士上我们必须继续表示我们的警告。但不幸的是,没有理由惊讶于中国政府会参与、允许或宽恕那些人权被侵犯的犯罪举动。

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越来越多的拒绝威胁、由使命感驱动的人士正在涌现出来,那些人正在坚持不懈地工作,即使面对恶意放置在他们前面的障碍。今天最使我感到振奋的是中国面对的每一个问题,人们都开始想要去解决它们。那些人我会把他们冠上“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的称号——他们是有使命感的人士,是对一个更好的中国有着愿景(vision)的人士,是不会停下来、不会放弃他们追求的人士。他们是已经看到了其所处社会问题的人士并且拒绝移开他们的目光,他们坚持借用来自哈维尔(Vaclav Havel)的思想——“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他们的使命是想要改变中国。他们不会用“不”来作为一个回答,直到他们的工作完成之后他们才会停歇下来。



中国一些最早期的社会企业家是在体制内推动改革的政府官员。直到非常近期为止,政府服务既是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又是最有可能推动积极改变的支点。有些社会企业家是学者。我认为中国社科院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博士已经观察到了广泛的农村不满现象并且号召他的知识分子同仁去帮助组织农民好让这样的组织更好的代表他们的利益。有些社会企业家是律师。有些则是与爱滋病患者,与最容易受到伤害、接触到爱滋病、被视为可耻群体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合作。有些社会企业家是中国偏僻地区的英语教师,有些则是先前的政府官员。



中国今天正在目睹这些社会企业家决心去变迁他们所处的部分世界以带来积极的改变那类举动真正的包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的社会企业家所受到的公众关注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社会企业家的人数在上万人,也许是几十万人之间并且这些人位于范围宽广的政治光谱之上。他们所做的大多数工作大多没有得到公众的喝彩但却通常会获得巨大成功。参加这次会议的谈话人被要求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拿今日中国的氛围与毛、邓、江时期的氛围做比较。社会企业家不太可能生活在毛、邓统治下的中国。假如生活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会被投进监狱。

我认为这些新的社会企业家的出现是重要的,基于以下若干理由。

第一,无论什么原因——在创新方面无法胜任(incompetence)也好,无兴趣(indifference)

也好,无力(inability)也好或在意志方面表现失败——中国政府不会尽快拿出解决之道去解决国家所面对的迫切问题。而政府口惠而实不至地去处理这些问题——持续的贫困以及越来越高的贫富差距,在基层政府层级上异乎寻常的腐败现象,一个遭到挑战的教育体制,一个失败的卫生服务系统,潜在的灾难性的传染病、环境灾难以及广泛的社会骚动——看起来他们是不愿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企业家对于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这些新的社会企业家正在成立旨在解决这些急迫问题的非政府组织 (NGO)。在另一个中国之中最令人兴奋的新发展就是由社会企业家所建立起来的数量急剧增长的非政府组织。自梁丛诫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已经十年多过去了。现在“公民组织”(或公民社会组织或通常被称作为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成千上万。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最近尝试一项对中国的各类组织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的计划,通过该计划他总结出中国现在拥有总数超过800万的登记注册或没有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准政府组织。这类组织的绝大部分,超过500万是得到了准政府的大型组织的支持,譬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



但中国现在是有着成千上万真正的非政府组织。随着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 在2005年10月访问中国之后,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当前拥有30万到70万 “提供着从司法援助到环境保护以及在乡村一级为儿童兴建游乐场所以及与农民分享小型农业的技术” 的公民社会组织。无论多么的犹豫,无论这样的进程来得多么的迟,中国正在加入到由Lester Salamon(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在1994年所宣布的“结社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的进程中来。

第三,这些新的非政府组织正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基础。公民社会的发展是重要的,因为,依我来看,如果中国讲开始成功地向一个更为开发、民主的方向转变一个稳固的公民社会对那样的前途是至关紧要的。中国当前的威权主义政府与一个更为民主化的未来中国之间最短的距离就需要一个公民社会的发展。


许多这样的新兴社会企业家以及这些新的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府来说犹如针芒在背。社会企业家们也不想形成这种局面,但他们却不得不那样。他们要求官员们遵守法律,他们在公民的合法权利上给公民们提供建议。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具备更大的透明度以及问责制,并且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以及支持者,他们也在提供别样的领导模式给他们,尤其是在地方层级上。地方官员,依我

个人经历来讲,被很普遍的认为是既腐败又对贫穷人士的苦难或对普通人的问题漠不关心的。人们这样告诉我,没有人会对地方政府保持相当的信任。中国的许多新兴社会企业家成了作为良好的地方领导人的典型。


第四,中国的新兴企业家以及由他们所运行的组织正在合作着,跨越一直以来很难去打破的障碍。

有些城市的知识分子已经在给那些弱势的农村社会提供援助。人权律师代表那些来自这个国家中越来越多样化的部分人群的客户。吕邦列则试图把他成功的例子在这个国家中从一处传递到另外一处。


并且拥有着共同目标的团体越来越聚拢到一起去向政府请愿。在2005年8月份,通过发布他们自己所做的对计划兴建的怒江水坝所会造成的环境影响的报告,61个非政府组织以及99名个人签署了一封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它自己的法律。计划兴建的怒江水坝会是非常大型的水坝工程,许多人都在担心它在技术上的可行性,担心它对兴建水坝所在地——一个生态上很丰富的地区所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居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有49个人已经签署了一份批评政府在东洲乡所进行的行为,在东洲乡村民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去抗议一个风力电厂的施工并且警察向抗议群众开了枪,造成了大约有20人死亡。有30个人签署了抗议太石村事件的公开信,在太石村,维权活动人士杨茂DONG(郭飞XIONG)被逮捕,吕邦列遭到了毒打。记者们已经签署请愿信抗议当局施压开除其编辑人员(新京报主编遭开除事件)。

中国的新兴社会企业家以及不断增长的非政府组织给中国政府出了道难题。这些人、这些团体都在致力于解决真正的问题,并且他们正在使用司法渠道去呼吁政府执行他们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中国的领导层不再坚持说,国家正面临到的巨大的系列问题是不存在的,政府也不再假装它自己就可以解决那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非政府组织被允许存在的原因。



我认为这就是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一个肇因。中国政府正偏执的关注国家陷入混乱的可能性。他们当然把这种兴起的社会不安现象看成是国家稳定局面遭到挑战的一种征兆。中国的新兴社会企业家以及新的非政府组织既是潜在的解决问题之道又是有可能导致那样的社会动乱的原因。他们一方面能帮助政府处理那些政府无法独自解决掉的问题,表现出他们可能会减少社会动乱的趋势。另一方面,那些政府无法独自解决掉的问题有一些是系统性的,并且必然会让一些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处于一个冲突状态。

今天中国处于中国社会最高层的领导者以及那些处于最低层的人士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在冲突正在发生的底层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贪污活动。贪污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提两点。


第一就是没有受到资金资助的授权统治活动,尤其在这个国家最为贫穷的地区。贫困地区的政府要负责诸如学校、道路以及地方人员薪水在内的各种公共品。当政府没有钱的时候,他们就向农民纳税,或对每个所能想象的活动以及财产进行强制收费。在许多地区,征收费和税已经变成了一种掠夺行为。

导致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所实施的财产权的本质所造成的。中国农民不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村庄的土地表面上都归集体所有。然而谁拥有分配土地的控制权,这些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土地权被出售是如何被解决的,以及谁从中获益是非常之模棱两可的。这种模棱两可性给勾结在一起的贪婪的地方官员以及贪婪的开发商带来了无限的贪污机会。


社会企业家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必然把他们自己放置在了一个会与地方当局产生冲突的位置上。并且当谈判解决冲突的做法失败,村民一下子转向抗议活动的时候,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就会冒被指控为“制造动乱”(“creating turmoil”)的风险,就像那些在1989年参加了抗议活动的学生所遭受到指控那样。


国际介入是一个另外的复杂情形。今天有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诸如扶贫、教育、卫生和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环境和司法改革这些议题上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多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都接受了国际支持,许多组织离开了这样的支持就无法再运作下去。许多外国非政府组织与一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关系非常紧密,中国政府肯定是一点也不满意于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不满的程度明显从去年春天的某个时期起得到了增长。


据我了解,这个问题始自俄罗斯对于近期所发生的、被称作是“颜色革命”的事件,尤其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所发生的“颜色革命”的观察,他们认为这些事件都显著的得到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中国显然也变得关注国际上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在中国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想要在中国去推动一次颜色革命。因此,政府开始了长达数月的、一系列的针对中国境内所有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我不知道有任何的外国非政府组织被中国政府拒绝让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阴影已经笼罩在了那些组织的头上,关于外国非政府组织新的规则以及条例仍然在被讨论。


如果要我们对中国政府说一句话,我们要说的是它的目标以及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目标之间没有什么巨大的冲突。中国政府已经把农村改革作为它最近的五年计划中的一项主要要去实现的目标。对农民所实行的农业税,被严厉批评要求加以废除。农村教育要实行免费。一个新的健康保险的体制要被引入到农村地区,致力于减少地方官员腐败的政策将会被促进。要去强调法治。并且在它近期公布的民主建设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宣称民主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共同要求并且许诺会继续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该白皮书提出的主要警告就是民主只是由内部产生出来,而非由外部力量强制输入而导致的。


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断裂长久以来已经变得非常之巨大了,在全国层级清楚表明的政策并不总是能在地方层级上得到实施,没有遭到由社会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弱势公民持续的推动以及刺激,惯性力量依然会作用下去。

很难言过其实的去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多么的重要。中国新兴的社会企业家以及由他们所运行的组织是中国的希望,是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改革的推动力。草根层面的变动就是来自这批人。如果民主要被引入那个国家,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就要依靠那些社会企业家以及那些由他们所运行的组织,他们所服务的那部分人群,在今天的中国以及一个可能在明天出现的民主中国之间必不可少的一项发展就是被大部分人称为公民社会的事物。许多新兴的社会企业家,通常意有所图地、有时候则是无意地,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努力。有些甚至是有意识的在推动民主。



我并不会以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言作为自己谈话的结尾。但这个研讨会已经要求各位发言人提出美国政府能做出什么主动行为(initiatives)或政策来帮助中国人民培育一个更为自由以及更具开放性的政治舞台。国内会导致改革的力量是来自这些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那些领导这些组织的社会企业家们。中国的这些供应变动的力量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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